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形成金字塔型的职业培训体系（论文文献综述）
刘凤文竹[1]（2020）在《新世纪初期国企技能传递组织模式变迁研究 ——以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技能及其与组织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技能传递自工业革命以来便成为现代工厂发展的重要现象。新中国成立以来,技能传递成为影响中国国企培养技术工人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环节。新世纪初期,面对中国制造业技能型劳动者供需矛盾逐步扩大的现实困境,在总结地方性经验的基础上,依托国家人才战略规划与政府制度性力量的推动,我国诸多行业内成立了“技能大师工作室”,并且在国企工厂中尤为典型,它是集传艺带徒、技能攻关等功能于一体的平台性组织,其出现不仅意味着企业的组织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同时也对工人技能形成与传递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拟运用社会学研究的质性方法,通过对C市某高铁制造企业K厂若干“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田野调查,从工业社会学的研究视角,重点关注技能大师工作室生成及有效运转所依托的社会性,循着“环境—组织—关系”的研究框架,努力从总体上和多角度地对这一独具特色的组织形态展开研究,并对技能短缺背景下中国国企组织内部形态变迁及其对技能形成与传递的影响作出一个基本的理论提炼与概括。首先,本文从宏观视角对技能大师工作室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及企业环境展开研究。技能大师工作室是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情况下,面对技能型劳动者供需矛盾逐步扩大的现实困境,依托于一定地方性组织经验,由政府主导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此外,大师工作室的有效运行离不开企业为其提供的制度环境作为支撑。技能大师工作室制度是嵌入于企业既有制度体系之中并与之互补与融合共生的:一方面,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集技能培训、技术攻关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技能提升平台,其嵌入有助于厂内既有劳动力市场功能的发挥,因为内部劳动力市场是基于技能等级分层与提升而进行差异化激励的;另一方面,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一种非行政建制性组织,本身缺乏足够的激励与奖励机制,需要嵌入既有制度并与组织内部分配问题、升迁问题及职业流动等问题关联后才得以发生最大效用,由此内部劳动力市场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技能大师工作室内部缺乏有效劳动激励的局限,激发了工人群体的积极性与参与热情,促进了大师工作室的制度活力与影响力,在适应既有制度的过程中使得双方均得到了整合与升级。其次,在理解技能大师工作室及其作用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追问和回答宏观制度环境对形塑其生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同时还应从微观层面上注意到,技能大师工作室并非是工厂内部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工作团队,而是一种具有极强整合能力与平台性质的组织,并与厂内既有“车间—工段—班组”的纵向垂直结构发生着复杂的关联。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企工厂普遍实行以“车间—工段—班组”的纵向垂直结构对工人进行组织与管理,同时也成为工人技能培训与形成的基本组织结构,导致技能传递主要是在一定的行政生产单元内进行,技能资源相对单一,传递边界较为封闭。伴随着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建立,企业内既有的技能传递的组织模式发生了重要转变,形成了以“班组+工作室”的重层结构模式。这种技能传递的复合组织结构,并不是班组元素与工作室元素的简单相加过程,而是充满了复杂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大师工作室是将原有一线高技能工人按照技师及以上级别进行筛选与重新组合,其选择范围跨越了班组、工段甚至是车间,打破了既有的纵向垂直范围,有的工作室还吸纳专业技术人员、科研院校等相关主体加入其中,其着眼点在于在不同主体之间建立起密切的生产联结关系,该模式更具多元主体性;第二,从技能传递方式上看,扩展了技能传递的渠道,大师工作室作为一个高水平工人的团体,不仅能够对一线工人进行“拔高式”的培养,并能够以工作室的名义集中工人技能资本承接工厂重要的技能攻关项目、帮助行政部门举办技能大赛,还能通过资源引入的方式突破以往班组培训模式的相对单一性,其中既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人力资源;第三,从组织属性上看,该重层模式是将带有行政性质的纵向结构与带有非行政性质的工作室有机结合,使传统的纵向体系逐步转化为纵横联合的、具有交叉性的复杂格局,这种模式对于以往的组织形式的最大突破在于,通过多方资源引入与重组生成了一种具有平台性质与整合能力的组织,同时作为一种“技能共同体”也使得工人的自主性与主体性在技能传递中明显凸显,具有典型示范的意义。最后,作为企业内一种特殊类型的组织,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出现使得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管理层之间在既有关系的基础上呈现出了多种新的互动形态,使工厂内原有的技能传递关系更为复杂化,其中师徒制改革下师傅与徒弟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具代表性。从表面上看,师徒二人的关系似乎是通过技能的“传”与“承”建立起来的,但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这样简单的范畴,而是具有较为复杂的互动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间有建立在利益互酬关系上的“吸引与亲和”;有由于师徒合同短期化带来的“浅关系”;有由于徒弟数量膨胀导致传递关系上的“差序格局”化;也有从工作室工作角度而产生的师徒间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此外,工作室与企业管理层之间双向互惠与博弈并存,而工作室外普通一线生产工人对于工作室的“不参与”与“积极联系”也成为企业内部互动关系的重要方面。上述多面向的关系互动和态度取向构成了工厂内真实的关系形态,不仅使得技能形成与传递被编织在一张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同时也对企业技能传递关系的治理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笔者认为,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国企内新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是受到宏观社会环境、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以及劳动者群体的行为选择等多元因素影响的过程,因此,只有同时将环境、组织与关系纳入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分析框架,才有可能为其提供全面的分析。在这一意义上,本文通过“环境—组织—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试图全面认识以技能大师工作室出现为代表的国企内部组织形态变迁,并在此理解与认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这种组织模式变迁对于技能形成与传递有效性的影响。
沈蕊[2]（2020）在《实现村民主体的王上村产业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确立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20字总方针,产业兴旺是重中之重,位居其首;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产业发展要以农民为主体成为时代要求。而目前乡村产业发展面临资本下乡圈地,加剧社会不稳定性、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忽视村民发展诉求、产业选择匹配村民能力差,导致村民离乡及村民参与意识淡薄,参与行为缺失等问题,产业发展忽略了以人为本、以村民为主体的发展理念。那么在推进乡村产业兴旺的过程中,如何实现村民主体便成为本研究希望能够解决的问题。研究主要包括乡村产业为民发展的逻辑内涵、实现村民主体的产业发展研究和王上村产业发展规划引导三部分内容。首先从国家治理、城乡关系、人本主义、乡村振兴四个视角阐述乡村产业发展的目标,深入分析我国乡村产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厘清乡村产业发展的影响要素及作用机制,明确产业发展回归村民主体的价值本位,并提出乡村产业发展的逻辑框架——在尊重村庄资源禀赋、考虑产业市场需求、理解村民能力特征的基础上发展乡村产业。其次,确定构建村民能力评价为主体对于实现村民主体产业发展的关键性,利用贝弗里奇的能力理论建构村民能力评价,通过对村民能力的特征分析,确定适配村民能力的产业类型及发展路径。然后,根据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理论,建立“资源禀赋+市场需求+村民能力”三者耦合的产业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乡村产业选择的评价指标体系。最后,结合陕西省杨陵区王上村的具体情况,对王上村的产业发展进行实证分析,为产业发展实现村民主体提供相应的策略及制度保障。研究表明,乡村产业发展的核心理念不在于追求经济利益,而应当尊重村民的意愿,考虑村民的能力特征,回归村民主体的价值本位,实现乡村社会稳定,村民安居乐业,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目标。其次,根据资源禀赋、市场需求、村民能力耦合的产业模型及产业选择的评价指标体系,得到现阶段王上村的产业发展类型。然后以村民为主体的角度出发,提出了重视村民教育与培训,提升村民主体能力;“家庭经营”+“集体联营”,丰富产业经营方式;综合村庄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的产业发展策略。最后从加强社会资本管理、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优化利益分配机制三个方面完善产业发展的制度保障。
周作昂[3]（2020）在《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四川省的区域性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精准扶贫战略和政策实践,在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上取得了突出成效,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抓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的时代主题,将精准扶贫与促进就业结合起来,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精准扶贫对就业促进的影响机理和实践效应;并基于社会学、经济学方法和劳动力市场、反贫困理论,充分利用统计调查数据资料,从宏观和微观多个层面开展四川省区域性实证研究,探讨如何通过精准扶贫解决贫困人口的就业难题,实现贫困群众稳定脱贫致富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本研究聚焦精准扶贫促进劳动力就业的主题,按照问题的提出——理论基础——现状分析——影响机理——实证研究——对策建议的思路进行。在全面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以反贫困、劳动力就业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支撑,构建本文的理论基础框架。然后,结合我国贫困、就业现状与精准扶贫政策实践,深入分析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全国、县域、村级和农户四个层面,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视角,以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就业质量为三个维度,全面分析精准扶贫特别是产业扶贫和转移就业扶贫对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就业质量的经济学影响和实践效应。