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哲学研究中存在一种预设，即将哲学家视为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人，很少涉及身体状况对哲学家思想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确实存在。以焦竑为例，一生身体健康的他，对于尽性至命等形而上学问题，多具有好奇、求知的认知需求，因而其突破泰州心学传统，形成哲学上的认知进路。以此考察晚明哲学界，就身体与哲学的关系而言，晚明哲学家可分为两种类型： 身体健康的认知型哲学家受疾病影响小，在哲学上以认知需求为主导，形成认知进路，以焦竑为代表；身体欠佳的体验型的哲学家受疾病影响大，在哲学上以身体需求为主导，形成体验进路，以公安三袁为代表。
关键词: 焦竑； 身体； 哲学； 认知型； 体验型
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哲学家的生平、疾病、经历等虽受到一些研究者的关注，但与其哲学思想之间仍是“两橛”。究其原因，中国哲学研究中存在一种预设：哲学家都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人。也就是说，哲学家的思想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纯粹的思想体系，与哲学家个人身体状况并无关系。实际上，中国哲学作为一种体验形态、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哲学家的身体状况对其哲学体验与思考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尤其在哲学家饱受疾病困扰时，这一影响更加明显。若能将哲学家的身体状况纳入哲学研究的视野，这既是摆脱研究预设的一个新视角，也是深入理解中国哲学的契机。
以晚明泰州学派大师焦竑为例，疾病甚少、身体健康的他，一生读书不辍，涉及心学、易学、礼学、考证、文学、佛道等方面。焦竑的博学与健康的身体不无关系，但身体的健康也使他在生命中没有真正遭遇生死问题，缺少切身的生死体验，尽性至命等问题对焦竑而言是一种外来的知识性问题，并非一种生命体验问题，因此，焦竑从体验形态的泰州心学中开出了认知形态的哲学进路。
如果将视域推扩至晚明哲学界，焦竑的情况并非个案。就身体与哲学的关系而言，晚明哲学家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1) 身体健康的认知型哲学家，受疾病影响小，在哲学上以认知需求为主导，形成了认知进路，以焦竑为代表；(2) 身体欠佳的体验型的哲学家，受疾病影响大，在哲学上以身体需求为主导，形成了体验进路，以公安三袁为代表。
一、 焦竑身体状况考证
焦竑，字弱侯,号漪园、澹园，南京应天府旗手卫人，师从耿天台、罗近溪，为泰州学派后期代表人物。关于焦竑的生卒年学界说法不一，但大体上看，他八十岁左右的年龄在当时已属于高寿[注]关于焦竑的生卒年，说法不一，有学者总结，焦竑生年有一五四一年(嘉靖二十年)、一五三九年(嘉靖十八年)与一五四零年(嘉靖十九年)三说，他的卒年亦有三说，即一六二零年(泰昌元年)卒，八十一岁；一六二零年(泰昌元年)卒，八十岁；一六一九年(万历四十七年)卒，八十岁(焦竑《澹园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页)。钱新祖教授对于焦竑的生卒年亦有探讨，他表示“我们并不确定焦竑的生年”(钱新祖《焦竑与晚明新儒思想的重构》，宋家复译，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35页)。他根据《明史》《明儒学案》《明状元图考》等文献，指出焦竑的生年有嘉靖十八年(1539年)、嘉靖十九年(1540年)和嘉靖二十年(1541年)三种可能，但他根据焦竑之师耿定向的信件将焦竑的生年确定在1540年。按此算来，焦竑寿命为八十岁。总体而言，不管焦竑的寿命是八十岁，还是八十一岁，在当时都已属高寿。。纵观焦竑漫长的一生，他所患的疾病大体有足创、肺病、疮伤和一些小病痛，如：
别后移居寺中，意图稍省厀，而足创苦不能平，殊恼人耳[1]1175。
春来肺病余蓬鬓[1]653。
