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毛泽东同志深刻论述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毛泽东同志认为，五四运动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开辟了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这些经典性的论述，对于我们深入分析和研究五四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地位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100年前五四运动的亲历者，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时，毛泽东同志曾经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以及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深刻论述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五四运动：“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1]703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就在于他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开辟了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广阔道路。这些经典性的论述，有许多写进了历史教科书，成为我们分析和研究五四运动的指导思想。
一、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历程。
第一，五四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性质的革命。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撰写的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五四运动》中指出：“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1]558这个阶段，就是毛泽东随后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他指出：“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1]674毛泽东之所以把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就在于无论是从五四运动自身的表现，还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发生的变化，都与此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有着鲜明的区别。
从五四运动自身来讲，其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是此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所没有的。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也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既不能坚决地反对本国封建主义，也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无论是主张改良的戊戌维新还是主张革命的辛亥革命，都不能彻底摆脱对本国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依赖。而五四运动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彻底反对本国的封建主义，也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1]699
保护的作用.漏电保护器的功能检测；为了经常检查漏电保护器的动作性能，漏电保护器装有实验按钮，在漏电保护器开关闭合后，按下实验按钮 SB，如果开关断开，则证明漏电保护器正常.一般一月应检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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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开始发挥领导作用。五四运动之所以开启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还在于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并逐步成长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历史的必然，而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由一个自在的阶级成长为自为的阶级也正是从五四运动开始。毛泽东指出：“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五四运动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例如辛亥革命时的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阶级。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1]672-673革命由哪个阶级来领导，决定了革命的前途和方向，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虽然在性质上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但其最终的目的已然不再是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而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制度，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
第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五四运动之所以开启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还因为后来成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以后得到广泛和系统的传播，并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毛泽东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1]698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要学习的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所谓的“德先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代名词。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及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并不能拯救中国。而十月革命的爆发，让彷徨的中国人“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路”。[2]五四运动前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劳动与资本》《马氏唯物史观概要》《马克思传》《科学的社会主义》等书籍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系统传播，并逐渐被中国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所接受，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指出：“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3]1513-1514
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革命，尽管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这一革命已经处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并有了新的指导思想、新的领导阶级和新的革命方向，它所表现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坚决性和彻底性，都表明这一革命已经不同于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而是一种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
二、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了准备
当负荷功率分别为2 MVA、4 MVA、6 MVA，功率因数为0.85，XC=0时，串补装置处节点电压分别为9.57 kV、8.89 kV、8.19 kV，若加入补偿度k=2.25的补偿电容时，补偿点电压分别提升1.272 kV、1.591 kV、1.668 kV。结果如图4所示：容量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而串联电容器补偿的电压与线路电流成正比。因此，当线路容量增大时，电流增大，补偿的电压也随之增大。这就是串补的负荷自适应特性，也是其他无功补偿均不具备的特性。
五四运动前，尤其是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虽然已经传入中国，但此时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作为传入中国的众多西方思潮中的一种而为中国人民所了解，马克思主义还未真正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更谈不上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产生指导作用。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和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管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了快速发展。从广度上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渠道拓宽了。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途径主要是日本这一条渠道，传播的主体是中国的留日学生。五四运动后，随着中国赴欧洲勤工俭学学生的增多和十月革命的影响，西欧（主要是法国）和俄国成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另外两条渠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渠道就由五四运动前的一条拓展为三条，渠道的拓宽，必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内容更加全面。五四运动前，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部分著作中的零碎片段，还谈不上全面性，五四运动后，这种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不仅传入中国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更多了，列宁主义的相关内容也开始传入中国，并且日益引起中国人民的关注。三是传播的区域扩大了。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限于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其在中国的影响十分有限，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全面展开，其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扩大。
第一，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列宁曾经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5]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五四运动所表现出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一方面得益于五四运动前后，中国革命阵营空前壮大，中国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也广泛参与到革命运动中来，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的参与，极大地克服了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斗争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软弱性和两面性。毛泽东指出：“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1]558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之所以表现出与此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坚决和彻底的革命性，就在于经过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以及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人民对本国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实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1]289他还指出：“五四运动是发生在欧洲大战、十月革命之后，这时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已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了。五四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响应，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1]403
