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杜威是最有代表性的现当代哲学改革家。杜威哲学是一种把现实生活和实践放在首位的实践哲学，杜威的哲学上的哥白尼转向是实践的转向。杜威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精神都是抱赞成态度的。20世纪五四时期杜威在中国两年多的讲学活动，对中国的思想启蒙，特别是对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70年来对杜威哲学及其实用主义经历了从不切实际的批判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研究和评价的过程。杜威哲学与马克思哲学在超越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或者说主体性形而上学上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其中的关键是两者都把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哲学的根本观点。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的发展既存在着冲突，又存在着互补，在适应当今社会发展趋势方面，新实用主义又会被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所包容，由此促进马克思主义的更大发展。
关键词：哲学变更；启蒙思潮；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当代哲学研究
今年是杜威来华访问10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还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三件事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各有其特定意义，也有特定联系。只有准确地揭示这种联系，才能更好地理解它们的独特意义。本文的主题是揭示杜威访华100周年的意义，这首先是要揭示杜威哲学本身的意义及其在西方哲学发展上的地位，其次是将其放在中国的五四运动以及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揭示其对二者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本文所说的对杜威访华的马克思主义解读，就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求实观点从不同联系上来揭示杜威哲学的多重意义。
杜威是最有代表性的现当代哲学改革家
杜威是1919年4月30日深夜（5月1日清晨）从日本到达上海的。这原是一次并无重要期待的顺道访问。因为在此以前的几个月他应邀在东京大学讲学。胡适等他在中国的一些学生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就以五个教育团体的名义邀请他到中国来短期访问。杜威到达中国后才三天，北京的青年学生们就发动了五四运动。学生们提出的外抗强权、内惩国贼等爱国和进步口号与前此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们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都正好契合杜威毕生所致力的社会改造和进步的思想，这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为了见证这一运动对推动中国社会和文化进步的意义，他原定两个多月的访问由此延长到两年多。
4.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这一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八荣八耻”荣辱观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应当提倡什么，反对或抵制什么，为全体社会成员在判断言行得失、作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等方面，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构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律法规相适应、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在简单介绍杜威访华的缘由后，下面重点介绍一下杜威哲学及其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的地位。这也许有益于理解他访华的意义。
杜威是一位继康德之后明确表示要对西方哲学发展进行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哲学家。他认为康德从先验主体出发所进行的哲学变更仍然局限于主体性形而上学或者说意识哲学范围，他要求超越主体性形而上学，从而实现真正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和杜威所谓的实现哲学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都是指要根本改变西方哲学发展的方向，即不是在局部或某些环节上，而是在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上实现变更，也就是从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转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这种变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在此所谓西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指的是由中世纪以神为中心的哲学转化而来的近代以人为中心的哲学。这一转向是由中外哲学界普遍肯定的所谓认识论的转向实现的。近代经验论与唯理论分别以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为出发点来建立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体系。它们都没有越出意识范围，只能是意识哲学；它们又都是从主体出发来建立其哲学体系，因此都属于主体性形而上学。它们的一个突出缺陷是都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看不到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主体和客体、意识和物质的相互作用，无法将它们统一起来，经验论最后陷入了怀疑论，唯理论最后陷入了独断论。