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转向
[摘要]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作为“国民经济学语言的救赎史”的政治哲学，都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否定和批判资本主义，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和开辟道路。在此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都是现实性与规范性、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统一，二者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历史唯物主义是政治哲学的开启，政治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统一，在马克思这里表现为《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实现的从价值规律到剩余价值规律、从商品交换到阶级斗争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哲学自身从“历史唯物主义”到“政治哲学”的“内在转向”。
在当前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成为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热点问题。但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哲学的一致，并不是简单的理论出发点和研究对象的一致，也不是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是从政治哲学的思想运演中推导出来的，或者是从政治哲学的视域重新解读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哲学的对立，也不是由于要么仅从历史的观点来理解，要么仅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理解。[注]参见李佃来：《论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内在会通》，《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李佃来教授和段忠桥教授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哲学关系的争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张文喜：《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一致是由于二者的理论性质和理论旨趣的高度一致，二者从根本上都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为人的自由和解放开辟道路的。
一、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作为与马克思保持了终生友谊的最伟大战友，恩格斯曾盖棺定论地指出，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一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唯物史观”，二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剩余价值”。而这“两大发现”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个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发展规律，而这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本质的涵义，所以恩格斯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但在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前，人们对现实、社会和历史，总是以两极对立的方式，要么只是从主体的或抽象的形式去理解，要么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以主客统一的方式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也即无法真正从“现实的人”的立场和视野去理解。所以在实质性意义上，不管是从抽象物——“脱离了自然的精神”出发的唯心主义，还是从具体物——“脱离了人的自然”出发的旧唯物主义，它们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都是“见物不见人”的。与以往的哲学相比，作为马克思哲学重要理论来源的黑格尔哲学，虽然更具“历史感”，但由于它把“无人身的理性”作为最高原理和解释原则，最终还是走向了泛逻辑主义和泛理性主义。所以它“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了思辨的、逻辑的和抽象的表达，这种历史还只是作为人的生产的活动和人的形成的历史，即只是绝对的和抽象的思维的生产史，而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1页。在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看来，在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物质”还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全身心地发出微笑，但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却变得片面了，变得“敌视人”了，感性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而失去了它鲜明的色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3、164、118页。即便是旧唯物主义的最杰出代表费尔巴哈，虽然“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但他并不理解真正的实践的和批判的人之感性活动的意义，所以他的唯物主义依然是抽象的和敌视人的。因此，存在“人学的空场”的是旧唯物主义，而决不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强调真正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现实的人的活动而已，决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3、164、118页。对此，伊格尔顿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非一套“上帝并不存在”或“万物出于原子”这样的关于宇宙本质的声明，而是一项探讨人作为“历史性的动物”如何发挥作用的理论。[注][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160页。此论断可谓一针见血，真正抓住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与核心。
智能工程建造的收尾阶段主要是指对已经建造好的各个智能子系统进行测试和调节，了解所建造的各子系统是否可以按照要求实现其功能作用，以满足业主需求。对收尾阶段的智能工程建造来说，最主要的影响在于建造施工人员对于产品设备的认知情况。首先，政府办公楼在工程设备安装调试阶段对一些终端设备做出了必要的调整。其次，政府办公大楼应用了许多现代先进技术和设备，工程人员在应用这些先进设备和技术之前，需要展开必要的培训，这些培训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最后，政府办公大楼应用到的技术领域较多，需要不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配合衔接才能使建设的各子系统得到有效连接[2]。
