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论语》中记载孔子批评管仲不知君臣之礼，而又盛赞管仲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仁功。所以在孔子看来，无“礼”未必不“仁”。从对管仲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孔子看重君臣之间的名分和角色定位，提倡“君君臣臣”，并认为臣子在尽到自己本分的同时，还要“以道事君”。孔子强调臣子要做到“忠”，从对管仲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孔子强调的“忠”不只是忠于国君一人，还要忠于国家和天下百姓。臣子对君主的“信”不只是局限于小信小义和小礼小节，而是要着眼于国家和民族之大信大义。
关键词：名分；礼；忠；仁功
《论语》中出现四处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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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
2.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论语·宪问》）
平衡或者不平衡次要路径核型患者CCyR、MMR、无进展生存率、总生存率的累计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主要路径ACAs患者的无进展生存率、总生存率、5年生存率较其他群体明显缩短。上述文献也支持e19a2 BCR-ABL合并主要路径ACAs ABL患者预后不佳。由于目前关于e19a2 BCR患者的研究数据还不充分，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沈小小回到新落成的沈家大院，她那夜间惊厥的毛病更严重了，她常常夜里光着身子满屋子乱跑。沈老七知道是那场万劫不复的灾难惹的祸。不过，沈老七无论怎样潦落，他也不会把门第之念抛开。也就是说，他当初答应把沈小小嫁给张满春是情急之下的无奈。他觉得他那时不那样许愿，也许小小真的就与那三房太太一样被日本兵糟蹋了。俗话说，此一时彼一时也，沈老七想，在那种命悬一线的危急关头，叫我又有啥办法呢？这能怪我红口白牙说话不算话？不能。沈老七肯定地说。
3.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论语》中记载有人问“管仲知礼乎？”孔子回答说：“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对此，何晏引郑玄释之曰：“反坫，反爵之坫也。在两楹之间。人君别外内，于门树屏以蔽之。若与邻国君为好会，其献酢之礼更酌，酌毕则各反爵于坫上。今管氏皆僭为之如是，是不知礼也。”[1]75-76皇侃疏之曰：“邦国（即邦君），谓诸侯也。树塞门，谓立屏以障隔门，别外内。礼，天子诸侯并有之也。臣来朝君，至屏而起敬。天子尊远，故外屏，于路门之外为之。诸侯尊近，故内屏，于内门之内为之。今黄门阁板障是也，卿大夫以帘，士以帷。又并不得施之于门，政当在庭阶之处耳。管仲是大夫，亦学诸侯，于门立屏，故云亦树塞门也。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又明失礼也。礼：诸侯与邻国君相见，共于庙饮燕，有反坫之礼。坫者，筑土为之，形如土堆，在于两楹之间。饮酒行献酬之礼，更酌，酌毕则各反其酒爵于坫上，故谓此堆为‘反坫’。大夫无此礼，而管仲亦僭为之，故云‘亦有反坫’也。”[1]74-75其中都提到管仲僭越了君臣之礼，朱熹也是这么认为的，“屏谓之树。塞，犹蔽也。设屏于门，以蔽内外也。好，谓好会。坫，在两楹之间，献酬饮毕，则反爵于其上。此皆诸侯之礼，而管仲僭之，不知礼也。”[2]67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论语·述而》）
一、批评管仲不知礼，倡导“君君臣臣”
4.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论语·宪问》）
钱穆先生用现代语言解释说，“国君在大门外有屏，管仲家大门外也有屏。国君宴会，堂上有安放酒杯的土几，管仲宴客也有那样的土几。若说管仲知礼，谁不知礼呀？”[3]58与诸侯国君用同样的东西，为何被孔子视为不知礼呢？因为在孔子看来，如果不加约束、任意僭越礼制，就会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进而造成社会秩序不稳，因而孔子指出：“管仲镂簋而朱纮，旅树而反坫，山节而藻棁，贤大夫也，而难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贤大夫也，而难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4]这说明孔子十分强调身份认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每个人应做符合自己身份的事。据《论语·颜渊》篇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刑昺释之曰：“政者正也，若君不失君道，乃至子不失子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后国家正也。”[5]163朱熹认为，“此人道之大经，政事之根本也。”[2]136刘宝楠引《汉书·武五子传》认为，“父子、君臣之道不立，则国必危亡。仓廪虽多，吾不得食也。 ”[6]500
对于孔子所谓的“君君臣臣”，孟子诠释得最为标准，“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7]130。而荀子从“礼”的角度界定君臣关系，“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请问为人臣？曰：以礼侍君，忠顺而不懈。”[8]244荀子认为，“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执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8]142。在荀子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唯有“制礼义以分之”，才能解决纷争。“礼”是为了平衡和调节天地万物之间的差别而立的，有了“礼”和礼制，就会减少因自然差异造成的混乱和落差。所以不同身份的人都要懂礼知礼，清楚各自的角色和身份。君与臣身份不同，应各守本位，君臣各守本位，做到“君君臣臣”，尊卑有序，才能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孔子也很注重“礼”，强调学礼知礼、以礼治国。他认为，“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尧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论语·颜渊》篇记载颜渊问“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认为礼制的前提是“正名”，《论语·子路》篇记载：
