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邓小平的一生是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的一生，他的为民情怀的孕育、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理论渊源和实践渊源。在良好的家族文化、独特淳朴的地域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的引导下，在多年革命实践的历练中，邓小平逐步形成了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志向、担当和情怀。他始终自觉地践行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为民诺言，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彰显了其博大的为民情怀。
〔关键词〕邓小平；为民情怀；以人民为中心；家风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对人民无比热爱的伟大情怀。热爱人民，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深厚的情感寄托，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坚守的力量源泉。”(1)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11页。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既阐明了邓小平一生为民的伟大情怀，又为新时代党员干部践行为民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和执政为民的责任担当提出了新要求。
当前，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对邓小平理论及其精神风范的渊源探究。这方面的研究除了继续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重要的理论来源外，还创新了研究角度：一是研究邓小平的气质特征与巴蜀文化关系，认为巴蜀文化对邓小平独特气质和个性特征的形成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2)胡学举：《巴蜀文化与邓小平》，《毛泽东思想研究》1995年第1期；李新芝：《邓小平巴蜀文化品格论》，《内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3期。；二是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对此，有学者从整体研究两者关系，如赵金元认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渊源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3)赵金元：《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渊源关系新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S1期。；有学者则具体分析了邓小平人民利益观与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关系(4)完颜华、邵晓秋：《邓小平人民利益观对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扬弃》，《理论月刊》2006年第8期。。第二，热爱人民的伟大情怀与邓小平其他精神风范之间的关系研究。如学者柳建辉认为，正是因为始终抱有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邓小平才能在其一生中始终“信念坚定”、敢于“实事求是”、勇于“开拓创新”、善于“战略思维”，真正做到坦荡无私。(5)柳建辉：《学习邓小平热爱人民的伟大情怀》，《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11日。第三，对怎样学习邓小平热爱人民的伟大情怀进行研究，并提出具体的建议。(6)曹富雄：《学习邓小平热爱人民的伟大情怀》，《甘肃日报》2014年10月13日。综上所述，学术界对邓小平精神风范的研究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迄今为此，对邓小平为民情怀或热爱人民伟大情怀的渊源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较少。本文在吸收、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文化、理论、实践三个维度全面分析了邓小平为民情怀形成的渊源，以期为新时代党员干部铸就为民情怀提供有益的路径探索。
一、文化渊源
文化无时不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内涵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页。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文化对于邓小平孕育和形成为民情怀影响重大。
(一)良好家族文化为邓小平为民情怀的孕育提供了起点支撑
家风作为家族文化的核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家庭成员的心灵，塑造着家庭成员的人格，对整个社会良好风尚的形成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家风好是家族之幸，国家之幸，正如习近平所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8)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页。邓氏家族的良好家风为邓小平为民情怀的孕育提供了起点支撑。
