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吸引西方支持者的眼球并获得各种持续的国际援助，伪西藏流亡政府主动地与其国际支持者的理念相调适，炒作所谓的西藏“主权问题”“人权问题”“环境问题”和“文化保护问题”。伪政府通过炒作这些以西方理念所包装的议题实现了其所设定的许多阶段性目标，但是这些议题也把伪政府推向了西方的自由人道主义轨道，而偏离了伪政府所声称的捍卫藏族独特的知识传统。
［关键词］伪西藏流亡政府；“西藏问题”；议题设置
“西藏问题”国际化运动是伪流亡政府及其各种国际支持者向西方输出其议题的主要平台，这些议题是伪政府吸引西方援助的主要手段。因此，研究这些议题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伪政府是如何吸引西方眼球、如何在国际上兴风作浪的，这也是我们制定有针对性的反制对策的基础。
为了吸引西方支持者的眼球并获得各种持续的国际援助，伪西藏流亡政府主动地与其支持者的理念相调适，炒作所谓的西藏“主权问题”“人权问题”“环境问题”和“文化保护问题”。伪政府通过炒作这些以西方理念所包装的议题实现了其所设定的许多阶段性目标，但是这些议题也把伪政府推向了西方的自由人道主义轨道，而偏离了伪政府所声称的捍卫藏族独特的知识传统。
伪政府的议题是建立在香格里拉迷思上的——即把西藏视为“消失的天堂”，并且这种关于西藏的迷思已在西方社会模式化。西方社会仍把西藏视为神秘的、拥有超自然能力的地方，它是正统秘密知识的守护者，唯有它才能解决现代人面临的危机。
伪政府的议题易于被西方社会所接受，因为这些话语早已存在于西方关于西藏的想象中，并且西方社会关于西藏的知识都是由间接性渠道获取的。西方社会关于西藏的刻板性偏见是根深蒂固的。如某瑞典议员在西藏支持团会议的发言就形象地折射出西藏符号的力量：
就在天穹下，高高地耸立着一个神话般的“国家”——西藏，地球上最美丽的“国家”。藏人是友善的、和平的……毫无疑问，相比较于我们物质主义泛滥的西方社会，藏民在许多方面有其不同的价值观。〔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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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流亡政府的议题是建立在一些移植的西方概念的基础上，如主权、环保、人权、精神性、自由的人道主义等。藉由这些西方概念，并借助持续的国际公关，伪政府把自己塑造成理想主义的代表，这种“国际形象”确保了西方对“西藏问题”的持续关注度，并确保了伪政府赖以生存的持续的国际援助。
伪政府的主要议题分为两类：政治性议题、藏族文化类议题。伪政府把这些议题当作建立自身“国际形象”、获取西方援助的工具。这两类议题是互相关联的。政治性议题表明伪政府的“政治治理”，它的“合法性”来源于藏文化尤其是宗教议题；而藏族文化类议题则是为了迎合西方支持者的兴趣、获得西方援助的手段。
一、政治性议题
伪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个重要政治性议题是所谓的西藏“主权问题”。但是，时至今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西藏的主权地位。面对这一政治现实，伪政府便采用了一些当今流行的国际议题，他对中国的主要攻击武器是所谓的西藏人权与生态问题。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人权与生态问题已超越了人权、生态的范畴，而已经泛政治化了。
（一）“主权问题”
伪政府的西藏“主权”观在西方学术界有不少的同情与支持者。这些人以学术专家的面目出现，著书立说，竭力为西藏的历史地位辩护。由于他们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力，其学术观点往往被认为是“客观真实”的而被西方许多人所接受，流弊甚大。
概言之，伪政府在此问题的观点是：在1950年解放军“入侵”西藏以前，西藏一直是一个“独立”且封闭的“国家”。它以佛教为“国教”，由喇嘛统治。那里的人民幸福且虔诚，他们的民族意识完全来自本土而非中土，西藏是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国家”。
（二）“人权问题”
伪政府炒作西藏“人权问题”由来已久。因为主权问题过于刚性，难以获得多数国家的支持，因此，伪政府建立后，美国建议其选择较为柔性的“人权问题”为武器，利用联合国炒作所谓“西藏问题”。他们炒作西藏“人权问题”的主要目的在于，使“西藏问题”始终成为一个国际舆论的关注点，避免“西藏问题”被边缘化甚至被世人所遗忘。因为一旦“西藏问题”被遗忘，则意味着各种真金白银的国际援助的终结，这对于一个高度依赖外界援助而生存的流亡实体而言，无异于宣判了死刑。