这些记载来自焦竑的弟子、朋友，印证了焦竑身体健康的事实。甚至在八十岁去世时，他的身体仍很健康，属于没有任何征兆的突然去世[注]关于焦竑身体状况的相关材料，除以上引用外，还有陶望龄写给焦竑“前闻郎君疾良已，尚未能起居耶？”(焦竑《澹园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62页)；陈懿典写“每从北来者，询知老师朝趋讲席，夜纂瑶篇，精神舄奕，深用慰藉。”(焦竑《澹园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68页)；“生平养深性定，无旁睇，无倚容，澹然得失之场，家居廿载如一日，惟问奇之履常满户外。拥书数万卷，日哦咏其中，有若寒士。副墨之传，得其片楮剩牍，争袭之”(焦竑《澹园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26页)等。。对此，钱教授将焦竑去世的原因定位为“年迈”[2]73，这与焦竑晚年身体健康的实情并不冲突，反而恰可说明他在去世时并非饱受痛苦。
余英时就此信断定，“他(焦竑)真正需要的是一些简单而真实的信仰，从而帮助他战胜那种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心理”[3][注]值得注意的是，龚鹏程先生从儒佛道三教的角度展开对焦竑思想的诠释，虽然与余英时先生论证的角度不同，但二者的结论却是相似的，龚先生也认为生死问题是焦竑学术的核心问题，他指出“‘生死情切’乃是焦竑这类儒士的根本问题意识核心”(参见龚鹏程《晚明思潮》，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13页)。，其根据主要是“一旦死生至前，何以抵敌”[1]860一句。其实，焦竑在此看似表露了对死亡的恐惧，但细读此信，可知他“怖心转切”[1]860并非因为恐惧死亡，而是“本命元辰未能了了”[1]860和“心性之未彻”[1]860。退一步讲，就算焦竑想抵敌死生，这一“抵敌”似乎也不是逃避或摆脱死亡之意。因为焦竑一生以圣人之道自任[注]关于焦竑以道自任，《澹园集》中多有论据。如焦竑弟子陈懿典指出“千古圣学，所以立命而用乾者，惟其阳刚不屈，随潜见飞跃，皆龙德而中正也。……深叹先生之学直是乾体。非但俗学不能望其藩，而真禅真玄亦瞠于小乘矣。先生少为名儒生，即究心圣学”(焦竑《澹园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72页)。《祭酒陶先生传》中记载陶望龄“与焦弱侯修撰读书中秘，朝暮相激励。于是除文人习，额力圣贤之学”(同上书，第1268页)。耿定力评价焦竑“综万方之略，究六艺之归，其於道深矣”(焦竑《澹园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11页)。吴梦旸评价焦竑，“弱侯弱冠而志于道，其文未尝鑿鑿求合乎道，而出之皆道也”(焦竑《澹园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12页)。，这里又明言“惟为道自力”，此“道”并非只是企求管东溟告知的佛教之道，而是儒禅所共同指向的道、儒家未明言之道[注]焦竑在答其师耿天台的信中曾表示：“孔孟之学，尽性至命之学也。独其言约而旨微，未尽阐晰，世之学者又束缚於注疏，玩狎於口耳，不能骤通其意。释氏诸经所发明，皆其理也。苟能发明此理，为吾性命之指南，则释氏诸经，即孔孟之义疏也，而又何病焉！”(焦竑《澹园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2页)可见，焦竑虽关注佛学，但其目的在于借佛学阐明儒学所未明言之旨，这说明，焦竑所关注的尽性至命之学，是为儒佛所共同指向，所以焦竑关注的并不是儒佛门户之别，而是其所揭示的道。。焦竑所怖、所苦之因在于此，而死亡只是他对未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达道心愿的担心。因而，为了增加完成达道的可能性，他特别注意身体健康状况，比如，《焦氏笔乘》卷五《医方》中记载了很多治病的医方，这也表现出他对身体健康的关注。再加之，他注解佛道经典，晚年修净业，妻子赵氏“无疾而综养生”[1]1079，这些都促成了他的“无欲之体”[1]1273。
病来荤血欲全销，坐拥残书破寂寥[1]642。
从疾病角度看，焦竑一生所患的疾病仅此而已，且这些疾病并未真正困扰他。比如，李剑雄《焦竑年谱》记载，焦竑的疮伤在不久后的秋天已有好转[1]1304。而且，焦竑对其身体状况并未有深切的抱怨。总体而言，焦竑的身体基本处于健康状态。对此，相关的记载有：
行年七十，而昕夕披诵，不减少壮[1]1273。
