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诗教观”一直被我国视为重要的教育观念之一，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儒家诗教观产生与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动因，深深影响到了我国近现代以来的美育观念，成为美育观念形成的基础。
[关键词]诗教观；动因；美育观念；基础
诗教意指通过诗歌教化作用培养受教育者道德品行的教育形式。就时间而言，它最初萌生于上古时代周王朝时期的礼乐制度，诗与乐不分，学诗用乐都具有服从周礼的实用目的，是当时贵族阶级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那里才得以正式形成，在孟子，荀子那里得到一定程度的继承与发展，到了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正统，随之诗教观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与发展。在魏晋南北朝直至明清，儒家诗教观一直被视为教育的重要观念之一。
一、儒家诗教观的产生及其发展
先秦儒家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孔子的诗教观建立在《诗经》基础之上的，《论语.为政》云:“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1]孔子借用“无邪”的美好之意来形容《诗经》三百篇的思想健康纯正，符合社会道德和礼义规范。《诗经》成为孔门弟子从事社交活动和获取功名利禄的必读书。孔子在《尚书.尧典》中萌生的“诗言志”说中归纳出他著名的“兴、观、群、怨”的诗教观，《论语.阳货》篇记载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从这四个角度去谈，强调诗的作用，读诗是来培养学生“事父”、“事君”的忠孝思想。他主张诗教可使人思想、道德情操得以美化，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政治教化。
孟子的诗教观是对孔子功利性诗教观的继承与延续。孟子从道德修养角度出发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是天地自然本性的体现，因为天地自然是至纯至善的，善是天地化育的表现，所以人要秉天“性”行事，自觉存心养性，这样孟子就把天地自然的至纯至善作为了人修心养性的依据。荀子更强调外在的人伦制度即“礼”对人的自然本性的约束、限制，不同于孔子强调“仁”。荀子认为诗、书、礼”、“乐”等反映的是圣人的思想，因而整个国家要想国力强大就必须推行“礼”教，而推行“礼”教必须以诗教为前提，那么诗教便具有了政治思想教育功能以及道德规范功能。
到了汉代，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观念，儒学思想开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核心思想，走向了经学化的道路。汉代最早言《诗》者主要有鲁、齐、韩三家，属今文经学，讲求经世致用对诗教影响较大。古文经学当属《毛诗》一家，在前人诗学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诗教体系，使得诗教得以最终完成和理论上的定位。《诗大序》里强调诗教能够使一切得以美化，到了《诗小序》里，诗的教化功能发挥到极致，并走向极端。
魏晋时期自曹王的《典论?论文》为始，中国文学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自觉的时代，即“文的自觉时代”，“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宣告终结。这一时期以文体的自觉与创作主体的自觉为主要标志，随之还有文学批评的自觉，其影响绵延至南北朝，发展到对“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诗教的革新。
唐代诗教观念与现实主义、政教、审美结合。它以“人文”立论，既强调了文学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也不忽略文学表达个人情志的本体职能，这一基本指导思想，超越了传统的功利批评。宋元诗教不断建构、根抵理学，时受冲击自北宋始，出现了以欧阳修为领袖的诗文革新运动，力制晚唐文风诗风的蔓延，不断反思文学与国运兴衰之关系，体现出对诗歌政教功用的重倡。诸多论者都高标诗教，不断建构诗教体系。对诗歌教化功用的论说成为诗学政教之论的首要内容。
到了明清时代，随着新兴商品经济的发展，文人市民化读者群的形成，人们的艺术趣味也趋向世俗化，因而诗教遭遇挑战，构建艰难。诗教一分为二。一批前朝遗民诗人和理论家们历经明朝动乱，饱尝王朝灭亡之痛，痛定思痛，总是返回到儒家学说中去寻求种种判断是非的理论依据，清初诗论，虽表面上鄙薄明代的复古派，但在理论上实是以儒家传统诗教为依归。同时，他们又受到唐代美学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对诗的特殊本质及其审美创造的艺术规律，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因而在其实质上是改善了传统的儒家诗学。
二、儒家诗教观产生与发展的动因