邓小平所受良好家风的影响可以从家族传承的家风和家庭实施的教育两个方面来探寻。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不仅为邓小平所接受，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丰富和发展。感恩于人民群众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对子弟兵的养育，1943年1月26日，邓小平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作的《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报告中指出，“人民是一切的母亲，是对敌斗争一切力量的源泉”(24)《邓小平军事文集》第1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83页。。这是在新的条件下对人民主体地位思想的发展和创新。针对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问题，邓小平在1956年党的八大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25)《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7-218页。邓小平这一思想，其实就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党性原则。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工具性，在于它是人民群众实现自身利益的手段。党是群众的工具，而群众则是这一工具的使用者，所以，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利。邓小平的工具论思想，突出了我们党的为民宗旨，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他的深刻影响。邓小平非常深刻地认识到，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他明确指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2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3页。这是把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提升到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来认识的。邓小平深知，人民群众只有对党的工作满意，才可能相信党，才可能听党话、跟党走。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2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18-619页。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他还说：“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28)《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7页。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理论的应用和发展。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坚信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保持人民事业必胜的信念，心中始终装着人民，时刻惦记着人民的安危冷暖。他的一心为民最终也成就了他的历史功绩和崇高地位。
1920年，救国救民思想情绪高涨的少年邓小平抱着勤工俭学、工业救国的思想去了法国。晚年，他回忆留法勤工俭学生活时还说，当时看到中国是个弱国，要使国家强大，只有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所以要去西方学习。邓小平在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期间，结识了一批先进青年，如王若飞、郑超麟、汪泽楷等，这些人是当时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通过和他们的交往和学习，邓小平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逐渐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邓小平曾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19)《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40-641页。，“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侵入，一直就是相当(信)共产主义的”(20)刘金田：《邓小平的历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5页。。当听到人与人相互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邓小平自述》，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第10页。。他在参与革命杂志《赤光》印刷工作时，非常卖力，被称为“油印博士”，从事编辑工作帮助他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他一边学习马克思著作，打下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一边参加各种爱国革命斗争实践。邓小平1923年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些都说明邓小平不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逐渐培养起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
第二，邓小平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除了家族文化传统，家庭的风气、家长的言传身教也会对人的成长产生重要影响。邓小平在父母家里居住虽然只有16年时间，但父母对他的成长影响甚大。父亲邓绍昌早年就读于成都法政学校，曾与人合作创办当地第一所新式学堂，并在这里教过书。让乡邻们的子女受到良好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惠民、利民行为，这与先辈们将先祖邓时敏居住过的宅院辟为学馆——翰林院子的行为有异曲同工之妙。邓绍昌给四个儿子取名为先圣、先修、先治、先清，饱含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期望，尤其对长子邓先圣(邓小平)寄予了厚望，希望其能超过先祖成为“贤才”“人圣”。为供邓小平读书，邓绍昌不惜卖掉田地，毅然决然把他送到重庆读书，并让其留学法国，为邓小平的成长开辟了新的空间。母亲淡氏虽然没有念过书，但贤惠通达、勤劳能干、宅心仁厚，邻里乡亲有困难，都喜欢求助于她，她都会鼎力相助。有一次，邓家有一佃户退佃到外地谋生，谋生不成被迫返回，衣食无着，请求淡氏帮助。淡氏马上腾出房间，将其安置在家中，并想办法为其谋出路。乐善好施的淡氏在当地很受乡亲们尊敬，口碑很好。邓小平非常敬重、感激和怀念母亲，晚年还深情地回忆说，“当时那个家能够保持生活下去，全靠母亲”(10)《邓小平传(1904-1974)》(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页。。父母的言行举止影响着邓小平，可谓润物无声，深刻而持久。