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目的/意义]随着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深入，舆情发生发展的规律和特征都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也对政府的舆情应对工作不断提出新挑战和新要求。因此，舆情研究需要持续关注最新舆情事件，敏锐洞察舆情发展特征，及时为政府提供有效的舆情应对策略。[方法/过程]结合舆情理论与舆情分析和应对工作的经验，通过案例分析、数据分析等方法，对当前舆情发展的新特征进行归纳和抽象分析，并进一步探索政府应对机制建设的方法。[结果/结论]信息时代，我国政府可以尝试从4个方面探索舆情应对机制的建设与创新路径，即建立基于大数据的舆情监测和分析机制，建立多主体参与的政府决策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专门化的媒体数据库和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建立舆情应对的口径库和分级舆情处理机制。
关键词舆情 舆情演变 舆情应对机制
0引 言
随着信息化进程的深入，全球范围内的信息生产、传播模式以及信息与社会互动模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舆情事件中，网络媒体在舆情引爆、舆论扩散等方面的强大力量日益显现。随着网民数量的增加，网络媒体对民情、民意的影响力还将进一步增加。以网络原生新闻媒体、新闻资讯聚合类应用、社交媒体平台等新兴主体因其用户规模、用户活跃度、用户粘性的持续增长而成为不容忽视的舆论场。
诗词是朦胧缥缈的。古诗词教学注重唤起学生的情感体验，对于诗词中所描绘的画面，教师应该引导学生通过对诗词中意象的赏析来感知意象，进而体会诗词的意境。注重启发想象，能够激活学生对语言的创造性，整个学习过程有情有趣，让学生将想象与情感代入到古诗词的学习中。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当前，网络舆论工作实际上已经深度嵌入国家安全体系之中，与多个层面的工作密切关联——以网络安全、科技安全为基础，以维护信息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为核心，以保障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为目标。今天，舆情生成及其演变过程又呈现出信息总量激增、信息形态多样、信息源身份和地理位置分散、阶段转换加速、发酵周期变短、突发事件引爆点多元化、演变路径不确定等新特征；也由此对政府的舆情应对工作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和要求。
1信息时代舆情生成方式的转变
舆情研究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呈现和把握人们对于事件或事物的态度、观点，以及这些观点是如何形成？将如何表达？并对“观点”向“行动”转化的趋向进行判断。兰斯·班尼特将信息时代的信息生成渠道归纳为两种模式，即新闻机构提供内容的大众传媒，以及许多不同信息源输入内容的数字(互动、社交)媒体。这两种模式往往是融合的。换而言之，信息内容经由愈发互联的通道和不同的媒体平台传播。信息生成是舆情生成的基础和前提，因此信息时代的舆情生成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
1.1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幅提升了公众的媒体参与能力和意愿能力社交媒体的发展和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实现了对公众的“技术赋权”，为他们提供了信息生产、分享、传播的可能和途径，这其中就包括舆情信息。技术赋权还进一步激发了公众对热点事件进行传播、评论的主体参与意识。因此，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账号常常成为舆情事件的信息原点。
3.2.1 建立基于大数据的舆情监测和分析机制 传统的舆情工作主要通过“抽样”的方式进行信息采集，通过内容分析来研判舆情。采集到的信息是否具有代表性，信息分析工作是否客观、准确等问题对舆情分析的准确性具有决定性意义。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的舆情分析不再以抽样为基础进行信息采集，而是基于对全网、全部数据信息的收集展开的；基础数据分析，如数量、趋势、词频等工作由机器完成，从而大幅提高了对舆情把握的准确度。信息化时代，随着舆情生成方式、发展逻辑的变化，舆情不仅是更加广泛意义上的公众意见和态度的外化呈现，还表现出日益增强的意见塑造、社会发动和行为引导能力。借助数据挖掘技术，舆情的分析还能够对相关数据进行聚类、回归等多视角的分解分析，通过分析数据和数据之间的关系来分析数据背后的社会联系。这样就可以使得隐藏在内容信息之下的关系信息浮出水面，通过建立关系模型来把握舆情网络中的节点关系，让舆情工作能够更加接近事实本质，抓住关键的舆情节点；更为重要的是，从中推演出可能的社会行动转化逻辑，做好预防和疏解工作。
