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妇女解放；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家务现代化；家务社会化；“大跃进”
摘 要：本文以“性别-技术”视角考察“大跃进”时期妇女参与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的典型案例“三八饭店”及其他相关案例。通过参与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妇女打破了身体对劳动分工的限制，作为与男性平等的技术劳动主体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进行了“阶级-性别”身份转换。更重要的是，妇女与技术劳动的关系提示我们，在集体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技术政治脉络中的家务现代化以社会化为前提，以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为依托，通过发展具有集体生活福利设施性质的自动化设备来减轻妇女的家务劳动负担，保障妇女充分参与社会生产，最终指向的是一种现代化与社会化并行的社会主义家务集体化。而当这种“社会-技术系统”旁落，技术专业化叙事取代群众性叙事，妇女作为技术革新主体的政治认同和打破性别分工的社会主义理想也同时失效。本文认为，通过“三八饭店”这一典型案例引入的“性别-技术”交叉视角将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相关论域的空白，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展开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一、引言
2017年，一部名为《三八饭店》的纪录片被上传到“B站”(哔哩哔哩视频弹幕网站)后播放量达到1.7万，获得318条弹幕，被773位用户收藏(1)名为《【1960新影纪录片】三八饭店(炊事自动化饭店)》的视频由用户“羊加零等于几”在2017年7月5日上传到哔哩哔哩视频弹幕网站，视频编号：AV14182119，相关数据获取于2019年8月1日。。影片再现了60年前哈尔滨市一家员工全部由妇女组成的国营饭店中的技术革新运动。这部拍摄于1960年的6分钟纪录片为什么能捕获当代年轻人的关注？“居然这么先进”——大量弹幕评论对影片中的高度自动化餐饮设备表示了赞叹，紧跟着就有网友提出质疑——“那可是浮夸风盛行之时”。
这两派对立的论调提示了该影片所涉及的技术与性别议题在中国当代史论域中的悬而未决。西方主流媒体普遍认为新中国前三十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反科学的”[1](P 10)，以至于任何具有建设性的技术成果都显得并不真实。科技史学者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认为这种简单化叙事值得警惕，“社会主义中国提供的或许是超越任何真实社会所能包含的复杂性”[2](P 2)。近年来，国内外科学技术史学者已经开始对此进行反思，并尝试以新的视角进入这段历史(2)限于篇幅，本文仅对相关研究进行简要述评，更详尽的介绍请参见易莲媛：《“群众科学”与新中国技术政治研究述评》，《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舒喜乐通过对北京人考古发现和“科学种田”运动的研究[2][3]，重新发现了集体主义时期的“群众科学”路线。根据她的总结，“群众科学”强调科学技术的政治性，反对技术专家主导科技发展，肯定人民在科技发展中的主体位置，将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经验作为重要的科技资源。“群众科学”成为学者重新进入中国集体主义时期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入口，例如，约书亚·艾森曼(Joshua Eisenman)对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技术革命的研究[4]，米利亚姆·格罗斯(Miriam Gross)对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的重访[1]，王洪喆对中国电子计算机的基层研发与应用进行的考证[5]。总的来说，这些学者虽然对中国集体主义时期科技发展的实践成果评价不一，但都将该时期的科学技术实践看作一种不同于西方科技发展进程的独特历史资源，进而突破了技术中立叙事，使科学技术的政治性重新显影。但在这些有益的讨论中，性别视角尚未获得足够的关注。
在当代妇女史研究中，长久以来存在着技术劳动视角的缺席。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当代妇女史逐渐成为妇女史研究的“一门显学”[6]，在聚焦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研究中，又以20世纪50年代妇女史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6]。但在这一论域中却少见对50年代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中妇女的讨论。就笔者所见，仅有上海大学的李如瓛曾聚焦该主题，她主要将技术革新运动看作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路径，强调技术主体性的获得重新建构了社会分工格局和性别秩序[7][8][9]。这些研究虽然重新发现了妇女与技术革新运动的历史关系，具有一定开创性，但忽略了技术劳动的特殊性，缺乏对技术的政治属性的关注，其视角总体上仍是社会性别理论中的主体性分析。
首先，应着重开展循证护理的教学实施，这个过程包括对循证护理的理论知识、原则、理念、流程等相关知识的深入讲解，详细分析循证医学与经验医学优缺点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其次，学校要重视培养学生的评判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全局观念，学生通过对客观环境进行悉心细致的观察，能够准确快速的组织思维来辨识事物，从而做出有效正确的决策，同时这也是循证护理教学中的必要环节。所以在实际的护理教学中，教师应当将循证护理思维充分融入到教学内容当中，同时促使学生对传统医学护理思维方式的转变，在教学过程中将学生的思考与教师的讲解相结合，逐渐培养学生循证护理思维模式的形成。
鉴于以上“技术中缺少性别，性别中缺少技术”的双重缺位，三八饭店的案例恰好成为集体主义时期技术史研究和妇女史研究的交叉点——其最突出的两个特征即高度自动化和全体职工由(家庭)妇女组成。这一案例提示着妇女史论域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如何处理妇女承担家务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围绕这一问题产生过多次论争，如1955年《中国妇女》发起“家庭妇女应如何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服务”讨论，历时5期；1963年《中国妇女》发表《谈革命妇女的人生观》，编辑部收到来自全国19个省市2000多封读者来信和稿件，论辩持续逾半年。经济体制改革之际也出现过类似论争，1984年《社会》杂志曾刊登多篇关于“家务劳动”和“二保一”问题的辩论文章。？以及由这一问题连带出的，处理这一矛盾的两条历史路径——家务社会化与家务现代化[10]——之间关系的讨论。