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和唯物主义者企图克服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片面性，但由于他们仍然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陷入了机械论，不能正确解决经验与理性、客观与主观等等之间的关系，最后被由康德发端的德国唯心主义所战败。康德从具有能动性的先验主体出发论证建立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由此论证把唯理论（先天）和经验论（综合）统一起来，并超越二者，使主体性形而上学具有更完整的形态，他由此自称实现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由于他的先验主体仍然囿于意识范围，尽管他并不否定人以外的物质世界的存在，却认为无法认识它，只能将其当作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走向了不可知论。黑格尔把康德的先验主体改造为将先天和后天、感性和理性、主体和客体、普遍和个别、质变和量变、肯定和否定等等对立或相异的概念统一起来的绝对观念（绝对主体），并通过绝对观念的逻辑发展而建立了一个以对立统一为核心、具有丰富和深刻的辩证法的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由于这个体系是通过脱离实际的纯粹逻辑推演建立起来的，具有明显的思辨性，因此被认为是典型的思辨哲学；由于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同时又是绝对主体，他的哲学仍可归属于主体性形而上学；又由于他的绝对主体指的是具有实体性意义的绝对观念，而且按照辩证法规律展现为无所不包的精神性的宇宙，这就转向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了。由于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把绝对精神当作绝对观念发展的最高阶段，尽管他也强调终点与起点的同一性，但毕竟终点仍是发展的顶点。这样黑格尔的辩证法就由此被窒息了。
总的说来，西方近代哲学的弊端在于它们以不同方式脱离了现实生活和实践，这就必然阻塞了哲学进一步发展的道路。西方哲学为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回归到现实生活和实践，而这需要摆脱将物质和意识分裂开来的局限性，克服主体性形而上学、思辨唯心主义、意识哲学、机械论等的局限性。这也就是从总体上改变西方哲学的发展模式，或者说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必须继认识论的转向之后实现新的转向。这种转向只能是实践的转向。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最为深刻和彻底地实现了这种转向。因为他不仅把实践概念当作他的全部哲学的核心和根本概念，而且对实践概念作了最准确、最全面的理解。这突出地表现在他把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当作是最具基础性的实践，是一切其他各种实践赖以发生的根基。而这也意味着他把哲学的改造与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改造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把哲学的改造与无产阶级对社会的改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等以往哲学的优秀遗产，但又超越了它们的种种局限性和片面性。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性问题，在此就不展开论述了。
“撒谎。”另一个断然否定，声音嘶哑，是摸他的嘴脸后，说“还行”那个人。那只手粗野，有一种贪婪的攫取感。不被他信任，就危险了。何良诸说：“小时候，我家住在矿区。”
从黑格尔哲学因其思辨形而上学而陷入绝境起，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察觉到了对西方哲学实行转向的必要性，并试图以不同方式来实现这种转向。黑格尔逝世后出现的各种哲学思潮大都具有这样的倾向。过去长期在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有一种普遍的提法，即认为黑格尔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进步的哲学，同一时期产生的西方哲学只能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的哲学，即它们必然由唯物主义、辩证法向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诡辩论转化，由进步向反动转化。其实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这些哲学的确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原则的区别，但它们当时的主要矛头毕竟还是针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思辨形而上学。当时出现的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生命哲学、唯意志主义等的确是唯心主义，但它们直接针对的还是思辨形而上学，或者说实体性形而上学，都在不同程度上更加关注具有活动性的生存、生活和价值的意义。这意味着它们在向实践靠拢。
如果将所有这些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作比较，不难看出，最能体现现实生活和实践转向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无论从哪种角度说，杜威的哲学都是一种把现实生活和实践放在首位的实践哲学。中外哲学界大都把杜威的《哲学的改造》（1920）、《经验与自然》（1925）和《确定性的寻求》（1929）看作是最能体现杜威的基本哲学观点的书。读者们哪怕只认真阅读其中的一本，就不难发觉杜威是怎样明确、深刻地把实践的观点当作他的哲学的根本观点。杜威对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经验和理性（感知与认识）、经验与自然、经验与教育、经验与艺术、手段与知识以及社会、政治、道德等等各方面制度和问题的改造最后都可以归结到向实践和生活的改造。