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相坤: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李汉俊篇论文

王相坤: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李汉俊篇论文

李汉俊(1890—1927),湖北潜江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一大代表。早年留学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大力推进建党工作,为召开中共一大作出了卓越贡献。1927年被反动军阀杀害。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李汉俊论“初心”

从“努力”和“奋斗”当中去求解放希望解放和改造的国民啊!解放和改造,是要从“努力”和“奋斗”当中去求,“冥想”是不中用的。“依附”是不中用的。“雷同”是不中用的。拿出不妥协不退让的精神来,去作“孤立的奋斗”,拿出“创造的真精神”来,去作大破坏与大建设的工夫,中国人的生命,才有复活的日子。

——李汉俊 《时局怎么样?》(1919年9月21日)

谈到婚恋这一现实而又迫切的问题时,许多被访者认为,本单位前辈大部分是同行业内谈婚论嫁。被访者中一部分目前也是以同学、同行业者为婚恋对象。

救中国只有大破坏,大创造,大建设我们湖北不只教育会糟,因为糊〔湖〕北全部糟,才能容教育会糟。我们中国不只湖北糟,因为中国全部糟,才能容湖北糟。我们现在要救中国,只有大破坏,大创造,大破坏!!!大建设!!!

——李汉俊 《改造要全部改造——一封答朋友的信》(1920年1月)

社会主义是“在世界的时代精神笼罩下面造成的各民族特有的理想的世界”社会主义,虽然也有人说他不是一个严格的主义,只是一个世界的时代精神。但这不过是因其内容复杂、不能像别的主义、下严格的定义罢了,不是说他无内容的。这个内容是各民族、各依各底历史的精神、现在的境遇;在世界的时代精神笼罩下面造成的各民族特有的理想的世界。这个理想的世界,或为集产主义,或为共产主义,或为无政府主义,或为珊地加利主义,或为T.W.W.主义,或为波尔色维主义,或为工行社会主义……惟有张东荪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无内容的、仅只一个趋向,并且还是一个浑朴的趋向。这种社会主义,我们却还是没有听见过。

近几年,在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国家战略指导下,上海市促进大学生创业的进程越发加快,其中不乏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创业的呼声。然而目前大学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尤其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问题成为重点关注对象之一,拓宽少数民族大学生自主创业渠道是改善大学生就业困难现状的重要解决途径。因此,深入研究了解当代少数民族大学生创业教育现状和问题,分析少数民族大学生创业的影响因素,进一步改进少数民族大学生创业教育发展路径,对于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创业综合素质以及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战略意义重大。

——李汉俊 《浑朴的社会主义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1920年5月16日)

因为投掷1枚硬币时,出现正面与反面的概率相等,将事件Bi(0≤i≤r-1)中的投掷第n次为反面改为正面得到其等概率事件事件分解成两个相互独立事件的交:其中Gi+1表示连续投掷i+1次都出现正面的事件,

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甚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了,或者将来要苦得比现在要好一点。

——李汉俊 《〈劳动界〉发刊词》(1920年8月15日)

中国要进化到了社会主义,混乱才能终止俄国这次的社会革命,绝不只是一俄国人底事,也决不只是一俄国底事,也决不是表示发生社会革命的环境只在俄国成就了,乃是全世界人都要推翻资本主义了的表现,也是发生社会革命的环境在全世界已经成就了的表现。社会革命由俄国人先发,在俄国先发,只不过是一种偶然(因机会发生的偶然);就是不由俄国人先发,不在俄国先发,迟早也是要由别国人在别国发动的;因为全世界人都要推翻资本主义了,发生社会革命的环境在全世界已经成就了的缘故。无论俄国能不能够就此成功,总之资本主义底崩坏在世界已经是一定的必然了。近代世界底进化非常迅速,其全体崩坏也必不远。中国进化虽然比较急速,也未必三五年内就能达到世界现在的地点,恐怕中国还没有达到这地点,世界就已经改变了;纵使中国能够在世界改变之前就达到这地点,恐怕世界也未必能够容中国得到结果。无论如何,中国就是进化到世界现在的地点,混乱都是不能终止的。所以我们认中国要进化到了社会主义,混乱才能终止。