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仅是“敌视人的”，同时也是“非历史的”或“超历史的”。作为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认为历史就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过程，现实只是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一个环节和体现，历史发展也就是按照绝对精神自我对置、自我发展和自我否定的逻辑展开的过程，所以历史在其绝对精神的运动逻辑中“终结”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虽然也不赞成黑格尔对历史作抽象的、逻辑的和思辨的表达，主张在现实的经济事务中理解和把握历史，却把经济范畴看作永恒存在，在市场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解释和论证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及其历史的必然性、永恒性和普遍性发展之“天然本性”和“超历史本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是有历史的，而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后就没有历史了。所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本质上是“神圣的历史”和“观念的历史”，而不是“世俗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这种历史仍然是“黑格尔式的废物”(马克思语)。在此意义上，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通过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领域获得了实际的论证和支持，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古典哲学殊途同归了。对此，马克思讽刺和揭露古典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些所谓的“历史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7页。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既要批判和终结黑格尔“超历史的”神话，也要批判和终结资本主义“非历史的”经济现实，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是“批判的”和“历史的”。此时，马克思不再是紧跟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了，他已经从“静止的和非历史的立场中脱离出来”。[注][英]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3页。而促使马克思完成这一转变的，正是作为市民社会(资本主义)“解剖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把规范性和价值性维度放进了社会历史中，在此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也发现了历史的联系，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45、234页。如果说，黑格尔是把“历史”放进了精神领域，那么，马克思就是把“历史”放进了经济领域。所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是用新的唯物主义的历史方法考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因此，贯穿《资本论》全书的“历史的见解”就是，“作者不把经济规律看做永恒的真理，而仅仅看做某种暂时的社会状态的存在条件的表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45、234页。马克思三大卷的《资本论》，通过对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批判性和历史性分析，才突破和否定了资本主义永恒性和普遍性的论证；资产者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许多次经济变革和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也即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7页。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正是运用充满了“批判性”和“历史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展开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性分析，才揭示出了物与物背后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揭示出了个人受“抽象”(资本)统治的现实，从而使政治经济学实现了“两个转变”：政治经济学的主题从“物”到“人”的转变，理论性质从“实证科学”向“历史科学”的转变。这也正是马克思所创建和实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最伟大的思想革命。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历史唯物主义真正把“唯物主义”和“历史”结合起来了。但历史唯物主义决不是把“唯物主义”作为解释原则变革了历史理论的“历史观”革命，而是把“历史”作为解释原则变革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革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家政节上，厦门市家庭服务业协会工会联合会主席谢纠与厦门市家庭服务业协会监事长吴世荣签订了《厦门市家庭服务行业集体合同》，这一合同的签订将惠及全市200多个家政企业、8万多名从业人员。
近年来，作为当代哲学中的“显学”的政治哲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政治哲学既可以用来描绘一种政治蓝图，也可以用来表达一种政治信念，还可以用来标榜任何一种政治意见，所以，政治哲学并非在统一的意义上被泛用。通常，人们把“政治哲学”理解和定位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或某个领域，属于与经济哲学、文化哲学、法律哲学、社会哲学等相同的“部门哲学”。在列奥·施特劳斯看来，政治哲学的主题必须与自由及政府或国家政治行动的最终目的相同，这些目标能够提升所有人超越他们可怜的自我。所以，政治哲学是以一种与政治生活相关的方式处理政治事宜。因此，如果人们把获得有关好的生活、好的社会的知识作为他们明确的目标，政治哲学就出现了。[注][美]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2页。一句话，政治哲学就是对人们如何建构好的社会制度和获得幸福生活的理论反思。因此，作为对最佳政治制度和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建构的政治哲学，决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或某个领域，在其本质上就是“哲学”。
二、政治哲学：“国民经济学语言的救赎史”
在马克思这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走的是同一条道路，都是源于对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实际需要。马克思绝不是先验地构造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系列概念，如劳动二重性、劳动力、雇佣劳动、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剩余价值等，再用这些概念去裁剪现实，而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即在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作为其理论支撑的古典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解剖和批判中建构起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这一道路和建构的集中体现，就是马克思倾其一生的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伟大巨著《资本论》。对此，列宁强调：正是《资本论》的问世，使唯物主义历史观从“假设”变成“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注]《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对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理论和实践意义，恩格斯曾指出：正是剩余价值的发现，使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变得豁然开朗，使无产阶级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身的地位、需要和解放的具体条件，从而推动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资本论》才成了“工人阶级的圣经”。实际上，马克思创建历史唯物主义，决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而是为了“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语)，也即在资本主义经济成就的基础上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开辟道路。所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绝不存在“人学的空场”，反而是现实的人之自由解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呈现。