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在由我主编的《杜威全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中文版序中，我把杜威哲学的基本倾向概括为三点：第一，杜威把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关注当作哲学的根本意义所在；第二，杜威哲学的改造适应和引领了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的潮流；第三，杜威的哲学的改造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存在某些相通之处。在其后写的这方面的一些文章中，我作了较具体的论证，特别是从社会基础和理论特征上补充说明了杜威与马克思之间的原则区别。限于篇幅，也为了避免重复，我在这里就不具体阐释了。对我的观点有兴趣或者有疑问的读者，请参看我2017年出版的《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出现了被称为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的两股思潮。它们所使用的哲学语词和研究方法也往往不同，有时人们甚至认为它们彼此毫不相干。这种说法也的确能找到某些理论根据。然而，从社会基础来说，它们大都反对旧的封建传统；从理论特征来说，它们都要求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都反对西方近代实体性形而上学，都主张哲学应当关注现实生活世界，因此二者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事实上，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在现当代的发展，这些共同之处也越来越引人注目，以致这些思潮和流派越来越在这种趋势导引下走向融合。在欧陆哲学中，胡塞尔所开创的现象学运动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无疑最具有影响力。胡塞尔尽管要建立严密的哲学体系，这与传统哲学多少有些牵连，但他关于生活世界的理论明显地使哲学偏向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方面。海德格尔的核心概念无疑是Sein，不管将其译成“在”还是“是”，都指的是活动而不是物质或精神实体，都是反对实体性形而上学。至于维特根斯坦强调的语言的意义在于语言的用法，更是明显地把用法这种实践活动放在了首位。显而易见，20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专注思辨形而上学的倾向，越来越转向现实生活和实践。
总之，如果说西方近现代哲学转向是认识论的转向到实践的转向的话，杜威可以说是西方哲学家中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如果说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之间不只存在原则区别，也存在较大的张力的话，杜威的哲学在这方面也是最突出的代表。因此，五四时期杜威对中国两年的访问因不能摆脱资产阶级哲学家的片面性，必然会产生消极影响；但他在资产阶级思想家中毕竟是较开明的人士，对中国的思想启蒙，特别是对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毕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杜威来华访问与五四以来中国启蒙思潮的传播
杜威作为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家来到当时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访问，其间的落差非常之大。如果杜威只是像一般西方思想家（哪怕是著名思想家）那样把他所在国的哲学政治思想等简单地搬到中国来，他就不可能引起中国学者那样浓厚的兴趣，他在中国就不可能受到那样热烈和持久的欢迎。当年参与杜威讲学的远不只是胡适这类杜威过去的学生以及受到过他的实用主义影响的一些人，还有更为偏向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以及西方其他思潮的人士，甚至也包括陈独秀等当时已接触过、甚至已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士。杜威作为一个笃信资本主义的学者，他的讲演必然有资产阶级的偏见，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他所宣扬的思想就其主要倾向说还是进步的，具有启蒙意义。他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从来也不刻意反对马克思本人的学说；他的哲学与当时的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都有区别，但他不是与它们针锋相对，而是试图调和它们的某些极端主张，因此他也不为这些哲学的拥护者所激烈反对。
总之，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下，杜威不是一个仅仅偏于一端的学者，而是对各种学说都能采取包容态度，但又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大体上能做到处处追求进步的学者。正因为如此，他在中国的两年多，一直受到各种不同倾向的人士的一致好评，对各方面的人士也都有较积极的影响。与杜威来华访问同时，英国哲学家罗素、法国哲学家杜里舒等也曾来华访问讲学，罗素在西方世界的声望更不在杜威之下。但与杜威相比，他们讲学的内容都较为专门、狭窄，其影响主要也局限于相对狭窄的专业领域。而杜威的影响遍及各个领域，甚至自然科学领域（特别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这倒不是对杜威故意逢迎，而毋宁说是他所倡导的实用主义的一种根本性的特性。在坚持尊重事实和实践，特别是尊重二者对思想、观念的检验的前提下，杜威的实用主义可以牵涉各种不同的领域，容纳各种不同学说。
杜威来华访问的年代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已较广泛地开展的时代。新文化运动是对辛亥革命单从制度上革命而遭到失败的反思；它提出应当先有思想革命，或者说先造舆论的准备，使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有共同的目标。这一运动一般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为开始的标志。其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其中提倡民主与科学又是最主要的，陈独秀形象地概括为请出“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这一运动类似欧洲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也可以说是中国版的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不过，中国启蒙运动的参与者立场更为复杂。其中的李大钊等激进派早在《新青年》创办之前就已接触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而章士钊、梁启超等保守派则倾向于新旧调和，在他们身上还可看到清末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影响；胡适等人则主张照搬实用主义等西学来改造中学。不过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坚持了以追求民主和科学为目标这条反封建的底线。
