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哲学问题探索·
摘 要：M.韦伯断言《共产党宣言》是一篇先知预言式的文献，即预言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灭亡以及真正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胜利。在如此这般宏观的判断下，韦伯从《共产党宣言》中提炼出三个核心命题，即阶级对立论、绝对贫困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针对这三个核心命题，一方面，韦伯在其合理化官僚制理论基础上，用阶级等级化、官僚制的普遍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常态化对《共产党宣言》的核心命题进行了置换；另一方面，韦伯将《共产党宣言》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贬低为经济决定论。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理论建构，韦伯似乎“瓦解”了《共产党宣言》所建构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并进而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客观基础。但一旦深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领域就可以确定韦伯思想的限度，其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解剖式分析总是从生产领域中撤离，并进而逃避进像政治组织之类的围城之中，最终落入马克思所诊断的资本主义拜物教的幻象之中。同时，借助于对韦伯的批判性反思，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诸如韦伯等的形形色色“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政治的“蔑视”，以及为什么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这些人手中总是被说成经济决定论。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官僚制
马克思与韦伯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东西方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尽管学术界对于两位思想家之间的具体关系的讨论一直是人言人殊的状态，但大致说来，东西方学界存在两种不同路向的理解方式：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与韦伯之间，无论从理论观点还是从政治立场上来说，都是极端对立的；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与韦伯之间尽管有诸多的差异，但是在理论关怀上是根本一致的。前一种观点认为，“韦伯站在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立场反对社会革命，这是他与马克思全部分歧的本质”[1]318；同时，“所有这一切都说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韦伯的社会学思潮从根本上是背道而驰的”[1]322-323。与之相呼应的是，帕森斯指认道，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及其起源作出一种新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最终产生出一种分析性的社会学理论”[2]。此种观点曾因意识形态原因一度成为学术界的主流思想。按照此种路径来把握马克思与韦伯思想之间的差异，表面上看似没有问题，但如果从两位思想大师思想交锋的视角来考察的话，上述理解路径无疑遮蔽了马克思与韦伯思想对话的真实生发境遇。与之相对立的观点认为，“马克斯·韦伯的全部事实和论证完全适合于马克思的体系”[3]。与这种极端的观点相对立，洛维特指认道，“但是他们研究的领域是一致的：现代经济和社会的资本主义组织”，而他们的差别只在于“马克思提交出治疗，而韦伯只是给出一种诊断”[4]。
但是，如果我们避开上述两种宏观叙述路径，在两位思想大师微观的思想对话视域下重新激活上述议题的话，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新的思考？进一步来说，围绕着《共产党宣言》这个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韦伯为我们深入理解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性贡献出什么样的理论启发，以及经过韦伯过滤后的《共产党宣言》又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史影响？在此意义上，将马克思与韦伯的内在思想关联聚焦到《共产党宣言》这一焦点上，将会有力地呈现出《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理论意义。
一、韦伯滤镜中的《共产党宣言》：韦伯对资本主义的诊断
1918年6月，韦伯应抗敌宣传处的邀请对奥匈帝国的军官团作了“关于社会主义”为主题的演讲，并以社会主义为题收录于《韦伯政治著作选》中。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文本。因为在这里，韦伯第一次直面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并娴熟地运用社会学方法试图重构《共产党宣言》。在重构《共产党宣言》之前，韦伯为其下了一个一正一反的判断。韦伯认为：“无论我们多么强烈地反对这个文献的关键命题(至少我是强烈反对的)，但它堪称一项最高等的学术成就。谁都不可能否认这一点，也没有人会否认，因为没有谁会相信这种否认，还因为怀着明净的良心就不可能否认它。”[5]230在给予《共产党宣言》极高评价的同时，韦伯又断言，它“是一个先知预言式的文献，它预言了私人经济——或如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灭亡，取代这个社会的，首先是作为一个过渡阶段的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在这个过渡阶段之外，它展现了一个真正终极性的期望：如果不彻底结束人对人的一切统治，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把自己从奴役中解放出来”[5]230-231。但是，《共产党宣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6]，其本身所彰显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马克思正是在把握住资本主义内在的辩证矛盾的基础上，进而借助于无产阶级这个革命主体去完成“改变世界”的使命的。那么韦伯是如何实现上述从“科学性”到“预言性”的颠倒呢？