正如中国妇女史学者贺萧(Gail Hershatter)所提示的那样，一切社会主义都具有地方性[17]。与所有的中国问题一样，中国妇女的劳动情况绝不是铁板一块。现有“大跃进”时期妇女劳动的研究，主要以农村妇女为研究对象(5)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参见：高小贤：《“银花赛”：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Gail Hershatter，TheGenderofMemory:RuralWomenandChina’sCollectivePas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 ，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城市妇女劳动的独特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城市作为经济建设中心，获得了巨大的资源倾斜，是社会主义建设理想的试验田，因此对城市典型案例的探寻实际上是在对社会主义理想形态的历史探索和实践进行回访。在现有的成果中，以城市为对象的相关研究不仅数量相对较少，而且研究区域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上海(6)参见以下期刊文章及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徐大慰：《 影像、性别与革命意识形态——大跃进时期上海女劳模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邱国盛：《20世纪50年代上海的妇女解放与参加集体生产》，《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唐晓菁：《家-国逻辑之间——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大跃进妇女”的“泥饭碗”》，《妇女研究论丛》2013年第3期；汤耐尔：《“解放”的困境——大跃进时期的上海妇女和国家建设》，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张牛美：《走出家门：上海妇女从业研究(1958-1962)》，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张拓：《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妇女：1958-1962年上海里弄妇女的兴衰》，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曾庆利：《生活世界的动员和改造——以1950-1960年代上海文艺中的妇女形象为中心》，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因此研究结论大多雷同，比如食堂、托儿所等社会化机构服务质量低劣，不受妇女欢迎。而一项针对山东城市女工的研究就与针对上海的研究相差较大，当地妇女对公共幼儿园、托儿所的质量满意度比较高，妇女的育儿负担获得有效缓解，双职工家庭得以成为可能(7)根据汤锐的研究，“幼儿园、托儿所深受所在厂矿企业女工以及家属的认可”。在访谈中，20世纪50年代在济南第七棉纺织厂任女工的王美芳回忆：“厂办幼儿园替我们这些上班的妇女看孩子，一开始的时候我和丈夫都挺犯嘀咕的，能看好吗？不过后来因为工作比较忙，就把家里的老二送过去。谁知道以后孩子每天都盼着早点去幼儿园，说那里的老师教他们唱歌、画画，还教他们讲卫生，这样我就放心了。”汤锐：《重塑与正位：国家动员视阈下的城市女工生产述论——以山东为中心的考察(1949-1966)》，《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6期。。可见，城市的情况不可一概而论。哈尔滨三八饭店则提供了另一个城市典型案例。对三八饭店的记录虽然存在档案材料，但大量具体内容来源于当时的大众媒介，如纪录片、报纸、杂志及小册子等，因此在对三八饭店的研究中，我们虽然无法归纳当时妇女参与技术劳动的普遍情况，但可以从中看到一套包含家务现代化在内的中国社会主义理想形态的历史实践方案。其中，妇女所背负的双重负担成为一种过渡性和妥协性的策略。因此，对“三八饭店”这一典型案例的探索虽不能立刻挑战既有的研究结论，但将有益于加深我们对该时期复杂的理想社会蓝图的理解，进而帮助我们进一步探讨社会主义的中国实践究竟提供了怎样的理论资源与历史经验。
那么，为什么“大闹技术革命技术革新”作为家务劳动现代化在中国妇女史研究中遭遇了指认困难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厘清现代化是什么，或者更具体的，技术的政治属性是什么。
生理生化技术。具体来讲，生理生化技术是将菌体代谢过程中产生的特异物质与分子变化特点充分利用起来，科学检测菌种。经过不断发展，如今生理生化技术已经日趋成熟。
现有讨论的聚焦点在于，“大跃进”时期的妇女在大规模进入社会劳动领域的同时仍承担着家务劳动，也即背负着“双重负担”(double burden)(4)据笔者所见，关于“大跃进”时期妇女背负“双重负担”的论述最早见于Phyllis Andors，“Politics of Chinese Development:The Case of Women,1960-1966”，Signs,1976,2 (1)。此后这一论述成为对“大跃进”时期妇女劳动的基本判断。 。为了减轻妇女的家务劳动负担以促使妇女更大规模地参与社会劳动，“大跃进”时期的中国开展了激进的家务劳动社会化运动，“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提法取代家务劳动光荣的说法”[11]。但是由于没有考虑到妇女的实际需求和经济状况、上层政策与基层实践之间存在错位[12]、家务劳动由妇女承担的传统观念难以迅速改变[13]等情况，家务社会化运动未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为此，本文从集体主义时期妇女史和技术史的交叉视角出发，在对妇女劳动过程的探讨中引入技术政治脉络，希望能够突破既有的家务现代化、社会化二分的理论框架，通过对妇女劳动与社会主义技术的勾连开启当代妇女史与技术史论域的窗口，为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复杂图景增添一块拼图，以期触及社会主义理想与实践历史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二、妇女创造机器：从家务劳动无偿承担者到社会主义建设者
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60年出品的纪录片《三八饭店》中，自动点菜系统、万能灶、刷碗机、和面机、切肉机、切菜机、饺子机等饭店内的自动化炊事机械一一亮相，她们的操作者都是女厨师、女职工。这样的场景在近60年后被“B站”网友称为“社会主义赛博朋克”。
将时间转回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赛博朋克”尚未被命名，三八饭店却已经身负美名——“神话般的世界”，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到这里“取经寻宝”[18]。三八饭店前身是一家私营饭店，于1956年公私合营，1958年8月正式更名为“国营三八饭店”[19](PP 146-150)，由此成为哈尔滨市道外区靖宇大街上赫赫有名的三八饭店。三八饭店声名远播主要是因为它具有两个特色：首先，全体职工都是妇女(8)有资料显示饭店内有两名男性职工，包括一名烹调指导和一名水暖工(铁民：《周总理视察哈尔滨三八饭店(素描)》，《哈尔滨文艺 》1978年第1期)。但也有资料表明，这位名为孟英杰的烹调指导其实是哈尔滨市联合饭店的厨师，曾在三八饭店(也是哈尔滨市)第一位女厨师班翠霞上灶前对她进行过指导，其本人并不在三八饭店工作(鲁琢：《班翠霞上灶》，《北方文学》1960年第7期)。无论如何，三八饭店的主要职工包括厨师都是妇女，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其中大部分职工原本都是家庭妇女；其次，饭店内大搞机械化、自动化。这两个特点具有内在联系，背后隐藏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理想的历史实践。
据1958年的记载：“全店的主要工序基本上已实现了机械化。……实现机械化的结果，提高劳动效率二倍左右，节省人员40%。”[20]1959年底，周恩来到三八饭店视察时，饭店经理提出的目标是实现“三条自动线”[19](PP 146-150)，包括电动大勺、自动化饺子机、自动化馒头机。从1960年的纪录片来看，这三条自动线已基本完成。国务院曾派人到三八饭店交流学习，三八饭店的饺子机后来则送到中央由刘少奇视察，并被引进国务院食堂[21][22]。
症状监测，是指连续、系统地收集和分析特定疾病临床症候群的发生频率的数据，及时发现疾病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的异常聚集，从而对疾病或不良健康事件暴发开展早期探查、预警和快速反应的监测方法［1］。以临床诊断和实验室诊断为基础的传统疾病监测系统，如登革热［2］，由于在症状报告或样品采集和疾病的最后诊断之间通常存在一段时间的滞后期，而逐渐不能适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要求，因而症状监测作为传统监测的补充方法得以迅速发展并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尤其在学校托幼机构中［3］。