1.2互联网的普及与技术更新缩短了舆情酝酿的周期世界电信联盟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使用互联网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50%，即超过38亿；2018年，中国网民数量已突破8亿。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和及时通讯、社交分享类软件的不断优化，培养了广大用户“即拍、即发、即转、即评”信息生产和转发习惯，形成了“病毒式”的信息增殖方。从事件发生到舆情酝酿、发酵，进而形成热点舆情的过程也因此被大幅缩减，一个全球性舆情事件的酝酿时间甚至少于半小时。5G技术预计将于2020年开始商用，届时舆情的发生速度将会进一步提升。
2.3“情绪”导向下的行动逻辑重构马克思·韦伯将人类的社会行动区分为4种类型，即工具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在网络空间中，良莠不齐的融媒体内容和真假难辨的信息混杂在一起，极易造成人们对虚拟与现实、真相与谣言的混淆，增加信息传播、舆论对抗和舆论防御的难度，同时还呈现出对人类社会行动逻辑的重构。a.在许多舆情事件中，“情绪”成为引导和助推舆论热度升级的重要因素。“情绪”的来源既可能是因为公众对事件的疑问没有得到有效回应，也可能是对自身生活中压力和不满的发泄，或是出于社交需要的从众行为。b.近年来，“情绪”主导下的舆情已经演化出不容忽视的社会发动能力。当愈演愈烈的“情绪”产生“沉默螺旋”效应，情感行动和工具理性行动则形成对价值理性行动的排斥和挤压，对社会安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法国“黄背心”运动就是由社交媒体平台的公众讨论演化为巴黎50年来最大的骚乱，对法国的社会治安、经济等多个领域造成重创。c.情感行动与工具理性行动交织。从全球范围来看，舆情事件从出现到发酵总是伴随着情感行动和工具理性行动交替或是同步出现的情况。其中，有的舆情事件本身就是部分群体基于工具理性策划，以发动更大规模群体情感行为，并促使其行为进一步转化为工具理性行动，形成利益共同体为目标的。信息时代，多样化的传播方式、传播渠道和信息呈现方式使得在舆情发生初期进行行动趋向的预判变得尤为困难。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矛盾多发期，当情绪成为舆情发展的主导因素之一，将对理性回应和信息通报的传播效应产生极大的消解作用，同时线上的舆情和情绪表达极易引发线下的非理性行动，也使得舆情应对与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工作密切结合在了一起。
2信息时代舆情演变逻辑的转变
3.1与政府工作与“舆情”的深度结合信息技术的加速发展加深了互联网与社会发展的嵌入程度，也加深了舆情与政府工作的嵌入程度。舆情工作日常化、舆情监测自动化、舆情分析团队专业化、舆情应对培训全员化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政府舆情工作开展的共同趋势。部分国家还先后建立并开展了基于信息技术的、国家层面的信息监测项目，并将舆情应对机制的建设纳入国家安全，特别是信息安全、网络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机制建设的范畴之内(见表1)。
图1传统媒体时代舆情发生与演变逻辑
图2信息时代舆情发生与演变逻辑
一支笔、一个本子、一台望远镜这是王宝生瞭望工作的标配，每天一早王宝生就得围绕整个瞭望台巡视一圈，及时向徂徕山林场汇报情况。
3.2我国政府舆情应对机制的建设与创新在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多重舆论场域互构关系已经形成，这包括境内舆论与境外舆论、线上舆论与线下舆论、主流媒体舆论与民间舆论、商业媒体舆论与党政媒体舆论。当前，我们正处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转变和国内社会转型的矛盾多发期，舆情工作的开展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传统的舆情工作方式已无法适应信息化时代舆情发展的速度和特征，舆情处置也远远超出单一政府部门的能力和权限，有必要建立起与新技术和新时代背景相适应的我国政府舆情应对机制建设(如图3所示)。唯此，才能更好地完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网上宣传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把握好时度效，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更好凝聚社会共识，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求。
2.1舆情热点转换频繁，次生舆情演化概率增加，舆情反转现象增多一方面，随着舆情与互联网的深度结合，每一个舆情信息点都具备了“无限链接”的特质。不断提高的文字、图片识别技术使网民无需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也可以通过网络追溯到相当长时间跨度内，与舆情事件涉及的主体、地点等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信息，从而发掘出新的话题点，引发关联性、甚至是非关联性的次生舆情。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舆情事件，其信息源常常来自于用户原创内容(UGC)。由于公众本身对事件信息的不完全占有，以及信息采集技术和原创内容平台上传规则的限制，这些内容由用户制作上传的内容不可避免地存在选择性传播、不完全信息等问题，从而导致舆论态度的偏向，甚至可能走向错误的方向；随着权威信息的发布或舆情涉及的其他主体的信息发布，舆情反转现象明显增多。例如，2018年10月28日发生的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的舆情走势显示，事故发生后，公众舆论甚至包括部分媒体都将事故责任描述为“驾驶红色轿车女司机逆行”。而这一描述的依据则为互联网上传的十余秒视频和红色轿车受损图片。一时间，“女司机”“高跟鞋”等词成为舆论敏感词。直至11月2日重庆市公安局正式发布警情通报公布万州公交车坠江原因为乘客与司机激烈争执互殴致车辆失控，有关“女司机”的舆情逐渐平息，有关“司乘矛盾”的话题热度迅速升温。
