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来的社会托育服务：理论、回顾与展望(学术主持人：杨菊华)·
主持人语：儿童照料是谁的责任？特定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社会格局和文化规制，决定了各自时代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在传统农业社会，儿童养育自然而然地归于私人领域；在当代社会，妇女解放和女性全面参与社会劳动，不少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儿童养育的责任难以由家庭完全承担，政府不得不进入这一领域。政府的介入使得儿童养育主体的责任边界变得模糊。那么，政府和社会介入背后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这个领域有着怎样的现实经验与教训？未来儿童养育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何在？本栏目邀请几位在家庭研究领域造诣深厚的学者，分别对这些问题进行回应。
教师可以通过学生在作业中的反馈信息，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程度，以调节教学内容、教学进度及教学方法。
吴帆、牛劭君的研究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和性别规范、微观的家庭关系和个体工作-家庭平衡等理论视域出发，探讨了三个研究问题：照料儿童是谁的责任、谁照料儿童更好、现代家庭的儿童照料发生了哪些变化？在理论视域的背后，透视出的是自上而下的社会—家庭—个人与自下而上的个人—家庭—社会的两条逻辑链。前者强调社会性别关系对个体的观念、态度和行为以及家庭的儿童养育偏好有差异的形塑，后者突出个人时间价值效用及双职工与祖辈在儿童照护之间的情感联结。儿童照料分工决策是社会效用、家庭效用和个人效用对峙与权衡的结果，在社会、家庭和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妥协和冲突中得以实现。尽管理论视域都认为，母亲照料优于他人照料，但双职工家庭对社会替代照料资源有强烈需求。
对社会化照料的需求是历史的产物，新中国70年来的经验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鉴往知来。佟新和陈玉佩的文章，将中国托育服务投向历史的纵深，带领读者回溯了70年来的托育服务历程，探讨了在城镇学龄前儿童抚育政策嵌入性变化的过程中女性社会角色的变化，着重辨识了儿童抚育责任主体之间的角色关系。传统社会强调的是家庭功能，故儿童养育必然是家庭的责任；计划经济时期强调女性社会劳动参与的重要性，城镇地区形成了公共抚育理念，建立了学前抚育服务体系。但是，尽管“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集体主义意识给予了“工作的母亲们”重要的物质与心理支持，但“大家庭意识”依然以传统性别分工为基础。在70年儿童养育政策历史变迁的背后，实际上是理念的变迁和知识的竞争，是妇女解放到“一切为了孩子”的理念转变。
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二孩生与不生，是个令相关个体和家庭纠结的问题，纠结的背后，是高昂的生育成本。杨菊华从概念出发，诠释了“生育”“生育支持”“生育支持政策”的基本内涵，认为“生育”是一个连续统，其意涵不仅在于“生”，更在于“育”。然而，中国社会对“生育”的理解，往往重在于“生”而不在“育”；今天，生育主体对于“生育”的认知发生了逆转，由重“生”转向重“育”。认知取向的嬗变，带来了生育支持的价值导向的逆转。此前的40年，生育支持政策的目的除了保障母婴健康外，主要在于通过避孕节育措施的提供、优生优育的倡导和其他奖惩手段的实施而控制“生”。今天，面对持续走低的人口出生率和社会普遍弥漫的“低生育陷阱”“低生育危机”的焦虑，提供生育支持的呼声愈发高涨。文章从时间、经济、照护、就业四个方面，探讨了生育支持政策的基本意涵，并强调在提供生育支持政策过程中，要突出社会性别视角，避免“母职”的进一步固化。
三篇文章始于理论，终于政策；既有理论的高度，也有历史的深度；既有对过往的关照，也有对现实的关怀，重点有别、但议题相近，前后相继、一脉相承，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学术整体。尽管相对于儿童养育这样一个庞大的议题而言，三篇文章难免浅尝辄止、意犹未尽，但它们或可在一定程度上为儿童照料问题的中国研究提供一个国际比较视角，亦为中国未来托育服务体系、甚至在更大视域上，为与儿童养育相关的家庭支持政策及其体系建构，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和政策启示。在某种意义上，这组文章也是对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要求的学术回应。
[摘要]儿童照料责任分担模式的变化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及家庭和个人特征变化共同决定的。不同文化中的社会性别结构形塑了家庭和个人在儿童照料领域里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方式，但在不同的家庭和个人情境下，社会结构产生影响的路径不尽相同。研究从社会结构、家庭关系和个体工作-家庭冲突这三个理论视阈出发探讨了儿童照料背后的逻辑和博弈，为纷繁复杂的儿童照料实证研究及其变化提供了有价值的意义诠释。
[关键词]儿童照料；社会性别关系；家庭决策；工作-家庭平衡
一、问题的提出：为何从理论出发？
在纵向的亲子或祖孙的代际关系之间，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和代际转移理论(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都具有一定的说明性。其中，依恋理论关注母亲与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结，认为相比于父亲、其他照料者或机构照料，母亲能够更加敏感且及时回应儿童，母亲照料更有助于儿童获得安全依恋，具有更高的照料质量。因此母亲照料对于儿童的社会发展更有裨益。依恋理论关注儿童照料的提供者及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认为在亲子关系上，照料者的照料通过亲密关系质量影响儿童对于亲密关系安全性的信心(43)Turner, J. C.(2005)A Place for Attachment Theory in Child Life Programming: The Potential to Assess the Quality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in ChildandYouthCareForum，34，195-207.，甚至照料者的行为也受到其本人早期依恋的影响(44)Green，J. M.(1996)Proposal for a structured assessment of parenting based on attachment theory: Theoretical background, description and initial clinical experience. in EuropeanChildandAdolescentPsychiatry，5，133-138.，构成了一种基于亲子关系的代际连续性机制(45)Milan, S.; Lewis, J.; Ethier, K.; Kershaw, T.; Ickovics, J. R.(2004)The Impact of Physical Maltreatment History on the Adolescent Mother-Infant Relationship: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Early Parenthood. in JournalofAbnormalChildPsychology，32，249-261.。依恋理论的核心是儿童与照料者之间互动的变化(46)Pearce, J. W.; Pezzot-Pearce, T. D.(2001)Psychotherapeutic Approaches to Children in Foster Care: Guidance from Attachment Theory. in ChildPsychiatryandHumanDevelopment，32，19-44.。