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毛泽东与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的李达之间的哲学互动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性互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发展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起到了强力助推作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关键词：毛泽东；李达；哲学互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政治领袖与专家学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拓宽了思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毛泽东与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的李达之间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哲学互动尤为突出。毛泽东与李达的哲学互动历时近半个世纪，从1921年两人初次谋面到1966年李达蒙冤辞世，这一互动交往经受了战争时期的严峻考验与和平年代的思想争辩，不仅为各自哲学思想的生成准备了理论沃土，也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通俗化积蓄了实践动能。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位不同界别历史人物的哲学互动，对于当代中国政界与学界的理论与实践贯通，深度推进政治领袖与专家学者良性互动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与李达哲学互动历程概述
应该说，李达接触马克思主义要早于毛泽东。事实上，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李达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上就已崭露头角，这期间他做成了三件大事：一是翻译出版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上述著作是其扛鼎之作，这些经典作品基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内核。二是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批判，通过对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等错误思潮展开深入评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范围。三是担任《共产党》月刊主编，虽说该刊只有6期的生命长度，但借助这一重要平台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和辐射范围。《共产党》月刊的横空出世拉近了两位历史人物的思想距离，亦由此拉开了毛泽东和李达哲学交往的历史序幕。
1.1921-1927年：毛泽东与李达相识相知，开启哲学互动之门
1920年前后，受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李达与毛泽东先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近五十年的哲学交往由此开启[1]。在1921年7月党的“一大”上，毛泽东与李达作为“一大”代表初次晤面，彼此留下深刻印象。其实，在未蒙面之前两人就已经在内心相互认可。一方面，毛泽东对李达主编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中刊载的论战文章十分佩服。另一方面，李达对毛泽东的革命胆识和实践才干尤为服膺，他认为建立湖南早期党组织离不开毛泽东的担当[2]。这种对彼此的认同感和共同的信仰追求为他们日后的哲学交往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毛泽东和李达交往的40余年中，曾经多次会面晤谈，尤其是在两人交往的前期。1922年4月底，毛泽东写信邀请李达来湖南讲学。同年11月，李达举家南迁长沙，就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毛泽东亲自到大西门码头迎接，并安排李达与他同住清水塘。李达主要负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的讲授，其间，他还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名词解释》等教学参考材料。两人朝夕相处，共同研讨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问题，政治上的志同道合和理论观点上的基本一致，使他们结下深厚友谊。1923年，两人共同创办《新时代》月刊，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纲领、指导中国革命起到了重大促进作用。《新时代》月刊也成为毛泽东与李达思想共鸣的见证。此后三年，两人再未见面。
主持人孟非作为舆论领袖，必须具有人格魅力、消息灵通和分析能力强等诸多优势。他的任务是将各方意见互动、整合在一起，在整合的过程中，把差异性、个性的东西抛弃掉，形成权威意见，从而实现对舆论的引导和控制。特殊情况下，主持人也可能不表达明确意见，将解释权留给场外的观众，既将舆论炸弹抛到场外，形成舆论爆炸。
对李达的这部新作，毛泽东还特别向抗日军事和政治学院的同志们推荐，在一次干部会议上，他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10遍。我写信让他再寄十本来，你们也可以看看[3]。”可见，毛泽东对李达的这部哲学著作颇为赏识，希望有更多人读到它并从中汲取理论智慧，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高龄老人由于生活能力的衰退很容易失去自信，产生自卑。而有时因自卑又会表现出超常的自尊，容易受伤以及为了自我保护而任性甚至发脾气；在陌生人或是陌生环境下，有时还会为了保护自己而强辩、说谎，甚至行为上表现出攻击性。这些是部分老人心里的正常变化和常见反应。
2.1927-1949年：毛泽东与李达思想神交，展开哲学创新之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与李达天各一方，直到建国前，两人的哲学互动主要是通过书籍、信件等方式进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于1937年5月在上海出版后，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的老朋友毛泽东。不顾友人劝阻，冒着被抓的危险，李达给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寄去这部新著。毛泽东将这本书认真读了很多次，并做了大量的批注, 同时他还对原文的个别错处作了勘误，对该书的爱不释手体现在他1938年2月1日的日记里，他说，已经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为了督促自己多学习、多做学问,他决定恢复记日记的习惯。尤其是对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他在日记中对读书进程和时间进度进行了详细记录。