因此，良好的家教环境和氛围为邓小平的助人品德、仁爱之心以及为民情怀的孕育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传统文化教育为邓小平为民情怀的形成提供了精良滋养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人的成长，往往与所处地域环境紧密相关。四川省广安市古属巴国领地，自然环境非常恶劣，人们要生存下来必须要与大自然作斗争，这样的环境逐渐孕育了巴人敢想敢干、务实求实、不屈不挠、胸怀家国等特点。广安古称为 城，因为这种巴文化的滋养， 人骁勇善战，作战时“前歌后舞”，所向披靡，被屡次征召去冲锋陷阵，在灭商建周、楚汉战争等著名战役中功勋卓著。广安广为传颂着一些民间故事，如教人求真务实、不做假事的“鲁班造白塔”，教人善良、为民献身的“四九望娘滩”等，说明为老百姓做事，崇尚舍小家顾大家的家国情怀是广安地域文化的特点。这样淳朴而独特的川东地域文化根植于人们的血脉之中，一代代传承下来，孕育出了如南宋抗金将领安丙、北宋谏议官张庭坚、明朝户部尚书王德完、清朝大理寺正卿邓时敏、晚清名将李准、黄花岗72烈士之一秦炳、“四川保路同志会”领袖蒲殿俊等众多勤政廉洁、胸怀家国、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著名人物。名人的事迹有很强的影响力，在邓小平幼小的心灵播下家国情怀的种子，为其思想和行为打上川东地域文化深深的烙印。
研究组的治疗有效率指标91.94%(57/62)显著高于参照组74.19%(46/62),统计学有差异(卡方=6.937,P<0.05)。
邓小平从小就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1909年，5岁的邓小平在翰林院子读私塾。翰林院子是邓氏族人将其先祖——清代翰林、大理寺正卿邓时敏告老还乡的旧宅改造而成的牌坊村第一所私塾学校，也是邓小平青少年时期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在这里，邓小平遵照私塾先生的建议，将自己的名字“邓先圣”改名为“邓希贤”，私塾先生对他的改名也是希望他敬重先贤、成为贤达之人。当时私塾的教材基本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四书》《五经》一类，高小时还有《书经》《古文观止》等文章，即使在广安县立中学学习时，其主要科目中仍然有修身、国文、历史等。这些学习给邓小平奠定了传统文化修养的基础。传统文化及翰林遗风深深地熏陶着幼年的邓小平，为后来孕育和形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为民志向和担当奠定了基础。
此外，在学校，老师的教育对他的价值观形成影响也非常大。如北山小学堂国文教师邓俊德和广安县立中学创始人之一、教务长曾正源等，他们精通中国历史，经常利用课堂给学生讲中国历史，鼓舞学生的爱国救国热情，这些都对邓小平为民情怀的孕育和形成起到了很好的启蒙和引导作用，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女儿邓榕写道：“父亲特别爱看书，什么书都看，中外古典名著，历史人物传记……乃至整本整本的二十四史，他通通都喜欢读。在历史古籍中，他最喜欢读的还是《资治通鉴》。”(12)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02页。下放江西时他还带着《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唐诗宋词元曲等书籍，这些传统书籍中的民本思想和无数志士仁人为救国救民而不懈奋斗的历史典故，为邓小平为民情怀的形成和巩固提供了重要的养料来源。
紧接着，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年里，邓小平更加全面、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邓小平曾说：“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必使自己对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22)刘金田：《邓小平的历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7页。莫斯科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非常丰富和系统，具体课程有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社会发展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主)、经济地理、列宁主义以及军事课等，这大大提高了邓小平的理论水平和对中国革命、中国前途光明的认识水平，也更加坚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国外学习阶段，邓小平在思想上完成了从初步接触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到逐渐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他在填写“来俄的志愿”时写道：“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23)《邓小平传(1904-1974)》(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3页。他在认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坚定了为民情怀。
1992年1月27日，邓小平在珠海视察时说：“中华文化从孔夫子就提倡赡养老人。孔夫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社会上要讲修身、修养、持家，既修身又持家，就能治国平天下”，“还是孔夫子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道理”。(13)《回忆邓小平》(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00-501页。这些都表明，在邓小平的思想和理论里，始终蕴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他提出的“人民利益至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共同富裕”“三个有利于”“三步走”发展战略等理论，是根植于中国实际、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是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升华。特别是他提出一定“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14)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页。，充分展现了其人民至上、以人为本的思想和风范，为党员干部在新时代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提供了目标指引和方法论指导。
