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孔飞力将政治参与机制以及财政需求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视作解释中国现代国家起源的核心议题。从这一视角观察近代江南地方政治进程，可以发现经世学曾经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及赋役制度的核心观念。清末部分地方士绅也努力将经世学传统与西学的思想资源予以整合，从而形成新的政治观念与政治议程。民国初年，嘉兴士绅金蓉镜争取田赋减免的行动，以及他为此提出的种种论说，正显示了这种努力。尽管他的努力最终失败，但显示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一个潜藏的思想脉络。经世学传统之下的政治伦理对于民国初年的江南地方政治仍然具有深刻影响，但与此同时，新的政治议程中，地方士绅正逐渐被摈除在外。
关键词 地方政治 田赋 政治议程 经世学 社会网络
一、引言：近代地方政治参与中的田赋议题
20世纪初江南的社会秩序处于最剧烈的撕裂与重整进程中： 士绅的社会领袖地位不再无可置疑，他们的政治立场、社会利益，以及议政机制也出现多歧的路向。面对清末新政与民国政府，江南士绅的立场各不相同；报纸、新学、咨议局与议会也改变了士绅参与地方政治的机制；与此同时，江南地方社会中的关键性议程也在变动之中。
本文从地方政治议程的角度反思以下问题：20世纪初的江南社会中，田赋仍是根本性议程吗？新的政治环境与制度背景下，地方社会中的士绅传统、儒家的经世价值观如何以田赋为中心延续并调整？进而，民国初的遗民是否存在一尚未得到重视的面向： 他们接续了明清士绅对地方社会的关怀，地方社会秩序重整中，这既是调和的力量，又是冲突的力量。
①低NLR组（NLR≤2.5）患者1 5 2例（59.1%），高 NLR组 （NLR＞2.5）患者 105例（40.9%）。两组患者在T分期、N分期、TNM分期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NLR组患者的肿瘤浸润深、淋巴结转移数多、TNM分期晚。
传统的高中地理教学模式，教师将自己对知识的理解灌输给学生，学生只能记住知识，却没有经历分析、探索知识的阶段，这对于他们地理思维能力的提高是不利的。培养学生的地理逻辑思维，教师必须打破传统的教学理念，在地理教学中，设计创设性的问题，让学生积极参与、自主合作探究，这对学生地理逻辑思维能力的锻炼和培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思维始于问题，在探究过程中，学生会从多方面，多角度思索，往往提出许多与众不同的设想和见解。
这里所说的政治议程或关键性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借用孔飞力的说法,是人们对于公共生活中的合法性秩序的观念，以及如何在行动中实践观念。孔飞力将近代中国的关键性议程归纳为3 个问题：“（1） 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2）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3）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 ” ①
在有关近代地方政治的讨论中，政治参与、政治代表更多与政治制度演变及政治集团斗争联系起来。本文则试图说明，至少在江南地区，赋役制度始终是地方政治及中央-地方关系的关键性议程。清末到民国初年，围绕田赋议题，经世学传统与西学思想整合为一种新的赋税合理化观念。②这种观念并未成为此后历史的主流，但是它反映出，20世纪初的江南地方政治中，政治观念、意识形态的发展与政治结构的演变之间并非同步，而是呈现出多歧与碰撞。这一历史过程也显示出，清末民初有关政治正当性与政治代表性的讨论中，尚存在一种未得到充分重视的竞争性观念。发掘这一思想脉络，无疑有助于反思20世纪中国政治结构与政治观念之间的关系。
二、政治伦理与社会网络：身为遗民的地方士绅
清末民初政治中，推行地方自治无疑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与地方自治同步的还有田赋征收制度的改变。1907年10月25日，浙江设立咨议局筹办处，到1909年9月14日，浙江咨议局正式成立。③另一方面，清政府也展开了自上而下的清理财政，其主要目的是将原本的田赋制度改造为新式的税收结构。光绪三十四年末，度支部开始讨论清理财政，其中如何将财权收归中央是讨论的焦点。④为此，各省普遍都编纂了《财政说明书》。
从《浙江财政说明书》可见，宣统元年（1909年），浙江省由咨议局提案并奏议编制钱粮征信册，度支部以耗费太大驳回。此后浙江清理地丁银及漕粮征收，也似未再编制征信册，转而注重于土地清丈、严格完纳期限以及改革统征统解。⑤值得注意的是，《续清文献通考》记录此事时，在度支部的驳回意见之后又另附了一份文献以说明当时的反对意见。这篇名为《田赋议》的文献，认为编制征信册并非解决浙江田赋问题的有效办法，浙江田赋的问题在于征收不均与附加过多。