其一，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坚守及其哲学著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思想借鉴。一方面，李达秉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践作风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维养料。1958年，李达当面质疑毛泽东，认为“大跃进”运动中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口号高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两人展开争论。毛泽东认为这一口号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的实践证明；而李达却认为该口号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抬得过高，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是受客观条件牵制的。事后，毛泽东坦承李达是对的，并在其后实践中始终注意把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结合起来。其实，李达是站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高度指出了“大跃进”运动错误口号的根源，由此说服了毛泽东，为毛泽东纠正社会主义建设“左”的错误奠定了思想基础[6]。另一方面，李达的哲学著作《社会学大纲》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毛泽东的哲学底蕴。在阅读《社会学大纲》后，使毛泽东深入洞察了西方哲学史的演变历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壮丽日出”，学会了使用马克思主义观评判人类认识演进史，把生产力发展与哲学观的生成演化有机整合在一起。例如：毛泽东在对原始宗教和哲学出现的考察中，得出“没有必要的闲暇是不可能产生哲学”的结论[7]。从毛泽东的批注中可以看出，他对内容进行了重新梳理，深化了对哲学的起源、唯心论和唯物论发生发展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哲学史发展的认识。上述两本著作双剑合璧，推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问世。毛泽东在写作上述“两论”时采用了李达著作中的部分观点，比如关于认识过程的阶段分析、关于对立统一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关于事物内部矛盾的特殊性等观点。“两论”的诞生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显然无法忽视李达在哲学发展上的理论贡献。
1926年12月，毛泽东在武昌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了更好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邀请李达给农讲所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欣然同意。这一时期，毛泽东与李达除了在农讲所接触外，还经常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委员会的有关会议上见面，他们二人在思想上总是彼此支持、相互鼓励。
3.1949-1966年：毛泽东与李达往来密切，携手推进哲学通俗化
其二，李达著译为毛泽东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提供了强劲的认识工具。20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研读李达著译的时候，正是他集中反思中国革命道路、批判党内错误思想和路线之时。从大革命失败起，党内出现了多次路线错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党内错误思潮的交锋，激发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探索。这一时期，毛泽东重点阅读李达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他的批注中有两部分值得重视：一是对党内错误路线的批判。他一方面从哲学党派性的原则高度批判了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和王明等人的错误路线，另一方面运用唯物辩证法观点，对党内错误思想的认识论根源进行了总结。二是对当前革命形势与任务的分析。通过阅读李达著译，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创造性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尽快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用矛盾观点阐发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正确性。此外，他还运用唯物辩证法观点批判了张国焘主义[8]。正是因为毛泽东的深度哲学思考，才真正迎来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
1961年8月，毛泽东建议李达把早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改后再版。为此，李达决定重写一本新的哲学教科书。1965年，李达主编完成《唯物辩证法大纲》，毛泽东认真阅读了书稿，并在“对立统一规律”这一章写下重要批注。正是通过著作和书信方式，毛泽东和李达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互动交流，这种方式对二人的哲学思想产生深刻影响。
定向运动的地图是一种三维地图，与卫星地图或者交通地图有所不同，它拥有比例尺、等高线、代表特定地物的各种符号和不同颜色代表不同事物等特定元素，所以，定向运动一般都会绘制专门的定向地图。此次调查南京普通高校的带队教练和教师15名，学生125名。其中，有5名带队教练表示自已会绘制定向地图，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有21名学生表示自己会绘制定向地图，只占总人数的16.8%。
二、毛泽东与李达哲学互动的积极意义
