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思想文化研究
[摘 要]赫勒在分析自在对象化领域中异质性活动现象的过程中，系统地阐述并指明了个体主体“个性”与“特性”状态之间的二元关系。但个体的“个性”与“特性”二元关系的背后还存在着个体“个性”发展的上升力与社会遗传“特性”的下压力之间特殊的二元张力关系。对这种二元张力背后的心理学属性分析在以往的赫勒研究中未能获得充分的关注和挖掘。赫勒提出的日常生活的基本结构和一般图式中带有明显的集体(潜)意识心理学属性。而个体在从“自在存在”到“为我们存在”的日常生活人道化超越途径中，也存在认知思维转变、交往模式改变以及个体个性维度生成等个体的集体潜意识自觉与扬弃的心理学属性内容。赫勒这种带有心理学属性的哲学分析正是其作为一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者最自然、最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流露。
[关键词]日常生活；自在对象化领域；心理学；集体潜意识
阿格妮丝·赫勒于1968年出版的《日常生活》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生活世界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作品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自1990年《日常生活》中文版[1]问世后，国内学者从哲学、社会学、文学、教育学、政治学、美学等领域对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进行了多维度探索和中国化解读，并初步建立了我国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基本理论框架。但在对赫勒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微观视域下的研究多见于从微观政治学和微观哲学视角进行切入，主要关注的是从赫勒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内容与范式出发，来阐发其思想在诠释和解决各个维度上出现的现代性危机中展现的哲学意义。[2]也有部分学者从赫勒的个性发展理论与需要理论，以及赫勒需要理论与亚伯拉罕·马斯洛心理需要层次理论的比较出发进行对比研究，[3]以此来深入阐发赫勒的哲学思想以及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对个体发展及其个体在面对现代性危机时，在个体微观实践层面上可能存在的哲学指导意义。但在国内对赫勒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研究的总体文献中，关于赫勒文本的心理学解读还比较少见。因此，随着对赫勒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研究的深入，其思想理论在心理学维度上仍具有一定的理论挖掘、探索和解读意义。尤其在赫勒对日常生活自在对象化领域的解构剖析与日常生活人道化的建构逻辑中，始终都是围绕着个体的“个性”与“特性”之间的张力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来展开的。个性与特性是赫勒用来描绘个人的存在和发展状态的核心范畴。在赫勒的哲学语境中，“特性”指的是与生俱来的特质和素质，是自然禀赋，它反映了个人尚未同类本质、类的发展和类的价值建立起自觉关系的存在状态，是一种自在自发的存在状态，而“个性”则代表了个人与类本质和类的价值建立起自觉的关系，并以这一自觉关系为基础来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的存在状态，是一种自由自觉的存在状态。[4]8，15在针对这一核心问题的阐述中，赫勒的部分思想与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让·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等在具体的微观分析层面具有一定的对话、比较和再思考的理论意义。
一、自在对象化领域中异质性活动现象的解剖：一种心理张力
赫勒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其讨论日常生活问题的前提和价值是十分明确的。在赫勒那里，讨论日常生活问题的前提是承认“日常生活本身毫无保留地是对象化”[1]45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认知论观点。关于类本质对象化的思想在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赫勒把人的所有对象化领域分成自在的对象化、自为的对象化和自在自为的对象化三个领域。其中，所有对象化都是类本质。而关于自然，“自在存在”指所有尚未被实践和认识所参透的东西；关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自为存在”指的是整个实践领域。赫勒所规定的人的所有对象化的三个领域是基于以上两个哲学概念在社会复合体视域下所形成的特殊规定。其中，自在的对象化领域包括语言、对象和习惯构成的人类条件，即日常生活，它具有“给定性”，是自为的对象化领域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自为的对象化领域代表运用意志的对象化领域，包括传说、神话、思辨(哲学)、科学、视觉象征(艺术)等；自在自为的对象化领域包括整体、政治结构、法律等，它既是“自在的”又是“自为的”对象化。[4]113-116