照料者对儿童的回应需要达到两个“敏感”，即对儿童压力来源的敏感和对将儿童恢复到舒适状态的能力敏感(47)Turner, J. C.(2005)A Place for Attachment Theory in Child Life Programming: The Potential to Assess the Quality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in ChildandYouthCareForum，34，195-207.。尽管有学者持不同观点，如父亲和母亲在依恋系统中扮演着不同角色，母亲主要满足儿童的保护需求，父亲主要满足儿童的探索需求(48)Piermattei, C.; Pace, C. S.; Tambelli, R.; D'Onofrio, E.; DiFolco, S.(2017)Late Adoptions: Attachment Security and Emotional Availability in Mother-Child and Father-Child Dyads. in JournalofChildandFamilyStudies，26，2114-2125.，但学界普遍认为母子依恋关系对儿童发展的预测能力更强。在家庭照料中，母亲是最重要的照料者，因为母亲的敏感度和反应程度是儿童安全(或不安全)依恋的发展基础，敏感而及时的回应将帮助儿童减轻焦虑并获得安全依恋(49)Booth, C. L.; Clarke-Stewart, K. A.; Vandall, D. L. ect.(2002)Child-Care Usage and Mother-Infant “Quality Time”. in JournalofMarriageandFamily，64，16-26.。相对而言，依恋理论质疑机构照料的质量，认为机构照料中儿童在依恋风格上表现出相较于家庭照料更高的无组织和更低的安全性(50)Quiroga, M. G.; Hamilton-Giachritsis，C.(2016)Attachment Styles in Children Living in Alternative Car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in ChildandYouthCareForum，45，625-653.，同时由于机构人员变动等原因，机构照料的儿童难以对照料者形成依恋，遭受着情感剥夺，存在强烈的潜在风险(51)Piermattei, C.; Pace, C. S.; Tambelli, R.; D'Onofrio, E.; DiFolco, S.(2017)Late Adoptions: Attachment Security and Emotional Availability in Mother-Child and Father-Child Dyads. in JournalofChildandFamilyStudies，26，2114-2125.。
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家庭变迁，家庭时间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双重短缺使得家庭照料功能弱化趋势明显(1)吴帆、王琳：《中国学龄前儿童家庭照料安排与政策需求：基于多源数据的分析》，《人口研究》2017年第6期。，针对儿童的家庭照料在照料者、时间投入、照料安排、以及对社会化替代的需求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全球女性高就业率的现实背景下，父母无法为儿童提供所需的照料资源成为现代家庭的一个普遍现象，儿童照料赤字(childcare deficit)已发展为一个全球性问题(2)Wheelock, J.; Jones, K.(2002)“Grandparents Are the Next Best Thing”: Informal Childcare for Working Parents in Urban Britain.in JournalofSocialPolicy,31(3)，441-463.。儿童照料方式及其质量直接影响着儿童成长、父母职业发展、家庭生活安排与家庭发展，如何破解现代家庭的儿童照料困境成为学界和政策实践的热点议题。纵览现有文献，针对儿童照料的研究主要是实证取向，探索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和文化情境中儿童照料的深刻变化，为准确把握儿童照料的家庭分工与协作、照料质量以及社会化替代等议题提供了客观事实。相对而言，针对儿童照料的理论分析相对较少，但是理论探讨是极具价值的，至少能在以下三个方面深化已有研究：其一，尝试理解、解释和说明有关儿童照料的不同实证研究；其二，为纷繁复杂的儿童照料实证研究提供深度讨论和反思的可能性；其三，为儿童照料及其变化提供有价值的因果说明和意义解释。
整体上，我们可以将儿童照料理论大致分为三个视阈：一是“社会结构说”，从社会结构视角理解男女两性在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的性别差异，以及由此分化出的儿童照料责任。社会结构视角认为儿童照料是由男女两性的生理优势、社会文化压力和个体选择等因素共同决定的。在这一视阈下，社会性别理论、身份理论、文化信仰理论均对儿童照料责任的形成作出了较为明确且一致的解释；二是“家庭关系说”，以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代际关系等家庭关系为逻辑出发点，诠释儿童照料责任在家庭成员间的分配过程。儿童照料责任的承担或照料质量结果，可能取决于夫妻间工作时间和收入的差别，也可能根植于夫妻、亲子或代际之间的情感联结和资源配置效率。这一视阈主要包括夫妻间的议价理论和伴侣效应，代际间的依恋理论和代际支持理论。三是基于照料者个体的工作-家庭冲突，阐明儿童照料困境产生的原因，以及个人和家庭对公共资源和服务的需求状况。这些儿童照料理论主要集中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儿童照料分工如何形成？换言之，照料儿童是谁的责任？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须从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中寻找逻辑，也要从现代家庭决策过程的效率原则和情感联结里探索踪迹。(2)谁来照料儿童更好？即哪一类照料模式或者哪些特定的照料者提供的照料质量更高？文化认同、性别角色期待、家庭成员之间的博弈及情感联系都令儿童照料模式及照料质量变得有迹可循。(3)现代家庭的儿童照料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些照料资源能对家庭照料形成补充或替代？社会支持理论阐释了儿童照料替代性资源及替代机制，为儿童的正式照料提供了一个分析路径。
虽然代际转移理论认为在不同的代际支持动机驱动下，祖辈提供儿童照料的原因不同，但祖辈是家庭儿童照料援助的一个重要来源，对孙子女、子女和自己都具有积极意义，弥补了家庭照料和公共服务的双重短缺。代际转移理论认为代际支持的动机是多元的，主要包括利他主义、用金钱换时间、长期互惠、家庭规范(强迫利他主义)等(52)Lee, J.; Bauer, J. W.(2013)Motivations for Providing and Utilizing Child Care by Grandmothers in South Korea. in JournalofMarriageandFamily，75，381-402.。祖父母提供儿童照料可能出于利他行为(53)Arpino, B.; Bordone, V.(2014)Does Grandparenting Pay Off? The Effect of Child Care on Grandparents' Cognitive Functioning. in JournalofMarriageandFamily，76，337-351.；可能出于年长父母以金钱或时间的承诺或行动换取成年子女的养老服务，其中儿童照料是一个重要的投资决定(54)Geurts, T.; Poortman, A. R.; Van Tilburg, T. G.(2012)Older Parents Providing Child Care for Adult Children: Does It Pay Off?. in JournalofMarriageandFamily，74，239-250.；也可能出于通过交换不同的商品和服务实现自身福利水平的最大化(55)Klimaviciute, J.; Perelman, S.; Pestieau, P.; Schoenmaeckers, J.