再后,以四川省为例,利用农业普查、贫困调查、乡村振兴监测等微观数据和统计资料,开展精准扶贫对就业影响的区域性实证研究,深入分析和评估精准扶贫促进就业的影响逻辑和实施效果。最后,围绕精准扶贫促进就业提出解决我国贫困人口就业难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展望。全文包括九个部分,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章:导论。主要阐述论文研究背景和意义、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创新点和可能存在的不足。本文既系统梳理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又进行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实证分析和创新研究,旨在为贫困、就业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的研究范式,同时为各级党委政府建立城乡扶贫促进稳定就业的长效机制和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二章: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在对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梳理本文的理论基础。一是全面梳理马克思、缪尔达尔、纳尔逊、阿马蒂亚·森等关于贫困与反贫困的理论,准确把握精准扶贫实践研究的研究立场、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向,为分类对症施策、提升可行发展能力提供理论支撑;二是重点提出劳动力市场分割、人力资本、就业歧视、理性选择等关于劳动就业的理论,为研究我国精准扶贫实践下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问题提供分析思路;三是强调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脱贫攻坚、生态保护的关系,解决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可持续生计、构建脱贫致富长效机制、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第三章:我国农村贫困、就业现状与精准扶贫实践。该部分主要梳理我国农村贫困和就业现状及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发展演进,重点分析西部贫困地区农村的贫困与就业状况,从时间、空间、结构上对农村贫困和就业进行比较分析,为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逻辑、影响效应及区域性实证研究打好基础。研究发现,我国西部地区深度贫困问题还比较严峻,农村贫困人口还有一半以上集中在西部地区和“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地区贫困群众收入明显提升,但占比仅为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七成。我国农村就业人员占比下降但农村劳动力规模特别是农民工总量仍然较大,就地就近就业和省内就业人数增加、占比提升,贫困地区劳动力外出就业九成集中在二、三产业。产业扶贫和转移就业扶贫成效显现,西部地区是精准扶贫促进就业的重点地区;精准扶贫推动农村居民就近就地择业成为新的选择,对推动农村贫困人口实现稳定就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第四章: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机理和实践效应。该部分主要从宏观视角和全国层面探讨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逻辑和实践效应。扶贫对就业的影响路径,沿着“贫困人口出现——贫困原因分析——实施扶贫开发——重点发展扶贫产业和转移就业——扩大就业规模——优化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稳定脱贫防止返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线展开。扶贫是解决贫困人口就业难题的重要方式,就业促进是反映精准扶贫成效的战略举措,精准扶贫通过就业促进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主要通过加大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本投入,提升贫困劳动力的就业可行能力;通过发展特色扶贫产业、增加就业岗位,扩大就业规模;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行业结构、城乡结构,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通过增加就业收入、提升就业福利、增强工作稳定性、创造发展机会,提升劳动力就业质量。研究发现,精准扶贫通过产业扶贫和转移就业扶贫系列举措,全国上千万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和稳定脱贫;精准扶贫推动农村贫困人口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就业,就业结构逐步优化;精准扶贫对就业质量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对贫困群众的就业增收、福利水平提升、工作持续稳定、职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五章:四川省精准扶贫促进就业的政策实践。在全国精准扶贫对就业影响机理和效应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四川省作为区域实证研究的案例,对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进行总结梳理,重点分析四川省产业扶贫和转移就业扶贫政策实践对贫困人口就业促进的成效,为后文的微观实证分析打好基础。研究发现,四川省的精准扶贫开发政策体系比较完整,推出一系列产业和转移就业政策组合拳,累计通过发展特色扶贫产业和转移就业带动300多万人实现脱贫增收,累计减少贫困人口600多万。四川省坚持以产业扶贫引领脱贫攻坚,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特色扶贫产业,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作用,重视农产品品牌打造,增强贫困地区产业扶贫支撑保障;通过促进就地就近就业、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支持贫困劳动力自主创业、强化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实施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等具体举措,就业扶贫成效显着。第六-八章:四川省精准扶贫就业效应的实证研究。这三个部分在前面宏观和区域视角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四川省农业普查、人口普查、乡村振兴监测、88个贫困县县域数据和历年统计年鉴资料,发挥数据资源优势,从县域、村级和农户三个层面,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及工具变量模型,开展精准扶贫特别是产业和转移就业扶贫对四川省贫困地区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就业质量影响效应的区域性实证研究,探索精准扶贫特别是就业扶贫推动就业质量提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结果表明:精准扶贫对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具有显着影响;在农业经营主体吸纳就业方面,规模较大的专业大户和龙头企业在促进贫困就业和贫困村退出方面的影响不明显,反而是规模相对较小的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显着提高了该村退出贫困的概率,农民专业合作社对非农就业和外出就业的影响都较为显着。本文提出针对不同的生产经营主体,制定差异化的就业扶贫政策,主要向类似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这样能带动贫困劳动力就业增收的主体倾斜,对贫困劳动力重点开展农业相关的培训,适当鼓励劳动力外出务工。第九章:结论、建议与展望。该部分是对全文研究的主要观点和结论进行总结和提炼,依据精准扶贫对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总结研究结论,探讨对策建议,提出本文未尽之处和未来研究展望。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主题和视角创新。精准扶贫和就业促进都是我国重要的民生工程,本文将精准扶贫与就业促进结合起来分析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和作用机制,通过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视角,从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就业质量三个维度着手,深入分析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逻辑、影响路径和实践效应,为贫困、就业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的研究范式,在主题选择和研究视角方面具有一定创新性。二是研究资料分析创新。本文对精准扶贫与就业促进有关政策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所涉及,有关数据资料从宏观到微观都有所体现。通过详细梳理各类扶贫政策,充分利用各类调查统计数据,既对全国和区域层面的宏观数据进行描述,又从县域、村级、农户等中观和微观视角开展实证分析,特别是充分使用了四川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乡村振兴监测、贫困调查等丰富的微观调查数据资料,对精准扶贫促进就业的影响逻辑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验证。因此,在研究资料整理和使用方面来说,本文具有一定创新性。三是研究结论应用创新。不同于单独的措施建议,本文基于扶贫与就业协同推动的基本思路,融合扶贫脱贫、就业促进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提出坚持“三个围绕”即围绕精准推进扶贫,围绕就业稳定脱贫,围绕发展长效脱贫。认为既要从全国和宏观层面出台普适性的政策措施,又要分区分类分级出台针对性的促进就业措施;既要重视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又要适时扩大范围,实现城乡扶贫统筹推进;提出就业扶贫政策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能带动贫困劳动力就业增收的主体倾斜的对策建议。从研究结果的应用角度来看,本文具有一定创新性。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因资料不足和研究水平限制,对扶贫与就业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机理分析还不透,对就业质量的实证分析还不深,对相对贫困和城市贫困问题研究还不够,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实证检验。