这里赫勒显然是继承了马克思和卢卡奇(Lukács)关于人的理解以及认知世界的一般看法，接受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而在研究价值的判断方面，赫勒从微观社会历史理论的视角出发认为：在个人“客观化”的日常生活过程中，(个人)潜能脱离了属人的根源而生活，进而主动地或被动地被整合进了历史中，并由此产生了客观价值。赫勒进一步指出，“日常生活是历史潮流的基础”，是日常生活的冲突导致了总体性的社会冲突，而这些冲突一旦解决，日常生活便可以重构。[4]45上述即是赫勒对其研究日常生活问题的基本理论前提和价值判断。由此，为了进一步讨论在日常生活中个人是怎样“不自觉”地参与到历史之中的问题，赫勒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解剖”日常生活，并发现了其中的异质性现象及其背后的张力矛盾。
首先，关于日常生活对象化活动中的张力，即赫勒对日常生活中“总体的人”的对象化过程的异质性分析结论。赫勒认为，日常生活具有“双重意义”上的对象化，即个人主体持续客观化过程以及个体被日常活动所塑造与对象化，而日常生活活动中的异质性主要存在于第二个对象化过程中，即个体被日常活动所塑造和对象化的过程。[4]45-46具体来讲，理论上，个体被日常生活活动对象化是一般性的，但到底是“一般性”还是“异质性”取决于对象化的水平和层次。如果当对象化层次是一致的或是创新的，那这一过程中个体将在同一水平上再生产自身或是在“更高的水平上着陆，再生产出的主体也将处于更高的水平”[4]45，那这种日常活动的对象化在赫勒看来就是“一般性”的。但赫勒认为，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对象化活动是不连贯的并缺少统一原则的，那这种“对象化”其实就成为了“内在化”，个人是在特性水平上的再生产，个体是“被动地”接受着自为领域的“同质”，从而抹杀了个性和创新，个体的发展与进步也会停滞不前，而这种日常活动的对象化就是“异质性”的。这里赫勒初步锚定了日常生活中异质性活动的活动范围域、作用力及其作用对象，同时，赫勒从微观的历史视域探视到了作用于日常生活，并使之异质性矛盾运动的作用力来源。具体来说，在赫勒那里，推动日常生活异质性矛盾运动的作用力主要有两个，即个体特性的下压力与个体个性的上升力，个体特性的下压力主要来源于自为领域的集体特性，而个体个性的上升力主要来自个体自我本身。这两种力在日常生活中(自在领域)同时施加于个体身上并最终形成了个体主体身上“个性”与“特性”之间的二元张力，而日常生活的异化性主要体现在(在个体自我水平上的)集体特性对个体个性进行同质对象化活动的异质作用过程。
其次，关于日常思维与非日常思维之间以及日常思维内部的张力。赫勒认为，日常思维与非日常思维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和界限，非日常思维较日常思维剔除了更多的特性，进而更具有“理性化”特征，譬如科学思维。因此，在个体层面，个体的日常思维与非日常思维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即日常思维中的特性作用力与非日常思维中的反特性作用力之间的张力。而在具体分析日常思维内部问题的过程中，赫勒在分析日常生活对象化活动异质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像日常生活一样，日常思维也是异质的”[4]47。赫勒把日常思维的表现形式分为三个，即人本主义性、人类中心性和拟人性。这里赫勒显然是受到马克斯·韦伯和卢卡奇关于抽象劳动中主体维度上的“合理化”原则思想的影响，即人的一种直观态度。但赫勒重点指出的是，日常思维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性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但拟人性却不是必然的。[4]51赫勒并不是全面否定日常思维中拟人化的异质性，而是主张摆脱狭义上的拟人化并防止狭义上的拟人化成为日程思维的基本结构。因为，狭义的拟人化使人的生活被限制于一个特性狭窄的圈子，进而个体开始具有排他主义特征，抹杀了个体个性的发展和创造力的发挥。由此可以看出，在日常思维内部也存在两个水平上的结构张力。第一水平为个体的特性思维(主要指重复性思维)与个性思维(主要指创造力思维)之间的张力；第二个水平为个体特性思维中的内部张力，即拟人化倾向与非拟人化倾向(更倾向理性化)思维之间的张力作用。赫勒在这里并是不全盘否定个体特性思维，而是重点指出特性思维中的拟人性思维对个体的异化作用，一旦个体拟人化思维成为个体日常思维中的主要基本结构，将在很大程度上抹杀掉了个体个性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在日生活中，个体除了存在避免不了的特性思维(人本主义性和人类中心性)外，拟人化思维应该是日常思维中个体应该扬弃的思维。
其次，是以日常交往的模式转换，即使自在领域中常使用的狭窄的、封闭的和不平等的交往模式过渡到自由的、人道的和平等的交往模式，以此来促进日常生活的人道化。赫勒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界定了“日常交往”的概念，即“并不是指‘人’同另一个‘人’处于交流、交往之中，它是指社会劳动分工中一个位置的占有者，同另一个位置的占有者处于交流与交往之中”[4]208。在此基础上赫勒指出，日常交往关系作为一般社会关系(等级关系或依从关系)的反映具有狭窄性、封闭性和不平等性。而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就是建立平等、自由和人道的交往模式。赫勒总结了如习惯性交往、依恋、游戏等日常交往形式，并指出这些日常交往形式的共同特征是自在性的，会抑制个体的个性生成。譬如，赫勒在阐述游戏作为儿童最常用的日常交往模式中指出：“对他们而言，游戏是‘自然的’生活方式，是对生活不自觉的准备。”[4]222这一论述与德国儿童心理学家格罗斯(K Groos)关于儿童游戏的生活准备说理论的表述基本一致。格罗斯认为，游戏是儿童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无意识准备，是一种升华本能、演练生活的手段。而在讨论如何建立合理的日常交往模式途径上，赫勒显然更多批判地吸收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理论，它对当今越来越清楚可见的社会病理类型进行解释，认为现代病就病在具有交往结构的生活领域听任具有形式结构的独立的系统的摆布。”[10]其中，哈贝马斯提到的“社会病理类型”是众多具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重点论述的问题，如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分别在其代表作《单向度的人》和《健全的社会》中，从心理学的视域对资本主义社会病理学的分析均有着系统地阐发。而赫勒更多地是在基本承认这种“社会病理”的原因分析社会模型的基础上，重点阐发如何从个体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层面来扬弃这种“社会病理”状态，进而治愈这个“病态的社会”。针对这一点，赫勒在其后期的作品《激进哲学》中有着更为系统的阐述。