2.审查权的制度安排。目前，对地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主要有内部审查机制、同级人大备案审查机制和司法审查。但由于内部审查是制定机关自我审查，审查难以突破自身利益的藩篱，同级人大备案审查亦有其局限性，司法审查则更加被动，诉讼程序冗长。因此，异议审查的审查权应当安排给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所在部门的上一级垂直领导部门的法制机构。审查的内容不仅包括地方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亦应当审查合理性和合目的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李达交往的环境条件逐渐好转，两人的哲学交往更加频繁密切，共同展开哲学理论的通俗化工作。1950年和1952年，李达围绕重新出版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写成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以撰写《<实践论>解说》为例，在这一写作过程中，二人的哲学互动尤为细腻感人。1951年3月，李达将《<实践论>解说》的部分文稿寄毛泽东审阅，他逐字逐句通览全文，认为文稿极好，希望李达出单行本，拓展阅读纵深。值得一提的是，《解说》中的相关论述，毛泽东即使想做一点小的修改，也会和李达商量。比如毛泽东认为，太平天国不是仇外主义的实践表现，他说：“《实践论》将太平天国说成是仇外心理的典型有误，正式出版时应进行修改，这里暂时照原[4]。”李达斟酌后进行了再次修改。可见，他们的哲学互动始终处于一种平等的和谐交流氛围，这种学术态度是很难得的。毛泽东对李达“两论”解说中使用的通俗语言颇为赞赏，希望他为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工作多作努力[5]。
回溯毛泽东与李达40多年的哲学交往实践，对于当今中国政治领袖与专家学者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价值。
三、从毛泽东李达哲学互动看政治领袖与专家学者互动的当代价值
其三，毛泽东哲学思想为李达哲学思想的深化提供了理论养分与实践导向。李达的思想深化同时深受毛泽东哲学思想影响，尤其围绕《唯物辩证法大纲》的编写，他既按《实践论》体系讲认识论，又保留了《大纲》中内容阐述细致这一优点；既按《矛盾论》体系安排核心内容，又把二人对三大规律关系的发挥全面呈现。其次，受毛泽东哲学思想影响，李达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工作中，从以前重视学理研究转向为大众哲学作贡献，注重哲学为政治服务[9]。李达率先以著作为载体进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宣传。1951年，李达在其编写的《社会发展史》一书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社会观”，认为它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的总路线”。此外，李达积极开展毛泽东哲学思想通俗化大众化工作。他始终把促进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普及应用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的重要原则。李达对《人民日报》刊发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尤为钦佩和关注，决定围绕“两论”进行系统阐释，并于1951和1952年先后写完《<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基于通俗化的指示要求，他对“两论”中的重要观点进行了详解，帮助读者理解领会著作内容和重要论点的现实意义[10]。对一些重要但又比较晦涩的重点概念和原理采用注释的方法，既体现了原意，又讲清了原理的基本内容，比如他对客观存在的两种宇宙观、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关系、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等理论观点的阐释解说就是鲜明例证。1960年2月撰写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这是他撰写的又一部系统阐释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著作，其内容以毛泽东认识论思想为主，特别是对《实践论》基本思想进行了着重论析。应该说，这本著作对李达哲学思想的发展深化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第一，政治领袖与专家学者良性互动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在革命进程中，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一身而二任”， 既是领导主体也是理论工作者主体， 既是革命家也是理论家。这种双重主体身份，使他们在把握主题时具备浓郁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品质，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十分注重使之与国情相结合，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1]。以李达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发挥着强力推动作用，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翻译，而且这一翻译通常都是自觉的，翻译作品的问世使得先进的知识分子可以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而对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问题进行实践指引，正是源于专家学者理论层面的积淀，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及中国化的实践探索中，注重与政治领袖丰富的革命实践经历相结合，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党的政治领袖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同中国具体发展实际相结合，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相结合，使之适应时代需要，通过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效力。就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而言，离不开中国实际，也离不开政治领袖与专家学者的良性互动。举例说来，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就是基于政治领袖与专家学者对基本国情的持续观察与深刻认识。从政治领袖归属的政界实践来看,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十七大报告、十九大报告是三个极为重要的分析文献。从专家学者归属的学界探讨来看,围绕《历史决议》中社会主要矛盾旧论断的表述应当转变、怎样转变的争辩一直持续到十九大召开之前，两者呈现出政治领袖与专家学者的鲜明互动特征，这一良性互动，使专家学者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重要推动者和贡献者；政治领袖既是科学理论投放到现实社会领域的自觉实践者，也是升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底蕴的坚定执行者。政治领袖与专家学者的双向互动，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不竭动力。