(三)独特的地域文化为邓小平为民情怀的塑造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精髓思想一直滋润着中华民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5页。中国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和价值追求，融入到了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时时刻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邓小平为民情怀之根也是扎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里的。
在整个政治生涯中，邓小平三次被打倒，遭受巨大磨难，蒙受巨大冤屈，但他不屈不挠，始终坚守为民信念。邓小平夫人卓琳在寄给“小平小道”陈列馆的信里写道：“在新建的3年，是一段难忘的时光。这些，对于他(小平)复出不久即领导进行全面整顿，以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5)肖苏萍、刘小荣：《一条通向幸福的康庄大道——小平小道陈列馆开馆侧记》，《江西日报》2008年12月19日。这足以证明，哪怕是自己身陷囫囵，邓小平心中想的还是党、国家和人民。1975年他冒着可能再次被打倒的风险大胆领导全面“整顿”，在经济建设等各方面取得显著成效。1976年，他对301医院医护人员说：“我还是那一套，无非是第四次被打倒。”(16)李炎唐：《我给小平做手术》，《福建党史月刊》2015年第2期。1977年第三次复出时，他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1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62页。邓小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真正做到了心底无私天地宽，问心无愧。在历史转折时期，他敢做敢为、敢于担当，打破思想禁锢，排除“左”倾思想的干扰，坚定地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而在质疑和否定改革开放声音此起彼伏的关键时期，他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使人们的思想再一次得到解放，把大家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为坚持改革开放消除了思想障碍。但对于他自己，他却这样说道：“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的公民”，“将来国家发展了，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1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14页。所有这些，无不体现出邓小平为了人民幸福、为了国家富强，宁愿承担风险、牺牲个人的高贵品质，无不体现出广安独特、淳朴的地域文化对他的浸润和影响。
任何思想认识都来源于实践。毛泽东说过：“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29)《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0页。邓小平的为民情怀也来源于其个人经历与革命实践。从小学到高小，到中学，再到重庆留法预备学校，他或目睹、或亲自参与的一场场游行示威活动，激发了他救国救民的志向。赴欧洲勤工俭学的现实遭遇，进一步催生了他救国救民的思想。邓小平的为民情怀的孕育、形成和发展，与他个人丰富的革命实践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二、理论渊源
邓小平为民情怀的形成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为邓小平所接受，而且为他的为民情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精确称取自制的花色苷产品0.1 g，用pH 1.0氯化钾缓冲液稀释至100 mL，再吸取10 mL，用氯化钾缓冲液稀释至 100 mL，在最大吸收波长处测定其吸光值，计算公式为：
(一)在接触、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坚定了为民情怀
九江市位于江西北部，位于东经113°56′～116°54′、北纬 28°41′～30°05′之间，东西长270 km，南北宽140 km，总面积18 823km2，多年平均降水1 520.6 mm。境内共有山塘38 160座，总库容有40 922.37万m3。其中，湖口县的山塘数量最多，为9 179座，总库容5 519.75万m3，详见表1。九江市山塘总的供水量4.61亿m3，其中都昌县的山塘供水量达最大，为0.89亿m3，其次是湖口县的0.62亿m3。
“Truth”和“doctrine”也有一定的西方宗教意味。“Truth”一词已出现在上文的引述当中，与上帝的意义等同，上帝便是真理，是超越世俗的绝对权威。“Doctrine”一词在牛津词典中的双语释义为“a belief or set of beliefs held and taught by a Church,a political party,etc.教义；主义；学说；信条”[8]602，宗教色彩浓厚，一般是指西方宗教教义，也代表上帝的绝对权威。然而韩愈之“道”存于世俗，讲求世事的实用之道，是人伦之道。因此，笔者也对这两种译法表示怀疑。
(二)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升华了为民情怀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阐述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这一理论对邓小平坚定理想信念、强化为民情怀有着深刻的影响。正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撑，有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的指导，邓小平后来无论处于哪种环境中，无论是面对艰难的革命环境，还是个人政治生涯中三次被打倒，抑或是面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低潮，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从来都没有动摇过。后来的经历和实践也证明了他的战略高度、世界眼光和胆识气魄，这是他为民情怀背后的理论根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赋予了他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纵观天下大势，驾驭复杂局面和勇于改革创新的能力，而不是一般地、空洞地讲“为民”。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在领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中，他的为民情怀也得到了发展和升华。
