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南京作为六朝古都，是长三角城市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具特色的历史基因与深厚的记忆。当前，城市文化虽已引起人们的重视，但仍存在一定的“失语”现象。通过对南京城市空间中历史记忆的塑造，纪念馆对城市记忆形塑与建设，城市记忆的“新生”等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历史记忆是依托于空间存在的，是城市文化脉络的灵魂所在。
关键词：南京；记忆；历史；城市
南京，中国四大古都之一，已有近2600年的建城史和近1800年的建都史，是一座充满了历史记忆的城市，其城市空间，乃至民众的日常生活都已深深的烙印上了历史记忆的脉络。南京，作为一座城市，是当下人们聚集、生产、生活和繁衍的重要居所，也是市民生存的重要空间。“任何一个城市，都蕴含着历史发展的深厚轨迹，这是城市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和独特魅力。然而，在机器化大生产和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由于一味关注城市财富和经济总量并以此作为衡量城市发展优劣的唯一标准，许多城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严重的趋同化发展倾向，由此丧失了城市的个性特色，出现了‘千城一面’的尴尬现象。”[1]1其实，在一定意义上，“千城一面”的出现，就是城市记忆的“缺失”。而这一情况，现在已成为我国众多城市不得不面对的社会问题，城市与其自身历史的断裂正撕裂着每座城市独有的精神与认同。针对于此，对城市空间历史、记忆的提炼与梳理就成为了当下重构与“再发现”城市历史肌理的重要途径。
一、城市的“空间”与历史记忆塑造
空间的概念一经诞生，就成为城市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理论源泉。同理，空间在历史书写中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从物理意义上说，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必定发生在特定空间之中；从哲学意义上说，历史又必定是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的”[2]。而在历史上，南京有着极为不平凡的城市史，也就蕴含着六朝古都的沉重、丰饶和深厚。“据统计，截止2014年初，南京市现有区县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共计533处，其中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以及中山陵、南京城墙为代表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49处，市级以上的有300余处。明孝陵及其附属明代功臣墓葬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南京城墙、‘海上丝绸之路·南京遗迹’已经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3]16此外，县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有近三百余项，丰富的历史与文化资源，组成了这座城市的文化脉络。
南京市的形成，是与其空间的形态密不可分的，可以说，南京的空间就是其自然的地理格局——“山水城林”。对于南京来说，南京的城市形态，最为突出的一句表达便是“龙蟠虎踞”。这是对“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的概括与缩写，也体现了城市的形态是城市的社会、经济及文化活动与自然空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对南京的空间格局描述道：“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3]11囿于本文篇幅所限，本部分仅从南京市两处历史空间（一山一水）形态进行分析——秦淮河与中山陵。
秦淮河，是流经南京市区的一条河流，对南京市内部城市肌理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讲，它就是南京的一个代名词，如人们所熟知的“十里秦淮”。其实，秦淮河全长110公里，有16条支流，覆盖了南京市的七区一县。这也就促使了历史上的南京居民聚水而居，沿着河流两岸居住的生活习惯，并创造了一种江南地区特有的“小桥流水人家”的地域文化气息，形成了民居、桥等建筑物的点缀。我们今日所言的“秦淮河景观带”，该名称中突出“景观”二字，其实也就是为了更加强调其人文因素的重要性。具体而言：它由四个部分组成：水、桥、民居、街巷。水是空间自然的构成，“桥、民居、街巷”都是依托于水道而形成的，形成了闹中取静、静中有景、景中有古的味道。
如果说，秦淮河是历史发展中的自然形成的空间聚落，那么中山陵则是依托南京自然空间的“人力之选择”。中山陵是孙中山先生的陵园，坐落于紫金山南麓。其地依山傍势，绿化极佳，因孙中山先生独特的历史地位，它也成为南京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张名片与符号。当然，本文并不是着重于探讨孙中山为何会选择中山陵，而是想突出中山陵坐落后形成的历史景观。中山陵是城市中山体空间改造而成的，也是历史中人力主动改造空间而塑造的城市记忆。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 ，空间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对于南京市的分析，我们还可以“从场所、路径、领域以及‘内’、‘外’等知觉图式出发，把空间划分为游牧空间、路径空间、领域空间、街道空间、理想空间等类型”[4]11。不过，在城市史的研究中，对它的应用还较为少，故而，我们在对其论述时要十分注意概念的梳理与史料的考证。
二、城市历史中的“记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一所城市的历史，既有它风景如画的一面，也有悲惨沉痛的一面。对于南京的近代史来说，南京大屠杀便是不可忘却的沉痛记忆，笔者也想在此专门进行论述。虽然说纪念馆中的纪念总有“遗憾”，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纪念馆却也是我们记忆中不可或缺的“警示”，是一所城市认知自我历史的最为厚重的场域。“为了把这一血的历史铭记在南京土地上，纪念30多万遇难同胞，南京人民于1985年在这里建立了这座纪念馆，并在全市17处主要集体屠杀遗址建立了同胞纪念碑”[5]24，并在2005年和2015年两次进行了扩建。