儒家的诗教观自萌生以来就伴随着很强的功用目的，这与当时的时代环境，社会背景息息相关，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依据，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管理看不见的手段，成为上层阶级和底层知识分子消遣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培养受教育者的品德修养。自上古周王朝时代以来重视诗教和乐教，知识分子和贵族阶层学诗重乐目的是为了服从于“礼”，即在公共场合展示自身素养和高尚品德。孔子承继西周以来勘天、重人的传统，希望通过为师教学来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其目的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培养弟子们良好的道德善行。汉代《毛诗序》等无不是想通过诗教的方式来使人类发现良知，保持善行，提高自身道德素养。但无论是培养人才，亦或是服务于政治，都是教育本身使然，教育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儒家诗教观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教育自身在发展，即通过文学和音乐的教化来使人思想、道德，情操得以美化，培养人的美感，重视美育本身，这是孕育的几千年文明得以传承延续的重要方式，成为我国近现代美育的重要根基。
（二）服务于政治功用目的。自诗教观念萌芽以来，无论哪一种诗教观大体上都是为了培养君子或者政治人才的需要，服务于政治的功用性目的。在社会制度大变革的时代，孔子的诗教始终强调其社会功用，主张诗从属于伦理道德和政治，是以跻身统治阶层为目标的诗教，是功利性的诗教。“兴”是抒发情志，“怨”，孔安国注：“怨刺上政”，即讽怨不平之事，这里强调的不是诗歌本身的规律，特质，而是诗的作用，读诗是来培养学生“事父”、“事君”的忠孝思想，其目的在于达到恢复周礼的政治目的。他的讲学重教的教育思想核心，是“学而优则仕”，即在教育培养之下，使一批学业优秀、才艺超群的弟子能够脱颖而出，步入仕途，成为治理国家政事或从事外交事务的官员。儒家诗教延续至今仍保留其传统，功利性一直是诗教的潜在含义，成为历代科举选拔，重要人才，维持政治根基的重要依据。
三、儒家诗教观对中国近现代美育观念的影响
“美育”或称“审美教育”，大致指的是讲运用自然界，社会生活，物质或精神产品中一切美的形式为媒介给人以潜移默化的美的教育，将人美化，使人不知不觉的从小就培养起对美的爱好，培养起融美于心灵习惯。目前学界多数人持“西方美育论”观念，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美育，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一方面，儒家诗教观是我国美育观念的基础。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政治每况愈下，西方打开了中国国门，对我国展开了疯狂侵蚀与掠夺，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救国救民成为时代主题，而所谓的观念、信仰抛之脑后。西学东渐，西方的美育观念传入中国，中国在民族崩溃的边缘对于究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处于不定状态。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后者居于上风，各界人士极力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推崇西方的现代性，认为依赖西方文化便可以救中国，依赖西方的教育观念便可以培养进步分子，救亡图存。然而，中国诗教文化有着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无论是在近现代还是当代都不能完全与之背离。在教育方面虽陈独秀之类提倡新教育，反对旧教育，蔡元培“美育代替宗教”等的新的教育观念，但都离不开中国古代儒家诗教观培养人才，提高素养的政治功用目的，这是一脉相承的。近代的美育多少受了几分西方“理性的、科学的”美育观念的影响，但“美育本身所具有的自律性”，与功利性相对应，非功利性的纯粹美育观在此基础上得到产生并进一步的发展。
另一方面，儒家诗教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纯粹性美育的发展。我国儒家诗教功用目的不容置否，教育成为“入世”的门径，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近现代以来美育观念的发展。近现代以来提倡的美育是竭力朝着纯粹的，以文学艺术的方式陶冶人的情感，净化人的心灵，使人达到真善美境界的美育来发展的。虽然近现代美育也不可避免的留下了很强的功用性烙印。但现代美育观念看似纯粹，但实际目的是开化民智，启迪革命。而后一贯主张的纯粹性美育，强化美育的审美独立性，纯粹性，但美育还是以教科书形式出现，成为升学考试的必要门径。儒家诗教观念的功用性深切影响到了我国美育纯粹性的发展。
四、结语
我国几千年来的诗教观是注重伦理，塑造道德品性，培养人才的诗教观，是重进取，重品质、自强不息奋斗精神的诗教观，是重和谐，注重培养“温柔敦厚”的审美文化人格的诗教观，是追求天人合一的审美人生境界的诗教观，有着同时代教育观念以及西方美育难以媲美的优越性。然而诗教自身一方面看重于道德政治教化，教育是服从于政治的，扼杀了教育理念的纯粹性，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轻视西方所具有，中国所忽视的科学理性，对美育的情感教育和审美教育功能关注不够，这是我国几千年来的诗教观的缺陷，也是我国目前美育发展必须要重新思索并加以论证的立足点。因而我们在研究诗教过程中不能忽视中国古代沿袭下来的诗教传统，正确看待其利弊，扬长避短，为我国现代美育发展提供以有益借鉴。
注释
[1][2]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为政.[M].中华书局,2006：12；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