［摘 要］文明形态理论的涵盖面广，理论形态复杂，但其核心概念和理论分析框架来自于文明形态史观。20世纪初的西方文明危机是文明形态史观产生的深刻历史根源，作为思辨历史哲学的集大成者，其实质是对客观主义史学的理论反动。其中汤因比晚年思想影响巨大，全球史观、全球学研究及生态伦理学等均是从他的思想中汲取养分。文明形态理论与社会形态理论具有诸多的共同性，但其唯心主义的理论实质难以达到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借鉴文明形态理论的思想观点，对于构建未来新的文明形态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文明形态理论；文明形态史观；社会形态理论
一、何谓文明形态理论
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历史是通过各种文化与文明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或生生灭灭从而显现出来的，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1］39。然而，关于文化和文明的理论阐释，却存在着多样化的图景。因此，辨析与文明相关理论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1.从理论形成的时间上看，西方的文明理论产生最早，它起源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和批判，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风俗论》（1756年）被认为是文化或文明通史的启蒙之作，之后苏格兰学者弗格森出版了《文明社会史论》（1767年）。文明形态史观则肇端于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学”，成熟于20世纪3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而文明形态理论则是在文明形态史观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学者在借鉴“文明形态“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立足于本国的实际创造了一些理论体系，如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的“战国策派”和50年代之后日本的比较文明论。
2.从概念的内涵上看，首先，文明理论的涵盖面最广，其次是文明形态理论，内涵最狭窄的是文明形态史观。文明理论是指近代以来文明研究中系统化的观点和理论的总称，它不是某个学者或思想家提出的理论，也不是某个学术派别、思想流派提出的一组理论，而是世界范围内涉及众多学科的系统化理论的文明思想和观点的总称。文明形态史观是指“在历史学的研究过程中常常以宏观的维度、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以人类高度自律性的文化作为有机的载体，全面地考察社会发展的形态，多层面、多视角地透视世界各种自成系统的文化；探讨它们兴衰、演进的历程，并企图通过揭示其各不相同的特点，来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的全貌并力图诠释其内在的规律性；其关注最核心的内容是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历史形态。”［2］93文明形态理论则是西方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关于文明形态理论的统称，直接起源于文明形态史观，以“文明”形态作为分析框架，把研究视域延伸到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及人类学等领域，在社会转型时为其所在国家和政府提出应对之策。
英格曼神甫说：“还有坏下去的余地吗?”他绝不会放这群穿黄军服的疯狗们从正门进来。让他们从正门进来，就把他们抬举成人类了。
3.从理论实质上看，文明理论是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关于文化与文明系统性、理论性的观点的总称；文明形态理论主要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一些学科借鉴采用文明形态分析框架的理论总和；文明形态史观则是从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
文明理论大体上可分为近代和现代两个阶段。17世纪到19世纪是近代文明理论的出现期，其中典型的代表有霍布斯的文明演化论、卢梭的文明批判理论、弗格森的“古代文明的政治社会学研究”、基佐的文明史研究、空想社会主义文明论、孔德的实证文明论和摩尔根的文明起源论等。在东方的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福泽谕吉提出了文明进化论。20世纪是文明理论的现代阶段，思想界的重点转向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向问题，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罗素的文明比较理论、罗伯特·路威的文明有限论、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威尔·杜兰的整体文明史论、弗洛伊德的人的本性文明论、中国“战国策派”、马尔库塞的工业文明批判论、日本的比较文明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由于文明理论内容庞杂，其中的立场、观点及论述的重点和角度并不一致，有的甚至是相互矛盾和相互冲突的，既有对文明的客观研究和评价，又存在文明批判论、文明颂扬或企盼论等。
文明形态史观从属于历史哲学领域，其立足点在于各种文明之间的比较分析，从本土文明的立场上制定更加符合时代潮流的文化策略。斯宾格勒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埃及、印度、巴比伦、中国、古典（希腊、罗马）、伊斯兰、墨西哥、西方等八种文化形态。他所谓的“文化”与汤因比提出的“文明”一词的意思大致相同。汤因比则更为全面系统地阐发了用文明解释历史发展模式的理论，构建了一套卓然不群的文明理论体系，被称为“文明形态史观”的集大成者。“文明形态史观”指称汤因比历史哲学的观点，是对它最狭义的理解。但是，学术界也统称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的学说为“文化”或“文明”形态史观。
如图6给出了北斗系统B1I信号在参考相关间隔下的自然测距偏差，由图可知，I1-S卫星自然测距偏差在相关间隔为0.44码片时达到了2.30ns，MEO-6卫星在相关间隔为0.5码片时自然测距偏差为1.36ns，当相关间隔大于0.6码片时，卫星之间的自然测距偏差达到平稳状态，但所有卫星测距偏差差异仍然较大.同时，测距偏差最小的I1-S卫星和其他卫星之间差异最大，当I1-S在用户接收机的可视范围内时，该卫星参与定位解算时，由于和其他卫星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它可能会给用户带来更大的定位偏差.
