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加坡与我国同属东亚文化圈，民族成分一样复杂，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都遇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新加坡独立建国后不久就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原因离不开新加坡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共同价值观”。通过研究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建设途径，本研究认为我国需要基于国情理论联系实际，从发挥党员干部的“头雁效应”、传承优秀“家风”、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等四个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启示
新加坡独立不久就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崛起，这与新加坡政府1991年正式颁布和推广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息息相关[1]。我国和新加坡同处亚洲，拥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我国也正处于历史性变革与发展的新时期，需要通过拓宽广度、加深程度以及增强践行力度等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本研究认为，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增强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新加坡构建共同价值观的基本实践
(一)君子执政：重视廉政文化建设引领全社会道德导向
“文化是制度之母”，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廉政文化的建设，要求领导人必须具有良好的品质用以维护自己的道德权威，政府既是共同价值观的领导者，也是推动者，因此，政府应该具备良好的道德，“君子”执政讲究德治与法治相结合，“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政府在《儒家伦理教材》中解释了君子的行为与小人的行为，自此倡导君子作风，鄙视小人的作为，推行“君子执政”[2]；李光耀总理明确把儒家八种美德(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确定为“君子执政”必须落实的“治国之纲”，还强调“耻”就是了解美与丑，十分注重“耻”对于廉政文化推行的积极意义。比如，在新加坡，有贪污行为的政府官员常常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原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受贿案便是典型案例。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直接关系政府官员在群众中的声望，政治清明、政府清廉、领导干部清正才能带动社会风气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新加坡在这方面的成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二)家庭与学校教育相结合，大力开展德育工作
父母是子女价值观教育的启蒙老师，家庭和谐更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因此，新加坡领导人十分强调家庭教育在个人品格养成中的作用，倡导“家庭为根”的教育理念，家庭长辈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个人成长过程中不可替代，为了抵制社会转型过程中腐朽价值观的侵蚀更要注重家庭教育，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教化、宗教、经济以及政治[3]。具体来说，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倡导幼孝长慈、血缘关系、夫妻恩爱的家庭道德伦理观，以此维护家庭和谐与稳定；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注重营造平等民主、亲爱关怀、忠诚承诺、和谐沟通的家庭环境，加深国民对于共同价值观的认同[4]。
有，这是在意料之中，但是意料之外的是陈琛的腼腆和谦虚。为了满足记者的好奇心，陈琛还是讲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小故事。他说：“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种植户，种了一大片果园，也投了很多钱进去，但是收成不好，行情也不太好。他就邀请我和技术人员去他们地里看一看。我们到了田里，就看见他老婆眼睛里的泪水打转，他老婆说要是哭管用我就天天坐在这里哭好了。我们的技术专家后来发现他们果子的问题出在品质上，他们的品质不好，我们的技术人员就帮他们解决了，第二年的收成一下子就起来了。”
此外，新加坡政府以学校为道德教育主阵地，在推行共同价值观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区分内涵层次面向教育者不同的学习水平开设有针对性的价值观教育课程，通过逐步推进的内容安排确保价值观教育的连续性和递进性。
(三)儒治天下：借助传统文化资源为“共同价值观”提供文化支撑
新加坡通过共同价值观建设获得显著的社会认同，由此促进多民族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新加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培养国民的国家意识，为此，新加坡不仅专门成立“国家意识委员会”负责维护国家意识，而且发挥媒体的教化功能和舆论监督功能，把握主流媒体的价值导向，防范不良舆论，积极动员全社会力量和组织各种社会运动。比如，全国范围开展“国家意识周”“文明礼貌运动”“尊重老年青年运动”“印度文化月”等活动，把“我是新加坡人”的观念深植各民族民众心中，不仅显著提高新加坡民众的思想道德水平，而且增强了社会凝聚力。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新加坡被全世界赋予“花园城市”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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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政府会计制度的单位，是指各级各类国家机关、政党机关、人民团体，以及国家举办的带有公益性质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及从事有关专项公共管理和服务的事业单位。政府会计的“投资”指事业单位在保证正常运转和事业发展的前提下，利用货币资金、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向其他单位的投资，其中的货币资金投资指直接以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作为投入资本进行的投资。
(四)广泛开展各种社会运动，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各方共识
为了在价值观念嬗变的社会潮流中不迷失方向，新加坡通过发掘传统儒家文化的有利内容抗衡社会西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威胁，注重儒家伦理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的作用，中小学德育课程中处处可见儒家思想。比如，高校开设“儒家伦理”“道德哲学”等课程，通过挖掘东方价值观的精髓培养具有高尚品格的新加坡公民。面对西方文化的渗透，新加坡政府坚持东方价值观不变，力图运用传统的儒家思想消解西方文化的消极影响，成功走出了一条“非西方化”的发展模式，李光耀曾谈到，新加坡在那些特别困难的日子里，如1959年和1969年，之所以能够渡过难关，主要在于新加坡大多数人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