此外，该文献针对田赋征收提出了一个特别的想法：
予意欲使每县合立一垦植公司，或分为数公司，集多田之家为领袖，田少者附之，即以里长圩长庄团团长副之，各计其村庄都图亩数，佃户之数，立一总表。其春种秋收实数，所种物产名数，完纳钱粮分数，悉记于表。如是，推行燎如列眉，不烦井授而得井田之意。公司如有土之君，佃户如井授之农，劝督完纳，由公司进于县，如乡进于司徒之比。无丈量之烦，差追之扰，而赋役举矣。因其暇为教育，为乡约，为守皇，由公司合力营之，如周礼乡大夫闾胥之比，而礼俗成矣。此可与区丈限田参合行之，区丈则费省，限田则授均，公司则利博，三者先区丈，次限田，次公司，田无不均，亦事无不举，规规于钱粮征册抑末矣。⑥
由“多田之家”组成垦殖公司，以垦殖公司比附井田制，这一想法杂糅了清末民初倡兴实业的风气与经世学传统对田制的讨论，即使在20世纪初纷杂的政治观念中，仍显得特立独行。那么，这样的观念来自何处，又为何引起《续清文献通考》的编纂者刘锦藻等人的注意？
由此可见，有关江南重赋，明清江南士绅已经形成了一个基于经世学价值观的叙述模式。金蓉镜将其著作题为《嘉兴求减浮粮书》，显然来自周梦颜与冯桂芬的思想资源。金蓉镜在其中也说：
这样一个普通士绅的议论，何以引起《清续文献通考》编纂者的注意，将其视作当时一种重要的舆论意见？这又要注意到民国之后金蓉镜的活动。众所周知，《清续文献通考》 的编纂者刘锦藻出身湖州南浔，且在民国建立后以遗民自居，这一政治立场与金蓉镜相同。
金蓉镜任靖州知州时，曾镇压革命党人，1907年2月处决同盟会湖南分会会长禹之谟。宣统元年（1909年），金蓉镜任永顺府知府，永顺当地士绅对金蓉镜评价极低，认为他为人残刻，将永顺阖县都视为匪党。⑧不久金蓉镜被道员朱益濬弹劾，金蓉镜以为是湖南巡抚杨文鼎对自己有所偏见，遂还乡。⑨辛亥革命爆发后，因曾处决禹之谟，金蓉镜遭到革命党人仇视，出海避仇，不久又潜回故乡，晚年以遗老自居，可以视作民国初遗老群体的一员。⑩
此期间金蓉镜曾受沈曾植之聘，参加编写《浙江通志》。《浙江通志》编纂局设于1914年，由沈增植主持，入局编纂者不少都是遗民。1918年，因前任提调遇船难去世，沈增植推荐金蓉镜递补浙江通志局提调。⑪此后，他又受聘于周梦坡，“考订金石，商榷文字”。沈曾植与金蓉镜之父金振声是好友，金蓉镜对沈曾植执晚辈礼，诗学上也以沈曾植为师⑫，来往较多，常有诗词酬和。沈曾植曾在上海组织遗民团体“超社”“逸社”，同时期上海还有活跃的遗民团体“淞社”。金蓉镜与郑孝胥、冯汝禧等遗民也有所来往。总之，金蓉镜在民国初年的政治光谱中靠近遗民团体，但他在前清官位太低，在遗民团体中并不显眼。
金蓉镜与刘锦藻、刘承干父子还另有私交。民国初年他在嘉兴推动减免田赋，得到了刘承干支持。由此推想，则不难理解，刘锦藻、刘承干等在编纂《续清文献通考》时注重并采择金蓉镜的田赋议论。民国三年（1914年），金蓉镜刊布《嘉兴求减浮粮书》，向中央政府呼吁减免嘉兴田赋。为壮大声势，金蓉镜邀集诸多浙江籍士绅署名，其中又以遗民居多。除沈曾植、汤寿潜等人外，刘锦藻之子，著名的藏书家嘉业堂主人刘承干亦署名其中。
清遗民群体的政治与文化活动，研究者已经关注不少，但金蓉镜的行动所展示出的是以遗民身份介入地方社会，前人研究中似乎还未特别重视遗民群体的这一面向。林志宏等已经强调清遗民群体的政治价值观主要是因坚持传统的政治伦理而选择遗民立场。⑬
由此引申，有一点似乎被此前学者忽略的是，明清以来所形成的政治伦理中，士绅本就具有代表地方社会利益的一面，在经世学传统深厚的江南，就更是如此。因此作为遗民，其政治伦理与经世学传统相表里，就不能不对地方社会的风俗、教化有所行动。而在江南，地方社会的关键问题始终是田赋。民国初年金蓉镜虽然因此政治立场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一直代表地方利益，呼吁减免田赋，除了《嘉兴求减浮粮书》，他还另外著有《均赋余议》，汇纂嘉兴府各县的地丁、漕粮之数，并从“豁漕”“劝官”“劝业佃”各个角度论说。⑭
田赋、赋役制度作为一个关键性议程嵌入于江南社会，自明初既然。“苏松重赋”或“江南重赋”是明初赋役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后文还将申述之。⑮简言之，明清两代，朝廷始终将江南视作帝国贡赋收入的根本重地，因此赋役的政治意义在江南压倒其他一切社会问题，江南士绅对当地社会秩序的思考、调整，也都不能不围绕此展开。
从民国初的政治历程来看，政治变革的各个方面都未能令人信服，“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⑯如杨国强所描述，民国初年的社会处于瓦解的传统秩序与憧憬的“新政”之间“两头不到岸”。⑰
对于浙江来说，自民国建立之初，省政府、议会就一直对地丁银及其带征的各项附加税多有争执。1913年浙江省制订新的 “地丁滞纳处分条例”，因为规定的缴纳期限太短，遭到上虞、嘉兴等各个县议会的反对。⑱
嘉兴县议会与地方士绅也一直在反对来自省一级的税收压力。从1916 到1917年，陶崇民、方锡川等人不但联名致电浙江省长及省议会，要求免除田赋地丁税收所附带的各种附加税。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求彻查嘉兴县知事与粮柜主任隐匿公费的情况。⑲
