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禅宗与禅法自六祖慧能之后正式形成，五家七宗更是臻于鼎盛，这离不开东来的菩提达摩，之后的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等传承，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再向前追溯源流，禅也离不开印度早期哲学与宗教影响。早期印度宗教学派虽然复杂，但是其要义和问题主要是：一曰业报轮回，二曰解脱之道，三曰人我问题。跋陀禅师从印度带来的佛法关注重点还是在“解脱之道”上，这些禅观的修持法门也是到达“解脱之道”彼岸的具体修持方法。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国，随着西域高僧们陆续来到中原传法，如禅师跋陀等，他们把原始印度大小乘禅法：“安般念”、“四念处”与“五停心”等具体修行法门也随之带入中原，受到汉地佛教第子们的仰慕和学习，大力推动了南北朝时期禅学的盛行。
关键词：禅法；少林寺；跋陀
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国，已逾两千多年了。公元64年，也即汉明帝永平七年，派遣十二人组成的使团前往西域求法。于公元67年，同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印度高僧返回洛阳，带回佛像与佛经，并翻译佛经《四十二章经》等。并因白马托载佛像、佛经而建立了中国第一座寺院白马寺。自此，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得到了当时统治阶层的认可与崇信，并在中国开始建立了初步规模。
跋陀禅师，①亦名：佛陀、僧伽佛陀、佛陀跋陀罗，北魏孝文帝时期到达中土传播佛教，深得统治阶层敬重。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孝文帝在洛阳给他建造寺院以方便讲经说法，但是跋陀禅师喜欢幽静，孝文帝就在嵩岳少室山下又建造寺院，即后来的少林寺。跋陀禅师也成为少林寺的创立者并荣任第一位住持。他在寺内翻经台翻译了《华严》、《维摩》、《涅槃》、《十地》等经，并传法僧稠、慧光等人。
一、跋陀禅师与少林寺
跋陀禅师创立少林寺，是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因为“有道业”，而“深为高祖所敬信”。在《正史佛教资料类编》第一卷与《(古今图书集成)释教部汇考》第一卷中有记载：
“又有西域沙门名跋陀，有道业，深为高祖所敬信。诏于少室山阴，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给衣供。二十一年五月，诏曰：罗什法师可谓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犹有遗地，钦悦修踪，情深遐远，可于旧堂所，为建三级浮图。又，见逼昏虐，为道殄躯，既暂同俗礼，应有子胤，可推访以闻，当加叙接。”[1]
“太和二十年，诏准师义哭僧，登于门外。又诏：为沙门陀，立少林寺，按魏书高祖本纪，不载。按释老志，太和十九年四月，帝幸徐州白塔寺，顾谓诸王及待官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师，受成实论于罗什，在此流通。后授渊法师，渊法师授登纪二法师。朕每玩成实论，可以释人深情，故至此寺焉。时沙门道登，雅有义业，为高祖眷赏。恒侍讲论，曾于禁内，与帝夜谈。同见一鬼，二十年卒，高祖甚悼惜之。诏施帛一千匹，又设一切僧斋。并命京城，七日行道。又诏：朕师登法师，奄至徂背，痛怛摧恸，不能已。比药治慎丧，未容即赴。便准师义，哭诸门外绩素之。又有西域沙门，名陀，有道业，深为高祖所敬信。诏：于少室山阴，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给衣供。”[2]
跋陀禅师出家之后，是“学务静摄”，并且“志在观方”，一方面认真学习传统的大小乘禅法，另一方面到各地参访求学。《续高僧传》第十六卷中，有关跋陀禅师求法、弘法一生的大致经历如下：
Becker于1960年提出了员工的单边投入理论（Side-Bet Theory），认为承诺是指员工随着其对组织的单方面投入的增加而产生的一种甘愿为组织工作的感情。之后，Lawler & Hall将组织承诺划分为态度和行为两个维度，在此基础上，Meyer & Allen将组织承诺继续细化为情感承诺、持续承诺和规范承诺三个维度。我国学者凌文辁、张治灿和方俐洛在中国文化研究背景下，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将组织承诺划分为五个维度，分别是：情感承诺、规范承诺、理想承诺、经济承诺和机会承诺。