综上笔者认为，赫勒对自在领域中对象化活动的异质性分析过程与结论在心理学的视域上仍具有深入挖掘的理论空间。赫勒并不像亚当·沙夫一样直接或间接引用如艾里希·弗洛姆、赫伯特·马尔库塞、卡伦·霍尼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或精神分析流派心理学家的理论和观点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但在从微观层面对日常生活对象化活动中的剖析中得出的一些结论却与分析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在表述和内涵上是相似的或部分重叠的。如荣格在其早期出版物《论所谓神秘现象的心理学与病理学》(1902)中就曾提出过原型概念及与之相关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荣格在1920年出版的《心理类型》一书中提出“集体性的”概念，它主要指“所有那些并不单属于某个人，而是属于许多人，即属于社会、民族或一般人类的心理内容”[5]354。“集体性”主要表现为集体思维、观念和集体情感两个方面，当思维功能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并与逻辑规律相一致时，它就在整体上具有了集体性特征。同样，当情感功能与一般的情感相等同、与普遍的经验、普遍的道德良知等相一致时，它也就整体上是集体性的。[5]355荣格认为，集体潜意识是人类祖先在进化过程中集体经验心灵底层的精神沉积物，处于人类精神的最底层，为人类所普遍拥有。集体潜意识一般由全部本能及其相关原型组成，本能体现精神的动力方面，原型体现本能的意义。它们共同决定人的行为未来倾向和可能性，对个体的思想行为和创造力起制约作用。同时，这种社会或一般人类的心理内容是具有遗传性的，这种在认知和情感两方面的集体的、一般的心理内容会通过文化作为载体遗传印刻在每一个新生儿的潜意识当中(参见图1：路径1)。而这种潜意识被荣格称之为集体潜意识。在赫勒后期的著作中，她的部分思想与荣格分析心理学的集体潜意识理论在表述和内涵上的相似性则显得更为显著。如赫勒在1990出版的《现代性能够幸存吗？》中又重新提到了自在领域中的“人类条件”范式[6]44，赫勒指出了人类“社会先验”和“遗传先验”的存在，尤其是社会先验通过文化“有机的嵌入性”[6]47作用于新生儿，而“遗传先验与一种非常明确的社会先验衔接”[6]55完成了遗传过程，进而赫勒提出“人们的生活在幼年时代就被预先确定：社会先验是主要的设计者”[6]55。在这里赫勒提出的“社会先验”与荣格提出“集体性潜意识”的概念在表述和基本内涵上已经相当接近，其运作方式均是通过以文化作为载体的遗传作用。当然，赫勒这里的阐发更多是继承了康德哲学中关于“先验”与“人类认知”问题的哲学式思考，而荣格这里的表述只是揭示了一种日常生活现象背后可能存在的心理机制，并没有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继续追问和解读。在这一点上赫勒不仅作了客观理性的分析，而且作到了反思、批判与建构。综合两个人的理论观点，笔者认为，日常生活的对象化活动内部、日常思维的形成内部以及日常生活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张力可以理解为一种个体主体自我意识(包括潜意识和无意识)与集体意识(包括来源于自为领域的潜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存在于自在领域中的一种张力。这种张力间的运动，尤其是当集体潜意识占主导的时候，最终导致了自在领域的种种异化表现。因此，自在对象化领域中的异质性活动显现的源动力可以理解为个体自我意识与个体集体意识之间的心理张力间的矛盾运动，尤其体现在个体日常生活活动中的个体意识和潜意识与集体意识遗传下来的个体集体潜意识之间的矛盾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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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的结构：带有心理属性的张力结构
笔者认为，赫勒讨论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结构是带有心理属性张力结构的。其中，最明显的是来自“自为的”对象化领域的特性对自在对象化领域中个体的下压力(参见图1：路径2)与自在对象化领域中个体个性发展的上升力之间的张力支撑作用。在这种支撑作用下，就形成了赫勒所理解的包括制度、法律等存在的“自在自为”的对象化领域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以谋求达到某种动态的平衡状态。但在赫勒指明的所有空间结构之中，最根本的支撑力是由“自为的”对象化领域中的各个要素，经文化为载体，历史地遗传进入到人类集体潜意识中之后与此在的个体意识之间产生的心理张力(参见图一：路径1)。“如是性”、“规则-特征”、习惯、语言等都是来自“自为的”对象化领域在人类集体潜意识中形成的倒影，它们借助经济手段和情境性背景在“自在的”对象化领域对人发挥作用，而“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的异质活动恰来源于此。