不过，只将三八饭店的女职工指认为技术革新运动的受益者，这个故事还远不够完整。纪录片《三八饭店》的主角其实并不是令网友惊叹的自动化炊事设备，而是发明制造了这些机器的女职工们：“(开场白)哈尔滨三八妇女饭店，实现了炊事工作机械化。这里所用的三十多件新工具，都是这些普通的家庭妇女经过苦心钻研改进和创造出来的，这是她们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的结果！……(结语)这些巧妙的机器都是三八饭店的妇女同志们同心巧手的创造，她们敢想敢干，大闹技术革命，使繁重琐碎的炊事劳动全部自动化、机械化了。”(10)出自中央电视台2006年2月19日播放的《重访》节目“三八饭店”专题。在这一叙述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实践层面，女职工们正是饭店内自动化炊事设备的发明者和创造者；二是在政治层面，妇女是“大闹技术革命”的主体。1960年第7期《中国工人》发表的一篇总结(三八饭店所在的)哈尔滨市道外区城市人民公社建设成就的文章提到，“她们(妇女)考虑的不再是柴米油盐的个人生活，而考虑的是如何革新技术、提高生产，做好集体的生活福利事业”[24]。鉴于三八饭店创业伊始的声望，这篇文章对妇女的评论应当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三八饭店的成就。三八饭店女职工作为榜样，不仅被指认为技术革新的主体，也被指认为集体事业的主体，这种指认通过榜样的力量进而成为一种对于妇女群体的整体指认。
这种高度的机械化、自动化出现在全部职工都是妇女的三八饭店并不是偶然。时任饭店经理的杨明丽回忆：“女职工参加社会劳动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从家庭里走出来，为社会做贡献。但是劳动强度很大，有这个心理上的要求和愿望，就是怎么能减轻体力上劳动，能够用自动化和机械化来代替。”(9)出自中央电视台2006年2月19日播放的《重访》节目“三八饭店”专题，该节目完整播放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60年出品的纪录片《三八饭店》，并将部分参与饭店初创阶段的职工召集到其时尚未停业的三八饭店进行访谈。也就是说，阻碍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体力劳动强度太大，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自动化和机械化。因此，自动化设备在三八饭店的发明和应用实际上是饭店内全部工种都由妇女从事的前提条件。而三八饭店是为了“支援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解放广大妇女劳动力、树立榜样而建立的”[20]，对三八饭店的实践经验进行推广，其实是在推进一项社会共识的形成——以自动化取代繁重体力劳动来促进妇女参与社会劳动。可是，为什么一群先前几乎没有参加过社会工作的家庭妇女能够引领这一共识的形成呢？她们怎么知道自动化是什么，自动化又能做什么？这背后正是渗透进全民生活世界的群众性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运动。1961年，时任劳动部劳动保护所所长的邸作之曾发表文章，称“以‘四化’为中心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劳动条件的根本途径，也是保护妇女、改善妇女劳动条件的根本途径”[23]。这表明，促进妇女劳动工作是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动力和目的之一。只有在某种重体力劳动或危险劳动无法进行技术改进时，妇女才会被认为是不适合参与的[23]。由此，妇女们大规模进入社会各行各业成为可能，传统职业性别隔离开始被突破。
但是，要让妇女真正参与到技术革新中，不是仅仅依靠文章与口号的宣传就可以实现的。妇女到底如何才能参与到“大闹技术革新、大闹技术革命”的实践中，是不是真正“什么也能干，什么也干得好”[25]？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丰富的社会讨论。1959年第1期《中国劳动》发表专题评论《打破妇女不能干这干那的保守思想》，批评“妇女不能干技术性较大、较复杂的活的保守思想”[26]。可见妇女能否从事技术劳动这一问题在当时存在很大的社会争议，三八饭店也曾经历过类似的争议与阻力。“三八饭店刚建立时，也经过了一场复杂的思想斗争。……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上灶不是妇女干的活，端大勺就端不了，炒不上两个菜就得垮台；女同志没有管理企业的经验，根本不能搞好。部分妇女，对干这行工作也存在着一些自卑感，没有技术，没有经验，怕搞不好别人笑话。”[20]可见，妇女参与技术性工作在起初不仅难以获得社会认同，妇女自身也缺乏信心。
具体实践成为克服保守思想和社会阻力的有效途径。据1960年《中国妇女》发表的《“三八”饭店盛开革新花》记述，起初妇女办饭店是极被看轻的：“妇女开饭店，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甚至有人指着饭店厨师班翠霞说：“你那细胳膊小手端不上几天大勺就得垮台。”然而在大闹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号召下，“她们可找到了方向”，决心通过发明创造自动化炊事机械减轻繁重琐碎的体力劳动。饭店职工刘纯珍和乐桂华受到电影中起重机的启发，决定以相似的原理做一个捞面机，来解决大锅捞面速度慢容易烂的问题。这个捞面机的制作非常简单，在煮面锅旁边立起一个吊杆，吊杆上再悬挂一个比面锅小一圈的铁丝筐，面就放在筐里，打开开关，吊杆下降，铁丝筐就落在锅里，面煮好后再按开关，铁丝筐就自动升起。这个简易设备在今天看来甚至称不上自动化机械，但是它的成功鼓励了三八饭店的女职工，“打开了饭店大闹技术革新的大门”，纪录片中出现的万能灶、刷碗机、和面机、切肉机、切菜机、饺子机等复杂机械随之被发明制造出来[18]。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榜样获得主体位置的不仅是集体，也包括个人。三八饭店第一个“上灶的”班翠霞起初听说让自己去上灶时，第一反应是“让我上灶，那能行吗，从来没听说女人能上灶”。经过领导做思想工作，她跟随老厨师苦练多天，成为哈尔滨市的第一位女厨师[27]。作为集体和作为个人的榜样具有类似的成长叙事，克服困难完成转变的关键都以实践为核心，以协作为形式。这类典型报道可以体现官方对妇女参与技术工作的宣传思路：首先是承认争论和质疑的存在，然后通过组织思想工作扫除妇女的自卑，唤起妇女的自我觉醒，妇女由此开始“敢想敢干”，参与到技术革新的实践中去，以实际成就来证明其技术主体身份的可能性和合法性，从而改变社会偏见，获得社会认同。当时的一部快板剧《“三八饭店”取经记》就描述了理想状态下这一社会偏见转换为社会认同的过程(11)这部快板剧的时间设定在1960年春天，工人甲、乙趁着休班共同到三八饭店取经，其中甲向乙称赞“家庭妇女办饭店，样样实现自动线”，而乙则质疑道“你这话水分大，竟替妇女吹大话”，二人“进了饭店看真假”，体验了一系列自动化设备，包括：“这个门儿实在怪，不推不搡怎会开？”“服务员，不开口，桌子旁边按电钮”“饭菜做的这样快，空中送饭更奇怪”“服务员，笑在面，一按电钮桌子转”“饺子机，自动线，不用人手去和面”“开花馒头自动线”等，最终乙自称“已认错”，二人说“回工厂，做模型，学习妇女巧发明，大步向前不自满，攀登科学最高峰”。苏春荣、鲁秀珍：《“三八饭店”取经记》，《北方文学》1960年第4期。：一位工人质疑妇女搞革新办饭店，下班后与同事一起到三八饭店尝新鲜，结果饭店内的自动化机械使他大为惊喜，这位职工最终“认错”，由质疑妇女吹大话转变为“学习妇女巧发明”[28]。