(2017)Caring for dependent parents: Altruism, exchange or family norm?. in JournalofPopulationEconomics，30，835-873.。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祖父母是家庭儿童照料援助的一个重要潜在来源，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下降，家庭垂直化趋势日益明显，儿童照料的代际支持显得愈发重要(56)Ho, C.(2015)Welfare-to-Work Reform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Grandmothers' Response to the 1996 PRWORA. in JournalofMarriageandFamily，77，407-423.，实现路径表现为祖父母对成年子女提供的金钱、时间和情感方面的代际支持(57)Lopez-Anuarbe, M.(2013)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in long term care. in ReviewofEconomicsoftheHousehold，11，235-258.。来自祖辈的经济支持能够有效缓解母亲的福利损失，从而对儿童照料产生积极影响(58)Ho, C.(2015)Welfare-to-Work Reform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Grandmothers' Response to the 1996 PRWORA. in JournalofMarriageandFamily，77，407-423.。但是，最有效的代际支持依然是直接的照料服务，对于双薪父母的意义大于经济支持(59)Geurts, T.; Poortman, A. R.; Van Tilburg, T. G.(2012)Older Parents Providing Child Care for Adult Children: Does It Pay Off?. in JournalofMarriageandFamily，74，239-250.。照料的代际支持能够帮助母亲更好地实现工作—家庭平衡，帮助成年子女改善工作领域与家庭领域的兼容，甚至对成年子女的生育选择产生影响(60)Thomese, F.; Liefbroer, A. C.(2013)Child Care and Child Births:The Role of Grandparents in the Netherlands.in JournalofMarriageandFamily，75，403-421.。祖父母提供儿童照料对于孙子女也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影响其发育成果、认知情况、教育水平等(61)Arpino, B.; Bordone, V.(2014)Does Grandparenting Pay Off? The Effect of Child Care on Grandparents' Cognitive Functioning. in JournalofMarriageandFamily，76，337-351.，可以有效提升儿童的认知能力并减少行为问题(62)Whitten, T.; Vecchio, N.; Radford, K.(2017)Intergenerational care as a viable intervention strategy for children at risk of delinquency. in AustralianJournalofSocialIssues，52，48-62.。在儿童照料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缺乏的国家和地区，祖父母提供儿童照料是母亲照料与公共服务之间的自然“缓冲”(63)Ho, C.(2015)Welfare-to-Work Reform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Grandmothers' Response to the 1996 PRWORA. in JournalofMarriageandFamily，77，407-423.，对福利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不同的理论视阈下，儿童照料决策机制形成的基本逻辑和博弈过程有所不同，不同社会、不同文化、不同时期的家庭儿童照料分工形成的路径也不尽一致，而不同层面的理论视阈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逻辑关联。借助于不同理论视角的解读，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复杂多样的儿童照料偏好、事实和结果中所显示的可能逻辑，使得儿童照料的形成及其与家庭和社会发展间的互构关系更加有章可循，也能更清晰地呈现儿童照料发展变化的轨迹及其背后的原因。
二、社会结构视阈：性别规范双重压力下的儿童照料决策
在横向的夫妻关系之间，议价理论(bargaining theory)和伴侣效应(partner effect)具有较强的说明性。作为博弈论的一个分支，议价理论主要用于经济领域，旨在说明一个协议如何达成的过程(31)Chatterjee, K.(1996)Game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of bargaining. in GroupDecisionandNegotiation，5，355-369.。通常而言，具有更强议价能力的一方率先提出议价方案，议价结果也更接近于强议价能力方的期望(32)Rusinowska, A.; De Swart, H.(2008)Negotiating a Stable Government: An Application of Bargaining Theory to a Coalition Formation Model. in GroupDecisionandNegotiation，17，445-464.。运用于家庭领域的议价理论被称为家庭内部议价(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议价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参与议价的双方具有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因此家庭内部议价是基于各自议价能力在家庭决策谈判中获取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在家庭内部决策中，议价的关键条件是经济优势(33)Bethmann, D.; Rudolf, R.(2018)Happily ever after?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utility within marriage. in ReviewofEconomicsoftheHousehold，16，347-376.，夫妻间收入较高或对家庭收入控制较多的一方具有更强的家庭内部议价能力，能够掌握儿童照料责任分配的主动权。同时，更迫切地需要得到议价结果的一方也会在议价中做出让步(34)Berz, G.(2015)Basic Principles of Game and Bargaining Theory. in GameTheoryBargainingandAuctionStrategies: 61-71.。以纳什议价模型(Nash bargaining model)为例，夫妻一方收入的增加将提高其自身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35)Klawon, E.; Tiefenthaler, J.(2001)Bargaining over family size: The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in Brazil. in PopulationResearchandPolicyReview，20，423-440.，对于双薪夫妻，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主要测量指标是工资差距，对于一方有工作、另一方无工作的夫妻，继承、储蓄利息等非工资收入是影响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重要指标(36)Ma, X.; Piao, X.