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磊:全面二孩背景下城乡生育状况比较研究——以天津市为例论文

杨华磊:全面二孩背景下城乡生育状况比较研究——以天津市为例论文

摘 要:基于天津市的调查数据,从生育行为、生育状况满意度、二孩生育意愿、生育偏好和养育方式等方面对城乡生育状况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城乡居民总体家庭结构基本一致,在男女性别比、初育年龄与二孩生育间隔方面存在差异;城乡家庭对生育现状满意度差别较明显,主要体现在城乡一孩家庭对生育现状的满意度上;农村一孩家庭相较城市有更强烈的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城乡二孩生育意愿的因素主要是经济社会因素,政策法规因素的影响已经减弱;城乡二孩性别偏好差异较明显,农村家庭有更强烈的男性二孩偏好;在孩子照看方式及养育孩子的支出负担程度上,城乡居民体现了趋同的倾向。针对城乡居民生育状况,应制定兼顾城乡、协调统一的生育政策。

关键词:全面二孩;城乡生育状况;比较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生育水平持续下降,与低生育率相关的少子化、老龄化、劳动力短缺、性别比失衡等问题成为人口发展的主要障碍。[1]2016年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我国人口生育呈现缓慢下降的态势,在1500万到1800万之间波动,人口总量仍然处于相对平稳的增长期,“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出生人数和比重明显高于一孩”[2]。当前,中国年出生人口数量受趋势性因素和阶段性因素的共同作用,前者导致出生数减少,后者推动出生数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阶段性因素不断消减,趋势性因素将逐渐成为决定人口出生形势的决定性因素。[3]因此,伴随着育龄妇女人口的减少以及生育意愿和婚育文化的根本性变迁,我国的内生性低生育趋势值得警惕。[4]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加上以往计划生育分类指导,城乡政策生育要求不同,因此生育水平也一直存在明显的城乡和地区差异。[5]在农村地区,30岁以上有生育意愿的农村育龄夫妇基本都已生育二孩。随着国家对农村问题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深入以及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居民受到现代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影响,30岁以下年青一代农民的生育观念已发生转变。可以说,中国的人口发展正处在十字路口。

东部发达地区的市民和农民引领着我国的生育潮流,他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是中国人口生育的“马首”。天津作为东部发达地区主要城市之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截至2017年末,天津市人口数为1556.87万,人口出生率7.65‰,远低于国家平均生育率12.43‰,人口生育已经处于极低水平。[6][7]然而,天津市2017年度出生人口总量为11.93万人,较上年增加0.47万人,全市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43.85%,与2016年相比明显提高。[8]出生人口以及二孩人口出生数量的上升,是外部政策因素刺激的阶段性反弹还是居民生育观念与生育意愿的真实反映,尚有待研究。为此对天津市城乡居民二孩生育状况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非常必要。这不仅有利于了解我国人口生育“先行者”的生育趋向和取向,也有助于了解我国发达地区城乡人口生育的实际情况,更有利于总结城乡人口生育的特点。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采用城乡比较的方法来分析城乡居民生育状况,调查样本群体为已生育的18—49岁城乡育龄夫妇。笔者分别在天津市区和周边郊县发放《城乡居民生育状况调查问卷》1100份,其中城市问卷发放550份,收回有效问卷509份,有效回收率92.5%。农村问卷发放550份,收回有效问卷476份,有效回收率86.5%。如表1所示:

经过五年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江西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领先。全省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3.1%;全省国家考核主要河流断面水质优良率92%,比国家考核目标值高12个百分点;全省PM10平均浓度72.6微克/立方米,达到国家考核目标,空气质量优良率83.9%。

与具象美术、意象美术不同,抽象美术完全不对应于现实世界存在的一切事物,是想象的,虚拟的,装饰形式或者画面是来源于艺术家的精神世界。抽象美术不再是写实写意,他是介于自然之外的精神追求,一般是艺术家表达自己的心境,或者对宇宙浩瀚的敬畏,也可能是对社会风气的讽刺。艺术家往往是通过装饰形式,笔触,色彩来表达。

表1城乡样本基本情况对比(单位:%)

城市农村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13.068.9高中及中专20.023.7大学专科17.93大学本科及以上49.14.4职业务农与兼农081.1企事业单位员工或公务员45.82.9个体户或民营企业主8.85.3工人或雇员14.99.7其他30.51.0年均可支配收入2万及以下19.841.02万~5万30.753.25万及以上49.55.8