通过对文本的重构，韦伯将《共产党宣言》简化为两个模块和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行动，即基于现实分析基础上的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把握和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行动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及完成从充满危机的当下向个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行动。在《社会主义》这篇文献中，韦伯主要驳斥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把握，从而将基于解释世界基础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行动贬低为等待先知式的一种姿态。那么，韦伯是如何肢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把握的？我们只需要直面韦伯的文本就可以得知，韦伯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把握简化为三个核心命题，在韦伯看来，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正是奠基于这三个核心命题基础上的。
第一个命题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论。与之相对立的是，韦伯用等级代替阶级。马克思承接国民经济学对于社会财富来源的分析框架，将社会财富的来源划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大块，进而将整个社会划分为土地所有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市场竞争这个外在必然性逻辑下，每一个阶级中都存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残酷现象。结果就是，工人沦落为纯粹的无产阶级。而与此同时，在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方面，都出现同样一种状况，即资本和大地产的集中化，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沦落为无产阶级。正如马克思所言：“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7]401
针对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论，韦伯立足于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即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分离，认为私人生产领域完全被经济官僚制所统治。在经济官僚制支配下，“一个地方的劳动力被集中在了同一个劳动场所，劳动者被拴在了机器上，所有的车间和矿井都遵守着共同的劳动纪律”[5]227。与传统劳动相比，此种现代劳动的根本规定性在于，它的运转基础是极为严格的选择机制。具体来说，一方面，每一名劳动者被迫在机器面前证明自己最基本的生产技能，如果谁不能证明自己，他必然被机器所淘汰；另一方面，企业主之间严酷的竞争必然产生某种最高工资标准。最终在竞争的逼迫之下，“收益率要取决于尽可能地用节省人力的新机器取代人力劳动，尤其是需要支付高工资的那类工人，因为他们消耗的经营成本最多”[5]227-228。因此，通过机器的引入，从而取代那些技术工人，这就使得不同行业之间的劳动分工被自然的取消。在这点上，韦伯明确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8]38。但是，韦伯认为，事情的另一方面是“职业专门化以及对专门教育的需求，在生产的所有层面上——直到领班和监工——都在不断高涨，已经远大于对工人数量的需求”[5]235。虽然机器的广泛应用推动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标准化和图式化，但是生产领域的官僚化的组织导致了对各种专业技能的需求，因此，“这种标准化也提高了一个社会阶层的重要性，即官员的重要性，他们必须以完全明确的方式接受教育，因此他们(必须补充说)具有了一个明确的等级的性质。”[5]235也就是说，通过经济官僚制将整个社会生产组织起来以后，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根据教育程度、专业素质等标准被组织所安排。最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知识、专业、地位为中介形成了一种等级制。尽管现代社会宣称自己的终极价值是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些价值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中介之下完全就只剩下形式意义了。
对于官僚制的分析，韦伯是从马克思的“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分离”这个命题出发并将之拓展到对各种社会组织的分析中的。在经济领域中，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直接拥有自己的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在加工完劳动产品之后，拥有对劳动产品的完全处置权。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都是被资本家编织到生产组织中，这就意味着，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分离。进一步说，就是劳动者既失去了作为劳动对象的生产资料，也失去了作为维持劳动者生命的生活资料。那么，劳动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存在，就必须根据“自由契约关系”成为资本家的工人。也就是说，劳动者必须在成为“工资奴隶”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劳动对象和生活资料。韦伯认为，经济生产领域中出现的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分离在军队、政治、大学院系中都广泛地存在。在军事领域中，在传统社会，军人“必须自备武装和给养。那时的军队体制就是基于自我装备的原则”[5]224。而在现代军队中，军队的作战手段甚至整个军队机器都与士兵分离了，因为现代士兵的全部存在都维系在军队机器的运作上。在国家行政领域中，与封建社会相比，作为现代国家的大君主国通过各种手段将原本属于地方贵族的行政资源收归自己所有，因此，行政官员与行政资源也相互分离了。最终，我们看到“工厂、国家行政、军队、大学院系中的运作手段，全都通过一个官僚化结构的人的机器集中到了控制着这部机器的人的手中”[5]225。