(2018)The Impact of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Power on Happiness of Married Women: Evidence from Japan. in JournalofHappinessStudies，8，1-32.。由于女性是生育功能的主要承担者，一些主要针对女性的生育政策实际上剥夺了女性的劳动权利，可能会通过降低其收入等途径削弱女性在家庭内部的议价能力。伴侣效应则关注伴侣双方态度和行为的相互影响过程(37)Poortman, A. R.; Van Der Lippe, T.(2009)Attitudes Toward Housework and Child Care and the 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r. in JournalofMarriageandFamily，3，526-541.。通常情况下，一方付出更多意味着另一方可以付出更少。但是，父/母的工资率对本人的儿童照料时间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对伴侣的照料时间影响方向并不相同。具体而言，母亲的工资对于父亲参与儿童照料时间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母亲工资的提高将增加父亲照料的投入；但父亲的工资对于母亲参与儿童照料时间的影响非常微弱。女性高薪时男性将从事更多家庭事务相关的工作，但当男性高薪时，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已经达到上限而无法增加(38)Bloemen, H. G.; Stancanelli, E. G.(2014)Market hours, household work, child care, and wage rates of partners: an empirical analysis. in ReviewofEconomicsoftheHousehold，12，51-81.。值得注意的是，通常情况下父母共同照料的时间有限，母亲照料的替代品并不是父亲照料，而是机构照料、祖辈照料等其他方式(39)Pailhe, A.; Solaz, A.(2008)Time with Children: Do Fathers and Mothers Replace Each Other When One Parent is Unemployed?. in EuropeanJournalofPopulation，24，211-236.；无论女性的工作时间长短，女性在家庭领域的贡献都比男性更大(40)Bartley，S.；Blanton，P.；Gilliard，J.(2005)Husbands and wives in dual-earner marriages: Decision-making, gender role attitudes,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and equity. in MarriageandFamily.Review，4，65-94.，而男性工作时间对于其参与照料的影响更大(41)McFarlane，S.；Beaujot，R.；Haddad，T.(2000)Time constraints and relative resources as determinants of the sexual division of domestic work. in CanadianJournalofSociology，25，61-82.。伴侣效应强调伴侣双方态度和行为的相互影响。在儿童照料中，尽管更多的照料时间能够带来更高质量的照料结果，但也有研究发现一方付出更多的照料时间不能改变另一方对照料结果的看法和态度。伴侣效应是有方向和选择性的，通常当丈夫的压力增加时，妻子会积极进行时间投资以作回应；但当妻子的压力增加时，丈夫回应的可能性较小(42)Pittman, J. F.; Kerpelman, J. L.; Solheim, C. A.(2004)Stress and Performance Standards: A Dynamic Approach to Time Spent in Housework. in JournalofMarriageandFamily，63，1111-1121.。
《金蛇狂舞》原曲具有A、B两个主题。由笔者编创的钢琴四手联弹《金蛇狂舞》收录在《奇妙的调性2—钢琴四手联弹12首》一书中，在沿用了原曲的曲调及结构的框架下进行了编创。为更强化钢琴的演奏技巧，运用了八度、轮指、托卡塔及卡农等技法，并在钢琴上模仿琵琶、二胡、古筝、锣鼓等民族乐器的音响效果。
文化信仰模型(model of cultural beliefs)认为文化是意义的集体构建体系，包括价值、模型和信仰系统，人们通过这一体系来定义现实并指导行为(13)Pfau-Effinger, B.(2014)Explaining Differences in Child Care and Women’s Employment across Six European “Gender Arrangements”. in TheTransformationofCareinEuropeanSocieties，5，83-103.。文化信仰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持久性(14)Lee, A.; Brann, L.(2014)Influence of Cultural Beliefs on Infant Feeding, Postpartum and Childcare Practices among Chinese-American Mothers in New York City. in JournalofCommunityHealth，40，476-483.，能够对个人观念及行为产生影响。关于家务劳动的规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s)是公众对家务劳动在夫妻间划分方式的态度，这种关于两性行为表现的文化信仰是对行为的安排和限制，引导着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15)Doan, L.; Quadlin, N.(2018)Partner Characteristics and Perceptions of Responsibility for Housework and Child Care. in JournalofMarriageandFamily，1，1-19.。一个社会中涉及儿童照料的价值和信仰会对家庭的儿童照料和就业安排产生深远影响(16) Pfau-Effinger, B.(2014)Explaining Differences in Child Care and Women’s Employment across Six European “Gender Arrangements”. in TheTransformationofCareinEuropeanSocieties，5，83-103.。在儿童照料的提供者上，文化信仰模型强调母亲的重要意义，并为母亲行为提供了文化模式上的规范。强化母亲的文化环境产生出强烈的规范性信念，增加了母亲遵守规范、提供照料服务的可能性(17)Constance，A. G.；Joan，C. (2016)Maternal knowledge, outcome expectancies and normative beliefs as determinants of cessation of exclusive breastfeeding: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rural Kenya. in BMCPublicHealth，16，243.。研究指出，“强化母亲”是包括美国在内诸多国家的意识形态，这种文化信仰拒绝非母亲照料的其他儿童照料方式，因为其他照料者难以如母亲一样给予孩子爱(18)Hays, S.(1998)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in 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3，1159-1160.。在儿童照料方式选择上，母亲的文化信仰是儿童照料决策和行为过程中的重要因素。随着儿童照料的社会化，家庭选择机构照料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但是文化信仰模型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照料者的素质往往是家庭选择机构照料时最为关键的考量因素。