佛陀禅师，此云觉者，本天竺人。学务静摄志在观方，结友六人相随业道。五僧证果，惟佛陀无获遂。勤苦励节如救身衣，进退惟谷莫知投厝。时得道友曰：修道借机时来便克，非可斯须徒为虚死，卿于震旦特是别缘，度二弟子深有大益也。因从之游历诸国，遂至魏北台之恒安焉，时值孝文敬隆诚至别设禅林，凿石为龛结徒定念，国家资供倍架余部，而征应潜着，皆异之非常人也。
“不净观”与“持息念”是修行者入门的两种方便法门，即 “诸有情类行别众多。故入修门依二门入：一不净观。二持息念。如瑜伽三十依声闻地略引两门：一、明远离，二、别对治。明远离者如彼论云：先当修习远离圆满。此有二种。一、身远离。不与在家出家二众共相杂住。独处闲静。二、心远离。远离一切染污无记所有作意。修习诸善能引义利定地作意。”[8]445《法句譬喻经》第一卷中也讲到，修行的比丘通过“数息求定”，可以达到“知息长短、安般守意”，就会“断求灭苦”，“可得泥洹”，即：“昔佛在罗阅祇国灵鹫山中，为诸天人国王大臣说甘露法。有一比丘刚猛勇健，佛知其意，遣至山后鬼神谷中，令树下坐数息求定，知息长短安般守意，断求灭苦可得泥洹。”[9]《大般涅槃经》等佛经中中也有安般、安般念、安般念定的记载，可以看出，在大小乘佛教经典之中，“数息求定”已是修行禅法的入门基础。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第一卷对“五停心”禅观方法讲述的非常详尽：
(2)功能现代化。①节能：外墙有防火隔热层，采用导热系数低的外墙材料，节能降耗；②隔声：内隔墙均采用隔热隔声处理；③防火：使用阻燃材料，防止火灾的波及和蔓延；④抗震：大量使用轻质材料，降低了建筑物自重，增加了装配式软性连接。
如果我们能尊重诗词规律，不是那样急功近利，也可以教得兴致勃勃，学得津津有味，考试成绩也就不用过于担心，成绩提升也就不难。
平城内有一位康姓施主“资财百万，崇重佛法”，跋陀禅师“常居室内自静遵业”，静坐参禅，“小儿见门隙内炎火赫然”，有小孩子在门缝中看到房间内着了大火，报告主人，但是康家的其它人却是没看见火光，跋陀禅师还是在静坐室内，参禅打坐，一致认为“其通征玄，观斯例众也，识者验以为得道矣。”认为跋陀禅师已经通达佛法，证得微玄之法，已经得道开悟了。
四者勤修界差别观。谓正寻思地等六界：地为坚相，水为湿相，火为暖相，风为动相，空虚空相，识了别相。此一切相以要言之皆是无常苦空无我，由界差别所合成身发起高慢便为颠倒，如是六界为所依故，筋骨血肉、众缘和合围繞虚空。施设言论假名为身，若于如是界差别观善修善习善多修习，是名寻思界差别观，能离憍慢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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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小乘禅法
最初传入我国的佛教主要分为“般若”和“禅学”两大派系，这两系的特点主要是：“禅学常杂以方书，般若多比附老庄，”[4]“道家老庄与佛家般若均为汉晋间谈玄者依据”[5]。公元二世纪，佛教大小乘禅学也相继传入中国,北朝时期从印度而来中土的跋陀禅师与弟子慧光、僧稠等一起在少林寺等地讲经说法，弘扬佛法，主要传授“四念处”“五停心”等的止观法,并且要求禅修者还要学习读诵“三藏”，即经、律、论，既要有佛教理论思想基础，也同时进行实践修行，这也是早期传统的印度禅法修行。早期《阿含经》中的止观禅法以数息为基础，跋陀禅师的“四念处”、“五停心”等的禅观法门也是以此为入门方便之法要。
（一）调息入门
最初小乘禅法，坐禅静心止心的入门基础功夫就是数息，又称为：安般、安般念、安般念定。也就是通过心来调整控制呼吸，到达“入定”的境界，也即是“止观”，通过这种方式修行可以证得修行响应的果位和获得涅槃，佛家早期经典《增壹阿含经》第二卷中讲到修行此法门，可以达到“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逮沙门果，自致涅槃”，即：
“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修行一法，当广布一法；修行一法已，便有名誉，成大果报，诸善普具，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逮沙门果，自致涅盘。云何为一法？所谓念安般。
佛告诸比丘：云何修行念安般，便有名誉，成大果报，众善普具，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6]556
1.“四念处”之住
“世尊告曰：若有比丘正身正意，结跏趺坐，系念在前，无有他想，专精念安般。所谓安般者。若息长时，亦当观知我今息长；若复息短，亦当观知我今息短；若息极冷，亦当观知我今息冷；若复息热，亦当观知我今息热。具观身体，从头至足皆当观知。若复息有长短，亦当观息有长有短，用心持身，知息长短，皆悉知之，寻息出入，分别晓了。若心持身知息长短，亦复知之，数息长短，分别晓了。如是，诸比丘！名曰念安般，便得具足，成大果报，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无为处，便成神通，除诸乱想，获沙门果，自致涅槃。是故，诸比丘！常当思惟，不离安般念，便当获此诸善功德。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6]556
