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随着优化农业经营体系的进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崛起，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多中心供给格局逐渐形成。对标公共行政治理理论中的政府与市场、社会、公民的关系，以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建设为案例，研究发现：在政府作为公共治理核心和主导的“元治理”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社会、农民等多元主体的力量，以基层政府为平台，整合多方力量的“政府+”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模式能够有效促推乡村振兴发展。
关键词：农业供给侧改革；多元协同共治；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坚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走质量兴农之路，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1]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政府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改造运动的发起者，一直扮演着积极引导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角色。从公共事务的治理机制来看，中国惯用官僚制机制，政府是管理国家和地方行政区域内部公共事务的唯一主体，基于“父爱主义”的先设，政府成为万灵和万能的“全能”政府，市场、社会和自组织等多元机制参与不足。然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随着优化农业经营体系的进行，传统小农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崛起，政府垄断供给的单中心模式已经发生变化，多元主体合作竞争的多中心供给格局逐渐形成。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分化、社会主体多元化，必然要求治理主体或责任主体更加多元的治理体制与之适应。在理想化的治理中，我们期待各个治理主体既有不同的专业分工，又彼此联系、相互协作，通过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共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逐步实现乡村振兴。然而在实际的进程中，各个治理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目标，治理的过程就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博弈过程，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社会失灵、自治失灵，以至于治理失灵的后果，导致引发大量潜在的社会问题以及不可控的经济风险。那么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基层政府如何重塑政府角色，正确处理与市场、社会、农民的关系，整合各个不同的利益主体，以期在不同的利益博弈中达成利益共识，汇聚各方力量把乡村振兴战略向前推进？
移动通信系统在2G、3G和4G业务中大规模商业化的应用以及5G移动通信技术如火如荼地研发[1],2G/3G/4G乃至5G模式的共存成为趋势,因此能够支持GSM/WCDMA/TD-SCDMA/CDMA-2000/LTE网络的移动终端是各设备厂商首要关注的问题,多模移动终端设备能够在2G/3G/4G以及今后5G模式的通信系统之间自由切换,满足用户对于通信的各种需求[2]。传统单频模式的终端设备已不能满足终端用户的需求,设计一款支持多模式的接收机必将成为运营商和用户的不二选择[3]。
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多元主体博弈
古今中外，政府与市场、社会、公民关系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其一，政府、市场、社会、公民等治理模式各行其道。一方面，关于“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争论一直缠绕西方经济学界[2]，但治理实践中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都是客观存在的和不可避免的，两者都非公共治理的万能良药[3]。另一方面，面对市场和政府治理的不足和失灵，哈贝马斯等学者在总结地方实践和地方知识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社会治理或者说公民社会的思想[4]，这种公共治理的底层视角认为社会组织和公民具备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的能力和可能。其二，治理理论的兴起提供了一种政府与市场、社会、公民融洽合作的理想状态。时代环境的变迁对地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地方政府必须更加灵活、高效，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和创造力，能够及时回应公众的需求，更多地使公众参与管理[5]33。治理理论期待形成公共事务多主体、多层次、多方位的治理格局。其三，多中心治理更是意味着政府的新角色和新任务。多中心治理主体要求地方政府审时度势，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进有退，吸纳多元主体，吸收社会资源，尽可能发挥创新优势，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6]4。
理想中的治理认为通过多个供给主体的参与和竞争，建立合作、竞争机制，能够使得各主体相互制约，提高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然而博弈论却强调，在现实的治理实践中，每一个主体都是理性的，在具体策略选择时，他们的目的是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多元利益主体在博弈中推动着治理的进行。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随着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的进行，我国的农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革，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农业转型；传统小农开始向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多元农业经营主体转变；传统政府单一治理主体开始向政府与市场、社会、公民等多元治理主体发展。虽然我们期待通过政府与市场、社会、公民之间的合作，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以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事务管理，但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中同样出现了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状况。基层政府、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民等多元主体各自关注着自身的利益，正是在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中推动着改革的进行。