研究表明，无论是在中国、日本还是美国的文化背景下，选择照料者的主要依据是判断其是否具有“对儿童的理解能力”“敏感”和“温暖”等特征，而这些能力通常被认为是母亲的特质(19)Fothergill, A.(2013)Managing Childcare: The Experiences of Mothers and Childcare Workers. in SociologicalInquiry，83，421-447.。即使进入不同的文化场域，原生的文化信仰对家庭儿童照料模式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如在美国的墨西哥裔家庭延续了墨西哥独特的生活习惯，遵守家庭规范，强调母子关系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母亲几乎是儿童照料的唯一承担者(20)Durand, T. M.(2011)Latina Mothers’ Cultural Beliefs About Their Children, Parental Roles, and Education: Implications for Effective and Empowering Home-School Partnerships. in TheUrbanReview，43，255-278.；再如美国的华裔家庭并非出于对祖辈照料的依赖，而是出于看重中国传统价值中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参与，会选择将子女送回国内由祖辈抚养(21)Lee, A.; Brann, L.(2014)Influence of Cultural Beliefs on Infant Feeding, Postpartum and Childcare Practices among Chinese-American Mothers in New York City.in JournalofCommunityHealth，40，476-483.。这都表明文化信仰是儿童照料方式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身份理论(identity theory)认为人类行为是由互动环境的定义和解释所批判性地塑造的，并通过对行为的解释产生“社会”和“自我”的概念(22)Stryker, S.; Burke, P. J.(2000)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an Identity Theory.in SocialPsychologyQuarterly，63，284-297.。身份理论相信个体拥有的社会地位与特定的社会期望相关，社会期望产生社会地位，进而产生行为指示(23)Adamsons, K.(2010)Using Identity Theory to Develop a Midrange Model of Parental Gatekeeping and Parenting Behavior. in JournalofFamilyTheoryandReview，2，137-148.。身份理论将身份概念化为一种层级结构，在其中，各种角色身份占据着不同的显著位置,角色身份的显著位置越高，个体越有可能通过一种符合重要他人和社会环境期望的方式来调用这一身份(24)Bruce, C.; Fox, G. L.(2007)Accounting for Patterns of Father Involvement: Age of Child, Father-Child Coresidence, and Father Role Salience. in SociologicalInquiry，69，458-476.。不同个体对于角色的理解不同，对于什么是理想的、适当的父母行为的解释也不同。身份理论认为母亲身份具有明确的特定权利和责任，同时是一个不断建构身份的动态过程(25)Renzaho, A. M.; Oldroyd, J. C.(2014)Closing the Gap i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A Qualitative Study Examining Health Needs of Migrant Mothers in Dandenong, Victoria, Australia.in MaternalandChildHealthJournal，18，1391-1402.，而父亲身份也是一种变化和建构的现象(26)Doherty, W. J.; Kouneski, E. F.; Erickson, M. F.(1998)Responsible fathering: An overview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 in JournalofMarriageandtheFamily，60，277-293.。父母的态度和期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父母的育儿行为,当个体能从中获得更多的身份满足感，会鼓励他们更多地投入父母角色，也愿意更多地参与儿童照料。同时，个体身份在诸如群体、组织、文化等社会单元和内部结构的进程中会受到重要他人的影响(27)Renzaho, A. M.; Oldroyd, J. C.(2014)Closing the Gap i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A Qualitative Study Examining Health Needs of Migrant Mothers in Dandenong, Victoria, Australia.in MaternalandChildHealthJournal，18，1391-1402.。研究表明，父母互为重要他人，母亲关于儿童照料的情感表达和行为表现会刺激父亲的参与(28)Allen, S. M.；Hawkins, A. J.(1999)Maternal gatekeeping: Mothers’ beliefs and behaviors that inhibit greater father involvement in family work. in JournalofMarriageandtheFamily，61，199-212.。在身份理论下，男性以父亲的身份对儿童做出承诺，体现出男性自我认知中的父亲角色的显著性，这受到父亲角色带来的满足感与重要他人对父亲角色感知的影响(29)Fox, G. L.; Bruce, C.(2004)Conditional Fatherhood: Identity Theory and Parental Investment Theory as Alternative Sources of Explanation of Fathering. in JournalofMarriageandFamily，63，394-403.。此外，身份理论对于机构照料及其质量也有一定的解释力，机构照料者的身份认同会对照料质量产生影响。研究发现，专业身份认同感与专业培训时间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通常对专业角色身份具有较强认同感的照料者参与专业学习的积极性更高，获得专业学习的机会更多，从而能够提升照料质量(30)Swartz, R. A.; Wiley, A. R.; Koziol, N. A.; Magerk, K. A.(2016)Psychosocial Influences Upon the Workforce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articipation of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s. in ChildandYouthCareForum，45，781-805.。
农垦已经建立了以米豆，米豆麦，米豆杂为主，相对完善的轮作体系，在合理轮作的基础上秋整地，以大机械深松为主体，秋季翻、耙、旋、起、压相结合的土壤耕作方式。除北部山区外合作社轮作倒茬的比例远低于农垦，农户更是以连作，重茬为主，轮作体系不完善。建立合理的耕作制度可以培肥地力、改良土壤，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土壤酶活性，不仅有利于提高作物产量，而且对恢复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家庭关系视阈：基于效用策略和情感联结的儿童照料决策