第一，邓氏家族传承着优良家风。邓小平，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市协兴牌坊村。邓氏第一世祖邓鹤轩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从江西迁到此地，从他开始，邓氏家族就树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族文化传统。首先，《邓氏联谱》彰显了优良家风。详细刊载有邓小平祖辈以来的珍贵史料及照片的《邓氏联谱》记载了如下文字：“学圣贤，尚当勤，上敬群，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立志气，而成人。”(9)李有毅：《广安邓氏“书香耕读，报效国家”的家风传承》，《巴蜀史志》2017年第2期。这既是邓氏家族对祖祖辈辈修身齐家“而成人”的总结，也是邓氏家族世代相传的言行准则，尤其是“上敬群，下泽民”充分显示出尊上敬下的为民、惠民理念。其次，邓氏家族族谱辈分彰显了优良家风。纵观中国各大姓氏的辈分，可以说大多体现了家族的优良传统，寄托了祖辈们对后代所寄予的期望。邓氏家族按“以仁存心，克绍先型，培成国用，燕尔昌荣”的16个辈分(邓小平原名邓先圣，属先字辈，其父邓绍昌属绍字辈，其祖父邓克达属克字辈)排序，其16个字组成的四句话也是强调要报效国家、恩泽民众。再次，邓氏家训彰显了优良家风。“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是中国大多数家族推崇的经典家训，邓小平故居正堂屋所挂的正是这幅对联，说明邓家追求良好的立身处世之道。最后，祖辈墓地石刻对联也彰显了优良家风。在佛手山，邓小平的父母为其祖母所立的墓碑上有副联语：“阴地不如心地，后人须学好人。”12个字并不显赫，但细品慢酌，寓意很深刻。邓氏家族人才辈出，正是秉承和受教于这种良好家风。邓小平从小浸润在这样的优良家风里，所受到的熏陶和影响不言而喻。
其次，由于事权与立法权的限制，部委规章和地方性立法不能对知识产权评议的法律性质、法律效力、法律责任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作出规定。这就导致一方面，知识产权评议游离于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行政程序之外，处于非常态化和非协同化的状态；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法律效力与法律责任的“武装”，已经实施的知识产权评议也缺乏必要的约束力，处于“没有牙齿”的窘境。为此，必须及早通过法律的形式，对于知识产权评议的法律性质、法律效力、法律责任等作出明确规定。
对于蛋鸡料，适宜的粒度为7～18目，由表2可知经对照组的玉米粒度在7～18目的比例平均为(30.67±1.30)%；经试验组的玉米平均达到(61.22±2.44)%，且粒度符合理想粒度的要求(7目上＜20%，7～18目＞50%，18目下＜30%)。7～18目的玉米粉碎粒度，经两种不同工艺对比差异极显著（P＜0.01）。
三、实践渊源
语义表达的是数据或者符号所表示的概念，包括相互之间关系的刻画，是数据或符号本质上的抽象表达。对于地图符号而言，容易理解，比如十字符号，大家很容易就想到了医院，但是对于地名这种很难符号化、数字化，只具有文本描述性的内容，其语义是很难提取，并用计算机语言表达的。地名语义的研究，当前这部分工作主要还是由语言研究学者完成，分词技术在其中应用较多，很多学者都是借助于本体构建工具进行本体的创建，而往往忽视了地名语义的研究。
(一)青少年时期的革命实践经历孕育了为民情怀
邓小平读小学、中学时期，我国正被帝国主义侵略蚕食，广大民众奋起抗争。作为川东门户的广安，是民主革命思想和革命起义运动相当活跃的地区，“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等，都在广安迅速发展。这些革命实践活动让邓小平认识到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强烈的国家、民族责任感促使邓小平思考着为国家、民族寻找新的出路。
1911年夏秋，四川人民掀起的“保路运动”波及到了广安。起义军途经协兴场时，队伍就驻扎在邓小平就读的北山小学堂。协兴场上一些店铺关门罢市，北山小学堂也罢课放假。邓小平和同学们一起上街鼓动民众参加保路运动，唱起了《来日大难歌》：“来日难，来日难。要顾来日，莫顾眼前。况且作难的日子就不远，休把来日当玩。”(30)刘金田：《邓小平的历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86页。当辛亥革命浪潮波及广安时，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率众参加蜀北民军攻占广安的武装起义，起义队伍驻扎在位于县城翠屏山上的军营。据说七岁的邓小平还曾到营寨中住过两晚。虽然当时邓小平年幼，但革命热潮在他幼小心灵里留下了“不浅的印象”，直到老了，还依然记得这件事情。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邓小平就读的广安县立中学成立了“学生爱国分会”，发出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近来吾国外交失败，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苟不急图挽救，将步印度朝鲜之后尘。吾侪既占国民一分子，应当尽国民之责”(31)《邓小平传(1904-1974)》(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页。的爱国救亡号召。教职工和学生们罢课运动、上街游行、抵制日货等活动层出不穷，邓小平不仅亲眼目睹而且积极参与到这些活动中。这些活动让他看到了集体斗争的力量，感受到了民族情绪、爱国情绪，产生了初步的救国、救民思想。据邓小平在1968年撰写的《我的自述》描述，他已逐渐萌发出了一种“简单的爱国思想”。1919年11月，就读于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邓小平参加了重庆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为表达抵制日货的决心，邓小平和同学们首先销毁了自己使用的日本瓷盆、衣物等，还逼迫当时重庆警察厅厅长郑贤书对4000多元公款购买的80多箱日货进行销毁。这些实践活动在少年邓小平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让他体会到了群众力量的伟大，也体会到只有奋起抗争才能摆脱被侵略、被奴役的境况，才能维护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此时的邓小平“爱国救国思想有所提高”(32)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激情年华》，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9页。。