李洋[4]（2020）在《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研究 ——以昆明高级技工学校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加快人才制度和政策创新,支持各类人才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已成为区域竞争的战略资源,是创新技术技能、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力量。目前,昆明市高技能人才数量和质量、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远低于经济发达地区。随着昆明市高质量经济发展要求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举措,产业结构和人才结构失衡、职业培训水平低、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社会氛围缺失已经成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突出问题,高技能人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昆明经济发展的瓶颈。技能强省和技能提升行动开始以来,如何解决昆明市高技能人才培养和提高职业培训公共服务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绪论,主要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对国内外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部分:介绍了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概念,介绍了人力资本理论和多元协同理论;第三部分:对昆明市经济发展情况和昆明市高技能人才培养概况进行分析,梳理了国家、云南省、昆明对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政策,以昆明高级技工学校为案例,研究了昆明高技能人才培养方式和培养成效;第四部分,分析了昆明市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存在问题,并对昆明市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分;第五部分借鉴了国内外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经验做法,对昆明市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启示;第六部分,通过对政府主导、职业院校为基础、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治理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研究,对昆明市高技能人才培养提出了对策建议。
邵程林[5]（2020）在《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国际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必须紧紧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把我国建设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制造强国。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宏大的产业工人队伍是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基础。过去数年中“技工荒”一直成为困扰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瓶颈,尤其是高水平技术工人的缺乏严重制约着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我国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技能支撑和人才保证,尤其是培养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产业工人队伍。技能形成体系作为一个全新的学术概念,在其构建过程中涉及到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协调与平衡,通过梳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资料发现,目前技能形成体系的内涵与外延在我国国内尚未得到系统的理解与深化。而在国外有关发达国家（例如英美等）,经济发展迅速、制造业发达,产业工人的技能形成及开发体系较为完善,这也为我国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构建与升级提供了参考借鉴。因此,本文主要参考借鉴了贝雷迪（Bereday,G.Z.）的经典比较教育研究模型,并结合奥斯特罗姆（Ostrom,E.）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为方法论基础,构建了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比较分析框架与模型。在比较分析框架与模型的基础上,遵循历史分析与剖面分析两条研究线索,选取美、英、德三国作为主要对比研究对象开展跨国别研究,最后对样本国家在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成功经验与教训进行归纳总结,并结合本土国情构建中国本土化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通过构建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分析框架,为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工具与研究范式,以期为我国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的技能开发及终身学习提供参考与借鉴。
朱明磊[6]（2019）在《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机理与对策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作为一线建筑工人的主体,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建筑业经济支柱性地位获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我国五千余万建筑业农民工普遍存在年龄大、个人资本少、就业质量差、市民化难等突出问题,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筑业现代化转型升级的需要,亟待通过产业工人化手段培育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建筑业产业工人队伍。学术界针对“建筑业农民工问题”做了诸多探讨,普遍指出从事“苦、累、险、脏、乱、差”工作的建筑业农民工群体承受着权益保障严重不足、职业可持续发展困难重重等诸多不公平待遇,已经成为“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典型代表,但是鲜有系统研究“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机理与对策”的学术成果,难以为政府部门制定解决方案提供针对性的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基于此,本文在系统梳理和充分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开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现实障碍、影响机理和路径对策研究,对推动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培育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建筑业产业工人队伍,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助力早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等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首先,基于历史文献研究和全国性调研数据,剖析了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现状问题和现实障碍。（1）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探究了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演变历程和现状问题;（2）从建筑农民工自身资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障碍和外部条件（社会、政府、行业、企业）障碍两个方面,剖析了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现实障碍;（3）从维持现状和改变现状两个视角对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趋势进行了预判。其次,借助解释结构模型（ISM）运算,揭示了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影响机理。（1）基于文献研究、问卷调研和专家访谈,确定了27个影响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关键因素;（2）借助ISM对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逻辑辨析和层阶分析,得到了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影响因素的多层递阶结构图;（3）对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影响因素的多层递阶结构进行深度解析,揭示了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影响机理是“在社会、政府、行业和企业等外部条件作用下,建筑业农民工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三者共同提升的过程,最终享有现代产业工人的高质量就业机会和平等的城市社会福利待遇”。再次,借助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和工地调研访谈数据,构建Logit模型和系统动力学（SD）模型,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实证了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影响机理。（1）基于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关键影响因素和影响机理,再次设计调研问卷,并选取重庆市20个建筑工地进行调研访谈;（2）根据第二次调研数据构建Logit模型,分析了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式和作用效果,完成了影响机理的静态实证;（3）基于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影响机理的理论框架,利用SD工具构建了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系统仿真模型,并借助中国统计年鉴和实地调研访谈数据,设定资本投资总量变化情景、单位资本需要量变化情景、产业工人目标数量变化情景等不同政策情景运行该动态仿真模型,情景分析了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和敏感程度,动态实证了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影响机理,得到了影响我国建筑业产业工人数量变化和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速率变化的政策敏感因素。最后,基于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现实障碍和影响机理,提出了推动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培育一批稳定的高素质建筑业产业工人队伍的对策建议。以培育一批稳定的高素质建筑业产业工人队伍为最终目标,基于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现实障碍和影响机理,提出了“建构建筑业农民工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有效积累共同提升的长效机制”的对策建议,并明确了对策措施的阶段性和时序性。本文遵循“现状问题-障碍分析-机理研究-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以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为研究对象,经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揭示了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影响机理,形成了研究观点和研究视角的创新,丰富了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相关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应用范畴,有助于农民工问题研究的深化;同时,基于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影响机理,提出了推动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培育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建筑业产业工人队伍的对策建议,为政府有关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思路参考和智力支持。