安：当然了，我们刚才所讨论的一切，并不意味着一个功底不足、技术疏漏的普通人可以迅速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演奏如此之难的作品。而是说，有相当技术的专业学生，在面对这样极具挑战的作品时，可通过这样的方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这样的方法本身也需要极大的智慧！这不仅事关句法的选择、旋律的修饰，更是需要我们时刻思考发力的方法，以及对声音的考量。
为了配合人权攻势，他们千方百计地搅乱藏区，以期给外界造成西藏人权“危机”的假象，以利于他们在国际上炒作西藏“人权问题”。1987年，在境外势力鼓动与操控下，西藏发生大规模骚乱。此后若干年，藏区又多次发生类似骚乱，2008年的打砸抢烧事件尤甚。2009年至今，他们又在藏区制造了140多起自焚事件。
1959年10月21日，在西方操纵下，联合国通过了第一份涉藏决议，即1353号决议，无端指责中国“侵犯”西藏人权。此后，联合国在1961年与1965年又通过了两个涉藏决议，指责中国侵犯人权。20世纪80年代至今，伪政府发起了一场“西藏问题”国际化运动，企图把所谓的“西藏问题”推向国际政治舞台，他们的一个重要抓手还是西藏“人权问题”。
藉由人权策略，“西藏问题”不再是独立问题，而演变成尊重人权问题。正是由于把西藏作为一个人权被侵犯的地方，才使得这一问题能被广泛的跨党派的支持者所接受。人权已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议题，西方民众的中左派更是人权的坚定支持者，西方媒介对“西藏问题”的阐述是“争取人权的斗争”。
银行业务可通过电子支付渠道的创新实现转型，特别是在移动支付领域，这将可以增加银行未来在零售业务领域的竞争砝码。同时商业银行可通过“云闪付”支付平台，实现商业银行和服务行业的有效对接，不断扩大合作伙伴和成员机构的数量，拓宽服务领域，逐步建立NFC移动安全支付生态圈，并通过统一标准使银行及各行业应用共同为用户打造安全便利的一致性体验，形成银行的业务核心竞争力。银行可通过整合物流、商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来延伸传统业务领域，为客户提供融资等金融解决方案。
一个意大利的NGO通过“藏人行政中央”在十二个流亡藏人定居点发展有机农业。在Bylakuppe定居点，只有几亩地进行了有机种植，并且农民出售有机农产品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实际上，在印度农村有机农产品根本没有市场，因为消费者既没有这一概念，也不愿意付更多的钱购买。在Tezu定居点，一个藏人说，即使我喜欢有机这一想法，我也不能冒着农产品被害虫吃掉的风险。他还说，在Tezu有机产品根本没有市场。在Kollegal绿色模范定居点，主要作物是玉米，作为家禽与牛的饲料。农民不理解为何要种植有机菜喂动物，但他们认为这个想法是对的，因为它来自西方尤其是达赖喇嘛；它是环保的、可持续的，也更符合佛教（因为对自然无害）。但是他们需要更多的建议与指导来开展种植。〔4〕
客观而言，伪政府的这一人权策略取得了“成效”，实现了他设定的诸多目标。人权一词已成为“西藏问题”的一个国际习惯语，而“西藏问题”的国际关注度也一直较高。
五是南方高温少雨叠加，夏伏旱严重。7月初至8月中旬，江淮、江南大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出现持续高温天气，35℃以上高温日数为1961年以来最多，受罕见高温与少雨共同影响，长江中游和西南东部等地伏旱快速发展，全国耕地受旱面积一度达9 737万亩 （15亩=1 hm2，下同），有956万人因旱饮水困难。
（三）“生态问题”
20世纪80年代始，西方社会开始广泛地关注生态环保问题。伪政府、NGO及其他支持者为了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便紧扣这一时代话题，炒作所谓的藏区生态问题。
藏区各方面的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藏区的生态系统也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这是任何到过藏区的人的共识。然而，伪政府却无视这些事实，反而以耸人听闻的方式夸大、杜撰藏区尤其是西藏的生态问题。“生态恶化”成了他们国际公关宣传的高频词汇，他们胡说西藏的环境正日益恶化，威胁到亚洲甚至是世界，并以此作为借口攻击中国政府，企图证明：他们流亡藏人能够像在流亡社区所做的那样保护好西藏。其实，流亡藏人自我标榜是天生的环保主义者，其目的无非是迎合西方支持者的关于藏人完美形象的期待，并与那些破坏环境的人形成对照，这是一种自我形象塑造策略。