新文化运动对当时追求进步的爱国学生运动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明显不能满足他们更为激进的要求。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封建保守势力在巴黎和会上对帝国主义的投降式的让步更激起了他们极大的愤慨，五四运动由此爆发。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突破主要就在于把反对封建主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结合在一起，把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与爱国和进步的诉求统一起来。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潮还只是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造成舆论的话，五四运动就以实际行动突破了反封建的局限性，而明确地、毫不妥协地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诉求。五四精神由此超越了旧的启蒙思潮的界限，发展成了新的启蒙思潮。从这种意义上说，五四运动可以说是中国由追求实现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走向追求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上面这段话的内容可以说是中国革命史的常识。我重新提出来，是为了说明杜威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积极态度。杜威从日本到达上海时，五四运动尚未发生。他在日本的时候，也从未听到过中国酝酿五四运动的任何信息。他的到来与五四运动的发生没有任何关系。可叹的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有的学者想当然地把杜威来华说成是抱有破坏五四反封建，特别是反帝的运动的目的。这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毫无根据的指责，实际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这个根本原则。这是把帝国主义反动思想家与来自帝国主义国家，却对中国的社会由旧向新的变更深表同情的进步思想家混为一谈。
罗蒂把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看作是当代西方最伟大的三位哲学家。这一点在国际学界得到公认。但我认为他们三人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分别把理想语言和日常语言分析当作哲学的根本使命，企图通过语言分析来取代作为传统哲学根本特征的主客二元分立，并由此声称实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转向，即所谓语言的转向。海德格尔前期通过揭示此在（Das Sein）的生存状态来揭示Sein，转折时期从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分析转向“在”的意义的被遗忘的过程，开始显示他把“在”本身看作是天道的显露；后期进一步阐释天道的“在”是人借以显露出来的澄明之境。人的一切创造性活动（语言、思想、艺术、诗歌、技术）都出自“在”本身，而语言等是“在”的家，或者说“在”的看护者。转向“在”本身也就是转向语言，因此他通过不同道路得出了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的转向大致相同的结论。总的说来，包括马克思、杜威等同一时期的反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家都强调语言的意义，并用语言的转向来取代传统哲学的实体性形而上学（从把实体看作就是主体说，就是主体性形而上学）。从杜威的实用主义把一切思想、概念、理论看作是人的工具来说，他认为语言是“工具的工具”。但是，杜威明确地认为语言不是最高的存在，而是作为有机体的人的行为的产物。他明确地说：“语言、记号和含义的产生，不是由于意向和心愿，而是由于姿态和声音的溢出和它带来的产物。关于语言的故事，就是关于如何利用这些事情的故事。”[1]118从这种意义上说，杜威对语言的转向的理解与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都有较大的区别，倒是与马克思的理解更为接近。马克思同样肯定语言在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中的作用，但他明确指出语言要服从现实生活。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2]525我们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都是从他们选择的特定方面发展，而且道路越来越窄。他们的哲学都可以包容到杜威的哲学中，但他们无法包容杜威的哲学。杜威的哲学是非常开放的。经过这些年的研究，我越来越觉得杜威哲学虽与马克思哲学在社会基础和理论形态上都有原则区别，但二者在超越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或者说主体性形而上学上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其中的关键是两人都把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哲学的根本观点。