这样的情景下，民国三年金蓉镜刊刻《嘉兴求减浮粮书》，就得到了嘉兴乃至浙江籍政界、商界人士的广泛支持。这本书主要是汇纂明清有关浙西重赋、浮粮的文献，其后以主客答问的形式表达金蓉镜对于嘉兴浮粮的观点。
金蓉镜以地方士绅的身份争取减浮，他所论说的道理来自明清经世学传统所构建的知识体系及价值观念，同时也是他作为遗民影响政治的一种曲折形式。1916年，金蓉镜曾经将《嘉兴求减浮粮书》 的部分篇章发表于支持帝制的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所主办的刊物《尚贤堂纪事》，同时他还附录了一首诗，题目是《书郡志浮粮感言》。⑳这首诗从“由拳百里耳，其赋乃百万”开始，之后写道“累减未脱絭，谓例不当免。”这都表达了嘉兴田赋过重的意思。不过到诗的后半一转讲到“我逢辛亥灾，深心寄缱绻。”地方士绅与遗民这两重身份的政治立场在这首诗中统一了。
听力理解是一个复杂而且受到各个因素阻碍的综合结果，因此要求教师在听力训练的过程中，需要综合利用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结合实际的教学环境和教学目标，设计出有效的，切实可行的听力训练策略。
作为西王男篮俱乐部的总经理，纪民尚依然在奉献着自己对于山东篮球的忠诚。他退役之时，现在山东男篮的年轻中锋朱荣振，不过两三岁而已。却不知这些年轻人们，能不能接过大纪的衣钵，下一任旗手，又会是谁？
《嘉兴求减浮粮书》序言之尾列出了一份支持者名单：
⑯梁启超：《饮冰室全集》 第1 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0页。
评定激叹者：郑孝胥、张美翊、张謇、朱福诜、汤寿潜、沈曾植、刘树屏、张元济
在大数据背景下，数据库管理将面临着海量的数据，学生必须要学会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因此，高校应当将海量数据分析作为选修课程，每周安排3个课时。NoSQL数据管理技术是对关系型数据管理技术的补充，其中主要包括针对异构海量数据的存储、查询及分析等技术，是电子商务、社交网络和web搜索等新型应用的技术支持，同时这也是大数据背景下数据分析的主要技术。高校可以将NoSQL数据管理技术的应用作为大数据时代数据库技术的“提高篇”。该项课程应当采取课程和实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在学期末采用实习报告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考核。
赞成者：劳汝愚、冯汝禧、姚福同、陶葆廉、王宽基、屈曦、陆殿魁、戴文溶、钱绍桢、钱熊祥、许应萃、吴受福、吴庆坻、岳廷彬、张麟魁、蒋汝藻、葛嗣浵、陆树声、徐棠、刘承干、钱卿衔、葛文濬、陶昌善、劳絅章
这份名单显示出金蓉镜所引以为支持的主要政治力量是清遗民群体，其中如郑孝胥、张謇、汤寿潜、沈增植、刘承干都是民国初政治、文化界的活跃人物。劳絅章来自浙江桐乡，是民初著名遗民劳乃宣的长子，于宣统元年三月当选为浙江省谘议局议员，乃当时嘉兴府八位议员之一㉑。张美翊浙江宁波人，1903 至1904年间曾经担任南洋公学提调兼总理，民国建立后寓居上海，与遗民群里来往密切。㉒刘树屏也曾在清末担任南洋公学总理，民国建立之后隐居，并曾参与《清史稿·邦交志》的编纂，可以想见政治立场也接近于遗民。㉓岳廷彬清末曾以供事身份随许景澄等外交官员出使各国，民国建立后隐居于嘉兴，不时参与地方事务，曾经与金蓉镜联名向中央政府请求勘灾。㉔
这份名单中还有一些人物政治立场与遗民相左但具有共同的地方利益。如蒋汝藻出身南浔望族，清末任学部总务司郎中，参加过辛亥革命，革命之际任浙江军政府盐政局长、浙江省铁路公司董事长㉕，与金蓉镜的政治立场对立，但仍然支持金蓉镜争取嘉兴地方利益的行动。
4.加强宣传工作。使广大养殖户及经营者认识到此项工作是一项对社会负责、对消费者负责、对自己负责，不断促进畜牧业规范有序发展的重要工作，自觉自愿、积极主动配合此项工作的开展。
张元济无疑是民初上海学术、文化界的领袖人物之一，不过他民国初年全力投入于出版事业，与遗民群体的政治立场可能并不亲近。他籍贯浙江海盐，可能更多出于同乡之谊予以声援。民国初一些与张元济诗文来往的文化人士，也出现在这份名单中。如葛嗣浵，浙江平湖人，早年仕宦于北京，其岳父徐用仪被慈禧冤杀后，返回浙江，在当地兴办教育，且以藏书闻名。㉖他与张元济有姻亲之谊，在出版方面也有往来。㉗并且，葛嗣浵与金蓉镜的侄子金兆蕃也往来密切。㉘此外如朱福诜来自浙江海盐，与张元济有师生关系㉙；姚福同浙江嘉兴人，清末曾捐道员衔，直至民国始终在上海等地办理局务，曾任嘉兴民团团长，嘉兴县商会会长，介于政、商两界，清末为办理浙江铁路，也与张元济有所往来。㉚
一些浙江出身的实业家、资本家也支持金蓉镜的政见，这些人并非遗民，主要是从乡邦之谊的立场支持金蓉镜。署名者中，张麟魁来自浙江平湖，是禅臣洋行总买办、裕大祥号的大股东，清末曾参与预备立宪㉛；钱绍桢出身嘉善的名门望族㉜；王宽基来自浙江海宁，清末任职于大清银行，民国初年曾参与张謇在苏北的盐垦事业，此后在上海开办华丰面粉厂㉝；戴文溶是在上海营业的嘉兴籍丝绸商人，此后20世纪30年代时曾接手复办荣氏兄弟的无锡振新纱厂。㉞