(6)车速调节装置未激活，例外：带PEA(预测式高效驾驶辅助系统)的ACC(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 详见下一点；
社会结构视阈下的儿童照料理论将儿童照料的主要责任归为母亲，并从社会性别规范、文化信仰和社会角色期待(身份认同)上探讨母亲照料责任的形成机理。在现代社会，新的社会性别关系重塑了女性和男性对照料责任的承担，然而儿童照料责任仍根深蒂固地与母亲身份天然联系在一起，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现代家庭中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现象非常普遍，但儿童照料依然被视为主要是母亲而非父母的共同责任，母亲往往须自己负责寻找替代的照料资源；(2)家庭选择机构照料时，通常以母亲照料为参照对照料者及其照料质量做出要求。由于母亲在儿童照料方面的巨大压力，以及替代性照料资源的短缺，女性往往面临着职业和母亲的双重角色压力。在社会结构视阈下，儿童照料的基本逻辑因社会性别关系的改变发生了一些转变，但并未在儿童照料领域发生本质性变化，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仍然承担着主要的照料责任，儿童照料背后的博弈过程体现为双重角色压力下的母亲选择与文化规范之间的对抗。
对孩子的照料自人类产生之初就开始了，这似乎是一个自然的家庭行为，不需要任何理论解读。然而，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儿童照料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生物行为，也不仅局限于家庭领域。成年父母普遍进入劳动力市场，家庭在闲暇和劳动之间的时间配置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儿童照料分工的角色冲突与合作需求也与日俱增，对儿童照料变化背后的逻辑作出理论解释至关重要。
展望未来，依波将继续以梦想为帆，以匠心为舟，乘风破浪，秉持专业制表的匠人精神，在品牌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及文化创新等方面不断探索与突破，为消费者缔造源源不断的时计臻品。
四、个体视阈：工作—家庭冲突中的儿童照料策略
基于个体视阈的工作—家庭冲突理论认为，儿童照料加剧了父母尤其是母亲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给儿童发展和父母的职业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构建家庭友好环境与社会政策能够有效地缓解在职父母的角色冲突及其给儿童照料带来的负面影响。基于个体视阈的基本逻辑表现为在职父母尤其是母亲个人效用的最大化，以及时间价值在职场和家庭之间的有效分配。个体视阈下儿童照料背后的权衡过程主要表征为双薪父母，尤其是在职母亲个人角色冲突与家庭发展之间的协调与妥协。
工作—家庭冲突的实质是一种角色对另一种角色的干扰。工作—家庭冲突是一种负面溢出效应，是工作需求和家庭需求的互不相容产生压力并带来冲突(64)Stoiko, R. R.; Strough, J.; Turiano, N. A.(2017)Understanding “His and Her”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Facilitation. in CurrentPsychology，3，453-467.。通常情况下，每个角色的需求包括与特定领域的表现相关的责任、义务、承诺、期望等，实现需求的生理和心理资源是有限的，当资源不平衡时便会出现冲突(65)Mesmer-Magnus, J. R.; Viswesvaran, C.(2006)How family-friendly work environments affect work/family conflict: A meta-analytic examination. in JournalofLaborResearch，27，555-574.。导致工作—家庭冲突的重要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双薪家庭将工作和家庭的责任义务相结合，易于导致两个领域的角色冲突；二是父母身份要求对家庭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相较于非父母而言会产生或加剧冲突(66)Notten, N.; Grunow, D.; Verbakel, E.(2017)Social Policies and Families in Stress: Gender and Educ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Family Conflict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SocialIndicatorsResearch，132，1281-1305.。双薪父母通常是面临着工作—家庭冲突最强烈的群体，劳动者和父母的双重身份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限制中产生了角色冲突。在性别角色规范和文化价值的影响下，女性往往面临着更大压力，因此，工作—家庭冲突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67)Azami, S.; Shamsuddin, K.; Akmal, S.(2018)Assessment of Work-Family Conflict Among Women of the Sandwich Generation. in JournalofAdultDevelopment，25，135-140.。尽管男性可能在工作领域付出更多，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但并未被要求在家庭领域提供一定服务；而女性提供经济支持和提供照料服务的两个角色分离，因此会产生更严重的冲突(68)Coyle, E. F.; Van Leer, E.; Schroeder, K. M.(2015)Planning to Have It All: Emerging Adults’ Expectations of Future Work-Family Conflict. in SexRoles，72，547-557.。儿童照料加剧了工作—家庭冲突，因为照料需求增加了照料者的压力和负担，即由于儿童照料对照料者的生理、心理、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提出了要求，如时间投入、情感负担(由照料引发的疲劳感)、身体负担、职业发展负担、社会负担(对其他领域投入时间和精力的限制)等。研究表明，儿童照料是一种密集型劳动，照料时长对工作—家庭冲突存在明显的正向相关，照料时长越长，冲突越强烈。以受照料者的需求考察照料者的主要压力，结果表明儿童是最依赖于照料的群体之一，照料儿童比照料老人等群体给照料者带来更多的压力(69)Page, K. J.; Rpbles, Z.; Rospenda, K. M.(2018)Understanding the Correlates Between Care-Recipient Age and Caregiver Burden, Work-Family Conflict, Job Satisfaction, and Turnover Intentions. in OccupationalHealthScience，4，1-27.。