1.3舆情发生地点与时点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降低了地理和政治空间边界的分隔意义，信息流动呈现无疆界、零时差特征；传播行为借助碎片化的媒介使用方式而嵌入全天24小时的每一个时间片段。某一事件的舆情发生时间和地点也因此呈现不确定性。例如，2018年11月发生的杜嘉班纳(D&G)事件，其舆情触发地点既不在中国也不在意大利，而是社交媒体平台Instagram；最初的信息呈现形式既不是中文也不是意大利语，而是英语；舆情事件发展的结果直接是杜嘉班纳取消了原定于11月21日在上海举办的时装秀，在中国的品牌口碑全面下滑。在互联网上，还能够通过技术手段隐藏IP、虚拟身份，使得我们获得的舆情演化过程中关键节点信息具有不确定和模糊性特征。
食用向日葵是内蒙古重要的经济作物。空壳率高是影响向日葵产量的主要因素，提高向日葵耕作栽培水平，降低空壳率提高产量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1]。油菜上的研究发现，深松措施对籽粒性状的建成有积极的意义[2]。魏姗姗[3]的研究表明，合理的栽培措施能促进玉米群体与个体功能协同增益的同时，还能调节植株个体与群体间的矛盾，提高籽粒灌浆能力。
3信息时代政府舆情应对机制的建设与创新
每个意见都是信息和既有倾向相结合的产物。信息时代，舆情发生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信息总量激增、信息形态多样、信源的身份和位置隐匿而分散的特征，由此带来了信息扩散速度提高、扩散范围延展、衰减周期延长等变化。这种舆情信息传播和传导的方式，也使信息时代舆情演变逻辑发生了新的变化(从传统媒体时代到信息时代舆情演变逻辑变化如图1和图2所示)，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2.2国际舆情与国内舆情联动发展自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国际社会和世界舆论对我国的关注度持续提升。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一带一路”与我国和项目所在国的公众和社会的关联度不断加深，国家政策、合作项目、建设进程以及相关的企业、机构都受到了国内外媒体和公众体的密切关注。笔者所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全球涉华舆情大数据研究团队的监测显示，自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办以后，海外媒体发布的“一带一路”相关话题报道总量保持在月均1.5万篇左右；2018年10月11日至10月25日，十九大期间海外媒体累计报道数量达9.1万篇。(数据来源于中国传媒大学全球涉华舆情大数据研究团队完成的相关研究报告。海外媒体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中文等19种语言的海外媒体和海外华文媒体，不包括国内媒体的海外版和国内媒体在海外发行的多语种版本)。由此可见，与中国相关的事件，不论是发生在中国境内还是境外、线上还是线下，都受到了全球媒体的重点关注，极易引发国际性舆情。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国语言文化的差异，在舆情发展的过程中，还可能因有意或无意的语言翻译、素材选择等原因引发新的误解或误传，从而增加舆情应对的难度。
表1部分国家舆情信息监测相关项目
国家项目名称负责部门概况美国PRISM美国国家安全局对外国地区以及与国外人士通信的美国公民即时通信和既存资料深度监听英国Interception ModernisationProgramme英国政府通讯总部通过该项目扩张英国政府合法监听的范围,建立中央数据库来储存通信数据法国Frenchelon法国外部安全总局通过情报收集和分析网络来获取相关信息俄罗斯SORM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该系统主要用于监听互联网和电话通信瑞典Titan Traffic Database瑞典国防电信局通过数据库来储存电话服务的通话详情记录和互联网通信内容
图3政府舆情应对机制的建设路径
跨接线缆长度计算的基本原则是：线缆中心轴线与金属接头中心线相切，线缆固定点间的相对距离最近时，将线缆达到最小弯曲半径作为计算条件，并以线缆弯曲最低点不超过最小安全距轨高度作为限制条件；线缆固定点间的相对距离最远时，线缆不因过短而产生拉伸受力。在车辆由直线进入曲线的过程中，跨接线缆固定点间的最小距离为179 mm。图4为跨接线缆弯曲模拟计算图。由图4 a)可知，跨接线缆长度可近似由3段弧长加2段直线段组成。经计算，工况1下的线缆长度为1 051 mm,线缆固定点间最远端的最大距离1 047 mm,该长度小于1 051 mm，由此可知跨接线缆长度满足该工况的要求。