金石滩海边上，黑压压挤满了人。李叔和不再给李老鬼搭茬，他把目光投向海中的黛玉峰，那些游泳的人当中。他希望有付玉，不希望有老梅。老梅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和她做爱接吻，从年龄上讲，李叔和觉得老梅像打春的萝卜立秋的瓜一样，过了发香发甜的节气，开始吃几口还行，吃过几次之后，就觉得翻胃，像小时候，喝牛棚里淘草缸的水一样，带着酸草味，也带着一股沤牛粪的气息。李叔和想罢手，他想罢手的时候，老梅却来了兴致，她疯狂的欲望，让他有些头晕。昨天夜里，老梅说明天我要去金石滩洗海水澡。我知道你在码头上捻船。我要去看看你捻船的样子。不等老梅来看他捻船，他先沿着沙滩溜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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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赞扬管仲之“仁功”，强调“以道事君”
在《论语·宪问》篇中，针对管仲不为公子纠殉身，又辅助公子纠的政敌桓公这件事，子路和子贡都认为管仲“不仁”，而孔子反而盛赞管仲之功。孔子的弟子之所以对管仲的行为提出质疑，是因为不理解孔子对待君臣关系的真正主张。《论语·先进》篇记载，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臣子不但要尽到自己的本分，还要“以道事君”，对君主不合于道的行为进行规劝，“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如果“以道事君”不能起到效果，就要离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在《论语·微子》篇中记载了孔子离开不能以道行事的君主：“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然而，假如管仲所谓的“举大事”“从其本事”等只是为了使齐国称霸于诸侯，而没有在称霸基础上的“一匡天下”，便不能真正被孔子视之为“仁”。何为“一匡天下”呢？何晏引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帅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11]199皇侃疏之曰：“覇诸侯，使辅天子合诸侯，故曰覇诸侯也。一匡天下，故天下一切皆正也。”[11]200宋代的刑昺疏曰：“言时周天子微弱，管仲相桓公，帅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也。”[5]193这里都认为“帅诸侯以尊周室”匡正了天下，朱熹则认为管仲的“尊王攘夷”之举匡正了天下，即管仲“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2]153。在《管子》中，记载了管仲劝桓公不要封禅的经过：
《论语》记载了管仲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霸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称霸于诸侯，匡正了天下，这是管仲之功。那么，管仲是否做到了“以道事君”呢？《管子》中记载了管仲劝谏齐桓公的事例：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缺）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见。立有间，有贰鸿飞而过之。桓公叹曰：“仲父，今彼鸿鹄有时而南，有时而北，有时而往，有时而来，四方无远，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于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对。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对？”管子对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对。”桓公曰：“仲父胡为然？盍不当言，寡人其有乡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犹飞鸿之有羽翼也，若济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将安闻道而得度哉。”管子对曰：“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变躬迁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桓公曰：“寡人闻仲父之言，此三者闻命矣。不敢擅也，将荐之先君。”于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笔。明日皆朝于太庙之门，朝定，令于百吏。使税者百一钟，孤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10]453-454
日夜奔流的黑河和八宝河，连绵起伏的祁连林海，被誉为“亚洲最美丽的六大草原之一”的祁连山草原，姿态奇特的祁连石林，神圣挺拔的雪峰峻岭，无数生活在山间林地的自由生灵……这就是天境祁连，一片纯净无瑕的热土，一个钟灵毓秀的自然世界。
管子劝桓公“举大事，必从其本事”，即关心百姓生活，减轻赋税，减少刑罚等，并帮助齐桓公称霸于诸侯，便是其“以道事君”的表现。孔子主张统治者关心百姓生活，在《论语·学而》篇记载，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雍也》篇记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公冶长》篇记载，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孔子希望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养民也惠”等，管仲之举符合道义，故被孔子称赞。