[5] 王慧芬主编：《江苏博物馆指南》，南京出版社，2005年。
首先，纪念馆是一个正义表达的平台。对于任何城市而言，其建设的纪念馆都是一种对城市记忆空间的重新塑造。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城市纪念馆更是凝聚城市文明与记忆的菁华所在。南京大屠杀作为南京近代史上最惨痛的记忆，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部分国民不肯认同，教科书中更是有否定的现象。因此，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立是我国对南京大屠杀记忆正义诉求表达的平台。而且，这一平台也已成为我国公共外交语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就夫子庙景区得以新生的原因来说，还有“用文化留人，让游客停得住，有得看”、“用品牌留人，让游客看得上，买得放心”、“让节庆留人，让游客忘不掉，玩得尽兴”[10]等发展旅游的理念。通过对空间、功能的拓展与提升，以及旅行社、文化宣传的记忆“打造”，夫子庙成为了来南京旅游不得不去的地方，也成为了南京历史文化的一块名片。
[3] 叶南客、谭志云、李惠芬：《南京百年城市史：1912－2012》（综合卷），南京出版社，2014年。
在诵读指导中，要重视声音的把控。钱理群说：“文学的教，有时声音极其重要，声音是对生命的触动。文学是感性的，所以要让学生感动，用心朗读是重要的方式。”要指导学生进入文本，用心感受作品意境。比如教学《春江花月夜》，开头春江花月夜的美景，不必进行过多的分析，解决基本的字词障碍后，要让学生用自己的话描绘诗的意境，带着想象和情感去诵读，表达他们所理解的诗意。
柏拉图说：“所有的记忆都是回忆。”而所有的回忆，又都建立于一座城市的空间、历史与记忆之中。本部分所论述的纪念馆“作为集体记忆的守护者”“能在帮助用户理解、认同和加强对一个地方或群体的归属感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在许多国家面对巨大而痛苦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变革的时候，它们的博物馆可以提供一种过去与现在之间珍贵的关联，并作为迈向未来的起点”[6]7。
纪念馆是一个空间上的纪念，在对其进行认知的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当下的城市中也存在着一些地名、公园、雕塑、纪念碑等城市文化历史肌理上的记忆呈现，或是一种视觉符号的呈现。它们通过一个个具象的历史符号呈现出了城市的形态与文化。故而，城市的组成，或者说人们对于城市的记忆，并不是枯燥的建筑，反而是被赋予了生动形态的记忆所组成的建筑。
三、城市历史记忆的“新生”
城市记忆，在英文中被称为“Urban Memory”或“The Memory of the City”，其实，英文中的“Memory”一词本身就含有“历史的意义”，同时其也强调了“人”（man）的作用。依据相关学界研究，我们可以为城市历史记忆的概念界定为“是城市形成、变迁和发展中具有重要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是人们对这些历史记录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编码、存储和提取过程的总称”。[7]15对于此的分析，我们也是通过对南京市中的具体个案——夫子庙景区来认知与分析的。
河北省被水利部确定为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试点以来，紧紧围绕服务“经济强省、和谐河北”战略目标，认真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精神，以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为推手，抓住“三条红线”关键环节，建立健全科学指标、水资源监控、评估考核三大体系，划红线，定框架，编方案，抓基础，强能力，全省水资源管理工作取得长足进展。
各组别移植瘤经一系列处理及HE染色后，将病理切片置光学显微镜下作组织病理学观察。图1示，细胞核明显深染的肿瘤细胞，部分细胞胞核多个，可见多核瘤巨细胞，且核质比例失调，畸形核及核分裂像多见。同时，各组切片均可见不同程度的坏死肿瘤细胞。HE染色主要表现为镜下大量无结构深红色颗粒状物质，肿瘤细胞呈碎片状，部分肿瘤坏死中央掺杂出血。其中，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DDP(d4～d6)组坏死最明显，可见典型细胞坏死核浓缩、核碎裂、核溶解3个过程。生理盐水组坏死最少，在细胞间质可见散在分布的少量出血。
具体而言，这又是由几个方面原因形成的。其一，这是城市历史文化发展，城市功能自然分工的体现。现代都市中，城市的商业与消费功能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而城市的消费空间又多居于城市的中心区域，如南京市的新街口。夫子庙之所以可以形成另一处城市消费文化空间，重点是在于其“从‘祭祀家庙’到‘庙学合一’，再到近代学校、博物馆化，文庙的使用方式一直都在发展变化”[9]的结果，是其功能中“休闲功能”的崛起，以及作为公共休闲活动视觉空间中心的聚焦作用。
其二，这是其历史记忆“新生”过程中打破空间封闭性的处理结果。夫子庙景区通过打破原有的壁垒，利用秦淮河的依靠关系而形成了新的组团，这样就打破了其过往单一的，甚至是封闭的独立空间。当然，也打破了其过去对“特定身份开放的限制”。通过这些改变与更张，南京的夫子庙景区就拥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人流量，而这些空间的重组和人流量的到来，也为夫子庙的“新生”提供了物质和消费的基础及动力。
其次，纪念馆将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的实体物质收藏于此，是一种历史的铭记。近年来，该纪念馆一直没有停止主动搜侵华日军大屠杀证据。而且，也有很多民众参与其中，这样就通过每个市民的收集与捐献，将一件件私人收藏的城市记忆中的物品，转而变为公共场所的“公共纪念物”。这些公共纪念物因为身处向大众开放的纪念馆之中，又可以被更多的市民所感知，透过这些感知，民众的记忆就在对物品（证据）的不断理解和凝练中，形成了集体性的认知，也即“集体记忆”。这一“集体记忆”虽然是痛苦的，但不可否认它也是构建南京市市民集体认同的重要方式。