从深度上来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主要表现在：一是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载体来看。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载体，是中国留日学生翻译的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这种载体在中国人民初期认识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受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和语言翻译上“二传手”影响所限，此时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认识很多是片面的、扭曲的，甚至是错误的。五四运动后，这种状况有了很大改观，突出的表现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的出版发行。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之后，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及其他涉及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也相继翻译出版。这些著作的出版发行，为中国人民全面准确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载体。二是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形式来看。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形式主要是进步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发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译文，这种行为更多的是自发的、无意识的。五四运动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继续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基础上，开始有目的地成立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发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0年上半年，由李大钊发起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陈独秀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相继在北京、上海成立。1919年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关系，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介绍。[6]205中国留日学生杨匏安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颇有深度的系统分析。[6]207-208这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团体的成立和文章的发表，对于帮助中国人民更好地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作用。三是从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认识上来看。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多的侧重于“是什么”，五四运动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的基础上，开始认识到要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1919年，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李大钊明确提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做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发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7]。李大钊初步表达了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第二，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了干部上的准备。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既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离不开一支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干部队伍。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了干部上的准备。
第一，知识青年在五四运动中起到了先锋和桥梁作用。五四运动是知识青年和青年学生发起的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中，知识青年和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斗争和牺牲精神得以充分展现，同时，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又使广大知识青年和青年学生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从而使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实现世界观转变的同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起到了重要的先锋和桥梁作用。
五四运动不仅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程，而且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做了准备”。[4]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和意义的经典性论述。
1.遵循规律，掌控变化。协解人员的心理变化是有规律的，十年间，他们有持续存在的后悔、愤怒、怨恨、焦虑、不平等痛苦心理感受，也有阶段性产生的侥幸、从众、迷惘、幻想、失望等典型心理表现。但经过各级管理人员潜心关注研究，就可以及时分析和掌控协解人员不同时期的各种突出心理特征，加以合理调整，就能够在对协解人员进行政策解读引导、日常管理与服务、帮扶家庭生活及鼓励他们发掘个人才能等方面工作中做到得心应手。
五四运动过程中，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深入传播，中国知识界开始出现明显分化。一部分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等经过分析、比较、鉴别，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长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另一部分人如胡适等，则继续沿着资产阶级的道路走下去。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外，还包括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以及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如董必武等。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众多知识分子经过长期比较、思考做出的慎重决定，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
（1）根据类似工程实践经验，碾压施工前，应首先制定面板堆石坝碾压施工的相关参数，然后采用逐步收敛法，调整其中一个参数产生连续性的变化，而保持其他参数固定不变，最终通过碾压施工试验得出面板堆石坝碾压施工该参数的最佳取值。最后以此类推，对所有的与碾压施工相关的参数逐一进行参数的最佳取值确定。并通过复核试验，确保所采用的碾压技术的相关参数均符合本工程的面板堆石坝设计要求。此外，本工程在对面板堆石坝的石料选择方面，采用了上游料场作为面板堆石坝的主堆石料，上游砂砾石料场作为面板堆石坝的次堆石区砂砾石料，其他堆石料则采用了生产系统中的成品料。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投入到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农群众斗争实践中去。1920年，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指导建立了上海、北京等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等在广州，也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在日本、法国的留学生和华侨中，一些先进分子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些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地方，多是受五四运动影响较深、产业工人较为集中、已经出现了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地方。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开始具有组织性和计划性：他们或创办刊物、翻译著作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如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11月，上海党组织还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介绍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状况等。或成立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实际问题，鼓励进步青年与群众斗争相结合，如北京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或积极展开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争论，帮助爱国青年认清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本质，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推动他们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或深入到工人中开办夜校和补习班，创办适宜工人阅读的通俗读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帮助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扩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这些刊物有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和《工人周刊》、广州的《劳动者》、济南的《济南劳动月刊》等，工人学校如邓中夏在北京长辛店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李启汉在上海开办的工人半日学校等。1920年8月，在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此后，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团的组织，这些团组织在随后的斗争实践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造就了一批后备力量。
这些五四运动后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以及在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开展的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骨干分子，在同工人运动结合的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克服了知识分子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1]641-642许多都成长为党的创始人和骨干力量，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干部条件。