一是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基层政府关注更多的是现代农业项目能否给当地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能否促进当地农村经济发展，以及是否对乡镇干部的政治升迁有所帮助。如何“用足政策”“用活政策”以最大限度地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是基层政府全力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大动力，以至于许多选择性执行的政策变通行为就成了基层社会的常态[7]。二是农业企业参与现代农业改革发展的驱动力来源于政府政策的引导和对利润的追求。农业企业希望在整个发展现代农业的大市场中，在优惠政策的激励下，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惠农政策的倾斜来获取经济利益。三是农民合作社表达着强烈希望参与地方经济发展、社区社会管理、社会公益服务的意愿，但许多专业合作社实质上只是为了获取国家政策补贴而在土地流转基础上形成的土地联合组织，没有远景规划，更无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关系与资源[8]。四是农民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直接参与者和受益者，主要寄希望于从农业转型中得到货币收入的最大化，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战略与宏伟蓝图他们不关心，他们最关注的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满足。
第一，上下联动：各级政府乡村振兴发展宏观政策的大力支持。在实地访谈中，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建设项目负责人多次谈到，过去果园镇双河村由于山多地少，交通闭塞，属于“省级贫困村”。2009年，黄兴大道北延线(东八线)修通，双河村有了通往外界的直达公路，使过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了距离城市不过半小时的近郊区。同时中央、省及县等各级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惠农富农等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系列政策，以国家宏观政策的大好趋势为契机，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建设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开始风生水起。在建设的初始阶段，基层政府通过把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建设纳入到各种现代农业发展项目中进行培育和扶持；在项目建设中，基层政府通过做好公共服务保障来发挥兜底职能，免除项目建设的后顾之忧。
二、个案演绎：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
个案研究即对一个个人、一件事件、一个社会集团，或一个社区所进行的深入全面的研究[11]248。对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的个案研究是在自然情境中展开的。2016—2018年笔者深入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进行实地调研，主要通过座谈会、访谈以及归纳整理政府文件资料等方式进行。在中国情景下开展以质性研究为指导的个案研究，尽管面临着“千村千面”的乡村特质差异，但贺雪峰曾强调“通过考察自上而下政策在村庄实践的过程、机制和后果的村治模式，不仅可以解决个案调查的目的问题，使以村庄为基础的个案研究有益于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实践，而且可以找到个案研究与理解中国社会的中介”[12]。
如前所述，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与市场、社会、农民等各自关注自身利益需求，都在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存在各种多元利益主体博弈情况。基层政府推进乡村现代化发展融合，主要为达成国家农业改革治理目标；企业参与现代农村改造，主要看重财政补贴与政策倾斜，更多关注自身商业利润与经济利益；而基层组织希望农业改革以及企业的入驻能够带来社会效益甚至生态效益等等；农民则既期待进行农业农村改革，期盼各种现代农业组织和专业化服务组织的出现，以改变农业生产的窘迫局面，但又忧虑在农业规模化发展和土地流转中自身利益遭遇丧失。国家治理目标、企业经济利益、社会效益与农民需求，多重关系之中有着复杂的利益博弈与冲突纠葛。稍有不慎，极易形成农村资源分利秩序异化，造成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局面[13]。而“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建设为什么能够整合各方资源，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呢？通过实地调研发现，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能够建设成功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一)政府引导推动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长久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一方面，长沙县政府奋力改革创新，积极引导推动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建设被纳入县、市、省、中央等各级政府的现代农业发展项目中，获得了不同的项目资金。