日本学者见畸惠子1989年来华讲学时亦敏锐地指出技术的政治性。她认为，19世纪末美国发生家电革命时，面临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一是把家务劳动从个别家庭中分离出来，生产大型家电设备，形成社会化服务型产业；二是发展适合个体家庭使用的小型家电，这也是美国最终实际采取的方向[38]。对小型家电进行推广这一选择，与工厂引进昂贵而低效的大型机器的策略相似，研发/应用技术的目的都并非节省劳动、提升效率，而是为某种权威的利益服务——(被设计为易损耗的(14)达拉斯·斯迈思说明了“为了实现资本主义体系的存续(比如利润率保持在一个稳定的高水平)，消费关系确定了产品设计中要有一定的折旧和破损性能。达拉斯·斯迈思著，王洪喆译：《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小型家电的普遍推广意味着一个新类型消费市场的诞生和繁荣。由于“今日资本主义的力量依赖于对资本主义消费关系的成功发展”[37]，资本主义技术政治的家务现代化本质上是家务商品化。在这一道路的导引下，到20世纪60年代，许多妇女已经被齐全的家用电器封闭在郊区的家庭住宅中，构成了一个关于中产理想的陷阱：家用电器越普及，家务劳动非妇女莫属的观念越根深蒂固。不仅如此，家电的普及还反过来提高了对家庭妇女的要求，增加了家庭妇女的实际负担[38][39](P 3)。
“妈妈大闹革新”事件揭示了“妈妈”们在技术革新运动中的一个特殊性：“愈是一穷二白的人，愈能接受新事物，愈有改变现状的迫切要求。”[29]因此，当“妈妈”们突破了自我与社会双重禁锢，其“解放感”也更加强烈，这种“解放感”是一种包含了阶级身份“转换”的政治[5]——作为集体的妇女在由国家强力所推进的“超常规解放”中从家务劳动的无偿承担者转变为社会主义建设者。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劳动在最低层次才是一种经济行为[11]。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首先是一种基本道德，从而构成社会主义建设者主体身份的一部分，因此经济要求并不是孤立的，它和政治要求、道德要求是一致的。妇女成为国家的劳动者，尤其是进入原本由男性垄断的技术行业，成为飞行员、拖拉机手、厨师，这一转变所指涉的是政治主体身份和与之相应的“德性”(12)蔡翔认为，在有关作为国家“主人”的想象中，工农获得了一种作为人的“尊严”，其获得首先是政治的介入，但还必须诉诸道德的、情感的乃至美学的方式，在这一意义上，所谓工匠精神同时会被叙述成一种人的德性，甚至一种崇高的美学形态，这一想象“包含了一种也许可以称之为‘人民政治’的制度性的设想”，无论与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距，它“是今天所需要重新讨论乃至重新辩证的社会主义遗产之一”。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84-285页。的获得。因此，“发扬半边天精神”和“家务活就不是我的事”的背后实际上是同一条重要的历史脉络：社会主义建设者取代了家务劳动无偿承担者，成为妇女的主要社会身份。
“妇女顶起半边天”的话语正指认着这一主体位置的形成：“有人说，妇女力量大无边，顶着生产半边天。在我看来，这个估计还小了。应该说，我国妇女力量大无边，顶着整个伟大事业的半边天。……现在，我国妇女关心的是祖国的伟大前途。和全体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把自身的解放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紧紧地联结了起来。”[30]不仅官方话语在为妇女立书，妇女作为个体的叙述也是类似的：“解放妇女劳动力，另外也发扬一种精神，妇女和男的一样，能够为社会做贡献，男女都一样嘛，半边天的精神。”时任三八饭店经理杨明丽的这段表述中包含了“解放劳动力”和“发扬半边天精神”两重含义。国家或个人的经济需求并不是促使她们参与社会劳动尤其是参与到技术劳动这类原本由男性垄断的行业中去的唯一动力，履行与男性平等的义务也是“阶级-性别”身份转换的表征。《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一书中记载了20世纪一家四代女性的生活史，其中的第二代女性“婆婆”和“母亲”共享着某种生命轨迹：她们都生于20世纪30年代，解放初期参加工作，母亲常说的话是“我是国家的干部，家务活就不是我的事”，婆婆的口头禅是“我是公家的人，就要一心扑在工作上”[31](PP 293-393)。这两位就业于50年代的妇女都将自己的第一身份归于公领域，这对她们来说不是一种“牺牲”，而是一种“义务”。
同时本文对复杂圆弧点云进行了拟合。取直径为38 mm，直径偏差范围为0～0.5 mm的半段圆弧工件进行实验，如图3(a)所示为半段圆弧工件边缘外轮廓点云图，共包含98个边缘轮廓点。复杂圆弧点云中，噪声点较多且存在误差较大的点，同时点云并没有覆盖整个圆弧。如图3(b)所示为半段圆弧工件边缘外轮廓空间圆弧拟合图像。利用本文拟合优化法，对上述点云进行8次拟合，平均迭代数为3 026 次，拟合结果如表2所示。
三、社会主义技术政治脉络中的家务现代化
妇女与技术劳动这一组关系的显影，提示着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集体主义时期，原本由妇女主要承担的家务劳动是否曾经存在现代化的面向？
现有的共识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国家为了“大规模的开始把琐碎家务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32](P 19)，大力推行家务社会化运动。同时，家务社会化与生产力解放、共产主义理想之间的联系也是人民公社合法性论证的重要根据：“人民公社的建立，又使我国妇女走上了彻底解放的道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人民公社使妇女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从琐碎家务中解放出来，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这是生产力的大解放，是共产主义的萌芽。”[30]相对地，家务现代化被认为是被社会主义中国所忽略的道路，作为典型案例的“三八饭店”则对这一论断提出了再讨论的可能性。
作为国营饭店，三八饭店具有公共食堂性质。饭店中的自动化机械所代替的正是家务劳动中的炊事劳动。值得一提的是，三八饭店在服务项目上也颇有特色，“对外实行加工炒菜、送菜等业务，顾客只要用电话通知即送到家。饭店内特别为孩子妈妈吃饭方便，增设了临时托儿所”[20]。显然，三八饭店具有鲜明的集体生活福利设施性质，其属性首先是社会化的，然后才是现代化的。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三八饭店是典型，但不是特例。在以妇女为主的集体福利事业中，技术革新普遍推进着：“在大搞家禽家畜的饲养中，在食堂、洗衣等服务部门中，都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技术革新和工具改革运动。”[33]和三八饭店同在哈尔滨道外区的东莱街民办第一幼儿园是更为典型的案例。据《中国妇女》刊登的文章，该幼儿园成立了技术革新核心小组，出外学习、参观，制出了洗衣机、切菜机、自动晾衣架等家务自动化机械。到1959年，全园200多个孩子的妈妈中，60%当上了红旗手，如此杰出的“妈妈们的成绩，凝结着阿姨们多少心血啊”[34]。文中提到幼儿园职工制造机器前外出学习过，其学习对象很大概率就是同区的三八饭店，三八饭店的典型力量也可见一斑。
在私有云资源池网络引入SDN时，根据网络采用虚拟机还是物理机分为3种场景，分别为纯虚拟化场景，非虚拟化场景以及混合场景。
由此可以发现，妇女参与技术革新，不仅是为了解决体力劳动的限制，而且也是为了摆脱家务劳动。家务社会化虽然是官方话语中的主流，但是家务现代化也从未被置于时代视野之外，从减轻妇女家务劳动的实际目的出发，家务社会化必然伴随着对技术现代化的需求。当时的通俗杂志上就曾刊登小诗：“技术革新百花盛开，洗衣扫地淘米切菜，手工劳动机器替代，既省力气干得又快。”[35]家务现代化实际上是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成为家务社会化的一种实现形式。也就是说，在“大跃进”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家务现代化与社会化并不是二元选择，而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目标中互为支撑。