三、五四运动开辟了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在五四运动中，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开始走上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使自己在革命中所体现的先锋和桥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毛泽东同志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讲话中，不仅高度肯定了知识青年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先锋和桥梁作用，而且强调五四运动开辟了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这条道路使中国知识青年的先锋和桥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得以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上“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3]1515。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使中国人民找到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新的理论武器，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重要思想条件。
毛泽东同志在论述知识青年和青年学生的先锋作用时指出：“‘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1]565这种先锋队的作用、带头作用在五四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1919年5月2日，在得知巴黎和会上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美、英、法等国侵犯中国主权的消息之后，青年学生率先发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五四爱国运动。数十万爱国青年英勇地站在运动的最前头，是整个运动的先锋队。5月4日，北京13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宣讲、散发传单，呼吁救国，学生的呼声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和要求。从5月5日起，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为了更好地指导斗争运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还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从5月19日开始，北京多所学校的学生再次举行总罢课，罢课总人数达两千五百万人。在罢课期间，学生们还开展了各项爱国运动，比如，组织“十人团”开展爱国演讲，发行反映现实斗争和人民呼声的爱国小报等。6月3日、4日，北京学生蔑视反动政府的高压政策，再次上街集会讲演、游行示威，遭到反动当局接连逮捕。上海学生闻讯后迅速奋起，从6月4日起，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呼吁社会各界援救被捕学生，并“沿街跪求”上海商界参与罢市。在爱国青年的积极推动下，从6月5日起，以上海为中心的“三罢”斗争开始实现。
知识青年在五四运动中起到了桥梁作用。毛泽东同志在谈到青年学生的特点时指出，中国的知识青年和青年学生中，“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1]641知识青年和青年学生是最先觉悟的阶层，尤其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青年更广大更觉悟，他们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投身到工农实践中，组织工农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参加现实斗争，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发展，离开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参与是不能成功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成为联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桥梁和纽带。
1939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高度肯定了五四青年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先锋和模范作用。他指出：“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是真正的模范青年，因为他们反对卖国政府，在五四运动中流了血，参加了那样的斗争。这些青年是革命的先锋队，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自由、幸福，进行了那样的斗争，英勇得很。”[1]190
第二，知识青年要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同志认为，知识青年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先锋和桥梁作用，并且队伍比较庞大，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光靠这个方面是不够的，因为知识青年和青年学生不是主力军，而且他们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知识青年只有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才能克服这两个方面的缺陷，实现革命的胜利。
一是知识青年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工农群众。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首要的是走进工农群众，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1]565-566
二是把能否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作为判断知识青年是否革命的重要标准。毛泽东同志在强调把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同时，明确提出了要把能否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作为判断知识青年是否革命的重要标准。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1]566
当然，今天的我们都知道了，美国与其他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虽然确实也曾遭遇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诸如瓶装水、管道空气之类无疑是误解：瓶装水或许是可乐与纯净水；而管道空气或许与“氧吧”之类东西有关。它也可能是一种夸张，为了诠释某种观点而演绎出来的类似今天的段子的“故事”。
三是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同志认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从家庭出身、生活条件、政治立场上看，多数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问题，尤其是革命的动摇性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最根本的就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毛泽东同志指出：“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1]641-642
肝硬化是多种病因导致肝细胞变性，坏死，肝脏纤维结缔组织增生、再生结节形成的慢性肝病，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spontaneous bacterial peritonitis，SBP）是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的一种严重并发症［1］，其发病机制是由于门静脉高压导致肠道菌群紊乱，使肠道细菌异位循肠系膜淋巴结进入体循环。SBP易复发、预后差［2］，探讨肝硬化并发SBP易感因素及预后因素，对早期发现和积极防治SBP，提高失代偿期肝硬化治疗成功率极其必要。本文拟对136例失代偿期肝硬化合并SBP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为改善临床治疗方案、预后评估提供参考。
四是要反对青年运动中不愿意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逆流。中国青年运动历来有两股潮流，一股是革命的潮流；一股是反动的潮流。判断青年运动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要看运动中的青年们愿不愿意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不愿意并且根本反对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青年运动就是反革命的逆流。在五四运动时期，也有两股潮流，一股是“跟工人农民站在一块，跟老百姓站在一块”的革命的潮流，另外一股则是“跟帝国主义妥协”的反动的潮流。针对青年运动的逆流，毛泽东同志强调：“他们实在太不高明，跟占全国人口90%的工农大众不联合，并且根本反对工农。这样一个潮流好不好呢？我看是不好的，因为他们反对工农，就是反对革命，所以说，它是青年运动中的一股逆流。这样的青年运动，是没有好结果的。”[1]566
2.要有勤俭节约的理念。年轻人一旦形成大手大脚的毛病，就很容易出现钱不够花、四处借钱的问题，这将影响其人生的成长。勤俭节约这一理念的形成，不仅能够让年轻人的生活费实现充分利用，也能避免出现债务问题，习惯一旦养成之后，将让其终身受益。勤俭的生活习惯，是年轻人使用经济思维认识自己行为的重要表现。
从具体实践看，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主要体现在五四运动后期。“六三”之后，五四运动进入新的阶段。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成为运动后期的主力军。中国工人阶级在“三罢”斗争中展现出的决定性作用，使青年学生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与工人群众的结合更加紧密，他们与工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开始走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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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Tse-Tung's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n Historical Status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Xiao Guiqing Liu Zhijun
Abstract:The May 4th Movement h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ao Tse-Tung profoundly discussed the historical statu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Mao Tse-Tung believed that the May 4th movement was a thoroughly uncompromising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feudal patriotic movement and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May 4th Movement prepare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ith thoughts and cadres,and pave the way of combining young intellectuals with the masse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These classic arguments have important guiding signi ficances for us to deeply analyze and study the May 4th movement.
Keywords:Mao Tse-Tung;May 4th movement;China's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historical status
中图分类号：G647.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9）02-0008-07
作者简介：肖贵清，男，河北灵寿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刘治君，女，湖南湘西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标签：中国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工农论文; 知识青年论文; 群众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