《百喻经》第四卷中有《口诵乘船法而不解用喻》,修习数息禅观一定要“解其义”，不能只是空谈，没有实践的真修行，就会落入“妄授禅法，使前人迷乱失心”的结局，愚人空谈入海驶船的方法，导致全船的人“没水而死”悲惨结局：
“昔有大长者子，共诸商人入海采宝。此长者子善诵入海捉船方法，若入海水漩洑洄流矶激之处，当如是捉、如是正、如是住，语众人言：入海方法我悉知之。众人闻已深信其语，既至海中未经几时，船师遇病忽然便死。时长者子即便代处，至洄澓驶流之中唱言：当如是捉、如是正。船盘回旋转不能前进至于宝所，举船商人没水而死。凡夫之人亦复如是，少习禅法安般数息及不净观，虽诵其文不解其义，种种方法实无所晓自言善解，妄授禅法使前人迷乱失心，倒错法相，终年累岁空无所获，如彼愚人使他没海。”[7]
恒安城内康家，资财百万，崇重佛法。为佛陀造别院，常居室内自静遵业。有小儿见门隙内炎火赫然，惊告院主，合家总萃，都无所见，其通征玄，观斯例众也，识者验以为得道矣。后隋帝南迁定都伊洛，复设静院敕以处之，而性爱幽栖林谷是托，屡往嵩岳高谢人世，有敕就少室山为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
（二）“四念处”与“五停心”
实践修行的方法，那就要“结跏趺坐”之后，观察呼吸的长短、冷热、出入，于细微之处加以分别，即：
2.2 不同品种红小豆主要农艺性状之间的相关关系 从表2可以看出，对所选28个红小豆品种的7个主要数量性状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株高与单株荚数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601 2；株高与生育期呈极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687 2；单株荚数与产量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601 2。这说明红小豆产量因素的主要影响因子为单株荚数，在育种选择中单株荚数应作为首要性状选择依据，这与灰色关联分析所得的结论一致[10]。
“四念处”，又称“四念处观”是佛教三十七道品修行方法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具体是：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通过运用佛教思想智慧来观察这四念处，破除世间的四种颠倒知见，达到“常、乐、我、净”的解脱境界。《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第一卷中讲到从“身念住观自相、受念住观自相、心念住观自相、法念住观自相”这四处，观察“身受心法与余有为、性与余有漏、与一切法空”，都是“俱无常、俱是苦性、无我性”，认识到“自身不净”“心实无常”“所受为苦”“诸法无我”，即：
“别观修四念住：一身念住观自相者，谓观于身从眼至触十处自性皆不净故能治净倒；二受念住观自相者，唯受自性性自苦故能治乐倒；三心念住观自相者，唯心自性性自无常能治常倒；四法念住观自相者，唯法自性性空无我能治我倒。观共相者，身受心法与余有为俱无常，性与余有漏俱是苦性，与一切法空无我性，此四念住以慧为体，相应俱有具五蕴性。三者总相念住，如正理云：杂缘法念住，总观一切身受心法，所谓非常苦空非我，如是熟修智及定已便能安立顺谛现观，四者暖善根。”[8]445
跋陀禅师来到东土震旦的起因，是最初与他一起修行的五位同修都已经获得开悟，证得果位，但是跋陀禅师虽然“勤苦励节”，还是依旧没有什么收获。道友劝说道：“于震旦特是别缘”，于是，跋陀禅师“游历诸国”之后，就“遂至魏北台之恒安焉”，也就是当时的北魏国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孝文帝对他非常敬重，“敬隆诚至别设禅林”，并“凿石为龛结徒定念”，“国家资供，倍架余部”，为跋陀禅师开凿坐禅及观像“石龛”，修行的各种所需也是积极供给。
四念处也是“成最正觉”的佛教弟子们修行的方法之一，《长阿含经》与《中阿含经》详细讲到：
“尔时，世尊即诣讲堂，就座而坐，告诸比丘：汝等当知我以此法自身作证，成最正觉，谓：四念处、四意断、四神足、四禅、五根、五力、七觉意、贤圣八道。汝等宜当于此法中和同敬顺，勿生诤讼，同一师受，同一水乳，于我法中宜勤受学，共相炽然，共相娱乐。”[10]