浔龙河项目先后被列入湖南省重点建设项目、长沙市重点工程、长沙市城乡一体化建设试点项目等。长沙县委2013年1号文件《关于加快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将“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所在的果园镇确定为“14+2”城乡一体化试点区域之一，县财政部门按照每年每个试点镇1000万元的标准安排专项引导资金，连续安排5年；蔬菜种植基地纳入湖南省“菜篮子”工程中；金井河整治工程纳入水利部的“农村中小河道综合治理试点”项目中等等。通过对政府资源、项目资金的整合利用，保证了项目建设资金流的充沛，在项目建设的一期投资中，通过各级政府、各项政策支持直接实现的投入就达50%以上。另一方面，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果园镇政府做好公共服务保障工作，在村民集中居住、公共工程投资、产业项目建设等方面全面进行政策扶持，及时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夯实项目发展中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
(二)企业市场运作
第三，协同共治：共谋共建共享共治，浔龙河之梦实现。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在项目推动建设、整合各方资源的过程中，更多展现的是在政府政策引导和积极推动下，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基层组织拥护、农民意愿充分表达的良性互动，较好地理顺了政府、市场、社会、农民之间的关系，逐步实现了“政府引导推动、企业市场运作、基层组织保障、农民参与建设”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四轮驱动”模式，实现了共谋共建共享共治。昔日的省级贫困村实现了华丽蝶变，由传统落后的村落向生态优美、生活富裕、生产发展的美丽乡镇华丽转身，浔龙河之梦实现。
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建设项目之初，多年的信息闭塞与经济贫困使果园镇双河村与其他传统落后的小山村一样面临着各种困境：青壮年劳动力流失、村集体经济无法运营、人心涣散、村民思想一盘散沙等等。如何将人心重新凝聚起来、引导村民合作自发参与家乡建设、调动群众参与村级建设的积极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果园镇党委成立了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项目协调管理委员会，建立了民主、公开、透明的四级决策机制，推行重大事项全村村民集体民主决策，增强群众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同时成立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使村民由“自由人”变成“组织人”，凝聚民心，畅通民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纽带作用。果园镇还利用“互联网+”模式，开通党建“O2O”微信服务平台，将新型电子商务模式引入乡村党建实践创新，搭建“群众线上点单，干部线下服务”的公共服务平台，发挥党建的引领作用。这些措施凝聚了民心党心，为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建设项目提供了基层组织保障，为后续的农民集中居住、各类产业引进等新型生态农村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分割和合并技术的区域生长法分为合并、分割、、分割-合并这三种方式。合并的主要方式是将图像分红许多小的基本区域，依据特定的均匀性进行判决从而进行合并，形成一个范围，面积更大的区域。分类的方法是将整幅图像作为原始分割图像，如果到分割的结果不能保证足够的均匀，就将其分割成四个方形区域。合并-分割相互结合的方法是将相邻且具有相似特征的区域进行合并，然后将具有不明显均匀特征的区域进行分割。这三种方式对图像的质量，尤其是铜与物体内部的灰度均匀性的要求极高，否则很容易出现过甚合并，和过甚分离的情况。对于医学超声图像，极少数人采用这种方式，在使用的过程中，也是与其他方式相结合，所以关于这样的描述少之又少。
(三)基层组织保障
新会计制度的实行也会让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人员在短期内有些不适应，主要体现在如何实现新旧会计信息的完整转换衔接。新制度比旧制度更加完善，也更加适用于市场经济形势下的行政事业单位，所以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是必然趋势，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人员努力克服困难，攻克新旧会计制度衔接的难点，努力做好新旧会计制度的衔接。
(四)农民参与建设
农民是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主体，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最直接的利益相关人，民本民生问题是牵一线而动全身的问题。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建设项目该如何保障农民利益，如何使村民成为家乡建设的主体，如何让农民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最终受益者呢？首先，浔龙河项目的发起者柳中辉本人就是双河村村民，作为“新乡贤”，对于家乡发展的期望与所有村民都是相通的，作为能争取到各方资源的带头人，能带领弱势的农民坚守建设家乡的主体地位。其次，通过土地合作社，村民将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把涣散的民众组织起来，争取政府支持，与企业平等谈判，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家乡建设愿景规划定位、寻求合作，共同打造一个农村新型生态社区。再次，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建设项目的推动直接改善了农民居住环境，实现了农村土地资源增收，促进了农民再次就业，全方位提升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吸引农民都积极自觉自愿加入到家乡的建设之中。因此，只有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建设家乡的积极性，让农民成为项目建设的最终受益主体，村民自主发动创造推动现代化建设，“浔龙河之梦”才能最终落地并持续性发展。
三、个案总结：如何从博弈走向共治