对“双重负担”的另一种理论取向则指向了家务现代化的缺席。菲利斯·安多斯(Phyllis Andors)将“大跃进”时期的妇女解放与西方妇女解放进行对比，提出由于国家强制议程的需要，“大跃进”时期的中国妇女在现代化家务替代设备(labor-saving device)被普及之前就大规模地进入社会生产领域[14](P 47)。根据现代西方妇女解放的进程，家务现代化是家务社会化的必要前提，也正是中国妇女解放所缺失的关键步骤。在这一逻辑中，双重负担的存在意味着“女权的缺位”[15]和“解放的错位”[16]，妇女不仅未能在妇女解放进程中获得主体性，而且在国家/个人的二元叙述框架下被指认为国家经济建设的牺牲者。然而，在“三八饭店”的案例中，妇女与技术革新的关系对此提出了追问：家务现代化是否确实如菲利斯·安多斯所说的那样缺席了？如果不是，技术和机器在中国妇女解放以至社会主义建设中又曾扮演过怎样的角色？原有框架尚未纳入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根据实验结果可知，人物视图、类别视图、立卷人视图、地点视图下的特征关联对档案检索结果影响较大。我们在接下来的阶段，调整视图所占有的权限，将这4个视图的权重分别设置为20%，另外5个视图分别为4%，重新构建档案关联分析模型，并对比该模型和传统档案检索模型的查全率。
1965年，毛泽东在与法国总统特使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的谈话中谈道：“解放妇女绝不是通过制造洗衣机。”[14](P 1)在妇女解放的具体道路问题上，毛泽东有意识地在与资本主义道路划清关系。西方模式的工业和技术变革中(除了纺织业这类特例外)，在技术发展到家用电器被广泛应用于家庭中之前，妇女始终是被排除在社会劳动之外的。而在“大跃进”时期，也就是在这种家务劳动替代设备(labor-saving device)还远远未被广泛应用时，中国就开始尝试将妇女从传统角色中解放出来了[14](P 47)。
这两条技术道路背后是两种不同的技术政治(technological politics)(13)技术政治最早的提出者朗顿·温纳(Langdon Winner)在技术研发和应用层面都提出了极具说服力的例子——为了使纽约长岛的林荫大道成为白人中上阶级的专属区域，设计师罗伯特·摩斯(Robert Moses)将该地区的桥设计成仅允许小客车通过的高度，以将只能乘坐公交车出行的黑人和穷人拒之门外；而在芝加哥，一个收割工厂引进了昂贵而低效的机器，以无技能(unskilled)的工人取代了正在组织工会对抗工厂的熟练(skilled)工人，并在工会被摧毁后弃用了这台机器。 。技术政治将技术看作政治现象，认为技术研发和应用的背后是“权力、权威和一部分人相对另一部分人的特权”[36]。毛泽东对法国总统特使所说的“洗衣机”的实质意涵即为冷战语境下的资本主义道路技术政治的应用。曾于1971年访问中国的加拿大政治经济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Walker Smyth)认为，“美国对中国20年的技术商品禁运，可能帮了中国一个大忙。这个密不透风的文化屏障保障中国免于受到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这连同后来苏联技术援助的撤离，意味着中国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技术发展”[37]，这是使“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相区别”的“文化甄别”[37]过程。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未能被指认为现代化努力，正意味着这种“文化甄别”的生效——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的成果不是服务于个人或个体家庭的商品，而是服务于“集体化的群众”[37]的集体生活福利设施。技术政治的分野决定了无法“用资本主义技术所取得的成就来衡量社会主义的技术发展水平”[37]。
集中器作为无线通信的局端设备与无线采集器或者无线通信电表组成本地无线通信网络，形成以空间为传输介质的数据传输通道。无线集中器负责主动与每个无线采集器（无线通信电表）进行数据通信（采集），并通过远程通信网络将数据回传给主站系统。无线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结构如图所示。
就这种转变而言，三八饭店及班翠霞是典型，但不是特例。1960年《中国妇女》刊登述评文章《从“妈妈”大闹技术革新谈起》，文章从上海电机厂线圈车间中的一场争论谈起，展开了“妈妈能不能闹技术革新？妈妈中有没有‘诸葛亮’？”的大讨论。同三八饭店女职工一样，车间许多女工自己也认为“妈妈不中用，不能闹革新”。但是“妈妈”们在“全厂技术革新的巨浪中沸腾起来”，从“不能和别人比”到“男的能行，女的就能行”。在兄弟车间的协助下，不到一星期的时间，这个以女工为主的车间自动化程度就有显著提高。这篇文章围绕“妈妈大闹革新”提出“妇女群众是有无限的智慧与力量的”，只要她们投入运动后，解放思想、打掉自卑感，就能搞出名堂，于是“平时不动脑筋的人，现在变成了‘智慧囊’了”[29]。通过参与这场深入人民生活世界的技术革新运动，妇女作为技术劳动主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开始建立起来。
事实上，社会主义中国并未拒绝“洗衣机”。1960年，北京民用电器厂试制成功一种简易洗衣机，“能顶四十个人的手工劳动”，第一台产品交由天桥街道办事处使用[35]。借用王洪喆围绕电子计算机的群众运动的分析，集体化洗衣机“作为一台生产性机器，对它的制造、学习和应用意味着社会主义劳动过程和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它不仅是生产工具，也是阶级政治的技术中介”[5]，它的任务是要让饭店和工厂中的“妈妈”们“什么也能干，什么也干得好”[25]。
如此，社会主义技术政治内在包含着家务社会化的要求，这种社会化并非“营利性企业”或“资产阶级慈善事业的把戏”[32](P 19)，而是“使家务劳动合作化、集体化，把分散的家务劳动逐步变为集中的社会劳动，变为集体事业”[40]，时任劳动部部长马文瑞称这是“使妇女摆脱家务劳动的唯一正确的途径”[40]。社会主义的家务社会化不是泛泛地指家务从家庭之内转移到家庭之外，而是具体的从家庭的私领域中转移到集体事业的公领域，家务现代化和家务社会化实际上是家务集体化的一体两面——在国家的强力推进下，一个“大规模社会-技术(sociotechnical)系统”[36]正在形成。因此，家务现代化与家务社会化并行，共同指向家务集体化，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和生产关系的必然要求。三八饭店的妇女技术革新正是这一集体化劳动过程的典型案例，缺乏技术知识的女职工在机器的设计和制造过程中并非不讲“科学”，而是充分发挥了“集体的力量”：
要问她们在这当中有没有困难，那是可想而知的。这些妇女文化水平都比较低，有的根本不识字，怎么画图造机器呢？可是有志者事竟成，她们不怕任何困难，想办法战胜一切困难。不会画图，她们就用硬纸和针线做成一个又一个小模型。然后再请附近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来帮助。技术人员看到这像玩具一样的模型，闹不清是什么东西，只是摇头。一次不行，再来一次……她们继续画图，深思苦练，经过集体讨论几次，再请老师傅指正。工厂的师傅们也深深被他们大闹技术革命的热情所感动了，都积极帮助她们设计起来。就这样，经过五天五夜的苦战，她们绘制了空中滑行送菜机、自动桌子、万能灶、刷碗机等五十多种草图和模型。第一个战役打响了。
我们都知道，饭店里除了柴米油盐，就是酱醋菜，在这里是很难找到一块砖、一片铁，甚至一枚螺丝钉。可是造机器，非用这些东西不可。于是她们冒着大风雪到各兄弟厂去求援。……她们终于找到了大批边材废料，又组织了一个“铁姑娘突击队”，用手推车从四面八方的工厂把材料运到饭店。又打胜了第二个战役，开始动手制造安装了。
……她们听说有不少工人到松花江堤参加义务劳动。副主任马秀兰灵机一动，心想：我们和他们换工，让他们帮助我们制造和安装机器多好呢。意见一提出来，大家都举双手赞成。于是立刻组织十几名妇女到了松花江堤。工人们知道他们的来意后，非常激动地赶到饭店。但是，这送菜机太不听话了，好容易才安装好，一试验又失败了……
这时，三八饭店大搞机械化的消息已传遍了全城的各个角落，听说她们在最后关头遇到了困难，千万只友谊的手一齐伸来。哈尔滨工业大学、设计院、长江铆焊厂、革新机械厂……的厂长、专家和有经验的老工人蜂拥而来。他们为这部自动送菜机“会诊”。众人是圣人，协作力量大。她们终于把自动送菜机制造成功了。……就这样，她们在千万只友谊的手的支援下，一共创造了六十七种机器和八十七件工具，有和面机、包饺子机、切菜机、洗碗机，炒菜还有自动大勺……[18]