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居民对生育现状的满意度为77.8%,而农村居民的满意度为67.6%,两者相差10个百分点,差异较为明显。通过对城乡样本基本状况的比较发现,城乡两个样本群体在家庭结构上非常接近,一孩家庭的比例都达到了70%以上。因此,对于“生育现状是否满意”这一指标也体现了天津地区城乡在生育观念上的细微差别,即城市家庭可能会对一孩生育现状更为满意。

三、城乡居民的生育现状对比

(一)城乡居民生育行为对比

如表2所示,在现有子女数方面,城乡样本群体的比例分布呈现出很近的相似性,其中一孩家庭的比例都达到70%以上,城乡二孩家庭的比例分别为25.5%与26.7%,多孩家庭的比例非常小。天津市城市及乡村的一孩家庭比例与多孩家庭比例基本一致,呈现了趋同化的生育特点。

由表6可知,城乡在孩子的照看方式上基本一致。由夫妻双方父母照看的比例都在70%左右。城市样本中由本人或配偶照看的比例略大于农村样本,多出7.2个百分点。这可能和城市中外来迁移人口的比例更高有关,他们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只能由夫妻照看孩子。并且,城市中的社会性抚育机构相比农村更加完善,也可以为孩子父母分担一部分压力。城市居民和农民由亲戚照看孩子的比例都很低,市民中有一些家庭由保姆照看孩子,但比例也很小。

表2城乡生育行为对比(单位:%)

城市农村1孩家庭数74.172.32孩家庭数25.526.73个及以上0.41.0

从表4中可以看出,无论市民还是农民,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因素基本相同。“经济负担重”与“工作原因”为二孩生育意愿的最主要抑制因素。“赡养负担重”这一指标的比例在15%左右,笔者认为这主要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导致在目前的家庭中夫妻双方均是独生子女或者一方为独生子女的比例大大增加。这在本次调查中也体现得尤为明显,其中城市夫妻均为独生子女或一方为独生子女的比例接近70%。这也就变相增加了一个家庭的养老压力,使得夫妻双方不得不在照顾老人方面抽出更多的财力与精力。“年龄大”这一指标也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一方面是因为年纪过大错过了最佳的生育年龄;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从抚养的角度考虑,即担心父母年龄过大照顾子女时会力不从心。曾经对居民生育意愿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法规原因”,由于2013年后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渐松绑,其对于城乡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也在减弱。

(二)城乡居民对生育现状的满意度对比

城市样本年龄的平均值为35.2岁,农村样本年龄的平均值为36.7岁,两者的标准差分别为5.9和7.2,相差不大。这说明城乡样本群体在年龄结构上具有相似性,有助于城乡之间的比较研究。表1还显示出天津地区城乡样本在社会经济层面的差异性,主要是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年均纯收入这三个指标。首先,在受教育程度上,城市中接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样本达到了67%,而农村样本的这一比例仅为7.4%。其次,职业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务农与兼农这一指标上,农村样本中这一指标的比例超过了80%。城市样本中的职业分布相较农村来说,分布更显均衡,说明了城市就业机会的多样性。再次,天津城乡居民收入存在很大的差距。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396.19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3432.43元。[9]根据样本中的数据,天津地区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基本达到或超过了国家平均水平。

调查表明,在城市的一孩家庭中,夫妻双方同意生育二胎的比例为30%左右,而农村一孩家庭同意生育二胎的比例为55%左右,相差25个百分点。这说明相比城市一孩家庭,农村一孩家庭有更强烈的二孩生育意愿,这也与上文分析结果相符合。但是,生育意愿并不能等同于生育行为[10],两者之间还存在许多抑制因素。

(三)城乡一孩家庭对二孩生育意愿的比较

对城乡居民生育现状满意度的进一步细化,结果显示,城市一孩家庭的满意度达到了74.4%,多孩家庭的满意度达到了87.6%。同时,农村一孩家庭的满意度为61.6%,多孩家庭的满意度为83.3%。由此可以看出,城乡家庭对于生育现状的满意度的主要差异还是集中在一孩家庭上面。也就是说,相对于城市家庭而言,农村家庭也许有更强烈的二孩生育意愿。