袁梅[7]（2019）在《环鄱阳湖地区的职业结构变迁研究 ——以D县S镇为例》文中指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我国最大的生态功能保护区,对江西省、中部地区和全国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改革开放前,环鄱阳湖地区的人们主要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职业结构比较单一。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新型职业大量出现,劳动力逐渐向非农产业转移。改革开放前相对稳定的职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动,带来了人们的职业流动和阶层分化。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人口流失、产业发展低端、环境污染等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影响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对环鄱阳湖地区的职业结构变迁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把握当地的经济形势和产业结构调整状况,了解其社会结构变化和阶层流动;同时,能结合其存在的困境及需求,探索适合的发展路径,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D县的S镇为例,通过文献研究、调查问卷及深度访谈的方法,运用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等理论,深入剖析了改革开放前后环鄱阳湖地区的职业结构、职业流动及其发展问题。本文研究发现,S镇的职业结构变迁具有以下特点:职业人口大量非农转移;职业人口逐渐老龄化;职业人口素质普遍提高;中高层职业性别差异明显;不同等级的职业收入差距较大;职业人口长期异地就业,导致农村“空心化”。随着市场化的发展,职业人口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和社会网络机制进行职业流动,而非计划分配机制。职业人口的代际流动率明显高于代际继承率,代际职业继承影响较弱。同时,个体的职业流动促进其阶层流动。最后,基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定位和S镇的职业结构特点反思其发展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邓小华[8]（2018）在《国家资格分级的技术逻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家资格框架是体现国家意志的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的基础性制度,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的分级和融通构成它的“结构—功能”体系。资格分级是国家资格框架建设的起点,从技术复杂性的视角探讨国家资格分级的内在逻辑是保证资格等级体系合理性与贯通性的理论前提。本研究坚持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逻辑以及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在复杂性范式的指导下,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哲学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和实地调研法。首先,通过经验归纳、批判反思和理论演绎相结合的方式论证技术逻辑作为国家资格分级内在根据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其次,分别探讨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分级所遵循的技术逻辑;最后,分析技术逻辑规制下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融通的中介与条件,提出基于技术逻辑的国家资格等级描述标准。规律是从经验和历史之中构建的。通过对国内外资格分级经验的比较与个案剖析,发现我国国家资格分级存在经验主义路径依赖现象,具体表现在国际资格分级经验的简单借鉴、国家教育体系等级的简单移植和国家职业资格分级的简单代入等三个方面。对经验依赖现象的全面审视促使国家资格分级内在逻辑研究的理论自觉。技术逻辑作为国家资格分级的内在逻辑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具有同质性,其本源在于两类资格共同的技术本体。在大技术观的前提下,本研究探讨了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中技术图景展现的逻辑范畴:现代技术与现代科学的整合,通用技术与专用技术的贯通,技术知识与技术活动的互动。与国家资格层级的相对恒定、技术复杂性的三维向度以及国家资格融通的技能中介等三个理论预设一起,共同构成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教育资格分级遵循技术知识复杂性逻辑。技术知识是由技术原理知识、技术事理知识和技术伦理知识构成的开放自组织系统,它既与技术活动相互作用,也与纯粹科学知识相联系,其复杂性沿着“通用—专用”、“成熟—创新”相互交织的路径演化。普通教育资格分级体现技术原理知识逻辑、职业教育资格分级体现技术事理知识逻辑,非正规教育与非正式学习资格分级则取决于碎片化技术知识的结构化程度。在技术知识逻辑支配下,初中教育资格应成为教育资格分级的起点,职业教育资格等级的拓展遵循与普通教育资格相衔接的串行路径,教育资格等级描述可采用技术知识标准的“4x2”框架。职业资格分级遵循技术活动复杂性逻辑。专业性分工的深化和技术知识的创新导致了技术活动的复杂性,其复杂性程度可以用“递进—并行”模型来表达。生产、服务、维护、开发、设计、创新和管理等技术活动既是递进的,也是并行的,而且各技术活动自身还有从生疏到熟练的层级变化,它们与技术知识、工作情境和信息共享等条件性要素一起,构成了具有层次性、回归性、联通性和统一性特点的复杂系统。遵循技术活动复杂性逻辑,应把先前工作经历纳入职业资格分级,旨在贯通职业技术实践和工程技术实践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要对接职业资格分级,而职业资格等级标准的描述也应围绕技术活动复杂性展开。在技术逻辑规制下,以具身认知为取向的技能积累是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融通的逻辑中介。资格融通作为国家资格框架的功能负载决定了资格分级的目标和方向,也决定了国家资格等级描述标准。以技能为核心要素,融合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等级描述标准,国家资格等级描述标准可标识为技术知识、技能和技术活动三个维度,它们相互影响,使国家资格分级充分体现技术复杂性的内在逻辑,同时,也可与国际资格等级描述标准接轨。
曹鸿骅[9]（2018）在《新时期江苏中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路径研究》文中指出
贺艳芳[10]（2018）在《我国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动力问题研究 ——基于中德企业的对比》文中认为国家政策文件中多次出现促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方面的意见和规定,特别是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出台,明确提出“强化企业重要主体作用”,紧随其后,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颁布《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国家越来越关注企业在职业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事实上,在我国以学校为主体的职业教育体系中,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已经成为基本办学模式。并且,在国家努力推进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过程中,现代学徒制试点就是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经验,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水平的重要形式。企业参与是实施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基础,而关于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已有研究显示,我国企业参与其中的积极性并不高。如何在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构建过程中强化企业的重要作用成为关键问题。德国在传统手工业基础上形成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是现代学徒制的典型代表,双元制培训企业所积累的经验可以被我国借鉴。德国企业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参与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德国培训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动力因素有哪些?是如何生成的?这些动力因素在我国又是怎样的表现形式?本研究将以这些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内容,探究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企业的参与动力因素及我国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动力不足的原因。已有的大量研究认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是企业、学校以及外界环境相互交织的结果,但是这个相互交织过程中的复杂关系仍未得到深入挖掘。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研究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宏观研究,即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经济激励等外部因素来讨论,也需要涉及企业本身运作细节及要求的企业研究。鉴于此,本研究主要使用以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基础的定性研究,基于对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企业的实地调研,探究双元制职业教育中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动力因素及其生成,结合文献分析对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深入梳理,阐述其因果关系,并构建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动力因素模型,以此模型作为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参照标准,结合中国的实地调研,分析和对比了德国和中国在动力因素之间的异同,希望藉此深度理解企业的参与动力及其背后原因。同时,本研究辅以定量研究数据对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现状及现代学徒制参与情况进行调查,为质性研究访谈提供了支撑。本研究认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主要受三种动力影响:行为结果性动力、社会性动力和内部控制性动力。首先,行为结果性动力是指企业通过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而获得符合自身需求的合格专业人员、获得包括比较优势、质量优势和认同优势在内的培养效益。行为结果性动力因素是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希望得到的预期结果。其次,社会性动力是企业所感受到的来自外界的、社会的压力,在本研究中体现为外部劳动力市场对于合格专业人员的供给,企业年龄结构、人口出生率、员工流动情况、学生的升学愿望以及学习基础等对企业技能满足的影响。同时,社会中文化传统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学徒制的历史传承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是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外部驱动力。最后,企业自身的技能密度、分工精细度和组织扁平度是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内部控制性动力。归根到底,这些企业内部的因素影响和决定着企业用工的数量和质量需求,进而影响着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动力。这些以上所陈述的各方面因素之间并不是独立的关系,而是彼此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动力。以理论和实证研究为基础,本研究认为企业作为行为主体,其所选择的发展模式是人力资源战略的基础。打破职业教育培训和企业内部培训的壁垒,实现学生从学校到进入职业的过渡,既能体现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教育性,更能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效率、职业院校的培养质量和效率以及企业的内部培训质量和效率。综上所述,本研究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数据的基础上,构建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动力因素模型、对比了中德企业在这些因素方面的特征和差异、揭示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动力因素的因果关系。这些研究有助于剖析当前影响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积极性的背后原因,有助于为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在合作企业选择方面提供注意事项,同时,有助于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借鉴。最重要的是,在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动力因素中德对比的探索历程中,企业研究被纳入职业教育研究中,将有助于以企业角度思考职业教育的发展,从而实现企业在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构建中的重要主体作用。