那么无人驾驶时代真的来临了吗？“虽然各大企业不断宣布无人驾驶或自动驾驶在技术上的突破，但是从技术突破到真正规模化运行，中间还有太多要解决的问题。”[9]有理由相信，无人驾驶时代终会来临，只是尚需时日去发展与接受检测，基于此，立法或法律制度应积极做出变革，迎接无人驾驶时代的到来。
伪政府的宣传把传统的藏人虚构成典型的生态主义者，他们和平地与周围环境相处了几个世纪。正如一个流亡藏人所言：
由杨子老师带领的小组来到了耀莱成龙国际影城的两个分店。同学们主要体验的岗位分别为票房、卖品和场务。在电影院三天的实习中，让参与实习的学生郄茹茵对其中的辛苦也深有体会。她选择这里是因为服务业的工作离生活更为贴近。在这几天里她体验到了早高峰的拥挤和成年人的忙碌。她说道：“许多人急匆匆的脚步催促着我前行，这就是跃过校园的小圈子后看到的这个社会的不同。”以前她认为工作很简单，至少要比学习简单许多，但工作后才发现只有好好学习才会有成果，才可以更上一层楼。
我们藏人很早就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相互依赖性。我们这个“国家”拥有不同的动植物群、原始森林、尤其是发源于西藏的大河流，这些自然资源是那些生活在比西藏大许多倍的地域中的生命之源。对于亚洲的大多数地方，西藏的生态安全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出于对所有生灵的关心，始终把西藏的生态维持在平衡状态。〔3〕
当储罐高高液位报警时联锁切断罐入口紧急切断阀，安全联锁逻辑如图3所示；当低低液位报警时联锁切断罐出口紧急切断阀并联锁停供料泵，安全联锁逻辑如图4所示，当停泵对下游装置无影响时可以联锁停，停泵逻辑在本文中不作详述；现场操作开关信号先进SIS，再由SIS发出关阀命令，所有安全联锁控制皆通过SIS完成。若在控制室SIS辅操台设置了紧急停车按钮，则联锁逻辑中还应增加紧急停车按钮DI信号。
由测量模型及其信度和效度指标(各观测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如图2所示，均在0.001水平上达到显著)可以看出,各指标的标准化因子载荷有3个未达到0.4,故剔除这3个观测变量．研究模型的潜变量与观测变量都有较佳的信度及建构效度．通过分析后,确定模型共包含4个潜变量和17个观测变量．
达赖喇嘛穿梭于世界各地的旅行又进一步把西藏的“人权问题”摆在了世界面前〔2〕。在这一语境下，西方政客是否“会见”达赖喇嘛已成为一个对人权的承诺问题，虽然这种“会见”要冒中断对华外交和商业关系的风险。实际上，在人权问题日益流行的今天，许多西方政客已把“会见”达赖喇嘛当作迎合选民兴趣、捞取更多选票的手段，同时借此表明他们对于维护这一普遍且重要的人权事业的意愿。每一次这样的“会见”必然导致中国政府的强烈谴责，而这又被国际媒介广泛报道，从而再次使“西藏问题”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这其实又正中伪政府、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非政府组织）的下怀。
本文探讨了湿热处理对不同直链淀粉含量大米淀粉消化性能及链结构、层状结构、结晶结构、螺旋结构等多尺度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湿热处理对淀粉结构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使得分子链发生断裂，淀粉的双螺旋含量减少，结晶度降低，且直链淀粉含量越低的淀粉抵抗湿热处理破坏作用的能力越弱。同时，湿热处理可促进分子间的取向重排，形成新的单螺旋结构，提高了淀粉颗粒的稳定性，从而增强大米淀粉淀粉的慢消化和抗消化性能。本研究的结果为加工获得不同消化性能的新型淀粉基食品提供理论指导。
Huber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流亡藏人的环保知识是外力植入的结果。他说，流亡藏人关于环保的认识以1980年代为界，在1980年代以前，他们不知环保为何物；1980年代后，达赖喇嘛听从外国顾问的建议：以环保主义者示人，这样可以扩大国际支持力量〔3〕。对此，达赖喇嘛也公开承认，他在第三届西藏支持团（Tibet Support Group，TSG）大会上坦言：“当然，我在西藏时没有环保意识。在与这个领域的一些专家会谈后，我才真正认识到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1〕156
