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发生的一场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百年来，不同的政治派别都对五四运动进行了不同的历史解读和形象建构。中国共产党建构的五四运动形象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占据着主导性地位。中国共产党运用革命话语、阶级话语与建设话语建构了五四运动的世界性面相、革命性面相、群众性面相与现代化面相，其中，前三种面相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基本稳定，而最后一种面相萌发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定型。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形象的建构不仅彰显了与其他党派的政治区别，展现了自身的政治合法性，而且在革命与建设的动员、文化整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和影响。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 形象建构 话语特征 功能影响
五四运动发生迄今百年。百年来，每当人们谈起五四运动时，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这场发生于百年前运动的不同形象。对今人而言，绝大多数没有亲历这场运动，对五四运动形象的知觉，或来自教科书的介绍，或源于史学家的论证，或起于亲历者的回忆，亦或是多种渠道杂糅在一起的综合结果。无论是教科书也好，还是史学家也罢，其背后都隐藏着某种政治倾向作为内在指引。近代中国，各个政治派别均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对五四运动的形象建构，然而，由于政治价值观的差异，其所建构的五四运动形象存有分殊。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形象进行了百年建构，展现了其中独特的话语特征和形象功能与影响。梳理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百年建构的形象，对我们丰富对五四运动的认知，具有重要的价值，也以此纪念五四运动发生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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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建构的四种形象
梳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五四运动的主要解读文本，其中一部分对五四运动的论说随时势而兴，往往只是昙花一现。但还有一部分对五四运动的论说却被反复提及、频繁言说，历经时代风霜，最终得以保留下来，被纳入集体记忆的中枢。虽然这些言说常常以不同的词句排列和表达方式获得外在表征，但其内在的核心涵义却持久稳定，随历史的演进日益丰满。恰恰通过这类言说，中国共产党的五四运动形象得以逐步建构，最终形成了以世界性面相、革命性面相、群众性面相与现代化面相为一体的五四运动形象。其中，前三种面相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基本定型，而现代化面相则萌芽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稳定。
第一，世界性面相。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无论持何种政治立场，发表于当时报刊的时事评论或后续的纪念文章，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日本对中国的压迫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对这场运动的触发作用。1920年，陈独秀说：“我认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受到了日本……压迫而成的……”①此时，陈独秀还只是简单地指出了五四运动爆发的世界因素。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或许是由于共产党的世界背景的内在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更为明显地从世界视野来分析五四运动的爆发原因。1924年，陈独秀明确指出五四运动“是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怒潮中……发生的”②。张太雷、瞿秋白也作出了类似的判断。张太雷认为五四运动是“世界革命潮流在中国的波纹”③。瞿秋白指出五四运动“事实上，思想上都是受世界革命潮流的冲动”④。这些论述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大致认同世界革命潮流与五四运动的因果联结。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又对“世界革命潮流”作了更明确的交代，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对五四运动起了内在推进作用。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发生的。”⑤毛泽东的论断具有决定性意义，此后，五四运动的爆发原因便与十月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除了从发生原因方面对五四运动赋予的世界性面相外，还有从五四运动性质的角度建构的世界性面相，对此，瞿秋白最早作出了相应的表述。他从中国革命前途的角度作出判断，认为“中国革命到五四运动之后，已经加入俄国的十月所开始的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⑥毛泽东受此启示，进一步表明“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⑦依照毛泽东的理路，艾思奇更是认为由于五四运动后期进行了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从而“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⑧将五四运动归置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之中，赋予其运动性质上的世界性面相，这是中国共产党建构五四运动世界性面相的又一重要体现。
第二，革命性面相。1919年5月4日的那场学生运动发生之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论述中，就不仅有“五四运动”的字眼，还出现了“五四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字眼，可见，他们所理解的五四运动包括了在此之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从整体看，无论对五四运动的理解带有怎样的个人倾向性，在追求思想集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内，五四运动最终被认为是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的统一，而且文化运动从属于政治运动。关于这一点，毛泽东说得很清楚：“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⑨在中国共产党人确定了五四运动的基本属性后，对其革命性面相的建构便集中于阐述这场运动在政治与文化两个方面所展现的革命样貌。