二、上海形成金字塔型的职业培训体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海形成金字塔型的职业培训体系（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世纪初期国企技能传递组织模式变迁研究 ——以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高技能工人短缺制约产业升级发展 |
| 1.1.2 技能供需矛盾背景下技能大师工作室的诞生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技能传递”的含义及理论依据 |
| 1.3.2 “技能大师”的界定 |
| 1.3.3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概念与分类 |
| 1.4 研究意义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现实意义 |
| 1.5 研究设计 |
| 1.5.1 研究对象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研究过程介绍 |
| 1.6 研究框架与篇章结构安排 |
| 1.6.1 研究框架 |
| 1.6.2 篇章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2.1 从工作室制引发出来的问题 |
| 2.1.1 工作室制的起源及基本特征研究 |
| 2.1.2 不同学科对于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研究 |
| 2.2 工人技能形成问题综述 |
| 2.2.1 关于技能的差异性理解 |
| 2.2.2 从劳资斗争探讨技能问题:西方劳动过程理论 |
| 2.2.3 师徒制研究的三种路径 |
| 2.2.4 技能形成的国家（地区）体系与国际比较 |
| 2.3 工厂制度下组织和关系变迁研究综述 |
| 2.3.1 关于组织模式变迁的总体研究 |
| 2.3.2 西方工厂制度下的组织研究 |
| 2.3.3 苏联的工厂组织模式研究 |
| 2.3.4 中国国企组织模式研究 |
| 2.4 以往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
| 2.4.1 学术贡献 |
| 2.4.2 研究局限 |
| 第三章 技能大师工作室生成的社会环境及过程 |
| 3.1 国企技能供需的矛盾与困境 |
| 3.1.1 技能短缺痼疾之源 |
| 3.1.2 国企内外部技能形成方式的非均衡性变化 |
| 3.2 国企技能大师工作室生成的地方探索与国家介入 |
| 3.2.1 “类工作室制度”的地方性探索 |
| 3.2.2 国家介入: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生成及制度性推广 |
| 3.2.3 国家对技能大师的身份建构 |
| 3.3 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形成过程 |
| 3.3.1 早期探索: 工人自发组织“高铁技术沙龙” |
| 3.3.2 工作室雏形: 企业建立“金蓝领工作室”及“首席操作师工作站” |
| 3.3.3 国家授牌: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正式成立 |
| 第四章 企业环境与技能大师工作室制度体系的构建 |
| 4.1 企业对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制度管理 |
| 4.1.1 性质定位: 非行政建制性创新团队 |
| 4.1.2 平台组织: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功能复合性与生产嵌入性 |
| 4.1.3 对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柔性激励与弱退出机制 |
| 4.2 制度关联: 内部劳动力市场与技能大师工作室的运行 |
| 4.2.1 分层与晋升机制: “操作师”与“技能专家”评聘制度 |
| 4.2.2 激励机制与导师带徒绩效化 |
| 4.3 关于技能大师工作室有效运行的讨论 |
| 4.3.1 一种“柔性制度”: 对技能大师工作室制度属性的理解 |
| 4.3.2 与企业技能晋升制度关联: 由“身份性才报酬”到“行为性才报酬” |
| 4.3.3 企业的技能提供制度: 国企与国家在培训上的同一性 |
| 第五章 技能大师工作室场域下技能传递的组织形态转换 |
| 5.1 班组制: 国企技能传递的传统组织形态 |
| 5.1.1 班组制下技能传递的具体形态 |
| 5.1.2 班组权力结构、动员能力与技能传递 |
| 5.2 “班组+工作室”模式: 国企技能传递的“重层结构” |
| 5.2.1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多元主体结构 |
| 5.2.2 作为“平台”的组织: 技能大师工作室对班组模式的突破与创新 |
| 5.3 对工作室制度下技能传递组织形态转换的讨论 |
| 5.3.1 “跨界兼职”: 技能大师工作室组织结构的多元性 |
| 5.3.2 从“班组制”到“班组+工作室”模式转换的影响 |
| 5.3.3 对工人主体性的发挥与“技能共同体”的营造 |
| 第六章 技能大师工作室场域下技能传递关系形态的展开 |
| 6.1 国企内部技能传递的关系变迁 |
| 6.1.1 国企内部技能传递的传统关系 |
| 6.1.2 技能大师工作室场域下技能传递关系的变动 |
| 6.2 技能大师工作室场域下的技能传递关系形态分析 |
| 6.2.1 师傅与徒弟的关系 |
| 6.2.2 工作室成员与工作室外普通工人的关系 |
| 6.2.3 技能大师工作室与企业管理层的关系和互动 |
| 6.3 国企内部技能传递关系的特征及评价 |
| 6.3.1 工作室场域下的师徒关系: 从“二元关系”到“发展性网络” |
| 6.3.2 技能传递的“公”“私”分离 |
| 第七章 讨论与结论 |
| 7.1 企业组织形态变动与技能传递模式的变迁 |
| 7.2 “环境—组织—关系”框架下的技能大师工作室 |
| 7.3 进一步的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K厂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统计名单及情况汇总 |
| 附录二:访谈者编码 |
| 附录三:访谈提纲 |
| 附录四: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导师带徒合同样本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2）实现村民主体的王上村产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产业发展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对象 |
| 1.4.1 五泉镇总体概况 |
| 1.4.2 王上村选取依据 |
| 1.4.3 王上村基本情况 |
| 1.5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技术路线 |
| 1.6 本章小结 |
| 2.乡村产业为民发展的逻辑内涵 |
| 2.1 乡村产业发展的目标解读 |
| 2.1.1 国家治理视角 |
| 2.1.2 城乡关系视角 |
| 2.1.3 人本主义视角 |
| 2.1.4 乡村振兴视角 |
| 2.2 乡村产业发展的现实困境 |
| 2.2.1 资本下乡圈地,加剧社会不稳定性 |
| 2.2.2 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忽视村民发展诉求 |
| 2.2.3 产业选择匹配村民能力差,导致村民离乡 |
| 2.2.4 村民参与意识淡薄,参与行为缺失 |
| 2.3 村民主体产业发展的内涵 |
| 2.3.1 概念解读 |
| 2.3.2 村民主体的相关理论 |
| 2.3.3 村民主体产业发展的内涵 |
| 2.4 乡村产业发展实现村民主体的逻辑框架 |
| 2.4.1 乡村产业发展的内部影响因素 |
| 2.4.2 乡村产业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 |
| 2.4.3 实现村民主体产业发展的逻辑构建 |
| 2.5 本章小结 |
| 3.实现村民主体的产业发展研究 |
| 3.1 村民能力是实现村民主体的关键 |
| 3.2 村民能力评价指标建构 |
| 3.2.1 村民能力分析框架 |
| 3.2.2 村民能力的评价原则与逻辑 |
| 3.2.3 村民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3 基于村民能力的产业发展类型 |
| 3.3.1 基于村民能力的产业分类 |
| 3.3.2 匹配村民能力的产业设置参照及发展路径 |
| 3.4 基于村民能力、资源禀赋及市场需求的耦合模型 |
| 3.4.1 理论基础 |
| 3.4.2 作用机制 |
| 3.4.3 模型构建 |
| 3.5 基于耦合模型的乡村产业选择分析 |
| 3.5.1 选择原则 |
| 3.5.2 评价指标 |
| 3.5.3 权重研究 |
| 3.5.4 评分标准 |
| 3.6 本章小结 |
| 4.王上村产业发展规划引导 |
| 4.1 王上村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
| 4.1.1 发展现状 |
| 4.1.2 存在问题 |
| 4.2 王上村产业发展条件分析 |
| 4.2.1 村民能力分析 |
| 4.2.2 资源禀赋分析 |
| 4.2.3 市场需求分析 |
| 4.3 王上村产业选择评价 |
| 4.3.1 产业选择评价 |
| 4.3.2 评价结果分析 |
| 4.3.3 困境与挑战 |
| 4.4 王上村产业空间布局 |
| 4.4.1 空间布局 |
| 4.4.2 重点项目 |
| 4.5 王上村产业发展策略 |
| 4.5.1 重视村民教育与培训,提升村民主体能力 |
| 4.5.2 “家庭经营”+“集体联营”,丰富产业经营方式 |
| 4.5.3 综合村庄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 |
| 4.6 王上村产业发展的制度保障 |
| 4.6.1 加强社会资本管理,提高村民参与积极性 |
| 4.6.2 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培育内部发展动力 |
| 4.6.3 优化利益分配机制,实现乡村健康发展 |
| 4.7 本章小结 |
| 5.结论与讨论 |
| 5.1 结论 |
| 5.2 创新点 |
| 5.3 讨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一、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二、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与的实践项目 |
| 附录 |
| 附录一 :图表目录 |
| 图录 |
| 表录 |
| 附录二 :附表 |
（3）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四川省的区域性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问题提出和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
| 1.2.1 主要研究内容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4 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2.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关于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 |