第二，赫勒将“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共同特征抽象归类为“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的三个主要成分，即事物、习惯和语言，而这三个主要成分还分别具有各自的异质特殊属性。这里是赫勒沿着马克思“具体-抽象-再具体”研究逻辑方法进行问题分析的第二步骤，即对原本自在领域抽象问题还原解构后的具体进行再抽象。首先，事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主要指对象化世界，而这里赫勒在马克思主义讨论域中对象化世界的异化表现形式主要是个体消费资料(区别于生产资料)中的“实现-价值”需要满足的异化。赫勒指出，“实现-价值不过是需要的满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在满足需要中的自我确认。人的需要是异质的，为社会以多重媒介所干预”[4]145。赫勒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提出的“人的需要”观点明显有别于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其著作《人类激励理论》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相比于马斯洛对人类需要心理机制的探索，这里赫勒不仅发现了人类需要与劳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更深刻地反思到了这种人类需要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异质性，即在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中，人的很多需要多是被社会的多重媒介所干预的，而来自个体自身发展的“实现-价值”需要则被社会所规定和要求的“实现-价值”需要所掩盖。同理，习惯和语言同样为支撑日常生活和日常思维的基本结构。它们的共同目的都在于使日常生活异质领域同质化，进而使个体能够最低限度地投入创造性思维，并使其“更好地”融入到现有的社会框架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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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对象化领域与内部结构之间的张力作用关系
第一，赫勒在“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特征的讨论中提出，重复、“规则-特征”和规范性、符号系统经济和情境性是“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的主要方式。其中，重复具有“如是性”，“规则-特征”具有“理所当然性”，符号系统为载体，经济为手段，情境性为背景。赫勒首先初步归结了“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的特征，试图先从结构上解构日常生活的异质性过程背后的成分组成，这是赫勒对传统日常生活抽象概念在现实中的再反思，是马克思研究方法中将抽象概念还原为具体的解构性逻辑环节，体现了赫勒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分析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底。而从具体解构的特征内容上来看，笔者认为，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流动的一条心流，即在当前历史社会的具体情境下(资本主义制度)，个体自我中的个性部分被经济所裹挟从而流淌在一条特性的河渠中，而这种流动是“规则”的和“理所当然”的。但在平稳流动的河流底层却充盈着一种张力，是个体自我中个性的暗流及逆流的上升力与由特性构成的“规则”河渠边界和“理所当然”的顺流下压力之间的对抗张力。因此，从“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特征的结构解构来看，这种结构内部之间存在着一种带有心理属性的张力，即个体个性与集体特性之间在个体心理内部之间的张力，而这种张力存在更多的是潜意识层而非意识层的，而赫勒当下的分析正是将这种潜意识间的张力意识化了。
第三，赫勒将重新抽象化了的日常生活成分在现实世界中“再具体”化，她认为日常生活中存在行为和认知的五个一般图式，即实用主义、可能性原则、模仿、类比和过度一般化。日常生活中的这些行为认知图式存在的目的是同质化，以维持和支配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异质活动。“图式”[7]157概念最早由康德在1781年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并在认知论的范畴内中将图式规定为一种“先验”范畴，进而指出在个体心理认知的过程中存在的“先验的幻想”问题。[7]265,268,311赫勒在后期的作品中也基本接受了康德关于图式的概念。而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Piaget)在1936年出版的《儿童智力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了“同化”和“顺应”的概念，同时将这两种图式看作个体主体内部从经验到概念过程中动态、可变的认知结构。皮亚杰进而在认知论的范畴内，从心理学的认知维度上深化了康德关于图式的概念。而后，皮亚杰在其著作《发生认知论原理》(1970)中指出“认知既不是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业已形成的(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会把自己烙印在主体之上的客体；认知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8]至此，皮亚杰从心理学的角度指出，个体的认知图式结构是一个由个体外部世界和内部心理机制交互作用下不断建构的动态结构。