那时,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早已得到传播,1898年10月,日本就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中国先进分子陈独秀、李大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杨鲍安等最初都是从日文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1904年,14岁的李汉俊随兄长李书城一起东渡日本留学,1915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在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下,李汉俊放弃工科学习,转而研究社会科学,阅读了大量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1918年6月,国内报刊揭露日本和北洋军阀段褀瑞政府缔结了“中日军事协定”,中国准许日本从东三省出兵进攻西伯利亚,留日学生群情激愤,李汉俊和杜国庠、何公敢、黄日葵等人发起组织“留日学生归国团”,他和李达、黄日葵等人于1918年12月返回祖国,分赴北京、上海、四川从事救国活动,虽然罢课运动没有成功,但对于后来五四运动的爆发,起了一定影响和推动作用。

李汉俊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具有重要贡献,他较早地提出建立共产党的主张,最早主持一大筹备工作,并起草了党纲;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董必武等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之路,董必武曾称“李汉俊同志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在李汉俊的帮助下,党的一大在其胞兄李书城的私宅中召开,在会议转场时,李汉俊以智慧保证了会议代表的安全。后来李汉俊虽然脱党了,却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被国民党杀害。

品管圈在规范ICU多重耐药菌感染终末消毒流程中的效果明显,应将品管圈成果标准化。向医院信息平台推送规范化,标准化地MDRO感染终末消毒作业指导流程图,为环境清洁质量管理提供考评依据。

谁知那里边就是新房呢,于是许多的嫂嫂们就哗然的叫着,说:“翠姐姐不要急,明年就是个漂亮的新娘子,现在先试试去。”

——李汉俊 《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1922年6月6日)

专家解读:较早提出建立共产党主张的人

马克思学说是一个系统完整的大组织马克思底学说在这领域内实在是现在最高阶级,实在是最美满的天赐品,所以又希望有心研究现在社会及有心知道中国乱源的中国底同胞们研究马克思的学说。

围绕寻找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

李汉俊幼年时期就受到来自父亲的爱国主义的熏陶。父亲李金山曾是一个贫穷的书生,38岁才中得秀才。由于长子李书麟早丧,李金山把全部希望寄托李汉俊、李书城身上,希望儿子们努力读书,长大以后在军事、工商业等方面有所成就。李金山曾给李汉俊讲述黄巾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中国历史上一个个农民革命运动的故事。在父亲启蒙下,李汉俊懂得了我们国家正在饱受外国侵略的屈辱,国运渐渐衰弱,要振兴中华,民族富强,必须学习掌握丰富的知识,有了本事,才能唤醒民众,起来革命,拯救中国的道理。

——李汉俊 《中国的乱源及其归宿》(1922年1月1日)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青年中的一批先进分子,开始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重新考虑中国的前途,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李汉俊提出的方案就是:走苏俄的道路即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正确性,李汉俊翻译了《世界思潮之方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热情地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并预言社会主义的旗帜将在中华大地上迎风飘扬。1920年9月,他翻译了马尔西著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一书,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同年4月,在陈望道翻译的第一本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李汉俊担任该书的校对,为该书的顺利出版作出重要贡献。李汉俊还领导了中共早期第一个公开的出版机构——新青年社,先后出版了《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李汉俊译)、《阶级争斗》(恽代英译)、《社会主义史》(李季译)、《唯物史观解说》(李达译)等革命书籍。1920年8月15日,陈独秀和李汉俊共同创办中共早期组织的第一种刊物——《劳动界》周刊,通过平实朴素的语言,向工人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李汉俊带头撰写理论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1921年止,仅在上海一地,李汉俊就以李溯石、李人杰、人杰、汉俊、汗、海镜、海晶、先进、厂晶等笔名, 在《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以及《妇女评论》《建设》《劳动界》《共产党》《小说月报》等报刊上,发表了90余篇译文和文章。这些宣传在共产国际中产生重要影响。1920年8月17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致函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东方民族处,报告中国革命的情况,其中,盛赞了李汉俊所做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指出:“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批小册子。几乎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星期日,即8月22日,我们出版部将出版中文报纸《工人的话》(即李汉俊任主编的《劳动界》——引者注)创刊号。”“《中国社会主义报》出版者李(汉俊)同志是我们上海革命局成员,他收到了沃兹涅先斯基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要求给莫斯科邮寄他所出版的各期报纸。今天我们就把现有各期寄出。”这说明李汉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走在了早期党员的前面,其影响力已远近闻名,受到苏俄的重视和关注。