图7b分析可知,异常地质体的主要异常中心埋深比较清楚,而次要异常则要模糊一些,右侧质量比较大的球体由于中心埋深比较深,因此异常不明显,左侧质量小的中心埋深比较浅,异常表现比较明显。验证了前面的结论。

表3城乡一孩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对比(单位:%)

一孩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城市农村本人配偶本人配偶生育31305855不生育69704245

男女性别比方面,城乡差异非常明显,调查显示城市地区为101.6,而农村则为120.1。按照一般标准,男女性别比的标准值在103~107之间,可见天津市城市地区男女性别比低于标准值,而农村则大大超过标准值。根据对男女性别比的加权计算,总样本性别比为110.4,与官方公布的天津市男女性别比111.1相差很小,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次调查数据的可信度。城市居民初育年龄为27岁,农村居民初育年龄为23.9岁。2017全国生育抽样调查中数据显示,全国初育年龄为26.9岁。与之相比,城市居民基本保持一致,农村居民则偏小。城市一孩与二孩生育间隔为6年,农村为8年,两者相差2年。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天津市农村地区居民有更小的生育年龄,并且拥有更长的生育周期。

表4城乡家庭不生育二孩的原因对比(单位:%)

不生育二孩的原因城市农村经济负担重34.629.5工作原因23.723.6赡养负担重15.513.5年龄大12.417.3政策法规原因6.09.8身体原因4.45.2首子女不同意3.41.1

(四)城乡性别偏好的对比分析

在“是否同意男性入赘”这一看法上,市民持肯定和否定的人数基本持平,而农民中不赞成的比例高达69.5%。在“女性是否可以参与家庭财产分配”这一看法上,农村样本中不赞成的比例更是达到74.6%,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的只有8.4%,市民中同意的占62.8%,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的占回答市民总样本的30.5%。这两个指标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城乡的性别偏好差异提供一些解释。

表5城乡二孩性别偏好的对比(单位:%)

二孩性别偏好城市农村男孩8.823.8女孩27.930.8生男生女都一样38.934.6与第一个性别相反24.710.8

表5的结果表明,农民在生育二孩性别选择上具有男性偏好。二孩选择生男的农民比市民高15%,而且这一指标还是在农民生育孩子性别比高达120.1的基础之上。可见,农民的偏男倾向比较严重。在二孩生育选择生“女孩”和“生男生女都一样”这两个指标方面,市民与农民的选择相近。在回答二孩性别与第一个孩子性别相反这一问题中,市民同意的为24.7%,表明还有四分之一的市民希望儿女双全,而农民选择这一指标的只有10.8%,表明农民仍隐藏着偏男倾向。

(五)城乡子女照看方式与支出负担程度对比

2.2 3组术前、术后血红蛋白的比较 A、B、C 3组血红蛋白术后各时点均较术前明显升高,3组间术后3个月随访血红蛋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6、12个月B、C组血红蛋白明显高于A组,3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6孩子照看方式的城乡对比(单位:%)

日常由谁照看城乡本人或配偶31.624.4本人父母或配偶父母66.274.4亲戚0.60.6其他1.60.6

从表7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孩子教育支出方面,农民和市民觉得负担比较重的比例基本持平,农民比市民高出1.1%;觉得负担一般的农民和市民也基本持平,农民比市民高出1.1%;感觉子女教育支出负担比较轻的市民比农民高出2.2%。在子女日常消费方面,觉得负担重的农民比市民高2.5%。觉得负担一般的农民比市民高3.9%。觉得负担轻的市民比农民高6.4%。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是主观感受,而不是实际消费数。在实际消费数量方面,市民子女的开支还是高于农民的。总体上看,在对子女的支出负担程度上,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有非常相似的概率分布。结合表6的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天津市城乡居民在孩子的养育方式和支出方面具有趋同的倾向。

表7城乡居民对孩子养育成本负担程度的对比(单位:%)

城市农村教育支出负担负担重43.644.7一般48.149.2负担轻8.36.1日常生活支出负担负担重36.238.7一般53.657.5负担轻10.23.8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城乡居民总体家庭结构基本一致,一孩家庭都达到70%以上,多孩家庭的分布也呈现出很高的相似度。农村男女性别比大大高于城市,农村居民初育年龄更早,且二孩间隔时间更长。第二,城乡家庭对生育现状满意度差别较明显,差异主要体现在城乡一孩家庭对生育现状的满意度上,农村一孩家庭满意度低于城市一孩家庭,但多孩家庭满意度基本一致。第三,农村一孩家庭相较城市家庭有更强烈的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城乡二孩生育意愿因素大体相同,主要是经济社会因素,政策法规因素的影响正在减弱。第四,城乡二孩性别偏好差异较明显,农村家庭有更强烈的男性偏好。第五,城乡家庭的孩子照看方式及养育孩子的支出负担程度基本一致,体现了城乡趋同的倾向。