两个单摄像头记录车辆前方区域的信息, 例如环境亮度、物体或交通标志等；控制单元对两个摄像头的图像数据进行评估和处理，可以分辨影子、道路标志和真实物体，并通过底盘FlexRay与外界通信(图10)。
鉴于此，笔者将这些直接来源于文明形态史观的学说和理论称之为“文明形态理论”，以区别于狭义的“文明形态史观”和宽泛的文化与文明的学说。文明形态理论与文明理论的差异性在于，它主要是从形态学的立场出发，广泛地应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去寻找“那些最重要的文化规则，那些将帮助解释最大数量的事件，在作为整体的文明发展中出现的规则”，其中最有意义的又是“那些从基本观念和价值的发展中发现的规则”。［3］241
二、文明形态史观产生的根源、理论实质及其影响
（一）文明形态史观产生的根源分析
对于其他类型变量Va∈U[Bl,Bu]，下限Bl=(bl1,bl2,,bln)，上限Bu=(bu1,bu2,,bun)，而后再基于上下限随机生成一个处于[0,1]的参数Co=(co1,co2,,con)，则
2.非理性主义思潮对理性主义的反动是其形成的思想基础。近代西方文明中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占有主导地位，但自19世纪末以来，弗洛伊德、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舍勒、萨特等人的思想纷纷涌现，反映出当时非理性主义在西方社会中的全面集中爆发。文明形态史观摒弃了客观主义史学所谓的科学方法，大量地运用了反理性主义的直觉分析方法，历史类比方法就是一种建立在直觉基础上的认识方法。这一原则即是伯格森生命哲学中所谓“活生生的东西”，也就是“在诸多发现当中，有一些若究其根源的话，是靠由意识之下上升到意识之上的直觉。”［4］17
1.西方文明的危机是其产生的历史背景。20世纪初西方社会转向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迫在眉睫的世界大战，使整个西方社会陷入到普遍焦虑的情绪和悲观的文化气氛中，传统技术乐观主义的价值体系面临崩溃。所以，人们极度渴望以史为鉴，以寻找摆脱文化危机的根本出路，“文明形态史观”（或“文化形态学”）正是在这种机缘的作用下脱颖而出的，正如斯宾格勒所认为的，这是“历史危机的不可避免的外在表现”。［1］2
3.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是文明形态史观形成的社会根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5］659，劳资关系日益尖锐化，西方列强为争夺世界市场和殖民地的“世界霸权”使帝国主义的战争不可避免。知识精英希望西方社会能够进行重现辉煌的改革，对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的态度是回避的，并另辟蹊径地把“文化”或者“文明”作为理论模式来探寻解决问题的出路。
（二）文明形态史观的理论实质
文明形态史观是思辨历史哲学的集大成者，是对科学主义史学的理论反动。“科学主义”是19世纪史学的主要形式，其代表兰克学派试图“如实地说明历史”，把历史学家的工作定位于发现史料、考订史实，建立起客观的历史知识，使历史研究伸展到细致详尽的每一个方面。但是，历史研究的职业化趋向导致了历史与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相脱节。甚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卡尔·贝克尔干脆承认历史研究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6］299客观主义史学解决了“历史是否具有客观性的质疑”，却无法说明“历史知识有什么用？”这也恰恰是文明形态史观所要解决的问题。
2.西方全球学研究的兴起与滥觞。全球性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日趋严重，“人类共同生存”成为重要思想主题，全球学研究随之兴起，产生各种各样的理论，众多的研究者把未来学、哲学、科学学、环境生态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学科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社会思潮。其中的典型代表是罗马俱乐部，它把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概括为自然环境恶化、生态系统失衡、人口膨胀、世界性经济危机、南北发展不平衡、东西对抗、科技的负面效应以及全球犯罪等，并指出它们相互纠缠在一起形成“世界困局”，把解决途径称为“世界通解”。这些思想在汤因比与日本宗教家池田大作的对话录中均有所涉及。
此后数次因为亲人住院，我都穿梭在其中，感受到这里的生活氛围也很浓厚。很多人因为要长时间住院治疗的缘故，在医院里开始了“既来之则安之”的生活。一日三餐散步休闲，行之如常。拿着饭盒的人们赶往食堂，提着绿色印有“肿瘤医院”字样的就诊袋穿梭在门诊和检查室，戴着帽子被人搀扶的病患走出医院，傍晚还有人在阳台上收衣服……
文明形态史观在方法论上强调直观性和主观性，批判史学研究中所谓的纯粹客观性或科学性。客观主义史学的宗旨就是用科学理性取代人文精神，强调“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史料批判方法。它认为，支持正确，反对错误是人的本性，历史研究中不可能排除道德因素，历史学家需要的是诗人的直觉和感性，“歌白尼式的体系”和“挑战与迎战”法则均来自于神话的启示。所以，历史学必然带有人文学科的特性，不可能成为物理学和化学那样的一门科学，应该建构一套形而上学的模式。这无疑是对西方传统思辨历史哲学功能的继承和发扬。
（三）文明形态史观的当代影响