虽然两台相机使用了相同的传感器,但事实上两者的画质表现在很多方面是有明显区别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两个厂商对于图像处理的不同理念。从测光结果来说,两者在常规光线下的效果非常接近,不过对于大光比场景,松下G9的矩阵测光模式偏向通过欠曝方式尽量保留更多的高光细节。而奥林巴斯的策略完全不同,在相同的情况下,E-M1 II偏向追求清晰明亮的暗部细节,反而提升了0.7挡曝光,但也因此牺牲了不少高光细节。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广西保险业创新路径 ………………………………………………………………… 吴望春 李春华(5/44)

李汉俊发表的这些文章的鲜明特点,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述科学社会主义。1919年8月17日,李汉俊在《星期评论》第11号发表《怎么样进化?》一文,这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剖析社会发展的文章之一。在这篇文章中,李汉俊运用唯物史观来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阐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他指出,资产阶级垄断了生产资料,垄断了交易市场,必然破坏生产力,造成经济的“大恐慌”,“我们把从古至今的进化历史研究起来,再追寻近代的文明和罪恶的根源”,便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必然由发达到崩坏。创造物质财富的是劳动者,因此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应该给那些做工的人。1920年1月,李汉俊又在《建设》杂志第1卷第6号发表《改造要全部改造》——致董必武的长信,该信用唯物史观剖析中国社会与教育黑暗的根本原因,阐释了自己对改造中国的设想,回答了董必武对中国现实的一些疑问。他提出教育与社会黑暗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湖北教育之所以糟,是因为整个社会糟的缘故。“我们湖北不只教育会糟,因为湖北全部糟,才能容教育会糟;我们中国不只湖北糟,因为中国全部糟,才能容湖北糟。我们现在要救中国,只有大破坏、大创造、大破坏!!!大建设!!!”在李汉俊的帮助下,董必武的世界观有了很大转变,并在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否定旧的自我,从一个寒素之士转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董必武后来回忆这段往事,多次称李汉俊是他的“马克思主义老师”。1922年1月,李汉俊发表《唯物史观不是什么?》一文。这是一篇在我国唯物史观传播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文章,文章开篇指出“:唯物史观是马格斯(Marx)社会主义底基础;不能了解他底唯物史观,就不能了解他底主义;误解了他底唯物史观,就要误解他底主义。”首先,李汉俊第一次将唯物史观的彻底唯物主义与自觉的辩证法打通为一。此前,人们只注重唯物史观的物质本体论(即彻底的唯物论),而没有看到它的辩证方法论原则。李汉俊在文章中指出唯物史观彰显了19世纪时代精神的精华,终结了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主要代表的近代德国哲学,将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避难所驱逐出去。它很“巧妙”地将黑格尔哲学里面的辩证法的“思索法”与费尔巴哈唯物论的“观察法”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使之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崭新的无产阶级哲学观,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其次,李汉俊用辩证的思想剖析近代唯物主义,指出近代唯物主义虽然看到了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但他们的唯物主义是直观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再次,李汉俊在文章中强调辩证法是社会革命的思想武器,上层建筑具有巨大的反作用。他指出经济、环境产生意志、思想,“人底力量、人底行为,都是由人底意志出发,思想就是这意志底表现”。新的生产工具出现,新的生产力出现,必然会产生新的政治力,产生新思想、新知识、新信仰。新思想是“革命的要素”,被支配的阶级为新思想所动,而加入革命军。经济越落后,越是需要 “新主义、新思想”以启蒙,这样落后的国家才能赶上世 界发展的步伐。文章特别强调在现代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传播马克思“新主义、新思想”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这样,李汉俊把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体第一次完整地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为中国救亡运动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