借用蔡翔对技术革新与工人主体性叙事的分析，对这种“共产主义大协作”工作方式推崇的背后实际上是关于“什么是科学”的话语争夺，与以技术专家为主导的科学不同，当时的中国所认同的科学是“力图让更多的普通人参与到国家和社会的重构过程之中，就必须打破所谓的知识垄断，在现代分工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普遍的协作关系”，因此“事实上，1949-1966年间，‘科学’一直是极其重要的概念，并且有效地渗透到国家意识形态之中”[41](PP 273-323)。三八饭店正是这种“群众科学”的典型，缺乏技术基础的妇女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通过与技术专家、熟练工人、行政领导的协作，研发并制造安装自动化炊事设备作为生活福利设施放置在集体机构中，服务于群众。在这一“土洋结合”“一家有事，四邻相助”(15)1960年，时任三八饭店工会主席苏春荣在一篇介绍三八饭店技术革命经验的文章中写道：“我们饭店和其他单位的经验还表明：只要认真地走群众路线，贯彻执行土洋结合的方针，就能贯彻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当然，以自力更生为主，还必须加上争取其他单位的协作。因为，搞技术革命，就要牵涉到多种多样的材料、工具和技术问题，这往往不是一个单位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单位所能包得了的，这就必须有‘一家有事，四邻相助’，大搞共产主义协作。”中国青年出版社：《学哲学用哲学：工农讲哲学》，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第226页。的技术革新过程中，劳动者与消费者是一致的，劳动过程中的“执行”与“概念”则统合在劳动者身上(16)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认为，人类劳动的独特性在于，人能够把一件工作的执行(execution)和关于它的概念(conception)结合在一起，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打破这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统一来利用人类劳动力，比如将设计与管理职能从工厂车间转移出去，其结果便是“劳动的退化”。Harry Braverman，LaborandMonopolyCapital:TheDegradationofWorkintheTwentiethCentury，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5.，作为个体的劳动者也不是孤立的，而是置于以协作为核心的生产关系中。三八饭店的女职工、东莱街幼儿园的阿姨和上海电机厂的女工都是如此，在“社会-技术系统”中获得了“解放感”，完成了从家务劳动无偿承担者到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阶级-性别”身份转换。
四、余论：三八饭店的消失与再现——技术专业化叙事取代技术群众性叙事
如果时间停留在1960年，三八饭店几乎就是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理想实现，那时的大众与2018年的“B站”网友在这一点上达成了时空错位的一致，前者赞叹三八饭店是“神话般的世界”[18]，后者则称之为“社会主义赛博朋克”。然而1960年之后，“神话般的”三八饭店突然从大众视野中隐退。三八饭店短暂的大众媒介生命提示我们，作为典型的三八饭店虽不是孤例，但也并不能代表妇女劳动的普遍状况。事实上，这一城市典型案例的讨论价值正在于其历史实践的理想化，借用张宇(Emma Yu Zhang)对青年参与边疆社会主义建设的电影文本分析，三八饭店试图实现的是“在一个仅拥有粗糙的传播和交通系统的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国家愿望”[42]，因此在三八饭店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大跃进”时期对理想社会的历史想象及其配套的实践方案。必须承认的是，这种实践并不是稳定的，由于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进程极其依赖于国家强力的推动，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妇女的劳动情况也随之波动。“大跃进”时期结束后进入经济调整时期，国家开始精简城市工人，孩子多、家庭负担重的女工首当其冲，妇联的工作重心也从动员妇女参加社会生产转移到对“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宣传，重新肯定家务劳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价值[11]。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三八饭店从大众媒介中消失，《黑龙江省志》《哈尔滨市志》《哈尔滨饮食服务志》等档案材料中关于三八饭店的记录也出现了一段长达20年的空白。唯一有迹可循的是三八饭店最重要的技术革新成果——饺子机：“在食品设备中，享誉国内外的是饺子机。从1958年由哈尔滨革新机械厂(以后相继改厂名为哈尔滨饮食机械厂、哈尔滨商业机械总厂)王景略等人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60-1型(17)即三八饭店研制并使用的饺子机，60指每分钟包60个饺子。吕志昆等：《我国饺子机的发明与发展历程》，《包装与食品机械》2011年第5期。饺子机开始，至1990年，先后进行8次重大改进，共研制出14种型号，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信誉日隆，屡获殊荣。”[42]1959年，周恩来在三八饭店视察时看到的饺子机是改进后的60-2型，也就是“饺子机自动线”。1963年，根据大庆油田职工食堂的要求，60-3型饺子机被研制出来，大庆油田食堂前后共订购35台，该机型于1965年获得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签发的《发明证书》[22]。此后，饺子机持续改进，1980年确定商标为“美乐牌”。美乐牌饺子机的众多机型不仅在国内获得了“著名商标”“优质产品”等荣誉称号，也打入海外市场并备受好评(18)据《哈尔滨市志》记载，“1984年，‘美乐牌’饺子机获国家经委优秀新产品‘金龙奖’。同年，‘美乐牌’HA-5B型饺子、春卷两用自动成型机参加了第822次莱比西国际博览会，荣获金奖；‘美乐牌’JGL120-5B型饺子、春卷、锅贴自动成型机荣获国家优质产品金牌奖。李鹏总理在全国标准化会议上观看了饺子机。1988年，‘美乐牌’饺子机被选为第十一届亚运会专利产品，并在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上获得金奖。1990年6月，JGC120-5B型饺子自动成型机获新西兰国际农业博览会优秀产品奖。至1990年，共生产各类饺子机13335台。产品畅销国内30个省、市、自治区，并远销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澳门等地区，共出口1157台，创汇231.4万美元。”滕英武等：《哈尔滨市志：机械工业 机床及专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 食品机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43]。在饺子机的发展历程中，三八饭店逐渐隐去了身影。根据一篇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金美乐商业机械有限公司的两位工程师合作发表于2011年的文章，饭店女职工们不仅没有参与饺子机后续的发展与改进，而且不再被认为是60-1型饺子机最初的研发者，三八饭店仅仅是一个初次“试车”的地点：“哈尔滨市服务局领导……授意下属企业哈尔滨道外革新机械厂(哈尔滨金美乐商业机械有限公司前身)成立技术革新小组，研制饺子机……并在哈尔滨道外三八饭店进行试车。”这种叙述并不是偶然，时任金美乐商业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庆祝曾在2006年三八饭店即将停业时这样评价三八饭店及其女职工：“三八饭店，说一句直白的话，就是基础比较薄弱。因为一些女同志，当时都没什么文化，大家凑到一起了，完全凭着一股热情和一股干劲，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了。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的发展，她们的文化层次啊、眼界魄力啊各个方面，我的感觉是赶不上这个社会发展的步伐。……走到今天是必然。”(19)出自中央电视台2006年2月19日播放的《重访》节目“三八饭店”专题。
