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康民（1932-2007），湖北枝江人，研究员。1948年9月至1951年7月，在重庆清华中学学习。1951年7月参加工作，195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10月至1980年7月，任中共江北区科协副主任。1980年8月至1984年2月，任重庆市委党史工委干事。1984年2月至1985年8月，任重庆市委党史工委编研室主任。1985年8月至1990年12月，任重庆市委党史工委副主任。1990年12月至1993年12月，任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1992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颜色检测方法：样品采用直径10 cm的培养皿盛装，单层覆盖皿底面；采用38 W无影灯照明，光源与样品距离30 cm；拍摄参数：M1/200，F3.5，ISO250 18 mm，白平衡为阴天；采用Photoshop软件选取照片中典型样品3点，得到3组RGB数值[7]。再通过公式(1)把RGB模式转换成 YUV 模式，通过Y值比较颜色：
1989年至1992年，兼任红岩春秋杂志社副主编。1992年至1997年，任红岩春秋杂志社主编。
半路出家，拓荒重庆党史研究工作
胡康民做党史，是半路出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和研究工作得到了重视和加强。在此背景下，1980年4月，根据中央和四川省委有关精神，重庆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市委统战部联合向市委上报“关于组织老干部撰写革命回忆录和收集整理重庆革命斗争史资料的报告”，提出成立领导小组、下拨编制等五项建议。5月，市委批准成立重庆现代革命史资料组，并设立由市委宣传部部长黄友凡任组长，统战部部长刘连波、组织部副部长梁子平任副组长的领导小组。
节目要真实，有情感，选取的对象要有样本价值。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走转改、涉深水、抓活鱼，通过采编人员的亲身体验和现场调查，做出有张力、有内涵的节目。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选调三名干部从事此项工作。就在这时，胡康民被调来资料组，同时调来的还有钟修文——市委党史研究室的首任领导、唐祖美——川东地下党老同志。三人作为资料组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专职干部，在黄友凡的领导下，组成了市委党史研究室最初的雏形，可谓“创业元老”。
一位曾在胡康民手下工作的同志回忆，1989年夏，他陪胡康民到北京拜望萧泽宽。谈话中，萧泽宽讲到罗广斌在重庆解放初期写过一个材料，向党组织报告了白公馆、渣滓洞狱中的情况，其中第七部分是狱中同志给党组织的八条意见。萧泽宽条理分明地回忆起这八条意见的主要内容，动情地说这是烈士的嘱托，很重要也很有现实意义，希望能找到这份档案好好利用。
◇1985年邓颖超（右一）重访红岩村，与原中共中央南方局老同志鲁明（左一）及胡康民（左二）等人座谈
1982年12月6日，经重庆市委同意，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改为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市委党史研究组改为市委党史研究室，两个机构共同设立一个办公室，成为市委的一个工作部门。由此，确定了党史研究室既是市委主管党史工作的部门，又是党史研究部门的职能职责。而胡康民也由创业元老，一步步走上党史部门的领导岗位。
仔细研究胡康民的工作履历，不难看出，从事党史工作之前，他的人生经历已然丰富。读中学时，他是地下党领导的重庆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和清华中学学运骨干。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团委系统工作。此外，他曾在农村下放劳动，还在江北区委宣传部、农工部、工交部及科协等多个部门工作，从江北区科协副主任的任上被调到资料组领导小组办公室时，他已48岁。这样的年龄再转行做学术，也许有人觉得太晚，但胡康民显然不这样认为。
◇出版关于南方局党史的刊物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奋进的年代，人人都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拼命工作，以挽回被历次运动耽搁的时光。党史部门的开创者同样如此。当时，党史研究室归口宣传部，市委宣传部部长黄友凡曾是地下党的负责人，对党史工作非常关心，许多大事亲自过问，是党史研究室的“掌火”人。在党史研究室的具体工作上，钟修文管总，兢兢业业于行政事务和后勤保障；胡康民分管业务，戮力于党史征、编、研领域的拓展和精进。中间有段时间加入一位“后勤部长”——办公室主任胡北淇。当时党史研究室上有“掌火”人，下有“一口钟，一把二胡”，他们用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筚路蓝缕，不辞辛苦，共同开创和奠定了重庆党史研究的良好基业。