3.2.2 建立多主体参与的政府决策联席会议制度 大众传播时代，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是舆情信息产生的主体，也是舆论引导的主要方向，因此舆情应对工作的主要内容是面向媒体的信息发布和沟通，舆情应对方案的决策工作由政府完成。信息时代，舆情信息生产主体丰富，舆情发展社会影响广泛，舆情引导的话语权力分散，舆情应对的专业化程度提升。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建立多主体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借助不同主体的专业知识，充分了解和把握不同类型舆情事件以及与此相关的不同媒体平台、利益相关主体(群体)的特征和规律，才能保障政府舆情应对决策的科学、高效和正确。参与联席会的主体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人员：舆情及舆情应对工作的主管领导、相应的应急指挥部门工作人员、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舆情分析团队、技术团队、行业专家团队、重点媒体政府事务部门人员、公共关系团队。
3.2.3 建立专门化的媒体数据库和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 媒体数据库由两个核心子库组成：媒体报道数据库和媒体信息数据库。媒体报道数据库主要包括国内外主流媒体、通讯社、智库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视听图文报道、研究报告，社交媒体平台的相关话题标签等其他相关舆情信息；媒体信息数据库主要包括国内外相关主流媒体的基本资料、从属关系、媒体立场，知名记者、评论员、撰稿人的基本资料、报道文章等，主要社交媒体平台意见领袖的基本资料、发文特征、粉丝结构等。媒体数据库一方面能够为预判媒体态度、舆情走向的预判提供支持，为应对过往舆情话题的“翻新”提供充足的资料信息；另一方面还能为舆情应对的传播方案设计、媒体信息发布提供足够的资料和数据支持。
根据GB 50010—2011《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HRB400、HRB500级钢筋的延性、抗疲劳性能、锚固性能、可焊性、冷弯性能、热稳定性等主要技术指标与HRB335级钢筋接近。因此，对于由裂缝控制的混凝土结构，采用HRB400级及HRB400级以上的高强钢筋并不能达到有效减少钢筋用量或减小断面厚度的目的。目前，国内铁路、市政、交通、水利、民用建筑等工程项目，由于现行规范的要求和最小配筋率的规定，主要采用裂缝宽度要求来控制配筋。因此，在进行这些工程的结构设计时，基本上采用HRB235和HRB335级钢筋，较少使用高强钢筋。
一个明显的现象是：舆情应对不仅成为各国、各级政府社会治理、公共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内容之一，更成为政府政治、行政、经济职能有效实现的重要支撑。这也就意味着，舆情工作不可避免地牵涉诸多部门，需要由诸多部门参与其中，建立多部门协同的舆情工作机制是信息化时代舆情应对的必然要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常常出现因为信息不对称、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丢失、变形等问题大幅增加多部门协同工作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的情况。专门化的媒体数据库为多部门协同工作提供了高效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平台，也使得多部门的跨国远程协作成为可能。以信息平台为基础的多部门协同工作方式将成为未来政府舆情应对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3.2.4 建立舆情应对的口径库和分级舆情处理机制 口径库的建设是以具体政府部门的核心工作为重点，基于本地区、本领域过往的舆情事件或目前正在开展的工作，梳理出受关注的、容易被质疑的、可能引发谣言的问题，预先拟好接收采访或发布会中可以使用的标准回答、关键信息、基础数据、案例故事等素材，建设成可供检索、提取、更新、修订的数据库。同时，由于口径库的部分内容可能具有涉密性质，其使用权限应根据话题的敏感程度、舆情的紧急程度以及使用人的身份职责进行分级授权。口径库是一种预防性措施，在舆情工作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背景下，对政府把握舆情工作时间窗口、提高工作效率、减少负面舆情、提升正面形象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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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ftheCharacteristicsofPublicOpinionandtheConstructionofGovernmentCopingMechanismintheInformationAge