改革开放40年 浙江自然资源领域改革中那些重要“印记”（路雄英） .......................................................12-13
刘宝楠在《论语正义》引《焦竑笔乘》云：“晏子曰：‘惟礼可以为国。是先王维名分，绝乱萌之具也。’”[6]116《吕氏春秋》云：“凡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妇。君臣父子夫妇六者当位，则下不逾节而上不苟为矣，少不悍辟而长不简慢矣。金木异任，水火殊事，阴阳不同，其为民利一也。故异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异也。同异之分，贵贱之别，长少之义，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乱之纪也。”[9]这里都强调了“明分”和“正名”的重要作用。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定下君臣之名分，然后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这样才能够摆正各自的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基于此，孔子对违反“礼”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论语·八佾》）
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虑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兵车之会三，而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于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古之封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也。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凤凰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于是桓公乃止。[10]952-953
孔子推崇周代的文德政治，他认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夫！”（《论语·泰伯》）因此，孔子希望恢复周礼并维护周王室的至尊地位。在《论语·季氏》篇中记载，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维护周天子的至尊地位，遵守礼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有道”的表现。管仲力劝桓公不要进行封禅，因为只有天子才有封禅的权利，这在客观上维护了周天子的至尊地位。故而在孔子看来，管仲“尊王攘夷”“九合诸侯”等之举，维护了周室的地位，还避免了中原华夏民族“被发左衽”，延续了华夏文明的血脉，因而匡正了天下，这当然是“以道事君”的表现，所以管仲的行为被孔子称赞。
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管仲的行为被子路和子贡质疑的原因是“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不能死，又相之”等，管仲不能为公子纠殉身而死，并且做了公子纠政敌的相，这是对公子纠不忠的表现。而在一般的情况下，孔子及其弟子都很看重“忠”这一品质，比如《论语·学而》记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孔子对“忠”这一品质也看得很重，比如《论语》中记载：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孔子一方面批评管仲“器小”、不知俭和不知礼，另一方面又盛赞管仲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霸诸侯，一匡天下”等之功。不拘泥于一种标准评价管仲，折射出孔子对待君臣关系的态度。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子罕》）
子张问“政”。 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论语·颜渊》）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要做到随学随练，随学随清，做到当堂学、当堂测，原则上不布置课后作业。课后也可以布置拓展性、实践性作业。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敌），不可弃也。”（《论语·子路》）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论语·季氏》）
管仲不为公子纠殉身、又相桓公的行为，与孔子平时对“忠”的一贯要求不符，所以被子路和子贡质疑。而在《论语·八佾》篇中，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里也指出臣子要对国君“忠”，同时也指明了孔子对待君臣关系的另一原则，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对于“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一原则，各家释之如下：皇侃认为，“言臣之从君，如草从风，故君能使臣得礼，则臣事君必尽忠也。君若无礼，臣亦不忠也”[11]38。刑昺疏曰：“此章明君臣之礼也”，“言礼可以安国家，定社稷，止由君不用礼，则臣不竭忠，故对曰：‘君之使臣以礼，则臣必事君以忠也’”[5]41。朱熹认为，“二者皆理之当然，各欲自尽而已。”朱熹引吕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礼之不至；事君不患其无礼，患忠之不足。”引尹氏曰：“君臣以义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2]66程树德《论语集释》引清朝学者俞正燮《癸巳类稿》：“君使臣以礼，礼非仪也。晋（国名）女叔齐（人名）曰：‘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讥鲁君公室四分，民食其他。不图其终为远于礼。齐晏婴为其君言陈氏之事，亦曰：‘惟礼可以已之。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礼者，君令臣共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晋女叔论昭公，齐晏婴告景公，皆痛心疾首之言。”[12]197张履祥《经正录》引冯厚斋曰：“以尊临卑者易以简，当有节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当尽其心。君臣以义合，名分虽严，必各尽其道。三家之强，唯有礼可以使之。定、哀以吴越谋伐，则非礼也。徒激其变，无益也。大抵圣人之言中立不倚，异时答齐景公之问亦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本末两尽，含蓄不露，此圣人之言也。”[12]198钱穆先生认为，“礼虽有上下之分，然双方各有节限，同须遵守，君能以礼待臣，臣亦自能尽忠遇君。或曰，此言双方贵于各尽其己。君不患臣之不忠，患我礼之不至。臣不患君之无礼，患我忠之不尽。此义亦儒家所常言，然孔子对君之问，则主要在所以为君者，故采第一说。”[3]55