纵观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景观，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被一个实践问题困扰着，即如何处理资本主义的历史成果。尤其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建设一直是困扰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实践问题。而韦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无论是组织生产建设、抑或领导军队、还是组织国家行政，都无法离开有组织的官僚制的运作。
第三个命题是生产过剩危机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了生产过剩的危机。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的所有制关系与已经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使得封建的所有制关系被炸毁。与之相类似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时，魔鬼般的社会财富被创造出来。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相对于社会生产力就越是表现为一件外在的“紧身衣”。正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8]38。最终，资本主义总是爆发出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对此，资本主义只能凭借两种手段来克服危机，即一方面毁灭大量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利用资本的空间转移，要么去掠夺新的市场、要么去利用新的手段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而这两种手段不过是一种徒劳延缓自身灭亡的手段。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认的，“自我毁灭力量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部分”[9]。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以通过建立垄断组织的形式来克服危机。因为这些垄断组织“通过调整价格与流通以求在很大程度上消除竞争，还因为大银行——包括例如德国国家银行——采取措施通过调整信贷供应以确保过度投机也比以前大为减少”[5]233。虽然韦伯也认为垄断组织并不能从根本上担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可以被根除，但经济危机的严重性相对地减少了，或者说，不具有从根本上摧毁资本主义体系的破坏力了。
二、韦伯审视《共产党宣言》的方法论前提：作为命运的官僚制
建筑工程的实践中，机电安装和机电的管线布局决定着房屋的稳定性和功能性。特别是大型建筑工程中，机电设备的管线布局更为复杂，且操作难度极高。因此，需要在整体工作中融入科学的操控方案，保证该类工作模式能够全阶段适应于工程的需求。同时，需要融入多元化的操作技术，如BIM技术、MagiCAD技术于实践当中，创新操作方法和应用模式，全面优化其管线布局和管线设计的问题，从而本质提高建筑产业的经济效益。
韦伯正是基于其关于普遍官僚制的理论，一方面驳斥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论断，另一方面拒斥了马克思所构想的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学说。因为在韦伯看来，现代世界的普遍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一种命运。正如韦伯所言：“所谓向资本主义进步就是衡量中世纪以来经济现代化的确凿标准一样，向官僚制官员进步则是同样确凿的衡量国家现代化的标准。”[5]120通过牢牢把持住现代社会无可避免的普遍官僚化这个判断，韦伯一一驳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基础。在韦伯所生活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下，垄断组织的确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和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这些状况，资本主义危机呈现出某些新的特点。
第二个命题是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论。马克思认为，虽然前现代社会的政权也是建立在人对人统治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8]43。但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竞争作为一个外在的强制性的必然，逼迫着每一个资本家不断地对自己的产业进行更新换代。与此相伴生的是，每一次生产技术的升级与合理化必然导致大量的产业工人被无情地甩出体制之外，形成所谓的无产阶级产业后备军。在没有社会福利的野蛮资本主义阶段，“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产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8]44。由此，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变成了“既在市民社会又不在市民社会中”的幽灵。但是，韦伯借助于考茨基认为，随着工人组织成工会和政党，工人能够以独立的力量与资本家进行某种程度的博弈。因此，一方面，资本家在劳动时间、劳动条件等方面开始被迫地去关注工人作为人而不是牲口的权利；另一方面，迫于整个无产阶级的压力，同时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资本家逐步地在社会福利方面做出一定的让步。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俾斯麦率先在德国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所以，韦伯认为，作为革命客观基础的无产阶级绝对贫困论虽然在马克思的年代是正确的，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反驳了这个命题的现实性。