1923年,李汉俊和陈静珠结婚

李汉俊努力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分析。最初的集中成果是1922年1月1日,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两篇文章。首先,李汉俊运用唯物史观初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他指出,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在先进生产工具、新式生产技术以及各种新思想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崩坏。“机械工业正在征服手工业,新式交通机关正在征服旧式交通机关,君主立宪主义曾征服了笼统的保皇主义,第三阶级民主主义曾征服君主立宪主义,民主派曾征服了洪宪和复辟,第三阶级曾征服了贵族阶级,新文学正在征服旧文学,爱国主义正在征服卖国主义,社会主义正在征服资本主义。”这是时代的进步,是中国融入现代化的体现,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希望,我们“丝毫没有悲观绝望的必要”。这些分析表明早期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国情与欧美国家不同,与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亦不同,为中共日后正确判断中国近代社会特殊的性质提供了最初的思想元素。其次,对中国资产阶级取得新认识。李汉俊指出:中国本应该随着世界的进化,发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自然要与封建贵族争斗,以期推翻封建制度”。但由于多国帝国主义要掠夺中国的市场,“于是中国的资本阶级又与世界的资本阶级在中国市场发生了争夺战。世界底资本阶级要制服中国底资本阶级,就要去帮助中国底封建贵族,妨碍中国底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李汉俊由此得了结论:中国乱源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市场,中国封建阶级本来应该倒台,但在帝国主义的扶持下,“似倒而不倒”;中国资产阶级本来应该获得政权,但在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贵族的压迫下,“似得而终不得,终陷于不死不活的状态”。以往共产党人将本国资产阶级与外国资产阶级均看成是强盗阶级,李汉俊能有这样的认识,表明他对中国革命同盟者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通过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以及世界近代历史和中国社会的现状,李汉俊认定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近代文明和罪恶的根源”,中国如要赶上世界进步的步伐,就只有走俄国式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日本知名作家芥川龙之在《芥川龙之全集》第五卷中曾回忆1920年他与李汉俊关于中国未来道路的讨论。芥川龙之写道:“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当今中国该走什么路?李汉俊打开了话匣子:‘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复辟帝制,也不是走西方的民主共和,这两种政治变革已经证明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一条路。’”

我们虽然知道我们有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但马克思学说是一个系统完整的大组织,我们要做研究的时候,应当以如何入手为最便呢?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须先明了马克思学说底系统。

围绕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应中国,提出了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论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曾出现各种流派,有信仰社会主义的,有信仰资本主义的,还有信仰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等。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流派,核心问题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李汉俊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是最合理最完全的体系”,他明确表示:“我是绝对承受马格斯主义底体系的。”1920年上半年,李汉俊在《星期评论》第51、第52、第53号上发表《劳动者与“国际运动”》的长文,详细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第一国际12年的历史,李汉俊着重阐述了三点:一是关于所有制。第一国际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将土地、矿山、铁路等生产资料国有化,废除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关于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即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二是关于政治斗争。马克思提出了“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的著名论断。三是关于马克思与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有秩序地政治占领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巴枯宁则主张,“是要破坏国家那个东西以实现共产主义”。对第二国际自1889年至1914年的历史,李汉俊既介绍了在恩格斯领导下,第二国际取得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以每年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每年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提出“成年者应得选举权”“劳动者底自治权”“妇女解放”“反对殖民政策”“土地国有”“废海军,代以民军”等主要成果,也介绍了恩格斯逝世后,特别是欧战时各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派违背了“非战”的决议,反而帮助资产阶级去从事国际战争,背离马克思主义原则,使第二国际几同无形消失的历史教训。对第三国际的历史,李汉俊着重介绍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社会主义俄国的过程。通过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介绍,说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才会胜利,背离马克思主义,就会走上邪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是一部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它揭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在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指路明灯之后,李汉俊又开始研究它对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对于资本主义,1920年5月1日,李汉俊为《星期评论》出版了国际劳动节纪念号,并发表《强盗阶级底成立》一文,根据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李汉俊阐述了资本家是怎样掠夺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他指出,资本家如强盗一样,他们的财富是从工人、农民手里抢来的。不同之处是资本家“用制度的势力去抢”,而强盗是凭“个人腕力去抢”。所以,“资本家是强盗,资本家阶级是强盗阶级”。“社会上所有的不平、所有的罪恶、所有的痛苦,无一桩不是基于这个强盗阶级底存在”。9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到中国讲学,提出中国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与教育,张东荪受其影响,写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认为当前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是贫乏,当务之急是增强富力,即发展资本主义。李汉俊立即发起了对张东荪的批判。他在《我对于罢工问题的感想》一文中,建议“一方面把资本主义底内容、劳动问题真相,拿来加一番研究。如果外国是因这些问题得了幸福,我们就努力学效他,如果外国是因为这些问题受过困苦的,我们就要设法避免他……一方面再把这回罢工事件底内容也拿来研究一下……”李汉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贫乏,贫乏只是现象。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中国就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图谋占领的市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成了中国的乱源。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压迫掠夺中国,才是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