文明形态史观“对于历史进行哲学反思，乃是必要的而又重要的，而且严肃的史学必须使自己经历一番严格的逻辑的与哲学的批判与洗练。”［7］34于是，它能够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发掘人类自身存在的意义，并为未来社会发展定位方向，所以得到东西方的广泛回应。其中汤因比晚年更加享有世界性的声誉，甚至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这是因为他的思想给身处困境中的人类以极大的启示，所以，他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预言者、宗教家及全球学的先驱。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人类与大地母亲》等书中，他不仅论及了由西方工业文明扩展带来的全球性问题，而且开始从人与自然的互动角度来阐释文明发展史，试图通过重建价值观来解决人类困境问题。
1.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全球史观成为当今史学理论的主要分析范式。2005年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全球史观成为考察问题的视角，关注的重点是文明和区域之间的比较以及全球视野中的环境史与生态史。［8］27-35“全球史观”是由英国巴勒克拉夫（1965年）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首次明确阐述的，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伊克斯、沃勒斯坦等是重要的倡导者。“全球史观”是针对“西方中心论”而言的，要求突破传统理解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思想限制，阐释世界各地区文明由彼此隔绝、交汇、融合到整体发展的过程，从而确立一种真正客观的世界史认识体系。其中诸多论题多带有比较文明理论的观点，如从比较观点看非洲历史、全球背景下的欧洲政治文化、经济全球化、区域经验与全球影响、从古至今的“基督教化”、文化与认同之间的冲突等。实际上，“全球史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世界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论体系。除了饱学的汤因比，迄今专业史家还没有人创立出严谨周详的世界史解释体系。以全球史观的代表人物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为例，其基本解释单位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一样的，即不同的文明形态。”［9］12
文明形态史观是理论观照现实的产物，其产生存在着深刻的根源。《西方的没落》一书震撼并动摇了西方人近代以来的文化自信，开启了对西方文明的理论反思。但汤因比不能够完全赞同这一悲观的结论，从而在《历史研究》中构建了庞大的文明形态的理论体系，意在探寻历史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找到克服西方文明危机的可能。
文明形态史观首先批判和否定的是“欧洲中心史观”这一19世纪史学主要观念。“欧洲中心史观”认为世界历史主要是欧洲的历史，将欧洲的特殊历史经验泛化为世界的普遍规律，史学家著作大多是欧洲民族国家的通史、断代史。斯宾格勒反对这种“历史的托勒密体系”，试图超越“古代-中古-近代”的历史三分法。汤因比认为，“西方中心论”源于西方物质文明的世界性胜利、“历史统一”“东方不变论”、历史直线发展等错觉，强调所有文明在哲学上都是等值的。所以，他们都努力超越传统史学的基本分析单位——民族国家，诸如斯宾格勒提出的“文化”，汤因比认为，它是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研究范围的整体，即文明社会。此后，如“人类共同体”“全球”和“世界体系”等整体主义的概念成为主要分析单位。而且，斯宾格勒认为，传统史学关于历史阶段是一种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直线进步的三分体系是地域性的，真正的世界历史是一幅有机形式的相继的图景。汤因比也认为时间问题是相对的，人类文明史至今不足六千年，历史的时间是多层次的和多向度的，历史进程也存在着前进、倒退或停滞的多种可能性。
3.汤因比晚年思想中的生态伦理学意蕴。汤因比认为，全球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近代以来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应该把人类与其他物种放到平等的地位上去考察，生物圈中毫无疑问地联系着人类的道德观念，“我们感觉到的和谐是确定无疑的善，而冲突是明明白白的恶。”［10］338所以，解决全球性的生态问题，需要的不是智力行为，而是伦理行为，是建立克服这种近代自我中心主义的伦理观。这一思想影响了二战以后的生态伦理学，形成了法国施韦兹“尊重生命”、美国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日本丸山竹秋的“地球伦理学”以及澳大利亚辛格的“尊重感觉的伦理学”等。他们强调自然界既具有外在价值又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应该用道德态度来处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平等地尊重一切生命，这样就把人类的活动放大到了人——社会——自然这一大的坐标系之中，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道德观。