然而，根据1960年前后的记载，不仅60-1型饺子机是由三八饭店女职工主导研发的[18]，金美乐商业机械有限公司如今主营的“包饺子自动线”(姚庆祝语)的原型60-2型饺子机也是三八饭店女职工们主导改进而成的，而该公司前身革新机械厂的角色是协助制造：“去年十一月，哈尔滨市第一条自动线——丝锥自动线出现以后，她们(指三八饭店职工)受到很大启发，又在革新机械厂的帮助下，把和面机、压皮机、绞馅机和包饺子机连成一条线，成为包饺子自动线。”[18]尽管如此，“妇女开饭店，兔子的尾巴长不了”[18]的话语却再次获得了生命力，这背后的历史脉络是专业化技术叙事取代群众性技术叙事，“土洋结合”“协作力量大”也不再被视为有效的技术革新路径，“基础比较薄弱”的普通妇女被排除在技术精英之外，从技术主体位置上跌落。
为了让木头搭建的坡屋顶更稳固，就要先做屋架，也就是屋顶的“骨骼”。在中国传统木建筑中，“穿斗式”和“抬梁式”屋架经典、美观又实用，一直沿用至今。
如表1所示，模型组和丁酸钠组DAO和NO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0.01），丁酸钠组DAO和NO显著低于模型组（P＜0.05）。
这一跌落过程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大跃进”时期结束后，随着国家政策调整，重新强调妇女“持家”责任(20)1961年12月10日至28日，全国妇联召开省、市、自治区妇联主任会议，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讲话，他指出妇女工作的重心是“做好经常工作”，而“勤俭持家”是妇女工作的经常工作。刘维芳：《中国妇女运动“大跃进”始末》，《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三八饭店退出大众媒介，这意味着原本由它所推广的妇女作为技术革新主体的社会认同热情开始消退。三八饭店再次出现在公开档案中已是20世纪80年代改制之时，但起初三八饭店的改制成果并不突出。1985年，调查人员对哈尔滨市七家饭店进行实地考察，写成一篇改制情况调查报告，文章对这些饭店的改制成果进行了详细展现并给予了积极肯定，但提及三八饭店的仅有一句：“在培训人才方面也都下了很大功夫，为饭店进一步发展，准备了重要条件。”[44]1985年之后，三八饭店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改革。1985年哈尔滨市商委拨款10万元装修二楼大餐厅，刘东来调任三八饭店经理，从四川省成都市请来川菜名师，引进正宗川菜。1986年二楼川菜餐厅正式营业，三楼设为中餐高间，“设备精美华丽，可以接待国内外宾客”[43]，三八饭店成为哈尔滨市饮食业川菜风味中心，1990年时店内一桌川菜宴席标价达800元[19](PP 146-150)。三八饭店的一楼则在1988年6月(21)冷饮厅改造的时间在《哈尔滨饮食服务志》中为1988年，在《哈尔滨市志》中为1983年。笔者以为，由于三八饭店的大型改革始于1985年，故1988年版本较为可信。哈尔滨市商业委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哈尔滨饮食服务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改装成冷饮厅，销售冷饮品和面包点心，其大众餐厅的身份成为历史。至此，“三八饭店”这一招牌的原始内涵失效了。20世纪90年代，三八饭店仍在哈尔滨餐饮业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人们耳熟能详的不再是自动化机械或者哈尔滨第一位“上灶的”女厨师，而是三八饭店冷饮厅售卖的“三八冰棍”。然而“三八冰棍”也没能为三八饭店续命太久，2006年三八饭店正式停业，中央电视台的《重访》节目正是拍摄于三八饭店停业前夕。
三八饭店虽已停业多年，但哈尔滨市内多家饭店都借着“老字号”的招牌做起生意，竟出现了三八饭店遍布哈尔滨的情况(22)经在大众点评网上检索，截至2018年8月1日，哈尔滨至少有38家三八饭店，分别位于道里区、道外区、香坊区、南岗区、平房区、宾县等地区。。道外区一家“老三八饭店”的经理恰好也作为妇女典型登上过大众媒体的舞台。高源是“小县城闯出来的女孩儿”，辗转哈尔滨、北京等地打拼，凭借着自己的勤奋、坚毅和睿智从月薪200元的打工妹成长为“老三八饭店”的老板。在这篇名为《天道酬勤 历经风雨迎彩虹》的文章中，“一个女强人坎坷的创业历程”跃然眼前[45]。与1958年创业初期的三八饭店相比，三八精神被注入了新内涵，个人打拼取代了集体协作，经济成就取代了政治理想，妇女获得主体地位的途径得到了更新。
通过对“三八饭店”等历史案例的回溯，妇女家务劳动现代化的脉络从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中浮现出来，这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和生产关系上的，试图重新统合起劳动者与消费者、劳动过程中“执行”与“概念”的技术政治。具体来说，妇女在参与技术革新的过程中，打破了身体限制造成的职业藩篱，开始在纺织业以外的行业成为技术劳动的主体，比较广泛地形成了妇女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政治认同。
棘球转眼即至，他拼命向旁纵身闪躲，堪堪将之避过。呼啸而过的刀风，卷落了他的几根黑羽，羽毛打着旋，朝着周围飘落。
“大跃进”时期结束后，三八饭店的榜样形象从大众媒介中消失。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技术系统”的旁落，作为技术革新者的妇女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当专业化技术叙事取代群众性技术叙事，“基础比较薄弱”“没什么文化”“只凭一股热情和一股干劲”的女职工作为可持续性技术革新(饺子机自动线)主体的政治认同不再有效。女职工主体位置的起伏使得从技术政治视野进入当代妇女史研究成为可能。在性别和技术分别在当代技术史和妇女史中尚未得到足够关注的情况下，“性别-技术”交叉视角的引入将有益于丰富既有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相关论域的空白，帮助我们理解妇女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复杂的历史位置，从社会主义理想和实践中提取有效的历史借鉴。
回到开篇提到的纪录片，1958年时的三八饭店正红火，职工们忙碌地围着机器转，60年后的今天，没有了那些职工和机器的三八饭店正迎来再次“开业”。成立于2015年的哈尔滨华业天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致力于“复兴传统老字号，使之重现市场并焕发活力”(23)见哈尔滨华业天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百度百科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哈尔滨华业天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1950087。，“老道外三八”(LDW SANBA)是该公司的主营品牌，三八冰棍是品牌的主打产品。这款冰棍的外包装中央印有“since 1958”的字样，暗示着消费者其品牌之历史悠久。该公司的微博账号“老道外三八”的置顶微博中也将三八冰棍追溯到1958年，写道“三八冰棍：‘源于1958年创立的饭店，因初始员工全为女性而得名。’”然而，这根冰棍与历史上的1958年以及那些妇女所创造的一切都已经无关了。
根据试拌选定的配合比，在监理见证下，从商品混凝土公司拌和楼料仓、料罐中抽取各种原材料和拌和楼的拌和用水，送第三方检测公司进行配合比复核，同时进行原材料碱含量、氯离子含量检测，取得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的配合比报告报监理批复后使用。
[参考文献]
[1]Gross,M..FarewelltotheGodofPlague:ChairmanMao’sCampaigntoDewormChina[M].Oakland,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6.