关于焦竑的思想，余英时有一论断：“在心性之学方面，弱侯实可说是一结束人物。此与其在博学考订方面之为一开创人物，适成为有趣之对照。但他自己并不觉得其学之分为两橛，有何内在矛盾。此正是象征‘尊德性’之境既穷不得不转向‘道问学’一途也”[5]。余先生准确把握到焦竑思想的心性学与考据学两方面，但这两方面并非内外两橛。原因在于，以孔子为典范的焦竑，其学孔子之处正是“博约一贯”。他曾表示“学者真悟多即一，一即多也，斯庶几孔子之一贯者已”[6]271。可见，焦竑的博学考据，是辅助、阐明其心学的考据，是心学范围内的考据，并非清代乾嘉时期的纯考据。在博学考据的作用下，焦竑的心学思想逐渐偏离泰州学派的体验进路，转向对心学之道的知性诠释。这样，焦竑的形象与其说是一个气象不凡的心学家，不如说是一个刻苦读书、勤于思考的学者。
大体上，焦竑的思想包括尊德性和道问学两方面。就尊德性而言，他接受泰州学派心学传统，以孔子为典范，认为“古圣人之道，历千百祀岂有变哉，而莫盛于孔子”[1]198，同时，他以佛道思想诠释儒学。比如，在回应学生关于“化”的问题时，焦竑表示“胸中情识意见，一毫消融未尽，不可言化。昔李宏甫曾问罗先生於余曰：渠‘胸中已得干净否？’干净即是化。吾辈未易到此，须从知非始。老子曰：‘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知其为疵，即是涤除。若以为玄览，此物方耿耿於中，如何能化？曹溪云：‘人能一念自知非，自己灵光常显见’”[1]715。这种佛道化的儒学诠释，在焦竑著作中比比皆是。
先生素无疾，强饭。每与予对食，脱粟或数盂。面奕奕有光，似未衰者。行年八十，士大夫方歌颂为寿，夜啣杯而晓闻易箦，洒然於始终去来之际，何其顺化也[1]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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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生身体健康的焦竑恐惧死亡吗？余英时根据焦竑写给管东溟的一封信，断定焦竑对死亡具有恐惧心理，并受到生死问题的困扰。这一论断似乎和焦竑身体健康的事实有矛盾，为说明这一问题，现引此信内容如下：
首先对当地地质工程人员进行合理划分，建立评估小组，并结合当地地质部门和统计部门文献资料，进行不同区域信息基础收集。
弟结发向学，垂老无闻。自顾摧颓，怖心转切，坐本命元辰未能了了，虽吾性自足，而情尘未净，一毛千里，一旦死生至前，何以抵敌？故於平生之虚见戏论，深切悔恨，譬之心痛之人，自不能作闲语，理闲事耳，非敢独懈於丈也。丈嘉刻种种，闳阔瑰玮，创未尝有之见，开不敢开之口，读之如泛沧海，登蓬瀛，可谓大观矣。弟尚顾丈以切要一言，密相指示，俾弟无终迷焉。盖丈欲集儒禅之大成，所括者广，而弟苦心性之未彻，所求者约，分量异耳。序内寥寥，真参实悟之人，了不可得。何时合并，乃究此怀。未间，惟为道自力。不尽[1]860。
吾人五十以后，血气日减，譬之天人，历劫既盈，衰相自现，此必至之数也。仆岁苦疮伤，积伤不已。目昏足弱，不复成步[1]868。
范坚强有些感伤，不断地喝酒，喝到后来，开始与一杭称兄道弟了，他站起来，绕到一杭身边，拼着抢着给他倒酒，一杭只好把杯子放在桌上，索性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心态看着他。喝到这般田地，谁还会、还有余力计较杯中的酒究竟喝没喝？强迫倒酒，不过是一种姿态，你若迁就了他，其它一切他都不在乎了。哪怕你把刚才这杯酒端到他面前，他也毫不犹豫地一口干了。
总体来看，对焦竑而言，病痛的困扰始终处于生命的边缘。即使偶尔表现出对死亡的“恐惧”，这也多是出于对未能达道的担忧，并非切身的死亡恐惧。正如李贽给焦竑的信中所言，“兄以盖世聪明，而一生全力尽向诗文草圣场中，又不幸而得力，故于生死念头不过一分两分，微而又微也如此”[1]1240，李贽对焦竑忽视生死问题上的不满，也反映出焦竑并未对生死问题有切身的恐惧[注]公安三袁中的袁伯修在写给李贽的信中，谈到友人聚会谈论生死、求道问题时，亦提到焦竑，认为“焦漪园常相会，但未得商量此事”(袁伯修《袁伯修小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这为焦竑并未切身体会到生死问题提供了佐证。。同时，一生尽力与诗文草圣场的焦竑读书不辍，撰写了大量的诰命、启、表、疏、序、诗、墓表、行状、神道碑等文章，在文学上深有造诣。而且，从这些文章与书信中，也可知焦竑身体健康、交游广泛，晚年生活舒适、自在。
二、 焦竑的哲学与身体状况
生来道者骨，不与俗人论。善饭辞医药，澄怀谢酒樽。安危谁借著，问字日盈门[1]1267。