作为既区别于“非批判的”思辨哲学，又区别于“非批判的”实证科学的政治哲学，实质上就是“批判的实证科学”。作为“批判的实证科学”，政治哲学是现实性与价值性、描述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方式进行分析和解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为此，在为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序言”中，马克思就提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马克思到政治经济学中去解剖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目的，却不是为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自由、平等和所有权做合法性、普遍性和永恒性的论证，而是为了为工人阶级追求和实现自由个性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和开辟道路。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之后，在为国际工人协会修订的“共同章程”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者在经济上受资产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和一切社会贫困、政治依附以及精神沉沦的基础；所以，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是要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因而工人阶级的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经济解放”这一“伟大的目标”。[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6页。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解剖”的政治哲学，就是对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和超越——马克思“尤为拒斥的是其关于人的哲学及其对私人财富与工人异化的经济强制”。[注][美]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332页。对此，德国学者韦尔默强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摧毁了掩盖着等价交换制度、从而也掩盖着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制度的“非暴力的假象”，也摧毁了关于自由、平等和私有财产之间联系的性质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幻觉”。[注][德]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应奇、罗亚玲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44页。而这些都是马克思通过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到的。因此，在实质而重要的意义上，马克思的探索和分析现实的人走向自由解放之政治经济学根源及其规律的政治哲学，是沿着经济和政治走进“历史”的。所以，政治哲学就是“国民经济学语言的救赎史”(洛维特语)——历史唯物主义必然走向政治哲学。
在马克思这里，表面上看，历史唯物主义是现实性和描述性的，政治哲学是规范性和批判性的，二者是对立的。实际上，作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作为“国民经济学语言救赎史”的政治哲学，是内在统一的。二者都是现实性与规范性、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统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哲学都“以其严格的科学性和无情的批判而出类拔萃”(恩格斯语)。在实质而重要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哲学都是从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现实及其政治经济学的解剖和批判中建构起来的，二者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政治哲学之作为哲学，不仅仅区别于“非批判的”“思辨哲学”，也区别于“非批判的”“实证科学”。作为对最佳政治制度和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建构的政治哲学，它所探讨的“政治”，既不是实际呈现的政治—现实，也不是隶属于社会特定集团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观念，同样也不是一般政治科学所说的政治—理论，而同时又是这些不同“政治”的综合。所以，政治哲学是一种把政治——人类事务、正义而高贵的东西——视为其至关重要的内容的“哲学探究”。[注][美]列奥·施特劳斯：《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张缨等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25页。政治哲学所关心的政治事务，是兼有规范性与超越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现实性与理想性的充满悖论的“政治”。这样的政治是经过哲学的“折射镜”和“透视镜”反射和抽象出来的政治。只有这样“以哲学的方式”来探讨“政治”，政治哲学才可能既关怀现实的政治，又与现实的政治保持必要的张力，最终达到“适当地”以哲学的方法“冷静地”从理论高度讨论复杂的具体政治事务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说政治哲学所关注的是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哲学的政治”，而不是实证性和现实性的“具体的政治”。所以它在本质上是“反思性的哲学”而不是“实证性的政治科学”。也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政治经济学不是供给我们牛奶的奶牛”(恩格斯语)，马克思也不是“二流的后李嘉图派成员”。政治哲学在马克思这里是以“批判”为生命力的。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6年1月至2018年5月在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确诊为2型糖尿病的住院及门诊患者。其中男性37例，女性23例；年龄（57.0±6.1）岁；糖尿病病程范围0～30年，病程（11.7±3.3）年。6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30例）和治疗组（30组）。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体质指数（BMI）比较，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入组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方案经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内部信息沟通不顺畅。首先，因往来账款管理的粗放化，导致业务部门主动进行往来账款台账登记的意识不强烈，且又未设置有效的绩效考核和惩处措施，导致业务部门的往来账款台账登记出现信息不全或信息有误的现象，最终造成电力企业内部的信息共享存在困难，往来账款核销不准确。其次，往来账款信息传递落后，往往依靠电话、OA内邮等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对于业务较大的电力企业来说收集信息的工作量较大，且较容易出现错误。同时，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具有传递时间慢的特征，导致信息更新不及时，降低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效率。
三、从“历史唯物主义”到“政治哲学”：马克思哲学的“内在转向”