“复次，婆罗逻！如大海中多有珍宝，无量璝异、种种珍琦，充满其中，珍宝名者，谓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螺璧、珊瑚、珀、马瑙、瑇、赤石、琁珠。婆罗逻！我正法、律亦复如是，多有珍宝，无量璝异，种种珍琦，充满其中，珍宝名者，谓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支圣道。婆罗逻！若我正法、律中多有珍宝，无量璝异，种种珍琦，充满其中，珍宝名者，谓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支圣道者，是谓我正法、律中第五未曾有法，令诸比丘见已乐中。”[11]
贾承造：天然气的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是一项艰巨繁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兼顾当前和长远，需要统筹和谋划，整体务实推进。
在去凡入圣的解脱道路上，要想“成最正觉”，就必须“宜勤受学”“四念处”等法门，这些都是佛教中的“正法”，这些不同的方便法门就如同“大海中多有珍宝”。《大般涅槃经》第一卷中也讲到“四念处”是佛法“三十七道品法”之一，只要“修习精勤思惟”，修行者就会“令到解脱处”！即：“尔时，如来从重阁讲堂，往大集堂，敷座而坐，告诸比丘：我昔为汝所说诸法，常思惟之，诵习勿废。净修梵行，护持禁戒，福利世间诸天人民。诸比丘！我昔为汝说何等法，汝思惟之，勿生懈怠。三十七道品法，所谓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圣道分，汝应修习精勤思惟，此法能令到解脱处。”[12]
2.“五停心”观法
“五停心观，由诸有情机类有五：谓贪嗔痴慢及寻思，停止其心当病设药随应治断名五停心。”[8]445“五停心”，也是用来对治修行者的大敌“散乱之心”与“贪婪之心”，通过修行止观、调息等，再修习“五停心”观法，停止其妄想之心，对治散乱过患，到达一心不乱的定力。分别用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差别观、持息念观，来对治人心中的贪欲、嗔恚、愚痴、我慢、散乱，这五种不净之心停歇之后，就会由定为依慧得清净，由慧为依定得增长。
帝用居处，四海息心之俦，闻风响会者，众恒数百。笃课出要成济极焉，时或告众曰：此少林精舍别有灵祇卫护。一立已后终无事乏，由使造者弥山而僧廪丰溢沿彼至今将二百载，虽荒荐频繁而寺业充实，远用比之佛陀无谬传矣，时又入洛将度有缘。[3]551
“别对治者：一者勤修不净观。如理作意知实不净深可厌逆，寻思内身种种不净外诸死尸，或男或女亲怨中庸或劣中胜少中老年取彼相已若尸青瘀脓烂虫蛆膖胀烂坏种种胜解狐狼等食支节分散，是名寻思修不净观，能为贪欲厌离对治故。
二者勤修慈愍观。由欲利益安乐于诸有情，作意与乐发起胜解，是慈愍相。复应思择亲品怨品此中庸品，我于怨品当应与乐。何以故？此中都无嗔骂打弄故。世尊言：如是有情无始世来经历生死长时流转，更互或为父母兄弟姊妹师友，皆当发起平等性心利益安乐与乐胜解，是名寻思修慈愍观，能离嗔恚故。
目前，我国的城乡发展规划大致停留在政府主导的层面上，群众参与尚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规划法规明确规定在规划方案编制后要充分征求公众意见，但往往流于形式，民主化只是停留在公示上。由于规划编制过程缺乏与环境主体的对话与反馈，公众的利益和意愿不能得到充分体现，从而导致了实施中的各种阻力，甚至出现因矛盾激化而造成不稳定因素。因此，在城乡发展规划的编制中，应为群众的参与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拓宽群众参与渠道，给予他们充分的话语权，使规划能充分代表他们的利益。
三者勤修缘起观。能正了知十有二支，如是一切缘生诸行无不皆是本无今有。生已散灭，是故前后皆是无常皆是生老病死法故。其性是苦不自有故，中间十支不可得故性空无我，是名寻思缘起相观，能离愚痴故。
孝文帝与太和十九年（495年）九月迁都洛阳，跋陀禅师也随之南迁来到洛阳。孝文帝为跋陀禅师在洛阳设立了专门禅修的“静院”,但又因跋陀禅师“性爱幽栖林谷是托。屡往嵩岳高谢人世”。孝文帝“有敕就少室山为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因此,孝文帝就在少室山又为跋陀设立了少林寺。