我这样说当然意味着认为杜威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精神都是抱赞成态度。对1915年就已发端的新文化运动，估计胡适等杜威的学生早就告诉过杜威。这一运动所追求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也正是为杜威毕生所倡导的。他不可能不支持。至于五四运动，杜威虽然没有参加，事前对它更毫无所知，但是他在五四以后逗留中国两年多，而且一直与作为五四参与者和继承者的众多进步学者，特别是青年生活在一起，他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不可能没有了解。他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支持可以从他对当时五四运动参与者的态度看出来。要准确地了解杜威对五四的态度，最好看看这两年多他在中国是怎样度过的，说了和写了些什么。据我所知，华东师范大学顾红亮教授等学者已非常细致地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以至做到对杜威在华每一天的活动都有记载。要了解第一手材料，建议读者去看他们这方面的作品。我下面只能从有限的范围简单提及。
杜威这两年多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大学讲学。他在华讲演中的学术精华就是将在北京讲演集聚成册的《杜威五大讲演》。其中包括：《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的派别》《现代三个哲学家》《伦理讲演纪略》。这些讲演大都由胡适口译，由几个熟悉杜威的人记录，可信度较大（顺便提一下，《杜威全集》英文原版中关于杜威在华讲演的许多内容，因英文原稿丢失，是根据当时的中文译稿再回译成英文的）。当时每次讲演完毕，就由一些报刊刊载；其后不久都由当时的北京晨报社等结集出版。杜威的口头和书面表达向来都比较晦涩，许多中国听众和读者往往会感到难懂。但杜威表达的内容却又比一般哲学家要明晰得多，特别是更加贴近要求对旧的社会和文化体制进行改造的先进分子的现实诉求，加上经胡适等人对他的讲演的晦涩之处的润饰，很是有利于听众和读者的理解，甚至比看杜威在美国出版的那些原文版论著反而轻松得多，不失为研究杜威的入门书。我在此无法一一介绍，仅提及几个特点。
杜威对政治和社会的哲学的讲演体现了他对政治和社会进步的积极态度。在这方面他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不停留于口头的表述，而力图促进其具体实现。但他不赞成当时俄国布尔什维克所进行的那种暴力革命。在这方面，他的实用主义的改良主义立场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所持的暴力革命立场有着鲜明的区别，倒是与国际社会党人的主张相近。他自己后来也常自称在这方面与民主社会主义一致。他赞成美国的官吏民选制度，但他也批评这种选举制度常被垄断资产阶级所控制，剥夺了下层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而他毕生维护下层群众的权益。他生在帝国主义国家，他也是爱国主义者，但他从来不赞成帝国主义（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他在中国发往美国的一些信件中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态度（对日本侵略中国很是反感，特别是不赞成巴黎和约关于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利益的决议）。按共产党人的标准，杜威的这种政治态度还是保守的，但是作为来自美国这个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的学者的杜威能抱这种批判立场，应当说是有进步意义了。
杜威的教育哲学的最大特点是强调学用统一、知行统一、理论与实践统一、现实与理想统一、守成与创新统一、个人与社会统一、德智体美统一、个人的独创性与全面发展统一等等。而在所有这些方面，杜威都抱开放态度，不为它们设定任何限制。例如，个人在使现实达到理想的目标后，不能停滞，还要设立新的理想，还要努力奋斗。社会的进步也是如此。在这方面，杜威的主张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之间有着较多张力，在国际上、美国和中国都起过较积极的作用。在国际教育界，他被广泛认为是当代教育的大师。在美国，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可以看到杜威教育思想的深刻和积极影响。他提倡学校的自主和民主办学，为学生创造自由、开放的治学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个性和创造性，充分关注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这些都促使美国在教育领域得以取得较大成功，甚至成为世界各国大学的典范。至于在中国，杜威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政治原因受到激烈的批判，他的教育思想同样受到批判，但对后者的批判其实只有形式的意义。陶行知、蔡元培以及西南联大的那些教育大师一直在中国受到崇高的评价，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教育成功的典范。然而他们的教育思想特别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正是源于杜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杜威是一位在中国产生过重要而积极影响的国际教育家。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自以为与叶霭玲的关系是虚的，与白丽筠的关系才是实的，有着实质性内容。但是，就像性生活不能公之于众那样，我与白丽筠的关系也是放不上台面的。相反，我与叶霭玲的关系却有两家的父母亲属做见证，有着不容怀疑的社会属性。因而事实上，我与叶霭玲的关系才是实的，与白丽筠反倒是虚的。
结合恩格斯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作的书评以及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的说法，“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门人，而在关于价值学说的那一章，我在这里那里用黑格尔特有的表现方法来显示一番”(马克思，1963：第二版的跋XXIII)。必须承认：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章“商品”。然而，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商品”章到《资本论》的“商品”章，虽然在主题与内容上存在连续性，都是叙述从商品向货币再到资本的辩证过渡这一最为抽象的内容，但是二者之间却存在细微的本质的差别。
杜威哲学与新中国成立70年来哲学批判上的风雨