就道问学而言，焦竑特别注重博学考据。明代学术以心学为主流，但自明中期以来，经典文献已经受到重视。如王阳明重视《大学》古本、罗钦顺为批判心学、禅学，维护程朱理学而回向经典文献依据。胡适也认为“人皆知汉学盛于清代，而很少人知道这个尊崇汉儒的运动在明朝中叶已经很兴盛”[4]。焦竑并未置身事外，他对音韵、字义、词义、史实、版本、校勘、礼仪、人物、国家制度等进行了大量的收集与考证，终成明代博学考据之大师。
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昭君拂玉鞍，上马啼红颊。今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李白《王昭君二首》）
盖先生生平无麯蘖、粉黛、弈博、珍玩之好，家人产绝不问，而独不忘学，故能养成无欲之体。自少而壮而老，恒如一日，同乾之刚，同乾之健，而自强不息[1]1273。
在某种程度上，焦竑思想认知进路的形成，与其健康的身体状况不无关系。具体来说：
(一) 良好的身体状况为焦竑的读书生活提供了时间保障与精力保障
同时，黄宗羲与陈第的思想都具有明显的学术化、认知化倾向。对于黄宗羲的哲学，全祖望特别指出“梨洲于书无所不通，而解经尤能辟前辈传注之讹”，表明黄氏哲学具有学术化、认知化的倾向。同时，在《明儒学案序》中，黄宗羲表示“诸先生不肯以朦膧精神冒人糟粕，虽浅深详略之不同，要不可谓无见于道者也。余于是分其宗旨，别其源流，与同门姜定庵、董无休操其大要，以著于篇，听学者从而自择”[8]8。黄宗羲虽接受的是心学传统，但此序透露出的并不是体验型的心学进路，而是将诸儒之体验、思想作一系统整理、评判，这一工作具有明显的学术化、认知化倾向。这篇序文作于康熙三十一年，是年黄宗羲八十三岁，故此序可视为黄氏思想的“晚年定论”。相较于黄宗羲，陈第的学术化、认知化倾向更明显。陈第“专欲以发挥五经为业，今作《伏羲图赞》《尚书疏衍》《毛诗古音考》，《二戴粹纂》，又衍“毛诗作”《屈、宋古音义》”[9]142，这些著作都以考据的形式诠释古书、辩正谬误，以揭示古书本义。例如，他作《伏羲图赞》，因为“古今诸家皆言卦、不言图，是舍本而寻末”[10]223；作《毛诗古音考》，原因在于“诗本声教，宜可咏歌；世人知文不知音”[10]223。由此可见，陈第与黄宗羲都可归为认知型哲学家。
而从反腐败揭露出来许多大小的贪官材料来看，“高危岗”，岂止于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一个？人们熟悉的，好像还有交通厅长一职。据不完全的统计，至今全国已有16名省级交通运输厅厅长接连落马，涉及11个省份，除河南省交通厅曾连续有四任厅长被查出违法犯罪事实外，贵州和山西也各有两任交通厅长走进监狱，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还被判了死刑。
良好的身体状况虽为焦竑提供了时间和精力保障，但这并非他在思想上选择认知进路而非体认进路的决定性原因。进一步看，良好的身体状况还对焦竑的心态与认知产生了影响，而这是焦竑走上认知进路的原因所在。
(二) 健康的身体使焦竑一生并未真正遭遇生死问题，这使他形成了一种健全乐观的心态
具体来说，疾病困扰较小，健康的身体使焦竑在读书生活中即可获得满足与快乐，这种生活方式对他具有潜移默化的吸引力，因而在平淡、舒适的生活中，焦竑并没有机会意识到生活的虚妄与人间的不幸。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焦竑因身体状况的优势，失去了在生命中切身遭遇到心性天理等形而上学问题的机会，他对生死、性命等形而上学问题的关注和认知，多是来自书本、师友、时代风气等外缘因素的影响。钱新祖比较焦竑和王阳明在教学上的异同时指出，和王阳明在教学中引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体悟不同，“焦竑虽然在与学生的互动中带有同样的个人性质，而且对于学须自学的信念同等强烈，却喜欢引用其他人的经验与践履，特别是他们专注于个人的遭遇之中”[2]70。焦竑在教学中习惯引用别人的经验和体悟，从侧面正反映出他对生死、心性等问题缺乏切身体验。这也说明，生死、心性等形而上学问题进入的是焦竑的意识领域，而不是击中他的身体。这些问题对他而言，是一种外在的、知识性的问题，而非生命体验问题。因此，在面对这些问题时，焦竑呈现的是一种探索未知的好奇、求知的需求，这种需求导致他在解决问题时多采用客观诠释的认知态度，而非泰州学派的体验进路。
三、 认知与体验：晚明哲学家的两种类型