1968年，美国学者罗伯特·哈钦斯首次提出“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两个概念。从此，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成为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追求的一个重要教育目标。社区管理的实现给终身学习和教育提供了越来越多样的途径，发达国家的社区家庭教育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我国起步较晚，社区教育自20世纪中期产生以来，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社区教育在发展中面临着重重困难，有的困难甚至已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本文只针对影响社区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家长教育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2）细菌性感染型疾病。在使用退热药进行治疗的基础上，防疫人员应同时选择细菌敏感的抗生素避免感染范围进一步扩大。用药过程中同样要避免抗生素过度使用的情况，若病情难以控制，则可以考虑通过适量激素类药物提升治疗效果。
五者勤修阿那波那观。能正了知于入出息，所缘境界系心了达无忘明记。若风入内名为入息，若风出外名为出息，此入出息及所依止皆是无常。此中都无持息入者持息出者，从因缘生假设言论，若于如是入出息念善多修习能离寻思故。下总结云：如是依止净行所缘寻思观已，数数于内令心寂静，数数复于如所寻思以胜观行审谛伺察。由定为依慧得清净，由慧为依定得增长，是故名为五停心观。”[8]445
通过“五停心”禅观的发心修持，就会“渐断三界俱生细惑”，并“证余三果得阿罗汉”，如《金刚经纂要刊定记》第一卷：“如是说已，一类小根之人如言启悟，厌生死苦乐求涅槃，发心进修作五停心等七种方便，断三界四谛下分别麁惑，得初果证，乃至进修渐断三界俱生细惑，证余三果得阿罗汉，则令世间因亡果丧、出世间因生果证”[13]这样，就会如同破茧而出、凤凰涅槃一般获得重生和解脱了。即“修道之人，初以闻、思二慧，作五停心观、别相念处、总相念处，三方便观。次以修慧作燸、顶、忍、世第一，四达分观，折伏烦恼，如执利刀，怖拟怨贼。次以四谛无漏圣慧，斩煞见道所断八十八使，得须陀洹果。次更重用四谛无漏圣慧，斩煞修道所断十使，得第二、第三及阿罗汉果。故阿罗汉翻为煞贼。此答意云：世间刀杖但煞一身是怨，无漏圣慧能煞多身之敌。故言：其慧利于刀杖也。”[14]用智慧做“三方便观”：“五停心观、别相念处、总相念处”，就能降伏烦恼，获得得须陀洹、阿罗汉果位。也即是“由定为依慧得清净，由慧为依定得增长”。
早期印度宗教学派虽然复杂，但是其要义和问题主要是：“一曰业报轮回，二曰解脱之道，三曰人我问题”[15]。佛陀禅师从印度带来的佛法关注重点还是在“解脱之道”上，这些禅观的修持法门也是到达“解脱之道”彼岸的具体方法，并且沿用至今，现在汉地一些著名的禅堂之中，依然在实践着这些禅修的方法。
4.讲求战斗性。战斗性体现党内政治生活的较真。党内政治生活要具有战斗性，就必须开展思想交锋。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克服好人主义，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敢于揭短亮丑，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克服缺点，激浊扬清、扶正祛邪，坚决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要敢于同一切不良行为作斗争，把纪律挺在前面，严格执纪问责，坚决查处违反纪律规矩的行为，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言行进行坚决反对和抵制，对腐败实行“零容忍”并坚决查处。
三、弟子僧稠、慧光等及影响
“魏西竺中印度佛陀禅师(此云觉首)志爱嵩岳，帝勅就少室山立少林寺居，师度弟子僧稠慧光(僧传寺记)。”[16]佛陀禅师的弟子中最有影响力的主要就是僧稠、慧光这两位，即“惟此两贤得道记之”：
“沙门慧光年立十二，在天门街井栏上，反蹋蹀，一连五百，众人喧竞异而观之。佛陀因见惟曰小儿世戏有工，道业亦应无昧，意欲引度。权以杖打头，声响清彻，既善声论，知堪法器。乃问：能出家不？光曰：固其本怀耳，遂度之。解冠终古，具如别传。
1.3治疗方法:15例2型糖尿病患者中7例患者一直自己皮下注射甘精胰岛素20u,8例患者一直自己皮下注射甘精胰岛素25u,他们共同血糖控制一般在餐前是8.5mmol/L,餐后2小时9.5mmol/L,糖化血红蛋白7.8mmol/L,餐前15例患者皮下注射甘精胰岛素20u-25u,同时每日餐前口服津力达颗粒9g(1袋),一日三次,使用了一个月(疗程一个月)。
又令弟子道房度沙门僧稠，教其定业，自化行东夏，惟此两贤得道记之。谅有深疑，年渐迟暮不预僧伦。委诸学徒自相成业，躬移寺外别处零房。感一善神常随影护，亦令设食而祠飨之。后报欲终，在房门之壁手画神像，于今尚存。”[3]551