从争取西方同情与支持的角度而言，伪政府的生态环保策略是奏效的。通过自我标榜与文化传统的叙事，他们被西方支持者冠以“思想深邃的环保者”称号。
二、文化类议题
（一）藏文化∕藏传佛教——“珍贵但处于危险之中”的文化形态
作为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藏传佛教成为藏民族的集体文化表征。伴随着藏传佛教西渐，达磨修习中心已遍布欧美，藏传佛教成了世界性宗教。在西方本土宗教日益式微的背景下，藏传佛教异军突起，成为西方发展最快的宗教。如果单纯从中华文化对外交流与输出的角度而言，这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这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壮大的象征。但是，藏传佛教西渐也被伪政府所利用，藏文化尤其是藏传佛教保护一直是伪政府在国际舞台上攻击中国的手段。
对新疆人口就业的影响：截至2016年，新疆总人口2 398. 08万人，农业人口1 238. 61万人(其中农业从业人员492. 91万人)，占总人数的51. 65%。2016年棉花每公顷家庭用工天数为34. 95日，雇工天数为103. 95日，情景A下，如果2020年与2025年棉花分别进口120万吨、150万吨，种植面积分别减少586. 67千hm2、733. 33千hm2，即工作日将分别减少8 146万日、10 183万日，如果一个人1年工作日按照245天(新疆地区减去1天肉孜节和1天古尔邦节假日)计算，相当于短期内就业人数将分别减少33. 25万人和41. 56万人。
在文化领域，伪政府不断宣传的重要内容如下：藏文化尤其是藏传佛教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由于藏民族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他们具有很强的精神性，重精神轻物质；这种民族特质能够解决世界的难题，尤其是“没落西方”所面临的问题。藏民不会有现代人所遭受的集体抑郁症、酗酒、自杀、冷漠、悲观，无论处境多么艰难，从不放弃希望，这是西方社会应追随的模范。藏文化∕藏传佛教成了拯救没落西方的灵丹妙药。失去藏文化就是失去人类文化之瑰宝，藏文化的保护问题如同人类面临的其他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物种灭绝）一样重要。“拯救藏传佛教”就是拯救西方自身，“拯救西藏”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
在伪政府的话语逻辑中，中国的唯物主义与宗教是不相容的，“天堂般”的西藏由于解放军的“入侵”而不复存在。“文革”的集体记忆被他们一再地激活、放大，以此作为历史论据。与此同时，他们又千方百计制造现实依据来进一步加强其论证。他们鼓惑、操控藏区少数僧俗对抗政府，如游行示威、静坐、自焚等，中国政府的任何必要的维稳措施又被他们解读为“宗教迫害”。在伪政府的操控下，自焚藏人几乎都口出一词：由于现代化和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中国的藏文化∕藏传佛教正被“破坏”。他们罔顾藏区同胞渴望奔小康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望，而把西藏的现代化歪曲成“民族同化、文化灭绝”，甚至连拉萨的卡拉OK也被他们歪曲成“拉萨的退化、正统西藏的消失”；流亡藏人所在社区尤其是达兰萨拉才是藏文化∕藏传佛教的“真正代表与守护者”，只有他们才能保护好藏文化∕藏传佛教。现实的另一面却是达兰萨拉在享受各种现代化的便利，伪政府的要员及其家属则拼命“西奔”，进入西方国家接受“西风欧雨”的滋润。
客观而言，他们的这种宗教策略，即把藏文化∕藏传佛教作为推进“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手段，的确蒙骗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吸引了许多追随者与支持者，避免了“西藏事业”被人遗忘的危险。
（二）藏传佛教：争取国际支持的理论基础
藏传佛教为“藏独”的国际支持提供了宗教维度的理论论证，并在西方催生了众多的支持者。
西藏是“人权问题”也是“政治权利问题”。但是它还包括其他方面——西藏拥有植根于智慧与同情基础上的文化。这种文化能够弥补我们这个世界所欠缺的认识，即人类的互相关联性。我们需要保护它，不仅是为了藏人，也为了我们自己和千秋万代。〔6〕