| 2.1.2 关于劳动力就业的研究 |
| 2.1.3 关于扶贫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 |
| 2.1.4 关于扶贫、就业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
| 2.1.5 研究述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贫困与反贫困理论 |
| 2.2.2 劳动力市场与就业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我国农村贫困、就业现状与精准扶贫政策实践 |
| 3.1 我国农村贫困现状 |
| 3.1.1 全国农村贫困基本特征 |
| 3.1.2 贫困地区农村贫困状况 |
| 3.2 我国农村就业现状 |
| 3.2.1 农村就业总体特征 |
| 3.2.2 贫困地区农村就业状况 |
| 3.3 农村贫困与就业的时空比较分析 |
| 3.3.1 时间序列比较 |
| 3.3.2 区域比较 |
| 3.3.3 结构比较 |
| 3.4 反贫困实践:精准扶贫的实施 |
| 3.4.1 精准扶贫的基本内涵与主要内容 |
| 3.4.2 产业扶贫与转移就业扶贫实践 |
| 3.5 本章小结 |
| 4.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机理和实践效应 |
| 4.1 扶贫与就业的理论与实践关系 |
| 4.1.1 扶贫是解决贫困人口就业难题的重要方式 |
| 4.1.2 就业促进是反映精准扶贫成效的战略举措 |
| 4.1.3 精准扶贫通过就业促进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
| 4.2 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逻辑 |
| 4.2.1 主要分析维度 |
| 4.2.2 对就业规模的影响逻辑 |
| 4.2.3 对就业结构的影响逻辑 |
| 4.2.4 对就业质量的影响逻辑 |
| 4.3 精准扶贫影响就业的实践效应 |
| 4.3.1 就业规模维度 |
| 4.3.2 就业结构维度 |
| 4.3.3 就业质量维度 |
| 4.4 本章小结 |
| 5.四川省精准扶贫促进就业的政策实践 |
| 5.1 四川省精准扶贫政策实践 |
| 5.1.1 主要政策梳理 |
| 5.1.2 实践成效 |
| 5.1.3 主要难点 |
| 5.2 四川省产业扶贫政策实践 |
| 5.2.1 政策梳理 |
| 5.2.2 实践成效 |
| 5.3 四川省就业扶贫政策实践 |
| 5.3.1 政策梳理 |
| 5.3.2 实践成效 |
| 5.4 本章小结 |
| 6.四川省精准扶贫就业效应的实证研究——来自88 个贫困县的证据 |
| 6.1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按照年份分类的样本描述 |
| 6.1.3 按照贫困程度分类的样本描述 |
| 6.1.4 按照贫困县退出时间分类的样本描述 |
| 6.2 实证分析 |
| 6.2.1 模型设定和描述统计 |
| 6.2.2 精准扶贫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分析 |
| 6.2.3 精准扶贫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分析 |
| 6.2.4 精准扶贫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就业扶贫及其效果的实证分析——来自四川省村级数据的证据 |
| 7.1 政策依据与主要载体 |
| 7.1.1 政策依据 |
| 7.1.2 重要载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 7.2 数据来源、关键变量和模型设定 |
| 7.2.1 数据来源 |
| 7.2.2 关键变量 |
| 7.2.3 模型设定 |
| 7.3 实证结果 |
| 7.4 本章小结 |
| 8.就业扶贫及其效果的实证分析——来自四川省农业普查微观数据的证据 |
| 8.1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统计 |
| 8.1.1 数据来源 |
| 8.1.2 样本描述统计 |
| 8.2 关键变量和模型设定 |
| 8.2.1 关键变量 |
| 8.2.2 模型设定 |
| 8.3 实证结果 |
| 8.4 本章小结 |
| 9.结论、建议与展望 |
| 9.1 主要结论 |
| 9.1.1 精准扶贫是解决就业难题实现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 |
| 9.1.2 精准扶贫对优化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具有积极作用 |
| 9.1.3 精准扶贫与就业促进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
| 9.2 对策建议 |
| 9.2.1 围绕精准推进扶贫 |
| 9.2.2 围绕就业稳定脱贫 |
| 9.2.3 围绕发展长效脱贫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致谢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4）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研究 ——以昆明高级技工学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对象、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昆明市高技能人才培养核心概念及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概念 |
| 一、职业教育 |
| 二、高技能人才 |
| 三、高技能人才培养 |
| 第二节 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基础理论 |
| 一、人力资本理论 |
| 二、协同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昆明市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分析 |
| 第一节 昆明市经济发展与高技能人才培养概况 |
| 一、昆明市经济发展情况 |
| 二、昆明市高技能人才培养概况 |
| 第二节 昆明市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政策历程 |
| 一、我国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政策 |
| 二、昆明市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政策 |
| 第三节 昆明高级技工学校高技能人才培养个案研究 |
| 一、昆明高级技工学校高技能人才培养概况 |
| 二、昆明高级技工学校高技能人才培养成效 |
| 第三章 昆明市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
| 第一节 昆明市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昆明市产业结构和人才结构不匹配 |
| 二、昆明市职业技能培训水平低 |
| 三、昆明市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供给不足 |
| 四、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外部氛围缺失 |
| 第二节 昆明市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政府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力度不够 |
| 二、政府缺少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资金支持 |
| 三、“双师型”教师缺乏 |
| 四、高技能人才社会影响力较差 |
| 五、高端人才引领作用欠缺 |
| 第四章 国内外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具体做法及启示 |
| 第一节 国外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具体做法 |
| 一、德国“双元制”高技能人才培养 |
| 二、美国“社区学院”高技能人才培养 |
| 第二节 沿海地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经验做法 |
| 一、广州市“羊城工匠”高技能人才培养 |
| 二、宁波市“院园融合”高技能人才培养 |
| 第三节 国内外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启示 |
| 一、完善高技能人才立法 |
| 二、平衡高技能人才的供给和需求 |
| 三、加大高技能人才的经费投入 |
| 第五章 昆明市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困境之对策 |
| 第一节 完善多元主体参与高技能人才培养 |
| 一、政府发挥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导向作用 |
| 二、加强政府、学校和企业间协同治理 |
| 三、人才培养与区域主导产业对接 |
| 四、深化政府在“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的作用 |
| 第二节 提高政府对职业培训的服务水平 |
| 一、增大政府对职业教育购买服务的力度 |
| 二、加大昆明市高技能人才职业培训能力建设 |
| 第三节 强化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 |
| 一、加大“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
| 二、拓宽职业院校技能人才培养学习渠道 |
| 三、整合市属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学校资源 |
| 第四节 营造适合于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社会氛围 |
| 一、促进终身培训制度 |
| 二、建立本地区高技能人才评价体系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国际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来源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政策理论背景 |
| 1.2.2 社会发展背景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图 |
| 1.5 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工人的定义 |
| 2.1.2 技能的定义 |
| 2.1.3 技能形成与技能形成体系的定义 |
| 2.2 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产业工人的相关文献综述 |
| 2.2.2 技能形成与技能形成体系的相关文献综述 |
| 2.2.3 文献述评 |
| 2.3 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理论基础 |
| 2.3.1 新职业主义理论 |
| 2.3.2 工作场所学习理论 |
| 2.3.3 现代员工培训理论 |
| 2.3.4 人力资本理论 |
| 2.3.5 现有理论的指导意义 |
| 第三章 国际比较研究的方案及设计 |
| 3.1 国际比较研究的缘由及思路 |
| 3.2 国际比较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2.1 贝雷迪的比较教育思想 |
| 3.2.2 奥斯特罗姆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
| 3.2.3 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 |
| 3.3 国际比较研究“单元”及“路径”的选择 |
| 3.3.1 比较分析“单元”的选择 |
| 3.3.2 比较分析“路径”的选择 |
| 3.4 国际比较分析框架与模型的构建 |
| 3.4.1 比较分析框架的构建 |
| 3.4.2 比较分析模型的构建 |
| 3.5 研究样本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英国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 |
| 4.1 英国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历史背景 |
| 4.2 英国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核心要素 |
| 4.2.1 技能投资制度 |
| 4.2.2 技能供给制度 |