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位于湖南省长沙县果园镇双河村，地处长沙县中部，有13个村民小组、600多户，土地总面积11 584.5亩，其中耕地1177.31亩、林地6645.44亩，浔龙河、金井河、麻林河三河交汇，属于“七分山二分水一分田”的典型江南丘陵地形地貌。过去因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等原因，双河村村民只能依靠外出打工解决温饱问题，农村“空心化”、农业“兼业化”、农民贫困化等现象突出，曾经一度戴上“省级贫困村”的帽子。近年来，国家为了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颁布了一系列富农强农优惠政策和措施。果园镇双河村在各项惠民政策的引导下，抓住黄兴大道北延线纵贯全境的区位优势，启动了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建设项目。小镇建设目标为“城镇化的乡村，乡村式的城镇”，按照“政府引导推动、企业市场运作、基层组织保障、农民参与决策”的发展战略，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探索出一条以现代农业为发展基础，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推进，让农业“接二连三”，真正做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逐步实现了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发展目标，为我国目前的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了“浔龙河样本”。
总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每一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日渐复杂的主体关系和千差万别的利益博弈有可能使公共治理陷入“钟摆运动”中而无所适从。随着政府介入过多和较为深入时，出现了“政府失灵”；在政府恪守有限政府的原则而采用保护型模式时，出现了“市场失灵”；当政府开始依赖社会组织自治时，出现了“社会失灵”以及“自治失灵”，由此陷入到“治理失灵”的窠臼中。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明明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改革，在一些农村地区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甚至引发大量潜在的社会矛盾以及伴随改革而来的各种不可控的社会风险。如不少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在资源下乡与农业治理当中，由于分利秩序的形成造成农业现代化改革发展的困境[9]。同时由于分利秩序的乡土逻辑还可能偏离国家惠农政策的初衷，弱化基层治理的权威性，造成社会矛盾的风险[10]。那么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能不能整合各个不同的利益主体达成博弈共识，汇聚各方力量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本文选取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为案例研究，来阐述上述问题。
第二，左右逢源：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基层保障、村民参与，四轮驱动，多方共赢。首先，浔龙河项目所在的基层政府充分发挥政府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引导作用，积极探索现代农业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多年来一直定位于城市郊区型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建设，具有改革创新的大环境。其次，浔龙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柳中辉，是从双河村走出来的一位亿万身家的企业家，抱着回报家乡改造家乡的目标开启“浔龙河之梦”，引入了市场的强大力量，以农业为基础，引进发展生态旅游、文化创意等现代产业。再次，民主、公开、透明的村民集体决策机制凝聚了人心，关于是否愿意集中居住、土地流转模式、生态小镇建设规划等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村民集体投票，各种公共服务也通过项目协调管理委员会的“线上线下”等网络平台进行。最后，浔龙河项目的发起者柳中辉作为村庄精英人物，深受村民信赖，能够团结村民成为项目建设的主体力量，把村民组织起来共同建设美丽的家乡。
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建设项目最初由湖南浔龙河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开发运营，通过将企业资本与农村自然资源进行有效融合，采用市场化运作形式，以现代农业为基础，推动农村休闲旅游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在项目发展过程中，为了进一步引进发展农业生态旅游和创意休闲农业等现代产业，又引进了广东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景观规划和建设，打造景观农业、旅游产业与生态居住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核心。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又与擅长产业运营的成都仟坤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开发合作，引进了更多的国内国际资源，进行了资源跨界整合，撬动了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因此，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建设主要由政府引导推动，公司作为投资主体，采用“政府资金引导，社会资本主导”的企业市场运作开发。政府主要负责水、电、路、气、网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领域，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企业则通过市场运作，通过自筹资金和市场融资形成项目建设的推动力，发展现代农业、休闲旅游和生态居住，促进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能够通过消耗少量的高品位能量把空气中的低品位能量通过制冷工质搬运到水中，实现大量自然资源和余热的再利用，从而有效地节省了热水制备所需的一次能源，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本文对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结构和特点进行了介绍，并对其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分析。