针对张东荪称中国没有无产阶级、没有资本家,主要还是发展实业为要,反对劳工运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观点,李汉俊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早已存在,在欧美日本之经济的帝国主义,侵到中国来,以国家武力,强迫着和中国人做交易,强迫着中国人帮助制造资本家的特权。中国自从有了资本主义,也就是有了劳动者和劳动力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架构也在中国运行,其阶级价值规律也就发生作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张东荪的所谓发展实业,就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因为要主张资本主义,于是就反对社会主义”。资产阶级靠掠夺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发财致富,他们绝不会发慈悲,让工人阶级过上人的生活。张东荪应该跑到资本主义发达的英国、美国和日本,睁开眼睛看一下无产阶级的苦难生活。由此,李汉俊认为,中国不是不发展资本主义,而是在帝国主义掠夺下,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不起来。

那么社会主义能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状态下实现?李汉俊的回答也是肯定的。1922年元旦,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一文,指出:“我们要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自然要努力使中国赶快进化到社会主义。但要现在的中国进化到社会主义,还是要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呢?还是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直接就向社会主义的路上走去呢?我对这个问题,可以作答案说:现在中国要进化到社会主义,没有要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的必要,可以直接向社会主义的路上走去,并且资本主义在现在的中国没有充分发展的可能”。这个结论是怎样得出的呢?李汉俊接着说,“社会主义是要物质的条件完备才能实现”,这话是不错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也知道在物质的条件没有完备之前,完全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实现的”,“但铲除一切足以妨碍中国向社会主义自由进化的制度,建设一切足以促进中国向社会主义自由进化的制度,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李汉俊举例说:我们现在是要把一切政权、教育权,都移到有益于社会之劳动的阶级,收大计划的产业为公有;限制一般资本家自由掠夺劳动者;使劳动者有团结权;普及不收费的教育机关,使一切劳动者及其子女皆受教育;并排除一切足以妨碍社会主义实现的思想,专授以实现社会主义必须的一切思想,授劳动者以发表思想的自由权,使社会主义的思想能够急速广布,“这些是不待物质条件底完备,都可以作得到的。至于完全社会主义的状态,以及完全社会主义的制度,自然是要待物质的条件完备,才能实现;我们现在不过是要在这新状态之下,使这条件完备罢了”。

其五,健全公平优质的教育体系。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9],通过这种方法,使人在其中能体验到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体验到自己是人。从教育角度来说,“发展最终所要求的是在人的方面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之一”[20],教育上去了,现代化的人才涌现出来了,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因此,提高教育质量,努力让全体人民享有更全面更优质的教育,通过教育使每个人更富创造性,是打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基础。

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李汉俊的这一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突破了社会主义必须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才能建成的论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李汉俊能有这样的见识,是非常难得的。

围绕建立什么样的党,形成了对党纲的基本看法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汉俊在创建中国共产党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19年9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由金刚和李汉俊节译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一文,该文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社会主义是世界大势。“无论看哪里,世界实在向无产阶级的解放一方面,在下突飞猛进,已经成了大势。这种大势,是好是坏,就各个的立场不同,意思自然不免歧异。姑且不管他。然而我们眼见的现前事实,谁也不能够否定的。”在随同《世界思潮之方向》一同发表的“译后短语”中,李汉俊写道:“山川菊荣所说的贫民阶级呼应结合意识的永续的运动,我们中国怎么样?——中国决不在世界外,也不能在世界外——五四运动以来的群众运动,现在只剩下什么北京请愿团,其余的都到哪里去了?——第一个要问上海——假使依然做到扩大的群众运动,意识是什么?目的是什么?结合力怎么样?”“中国革命的情形和法国革命的情形,哪些儿一样,哪些儿不一样?咳!平民、民众、无产阶级,得了个什么?我的良心问我说,你没有打算给他什么,他如何会得什么。我说:对,对,武人,官僚,黑暗的势力……不打算给他,那些恶魔的本分。我呢?人家叫我做民党叫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但是,好像也曾有点打算。”

