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探究论文

王玉:《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探究论文

[摘 要]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准备了思想条件。由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编辑的《新青年》6卷5号,即“马克思主义专号”,是“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生动案例。从编辑学的角度看,《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是一期非典型的专号,同人色彩浓厚,“留日”“经济学”“北大”是这批作者身上的重要标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点。

[关键词]《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传播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党的创立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而要谈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不能不提到李大钊及其编辑的《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学界在介绍《新青年》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时,大多文章会提到该期杂志集中、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意义。[1]从编辑学的角度看,《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是一期非典型的专号,同人色彩浓厚,“留日”“经济学”“北大”是这批作者身上的重要标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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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这是一期非典型的专号

《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是由李大钊编辑、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由于这一期刊发了数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学界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专号”。其实,还有学者在文章中称之为“马克思号”“马克思研究专号”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等。为什么称呼没有统一,存在这么多种叫法,原因就在于这是一期非典型的《新青年》专号。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从1915年9月15日创刊,到1926年7月25日终刊,共出63期。其中,封面或目录明确标为专号的有7期,分别是“易卜生号”“人口问题号”“劳动节纪念号”“共产国际号”“国民革命号”“列宁号”“世界革命号”。典型专号一般在封面“新青年”三字下面以小字排着专号名称。但“马克思主义专号”,封面没有标专号名称,正文除了“随感录”“诗”两个栏目外,还有鲁迅《药》、胡适《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克水《巴枯宁传略》、高一涵《老子的政治哲学》等与马克思主义无关的文章。而且,即使那些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文章,与专号的形式也不匹配。比如,起明(周作人)翻译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这篇文章提到了“Marx”,将其放入或者拿出“马克思主义专号”都没问题。它不是周作人专为“马克思主义专号”译的,因为这是一个“下篇”,而“上篇”已发到上一期(6卷4号)。还有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雄文,它毫无疑问是为“马克思主义专号”作的,但为什么在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文章偏少的情况下只刊发了“上篇”,而将“下篇”发到了下一期(6卷6号),原因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这篇文章没写完,要么是李大钊并没有打算把这一期《新青年》办成典型的专号。

目送鲍泽离开后,米多无奈地拿起桌上的录音笔,摁下了结束键。随后,他想起来答应妹妹今天要在六点前到家,现在已经五点多了,他得赶紧回去。

李大钊(1889—1927),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13—1916),其间认识了陈独秀[9],从1916年开始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写稿。1917年1月,陈独秀接受蔡元培邀请,由上海北上,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被陈独秀带到了北京。1918年,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后,成为《新青年》重要撰稿人之一。1919年,李大钊担任《新青年》6卷5号轮值编辑。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4卷3号)发布启事称,“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8]这标志着《新青年》同人刊物时期的到来。这段时间不长,从1918年1月15日4卷1号起,到1919年11月1日6卷6号止,共出版了三卷十八期。“马克思主义专号”(6卷5号)属其中之一,具有典型的同人色彩,这点可从这一期杂志的作者构成看出。这一期作者主要分成两大类:一是所写文章与马克思有关,二是所写文章与马克思无关。第二类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他们多是《新青年》同人,比如胡适、高一涵等。第一类主要有七位,分别是顾兆熊、凌霜、起明、陈启修、渊泉、刘秉麟和李大钊。

蒙古谚语《智慧集》中有关于长生天最高神主为霍尔穆斯塔的说法。《智慧集》成书于十六世纪前,那么这种说法或许比成书时期更早。乌其拉图在对蒙古史诗《江格尔》研究时指出,《江格尔》中有这样的诗句:

第三种情况是,“马克思主义专号”属临时推出,导致准备不足。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可以看出,李大钊是有出“马克思主义专号”的想法的,他取的正式名称是“马克思研究号”,而且内容是把1918年马克思诞生百年以来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转译介绍于国内读者。按理说,“马克思主义专号”应该安排于5月出版,因为一方面这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生101周年,另一方面李大钊担任《新青年》6卷5号编辑。[4]同年,李大钊还协助《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1919年5月5日—11月11日)。[5]如果是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专号”理应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准备好稿件。如“易卜生号”(4卷6号)在出版之前,在4卷4号和4卷5号反复登启事、打广告。反观“马克思主义专号”,则没有一点动静。那就有一种可能,李大钊打算出“马克思主义专号”,但一开始并没有打算放到6卷5期。1919年8月21日吴虞日记显示,高一涵给他写信,说《新青年》第五号是“纲常名教号”。[6]同年10月12日吴虞日记显示,《新青年》五号是“马克思号”,不是“纲常名教号”。[7]高一涵是《新青年》同人(6卷3号编辑),又是李大钊好友,如果他的话没错,那么李大钊最初想编的是“纲常名教号”,最后临时换成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加上七八月份又逢暑假,李大钊还回了一趟老家,在河北昌黎县五峰山度假。如果是这样,时间难免仓促。这一期的编校质量也从侧面反映了出版时间比较仓促。如凌霜《马克思学说的批评》(目录标题《马克思学说批评》)、渊泉《马克思奋斗生涯》(目录标题《马克思奋斗的生涯》)正文标题和目录标题不一致。另外,渊泉两篇文章,正文顺序是《马克思奋斗生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目录顺序恰恰相反。