4.“文明冲突论”中的形态学烙印。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另辟蹊径提出了“文明冲突论”。用所谓“文明”互动关系理论对世界格局作了一次独特的诠释，认为“世界大家庭一词已成为体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利益的行动在全球得到合法的委婉集合名词。”［11］23该理论一经提出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实际上，它的理论框架沿用的仍是泰勒、摩尔根、韦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关于文明与文化相互关系的模式，尤其是直接借鉴了汤因比的观点，并无学理上的创新，甚至更为落后。因为他对文明的划分带有更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仅列举了目前存在八种文明形态及文明差异难以消除论。汤因比的研究系统而全面，既分析文明的冲突又阐释文明的融合。
三、现代化模式视域中的文明形态理论
学者的思想是其所处时代状况和意识的显现，不同类型的文明形态理论所体现出的特征是与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现代化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方文明形态理论的特点正是“早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两种现代化模式的反映。
（一）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模式与“内省型”文明形态理论
早发内生型现代化起源于16世纪初期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引起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形成了一条自下而上自然演进的模式，它的最突出特征是在自发性基础上，相对渐进、和缓的进程使资本主义制度趋于成熟。但是，在20世纪初西方社会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整个社会面临全面矛盾和危机，人们开始对工业文明的乐观前景进行反思。所以，西方文明形态理论并非是一种纯粹抽象思辨的历史哲学，它产生于文化和文明的焦虑与危机。“20世纪的文化焦虑或文化危机是一种深刻的历史变化，它比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各种战争冲突、体制变革与转换更为深刻，因为它涉及到人类生存和社会运行的合法性问题。”［12］142这使得文明形态史观具有自我反省的“内生型”特点。
后发外生型现代化道路的典型代表有俄国的彼得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这是一条通过自上而下改革的方式来解决国家发展问题的道路，是对外部现代性刺激的一种有意识的积极应战。由于在这些国家内部缺少现代性因素积累的基础，又要在短时间内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难以避免地会形成现代化过程中一系列的“两难窘境”。这些国家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性质是相异的，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文化摩擦或冲突，传统文化遭到破坏，并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的解体和混乱。所以，这些国家的思想家们提出的文明形态理论具有典型的“应战型”特征。
（二）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模式与“应战性”文明形态理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促进西方社会经济巨大发展的同时，经济危机、种族歧视、学生运动、反战运动以及女权运动等不断涌现，给当代西方人带来理性毁灭感和文化失落感。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扩展的“全球问题”日益严重。所以，这一时期文明理论既有建立在技术乐观主义基础上的丹尼尔·贝尔对“后工业社会”文明形态的预测，又存在着马尔库塞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工业文明批判”理论。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范围仍然存在着种种对抗和冲突。西方知识精英发现进步与落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主与专制等二元对立的范式都难以进行有力的解释。
20世纪80年代，文明形态史观重新传入中国并得以勃兴，其解释框架影响到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范式的转换。虽然文明形态史观中的一些思想不乏洞见，但却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的模糊神秘色彩。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基础性组成部分，其基本内涵是：“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13］94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形态理论超越了思辨的历史哲学，成为探索人类自身发展奥秘的实证科学。
但由于算例4增加了电动汽车的数量,意味着可移动的储能容量增加,电动汽车的可调功率也会增大,如图14所示。由图14可以看出,电动汽车的调制功率在-1 500～2 000 kW之间,比算例2的可调功率要大。