赫勒在解剖日常生活结构的过程中，也发现了类似的人类认知交互模式，并进一步加以追问分析，即由于社会制度等原因，如果这种交互作用模式本身处于异化状态，那便会导致产生异化了的心理认知结构，在异化了的心理认知结构基础上又会产生个体日常生活里的种种异化表象。在赫勒那里，模仿和类比属于行为图式，实用主义、可能性原则和过度一般化属于认知图式。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认知图式相较于行为图式更为根深蒂固也更难为调整。在赫勒看来，这些行为认知图式存在的目的是使社会中的个体同质化，是维持和支配日常生活领域中异质活动的根本结构。而这种结构内部其实也是存在一种心理学张力的，因为行为和认知图式并不是恒定不变的，不良的行为和认知图式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和方法进行矫正，这种矫正的力量来源于个体内部自身追求发展与社会集体压制之间的心理张力。面对同一问题，部分心理学家主张直接从与个体的不良行为和认知之间的合理辩论入手，而如赫勒、沙夫、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则相对深入和相对宏观地主张从改良分配方式，进而改良政治制度入手。虽然两者所站的角度都是人道的，但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目标总是显得更为深刻与鲜明。
最后，在日常思维和日常交往模式转变的基础上，赫勒主张一种个体个性维度的生成，即日常生活中个体再生产由“自在存在”变为“自为存在”，再变为“为我们存在”的人道化状态。赫勒首先承认“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结构及运作过程的事实，即“每个人都降生于‘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的结构之中，这是事实。每个人都必须占有特殊的‘自在的’对象化，而且这是凭借重复性实践以及重复性思维而进行的，这也是事实”[4]246。但赫勒在认清这种事实之后并没有停止思考和追问，赫勒进一步指出“这仍不是说日常生活必然是异化的”[4]247。这里赫勒并不是主张彻底放弃“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结构，因为这是不现实的，而正确的变革方向应该是对“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结构进行扬弃，这应该才是对日常生活人道化变革的本质要求。要达到使日常生活人道化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培养人对“自为的”对象化领域的连接，从而达到对“自在的”对象化领域的自觉，进而相对选择性地、主动地进行日常生活方式。这也就是赫勒主张的日常生活个体再生产从“自在存在”到“自为存在”再到“为我们存在”的人道化过程。
赫勒在“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的框架中继续深入讨论了“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的共同特质、特殊特征以及行为认知图式，试图搭建组成自在对象化领域中的基本结构。显然，赫勒在这里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具体-抽象-再具体”的逻辑分析研究方法，将日常生活这一抽象概念结合现实进行还原具体化再进行解构，在解构的基础上再进行抽象地总结，进而再对抽象内容在当时社会历史环境下进行又一轮的具体化分析。虽然赫勒在《日常生活》中的这部分讨论并没有引用任何心理学家的观点或理论，但在整个“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的结构分析过程中却始终隐约闪烁着心理学的光亮。
三、不平衡张力纾解与超越：知识、交往与个性维度的生成
作为一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及哲学家，赫勒与一般的心理学家不同的是，她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异化现象时思虑更多的是“解放”和“改变”，而不是工具主义者单纯冰冷的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当时的赫勒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坚守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信条，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136。因此，赫勒首先站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对日常生活进行了价值学上的判断，即存在异质性的日常生活是需要人道化的，并且存在改变的可能性与改变的途径。赫勒发现了日常生活中异质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并试图从知识、交往和个性维度的生成三个维面上重新建构日常生活并尽力使之人道化。笔者认为，赫勒的主张是从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有序合理地纾解(而非无序的疏解)个体在自在对象化领域中不合理的张力矛盾(异化性)，平衡自在对象化领域与自为对象化领域之间的空间张力，以此在保持个体个性与集体特性之间张力合理平衡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发展个体个性进而使日常生活中的人获得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全面发展。