(1)属性anaType表示指代类型,即哪种要素的指代,或是事件的指代.若是对象要素的指代,属性值为Object;若是时间要素的指代,属性值为Time;若是环境要素的指代,属性值为Location;若是事件的指代,属性值为Event.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外,《新青年》也出现过非典型的专号,如“戏剧改良专号”(5卷4期,1918年10月15日),这一期杂志只有开头4篇文章与主题相关。

患者在接受临床手术治疗后,将患者的超声诊断结果和手术病理结果进行对比,综合性的比较与分析前期超声检查、诊断甲状腺占位性病变的差异性。以手术病理结果为准,统计超声诊断甲状腺占位性病变临床准确率。

二、这批作者的标签:留日、经济学、北大

第二种情况是“马克思主义专号”出版时间正值一个特殊的时期。据杨琥考证,6卷5号(即“马克思主义专号”)本应5月出版,但实际出版时间在9月初。[3]这期间出了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6月11日,陈独秀被捕,陈独秀住宅(《新青年》编辑部)被搜查;8月30日,《每周评论》被查封。“马克思主义专号”下一期的6卷6号,也顺延到11月才出版。可能出于规避当时政治压力的考虑,李大钊低调处理了“马克思主义专号”的形式。从内容编排上,也可以看出李大钊的刻意安排。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篇文章,并没有集中放在一起。此外,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一文,开篇第一节内容相当于“马克思主义专号”的编者按。这样一篇文章,理应放在卷首,最终只夹杂在众人文章之间,位置一点也不突出。这样排版,很可能是李大钊不想太过招摇。

“马克思主义专号”没有办成典型的专号,原因在哪里?第一种情况是缺少稿件所致。当时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有限,约稿难度较大。这种情况在当时不是个案。比如胎死腹中的《新青年》“萧伯讷号”(今译萧伯纳),原计划刊发于1918年12月《新青年》(即5卷6号),都拟定了翻译剧目《人及超人》《巴伯勒大尉》《华伦夫人之职业》[2],但最终无疾而终。这些拟定的剧本,后来只见到《华伦夫人之职业》刊发于1919年《新潮》2卷1号。应该还是缺少足够的稿件导致“萧伯讷号”流产。

仔细梳理这些人物在“五四”前后的经历,可以发现:按照留日背景来看,有李大钊、陈启修、陈溥贤、周作人四位,而且李大钊与陈启修、陈溥贤在留日期间就已认识。按经济学专业背景来看,有李大钊、顾孟余、陈启修、刘秉麟、陈溥贤五位。按北大背景来看,有李大钊、顾孟余、黄文山、周作人、陈启修和刘秉麟六位,除了黄文山一位外,其他都是北大教职工。正是在留学日本、经济学专业、北京大学等方面的种种交集,让这些作者拥有了撰写有关马克思主义文章并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的可能。其中,“马克思主义专号”编辑李大钊理所当然是核心人物,所有的人物都认识李大钊并与之有往来。

渊泉,是陈溥贤(1891—1957)的笔名。陈溥贤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与李大钊同窗。1915年,李大钊任日本留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陈溥贤是编辑委员,还同为“中国经济财政学会”责任会员。1916年下半年,李大钊与陈溥贤一起回国,在北京同为《晨钟报》笔政。[16]后任《晨报》社长[17]。

作为轮值编辑的李大钊,主要负责《新青年》6卷5号的策划、组稿的工作。把6卷5号打造成“马克思主义专号”,就是李大钊的策划。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就在《新青年》5卷5号(1918年11月15日)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同时,李大钊办报经验丰富,同年5月还为《晨报》策划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从《晨报》“马克思研究”专栏,到《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这对李大钊而言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选题定了之后,组稿就成了关键。

陈启修,即陈豹隐(1886—1960),1907年留学日本,1913年入东京大学法科,参与发起丙辰学社。1919年任北大法商学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1921年任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资本论》研究组导师。[13]陈启修在留日期间就与李大钊相识。[14]这时在北大,算是老友重逢,自然格外亲切。

刘秉麟(1891—1956),湖南长沙人,1913年入北大经济系,1917年毕业回湖南高等商业学校任教,1918年在北大图书馆担任馆员,1919年任中国公学教务长。1920年出国留学。[15]换言之,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是他的顶头上司。

凌霜,是黄文山(1897—1982)的号。1914年,考取清华学校;1918年,考入北大哲学系。1919年,任北大学生会《北大学生周报》总编辑。1921年,获北大文学士学位。[11]他在这一批作者中是唯一的一名在校学生,但他从1917年开始就向《新青年》投稿,也算老作者了。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五四”后参加过李大钊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

顾兆熊,即顾孟余(1888—1972),1905年入北京译学馆,次年赴德国留学,先入莱比锡大学习电机工程,旋入柏林大学攻政治经济学。“在蔡氏(蔡元培)长北大期中,孟余曾任教务长,并先后兼任文科德文系主任及法科经济系主任。”[10]而李大钊在1918年2月开始兼任经济学教授,两人工作上的交集自然很多。

三、哪些稿件是李大钊组来的?