总之，20世纪初金蓉镜争取嘉兴减赋的努力得到遗民群体及浙江士绅的支持。数年之后，金蓉镜在杭州组织了旅杭嘉属同乡会。由此可见，在嘉兴籍士绅的社会网络中，金蓉镜的确是一个核心人物。㉟地方利益是这个社会网络的共同利益。金蓉镜是以地方士绅的代表而非遗民的身份争取减赋，但他的遗民身分强烈影响了他代表地方利益时所选择的政治伦理。
三、经世学传统的延续及其现实挫折
金蓉镜将田赋、井田制、农垦公司、乡保制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思想并非凭空出现。赋役制度应当与政治参与、政治代表联系起来，太平天国战后，这样的思想在江南士绅中有着逐渐兴起的线索。至少从冯桂芬开始，晚清江南士绅越来越有意识地将田赋与政治参与联系起来，同时也将经世学传统与西学联系起来。金蓉镜同时代的江南士绅中，还有常熟的徐兆玮、张鸿等人，构想由田主组建的“农学会”负责田赋，代表“民权”，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倾向于共和制的。㊱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冯桂芬开始追索这一思想脉络，在近代社会变革中重新予以定位。
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向被视作引介西方技术、制度以增强国力的晚清思潮的代表。例如冯桂芬建议官员选拔采取“会推”，以“得举多少”为依据。㊲这种想法显然来自西学，同时代人就评价冯桂芬的政见“精当处皆师夷法。”㊳因此，孔飞力将冯桂芬视作在近代中国根本性议程中引入西方政治思想的代表人物，也将其视作近代中国根本性议程演进的关键一环。㊴
西学之外，冯桂芬的另一个思想资源是顾炎武。《复乡职议》中，冯桂芬直接引用了顾炎武“大官多者其世衰，小官多者其世盛”的说法，由此建议乡村中各设图董，给予官品，重建乡官体制。当时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就认为这是由顾炎武的思想推广而来。顾炎武的封建郡县之辨为清代学者所熟知，孔飞力未能更进一步注意到，冯桂芬在“复乡职”之外尚有“复宗法”的建议。冯桂芬建议依据宗法原则，每一姓设立义庄，地方的公共事务如养老、课业、保甲等都由义庄举行，以族长、族约为领袖。赵烈文评价“推古义仓之制为古宗法，以助官长教化。此可，然不能遍。”㊵
乡土树种具有适应当地气候条件，成活率高、生长快，充分代表了当地的文化特色和地域特色，且乡土树种是经过长时间沉淀积累下来的适宜本土生长的植物种类；乡土树种运输费用以及种植费用低，维护管理成本也低。为此在绿化树种选择上，要坚持以乡土树种为主，实践得知，美丽乡村绿化绿化乡土树种占绿化苗总量应把握在65%左右。除此之外，为增加生物多样性及观赏性，适当引进一些优良适生树种，丰富植物种类。
孔飞力没有充分注意的是，冯桂芬有关赋役制度的讨论，也许更加击中清代国家转型的根本性议程，并且在当时人看来也更为重要。《校邠庐抗议》中有一篇文献讨论亏空问题。亏空本是清代地丁银、南漕征收中难以解决的积弊。冯桂芬提出的解决之道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建议将每年的征收统计印刷后发送给各官员及各县各图士绅，允许士绅监督。㊶赵烈文专门对此有一段辩驳，他认为赋税数字呈报不实，上司尚且不能查核，何况公示于民呢？
如果将“复乡职”、“复宗法”、“均赋税”、“杜亏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我们能够发现，赋税责任与士绅、宗族联系起来，士绅、宗族又被赋予了代表地方、治理地方的权能。赋税责任与政治参与，在这里存在着隐而未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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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顺着这一脉络观察清末金蓉镜所提出的建议，“每县合立一垦植公司，或分为数公司，集多田之家为领袖，田少者附之，即以里长圩长庄团团长副之，各计其村庄都图亩数，佃户之数，立一总表。”则不难发现其思想受到冯桂芬影响，又与同时代的徐兆玮等人不谋而合。
由此进一步申述，金蓉镜、徐兆玮等人的论述都包含了一个鲜明、急切的问题：如何有效政治参与？如何构建政治代表性？这一问题显然受西学启发而来，尤其是代议制与财政民主主义。但是，他们都努力在清代的经世学传统内部构建一种政治代表性理论。至少清末新政之后，这样的努力方向已经基本中断，由此观之，这样的构想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就更为重要，因为这反映了一种内生性的极具生命力的政治参与理论。这样的思想为何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没有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值得思想史研究认真思考。