以上对“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解释，表明孔子对君和臣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而非单方面要求臣对君“忠”，这在孟子那里得到了比较形象的解释，即：“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7]151
管仲愿意投靠齐桓公，并帮助他称霸天下，除了鲍叔牙的极力推荐之外，齐桓公能够礼贤下士、以礼对待管仲，也是重要原因，“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此外，为了取得管仲的支持，齐桓公尽己所能满足管仲的愿望，比如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管仲相齐，曰：‘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于高、国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为仲父。孔子闻而非之曰：‘泰侈逼上’”[13]。面对管仲向齐桓公提出的要求，孔子认为“泰侈逼上”，更有管仲不为公子纠殉身、又相桓公的行为，所以受到子路和子贡的非议。而孔子却又赞管仲为“仁”，其中的原因何在呢？《论语·公冶长》篇记载，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令尹子文的行为只能算“忠”，却不能算“仁”。所以，在孔子看来，“忠”未必“仁”，关键是忠于谁和如何忠。
四、以德忠君，惠及天下
孔子视管仲为“仁”，与管仲助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霸诸侯，一匡天下”等有关。管仲为齐桓公出谋划策，帮助齐桓公称霸诸侯，可谓尽心尽力，不可谓不忠，难道是因为管仲忠于齐桓公被孔子称赞吗？然同为公子纠的臣下，召忽为纠殉身而死，管仲不为纠殉身，反作了公子纠政敌的相，这还能被视为“忠”吗？孔子倡导“君君臣臣”，为何不称赞召忽，反称赞管仲助桓公之功呢？这里面就涉及到孔子所认为的“忠”是忠于谁和如何忠的问题。程颐认为，“桓公，兄也。子纠，弟也。仲私于所事，辅之以争国，非义也。桓公杀之虽过，而纠之死实当。仲始与之同谋，遂与之同死，可也；知辅之争为不义，将自免以图后功亦可也。故圣人不责其死而称其功。若使桓弟而纠兄，管仲所辅者正，桓夺其国而杀之，则管仲之与桓，不可同世之仇也。若计其后功而与其事桓，圣人之言，无乃害义之甚，启万世反复不忠之乱乎？如唐之王珪魏征，不死建成之难，而从太宗，可谓害于义矣。后虽有功，何足赎哉？”[2]153-154
程颐从伦理依据出发论证孔子称赞管仲的原因，即以桓公为“兄”、子纠是“弟”为由，说明管仲之“忠”于桓公理所当然，因为弟不能夺去兄的君位，子纠不能夺小白的君位。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宣公有太子与夷。十九年，宣公病，让其弟和，曰：‘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让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为穆公”[14]。“父死子继，兄死弟及”是“天下通义”，按照这一伦理原则，兄不死，弟不应夺兄之君位，程颐的“桓兄纠弟”之说显然是为齐桓公及管仲的行为争辩，也是为孔子称赞管仲寻找理论依据。
然而，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考证了公子纠是兄、小白是弟：“管子大匡篇：‘齐僖公生公子诸儿、公子纠、公子小白。僖公卒，以诸儿长得为君，是为襄公。’史记齐世家：‘襄公弟次纠，其母鲁女也。次弟小白，其母卫女也。’左昭十三年传：‘齐桓，卫姬之子，有宠于僖。’则公子纠与桓公为异母昆弟也。周、秦、汉人言纠兄桓弟，自《管子》《史记》外，若《庄子》《荀子》《韩非子》《越绝书》《说苑》皆是如此。即公羊传以桓公为篡，谷梁传以桓公为不让，亦以纠是桓兄，序当立也。惟汉薄昭上淮南王长书言‘齐桓杀其弟以反国’，则以汉文是兄，淮南王是弟，不敢斥言杀兄，故改兄作弟。颜师古《注》引韦昭曰‘子纠，兄也。言弟者，讳也。’是也。”[6]573从而可知桓公并非子纠的兄，而是其弟，那么程颐以“桓兄纠弟”立论就不正确。但程颐的意图是明确的，即君位应传给兄，管仲理应忠于桓公。然而，程颐却没有看到管仲忠君的真正内涵，也没有理解孔子赞许管仲之“忠”的真正目的。
《荀子·臣道》篇认为，“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若周公之于成王也，可谓大忠矣；若管仲之于桓公，可谓次忠矣；若子胥之于夫差，可谓下忠矣；若曹触龙之于纣者，可谓国贼矣”[8]277。荀子认为管仲算得上“次忠”，即“以德调君而辅之”。“以德辅君”是以天下国家为重，而不是以个人私利为目的，也不是以忠于国君一人为最终目的，假如只忠于某一人，只能算是“小忠”。故周振甫认为，“孔子认为对公子纠个人的忠是小忠，小忠小信够不上仁德的道德标准，讲仁德应该从他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功绩来立论。管仲对国家、民族和人民都建立了大功，这个大功远远超过了小忠小信，所以不应该根据小忠小信来否定他有仁德，应该赞美他对国家、民族和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肯定他的仁德。认为为了小忠小信而自杀，不能跟管仲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建立大功相比”[15]。从史料记载来看，管仲立志振兴齐国，重农务本，发展齐国经济，藏富于民，辅佐齐桓公称霸，尊王攘夷，匡正天下，相比于不为公子纠殉身之小信小忠，实在是大信大义，所以孔子称赞管仲是符合事实的。据《管子·匡君大匡》记载：