总体而言,天津市居民总体生育意愿偏低,在城市居民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城乡两地男女性别比差异明显,且农村地区表现出更强烈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男性偏好。对于上述差异,笔者认为这是由于传统生育观念与生育文化的惯性作用所导致的,这也恰恰反映了我国的城乡差异。但是,伴随城市化不断发展,经济社会不断进步,城乡差距会逐渐缩小。在城乡家庭影响二孩生育的抑制因素、城乡家庭照看孩子的方式和孩子的养育支出负担程度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到城乡有趋同的倾向。

未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既要考虑到城乡生育与社会经济环境的适应性,也要考虑城乡差异,做到城乡兼顾、统筹发展。首先,针对城市居民生育意愿偏低的社会现实。我们应增加社会保障力度,完善老年人养老体系,使老有所养,减轻居民养老负担;其次,应加大投资力度,投资兴办公立婴幼儿抚育机构,加强婴幼儿教师的队伍建设,减轻城乡居民婴幼儿抚育压力;再次,鼓励女性就业,为女性就业创造更多机会,从而增加居民经济收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复次,对于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比如给予经济补贴或奖励,在居民工作生活的其他方面给予照顾等。切实做到减轻居民的养老压力与经济负担,改善城市家庭的养育条件,逐渐地提高城市居民的生育意愿。同时,针对农村居民有更强烈的生育意愿,我们应该积极引导,从农民的家庭生活方面入手,使得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的生育行为。另外,应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力度,努力提高农村人口质量,针对农村居民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衡的情况,应提高女性地位,加大科学育儿观念和国家生育政策的宣传力度,积极构建现代化的生育文化与家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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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靳卫东,宫杰婧,等.“二孩”生育政策“遇冷”:理论分析及经验证据[J].财贸经济,2018,(4).

[2]国家统计局.人口总量平稳增长,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901/t20190123_1646380.html.

[3]石人炳,陈宁,郑淇予.中国生育政策调整效果评估[J].中国人口科学,2018,(8).

[4]穆光宗.“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如何[J].人民论坛,2018,(14).

[5]郭志刚.中国低生育进程的主要特征——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的启示[J].中国人口科学,2017,(4).

[6]天津市统计局:天津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7]贺丹,黄匡时,陈佳鹏,等.中国生育水平的空间与社会趋同研究——基于“五普”和“六普”微观数据的比较分析[J].人口学刊,2017,(3).

[8]人民网.天津常住人口总量微幅下降,总量达1556.87万[EB/OL].http://tj.con.cn/n2/2018http://tj.people.com.cn/n2/2018/0314/c375366-31340278.html.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10]梁宏.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J].南方人口,2018,(2).

AComparativeStudyofUrbanandRuralFertilityStatusUndertheBackgroundofNationwideTwo-ChildrenPolicy

YANG Hua-lei, LV Shi-chen

(SchoolofSociologyandLaw,ShanxiNormalUniversity,Linfen,Shanxi041004,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data of Tianjin city and township,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fertility status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from the aspects of fertility behavior, satisfaction of fertility status, fertility willingness of giving birth to two children, fertility preference and parenting style.The conclusion is as follows: the overall family structur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s basically the same, bu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gender ratio, age interval of first birth and second birth.There is an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satisfa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families with the current fertility status,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satisfa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one-child families.The rural one-child family has a stronger feritility intention to have two children than that in the city.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fertility willingness of urban and rural parent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s, while the influence of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has been weakened.The gender preference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parents for the second child is obvious, with rural families having a stronger preference for male second child.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show the tendency of convergence in the way of child care and the burden of raising children.In view of the fertility statu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t is necessary to formulate a coordinated and unified fertility policy that gives consideration to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words: nationwide two-children policy; urban and rural fertility status; comparative study

中图分类号:C92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19)06-0099-05

收稿日期:2019-10-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SH047)

作者简介:吕世辰,男,山西天镇人,山西师范大学社会学与法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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