佛陀禅师遇到慧光时，发现他正在反向、身后踢毽子五百次，而毽子没有落地，“知堪法器”，就度化出家了，慧光翻译和编著了佛经中有关释迦牟尼原文的注释，被后世认为是佛经学派的创始人。僧稠也是才智超群，不止是背诵通达经文，还体魄强壮，精通武术。公元552年，文宣帝为他在安阳的西北部建造了一座寺庙，僧稠在此修行并编辑了两部佛经。
少林寺在北朝时期成为跋陀与弟子们专心坐禅,诵经,写经,诵戒本的主要道场，使得少林寺成为当时禅学的一个中心。当时仰慕跋陀之名而到少林寺参学求法的人,常常络绎不绝。由于慧光和僧稠在少林寺的时间比达摩还要要早二三十年，少林武术的起源，无疑也应该与慧光和僧稠两人有关，跋陀禅师自然也是少林武术先行贡献者。现任方丈释永信曾讲到：武术最初引入少林寺，目的就是为了护寺，用我们出家人的话来说，是护法，但在发展过程中，少林武术又成了弘法的有力工具，所谓拳以寺名，寺以拳显。而少林习武风气的形成，则是出自禅修的需要。此外跋陀还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他所画的“拂林国人物图”“器物样”及“外国兽图”,一直流传到了唐代末年。
纵观整个南北朝时期，由于当时皇室贵族上层阶级的大力扶持，崇尚玄空的义学与与注重实践修行的禅学，盛行于当时的南北方。北方，虽然遭受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的大面积灭佛运动，但是总体而言，北方佛教是在不断地壮大发展的。南方更是一帆风顺得到了统治阶层的庇佑，宋齐梁陈的上层皇室贵族，几乎都是对佛教大力扶持的，纵然有范缜，这样唯物无神论者的口诛笔伐，因为这样的阻拦者毕竟是少数，所以无法阻挡当时佛教的大力发展。这个时期的佛教是经律论三藏和大小两乘佛教一起弘扬和宣讲，译经和注释各种不同体系的学派和典籍。这些重要的著作，都为以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南北朝时期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当时寺院经济的大力发展，直接导致了僧尼人数的急剧增加。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之中，佛教的大力发展离不开跋陀禅师等这些西域高僧们为传播佛法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机械制造中配件及主要部件的规格尺寸出现误差，对于机械设备后期的应用性能，以及应用中的安全性，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分析当前在机械设计制造中通过应用工程计算机，结合红外检测技术，扫描技术，高速摄像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进行产品的制造，则有效的规避了人工操作出现的误差率现象。
注释：
①历史上时代相近的有两位佛陀跋陀罗，分别是：1 跋陀，（Buddhabhadra 佛陀跋陀罗，南北朝/北魏）佛陀是称谓。少林寺首位住持，东天竺（今印度）人，跋陀六岁丧父，自小与母亲以纺织为生，后皈依佛门，20多年未能修成正果，后得高人指点，称其与震旦（今中国）有缘。于是，跋陀开始周游列国，经西域诸国，达北魏国都平城，受孝文帝接见，跋陀为孝文帝讲授《十地》佛经，深为孝文帝所敬信，遂礼为上宾，为他开设禅林，凿石为龛（即云岗石窟）。北魏国都迁至洛阳后，孝文帝又在洛阳为跋陀建造佛院。因跋陀喜欢幽静之地，孝文帝又在嵩山的少室山下为他建造少林寺，让其传法。2 佛陀跋陀罗，（Buddhabhadra 359-429东晋，别名：佛大跋陀罗，佛大贤，佛贤，觉贤）传经者，名字和少林寺首任住持相同，时代相近，但不是同一个人。生于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族姓释迦，系释迦牟尼叔父甘露饭王的后裔。5岁丧父，17岁出家。记忆力超强，与后秦僧人智严同从大禅师佛大先受禅法。后受智严邀请入汉地，于后秦弘始八年至长安。因与鸠摩罗什不和，被迫与弟子慧观等40余人赴庐山，备受慧远欢迎。留居庐山年余，译《修行方便禅经》。东晋义熙八年（412年）赴荆州，其后又到建康住道场寺，与法显等译出《摩诃僧祇律》；同时译出《大般泥洹经》。后又创译《华严经》60卷。其所译经论共13部，125卷。所译《华严经》对中国佛学的发展影响甚大。佛驮跋陀罗于刘宋元嘉六年(429年)圆寂，年七十一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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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Zen Method in Northern Dynasty and The Zen Master Buddhabhadra in Shao-lin Temple
WU Xiaoli