从焦竑的个案可知，身体状况对哲学家的思想具有重要影响。在此，我们可将视域扩大到晚明儒学界。以身体状况为标准，晚明哲学家可分为身体健康与身体欠佳两种类型。在某种程度上，身体状况的不同使晚明哲学家在哲学思想上形成两大阵营：认知型哲学家与体认型哲学家。
(一) 健康身体与认知型哲学家
除具有代表性的焦竑外，晚明时期的黄宗羲、陈第等也属于身体健康的哲学家。黄宗羲高寿八十六岁，纵观其一生，《年谱》中仅在晚年有关于疾病的记载，如“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年)，七十四岁”条，记载“三月，梨洲患头晕病”[7]241；“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年)，八十岁”条，记载“是年秋，梨洲身体不佳，撰《卧病》。……除夕，梨洲还在病中，撰《除夕》诗”[7]241。在《明儒学案序》中，黄宗羲表示“壬申七月，余病几革，文字因缘，一切屏除”[8]8。看似黄宗羲身体状况欠佳，其实不然，这些疾病主要出现在黄宗羲的晚年，并不是其著作的高产期。在七十岁之前，《年谱》中并未有关于黄氏患病的记载，而且，直到六十八岁时，黄宗羲“仍讲学海昌”[7]211。可见，黄宗羲的身体状况良好。与黄氏类似，陈第高寿七十七岁，早年从军的他，除酷爱读书外，还喜欢游历名山大川，“晚出远游，登罗浮，历会稽，过潼关，出紫荆，溯襄阳，上均州，渡彭蠡，浮洞庭”[9]142。在《遗诫》中，陈第自述“吾七十五以前，健如黄犊，毕游五岳，避暑袁州，其时耳目聪明，齿牙坚固”[9]142。并且，《年谱》中关于陈第疾病的记载，仅足病、疟疾以及去世前的疾病而已。可见，陈第也属于身体健康型哲学家。
他之所以能够一生研读不辍，除生活清闲之外，良好的身体状况既使他不必花时间对付身体的痛苦或不适，保障了充裕的读书时间，也能够使他不必被疾病损耗精神，保障了充足的读书精力。自幼读书的焦竑，一生有五次科举经历，五十岁高中状元后，也并未放弃读书这一志趣和习惯，在他七十岁时，弟子称赞他“行年七十，而昕夕披诵，不减少壮”[1]1273。以致《明史》评其为“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善为古文，典正训雅，卓然名家”[1]1231。论博学，焦竑在有明一代都是佼佼者。不过，如果没有良好的身体状况作保障，这一成就是很难实现的。
在身体状况与思想类型的关系上，黄宗羲、陈第与焦竑类似，他们都属于身体健康的哲学家，且都具有学术化、认知化倾向。健康的身体，一方面能够使他们拥有读书思考的充足时间和良好心境，另一方面则使他们对生死、心性等问题缺乏切身体验。这样，在面对心性、生死等形而上学问题时，他们不能从自身获得亲历的体验，当他们通过读书、讲学、讨论获知他人的切身体验时，他们也不能对之产生同感和共鸣。因为心性、生死等心学的核心问题以及其他儒者的切身体验，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种外在的知识问题与知识化的经验。作为结果，他们往往有将这些体验型的形而上学问题学术化的倾向。也就是说，健康的身体并未激发他们生命的内在感知，而是培养了他们的内心充实、积极乐观的健全心态，以及对现实生活的重视，从而开启了他们的知性思维，使他们能以一种客观的认知态度来思考形而上学问题。因此，焦竑、黄宗羲、陈第等人开辟、发展了明代学术的认知进路，成为认知型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健康的身体正是塑造认知型哲学家的一个因素。
(二) 欠佳身体与体验型哲学家
晚明的体验型哲学家以公安三袁为代表。袁氏兄弟身体皆欠佳，比如，袁伯修“既爱闲散，亦复不能受苦担劳”[11]162，曾经“病泻甚久”[11]159，加之“丧却两子一女，一身萧然”[11]207的精神痛苦，导致“年近四十，日起先鸡，玄鬓化白，面纹渐多，异日相对，竟是一龙钟老翁矣”[11]219，因而中年去世。袁中郎则饱受为官之苦，屡次向友人抱怨，而且他也曾“病来五月，鸡骨支床，面貌如烟，肘指如戟”[12]46，亦中年去世。袁小修曾“以苦思得血疾”[13]29，“自中郎去后，弟无日不病，饮食日减，或夜不交睫”[13]11，加之其子四岁去世，小修亦饱受疾病困扰，身体、精神状况欠佳。
提高自我觉察的能力，是在人际关系上强化精神激励的重要方面。美国人本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马斯洛指出：“真正让一个人改变的是对自我的觉察”，是“对自己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自我觉察能力的体现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和生活目标。例如在生活目标上，重要的表现是“为”和“乐”。“为”的能力有大有小，为团队、为企业、为社会、为别人、为自己做有益的事情，都是“为”。“乐”是悦心健体，陶冶感情，交友增益。提高自我觉察能力，了解自己，全面看问题，增强价值感，是处理好人际关系，造就高效、健康、愉悦和昂扬向上的职业状态的重要前提。