为了使世人相信藏人是环保主义者，他们又以藏族全民信佛为根据，进行本体论的自我归因证明。其论证逻辑是：佛教主张慈悲为怀，我们是佛教徒，所以我们是环保主义者。此外，他们又试图从苯教与古老传统中寻找理论依据，来证明他们具有天生的环保意识。一些现代科技知识，如气象与生态知识也被他们所主张古已有之，其依据再次落到古老的佛教。主张古代藏人掌握现代科学知识，这种论点明显是一种时代倒置〔3〕。实际上，诸如生态这种西方观念，在跨文化的语境中是难以在短时间内被人接受的；并且，对于一个非工业化的社会而言，谈论生态环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生态环保这一词汇是工业文明以后才有的概念。古代藏民与环境和谐相处并不能等同他们是环保主义者，如果他们这一结论能成立的话，那么生活在地球上的古人类都是环保主义者，因为他们都能与当地环境和谐共处。
佛教教义对人类相互依赖性的阐释是转世说和业力果报说。教义认为，所有的有情众生是相互联系的，此人的行为会对他人产生作用，这些作用其实是在种下善因或恶因，有因必有果，他世必将产生果报。流亡藏人以此为基础，附和“世界家庭”和“全球责任”的流行概念，这两个流行概念与果报说、转世说在“同情心”上有暗合之处。
这种说辞是伪政府争取国际支持的理论基础。按照其说法，帮助流亡藏人就是帮助整个人类，因为有情众生在无限的轮回转世中，互为父母、兄弟姐妹；那些为“藏独”而斗争的流亡藏人肩上也背负着“全球责任”，因为他们是藏传佛教秘密知识的传承人，手上掌握着部分人类命运。前伪政府“总理”桑东仁波切说：“与中国打交道是我们必须尽的‘人道主义责任’。”〔5〕
这种观点被“藏独”支持者广为接受。美国电影巨星、NGO国际西藏运动董事会主席Richard Gere的一番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蔬菜是人类生活重要的副食品，由于蔬菜种类繁多，种子形状差异大，国内外农业机械学专家针对蔬菜播种的特点，提出了多种排种器原理和播种形式。播种机的核心部件是排种器，但种箱也是必不可少的，现有的蔬菜穴盘排种器按工作原理来分主要是机械式、气力式和磁力式。气力式排种器跟其他排种器相比具有不伤种子、对种子外形尺寸要求不严、整机通用性好等优点，比较适宜蔬菜播种。而种箱作为播种机上的部件，对于实现吸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保证精密播种机的单粒率、尽量减少重播率和漏种率。
澳大利亚前参议员Bob Brown在第三届西藏支持团会议上的发言也与此观点相似：
这种谎言是不攻自破的。姑且不谈旧西藏是否环保，只要看看今天流亡藏人的大本营达兰萨拉的环保情况，就可揭穿其谎言。该地的垃圾分类回收项目始于1990年代，由“藏人福利办”发起，当地藏人对这种项目还相当奇怪，不太适应，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生态环保意识。从事垃圾回收的志愿者大多数是碧眼高鼻的西洋人，并且由于志愿者太少，达兰萨拉的许多垃圾并没有作分类处理，随意倾倒垃圾的现象为数不少。这种现象令人不禁想起传教士笔下描写的旧拉萨城垃圾遍地、肮赃不堪的景象。Thomas Kauffmann在流亡社区的田野工作中观察到这样一件事，生动地揭示了藏人缺少生态意识的事实：
我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是澳洲人，而是因为我是世界公民，这就意味着我是西藏人。只有到西藏“自由”的那一天，我才是自由的，我们才是自由的。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会为西藏“自由”而斗争。〔7〕
另一个被流亡藏人利用的概念是非暴力。在他们的宣传中，藏人是和平的、非暴力的。在西方操纵下，达赖喇嘛1989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进一步把藏人的非暴力形象推向极致，达赖喇嘛被视为第二个甘地——非暴力抵抗的典范。同情弱者是人类的天性。他们的国际公关宣传是：既然藏人是非暴力的和平民族，他们理应得到帮助。
三、伪政府的印象管理策略
流亡藏人为了持续获得国际支持力量的援助，自身主动地与西方的理念“自由的人道主义”相调适。这一策略我们称之为印象管理。
如今，流亡藏人已能娴熟地使用自由的人道主义这一伎俩来推进“藏独”了。在今天的国际语境中，自由的人道主义至少包括人权、妇女权利、环境权、文化多元主义等议题。分裂集团每天都在操练这些“武器”，并把它们当作刺向党和政府的“匕首和短剑”。
分裂集团的伪信息与国际关系部的职能之一就是以自由的人道主义来推进“藏独”。伪部紧扣最流行的西方议题，并将之与西藏相勾联，大放厥词。