民国初年金蓉镜在嘉兴发起的减赋运动，也需要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中予以理解。由于政治体制已经发生根本改变，这一时期金蓉镜不再提出“垦植公司”一类的构想，但是他对减赋运动所提出的一系列辩护，仍可在上述的思想脉络中求得理解。
首先，嘉兴重赋的原因，金蓉镜基本全部袭用顾炎武、冯桂芬的说法，这也是清代江南士绅经世学传统中对此问题的基本观点。正如前文所述，“江南重赋” 是明清江南地方政治中的核心议题。清代以降，顾炎武对“江南重赋”的源流的论述影响最为广远。顾炎武认为，江南重赋形成于南宋末贾似道强买官田，此论述有一定道理，但不尽准确。㊸康熙初年，苏州士绅周梦颜著《苏松历代财赋考》，在康熙南巡之际上呈。周梦颜对苏松重赋的解释直接承袭顾炎武，其中说“自贾似道作相，令浙西、平江等六郡，收买官田，有司逢迎其意，竟以多买田者为功。包恢知平江时，专督买田，至以肉刑从事。故尽以七八斗作一石，沿为成例，于是乎有一石之租额，迨苏松浮额既增，业主遂以官加之重赋，尽归于佃户，于是更有一石几斗之租额然。”㊹周梦颜著此书的目的是恳请朝廷减免苏松浮粮，当时传布极广，此后“浮粮”的说法就经常出现于清代江南官员与士绅的论述中。㊺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为推动江南减赋，冯桂芬代李鸿章所写的奏章中，述及苏松重赋，说法是“考宋绍熙中，朱子行经界法，吴粮每亩五升耳。厥后籍蔡京、韩侂胄等庄为官田。又，贾似道广买公田，元代续加官田，明祖平张士诚，又没入诸豪族田，皆据租籍收粮。”㊻这个说法也来自顾炎武。另外冯桂芬还提及“自来言减赋之害，尤痛切者，诸疏外，莫如蒋公伊《流民图》、周梦颜《苏松财赋考》。”为了帮李鸿章撰写减赋奏疏，特意到自己寄存于太湖东山的藏书中寻找周梦颜的著作。㊼
此文献的作者是金蓉镜，来自嘉兴秀水，宣统元年时任湖南靖州知州。他光绪十五年中进士，先后任工部铅子库都水司主事、湖南郴州、靖州直隶州知州，永顺府知府。他的祖辈也并不显赫，父亲金振声官至知府，祖父金鸿勣早卒，未仕官。⑦
或问：冯桂芬之议减赋，必遇曾国藩、李鸿章其人，始可与共功名。其量大者其功大，其福亦大，今不择人而语，无乃失言乎？曰：吾不敢轻量天下士，谓必无用吾言者，苟存吾说以俟之，必有量包一世，福被生民之杰，起而应之，何患无人。彼斗筲之夫，计较不过囊箧之间，经营不过旦夕之事，甚则自外于人类，岂吾言之失计乎？㊽
这一设问中，金蓉镜显然以冯桂芬自况，期待一个如李鸿章那样能够接纳自己政见的官员。但是，原本清代士绅所讨论的江南重赋，主要指苏州、松江两府，明初造成重赋的主要因素官田也主要分布在这里。嘉兴、湖州虽则赋额也较重，但并非最受关注的地方，所以金蓉镜先从赋额入手论证嘉兴再次减赋的必要性。《嘉兴求减浮粮书》中，列出了嘉兴府的地丁银征额，实征银415260 两余，实征米445311 石余，这组数字与光绪《嘉兴府志》所载完全相同，显然是因袭方志的记载。不过以此论证清末民初嘉兴重赋其实并不足以服人，因为至少道光之后，江南田赋征收存在普遍的减征、缓征，因此每年的实际征收额都低于应征额20%到30%。并且，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杭州、嘉兴、湖州三府与苏州、松江一样，减免漕粮将近30%，田赋的绝对负担确实已经有所下降。㊾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本来嘉兴地方所关注的田赋问题，如“嵌地空粮”在金蓉镜的论述中并未提及。
《嘉兴求减浮粮书》发表后，尽管得到众多浙江籍士绅的支持，但并未得到现实政治上的反应。不仅如此，由于政治斗争、军阀混战，浙江与其他省份一样不断增加各类捐费。浙江士绅试图抵制这些增税，同样失败了。在这些抵制的努力中，我们也能见到金蓉镜的身影。
民国五年（1916年），嘉兴士绅联合向中央政府请求减免银米，呈稿由金蓉镜撰写，其中强调嘉兴土地歉收、田价下落，并且受丝绸出口下降影响，已无力承担过高的赋税。但财政部回复：“禀悉嘉属赋额偏重，本部素所请减，征银米各节，事关变更赋率，应侯通盘筹划，非一时所能议订，仰侯大局平靖侯，再行核办可也。”㊿第二年四月、六月，金蓉镜又代表嘉兴士绅草拟呈浙江省、财政厅的呈稿，请求减免田赋附加的办学经费及水利经费。但财政厅推卸了全部责任。对于带征办学经费，财政厅专门回信金蓉镜：
政务厅沈、财政厅张覆金君函。云。甸丞先生赐鉴。日前展诵来函，备悉一是，痌恙在抱，钦佩良深。嘉邑赋重，甲于全浙，年来灾歉频仍，人民困于负担。昌等承乏是邦，恤民之意，具有同情，凡可以稍纾民艰者，无不立予赞同。第田赋一项，关系国家正供，征收既有定章，蠲缓须本部例，文法繁密，不能轻易变更。例灾例歉，早经革除，缓旧征新，亦有限制。从前旧例无可引申，而四年分缓赋，按之部例，早逾带征之时。去年地方士绅屡以递缓为请，业经莫伯衡厅长据案转呈，已属逾格融通，迄未奉有明令。今若再请递缓，显违部章，徒干驳诘，仍与实际无裨。此种为难情形，必为执事所深谅也。加征学分一事，已批令县知事召集士绅妥为筹议，并令将原有学款历年开支是否核实查明声覆。应俟覆到，再行核办。绝不轻易批准，重累农民。
沈尔昌、张厚璟拜启。五月十八日[51]
注释：