杜威在1921年8月初回国后，再也没有到过中国，但他在中国知识界，特别是教育界却留下了深刻而难以磨灭的印象。杜威离开中国以后不久，以陶行知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教育家就纷纷尝试按照杜威的教育思想创办各种类型的实验学校，抗战时期也未停顿，新中国成立后这类学校还得到了较大发展，甚至成了各地中小学实验学校的典范。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在哲学等意识形态上的发展可谓经历了暴风骤雨。杜威是受到牵连最深的西方哲学家，但在他影响下创办的各类实验学校大都得以保存和发展。
③当压缩机运转时，防喘振调节器FIC1的控制模式通过逻辑点强制设定为CAS，且不可由操作人员操作，避免误操作导致压缩机防喘振控制系统失效。
但是，也不能仅仅只看到和强调这场批判运动的简单化等片面性。这场批判运动尽管存在上述缺陷，但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肯定促使学界从此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并学会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治学，在促使年轻一代努力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上，还是一种重要的动力。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立刻拨乱反正，对建国以来各项工作的成败得失作了科学的总结。1978和1979年，在党中央的支持下，中国西方哲学界先后就西方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合法化问题召开了全国性的讨论会，西方哲学研究由此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道路。更值得提到的是，党中央1981年6月还特别通过了由邓小平等同志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历次思想批判运动中简单化、教条化的错误作出了明确的揭示。也正是由于党的拨乱反正的政策，我国学界也得以对建国以来前30年在学术批判上的成败得失重新加以总结。对实用主义的重新评价也在80年代开始进行。
在整个学术界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回归的大好形势下，我个人也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在经过了多年思考之后，我于1986年写了一篇题为《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的文章，以“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帝国主义哲学”“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主观唯心主义”“实用主义不是十足的诡辩论”等为小标题，对在国内外马克思主义阵营（包括几位顶层领导人）中长期流行的对实用主义的纯粹否定性评价公开提出了全面质疑。考虑到很可能遇到政治风险，我先把文章交给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少数负责人内部传阅，其后发表在仅以同行专家为读者对象的以书代刊的《现代外国哲学》上。想不到这篇文章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共鸣。学会遂于1988年专门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实用主义讨论会。我的观点得到了大家的补充和发挥。这次会议被公认为是我国实用主义研究的转折点。从此以后，至少在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中，杜威不再被简单当作帝国主义哲学家，而重新被认为是当代西方伟大的哲学家了。在其后的这30多年来，我一直还是在致力于如何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重新研究和评价实用主义以至整个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工作。这些就不在这里说了。
70年来杜威实用主义在中国经受的风雨最突出地表现为1955年那场对实用主义的从上到下的大批判运动。当时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都已胜利完成或即将完成。为了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事业，急需用马克思主义掌握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由于实用主义几十年来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最为盛行，于是中央就决定把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当作典型来进行。当时有关领导部门动员了整个学界（包括自然科学界），运用了各类宣传手段来批判实用主义。从新中国成立后各项工作开展的程序来说，当时发动这场批判显然是必要的，毕竟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无论从社会基础还是理论形态来说都有原则区别，如果不对实用主义展开批判，就很难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很难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但当时在具体执行这项本来应做的工作时存在简单化的片面性。批判者们往往都是在对实用主义无知，更没有具体研究的情况下仓促上阵；特别是大多数人未能将杜威等实用主义哲学家的严肃的学说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市侩、反动政客以及各种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赌徒中广为流行的庸俗的实用主义区分开来。这样就把具有完全不同维度和意义的实用主义混为一谈，笼统地将它们定性为帝国主义反动哲学，不加分别地给它加上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十足的形而上学、露骨的市侩哲学等等哲学上的各种恶名。本来应当是严肃的学术批判变成了脱离学术、不分敌我友的纯粹的政治批判。事实上，当时写批判文章的人中多数只是作政治表态，对于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实用主义大都无知。一些对实用主义有所知的人也不敢说真话，跟着大家作不切实际的批判。这样一来，从外表上看，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在中国可谓轰轰烈烈，实用主义被彻底批倒批臭了。实际上，由于所批非所是，甚至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实用主义混淆起来胡乱批判，结果反而造成了思想理论领域内的混乱，在学术研究和批判上养成了一种以假乱真的浮躁习气。遗憾的是在总结这次批判运动时对这种浮躁习气没有深入揭露，反而把它们当作坚持马克思主义，以致有时把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可能相通的观点当作错误来批判，也就是批判到了马克思主义本身之上。在往后20多年的各种批判运动中，这种以假乱真的浮躁习气得到了发展，对我们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当代杜威研究与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3)二长质片麻岩类残坡积物：在东部双溪村、黄燕村—风形地一带大范围分布，主要出露角闪二长质片麻岩体。淀积层一般呈酸性-中酸性，母质风化后一般成麻石黄棕壤，土壤质地多为砂壤土。