胡康民一生手不释卷，涉猎很广，尤其酷爱文史。参加工作后，他自学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又基本通读了《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使他积累了深厚的历史底蕴。而长期的基层工作，不仅使他熟悉农村、工厂、学校、街道和机关等各方面的情况，更赋予他深植现实的研究视角。
到了20世纪90年代，市委党史研究室已组织征集到各类史料约10000余件、50000多万字；编辑并出版的各种资料著作共计35种，约721万字、发行295440册，获得省市政府奖4种，获省市学会奖5种。其中编辑出版了两套系列丛书，一是以反映重庆地方党史为主要内容的《重庆党史资料丛书》，共编辑出版了18本；二是编辑出版《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中的《大事记》《统一战线工作》《群众工作》。为配合上述两种丛书的编辑出版，先后创刊《重庆党史研究资料》《南方局党史资料》《红岩春秋》，三个刊物共出刊111期，约786万字、28940册。此外，还出版了《重庆党史人物》，共收入重庆重要党史人物43人。这些书刊的出版，为积累史料和编写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和重庆党史奠定了基础。
对于胡康民个人而言，能够转行做党史，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
C/C复合材料具有导热性能优异、热膨胀系数低、耐腐蚀、摩擦性能好等优点[1-3],与轴配合工作时能自润滑,是一种优良的自润滑减磨材料,在汽车轴承、航空发动机密封环、密封圈等精密零部件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4-6].
此时重庆党史研究尚是一片荒芜，大量史料埋藏在各处档案馆、博物馆的故纸堆中，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当事人的记忆里，有待发掘、征集和整理。因此，资料组最初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整理抗战期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革命斗争史料；收集整理重庆、川东地区党的建立、发展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史料；收集整理本地区现代革命史上重要历史人物、革命烈士的生平传记和有关史料”。
胡康民正是从征集史料开始，查阅档案，访问当事人、知情人，实地察看……点点滴滴地积累，逐渐完成了对重庆党史的自我架构。短短几年间，他成为“重庆党史的通史专家”“重庆党史和地方史的活字典”。
破题川东，为平反冤假错案鼓与呼
如此种种，使得胡康民当之无愧成为了川东地下党研究第一人。
研究生的“学术感知力”主要来源于外界环境,其中导师的影响使这些影响中最重要的因素[13],因为学生在研究学习阶段交流、交往最多的就是自己的导师。如果学生与导师之间的师生关系不够和睦或者学生与导师之间几乎很少交流、联系等,都很难从导师那里获得研究资源、有效指导,更谈不上导师魅力对自己的影响。导师是研究生学术努力行为的重要外在原因,学术认知和学术动机是研究生的内在心理特征,理论上,导师对研究生学术水平的影响应该是通过研究生的学术认同和学术理想传递的。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曾经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误解、非议，甚至被恶意歪曲、诬蔑。比如在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地下党被诬为“红旗党”，中共四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被逼自杀；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南方局作出的伟大功绩和积累的丰富经验在中共党史著作中没有得到应有反映，而川东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人，乃至许多一般党员更是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得不到承认，挨整受压，蒙受冤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拨乱反正，恢复历史的真相，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强了党史研究工作。如何配合有关部门解决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帮助蒙冤不白的老同志恢复历史名誉，弄清楚被混淆的历史，是刚刚组建的党史部门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当时浩劫刚过，“左”的思想阻力仍比较大，有的职能部门同志不懂得历史的复杂性，落实政策工作遇到不少困难。而许多老同志身心所受伤害尚未痊愈，心有余悸，有的头上还戴着“叛徒”“特务”“反革命”的帽子，处于监督劳动地位，不敢谈、不愿谈过去的革命历史。针对这些情况，胡康民用热情诚恳的态度使他们打消了疑虑，敞开了心扉，抢救下不少难得的党史回忆资料，厘清了从档案里找不到的许多史实脉络及生动具体的历史细节。