缓解工作—家庭冲突的原则在于提升个体角色的灵活性(70)Brown, T. J.(2014)Work Family Conflict Among Parents of Atypically Developing Children: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Worker, Work, and Child Factors. in JournalofChildandFamilyStudies，23，854-862.。有两种类型的角色转换策略(role-altering strategy)：一是职业改变策略(career-altering strategy)，即通过调整工作领域的相关安排来减轻工作对家庭的干扰；二是家庭改变策略(family-altering strategy)，即通过调整家庭领域的责任实现缓解冲突。创造家庭友好环境能够减少工作—家庭冲突及其负面影响，包括对家庭友好的政策和与工作或家庭相关的福利政策两类(71)Mesmer-Magnus, J. R.; Viswesvaran, C.(2006)How family-friendly work environments affect work/family conflict: A meta-analytic examination. in JournalofLaborResearch，27，555-574.。工作领域中的家庭友好政策，如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能够在一定环境下有效地减少工作—家庭冲突，促进工作和家庭的平衡(72)Srivastava, M.(2011)Work Place Flexibility: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al Opportunities and Work-Family Conflicts. in PsychologicalStudies，56，311-317.。但是，个体并不总是会对其加以利用，因为这些政策通常能够减少工作干扰家庭，但会导致负面的职业发展后果(73)Frye, N. K.; Breaugh, J. A.(2004)Family-Friendly Policies, Supervisor Support, Work-Family Conflict, Family-Work Conflict, and Satisfaction: A Test of a Conceptual Model. in JournalofBusinessandPsychology，19，197-220.。这也使得相较于家庭特征而言，工作特征能够在工作—家庭冲突的预测中显示出更强的解释力(74)Stoiko, R. R.; Strough, J., Turiano, N. A.(2017)Understanding “His and Her”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Facilitation. in CurrentPsychology，3，453-467.。同时，有学者指出，工作安排的灵活性可能解构工作与家庭的边界，进而加剧冲突(75)Van der Lippe, T.; Lippenyi, Z.(2018)Beyond Formal Access: Organizational Context, Working From Home,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of Men and Women in European Workplaces. in SocialIndicatorsResearch，1-20.。与之不同，儿童照料公共服务则是通过将照料服务外包来实现家庭照料责任的转移，减轻了家庭对工作的干扰，进而减轻冲突。这一政策在保证父母持续有偿工作的同时减轻了家庭领域的压力，对于低收入人群而言意义更加重大(76)Notten, N.; Grunow, D.; Verbakel, E.(2017)Social Policies and Families in Stress: Gender and Educ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Family Conflict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SocialIndicatorsResearch，132，1281-1305.。同时，缓解冲突的策略也体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研究表明，男性在面临工作—家庭冲突时，更少地通过改变工作来缓解冲突，女性则相反(77)Coyle, E. F.; Van Leer, E.; Schroeder, K. M.; Fulcher, M.(2015)Planning to Have It All: Emerging Adults’ Expectations of Future Work-Family Conflict. in SexRoles，72，547-557.。
家庭关系视阈下的理论阐释了家庭内部对儿童照料的责任分配过程，主要通过横向夫妻间以及纵向亲子与祖辈间的资源配置效用与情感联结机制来实现。在家庭关系视阈下，儿童照料分工的形成主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其一，效用原则。基于家庭成员禀赋的儿童照料分工与合作的家庭生产效用最大化；其二，情感原则。儿童照料是一个明显的情感投入劳动，除了效用因素以外，与儿童的情感联结也是照料决策形成的重要基础。家庭关系范畴中儿童照料博弈过程主要表征为基于效用原则和情感原则的家庭成员间责任分配的对抗、妥协和合作。
社会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认为由一系列特定的宏观层面的文化价值和信仰构成的性别文化规范了两性角色。社会性别角色规定了与性别相关的权利和责任分配，明确男女两性在就业和家务劳动两方面事务的组织和协调。传统性别分工认为可以使已婚夫妇最大限度利用集体时间的方法是一方投入工作领域，另一方投入家庭领域(3)Wilson, K. F.; Hantula, D. A.(2016)Home behavioral economics: Childcare deci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way.in ScandinavianJournalofPsychology，57，233-242.。因此，女性主要负责家庭劳动，男性主要负责家庭经济支持(4)Doan, L.; Quadlin, N.(2018)Partner Characteristics and Perceptions of Responsibility for Housework and Child Care.in JournalofMarriageandFamily，1，1-19.。即使进入现代社会，人们对于女性的照料安排仍持积极评价，而对于其就业安排持负面评价，性别刻板印象带来的压力可能导致女性选择提供儿童照料以保持预期的性别角色(5)Brescoll, V. L.; Uhlmann, E. L.(2005)Attitudes Toward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Parents. in PsychologyofWomenQuarterly，29，436-445.。性别刻板印象及其产生的性别期望，不仅要求女性承担主要的儿童照料责任，同时对承担同一项工作的两性提出了不同的标准(6)Coleman, J. M.; Franiuk, R.(2011)Perceptions of Mothers and Fathers Who Take Temporary Work Leave. in SexRoles，64，311-323.。如全职工作的母亲始终比全职工作的父亲面临着更大的性别压力(7)Etaugh,C.;Folger,D.(1998)Perceptions of Parents Whose Work and Parenting Behaviors Deviate from Role Expectations.in SexRoles，39，215-223.。如果夫妻双方都进入劳动力市场，多数家庭并不是通过父亲照料替代母亲缺席，而是选择其他来源的照料服务(8)Kittered, R.；Pettersen, S.(2006)Making up for mothers’ employed working hours? Housework and childcare among Norwegian fathers. Work.in EmploymentandSociety，20，473-492.，这是因为儿童照料具有强烈的性别标签，始终被认为是母亲而非父母的共同责任(9)Ball, S. J.; Vincent, C.(2013)The “childcare champion”? New Labour,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hildcare market. in BritishEducationalResearchJournal，31，557-570.。社会性别理论不仅规定了男女两性对于儿童照料的责任分配，同时为这种性别分配模式提供了理论解释。一方面，女性身份为女性展开儿童照料提供了性别资本(gender capital)，认为女性天然具备了照料所需的特征。这种观念为女性同时带来了机会和压力，加剧了女性对儿童照料责任的承担(10)Vincent,C.;Braun,A.(2013)Being “fun” at work:emotional labour,class,gender and childcare.in BritishEducationalResearchJournal，39，751-768.。另一方面，性别安排的最终目的在于产生更多经济效益，由于性别工资差距女性更容易成为夫妻双方中收入更低的一方，因此母亲更容易从事儿童照料(11)Wilson, K. F.; Hantula, D. A.(2016) Home behavioral economics: Childcare deci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way. in ScandinavianJournalofPsychology，57，233-242.。但是，随着女性就业的不断增加和父亲参与的不断提升，家庭的结构和功能迅速变化，父亲角色的社会期望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催生了一系列关于两性家庭行为的新期待(12)Cabrera, N.; Tamis-LeMonda, C. S.; Bradley, R. H.; Hofferth, S.; Lamb, M. E.(2003)Fatherhoo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ChildDevelopment，71，127-136.。