实践在杜威哲学中的作用是全方位的，远不只是一般人所理解的那种功利的意义。正是由于把实践当作核心观点，杜威能把各种相互对立的范畴统一起来。杜威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康德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但他又认为康德并没有实现这样的革命，因为康德并没有摆脱自我中心论。杜威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主张就是认为自我与环境（心与物、主观与客观、经验与自然等等）总是相互作用的，而这就是实践（或者说实践就是主体和客体的不断地相互作用）。当杜威将康德的以自我为中心代之以自我与所处环境相互作用为中心时，他赋予这种相互作用以极为广泛的含义。他认为除了主客、心物等的相互作用外，人的全部生命、生活、行动都包含着不同的两个方面，它们的意义就在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之中，这种相互作用都具有实践意义。在西方哲学史上，由自我中心论到相互作用中心论的转向实际上就是由主体性形而上学到实践论的转向。从杜威关于理论与实践、知识与信仰、现实与理想、科学与哲学等方面的关系的论述，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他的实践的转向的意义。看来，杜威像马克思那样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许多观点。
我们在当代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目的是促使它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为此，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将它们当作我国整个文化发展的基础；我们也必须善于借鉴一切外来文化的积极因素；我们还必须关注当代世界及其思想文化的发展趋势。总之，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示的那样，“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3]这种学习和研究是我们持续的、长远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爱国主义者，而且也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希望世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在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同样能走向光辉的未来。
至于那些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我们同样希望他们选择适应他们的国家的理论，并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来推动他们的国家走向繁荣，实现他们的梦。这样的选择的范围也很广泛，他们所要建设的理想社会的形态也将会各种各样。在诸种社会意识形态中，杜威所宣扬的以实践为中心的哲学，是最能通达各个领域并促使它们得以发展的哲学，是现当代西方哲学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更多共同性的哲学。
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之路是不平坦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各自存在的矛盾和危机，在这两种国家之间又存在着种种矛盾和危机。这些矛盾有时相当激烈，以致引发战争和各种灾难。但是，当代社会总是在向前发展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危机最终将会通过某种方式得到缓解。尽管这需要承受种种曲折，经历漫长的过程，但最后总能找到共同之处，建立某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最终总会实现。关键的问题是各国人民共同为此作出不懈努力。
本研究发现低磷血症发生率为40.95%，这符合文献报道的10%～80%ICU患者发生低磷血症的文献报道[6]文献，低磷血症患者生存率30.95%，符合文献中报道的22%～32.0%，同时研究发 现医院生存患者血磷水平比死亡患者高。
其次，这支40mm F1.4 DG HSM |Art镜头是适马第一支为了达到电影镜头所追求的视角和性能标准而开发的Art系列镜头。这支镜头使用三枚FLD萤级低色散镜片和三枚SLD特殊低色散镜片，最大限度地校正了轴向色差和倍率色差。大光圈下即可在焦平面上呈现清晰的成像效果，与柔和的焦外虚化部分相比，可以更好地突出主体。畸变被控制在1%或以下，彗形像差也得到了良好的校正。
黑格尔用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时起飞来说明哲学家需要对哲学加以反思。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一直都在反思，从而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不致脱离现实，不致僵化。对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也需要这种反思，从而使对它的理解不致脱离其所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正是不断反思过的马克思主义，它是永远充满活力的。至于杜威实用主义，比其他现当代西方哲学更接近资本主义现实生活和实践，因而能在一定范围内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无论是从杜威实用主义本身说还是就它所为之辩护的资本主义社会说，都有严重的缺陷。要使实用主义能有一定活力，更需要一直对其加强批判。这就需要关注后杜威时代的杜威理论及其所面对的现实的发展。