如当森林退化、全球变暖成为主要议题时，伪部发表了一份宣传册《西藏的森林去哪了？》，其开篇如此说：“环保是当今的时代关切。从亚马逊到尼泊尔山脚……森林砍伐正在威胁大自然脆弱的生态平衡。”〔8〕达赖喇嘛本人也用自由的人道主义话语来促进“藏独”。在环保议题上，他说，西藏的传统是保护动物和鸟类以及其他生灵。我们应保持这个传统……此外，我们中的一些人有很多坏习惯，如乱扔垃圾、随地大小便，今后应改变。
当民族语言与文化保护成为热点议题时，“西藏文化灭绝论”又成为伪“信息与国际关系部”进攻的匕首，污蔑中央的政策是要“从语言文化上消灭藏族”；全国援藏建设在它们嘴里竟成了“种族大同化”。
当妇女权利成为热门话题时，伪“信息与国际关系部”又破天荒地炮制出一份《藏族妇女报告》，大谈“流亡政府”如何保障藏族妇女权益。报告的开篇如此说：“就传统而言，藏族妇女享有比其他社会的妇女更高的地位。自从中国军队‘占领’西藏以后，藏族妇女备受镇压、剥削、歧视。”该报告极尽所能地捏造出共产党治下的藏族妇女的“不幸遭遇”，并以此与流亡社区藏族妇女所享有的种种“权利”作对比〔9〕。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出炉的时机选择也是煞费苦心，正值联合国第四届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时。
细胞转染后48 h按每孔2 000个细胞接种于12孔板，孵育14天后，乙醇固定15 min，0.1%结晶紫染色30 min，洗涤三次。显微镜下随机选取4个视野计数大于50个细胞的克隆数。
在和平议题上，达赖喇嘛提出了“西藏和平区”的概念。他说，如果藏人能重新“执政”，西藏将结束“被占领、被镇压、受苦受难”的状态，将转变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堂，这将给被冲突折磨的世界提供一个典范①达赖喇嘛于1988年6月15日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提出要把西藏建成“和平区”。他的“和平区”概念源于尼泊尔国王Birendra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讲话，在此次讲话中，Birendra认为尼泊尔应成为中印之间的一个和平区。。
在“流亡政府”年复一年的灌输下，自由的人道主义理念已成为流亡社区的主流话语，已潜移默化地进入藏人头脑，成为他们的日常知识。流亡藏人使用人权、妇女权利、环境权等自由的人道主义话语，对藏族的传统、价值和文化进行再解释，并以此为抓手来推进“藏独”。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伪政府的国际支持者声称其种种努力都是为了保护藏族的传统文化，但这些支持者也把流亡藏人推向了西方的自由的人道主义轨道，而偏离了藏族的地方知识传统。
［参考文献］
〔1〕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riedrich Neumann Stiftung.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SGs-Germany June 1996〔C〕.New Delhi：Friedrich-Neumann Stiftung，1996.
〔2〕BARNETT R.Violated Specialness：Western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s of Tibet〔M〕∕∕DODIN T，RÄTHER H.Imagining Tibet：Perceptions，Projections，and Fantasies.Boston：Wisdom Publications，2001：286.
〔3〕HUBER T，PEDERSEN P.Meteorological Knowledge and Environmental Ideas i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Societies：The Case of Tibet〔J〕.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1997，3（3）：105-107.
〔4〕THOMAS KAUFFMANN.The Agendas of Tibetan Refugees：Survival Strategies of a Government-in-exile in a World ofTransnationalOrganizations〔M〕.London：Berghahn Books，2015：74.