金蓉镜代沈善钧草拟呈稿请求缓征水利经费，也得到了类似的回复。财政厅回复：“沈善钧等呈悉，共和国之有议会，所以重民意也。今以人民代表机关议决之案而犹反对执行，除请愿外，实无救济方法。前呈业经明晰批示，仰嘉兴县知事转行知照，此批。”[52]这实际意味着当地士绅提出的所有要求被全盘驳回。直到1919年，金蓉镜仍然在为当地争取灾荒减免，财政部虽然要求浙江省予以调查，但也都无果而终。[53]身为遗民的金蓉镜，也未能实现他作为地方士绅的经世理念。
谭祖英等[8]人的研究显示，局麻药与吗啡类药物合用于硬膜外腔，麻醉阻滞有效的时间相对较长，罗哌卡因的用量会相对减少，不良反应发生率要比单独使用罗哌卡因麻醉药物的对照组低，本次的研究结果与其研究基本相符。
结 论
20世纪之初，梁启超曾将当时的中国政治比喻为“两头不到岸”。杨国强由此进一步引申指出，民国建立之后，虽然形成了全新的共和政治体制，但此时的共和政治，深陷于困局之中。[54]这种困局的症结之一是，几种来自不同政治传统、不同思想脉络的政治责任观念纠缠在一起，相互冲撞，却难以协调、整合。因此，就20世纪之处的历史来说，如果存在某些能够整合各方思想资源的政治观念，就特别值得注意，这正是本文所讨论的案例应予关注之处。
冯桂芬之后进一步申述这层关系的是清末常熟士绅徐兆玮、张鸿等人，他们也深受冯桂芬影响。徐兆玮将士绅的赋税责任视作“士气之藩篱”，将士绅对田赋的责任与能否获得地方权威联系起来。张鸿则构想建立一个农学会，由本地田主组成，进而对田赋征收负责。㊷
①㊴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51页。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也添置了微波炉、光波炉、电饭煲、高压锅、电紫砂锅，煤气再也没有平价、溢价之分了，做饭变得越来越快捷，越来越方便。但经常要扛着罐去换煤气，让住在六楼的我每次都累得气喘吁吁，一身臭汗，最麻烦的是周一到周五烧饭时如果突然没气，那就让人抓狂。
从冯桂芬到徐兆玮、金蓉镜，他们是否构造了一种有关政治参与、政治代表性的理论，并且与当时主流的政治伦理形成竞争的关系？ 就实际情况而言，他们所提出的都仅仅是一些零散的政治观念，影响有限。但毫无疑问，他们都明确地认为，政治代表性应当与赋税挂钩。我们并不认为这将演绎出财政民主主义等现代代议制政治中的重要原则，但是他们的确以一种内生性的、创造性的方式，将西学嵌入经世学的政治伦理之内。尽管这些思想并未在此后的历史中占据主流，但提供了一面极好的镜子，帮助我们观察近代中国政治结构中存在的巨大危机，也重新认识近代中国思想史中一个隐藏的具有生命力的嵌入于赋役制度之中的思想脉络。
浙江财政厅承认金蓉镜所谈及的灾歉全是实情，仍然驳回了减征、缓征的请求，理由仅仅是田赋是“国家正供”，征收必须符合财政部的章程，财政部的章程又“文法繁密，不能轻易变更。”这样一个逻辑漏洞百出的理由，就驳回了嘉兴士绅由灾歉实际情况提出的减缓赋税请求。由此我们也能理解金蓉镜在前述的《书郡志浮粮感言》一诗中所说的“累减未脱絭，谓例不当免”正指此事。
本文所讨论的民国初年嘉兴的减免田赋争论中，其核心人物金蓉镜在20世纪初的政治转换中扮演了两种不同的角色。在清末，他在官场人微言轻，但试图从既有的政治结构中发展出新的政治代表与政治参与机制；进入民国之后，他已经被政治主流排除在外，但仍然坚持士绅对于地方社会的政治责任。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贯通的思考：谁有资格在政治中代表地方？答案也许是：那些能够承担起赋税责任的人，通常也就是士绅与田主。这样的观念在清末并非孤立存在，它与西学带来的启发密切相关，又有着来自经世学传统的内生性因素。
②㊱㊷赵思渊：《士气之藩篱：清末常熟清赋中的士绅身份意识转变》，《历史研究》2016年第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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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吕克军：《清末浙江咨议局的创设与运行》，《浙江学刊》2017年第3 期。
④《度支部奏清理财政明定办法折》，《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第1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⑤《浙江财政说明书》，《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第10册，第52～55页。
⑥金蓉镜：《田赋议》，载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546页。
⑦《金氏如心堂谱》卷四，第6页，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⑧民国《永顺县志》卷16“职官志”，第8页，《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69 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页。