同时，身体欠佳致使三袁对生死问题特别关注。袁伯修主张“惟以生死事大，无常迅速”[11]162，袁中郎意图“究竟儒、佛之奥，商略生死之旨”[12]46，袁小修亦认为“生死事甚不容易”[13]11。有学者指出，中晚明学者关注生死问题的原因，一是“与佛教长期的交融互动以及阳明学者对佛教思想的主动吸收”[14]472，二是“明代政治高压体制对儒家学者的残酷迫害”[14]473。实际上，这是关注生死问题的外部原因，并非内因。就袁氏兄弟而言，欠佳的身体将他们置于生死边缘，至亲的离世也加剧了生死问题在他们生命中的分量。因此，生死问题对于袁氏兄弟来说，并不是通过读书、讲学或讨论而获知的一种见闻知识，而是切身遭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所以，他们对生死问题并不是秉持一种外在的认知视角，他们对生死的关注是源于一种寻求自身解脱的身体需求和精神需求。
159例患者随着阿司匹林服药剂量的增加，牙周健康和患轻度牙周炎的比例逐渐减少；当服药剂量>100 mg/d，所有患者均患中、重度牙周炎，趋势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0.361，P<0.05)(表3)。
在寻求解决方法时，三袁主要采取两种途径： (1) 佛教修证。如袁伯修“自今三十六年以后岁月，供养诸佛，决不以一知半解自安”[11]162，袁中郎想要追随管东溟“究竟儒、佛之奥”[12]46，袁小修则“誓毕此生，苦心参究，了佛祖一大事因缘，决不奔波红尘，终日为人忙也”[13]19。可见三袁在修养方法上皆以佛教修证为主。(2)寄情山水。三袁好与友人游山玩水，山水游记也使得他们成为晚明文学的著名派别，除却喜爱游览山水的性情因素外，袁小修点破了另一原因正是有助于缓解疾病困扰，寄情山水是一种有效的养生方式。在袁中郎去世后，小修写道“予忧伤之馀，疾病大作，且不堪家冗鞅掌计，惟有逃之山水间，可以息业养神”[13]102。
全面贯彻落实“三条红线”，编制完成《太湖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并通过了水利部审查，启动新安江水量分配方案编制工作,认真做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评估各项准备工作；完成水资源监控能力年度建设任务，部分站点已投入运用；积极推进上海迪士尼等重点项目取水许可管理，加强水资源论证，许可项目水量平均核减15%左右,组织完成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中期评估和验收有关工作；《太湖流域水功能区管理办法》经水利部印发实施，有力促进了太湖流域的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工作。
身体欠佳使袁氏兄弟不能安享生活之闲适，也不能获得安心读书思考的时间与心境，但这一身体状况却激发他们感知身体，为他们在安逸的日常生活撕开了一个缺口。对于生死问题，他们拥有的是切实的身体需求以及求超脱的精神需求，而这是焦竑等认知型哲学家未曾有的切身体验。对于袁氏兄弟而言，生死、心性等形而上学问题并非一个客观的知识问题，而是一种切身的宗教体验，他们“必须经历二度降生才能得到快乐”[15]122。所以，他们在哲学上走的是体验进路。欠佳的身体及亲属遭遇，使袁氏兄弟在晚明颇具典范性，可作为体验型哲学家的代表。除三袁外，体验型哲学家不在少数，李卓吾、陶望龄、管志道等皆属其列。
2.3 PITC实施前后主要科室相关指标比较 2016年3家医院的皮肤性病科、内科、妇产科提供HIV抗体检测服务的比例均高于2012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皮肤性病科=22.34，P皮肤性病科＜0.01，χ2内科=37.55，P内科＜0.01，χ2妇产科=18.96，P妇产科＜0.01）。皮肤性病科HIV抗体检测阳性率较高，2012年和2016年分别为0.97%和0.73%。内科、外科、妇产科检测阳性率较低，见表2。