第二，政治领袖与专家学者良性互动利于在现实性与学术性之间保持必要张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是一项学术事业，学术事业的推进离不开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努力，尤其离不开杰出专家学者的学术奋斗。而中国的具体实际必然蕴含着中国的当前发展现实，因此，着眼于中国客观发展现实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关系。政治领袖首先是政治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航者，对中国国情有深刻的理性认识与实践感悟，尤其在实践维度要比专家学者更有优越性。强化政治领袖与专家学者良性互动，有利于预防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被随意割断，要避免发生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出现的以学术为名、回避现实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沦为一种纯粹“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东西[12]。相反，要做到既能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把专家学者对中国现实的关切提升到哲学研究的学理层面，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水准，同时又能结合政治领袖的实践要求，在学术探索中彰显现实关切。
第三，政治领袖与专家学者良性互动利于凝聚共识合力解决中国问题。一般说来，政治领袖依照宪法治理国家、服务人民。而专家学者则主要是围绕国家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开展学术研究，高质量推出研究成果，促进社会发展进步[13]。政治领袖与专家学者的互动方式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方式是，专家学者通过阐明学术观点或形成学术成果去影响政治领袖。同时，针对社会热点问题形成的研究成果报送领导参阅也是一种体制化互动方式。此外，党和政府的决策采取政学两界开会协商、当面听取专家学者意见也是一种高效的互动方式。这方面有不少典型事例，比如2014年2月22-23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这次会议以“建立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主题进行深入研讨，以多所大学知名教授为学界的一方与以民政部主要领导为政界的一方进行探讨交流，共议深化社会保障改革中存在的现实难题，政学两界积极发声，为构建科学合理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言献策；2015年12月19日，首届“互联网+智慧农业与生态旅游发展论坛”在黄山举行，这次论坛以“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为主题, 政、学、企三界联手参会，以推进互联网与产业深度融合为实践靶向,围绕如何推动安徽优势产业发展展开讨论并提出对策。
区域上招远东汤地热田位于胶北隆起区的栖霞复背斜，出露的地层主要为第四纪松散岩层；出露岩体为太古—元古代栖霞序列奥长花岗岩、黑云英云闪长岩、斜长角闪岩、中生代玲珑序列的中粒花岗岩和文登序列的二长花岗岩等。
第四，政治领袖与专家学者良性互动利于智库影响力拓展与服务型政府构建。智库(Think Tank)在西方国家素有“影子政府”之称。中国的专家学者发挥着智库功能，通过提出有穿透力的解决方案或对策建议，帮助政治领袖尤其是政府决策者更加理性，减少政策失误。在这方面，美国的智库与政府之间的“旋转门”机制值得借鉴。专家学者的专业性意见建议得以采用，反过来会促进智库的量化生成，实现智库与政府的合作对接，利于构建服务型政府，提升政府决策智慧，更好服务人民。同时，这一对接还会在无形中提升智库实力、扩大其影响力。比如，美国兰德公司通过承担美军的研究课题，与政府人员一起进行研究，实现与决策层的对接，直接影响政策。当前中国的智库建设已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成立于1999年的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2009年成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2013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就是这方面的翘楚，为中国政府多领域决策贡献了卓越的参考性意见。很多事件已经表明，智库中熟练的政策分析师常常可以通过他们的工作推动关键政策的制定[14]。可以预见，中国的专家学者与政界必将在新时代合力谱写出新的互动篇章，推动服务型政府走向智慧型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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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09-10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文化自信视角下黑龙江优秀精神对增强高校德育实效的可行性研究”(GBD1317049)
作者简介：顾 博(1984—)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哈尔滨工程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
DOI:10.15938/j.cnki.iper.2019.02.012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9)02-0061-05
[责任编辑：庞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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