⑨金兆蕃：《从兄永顺君事略》，载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612页。
⑩⑫⑬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10、410、334～337页。
⑪《通志局提调徐定超前因普济撞沉身死遗缺由总编纂延请金蓉镜代理》，《时报》，1918年1月20日第3 版，《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http://www.cnbksy.com ），2019年6月8日访问。
⑭金蓉镜：《均赋余议》，振新社1917年版，浙江图书馆藏。
⑮此处所称江南，取较狭义的范围，即苏、松、嘉、湖、常、太五府一州。其理由参见周振鹤《释江南》，《随无涯之旅》，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08～318页；李伯重《“江南地区”之界定》，《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47～462页；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建议者：秀水金蓉镜
⑰杨国强：《清末新政与共和困局 （上）——民初中国的两头不到岸》，《学术月刊》2018年第1 期。
⑱《浙江省议会第一届常年会文牍》，《辛亥革命浙江史料汇编》第9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316、334页。
⑲《嘉兴县公民陶崇廉等具禀都督及财政厅》，《时报》1916年7月15日第3 版；《嘉兴县方锡川等一百三十七人电致省长及省议会》，《时报》1916年11月1日第2 版；《省议会接嘉兴县公民方锡川等电》，《时报》1917年4月13日第3 版；《嘉兴县知事张昌庆传统粮柜主任徐少帆、屠仁甫》，《时报》1917年10月7日第3 版，《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2019年6月8日访问。
历史与实践反复证明，宣传教育工作做得好，群众才能紧紧团结围绕在党的周围，结成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宣传教育工作缺失或错位，则人心涣散，缺乏凝聚力与向心力。伴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宣传教育的环境、范围、内容、对象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对新时期宣传教育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认真落实习近平的系列讲话精神，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不断夯实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⑳金蓉镜：《书郡志浮粮感言》，《尚贤堂纪事》1916年第7 卷第2 期，第28页，《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2019年6月8日访问。
GO是基因功能国际标准分类，对选定的基因按GO分类，通过离散分布的显著性分析、误判率分析和富集分析，对其重要生物学功能进行富集显示。利用GO在线分析工具DAVID（https://david. ncifcrf.gov/），以P＜0.5、Benjamini＜0.5为参数获得钩藤散治疗AD相关基因的GO富集信息。
㉑劳乃宣：《清劳靭叟先生乃宣自订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5页；《浙江咨议局开幕选举记事》，《申报》1910年10月16日，第10 版。
㉒陈华新编：《百年树人——上海交通大学历任校长传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4页；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第451页。
㉓陈华新编：《百年树人——上海交通大学历任校长传略》，第32页；《刘树屏陈述邦交意见书》，载朱师辙《清史述闻》，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70页。
㉔许景澄：《许景澄集》，朱家英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第153～154页；《咨浙江省长准国务院交浙江嘉兴绅耆金蓉镜等为连年荒歉加以疫灾恳迅赐勘报等情呈一件咨请查明核办文》，民国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周光培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四编》第51 册，广陵书社2010年版，第14页。