我首先来到原子弹爆炸纪念广场。那里有草地，有纪念塔。1945年，美国一共在日本长崎扔了两颗原子弹。一颗扔在广岛，一颗扔在长崎。原子弹把教堂都炸成了两半，墙上的照片上记载着当时的情景。今天，在蓝天白云下，在绿色的广场上，在原子弹爆炸的纪念塔下，我们看见一些外国人正在默哀，正在纪念死难者。在广场旁边，是一个和平公园。公园里有瀑布，还有潺潺的溪流，旁边还放着一束束鲜花，这些鲜花也是纪念被原子弹夺去生命的平民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建设成功首先得益于国家政策对乡村振兴发展的大力扶持。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策保障。然而单纯依靠政府的行政推动，还只是万里长征踏出的第一步，如何实现由政府动力到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转型，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社会、农民等多元主体的力量。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通过打造共同愿景“浔龙河之梦”，以国家政策扶持为契机，充分发挥了“政府主导推进、市场实现效率、社会协调公平、农民实行自治”的多元力量，共同协作使乡村发展从过去需要“外在输血”的项目式扶持到获得自我“内在造血”的实质性进展，培育了乡村发展新动能，实现了乡村振兴可持续性发展。
四、讨论与启示：“政府+”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了社会结构分化、社会主体多元化，必然要求治理主体或责任主体更加多元的治理体制与之适应。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政府引导推动、企业市场运作、基层组织保障、农民参与建设”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四轮驱动”模式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治理转型提供了启示。我们可以发现，我国仍是政府主导型社会，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公民社会”尚未完全建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所带来的诸多难题，市场、社会、农民本身不可能自行解决；各种利益主体博弈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需要强有力的治理来解决。因此，在政府作为公共治理核心和主导的“元治理”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社会、农民等多元主体的力量，以基层政府为平台，整合多方力量的“政府+”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模式能够全面促推乡村发展，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共同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新篇章(见图1)。
图1 “政府+”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一)以政府为元治理
“元治理”(metagovernance)是对政府或治理方式的治理，最早由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于1997年提出。他认为元治理是“协调不同形式的治理，并确保它们之间最小的一致性”[14]。他将元治理描述为“治理的组织条件”，涉及“对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和市场治理的重新交接和组合，以获得较好的协调效果”[14]。元治理强调政府的作用，在元治理模式中，政府的权威仍占据主导地位，通过远景规划、规则制定、目标确立和行动协调来对市场、社会和公民等治理力量进行宏观安排，重新组合，促进多元主体的全方位互动，充分发挥其合力[15]。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基层政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国家现代农业战略需要在基层得到落实，上级政府关于本区域的现代农业规划需要基层具体执行，资本下乡的农业项目需要基层政府进行整合，农民的利益和诉求需要经过基层政府向上传达。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基层政府是以一个积极行动者的角色出现的，其不但努力争取并积极落实上级各项现代农业项目，还表现在依据自身辖区特有的自然资源禀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现代性农业改造，以争取更多国家资源，全面推动当地的农村经济发展。
现代通信系统的功能和结构越来越复杂,对滤波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目前,滤波器的研究热点,正在从单频带滤波器向多频带滤波器的方向发展,同时,滤波器的机械尺寸也越来越小,以满足无线射频电路集成化的要求。时至今日,人们已经研发出了多种不同类型的多频带微波带通滤波器,但是国内外以前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双频带和三频带滤波器设计领域[1-4],有关四频带带通滤波器的报道直到最近几年才逐渐出现。
(二)多元主体互动
随着市场力量的壮大以及社会自治力量的成长，人类的社会治理开始朝向合作治理转型趋势之中，政府与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公民主体之间建立起了广泛的“伙伴关系”，越来越多地通过组织间以及部门间的多元主体互动和合作来实现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在以政府主导推进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需要肯定市场实现效率的基础地位、社会协调公平的积极作用和农民实行自治的自我意愿表达，以匡正市场失灵、社会失灵、自治失灵，在政府与市场、社会、农民的多元主体互动中，达成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博弈共识(见图2)。
图2 政府与市场、社会、农民的多元主体互动
一方面，市场、社会无法自我运行，政府需要为市场、社会运行提供制度基础，重视对市场、社会能力的培育和发展。目前在农业农村发展中，市场和社会主体都比较弱小，基层政府不仅需要认识市场和社会自主管理的重要性，还需要对他们提供阶段性的扶持和培育，防范因为其能力不足而导致市场失灵、社会失灵。同时鼓励农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采用村民自治等形式实现农民意愿的表达和集结，以克服基层政府日常活动中官僚机制的固有消极特征。另一方面，政府仍然需要担负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任，政府需要分析市场、社会的不足来调整自身职能，在市场、社会不能履行供给职能的领域承担责任，即承担好政府的“兜底”职能[16]368。同时，随着市场、社会能力的提升和村民自治的完善，基层政府的全方位干预职能应逐步退出，防止政府行政力量对市场、社会和农民自主性的侵蚀。