| 4.2.3 技能认证制度 |
| 4.2.4 技能使用制度 |
| 4.2.5 社会合作制度 |
| 4.3 英国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主要特点 |
| 4.3.1 自主性与自由性相结合 |
| 4.3.2 高度的市场适应性 |
| 4.3.3 注重灵活性与公平性 |
| 第五章 美国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 |
| 5.1 美国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历史背景 |
| 5.2 美国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核心要素 |
| 5.2.1 技能投资制度 |
| 5.2.2 技能供给制度 |
| 5.2.3 技能认证制度 |
| 5.2.4 技能使用制度 |
| 5.2.5 社会合作制度 |
| 5.3 美国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主要特点 |
| 5.3.1 普职教育的深度融合性 |
| 5.3.2 技能培养的高度开放性 |
| 5.3.3 市场需求的紧密相关性 |
| 第六章 德国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 |
| 6.1 德国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历史背景 |
| 6.2 德国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核心要素 |
| 6.2.1 技能投资制度 |
| 6.2.2 技能供给制度 |
| 6.2.3 技能认证制度 |
| 6.2.4 技能使用制度 |
| 6.2.5 社会合作制度 |
| 6.3 德国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主要特点 |
| 6.3.1 以企业运作模式为核心 |
| 6.3.2 以社会市场需求为导向 |
| 6.3.3 以职业实践技能为本位 |
| 第七章 三国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比较分析 |
| 7.1 比较分析的简要结果 |
| 7.2 核心要素的比较分析 |
| 7.2.1 技能投资制度比较研究 |
| 7.2.2 技能供给制度比较研究 |
| 7.2.3 技能认证制度比较研究 |
| 7.2.4 技能使用制度比较研究 |
| 7.2.5 社会合作制度比较研究 |
| 7.3 比较分析的若干启示 |
| 7.3.1 基本制度建构的必要性 |
| 7.3.2 相关者利益协调的重要性 |
| 7.3.3 教育培训作用的基础性 |
| 第八章 中国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建构 |
| 8.1 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制度框架 |
| 8.1.1 建立责任分担的技能投资制度 |
| 8.1.2 建立标准化与专业化相结合的技能供给制度 |
| 8.1.3 建立科学公正的技能评价和资格认证制度 |
| 8.1.4 建立公平可信的技能使用制度 |
| 8.1.5 建立多方参与的社会合作制度 |
| 8.2 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路径选择 |
| 第九章 总结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相关建议 |
| 9.3 研究不足 |
| 9.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机理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 |
| 1.5 章节安排 |
| 1.6 本章小结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农民工 |
| 2.1.2 建筑业农民工 |
| 2.1.3 建筑业产业工人 |
| 2.1.4 建筑业农民工职业化 |
| 2.1.5 建筑业农民工市民化 |
| 2.1.6 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2.2.2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2.3 文献评述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城乡一体化相关理论 |
| 2.3.2 社会权利贫困理论 |
| 2.3.3 需求层次理论 |
| 2.3.4 系统相关理论 |
| 2.3.5 人力资源开发理论 |
| 2.3.6 理论在本研究的应用 |
| 2.4 本章小结 |
| 3 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现状及障碍分析 |
| 3.1 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历史追溯 |
| 3.1.1 历史起源 |
| 3.1.2 演进历程 |
| 3.2 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现状考察 |
| 3.2.1 职业化现状 |
| 3.2.2 市民化现状 |
| 3.2.3 产业工人化现状 |
| 3.3 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自身资本积累障碍 |
| 3.3.1 人力资本积累障碍 |
| 3.3.2 经济资本积累障碍 |
| 3.3.3 社会资本积累障碍 |
| 3.4 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外部条件限制障碍 |
| 3.4.1 社会方面障碍 |
| 3.4.2 政府方面障碍 |
| 3.4.3 行业方面障碍 |
| 3.4.4 企业方面障碍 |
| 3.5 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趋势预判 |
| 3.5.1 维持现状 |
| 3.5.2 改变现状 |
| 3.6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解析 |
| 4.1 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影响因素识别 |
| 4.1.1 基于文献成果的影响因素识别 |
| 4.1.2 基于调研结果的影响因素识别 |
| 4.1.3 基于访谈结果的影响因素识别 |
| 4.1.4 关键影响因素确定 |
| 4.2 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影响因素的递阶结构研究 |
| 4.2.1 解释结构模型(ISM)简介 |
| 4.2.2 解释结构模型(ISM)构建 |
| 4.2.3 解释结构模型(ISM)运算结果 |
| 4.3 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影响机理解析 |
| 4.3.1 直观分析 |
| 4.3.2 深层次分析 |
| 4.3.3 系统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影响机理的静态实证 |
| 5.1 样本来源与数据统计 |
| 5.1.1 问卷设计 |
| 5.1.2 数据来源 |
| 5.1.3 描述性统计 |
| 5.2 调研数据分析与评价 |
| 5.2.1 人力资本的存量现状描述及评价 |
| 5.2.2 经济资本的存量现状描述及评价 |
| 5.2.3 社会资本的存量现状描述及评价 |
| 5.2.4 “三资”总存量现状描述 |
| 5.3 静态实证分析 |
| 5.3.1 Logit模型简介 |
| 5.3.2 Logit模型构建 |
| 5.3.3 Logit模型结果及评价 |
| 5.4 本章小结 |
| 6 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系统的动态仿真与情景分析 |
| 6.1 系统动力学方法的优势 |
| 6.1.1 系统动力学简介 |
| 6.1.2 系统动力学特征 |
| 6.1.3 系统动力学对本文的适用性 |
| 6.2 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系统的动态仿真 |
| 6.2.1 仿真模型构建步骤 |
| 6.2.2 人力资本子系统因果关系图 |
| 6.2.3 经济资本子系统因果关系图 |
| 6.2.4 社会资本子系统因果关系图 |
| 6.2.5 系统因果关系总图构建 |
| 6.2.6 系统存量流量图绘制 |
| 6.2.7 函数关系说明 |
| 6.2.8 系统模型检验 |
| 6.3 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系统的情景分析 |
| 6.3.1 情景分析思路 |
| 6.3.2 情景分析方法及主要流程 |
| 6.3.3 仿真模拟分析与评价 |
| 6.3.4 资本投资总量变化情景 |
| 6.3.5 单位资本需要量变化情景 |
| 6.3.6 产业工人目标数量变化情景 |
| 6.4 本章小结 |
| 7 推动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对策建议 |
| 7.1 人力资本提升的对策建议 |
| 7.1.1 加快建筑业现代化转型升级 |
| 7.1.2 加快建筑业生产方式变革 |
| 7.1.3 推动建筑业产业结构优化 |
| 7.1.4 加速劳动用工制度改革 |
| 7.1.5 加强建筑工人劳动权益保护 |
| 7.1.6 完善建筑工人职业资格准入制度 |
| 7.1.7 完善建筑工人职业发展体系 |
| 7.1.8 改善建筑工人职业安全与健康状况 |
| 7.2 经济资本提升的对策建议 |
| 7.2.1 完善建筑工人工资保障制度 |
| 7.2.2 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
| 7.2.3 加快城乡一体化改革进程 |
| 7.2.4 建立多层次城市住房供应体系 |
| 7.2.5 加速推行“房地产税” |
| 7.3 社会资本提升的对策建议 |
| 7.3.1 提高组织化程度 |
| 7.3.2 改善建筑工人工作和生活环境 |
| 7.3.3 促进城市社会融入 |
| 7.3.4 加强社会支持力度 |
| 7.4 实现对策建议的阶段性和时序性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论文的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B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主要课题 |
| C 调查问卷Ⅰ |
| D 调查问卷Ⅰ统计结果 |
| E 各地“关于推进建筑产业工人转型”的工作总结(部分) |
| F 基于文献成果的影响因素识别 |
| G 调查问卷Ⅱ |
| H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7）环鄱阳湖地区的职业结构变迁研究 ——以D县S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2 文献回顾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职业结构 |
| 2.1.2 职业流动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社会分层理论 |
| 2.2.2 社会流动理论 |
| 2.2.3 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相关研究综述 |
| 2.3.1 国外研究综述 |
| 2.3.2 国内研究综述 |
| 2.3.3 相关研究述评 |
| 3 环鄱阳湖S镇的职业结构变迁 |
| 3.1 调查地点概况 |
| 3.1.1 D县概况 |
| 3.1.2 S镇概况 |
| 3.2 样本选取及基本情况 |
| 3.2.1 样本选取 |
| 3.2.2 样本基本情况 |
| 3.3 改革开放前后S镇的职业结构 |
| 3.3.1 改革开放前S镇的职业结构 |
| 3.3.2 改革开放后S镇的职业结构 |
| 3.4 S镇职业结构变迁分析 |
| 3.4.1 S镇职业结构的变迁机制 |
| 3.4.2 S镇职业结构变迁的特点 |
| 4 环鄱阳湖S镇的职业流动分析 |
| 4.1 职业流动机制 |
| 4.2 职业流动现状 |
| 4.2.1 代内流动 |
| 4.2.2 代际流动 |
| 4.2.3 阶层认同 |
| 5 总结、反思与建议 |
| 5.1 总结 |
| 5.2 基于S镇职业结构特点的发展反思 |
| 5.3 相关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8）国家资格分级的技术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分析 |
| 一、国家资格分级研究的政策引领 |
| 二、国家资格分级研究的实践驱动 |
| 三、国家资格分级研究的国际参照 |
|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问题提出的双重视角 |
| 二、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 |
| 三、问题的研究取向与价值 |
| 四、基于问题的研究内容框架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本研究的核心概念及其逻辑关系 |