㉕李玉安、黄正雨：《中国藏书家通典》，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827页。
㉖王善兰：《葛嗣浵先生传略》，载顾国华编《文坛杂忆全编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210页。
㉗张元济：《致葛嗣浵》，《张元济全集（第3 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40页。
㉘《金兆蕃、葛嗣浵致张文龙、张骏函》，《张元济全集（第2 卷）》，第272页。
㉙张元济：《致朱福诜（桂卿）》，《张元济全集（第1卷）》，第388页。
㉚《致姚福同（慕莲）》，《张元济全集（第1 卷）》，第388页；《环球中国名人传略 上海工商各界之部》，环球出版社1944年版，第241页。
㉛《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0～222页；马学新等主编：《上海文化源流辞典》，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652页。
㉜张元济：《致钱绍桢（铭伯）》，《张元济全集（第3卷）》，第54页。
㉝陈玉堂编：《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 续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㉞《保护丝商之电稿》，《申报》1916年6月16日，第10版；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35页。
㉟《时报》1921年10月7日，第3 版。
㊲㊶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陈正青点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
㊳㊵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 册，廖承良标点整理，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637、636～637页。
㊸森正夫：《江南土地制度研究》，伍跃、张学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5页。
㊹周梦颜：《苏松历代财赋考》，《续修四库全书》第83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㊺森正夫：《周夢顏と「蘇松浮糧」》，《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 （下）》，汲古书院1993年版，第1003～1026页；胡克诚：《周梦颜与〈苏松历代财赋考〉》，《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 期。
㊻冯桂芬：《请减苏松太浮粮疏》，《显志堂稿》卷九，第3页，《续修四库全书》第1535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㊼冯桂芬：《江苏减赋记》，《显志堂稿》卷四，第8页，《续修四库全书》第1535 册。
㊽金蓉镜：《嘉兴求减浮粮书》，第14页。
㊾戴槃：《杭嘉湖减漕总记》，《杭嘉湖三府减漕记略》，同治六年刻本，第2页。
㊿[51]金蓉镜：《嘉兴士绅请求减征银米呈内阁、财政部稿》，载《潜庐近稿》，浙江图书馆藏，第18、22页。
[52]金蓉镜：《公民沈善钧等为水利经费请缓执行续呈财政厅、省长、知事稿》，《潜庐近稿》，第25页。
[53]《内务部批第五八三号》，《政府公报》1918年第1043期，第23页；《咨浙江省长前据嘉兴县审陈枝万、金蓉镜等电呈嘉邑被灾情形当经电请令厅认真查勘在案兹据该绅等呈同前情咨请令厅并案办理文》，《财政月刊》1919年第6 卷第61 期，第17页。引自《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2019年6月8日访问。
[54]杨国强：《清末新政与共和困局 （上）——民初中国的两头不到岸》，《学术月刊》2018年第1 期。
作者赵思渊，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曹烟冬，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第二专业学生。（上海 200240）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年课题（2017ELS001）资助项目。
责任编辑 刘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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