但政治哲学作为哲学，又是区别于以概念及其逻辑来解释世界的“思辨哲学”的。也就是说，这里的政治哲学是用现实的“政治—实践”的方式，即用不同于古典政治哲学的“理论理性”的方式处理最根本的人类事务，它体现的是现实性和规范性统一的维度，或者说是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的维度，也即政治哲学的“实践理性”维度。在此意义上，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解剖”和批判的《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反过来，也只有从政治哲学的视野来阅读《资本论》，方能理解“这部书远离了一切超然的解释和抽象的说教，而是仅仅在具体的斗争总体性中把握概念”[注][英]罗纳尔多·蒙克：《马克思在21世纪》，张英魁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页。的批判性、现实性和非思辨性。政治哲学既揭示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各种缺点和不正义，也提出一种令人憧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理想。因此，它既是否定的和批判的，也是肯定的和建构的。在此基础上，政治哲学从一开始就不是“思辨的哲学”而是“政治的哲学”。政治哲学不仅反映和表现现实，而且批判和超越现实。在其现实性上，政治哲学“作为哲学而又高于哲学”。《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方式的否定和批判，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和建构，正是政治哲学这一“作为哲学而又高于哲学”本义的最高和最集中体现。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其面临的问题是个人现在受“抽象”(资本)统治，其解决的问题是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现实的人的独立性和个性。政治哲学作为“国民经济学语言的救赎史”，其面临的是自由、平等和所有权等问题，其解决的是最佳政治秩序和幸福生活问题，实际上都是与历史唯物主义同样的问题，都是要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结构中，开辟一条现实的人之自由解放的可能性道路。资本主义的这种共同体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中生长出来的，从而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上的。无论何时，我们总是要在资产者同雇佣劳动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必然总是同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隐藏着的基础”和“最隐蔽的秘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4页。而二者为开辟这一道路所共同诉诸的，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代表着对在生产这个环节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结构分析——此分析截然不同于斯密和李嘉图等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美]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332页。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截然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主要体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唯物主义方法”这一新方式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的经济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44页。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既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又有政治哲学的规范目标。在此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哲学“既不是一种唯理论，也不是一种实证论，而是关乎马克思对观念论中的抽象主义和经验论中直观(事实)的意识形态的人本主义批判。”[注][美]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第334、7、339页。所以，在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哲学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最充分的运用和体现的马克思三大卷的《资本论》，分别考察了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揭示了资产阶级如何通过财产权和雇佣劳动制进行盗窃(资本的生产)、洗钱(资本的流通)和分赃(资本的分割)的总过程，也即资产阶级如何掠夺和分配剩余价值的总过程。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作为雇佣劳动者的无产阶级永远无法得到他们所创造的全部剩余劳动产品。所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所有权的斗争，实际上就是争夺剩余价值的斗争。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作为平等交换的价值规律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因此，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必然走向剩余价值规律，而剩余价值规律又必然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正是马克思通过对剩余价值的揭示和分析，发现了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独自具有的阶级斗争的“特殊生理结构”和“秘密”，这才是马克思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最伟大的发现和最伟大的革命。在此意义上，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哲学统一的《资本论》，决不仅仅是一部价格决定理论的著作，也不仅仅是一部劳动价值论的著作，更不仅仅是一部预言经济崩溃的著作，这一著作毋宁代表了对个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的历史分析和辩证呈现。[注][美]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第334、7、339页。所以，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割必然会引发争取自由个性解放的阶级斗争。唯此，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三大卷的《资本论》为什么会以“阶级”问题结尾，也才能理解恩格斯为什么会强调《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
在马克思这里，从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到剩余价值规律的转变，也即从商品交换到阶级斗争的转变，实际上体现的是马克思哲学自身从历史唯物主义到政治哲学的“内在转向”。在一定意义上，青年马克思是借着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东风走上社会历史舞台、并开展其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绝不是为了做政治经济学的“游方传教士”，而是为了解剖和变革市民社会(资本主义)。但在马克思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时却发现，“由法国大革命带来的资产阶级平等和自由观，被还原成了交换关系的意识形态表达。”[注][美]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第334、7、339页。也就是说，通过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政治权利的自由和平等被转换成了商品交换的自由和平等，并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备受追捧和推崇。而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又深刻发现：“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9页。由此可见，从政治权利的自由平等到商品交换的自由平等的转换，并没有使自由和平等落到实处，反而依然只为拥有财产权的资产阶级所享有，广大无产阶级仍然处于被奴役、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要做的，就是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进行釜底抽薪式的解剖和批判——既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而彻底实现所有制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因此，如果缺少了对资本主义进行“动态的经济分析”，那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依然无法突破古典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囚笼”，依然会像空想社会主义和古典哲学一样是“先验图式的”。