1.丹尼列夫斯基的“文化历史类型说”是基于对俄国命运的深刻思考。克里木战争使俄国人看到了自身的落后，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开始改革农奴制，关于俄罗斯命运独特性及未来道路选择的讨论也迅速激化。同时，一部分知识精英也认识到，西欧先进的技术文明也带来了日益增长的精神危机，盲目地崇拜西欧文明是错误的和危险的。于是，他在《俄国与欧洲》一书中运用文化学的视角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历史考察。
2.日本的“比较文明论”是对传统文化痛定思痛的结果。19世纪50年代，日本闭锁的国门被美国军舰打开，旧有的思想和秩序面临着崩溃，有识之士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福泽渝吉的《文明论概略》应运而生，提出了“脱亚入欧”的思想。此后，西田几多郎、冈仓天心及饭冢浩二等运用文化形态的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尤其是二战后，比较文明论已经形成思潮，一些学者试图摆脱西方文化的控制，致力于寻找自身文化的立场和观点来解决社会问题，其中的代表性是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态史观”、伊东俊太郎的“比较文明论”以及中村元的“比较思想论”等。
3.救亡图存——中国“战国策派”文明形态论面临的时代主题。日本全面侵华之后，民族存亡的主题再次尖锐地凸现出来，20世纪40年代的“战国策派”扛起了民族救亡和文化重建的双重重担，林同济和雷海宗等人开始翻译和介绍汤因比的著作和思想，并以文明形态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表一系列论著。陈铨也断喝中国人要改变从前满足、懒惰、懦弱、虚伪、安静的习惯，全盘照搬西洋文明，重树新的人生观并激发抗争心理。
针对以上情况，本项目对下横梁同步及异步施工工艺对塔柱受力的影响进行分析复核，并采取在下横梁上部塔柱上增设主动水平横的辅助措施。
四、文明形态理论与社会形态理论比较研究
回顾整个诊断维修过程，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维修人员使用试灯进行控制电路的诊断时，由于试灯没有点亮，所以将诊断引入到控制电路和ECM故障的方向去了。再加上维修手册上的电路图标注错误，线色与实际不符，让诊断变得“复杂”。不过，这也让笔者对汽车故障诊断有了更深的认识：
（一）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
1.人道主义思想的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在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扬弃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人的“异化”现象，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文明形态史观的重要特征就是努力赋予历史研究人文主义价值，使其具有人道主义因素。对于斯宾格勒而言，头等重要的问题是西方文明没落衰亡的命运。汤因比则不甘心于此，试图用英国的经验主义来取代斯宾格勒的先验论，从而找到解决文明危机的途径，而且他晚年对全球性问题考察的落脚点是全人类的困境问题。
2.超越民族国家的宏伟叙事。唯物史观阐释的是人类历史及文明起源、生长和发展的总体形态，“五种社会形态”和“三种社会形态”理论均是如此。“世界历史”理论更是立足于全球的视角，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扩张等重大历史事件真正放置于整体的过程中来考察。文明形态史观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文明”为单位的宏伟叙事。斯宾格勒的理论中充满了对“欧洲文明中心论”前途不祥的预感和恐惧。汤因比则把世界上的各种文明都视为“平行”的，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反对“西方文明统一论”。
3.文明比较的研究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不同国家、民族文明状态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全方位比较，来揭示文明的多样性及其发展趋势，所以，他们不仅将处在同一形态的文明的一般属性与特殊属性进行比较，而且将外在表现形式类似的文明与其实质内容进行比较对照。例如，马克思晚年提出了东方社会有可能走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特殊道路的著名论断。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就是通过对比考察八种文化得出的关于文化兴盛衰亡的一般性规律。汤因比更将文明比较的范围扩大到二十多个，更为全面地将比较方法应用在文明形态的比较当中。
咱店里有困难，何不动用渔民常客们伸出援助之手，各家多担待、多储备一些，岂不是恰恰给自家这些堆积压舱而要搬运借仓的渔需农资找到出路？
（二）两种理论的本质差异
1.理论实质的根本不同。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社会形态的更替是生产过程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马克思用“实践”范畴来阐释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社会基本矛盾决定整个社会的面貌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文明形态史观中诸多的观点难以经受推敲和检验，并具有内在的理论矛盾。斯宾格勒把文化比拟成生命有机体的方法早在古希腊的历史学家那里就已经运用了，并非是现代性的。汤因比特别推崇直觉的方法，强调“挑战与应战”法则来自于神话，并把历史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归结为宗教。