明代小说涌现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形成了成熟的文学创作理论，同时也构建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宝库，为后世小说所借鉴、继承、续写、补著，出现彼此衔接、暗合的系列小说。《绿野仙踪》将神魔、世情、历史小说融为一体，在素材上必然也会借鉴明代小说。黄人在《小说小话》中就提出《绿野仙踪》中烧丹一节的蓝本是唐传奇《杜子春传》，陈新认为第二十三回中“朱文魁卖弟媳”是《警世通言》中“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的翻版⑦，卿三祥认为《绿野仙踪》中的故事部分化用了《封神演义》《西厢记》《枕中记》《邯郸记》《后西游记》等小说中的情节⑧。
◇胡康民在编写《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
◇胡康民在渣滓洞监狱向人们讲述英烈故事
胡康民根据史实，反复向有关部门申诉，并在市委的大力支持下，为不少同志讨回了公道。据统计，当时全市共复查处理了地下党遗留问题1312件。这庞大的数字里，就包含了胡康民的认真努力和辛苦付出，他也因此得到了市领导和老同志的称赞和认同。
在此过程中，胡康民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得以更深刻地理解和重构重庆党史。他本着还原历史的严谨态度，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写出了《〈挺进报〉事件的前前后后》《关于川东地下党历史上几个问题的探讨》《解放战争时期重庆学生运动述略》《解放战争时期重庆地下党外围青年核心组织简况（初稿）》等重要文章，用大量扎实的史料科学地定义了“川东地下党”的概念，雄辩地说明了川东地下党的历史功绩，同时客观地评价了地下党在斗争中的错误做法和受到的重大挫折，在学术上和资政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直到今天仍然有着极强的史学价值。
川东地下党老领导萧泽宽曾评价胡康民的工作：“他的研究成果使歪曲了的历史恢复了本来面目，为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党的政策提供了大量翔实、具体的史实依据。”“为确定重庆地区党的七个外围组织的性质，承认加入者革命工龄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重庆具有光荣悠久的革命传统，党在重庆地区的地下斗争壮丽多彩，经验丰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的8年，更是中共党史上光辉夺目的篇章。随着《红岩》《在烈火中永生》等优秀文艺作品的畅销和传播，川东地下党的斗争事迹影响了一代代青年人的成长。胡康民破题重庆党史，正是以川东地下党研究为突破口。
发掘档案，首倡“狱中八条”研究宣传
此后，胡康民继续以严肃的态度、饱满的感情研究川东地下党历史，并且成果累累。
自2006年以来，中国旅游者的不文明行为因高层的重视而得到广泛的关注，但是至今，每到旅游旺季，旅游者的各类不文明行为就会见诸报端，比如乱扔垃圾导致景区被污染，站在历史人物的雕像身上拍照之类，这些典型的不文明行为常被人们指责为“中国人素质太低”，似乎对于景区而言，并不能实现有很效的管理，但根据本课题组的研究，景区在塑造和引导旅游者的文明行为方面，可以发挥切实的作用。并且只有旅游业的所有相关主体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中国旅游者整体文明程度的提升，景区理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1981年6月5日，资料组领导小组改为重庆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征集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党史办”，这就是市委党史研究室被人称作“党史办”的滥觞。
稻壳是稻谷加工的副产物，其质量不被人重视，砻谷后随意堆放增加了杂质进入，稻壳中有一定数量的土、砂、稻草、麻绳头、玻璃绳等杂质。以2017年采购稻壳检验结果为例，对比进厂稻壳、传统清蒸稻壳和清洁化处理稻壳杂质，检验结果见图1。
胡康民先是到市档案馆查询无果，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他与市委办公厅文档处原处长李宝山聊天时提到这事。李宝山依稀想起，他在整理组织部交来的干部人事档案的目录里，似乎看到过这条目录。于是，又经过一番查找，最后在市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胡康民带着特批的条子，从档案馆取得了这个尘封数十年的档案。