[2]Schmalzer,S..RedRevolution,GreenRevolution:ScientificFarminginSocialistChina[M].Lond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
[3]Schmalzer,S..ThePeople’sPekingMan:PopularScienceandHumanIdentityinTwentieth-CenturyChina[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4]Eisenman,J..RedChina’sGreenRevolution:TechnologicalInnovation,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DevelopmentundertheCommune[M].Columbi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8.
[5]王洪喆.从“赤脚电工”到“电子包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与劳动政治[J].开放时代,2015,(3).
[6]刘维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述评[J].中共党史研究,2018,(8).
[7]李如瓛.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妇女工业技术革新:国家推动下的妇女解放新道路[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6,(6).
[8]李如瓛.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工业技术革新中的妇女动员[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6,(6).
[9]李如瓛.从技术革新运动看新中国女性身份的重构——以上海工业技术革新为例(1954-1966)[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6,(1).
[10]柴效武.社会化还是现代化——家务劳动演进的路径抉择与评价[J].浙江社会科学,1999,(3).
[11]宋少鹏.从彰显到消失:集体主义时期的家庭劳动(1949-1966)[J].江苏社会科学,2012,(1).
[12]张牛美.走出家门:上海妇女从业研究(1958-1962)[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13]张拓.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妇女:1958-1962年上海里弄妇女的兴衰[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14]Andors,P..TheUnfinishedLiberationofChineseWomen(1949-1980)[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3.
[15]张志永.女权的缺位:大跃进时期华北农村男女平等的悖论[J].江苏社会科学,2011,(1).
[16]张志永.错位的解放:大跃进时期华北农村妇女参加生产运动评述[J].江西社会科学,2010,(4).
[17]Hershatter,G..TheGenderofMemory:RuralWomenandChina’sCollectivePast[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
[18]孟若蓬.“三八”饭店盛开革新花[J].中国妇女,1960,(7).
[19]哈尔滨市商业委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哈尔滨饮食服务志[Z].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20]饮食服务业中一朵跃进花 三八饭店[J].中国妇女,1958,(16).
[21]李雪滢.周恩来的十次哈尔滨之行[J].奋斗,2018,(5).
[22]吕志昆、郭延明、郎庆军等.我国饺子机的发明与发展历程[J].包装与食品机械,2011,(5).
[23]邸作之.不断地为妇女創造更加良好的劳动条件[J].中国劳动,1961,(5).
[24]柳笛.鸣锣开道[J].中国工人,1960,(7).
[25]妇女什么也能干，什么也干得好[J].中国妇女,1960,(1).
[26]打破妇女不能干这干那的保守思想[J].中国劳动,1959,(1).
[27]鲁琢.班翠霞上灶[J].北方文学,1960,(7).
[28]苏春荣、鲁秀珍.“三八饭店”取经记[J].北方文学,1960,(4).
[29]从“妈妈”大闹技术革新谈起[J].中国妇女,1960,(9).
[30]胡耀邦.妇女快马再加鞭 顶着跃进半边天[J].中国妇女,1960,(6).
[31]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32][苏联]列宁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列宁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3]茅以升.要树立雄心大志 做科学技术主人[J].中国妇女,1960,(6).
[34]本刊记者.保教人员大闹技术革新[J].中国妇女,1960,(10).
[35]技术革新 百花盛开[J].时事手册,1960,(5).
[36]Winner,L..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J].Daedalus,1980,109(1).
[37][加拿大]达拉斯·斯迈思著,王洪喆译.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J].开放时代,2014,(4).
[38][日]见畸惠子著,金一虹译.新技术革命的方向与家务劳动的社会化[J].国外社会科学,1990,(9).
[39][英]胡斯著,任海龙译.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真实世界里的虚拟工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0]马文瑞.进一步地解放妇女劳动力[J].中国妇女,1968,(9).
[41]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42]Emma,Y.Z..Socialist Builders on the Rails and Road:Industrialization,Social Engineering,and National Imagination in Chinese Socialist Films,1949-1965[J].Twentieth-CenturyChina,2017,42(3).
[43]滕英武等.哈尔滨市志:日用工业品商业 副食品商业 饮食服务业[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
[44]高桂林.对哈尔滨市七家饭店体改情况的调查报告[J].商业研究,1985,(9).
[45]邹晓光.天道酬勤 历经风雨迎彩虹——记哈尔滨市道外区老三八饭店经理高源[J].新农村,2014,(17).
The“8MarchRestaurant”BlossomingwithFlowersofInnovation:WomenandTechnicalLaborDuringtheGreatLeapForward
KONG Yu-ye
(School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KeyWords：women’s liberation;mass campaign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modernization of housework;socialization of housework;the Great Leap Forward
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e typical case of the “8 March Restaurant” to delve into women’s role in the mass campaign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from a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ender and technology.By participating in the campaign,women broke free from the boundaries of their bodies that had set a foundation for the traditional gender-based division of labor,and entered into the camp of socialist builders where they became technical labor similarly as men,engaging in a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gender and class.What’s more important in the relationships of women and technical labor in this case is that the existence of modernization of housework in the socialist discourse of technological politics was preceded by the socialization of housework through mass participation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in the collectivist era.With the socialization of housework as its prerequisite,socialist modernization of housework based on mass campaign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and developed automated labor-saving devices as collectivized welfare facilities to ensure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production.Along with socialization,the campaign for modernization had achieved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housework.Whe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period was over,the 8 March Restaurant disappeared in mass media as the state started to underscore women’s domestic responsibilities.When the Restaurant appeared again in the 1980s,the social recognition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echnical innovation had collapsed and the professional narrative of technology has replaced the mass participation,making women as participant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valid.This case introduces a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gender and technology,in order to fill the gap in the related field of studies,helping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and uniqueness of socialist practice in Chinese history.
作者简介：孔煜也(1994-)，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北京媒介小组成员，南门读报小组成员。研究方向：20世纪的媒介、技术与性别。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9)05-0113-13
责任编辑：绘山
标签：妇女论文; 饭店论文; 家务论文; 技术论文; 大跃进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工人论文; 农民论文; 青年论文; 妇女运动与组织论文; 中国妇女运动及组织论文; 《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5期论文;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