首先，是以知识为载体的日常思维的改变，即将自在领域中的重复性思维逐渐过渡到自觉的创造性思维，进而形成稳定的理论态度以扬弃自在领域中的异质性，并最终促进日常生活的人道化。赫勒认为：“日常感觉、日常思维和日常情感在人本学上是第一性的，决不能把它们从人的存在整体中抽象出来。”[4]195赫勒在这里接受了胡塞尔现象学的观点，她认为，与日常态度之“自然的”态度相对应的科学或艺术态度之“不自然态度”[4]195是可以中止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和认知图式的，可以把人从人本学“如是性”中抽离出来。进而赫勒主张一种“作为日常生活和日常思维的有机组成部分的纯粹非日常态度”[4]204并认为这是进而成为“自为的”类本质对象化的基础。由上述可以看出，赫勒提出的“作为日常生活和思维有机组成部分的纯粹非日常态度”旨在提供一种个体纾解个体个性发展上升力与集体特性下压力之间的心理张力进而从日常生活中“解放”的途径与通道，即个体应该以知识为载体主动地去获取来自高维领域(自为领域)知识，即高维领域知识逐渐地向低维领域(自在领域)渗透，而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则应该鼓励和引导这种获取和渗透。
①粉料或颗粒配合饲料加水调制后直接饲喂，比如，生产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方式是，粉状配合饲料与水混合比例为1∶2.5，混合温度约为16℃，每隔5 min搅拌1次，每24 h取出60%用于饲喂，然后用等量的新鲜饲料和水填补[9]。
再次，赫勒尝试剖析日常生活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张力关系。赫勒说：“人们出生于给定的世界之中，如果他们要存活下去，那么他们必须占有并使之变为自己的东西的，正是这一给定世界所强加的条件，至少就他们的直接环境而言是如此。”[4]52这就意味着，人从一出生开始，个体(个性)相比较于社会(特性)就处于“劣势”地位。为了生存，个体必须不断的“了解”和“内化”社会给定的特性，而在这一过程中日常思维逐渐形成。赫勒进一步指出，“就日常生活一直被组织在特性之上，就我们与我们的世界之间的一般关系具有恒定性而言，不能把进步概念用于日常生活。但就日常生活和日常活动的内涵总是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社会集合的发展而言，日常生活一直在进步”[4]54。由于“人的历史本身建构于无数人的日常活动之上”，因此，日常生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每一个个体的日常生活，而两者之间出现的张力就是二者发展、改良的潜力。如赫勒所言，人类个体的出生更多是一种“抛入”或“嵌入”到已经给定的社会中，因此，个体个性的发展与社会特性的适应应该是一对从个体出生开始就在个体心理层面上存在着的原始张力矛盾，也因此这对张力矛盾从人类出生开始就自然带有了社会心理属性，它在每一个个体的心理层面集中反应了个体自我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并在不断的辩证运动中相互促进。
政府是一个区域的管理部门，因此在现阶段的共享经济的监督管理政府人员的加入是非常有必要的。政府人员的加入不仅仅可以让人们更加重视共享经济的监督管理，同时还会提高大众参与保护共享经济产品的积极性。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国的共享经济战略发展还属于初级阶段，而且很多发展的措施还处于不完善状态，在发展中存在着很多发展中的问题。所以现阶段要做到的就是政府要全面加入到共享经济的监督管理中来，找到合适的方式来解决共享经济的监督管理中的问题。
该案件[注]参见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咸民终字第76号民事判决书。的案型与前述齐玉苓案略有不同，不是直接冒用受害人的姓名而侵犯其受教育权，而是冒用受害人的考号和考分，这是一种不同于前述齐玉苓案的案型，是由于教育管理部门未按招生文件规定履行公布自费分数线的义务职责，致使受害人在不知分数线情况下未申请自费中专，具有审查考生报名资格之责的其他侵权人，疏于监督、审查，在冒用者考分不够分数线情况下，签署同意录取意见，使冒用者得以冒用他人考分上学，使得受害人丧失接受自费中专教育的机会。
综上，赫勒所主张的日常生活人道化的核心在于平衡个体主体“个性”与“特性”之间的关系，合理地纾解这种关系给个体自我带来的“撕扯感”，进而减小个体的心理压力，并最终使个体自觉(使潜意识问题意识化)自身这两种属性的客观存在，有意识地克服自身某些特性对个体个性发展的压制，使个体个性尽可能达到最大发展，甚至达到人类个体的“全面发展”。笔者认为，赫勒主张的日常生活人道化并不是要全盘否定自在领域的“特性”对“个性”压制，因为有些“特性”是必须的，是有助于个体适应社会的，是个体完成社会化以更好地在社会中生存的一种必要的心理机制。个体对这一部分的特性内化与适应更多的是来源于人作为历史、社会和生物三位一体的类本质的一种本能。赫勒主张扬弃的是这样一种“特性”，一种个体不自觉的、不是必须存在的、有碍于个体个性发展的、使个体自我异化了的特性。从这个角度看，赫勒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哲学家，相较于其他哲学家和一般心理学家，有着对人类个体生存、发展和解放，对社会平等、变革和进步最深沉的关爱以及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四、结语