这里说的“民党”“革命党”是什么党呢?当时有人叫李汉俊加入国民党,但是李汉俊并不想加入国民党,因为在他看来国民党并不是一个有希望的党,它的现状令人失望,他想要加入的是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只是当时中国还没有那样的党。中国革命的情形命他不能去做民党、革命党。因为那里只有“政治、权利、联合、妥协”。而李汉俊“只是平民、民众、无产阶级的一分子”。李汉俊自问:“我要个什么?我去取个什么?要谁给呢?管他给不给呢!”很明显李汉俊要的是社会主义,是向资产阶级去要,不管他给不给,都要去要的。在这里,李汉俊明确地提出了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这比李大钊、陈独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早了半年左右时间。李汉俊是早期共产党人中最早提出建党的人。

将2015年到2017年收治的30例肝硬化合并上消化性胃溃疡的患者按照其治疗方式的不同分成两组进行回顾性分析,

李汉俊心目中要建立的党是个怎样的党呢?他在《星期评论》上选登了第一国际成立宣言、《爱尔福特纲领》、第三国际莫斯科宣言、《俄国共产党党纲》,将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要求介绍给了中国人民,充分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也为未来成立的党制定党纲提供了最基本的依据。

1920年初,李汉俊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着手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3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李汉俊等。通过交谈,陈独秀、李汉俊等进一步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陈独秀和李汉俊决心依据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宣言和决议精神,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组建中国党。5月,在维经斯基帮助下,李汉俊和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组织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雏形。6月,陈独秀和李汉俊开始筹建共产党组织,7月19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积极分子会议”。这次会议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预备会议。会上,李汉俊等表示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8月,陈独秀、李汉俊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2月,陈独秀赴广州就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李汉俊代理上海发起组书记,主持党的一大筹备工作。在中共一大即将召开的日子里,起草中国共产党党纲是筹备工作的头等大事。陈独秀、李汉俊分别承担了起草党纲草案的任务。为此,李汉俊加快了对党的纲领和理论政策的研究。

1921年6月7日,李汉俊在《共产党》第5号发表《劳农制度研究》一文,从分析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入手,以1919年3月6日召开的万国共产党会议提出的22条纲领为基础,认真研究了苏俄政治制度的产生、结构和运作等,提出“劳农制度的研究,就是俄国现在政治组织的研究”,“唯有劳农制度与马格斯在四五十年前所预想的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组织相当”。文章强调,“把产业的代表代替地方的代表而组织的制度,是劳农制度的根本思想”,这种政治制度是“根据阶级对立的事实,以产业的单位所举的代表做基础的”。“一切权力归劳农会”是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体现,代表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总之,李汉俊热情讴歌和介绍苏俄劳农制度的历史,向中国革命者鲜明提出了“以俄为师”的建党政治方向和榜样。

在具体政策方面,李汉俊也进行了认真研究。从他在党的一大的发言看,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一是共产党员经过党的批准或领导,可以参加国会,或到政府中做官。二是共产党员经过党的批准,可以与其他党派合作。三是党应该引导工人阶级进行合法、公开的斗争,但工人阶级在进行合法斗争时,不要对国会抱有幻想,“采取和平的方式,而不采用彻底的手段”。