（Institute of Yangming Doctrine and Research on Guizhou，Guiyang Universyty,Guiyang Guizhou 550005）
Abstract:Chinese Zen and Zen Buddhism were formally formed after the master Hui-neng of the sixthPatriarchs.The five branches and seven sects ofZenreached their peak,which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Bodhi dharma from the east.The inheritance of the master Hui-ke,Seng-can,Dao-xin,and Hong-renetc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culture.To trace its origins back to the past,Zen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influence of early Indian philosophy and religion.Although the early Indian religious school was complicated,its essence and problems were mainly three aspects:the first one was the cycle of karma;the second was the way of liberation,and the third was the question of the humanity and myself.The buddhist of Bhadra brought the Buddha from India are still focused on the"path of liberation".These practices are also the specific method to reach the"path of liberation".Buddhism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since the Han dynasty,accompanied by the western monk who continueS to enter the center of China.They put the mainly theravadabuddhist lawin the original Indian into the central China（the mainly theravadabuddhist law is that:"the method of breath adjustment";"four methods of the observation about the world and the self"and"five methods of stopping distractions of thinking"）.These methods of meditation are admired and learned by the students in China Buddhism,an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Zen prevails in the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Key words:Zen；the Shao-lin temple；Buddhabhadra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673（2019）01—0030—06
收稿日期：2018—11—22
作者简介：吴小丽（1973— ），女，山东淄博人，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专职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东亚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贵阳孔学堂签约入驻学者，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与佛教哲学。
责任编辑：袁 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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