起明是周作人(1885—1967)的笔名,他和其兄鲁迅都是《新青年》重要撰稿人。周作人1917年4月进入北大,1918年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迅速成为高产作者之一。“五四”前夕,周作人和李大钊开始往来。在1919年的《周作人日记》中,李大钊共出现了22次;李大钊在昌黎五峰山度假期间,还给周作人写了封信。[12]

既然办专号,卷首文章分量一定要足。李大钊选择了将顾孟余《马克思学说》放在卷首,说明他很看重这篇文章。笔者认为,这篇文章是李大钊向顾孟余特别约稿的。因为,顾孟余只为《新青年》写过这一篇稿件。顾孟余和李大钊都在北大经济系任教。李大钊向他约稿,应该看重的是顾孟余早年留学德国、懂德语又专攻政治经济学的背景。换言之,在这批作者中间,顾孟余是最适合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因为其他人多是留日背景。顾孟余《马克思学说》应该是参考德文资料写成的,惜国内暂时无人对此进行研究。

黄文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篇《马克思学说的批评》就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该文之前还写过另外一篇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19年2月20日,黄文山在《进化》1卷2期发表《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攻击马克思主义。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有可能不是李大钊特意约的,应属主动投稿,因为他是关注社会主义思潮并能够参与讨论的少数学生之一,又一向和李大钊有往来,故刊发在专号上。

李大钊与周作人在1919至1920年期间来往较多,俄国革命也是两人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但正如上文所说,《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下)》不是应约为“马克思主义专号”所译。这篇文章译自英文,原著者是英国Angelos.Rappopor,原文刊于1917年7月TheEdinburghReview杂志。

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专号”上设了一个“马克思研究”的子栏目,一共转载了三篇文章,分别是陈启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渊泉《马克思奋斗生涯》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马克思研究号”(李大钊自己定的专号名称)上再开一个“马克思研究”的子栏目,这样不显多余吗?笔者认为,李大钊可能打算借此以示区别,因为这个栏目的文章都是转载的。至于转载的原因,一个还是稿件有限,另一个这些作者以及原刊都和李大钊关系非比寻常。陈启修这篇文章,原刊于《新中国》1919年第1期,原题是《女子贞操的金钱价值》。该文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运用到贞操问题上。[18]陈启修开门见山,文章开头第一句便是“自从马尔克司提倡唯物的历史观以来,世界上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学问家,得了一种非常有力的暗示。各种社会的科学,因此都换了面目,与从前是大部相同的了”[19]。原标题看不出和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系,经过李大钊一改,就非常明确了,放在“马克思研究”栏目也就显得很匹配。陈启修和李大钊一样,都受到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影响。至于《新中国》月刊,创刊于1919年5月,终刊于1920年8月,共出2卷8期,作者中有胡适等许多北大师生[20],陈启修是其中之一。从1919年4月李大钊致胡适信来看,李大钊一开始参与了《新中国》的创刊。李大钊是这样写的,“适之吾兄先生:听说《新青年》同人中,也多不愿我们做《新中国》。既是同人不很赞成,外面又有种种传说,不办也好”[21]。渊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奋斗生涯》都是转自《晨报》。其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原著者是日本学者河上肇,渊泉仅是翻译。这在文章开篇已经点明,“这篇是日本研究马克思的大家河上肇所著的,简洁明了,很有价值,特译出来,做研究的资料”。《马克思奋斗生涯》虽未明言翻译,但也是译自河上肇著作。[22]如上文所述,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这两篇即专栏文章。考虑到李大钊和《晨报》及渊泉(陈溥贤)的密切关系,一稿两用,转载再自然不过。

刘秉麟《马克思传略》可能是命题作文。因为刘秉麟经济科班出身,又是李大钊的下属。要做一期人物专号,人物传记类文章是少不得的。比如,《新青年》“易卜生号”,《易卜生传》执笔者就是当期编辑胡适的学生、北大英文系的袁振英。

综上,在“五四”前后组织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的稿件,实属不易。考察这些文章的底本,除了个别来自英、德,大部分还是来自日本。有些文章苛责“马克思主义专号”包含各种不同的研究立场,认为这一期专号的意义不宜高估,这没有实事求是地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1917—191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蒙》一书作者谈敏认为:《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启蒙,起到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而这个思想潮流的导航,后来根本改变中国的面貌”[23]。笔者认为,这个评价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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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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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谈敏.1917—191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蒙(中)[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2016:1012.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9)09-0009-05

本文系上海市党校行政学院系统2017年度课题“《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的编辑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校刊编辑部编辑

责任编辑:周奕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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