2.关于落实人道主义解决路径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科学理性基础之上的，是与社会制度分析结合在一起，从而找到共产主义这一实现人类解放的途径。文明形态史观主要是在道德层面上批判西方文明对人的“异化”，甚至带有宗教的色彩。斯宾格勒认为“历史研究者同真正的科学的关系越是疏远，他的历史学反而越是出色。”［1］154汤因比的立足点在于价值判断指导事实判断，尤其是他晚年试图重建宗教型价值观，这无疑是向中世纪的回归。
3.研究方法上的巨大差异。社会形态理论在研究中运用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系统研究、经济分析、阶级分析法和历史比较等多种方法，所以，在理论的深刻性上超越了纯粹的文明比较法。在方法论的层面上，文明形态史观的基本内容是文明过程论和文明比较论。前者旨在说明文明的内在性、独立性和运动过程的规律性，后者则考察文明之间的联系及其性质，目的在于构建一种总体的世界史观。而且文明形态划分法多缺乏科学实证的抽象原则，主观随意性过大。
五、重新审视人类社会，构建未来新的文明形态
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的发展使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碰撞日益频繁，全球性问题也成为时刻悬挂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此，如何超越现有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构建未来的新型文明形态成为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历史发展中是一个从和谐到不和谐再到和谐的演变进程。原始社会中自然与人没有真正分化，农业文明则初现了两者不和谐的端倪，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凸显工具理性而丧失价值理性，其生产方式导致了人与自然矛盾的尖锐化。那么，未来文明形态必须要“扬弃”这一点，实现人与自然、社会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文明形态理论无法合理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从社会形态理论出发才能把握人类文明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在实践的基础上建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从而构建新型的和谐文明形态。
21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化愈来愈显示出“和而不同”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明作为古老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创新，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东方文明是义理性的，具有天然的包容性，尤其是中国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论”等思想有利于克服现代科技进步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在现时，东方需要物质方面的进步，西方需要精神方面的进步，……这种互相交换是不可缺少的。”［14］43-44这一文明形态经过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的努力，形成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理论体系。它以社会和谐与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和价值诉求，真正实现了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和谐，最终达到必然与自由的统一。可以说，这不仅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一致的，而且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必将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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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9）05-0024-07
［作者简介］
于晴（1967-），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邵鹏，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作为一种普遍性交流工具，语言为人们表达情感与语言锻炼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人们抓住语言表达机会，赋予一定的真情实感，从而充分展示语言应用意境分析，人们更好的体验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的魅力，获得更多的认可。另外，良好语言沟通能力，使得学生自卑心理得到有效改善，从容地参与社交，这也体现了语言应用的结果。
责任编辑 宋桂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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