那么，韦伯如何将自己的官僚制理论与其对《共产党宣言》的剖析勾连起来呢？韦伯认为，在官僚制统治中发生的是劳动对象对劳动者的统治，也就是马克思所言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因为在韦伯看来，虽然现代社会的官僚制化运作可以在效率上胜过过去的一切组织形式，但是，这种理性化的体系对个体的强制力也是史无前例的。现代社会主义所批判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甚至资本主义无法自我维系等都不再是针对现实中的某个个人而是“生产秩序本身”。正如韦伯所指认的，在社会主义者眼中“毛病出在制度上，是这种环境所固有的强制力，有关各方都被抛进了这种环境，企业家和工人都不例外”[5]228。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和社会运动本身打中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官僚制运作所导致的“新式农奴制之壳”。同样，马克思所畅想的无产阶级革命直接针对的也是普遍官僚制这副锁链。针对现代社会普遍官僚制下真正自由的沦丧，无产阶级革命希望建立的“个人联合体”正是企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政策五：3月22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被称为“20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落下实锤。
近几年，随着研究的越来越深入，整本书阅读，或者说书册阅读，在实践上也开始了探索。2007年，扬州市语文特级教师岳乃红在所著的《班级读书会ABC》一书，结合一线教学实践，总结了一套以“班级读书会”的形式来进行整本书的阅读的方式，她提出了以“班级读书会”的形式来组织“整本书”阅读教学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整本书”阅读指导的策略。
三、韦伯视角的评论
综上所述，马克斯·韦伯的主张并未丧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力度。韦伯仍然坚持，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私人官僚制和公共官僚制的组织形式，虽然是迄今为止一切组织中最有效率的组织形式，但此种组织形式却是无生命的机器，甚至具有毁灭一切的功能。正如韦伯的研究者蒙森所言，“官僚制的全面推进可能包含着在遥远的某个时候使欧洲各自由民族毁于一旦的力量”[10]167。至于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韦伯“不可能去设想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有什么真正的替代物，尽管他也考虑到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理论可能性”[10]5。说到底，韦伯之所以拒斥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就是因为韦伯认为未来属于官僚制。在韦伯来看，无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政权也还是无法挣脱官僚制的束缚，因而无力去变革资本主义现状，甚至所谓的革命政权不过是资本主义形态的升级版本。韦伯的官僚制分析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极大。作为韦伯学生的卢卡奇将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勾连起来，从而建构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批判理论。在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的透视下，物化是现代人的普遍命运。同时，借助于韦伯官僚制理论的背景，卢卡奇在承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论断的前提下，特别地指认出现代生活形式的合理性就其实质而言是非理性的，由此凸显出现代人生活意义缺失的这个维度。
这个月依北中学发生了一件大事。同学们纷纷谈论，一个叫姜祈的抽签入学的高一男生，竟然从电光手里救下一名“叛徒”，还借势带领一帮抽签入学的学生成立了自己的团体。此事等同于给了电光一记响亮的耳光。也因此，姜祈与电光主席彻底结了怨。
韦伯立足于官僚制理论批判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点中了马克思革命理论的要害。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对于官僚制的态度中看出。马克思在总结和反思巴黎公社时曾经说过，“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7]48。但是，从马克思唯物史观看来，“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条件生活条件来决定的。”[11]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韦伯从资本主义运作现实出发做出的关于普遍官僚制理论不过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摧毁，这种普遍的官僚制也将被废除。同时，如果仅仅停留于政治组织这种上层建筑而不深入到其身处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则必然陷入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的拜物教幻象当中。
参考文献：
[1]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8页。
[2]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遇男、彭刚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562页。
[3]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绛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8页。
[4] Karl Loewith, MaxWeberandKarlMarx,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3, p.42, p.48.
[5] 拉斯曼、斯佩尔斯编：《韦伯政治著作选》,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
[6]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
[9] 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吕增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0页。
[10] 沃尔夫冈·J.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16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页。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9)04-0016-05
作者简介：杨小峰，1989年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朱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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