Wang Runjue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National Center for Communication Innovation Studies, Beijing 100024)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zation, the law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opinion development are in a state of constant change, and new challenges and new requirements are constantly raised for the government's public opinion response work.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government with an effective public opinion response strategy,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needs to continuously pay attention to the latest public opinion events, sharply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opinion development, and timely provide effective public opinion response strategies for the government.[Method/Process]This study combines the experience of public opinion theory and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and response work, through case analysis, data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summarizes and abstract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current public opinion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mechanism construction method.[Result/Conclusion]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n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path of related work from four aspects: to establish a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mechanism based on big data, to set a joint meeting system of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with multi-agent participation, to build a specialized media database and multi-sector collaborative working mechanism, and to establish a caliber library and a hierarchical public opinion handling mechanism.
Keywordspublic opinion change of the public opinion handling mechanism
收稿日期：2019-01-09 修回日期：2019-02-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互联网传播形态与中西部社会治理”(编号：17JJD860004)研究成果之一；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研究”(编号：2018CUCTJ06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润珏(ORCID：0000-0002-9726-4840)，女，1982年生，博士，副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国际传播、舆情研究。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965(2019)07-0111-04
引用格式王润珏.信息时代的舆情特征与政府应对机制建设路径研究[J].情报杂志，2019，38(7)：111-114，145.
DOI10.3969/j.issn.1002-1965.2019.07.017
(责编/校对：刘影梅)
标签：舆情论文; 媒体论文; 信息论文; 舆论论文; 工作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情报杂志》2019年第7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互联网传播形态与中西部社会治理”(编号:17JJD860004)研究成果之一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研究”(编号:2018CUCTJ061)阶段性研究成果论文; 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