他收集了大量歌乐山烈士狱中斗争的档案和口述资料，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陆续撰写了多篇反映烈士狱中情况的文章，如《许建业上当事出有因》《重振士气的斗争》等，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对烈士精神的系统研究。他在1991年撰写的《歌乐英烈浩气长存》，集中体现歌乐英烈的狱中斗争和崇高精神，算是重庆最早系统研究烈士精神的文章，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最为重要的，是他发掘出了后来脍炙人口的“狱中八条”，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宣传，使其影响迅速漫延。
此时胡康民已经研究党史多年，对这事却闻所未闻。他感到非常振奋，回到重庆后立即开始寻访。当年这个材料只在重庆市少数领导之间传阅，而罗广斌将报告上交党组织后，遵循保密纪律，对此事绝口不提。时隔几十年，再去寻找这样一份不为人知的材料，无异于大海捞针。
报告共七个部分，2万多字，“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地下斗争、监狱斗争的艰难历程、大破坏带来的惨痛教训和烈士们的崇高精神风貌”。报告的核心内容是第七部分“狱中意见”，共3000多字，分作八条阐述了狱中同志的临终嘱托，是烈士心声的最后吐露。胡康民如获至宝，连续多天对报告进行了仔细研读。他感到，狱中同志的最后意见冷静深沉，着重从党的工作自身找问题，深刻总结了川东地下党的经验教训，十分宝贵，必须向大众公布。
胡康民结合自己对川东地下党的研究，写成《血与泪的嘱托》一文，在当年《红岩春秋》杂志“渣滓洞、白公馆烈士殉难40周年纪念特刊”中用“石化”笔名发表。文章虽然仅两三千字，但对“狱中意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剖析，其思路依稀可见日后的《〈狱中意见〉警钟长鸣》的影子。
这篇文章向外界披露了狱中八条意见的主要内容（均出自原文的小标题，只在个别字句上略有调整），计有：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组织（后来改为“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这也是“狱中八条”的首次面世。
1996年，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举办《红岩魂》全国巡回展览前，胡康民代表市委党史研究室指导该展览时，着力表现了“狱中意见”。展览全国巡回展出两年，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和共鸣。1999年，“狱中意见”又放在北京举办的《为了共和国的诞生》展览中，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
借助因素分析和与效标相关法进行项目分析(见表1)。从因素分析的结果来看，原版第2、6、8、14、16、20题的质量较差，或共同度小于0.20、或最高因素负荷小于0.40，或在两个因子上具有较为接近的因素负荷，均应该剔除；另外，这些题目多数与效标价值观相关较低或不显著。在剔除这些题目后再次进行因素分析得到中文版题目的共同度、因素负荷均较为理想，与对应价值观因子效标也有合理的相关。中文版的F1(纯粹社群)和F2(纯粹能动)两个因子所测量的内容意义也非常明晰。由此，最终确定两个因子各有8题，组成纯粹能动与社群行为倾向问卷的中文版。
胡康民没有就此止步。他感到狱中报告的内容实在丰富，还有必要继续深入研究。次年，他撰写出1.6万字的《〈狱中意见〉警钟长鸣》。文章以详尽的史实，严谨的态度，首度全面反映了“狱中意见”产生的经过，深入挖掘了背后的故事和刻骨的教训。文章夹叙夹议，史料丰富，论述精辟，耐人寻味。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文字水平，都称得上其代表之作，在当时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至今仍然是研究“狱中意见”的重要参考。
文章结尾部分，在深刻总结了“狱中意见”的现实意义后，胡康民振聋发聩地指出：“地下时期，考验共产党员的是生死关、毒刑拷打关、敌人收买关。叛徒们过不了这几关，出卖的是革命，是党的组织，是党员的人头。”执政以后，“考验共产党员的是名利关，色情关，权力关。腐败分子们也过不了这几关。他们出卖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是党的形象，是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腐败分子就是新时期共产党的叛徒”，“人们仿佛听见，烈士们在地下发出长啸。切莫将这血泪的嘱托化作了过眼烟云，随风飘去”。
首先发布课前导学。课前导学分为“做一做”和“看一看”。做一做是让学生根据提供的任务情景和要求尝试完成该任务。“看一看”是指学生在尝试完成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着很多操作和理论问题，可以带针对性的观看“看一看”中提供的视频进行课前学习。
文章发表后，在普通群众和业内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新一轮宣传、研究“狱中意见”的高潮。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辑/韩西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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