二、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启示
(一)发挥党员干部的“头雁效应”，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思想引领
家庭不仅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而且是民族文化与社会意识传递的重要场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从“小家”见“大家”，从“小家”做起，使核心价值观真正入脑入心。家庭教育在培养子女价值观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价值示范与导向作用，父母是子女的榜样和“活教材”，家长的身体力行往往比说教更有效，更能抵达子女的内心深处。首先，家长要把握家庭教育的主体间性，建立平等的亲子关系，促进亲子关系良性互动，消除父母对子女的话语霸权，避免重蹈传统家庭教育观念中不良思想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其次，父母应遵循优良的家风家训，教育家庭成员自尊自爱、自律自省。最后，家长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大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倡导尊老爱幼的美德，以身作则，在长期坚持中深化子女的道德认知。
(二)传承优秀“家风”，作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础
意识形态对于一个执政党、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至关重要，社会的撕裂、政权的解体、国家的分裂大多从意识形态突破。执政党不仅要取得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领导权，而且要牢牢掌握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领导权。党员干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内在要求，也是胜任新时期历史重任和拧紧党的思想建设“总开关”的需要；党员干部的精神面貌、思想境界、理想信念以及道德情操在核心价值观建设方面发挥着示范和导向的重要作用[5]。受到当下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环境因素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形势复杂严峻，党的文化领导权面临严重冲击，为此，我国必须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使之真正成为引领当代社会思潮的主流意识形态，首要举措和根本方略就是加强党员干部的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行者，拒绝吃拿卡要、以权谋私，把核心价值观提倡的行为举止牢记于心，广纳贤言，明镜高悬。
(三)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增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自信
文化认同源于同质化的文化传播，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既不会随着历史发展失去价值，也不会因为时代变迁磨灭光辉。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受到工业化进程中西方不良思潮的冲击，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导致民众对于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感逐渐减弱，为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充分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使之适应当代文化发展与现代社会变迁，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中华优秀文化基因代代相传提升民众的文化自信。
(四)培育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力量源泉，是国家凝聚力的精神核心。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为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不仅要立足我国国情，把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以及人民幸福的终极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要实现政治要求与道德义务、文化认同与政治依托、民族主义与协和万邦相统一，这是培育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之义[6]。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民众需要求同存异，一方面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培养共同理想，充分认识国家与个人的辩证关系，共享共荣，增强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另一方面积极参加丰富多样的学校教育、节日庆典、历史事件纪念等社会活动，增进爱国主义理解，在活动中领悟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增强文化自信。此外，政府需要加大思想舆论传播力度，把握动态引领时局，在运用传统大众媒体的同时，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涵养高尚的价值意识、形成普遍的价值共识，运用接地气、口语化的语言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不同舆论场，再将各个舆论场
汇集并连接成一个完整的同心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飞入寻常百姓家”。
[参考文献]
[1]彭建国，周霞.论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启示[J].思想教育研究，2014，(5).
[2]张大伟.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培育“共同价值观”的进路与镜鉴[J].延边党校学报，2016，(6).
[3]吕元礼.新加坡“家庭为根”的共同价值观分析[J].东南亚纵横，2002，(6).
[4]王晓青.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教育及其启示[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16，(3).
[5]李慎明.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J].中国监察，2008，(2).
[6]肖群忠，霍艳云.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基本特征论[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6).
[作者简介]褚蕾(1993-)，女，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陈春燕(1971-)，女，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23(2019)08-0087-02
[收稿日期]2019-05-21
[责任编辑：县晓晴]
标签：新加坡论文; 价值观论文; 核心价值观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论文;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8期论文; 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