南京夫子庙景区，是我国历史城区保护与开发较为成功的一个案例，是当下南京旅游、文化观光与物质消费的一个混合区域，是一处较为典型的以城市历史记忆为母体的商业与旅游的复兴。夫子庙，也称“孔庙”、“文庙”，是历史上南京的文化教育之地。而在当下，经过保护与开发，逐渐改变了其历史上的功能色彩，转而成为了“商业旅游消费区”，吸引了众多的南京特色小吃、宾馆与大的商场的集聚与入驻。“作为南京重要的游憩商业区，休闲购物类商铺是组成夫子庙景区的重要空间元素。”[8]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夫子庙为代表的南京城市历史建筑及场域空间，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经过时间的洗涤，其意义与原貌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因此，想要赋予其“新生”，就必须符合当下的我国社会主义的需求以及时代的精神内涵。南京市夫子庙及其周边场域的再现，已不是简单的“更生”，而是在其原有文化单一功能上，多维度的重观与再生，并打破了原有的空间阻隔，在新的城市脉络下，寻找到了属于它的功能定位与意义角色。也许，通过以上的个案，我们就可以回答诸如“城市是如何成为它现在这个样子的？”“它是如何运转的？”“什么是一个好的城市”等问题。“工业化的方向和目标，就是在探索中形成都市城市。”都市城市迫使人们对哲学、艺术和科学都加以重新思考。[11]3这一思考的过程，在笔者看来，其实就是城市的空间的自我生产逻辑体系，即：基于有限的城市空间和山水布局，影响交通和空间的历史性生产，并通过对历史上的空间文化现象的“消费”与“记忆”，进而实现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不断扩展与更生。最终，实现一个“好的城市”的目标。
结语
[4] 柴彦威：《城市空间》，科学出版社，2000年。
注 释：
[1] 曹大贵、冯昌中编著：《科学发展观与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新时期南京城市特色化发展之路探索》，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张生：《“空间”在历史书写中的重要意义》，《人民日报》，2018年9月3日第22版。
突然，响起的拉锯的声音尖锐刺耳，高河从回忆中醒转过来，这拉锯的声音高河很熟悉：这一定是二表哥在造跑火船的木筏了。
总之，城市是人们认知自身的参照物。“要理解现代社会，就必须理解城市。”[12]1通过上文中对城市空间、城市历史中的“记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历史记忆的“新生”三个部分的分析与论述，我们不难窥视到：历史记忆是依托于空间的，是可以焕发新生的，也是城市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座有记忆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有历史的城市才是有文化的城市。本文对城市空间、记忆与历史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过南京市的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开发的过程，探讨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如何激发我们的记忆，如何在新的时代更张自身的功能角色，又是如何在特有的空间中不断地通过象征意义、价值观念来再现人们对于城市的记忆。最终，希冀通过南京的个案研究，为更多的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与记忆的保护与开发提供一定的思路。
作为一所空间上纪念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本身就具有着一种“空间性的叙事设计”。这种空间的历史叙事，不同于我们上文中分析的秦淮河、中山陵等建筑或景观，它是一种新的建设，是一种具有目标性的建设，其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纪念。为了更好地将纪念深入到南京每个城市居民及国民的心中，我国政府更是在2014年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通过公祭日与纪念馆的双重作用，即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双重塑造，将南京大屠杀纪念的意义得到了最大化的发挥。
[6] [英]蒂莫西·阿姆布罗斯、克里斯平·佩恩：《博物馆基础》（第3版），郭卉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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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郭红解、邹伟农：《城市记忆与档案》，学林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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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吴荣华等：《城市历史文化旅游地的小尺度空间结构及关联——以南京夫子庙景区为例》，《地理研究》，2014年第12期。
高潮连发了“玫瑰”、“示爱”、“拥抱”的表情，接着回了一句“真的吃醋，也真的有事”，又发了一个“再见”的表情，不由分说，就匆匆地退下了QQ。
[9] 梁虎：《空间活化——文庙场所与现代城市的融合》，《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10] 韦铭：《看夫子庙如何“留客”》，《南京日报》，2008年1月2日第A01版。
这时，一只海鸥飞过来说：“你们各吃一半不就行了吗？”两个小动物忙照着去做，因为他们也想快点见到龙宫和龙王，看看藏金箍棒的地方。
[11] [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9）01-0081-04
作者简介：杨骏（1976－），男，江苏南通人，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近现代文化史。
责任编辑：黄祥深
文字校对：夏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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