(二)国外实践经历激发了邓小平的为民情怀
在救国救民思想情绪高涨的时刻，邓小平走出了国门。受当时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社会思潮的影响，邓小平在赴法志愿填报的是“铸铁”，这是他工业救国思想的体现，他希望到法国勤工俭学，学点本事之后回来搞工业，以工业救国。
1920年，16岁的邓小平去了法国，实际情况却与他勤工俭学的愿望大相径庭。邓小平原本以为只要到了法国什么都解决了，一则可以求学，再则可以找钱。但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因学费昂贵和一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导致的工厂倒闭和失业影响，邓小平不得不结束学习生活，开始打工维持生存。在法国，除了轧钢工，邓小平干过各种最底层的下苦力的临时性杂工：当过码头搬运工、饭店服务员、清洁工、钳工，还扎过花、制过鞋……参加过法国“反饥饿运动”等。这些身处异乡的艰难经历，一方面磨砺了邓小平的意志，另一方面也让他亲身体验了底层人民的艰难，看到了资本主义黑暗的一面，更切身感受到了资本主义也不是天堂。邓小平说：“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地或间接地受到了很大的影响。”(33)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激情年华》，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12页。这些艰苦的经历激发了他救国救民的思想。但是怎样才能救国救民于水火呢？到学校学本事没有钱，到工厂做工收入还不能糊口，怎么办呢？就在思想困惑的时候，王若飞、汪泽楷、郑超麟等这些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帮助邓小平培养起了马克思主义素养。总的来说，在法国的五年和在苏联的一年，使他更了解世界发展的大势，更有洞察力和开阔的国际视野，也更加培养和造就了他救国为民的能力，使他逐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强化、巩固了邓小平的为民情怀
在后来轰轰烈烈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邓小平的为民思想、为民信念、为民情怀得到强化和巩固。在他“三落三起”的跌宕人生中，彰显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在中国和世界历史舞台上抒写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情感。
邓小平始终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强调“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34)《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8页。。邓小平始终坚持从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吸取思想营养和前进力量，不断增进人民福祉。特别是第三次复出后，他顺应人民愿望，果断地把拨乱反正、端正思想路线作为走新路的突破口，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推动各方面拨乱反正等等，最终打破了人们的思想枷锁，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当20世纪90年代初，质疑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声浪越来越大时，邓小平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受损害，视察南方并发表南方谈话。他严厉地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3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页。他还提出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6)《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55页。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邓小平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改革开放不回头、不偏向、不停滞，再一次打开了改革开放新局面，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奇迹的出现，不仅改变了普通人的命运，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改变全球发展的大趋势，它的历史影响延续至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37)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页。
可以看出，邓小平在良好家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下，在先进理论的引导下，一步步强化了为民的认识，一步步孕育和激发出了为民思想。为民的理念和实践,贯穿于他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之中。即使“三落三起”，邓小平依然荣辱不惊，不屈服、不退缩、不随波逐流，就是因为他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心中有党、有人民、有绝不动摇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为民信念。邓小平在为中国人民利益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自觉地践行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为民诺言，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彰显了其博大的为民情怀。邓小平这种始终如一的为民情怀和为民信念为共产党人树立了典范，值得我们终身学习。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9)04-0018-11
〔作者〕胡利群，中共广安市委党校、小平干部学院副教授，四川广安 638003
(责任编辑 肖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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