(三)“政府+”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元治理”范式勾勒出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中轴角色。但必须说明的是，这种对政府作用的推重并非是向科层等级治理模式的回返或强化，更不是传统“国家中心论”的重述。从“元治理”的视角看来，作为治理的治理者，政府并非是至高无上，更不应试图控制一切，而是通过直接搭建协商平台等方式，形成公共部门与市场、社会、民众等治理主体“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互动模式，提升传统影响社会管理人群的认同感、归属感，力图开创“共谋、共建、共管、共享”的新局面[17]。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问题，多元而复杂，光靠政府发起和推动远远不够，必须激发市场、社会和农民的活力。其一，许多农业企业最开始都是在政府政策的引导和财政补贴的吸引下进行资本下乡的，但最重要的是政府扶持后如何进行可持续发展，培育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市场经济主体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其二，农民合作社是中国现有农村土地制度下实现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生产的基本模式。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农民合作社如何全方位代表农户的利益，通过延伸农业产业链以惠及广大农户，促进农村公平发展的目标实现，维持农村稳定和全面进步。其三，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何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直接关系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和快慢。因此，基层政府通过建立健全各种主体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并使其制度化、规范化，培育鼓励市场、社会、农民等多元力量健康发展与成长，“政府+”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形成良性互动，在“协同合作”的局面下，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推进，开创乡村振兴战略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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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GametoCo-governance:MultipleSynergeticGovernanceinAgriculturalSupply-sideStructuralReform:ACaseStudyinXunlongRiverEcologicalandArtTown
HUANG Jianhong
(CollegeofPublicAdministrationandLaw,Hu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Changsha410128,China)
Abstract:In the agricultural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with the optimization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the leading enterprises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farmers' cooperatives,family farms and other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have risen rapidly,gradually forming a multi-center supply pattern of multi-stakeholders.By compa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market,society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overnance,a case study in Xunlong River ecological and art town finds that on the basis of "meta-governance"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is the core and leading factor of public governance,a "government plus" pattern could effect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Under this multiple synergetic co-governance pattern,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acts as a platform,the multiple roles of market,society,and farmers are fully played,and other multiple forces are properly integrated.
Keywords:agricultural supply-side reform;multiple synergetic co-governance;Xunlong River ecological and art town
DOI：10.13438/j.cnki.jdxb.2019.01.008
*收稿日期：2018-10-09
中图分类号：C931.2;F323
文章编号：1007-4074(2019)01-0065-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ZZ050)
作者简介：黄建红，女，博士,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陈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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