[注][英]柯亨：《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霍政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2页。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的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向《资本论》的“剩余价值论”的转变，就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到“政治哲学”转向的集中体现。为此，罗尔斯深刻指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最终“主旨”，就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入挖掘资本主义秩序之外在表象下的深层结构，使我们能够了解工人阶级劳动时间的花费轨迹，从而“发现那些使得工人阶级的未付酬劳动或剩余价值能够被剥夺以及剥夺多少的各种制度安排。”[注][美]罗尔斯：《政治哲学史讲义》，杨通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42页。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即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转向政治哲学的集中体现。正是在此“转向”的基础和意义上，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必然要从“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走向“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走向“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也即实现“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的胜利，“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胜利。
所以，在马克思这里，作为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政治哲学，绝不能被理解为只是哲学大观园中一个领域或特殊分支，它毋宁是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的“一种特殊的转向”，也即一种提问方式和观察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为政治哲学“在整全中奠定了一种分别”。[注][德]迈尔：《政治哲学与启示宗教的挑战》，余明锋译，华夏出版社，2014年，第1、10页。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就是其政治哲学的开启，而政治哲学又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只有上升为政治哲学，它才能达至其彻底的反思性、整全性并获得其完全的意义，而政治哲学就是完成了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走向政治哲学，一方面要求对社会历史的必然性进行反思，另一方面也要求对所谓的政治共同体的必然性进行反思。正是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可以防止让历史唯物主义服务于某个历史时刻、宗教使命或民族复兴，防止把历史唯物主义勾连于一种政治状态。一言以蔽之，防止将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任何一位“他者的女仆”，防止政治哲学的辩护蜕变为一种单纯的“哲学护教学”。[注][德]迈尔：《政治哲学与启示宗教的挑战》，余明锋译，华夏出版社，2014年，第1、10页。在此实质而重要的意义上，马克思的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哲学相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和“哥达纲领批判”。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存的一切进行政治经济学解剖和无情批判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必然走向革命的和解放的政治哲学。唯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阿伦特为什么会强调：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才是他“所产生的影响及其科学工作的根底里的东西”。[注][美]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1页。
InWhatSenseIsHistoricalMaterialismaPoliticalPhilosophy
BaiGa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012)
[Keywords]historical materialism; political philosophy; DasCapital; political economics criticism; inner turn
[Abstract]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f Marx’s “real people and thei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as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economics’ redemption” are all negating and criticizing capitalism through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opens ways and creates for people’s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 this sense, bo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are the unity of reality and normative, scientific, and critical natures. The two follow the same pa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the opening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is the deepen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unit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is manifest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law of value to the law of surplus value, and from the exchange of goods to class struggle which are reflected in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DasCapital. This transformation is actually the “inner turn” of Marx’s philosophy itself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作者简介] 白刚，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吉林 长春 130012)。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唯物辩证法的重大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号：16ZDA242)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资本与自由：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项目号：14BZX02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孔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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