（2）叠前道集资料的精细预处理是提高AVO检测精度的关键。叠前道集资料处理必须进行高保真度、高信噪比和高分辨率的处理，尤其不能破坏地震振幅的相对关系。
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抱乐观态度，尽管现实的人类社会充满了各种灾难、恐怖甚至大小不一的战争，但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引或影响下，人类社会向好的趋势必然战胜向坏的趋势，人类将会有美好的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终将实现。我认为对哲学发展也应当抱乐观态度。尽管不断有各种荒诞的理论出现，但进步的理论总要盖过那些荒诞的理论，能适应并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必然能成为大众接受的理论。哲学的发展永远充满着争论。更加合理的理论总要代替较不合理的理论。在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实用主义在经历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等夹击后不仅得以复兴，而且能把这些哲学包容在其中，作为它的部分；新实用主义的不断翻新，同样使实用主义更适应了当代社会和科学的发展。
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与新实用主义（也可以说是发展着的实用主义）的发展既存在着冲突，在体现当代科学技术方面又存在着互补，在适应当今社会发展趋势方面，新实用主义又会被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所包容，由此促进马克思主义的更大发展。在这种累进式的发展中，不仅树立着马克思的光辉形象，又有杜威的身影。所以，与其说杜威主张语言的转向还不如说他主张实践、行为的转向。
参考文献：
[1]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第1卷（1925）[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N].人民日报，2016-05-19.
A Marxist Interpretation of Dewey’s Visit to China: A Centennial Commemoration
LIU Fangtong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Dewey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f all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reformers of philosophy. Dewey’s philosophy is a type of pragmatic philosophy that puts real life and practice first. Dewey’s philosophical Copernican shift is a shift of practice. Dewey agreed with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the May Fourth Spirit. Dewey’s over two years teaching activities in China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in the 20th century played an active role for China’s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especially for the exchange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world culture,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70 years of New China, Dewey’s philosophy and pragmatism experienced a journey from unrealistic criticism to restudy and reassessment with developing Marxist views. Dewey’s philosophy shares important similarities with Marxist philosophy in speculative metaphysics transcending modern philosophy, i.e. in subjective metaphysics of which the key is that both philosophies take practice as their root conception. There exist both conflicts and complements between developing Marxism and neopragmatism. Developing Marxism tolerates neopragmatism in adapting to the current social trends and therefore achieves greater development.
Key Words: philosophical change; enlightenment trend of thought; Marxist criticism;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studies
中图分类号：B71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9)05-0052-09
收稿日期：2019-07-09
作者简介：刘放桐，男，湖南桃江人，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顾问。
[责任编辑 黄云龙]
标签：哲学论文; 实用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中国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宗教论文; 美洲哲学论文; 北美洲哲学论文; 美国哲学论文;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论文;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