| 二、国家资格框架 |
| 三、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 |
| 四、国家资格分级 |
| 五、技术逻辑 |
| 六、技术及其复杂性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资格及其等级划分:国家资格框架的要素构成 |
| 二、多元化趋同:国家资格分级的特点与依据 |
| 三、技术复杂性:本体论和认识论视角的学理考察 |
| 四、技术知识与技术活动的复杂性:一种初步研究 |
| 五、已有研究述评与本研究的理论空间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的整体思路 |
| 二、研究的主要方法 |
| 三、研究的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国家资格分级的经验及其反思 |
| 第一节 国家资格分级的国际经验分析 |
| 一、域外国家资格框架发展的三种模式 |
| 二、社会性与历史性交织的资格分级特点 |
| 三、完全国家资格框架中分级的个案剖析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资格分级的经验积累 |
| 一、聚焦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的资格框架探索 |
| 二、政府推动、“开大”主导的资格分级实践 |
| 三、国际化与本土化紧密结合的资格分级特征 |
| 第三节 国家资格分级的路径依赖现象及其消解 |
| 一、国家资格分级的经验主义路径依赖现象 |
| 二、全面反映国家资格分级经验的文化自觉 |
| 三、深层透视国家资格分级规律的理论自省 |
| 第三章 国家资格分级的技术逻辑证成 |
| 第一节 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的同质性 |
| 一、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的外在效用相当 |
| 二、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的内在属性一致 |
| 三、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的学习量可比 |
| 第二节 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的技术本体 |
| 一、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同质性的技术本源 |
| 二、阐释两类资格技术本体的三项理论原则 |
| 三、两类资格技术本体展现的三对逻辑范畴 |
| 第三节 国家资格分级的技术复杂性逻辑 |
| 一、国家资格分级的技术复杂性逻辑假设 |
| 二、基于技术复杂性逻辑假设的理论预设 |
| 三、规约国家资格分级的技术复杂性测度 |
| 第四章 教育资格分级的技术知识逻辑 |
| 第一节 教育资格的认识论根源 |
| 一、教育资格授予的教育课程依据 |
| 二、国家资格框架中教育课程的技术知识本质 |
| 三、技术知识复杂性的开放自组织模型 |
| 第二节 不同类型教育资格分级的技术知识向度 |
| 一、技术原理知识主导的普通教育资格分级 |
| 二、技术事理知识主导的职业教育资格分级 |
| 三、非正规教育与非正式学习资格分级的复杂性阐释 |
| 第三节 遵循技术知识逻辑的教育资格分级设想 |
| 一、国家资格框架中教育资格分级的开放性诉求 |
| 二、初中教育作为教育资格分级的起点 |
| 三、职业教育资格等级拓展的串行路径 |
| 四、教育资格等级描述的技术知识标准 |
| 第五章 职业资格分级的技术活动逻辑 |
| 第一节 职业资格的实践论视域 |
| 一、职业资格的技术实践论意蕴 |
| 二、职业技术与工程技术的实践形态 |
| 三、回归技术实践的职业资格制度改革 |
| 第二节 职业资格分级的技术活动向度 |
| 一、职业资格分级的技术活动复杂性依据 |
| 二、技术活动复杂性生成的分工与知识诱因 |
| 三、技术活动复杂性的“递进—并行”模型 |
| 第三节 遵循技术活动逻辑的职业资格分级原则 |
| 一、职业教育等级证书的分级逻辑及其局限 |
| 二、先前工作经历认定融入职业资格分级 |
| 三、职业技能等级评价对接职业资格分级 |
| 四、职业资格等级描述的技术活动标准 |
| 第六章 技术逻辑规制的国家资格融通 |
| 第一节 资格分级与资格融通的“结构—功能”关系 |
| 一、国家资格分级的结构生成 |
| 二、国家资格融通的功能负载 |
| 三、资格分级与资格融通的相互规定 |
| 第二节 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融通的技能积累逻辑 |
| 一、“心智化”与“具身化”融合的技能本质观 |
| 二、技能横向与纵向积累遵循的技术复杂性逻辑 |
| 三、教育资格和职业资格中技能积累条件的相似性 |
| 第三节 技术知识与技术活动双向建构的技能积累机制 |
| 一、教育资格中技能积累的“实践性反思”机制 |
| 二、职业资格中技能积累的“反思性实践”机制 |
| 三、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中技能积累程度的等效性 |
| 四、整合技术知识与技术活动的国家资格等级描述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图表 |
| 学习期间发表论文和参研课题情况 |
| 致谢 |
（10）我国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动力问题研究 ——基于中德企业的对比（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学徒制 |
| 二、现代学徒制 |
| 三、企业参与 |
| 四、参与动力 |
| 第三节 文献述评与启示 |
| 一、企业参与学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动力的研究 |
| 二、企业内部技能传承动力与政策环境的关系研究 |
| 三、企业内部技能传承动力与特征的关系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问题、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动力问题的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德国研究：确定动力因素的参照标准 |
| 一、德国企业的背景分析 |
| 二、参照标准的析取路径 |
| 第二节 中国研究：构建动力因素的本土形式 |
| 一、中国企业的背景分析 |
| 二、本土表现形式的获取路径 |
| 第三节 中德对比：分析动力因素的差异表征及成因 |
| 一、中德企业动力因素的表现形式 |
| 二、中德企业动力因素表现形式差异及成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动力因素模型构建 |
| 第一节 开放式编码 |
| 第二节 轴心编码 |
| 第三节 选择编码 |
| 一、作为选择编码基础的计划行为理论 |
| 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动力因素模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行为结果性动力 |
| 第一节 行为结果性动力内涵及其在德国企业的表现形式 |
| 一、多岗胜任：员工能够灵活胜任多个岗位职责的要求 |
| 二、培养效益：相较于外部技能获得途径的内生性优势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行为结果性动力的表现形式 |
| 一、岗位限定：我国员工仅需胜任个别工作岗位的职责要求 |
| 二、效益不彰：多因素制约下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效益低下 |
| 第三节 中德企业行为结果性动力的差异表征及成因 |
| 一、职业观差异造成人才培养及使用的不同 |
| 二、员工需求差异造成学徒培养收益观的不同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社会性动力 |
| 第一节 社会性动力内涵及其在德国企业的表现形式 |
| 一、技能满足：外部供给无法有效满足企业技能需求 |
| 二、文化传统：文化中作为内隐习惯的学徒制技能传承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社会性动力的表现形式 |
| 一、供给充裕：外部劳动力市场的技能数量供给相对充足 |
| 二、传统遗失：自由市场竞争环境下师徒技能传承的断裂 |
| 第三节 中德企业社会性动力的差异表征及成因 |
| 一、中德两国劳动力市场发展阶段和特征的内在差异 |
| 二、技能传承体系中国家与市场功能与作用的差异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内部控制性动力 |
| 第一节 内部控制性动力内涵及其在德国企业的表现形式 |
| 一、技能密度：员工胜任岗位工作需掌握复杂的工艺操作 |
| 二、分工精细度：企业更加强调工作完成的整体性 |
| 三、组织扁平度：企业倾向赋予基层员工更多的自主权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内部控制性动力的表现形式 |
| 一、技能密度跨度大：不同企业间技能需求存在较大差异 |
| 二、劳动分工日趋精细：降低技能依赖实现高效率生产 |
| 三、组织结构科层化：基层员工工作自主权利较弱 |
| 第三节 中德企业内部控制性动力的差异表征及成因 |
| 一、中德两国企业发展战略和阶段不同 |
| 二、中德两国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存在差异 |
| 三、中德企业发展模式与路径迥异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受行为结果性动力、社会性动力、内部控制性动力影响 |
| 二、员工能力素质要求的区别及培养效益的不同是中德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行为结果性动力差异的成因 |
| 三、劳动供给的差别及国家治理手段的不同是中德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社会性动力差异的成因 |
| 四、企业战略发展阶段、市场环境不同及发展路径的迥异是中德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内部控制性动力差异的成因 |
| 五、采取非市场治理手段是保障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关键 |
| 六、学校职业教育和企业内部培训融合能使现代学徒制更高效 |
| 七、职业院校要基于企业特征考量谨慎选择现代学徒制合作企业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中文文献 |
| 外文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培训条例的制定 |
| 附录三 专业技工考试-以培训职业机电一体化工为例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上海形成金字塔型的职业培训体系（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世纪初期国企技能传递组织模式变迁研究 ——以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例[D]. 刘凤文竹. 吉林大学, 2020(01)
- [2]实现村民主体的王上村产业发展研究[D]. 沈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3]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四川省的区域性实证分析[D]. 周作昂.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4]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研究 ——以昆明高级技工学校为例[D]. 李洋.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5]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的国际比较研究[D]. 邵程林.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20(05)
- [6]我国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机理与对策研究[D]. 朱明磊. 重庆大学, 2019(01)
- [7]环鄱阳湖地区的职业结构变迁研究 ——以D县S镇为例[D]. 袁梅.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1)
- [8]国家资格分级的技术逻辑研究[D]. 邓小华. 天津大学, 2018(06)
- [9]新时期江苏中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路径研究[D]. 曹鸿骅. 南京大学, 2018
- [10]我国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动力问题研究 ——基于中德企业的对比[D]. 贺艳芳.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