“这是当年你姑父留下来的，陈年好酒。”老太太的脸对着高河说道。一时间，整个饭厅里酒味飘香，果然是好酒。杨年喜根本不打算碰杯，仰起头就喝了一口。
本组研究部分患者（15例，71%）出现低热和肝区疼痛不良反应，其中肝区疼痛6例、低度发热9例（体温＜38.5℃）。是由于填充血管瘤血窦及肝动脉灌注栓塞剂之后，缺血或者药物对血管产生刺激从而出现肝区疼痛，病灶坏死后可以出现吸收热。对于术后出现低热，疼痛症状，经对症处理，1～3d都基本消失，无其他严重并发症发生。
桓公二年践位，召管仲。管仲至，公问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对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请，君曰：“不能。”管仲辞于君曰：“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纠也，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门，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贪承命，趋立于相位。”乃令五官行事。异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诸侯之间无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与百姓，而藏其兵。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齐国之社稷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民。”公曰：“诺。”政未能有行也。
管仲不为公子纠而死，“为欲定社稷也”，对于桓公主张的“小修兵革”，管仲提倡“先与百姓，而藏其兵。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可见管仲不死公子纠是为国为民，而非为一己之私，这是孔子称赞管仲并非“匹夫匹妇之为谅”的原因，即是说管仲不拘泥于小信，“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而是着眼于国家和民众之大义。管仲助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以和平的会盟方式使各诸侯国和平共处，减少了战争之灾，使民众少受战乱之苦。帮助桓公称霸诸侯，遵守周礼，匡正了天下，保证了中原华夏文明的延续。管仲之功利国利民，泽及天下及后世，而非仅利桓公一人一家。管仲之忠是忠于民族大义，而非仅仅忠于公子纠或桓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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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nfucius’View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arch and the Courtiers from His Critiques on GUAN Zhong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ZHAO Zhi-hao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Zhengzhou Henan 450002,China)
Abstract：It is recorded that Confucius criticized GUAN Zhong for not showing courtesy to the monarch,but he praised GUAN’s achievements in helping Qihuangong(Duke of the state Qi)preside over the alliance of the states and restore the world order of his time.It can be seen that Confucius believed that people who show no courtesy to the monarch do not necessarily lack of “benevolence”.From the dialectical evaluation for GUAN Zhong,we can see that Confucius valued the status and role orientation of the monarch and the courtiers and advocated that rulers and courtiers should play their proper roles.In addition,he believed that the courtiers should “serve the monarch with rites and courtesy” while doing their duties.In his emphasis on“loyalty”,Confucius meant that courtiers should not be loyal only to the monarch,but to the nation and its people and that courtiers’integrity to the monarch is not just that of the micro righteousness or courtesy,but that of the macro ones to the country and nation.
Key words：status；rites；loyalty；benevolent achievements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051（2019）05-0070-08
DOI：10.13950/j.cnki.jlu.2019.05.010
收稿日期：2019-08-21
作者简介：赵志浩（1981—），男，河南沈丘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先秦儒学。
责任编辑：曲筱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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