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李汉俊与张闻天曾在上海《民国日报》上进行热烈讨论。这个讨论是由李汉俊发起的,他主张终止中国的乱局,必须建立一个与世界无产阶级相适应的新组织,这个新组织就是无产阶级政党。这样的党是团结、有组织、强有力战斗的党。张闻天表示赞同,认为“这新社会组织的产生全靠从旧制度中解放出来,觉醒转来的个人团结成死党去实行社会活动,去解决这混乱”。他具体地提出了建立这样的“死党”必须具备4个条件:一是有一定的党纲;二是有健全且严密的组织;三是每个党员对于党内的决定有绝对执行的义务;四是党员之间应有十分的谅解和同情,但发现某党员以本党为个人名利的手段时,应毫不留情地驱逐之。李汉俊十分赞赏张闻天的看法,他又提出了中国人要建立组织强有力的党,必须克服猜疑心太深、责任心太薄、界限不清、公私混淆、责任不明等五大毛病。李汉俊具体解释道:所谓“猜疑心太深”,指的是“大凡一个团体里面,越是有力量的分子、能够做事的分子、热心的分子,越容易招人猜疑”。如果其他成员不抛弃这种作恶的猜疑态度,那么团体就非被猜疑心所消灭不可。所谓“责任心太薄”,就是有人对某些团体成员的猜疑,不是负责任地提出,而是“鬼鬼祟祟地私相传播”。每一个成员首先对其他成员应作十分之九的善意理解,但对他们的错误绝不能迁就,要负责任地提出质问,要求他们作出解释,必要时可以给予处分。所谓“界限不清”,就是好人主义,不肯对犯错误的同志提出批评,或给予处分,使问题不能解决。所谓“公私混淆”,就是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关系不分。团体是以主义为中心的,个人是为主义而参加团体的,不应以个人感情来影响以主义为中心的团体。所谓“责任不明”,是指团体成员与工作人员之间的责任应该分清楚。团体的所有成员要对团体的主义和事物负全部责任,工作人员是为团体具体做事的人,是成员选举出来的。成员在选举工作人员时,必须考虑他们是否有实现主义、执行政策以及办事的能力,不能选举那些心术不正的人。政策有分歧时,就必须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少数反对者必须以服从多数为义务。

李汉俊之女在父亲墓前

遗憾的是,李汉俊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与陈独秀的主张发生了分歧,这样,在党的一大上李汉俊提出的党纲并没有成为制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依据。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建党思想在党的创建史上发挥重要作用。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这个地方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寓所,也是在李汉俊的张罗努力下安排的。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致辞时,李汉俊、刘仁静分别担任即席翻译。关于制定党的纲领和党章,“根据希夫廖特同志的建议,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给予委员会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在推选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决议的人选时,张国焘以会议主席的身份入选,李汉俊精通外语且博览马克思主义著作,刘仁静有一定的理论素养,被选入起草小组。董必武、李达也参加了起草工作。7月25日、26日,李汉俊与起草组成员一起,为制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7月30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会议开始不久,突然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后查明此人是法租界侦探)闯进会场,他环视会场一周,说找人找错了地方后就匆匆离开了会场。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国际代表马林认为来人可疑,建议会议立即休会,与会代表分途散去。李汉俊以房主的身份留下来,与敌人周旋。一刻钟左右后,10多个法国巡捕和侦探包围了李宅,接着进行了搜查。他们除了查到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搜查之后,法国巡捕开始盘问,李汉俊用法语一一作了回答:”你们开什么会?”“没有开会,是我请北京大学几位教授学生,来此商谈编辑新时代丛书问题。”“为什么家里藏有社会主义书籍?”“我是教师并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这些书是作为研究参考用的。”“有两个外国人是什么身份?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是英国人,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来上海谈谈学术问题。”法国巡捕得知此处是李书诚公馆,而且又未发现政党活动的证据,在盘问中,也未从李汉俊的回答中找到什么破绽,只好悴悴离去。李汉俊以自己的胆识和机智保护了同志,保证一大的顺利召开。★

如此庞大的费用支出直接削减了各经营企业的利润总额。所以,在税收筹划中对于土地使用税相关规定中涉及可减免内容尤为重要。比如按照《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补充规定〉的通知》(国税地〔1989〕140号)第八条:“对于各类危险品仓库、厂房所需的防火、防爆、防毒等安全防范用地,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确定,暂免征收土地使用税。”以及企业内部铁路、绿化用地可减免一定比例等内容,在石化企业内部,都是减税的大块头。仅此一项,涉及经营加油站、油库、炼制企业,在向有关部门递交消防用地减免申请,报批后,年减免土地使用税可达25%~33%左右,完全可实现企业减税增富的最终目的。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

责任编辑/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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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相坤: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李汉俊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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