五、讨论与思考：三个理论视域的逻辑链条
三个理论视阈均对中国的儿童照料问题有一定的解释力。从社会结构理论出发解读中国家庭的儿童照料基本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中国，长期“女主内、男主外”的社会性别角色定位强化了母亲的儿童照料责任，即使在女性普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现代社会，双薪家庭中的女性依然承担着主要的儿童照料责任，造成了女性较大的工作-家庭冲突。从家庭关系理论视阈阐释中国家庭的儿童照料，因为涉及微观层面的分析，虽仍需要更多来自本土证据的验证，但议价理论和伴侣效应从夫妻关系出发，探讨夫妻间的收入、工作时间以及态度和行为的相互影响对儿童照料分工形成的作用机制，依恋理论和代际转移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家庭纵向关系对儿童照料模式形成的作用机制，尤其在祖辈照料孙辈普遍流行的中国，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文化情境下更具解释力。基于家庭成员个体，尤其是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理论，也较好地解释了中国女性及其家庭面临的儿童照料困境。
三个理论视域也较为一致地回答了前文提出的三个问题：第一，照料儿童是谁的责任？特定的社会性别关系结构决定了人们的观念、态度、行为和家庭选择偏好。本质上，社会性别关系和性别规范的变化未从根本上触及母亲承担儿童照料主体责任的现实，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母亲照料责任实现的现实基础被大大削弱，引发了个人和家庭的强烈冲突，改变了儿童照料模式。第二，谁来照料儿童更好？三个理论视域都认为母亲照料更好，其他照料方式是次优选择。即使是在女性普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现实情况下，也更多地讨论如何从缓解在职女性而非男性的双重压力出发，探讨儿童照料困境的解决之道。家庭视域下的决策过程反映出儿童照料的基本逻辑，即基于情感联结和效率原则的家庭成员间的合作和妥协。第三，现代家庭的儿童照料发生了哪些变化？三个理论视域都揭示出家庭和在职父母对社会替代性照料资源的强烈需求，但基于母亲照料难以被替代的参照标准，家庭对非正式支持和正式支持的接受程度有所差别。
通过三个理论视阈对儿童照料的诠释，不难发现其中有两条逻辑链条：一条是自上而下的逻辑链条，即社会—家庭—个人的逻辑链。社会性别关系结构形塑观念、态度和行为，以及个人和家庭对儿童照料的偏好，但在不同的家庭情境中，社会性别关系结构产生影响的路径不尽相同。换言之，如何决定儿童照料的角色分工，家庭的应对有所不同，家庭通常基于情感原则和效率原则形成儿童照料责任分工的决策，并对家庭成员采取合作、妥协或对抗的态度有较大的影响。另一条是自下而上的逻辑，即个人—家庭—社会的逻辑链。一方面，个人时间价值所产生的效用，决定了个人在家庭博弈中的议价能力和对彼此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在职父母及祖辈与儿童之间的情感联结，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儿童照料模式的最终选择。家庭决策的形成源自于个体的认知、态度和情感，与此同时，家庭决策结果的聚合也会冲击整个社会结构的性别规范与角色期待。三个理论视阈的逻辑反映了三个层面的效用，即社会效用、家庭效用和个人效用之间的对峙与权衡，儿童照料分工决策往往是在社会效用最大化、家庭效用最大化和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妥协和冲突中得以实现。儿童照料的理想模式是同时实现三个层面的效用最大化，或者至少是能同时提升个人效用、家庭效用和社会效用。
总之，社会科学理论的价值在于能够指导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以上介绍的儿童照料理论对于中国儿童照料问题的研究、本土化理论的构建和相关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为我国研究中国儿童照料问题提供了一个国际比较的视角。
收稿日期：2019-08-27
作者简介：
吴 帆(1976—)，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家庭政策、社会工作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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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劭君(1997—)，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
高职院校大学生创业能力的提升涉及到专业技术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社会沟通与实践能力及心理抗压能力等多方面，是一项包括专业教育、专业与创新融合教育、创业实践、创业项目指导与孵化等的综合性和系统性工程。因此，高职院校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需要从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入手，同时，需要充分发挥政府指导、行业企业共同参与引导，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发展，以此提升高职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家庭代际关系功能及其福利效应研究”(项目编号：17ARK00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全面二孩政策下城市地区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7ZDA12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普二新政’下家庭友好政策与女性家庭—工作平衡关系研究”(项目编号：71673287)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9]10-0079-08
(责任编辑：陆影)
标签：儿童论文; 家庭论文; 社会论文; 理论论文; 母亲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家庭代际关系功能及其福利效应研究”(项目编号:17ARK00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全面二孩政策下城市地区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7ZDA12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普二新政’下家庭友好政策与女性家庭—工作平衡关系研究”(项目编号:71673287)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