〔5〕Office of Planning Commission and SARD.First Donors Conference 13-15 January 2005〔C〕.Dharamsala：DIIR，2005：13.
〔6〕ICT.All about Tibet〔EB∕OL〕.（2016-12-02）〔2018-05-17〕.http：∕∕www.savetibet.org∕resource-center∕all-ab.
〔7〕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riedrich Neumann Stiftung.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SGs-Germany May 2000〔C〕.New Delhi：Friedrich-Neumann Stiftung，2001：198.
〔8〕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here did Tibet's Forests Go?〔M〕.Dharamsala：DIIR，1988：1.
〔9〕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ibetan Women：Peace，Development and Equality〔M〕.Dharamsala：DIIR，1995：28.
An Analysis of the Agendas of Pseudo-Tibet-Regime in Exile
Zeng Xiaoyang,Li Donglian,Chu Yuanhui
（Dali University,Dali,Yunnan 671003,China）
〔Abstract〕The pseudo-Tibet-regime in exile adapts to the ideals of its international supporters in order to get various sustainable supporting resources,and the so called regime in exile sensationalizes many agendas related to Tibet such as sovereignty issue,human rights issue,environment issue and Tibetan culture issue.By doing so,the pseudo-regime realizes many periodical aims,and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ush the pseudo-regime to western liberal humanitarianism,which deviates from its alleged unique knowledge tradition.
〔Key words〕pseudo-Tibet-regime in exile;"Tibet issue";agenda setting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2266（2019）03-0055-06
［DOI］10.3969 ∕j.issn.2096-2266.2019.03.0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涉藏问题国际话语权建构研究”（14XMZ02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美国援藏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与影响研究”（13XJC850004）；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建设项目“滇西边境山区民族教育问题研究”（2017cx09）
［收稿日期］2018-06-01
［修回日期］2018-12-10
［第一作者简介］曾晓阳，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海外“藏独”活动研究.
（责任编辑 党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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