综上所述，从身体状况的角度，可将晚明哲学家划分为认知与体验两种类型：前者一般身体健康，以知性需求为主导，主张认知进路，以焦竑为代表；后者一般身体欠佳，以身体需求为主导，主张体验进路，以公安三袁为代表。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虽然强调身体状况是导致哲学家不同类型的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身体状况是决定性因素，或是唯一原因。除身体状况外，学术兴趣、师友影响、时代风气等都可能是导致这一区分的原因。在此，从身体的角度探讨哲学家的思想类型，意在打破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预设，即将哲学家视为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人，关注身体状况对哲学家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可以为中国哲学研究增添新的视角，开辟出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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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JiaoHong’sBodyandPhilosophy:CognitionandExperienceintheLateMingPhilosophy
Dai Yumi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ere is a presumption that philosophers are healthy robust people. Yet few studies focus on the influence of philosophers’ bodies on their philosophy though the influence does exist. Take Jiao Hong as an example. Jiao boasted a healthy body all his life, therefore he was curious on the philosophical problems and able to break through the experiential way of Taizhou School to embark on a new cognitive way. A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and philosophy, the philosopher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the cognitive philosophers with a healthy body who, represented by Jiao Hong, chose the cognitive way in philosophy; the experiential philosophers with an unhealthy body who, represented by the three Yuan brothers from Gong’an, chose the experiential way in philosophy.
Keywords: Jiao Hong; body; philosophy; cognitive type; experiential type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9)02-0059-06
收稿日期：2018-12-13
基金项目：江苏省普通高校学术学位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LX16_0002)；贵州省高校社科基地项目(2015JD101)
作者简介：代玉民，助理研究员，哲学博士，从事明代心学研究。
DOI:10.13317/j.cnki.jdskxb.2019.022
(责任编辑 潘亚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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