《日常生活》作为赫勒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赫勒早期的思想基础、研究视域以及作为后来其研究方向上和研究内容上的铺垫。首先，赫勒扬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分析的切入角度，从微观的历史视角探索个体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赫勒与布达佩斯学派的乔治·马尔库什、波兰新马克思主义的沙夫、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彼得洛维奇等人“下拉”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视角(相比较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宏观、中观角度)，共同开启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微观视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切入维度，试图重新激活了马克思主义中人的核心地位，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阐发与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来自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方向上的新参考。其次，《日常生活》表明和奠定了赫勒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者的身份和地位。赫勒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即便是在最微观的个体心理水平上的分析，赫勒也是全面地、科学地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问题的方法和历史、社会和经济的分析维度。而在日常生活个体微观视域上的分析，赫勒则处处流露出对人性和人的心理的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的关怀。她不单单把人看作是历史社会的和经济的“总体的人”，而是历史、社会、经济和心理的“完整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内容、增加了批判的范式的维度，进而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最后，赫勒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了其左翼激进主义哲学的萌芽。赫勒通过从微观结构上探索日常生活人道化的途径，提出“日常生活革命”思想，充分展示了赫勒作为一名激进左翼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态度，而这一点在赫勒另一本前期著作《激进哲学》(1978)中有着更为完整的体现。而她的中期著作《超越正义》(1987)、《道德哲学》(1990)、《现代性能够幸存吗？》(1990)等更是将这种革命的激进主义哲学具体运用到法学、伦理学、政治学的建构中。而在赫勒后期作品，如《现代性理论》(1999)、《混乱的时代》(2002)与《审美哲学》(2004)中，赫勒的这种激进哲学思想有所收缩，但赫勒不像法兰克福学派后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或波兰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沙夫那样开始尝试着批判地接受实证主义概念和因素并将其纳入到自己思想体系中。总的来说，赫勒的思想要比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思想更为激进，而从赫勒自身的思想发展来看，她早期作品中的思想要比其晚期作品中的思想要激进一些。
根据探索性调查，选取珠三角地区外籍人才需求最高的三个城市：广州、深圳、佛山的企业作为调查对象。采用非概率抽样的方式，在三地的外籍人才专场招聘会、大型招聘会以及交易博览会上，对参会企业发放纸质问卷，由调查企业的业务主管或人力资源主管填写问卷。
虽然赫勒的著作中很少直接引用或批判性地借鉴西方心理学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的相关理论，但赫勒的作品中却经常隐含着具有心理学属性的分析和论述。而赫勒的思想之所以与心理学相关理论产生这种“共鸣”，其主要原因是二者都站在了对“人”的关注的逻辑起点上。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代表人物的赫勒、沙夫、彼得洛维奇等人，他们的思想之所以能与心理学产生“共振”，主要是因为他们与多数心理学家和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一样，内心都充盈着对“人”的关注与关怀。自苏格拉底开始，哲学家们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就从未停止过。虽然笛卡尔提出将精神与物质进行二分研究，但在康德和黑格尔两位德意志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眼中却从未忽略对人的基本问题以及人的心理相关问题的关注。虽然有部分哲学家，如孔德、斯宾塞等对人的问题及人的心理相关问题的研究走向了实证主义，并导致心理学从哲学中彻底分离并倒向工具主义且影响至今。但在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下，从马克思、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到弗洛伊德、弗洛姆、阿德勒、霍尼等，他们的研究基本起点和关注点还都在“人”这个基本问题上，即从“人”出发，最后再回到“人”。只不过中间的分析路径和方法不同，最后建构的解决问题的角度和途径不同。因此，赫勒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带有心理属性并使之自然流露出来的原因，一方面由于赫勒受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背景的卢卡奇思想影响很大，而卢卡奇的思想受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弗洛伊德和浪漫主义等众多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这种影响又通过卢卡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和布达佩斯学派的后续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以及包括萨特、拉康在内的等一批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哲学家及后续哲学家们，当然这里也包括赫勒；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们，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就关注到了心理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建构中的重要地位。这种对心理学的关注主要是由于部分流亡美国的欧洲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思想背景与思辨式人文科学研究范式的学术传统与以美国为代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经验主义研究范式之间矛盾张力作用的结果。同时，这种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的哲学根源与心理学也具有相同的哲学源头与精神源头。从这个角度上看，支撑赫勒思想的是一幅巨大且复杂的欧洲哲学思想史蓝图，她的思想结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兼具有美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传统)与以苏联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交流融合的桥梁，在辩证批判地吸收两者哲学范式和哲学内容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然而，由于赫勒所处的历史环境特殊性及学术传统的延续性，赫勒又与一般心理学家和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不同。赫勒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以她坚守“改变”世界和“解放”人类的哲学信仰和学术立场。而赫勒作为一名东欧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她的激进哲学根本指向更在于“改变”，她对“人”的问题进行分析“解构”的根本目的更在于“建构”。这是赫勒作为一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最显著的特质。
总的来说，赫勒继承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分析的视域，又接受了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背景的卢卡奇微观层次分析的思想与视角。因此，在对日常生活的现象和结构的微观分析中，赫勒自觉地带入了心理学属性，而她思想中的这种心理学属性的带入更多的是基于她人道主义精神的自然流露，是与当时诸多东欧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研究者一样，是对关于“人”的问题最本质、最深入的追问与探索。而当赫勒抱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道主义精神，从微观视域开始研究“人”的那一刻起，她注定要碰触并进入到心理学这个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而这一点，连马克思本人也从未否认过。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完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前面的人的心理学……”[11]赫勒自己也深知，“社会变革无法仅仅从宏观尺度上得以实现”[4]“英文版序言”2。而她所要做的，就是以激进的哲学精神反抗现代性对个体心理层面自我个性部分的“殖民”，唤醒人们完整的自我意识，进而保护这个社会的多元性维度。赫勒的这种左翼激进主义哲学的背后蕴涵着深刻的批判态度和对平等社会的诉求。在今天看来，虽然赫勒的合理性乌托邦社会设想仍残存着她所处年代的局限性，尤其在赫勒晚期的作品中有一种把历史问题过度日常生活化的倾向，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意义上讲，早期的赫勒算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中一位“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者和哲学家；而从实践的意义上讲，赫勒的思想在今天仍是我们面对当今社会现代性危机、指导社会发展及个体解放可资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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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2.
[收稿日期]2019-04-26
[作者简介]谢宇格(1990-)，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研生，从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7-0015-12
〔责任编辑：杜 娟 杜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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