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人对其革命性面相的建构，集中突显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功绩。1920年，陈独秀总结五四运动具有“直接行动”的精神，认为这种精神就是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直接采取行动加以制裁，而不依靠维护强权的法律。陈独秀此时只是朦胧地看到了五四运动的革命性，直至1924年也停留于五四运动“有革命倾向”⑩的认知。日后毛泽东依据“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直截了当地认定“它是革命的运动”。⑪在指出五四运动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性一面外，中国共产党人同时指出五四运动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性。1925年，瞿秋白高度称赞五四运动“把义和团失败后之‘尊洋主义’的天经地义打破了”，并认为“这是五四在中国民族运动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点。”⑫张太雷也表示“五四运动是一个完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实开中国革命的新纪元”。⑬基于五四运动在反帝反封建上彻底的革命性，毛泽东将五四运动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作为文化运动的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人主要通过彰显其猛烈批判封建文化和积极宣扬新文化来建构其革命性面相。1937年，陈伯达从破旧与立新的角度概括了五四运动的文化功绩。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在文化上首先“便是敢于公开地向数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孔教，进行自觉地挑战”，其次“便是对于白话文的提倡”，“真可算是一种大革命”，再次则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传播，给予中国人新的哲学。⑭可以说，陈伯达的总结是比较全面的，这些总结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建构五四运动革命性面相在文化方面的重要依据。除此之外，五四运动还被中国共产党人赋予了深刻的革命启蒙意义，这场运动高举的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使整个民族觉醒了，不仅人的理性获得张扬，个性还得到解放。何干之说：“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来看，五四最大的作用是思想的启蒙。”⑮陈伯达说：“五四的启蒙运动却真正已是文化上的革命运动。”⑯五四运动的启蒙意义本身也是其革命性的表现之一，中国共产党人对此的认同表明了他们对五四运动在文化上的革命性的确认。1940年，毛泽东做了深刻总结：“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⑰从此，五四运动在文化上的革命性面相基本确立。
第三，群众性面相。陈独秀、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都曾对传统中国人的思想保守、昏庸迷信、奴性深重、组织涣散等流弊大肆批判。毛泽东就曾愤怒地指出：“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如，入主出奴，普成习性。”⑱他们对国民性的批判实际上隐含着心中寄托于国民的自觉来挽救当时中国社会的愿景。从五四运动中，他们看到了国民觉醒的曙光。因此，他们的目光聚焦了这场运动中群众的实际行动与思想状态。正是对群众的关注与书写，五四运动的群众性面相得以逐渐建构起来。五四运动爆发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共产党人就注意到了其中的群众色彩，比如，瞿秋白强调五四运动“能在初开始时便倾向于接近民众……是以前时运动所没有的”⑲，“这的确是辛亥之后……带着群众性质的第一次”⑳。显然，这是瞿秋白在比较五四运动以前的革命运动后得出的结论，这种比较在陈独秀、陈伯达等人对五四运动群众性面相的论述中也时常出现。在此后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群众色彩的描述越发具有震撼力，称其是“群众的怒吼”㉑，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群众示威”，“是中国民众的第一次觉醒运动”㉒。言语上的日臻有力和情感上的日益强烈使得五四运动的群众性面相越发清晰并得以凸显。
在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群众性面相建构的过程中，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对阶级分析法愈加重视和熟练运用，因此从早期一般地运用“人民”、“平民”、“群众”等词汇来描述五四运动的参与群体，发展到逐步细化这些群体内部的阶级成分。1939年，毛泽东首次对五四运动参与群体的阶级成分进行了比较完整的划分，指出其中包括“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㉓。在此基础上，艾思奇进一步细化指出其中有“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学生、无产阶级等”㉔。这种通过划分参与群体的阶级成分来展现五四运动的群众性面相，是中国共产党建构五四运动形象的特点，这种划分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分析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同时也为革命动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
中国共产党运用革命话语、阶级话语和建设话语，精细地对五四运动的形象展开建构。这种建构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无意识的行为，相反，从一开始就带有积极的能动色彩。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形象有意识的构建也不是无意义的行动，相反，从历史发展来看，它不断地发挥着政治区分与合法性获取、革命与建设动员、文化整合等正向功能和影响。
第四，现代化面相。在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的言说中，可以看到其中有关于五四运动的革命形态属于近代性质，以及五四运动与社会现代化相联系的论述，正是这些论述建构了五四运动的现代化面相。1925年，张太雷在《五四运动的意义和价值》一文中将五四运动视为一种“近代的民族运动”㉕。在这里，“近代的”的含义是五四运动在革命形态上属于近代性质，具体所指，就是他所说的“有组织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其中，就革命对象而言，是“帝国主义与军阀”；就革命主体而言，是“群众”；就革命形式而言，是“有组织的”。在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的论述中，时常就其中的某些方面进行发挥，但基本内涵是一致的。这些论述从革命形态的角度建构了五四运动的现代化面相。关于五四运动与社会现代化相联系的论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出现。潘梓年曾说，五四运动对科学方法的介绍，虽然并非最进步最完整的科学方法，但却是“建立现代国家……所必不可缺的因素。”㉖在华岗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内容，就是民主与科学的要求，这表示了中国要向着现代的社会前进。”㉗他们将五四运动所推崇的民主与科学注入现代化的价值取向，进而初步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塑造了五四运动的现代化面相。新中国成立以后，时代背景从革命切换到建设与改革，中国共产党建构的五四运动现代化面相逐渐清晰起来。在间接的层面上，中国共产党人将五四运动的爱国精神、科学与民主精神给予时代语境下的解读，认为其“就是要把中国建设好，实现四化，振兴中华”㉘，类似的表达还有很多。在更直接的层面上，《人民日报》的社论则说：“五四运动开现代化运动先河，在近代中国第一次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解放，社会进步，要求推进现代化的强烈渴望和坚定信念。”㉙“五四先驱们在深刻思索：如何冲破思想的禁锢，追赶世界先进潮流，走向现代化。”㉚五四运动被认为是“现代化运动”，五四先驱的思考被解读为对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探索，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突破革命思维，基于现代化思维对五四运动面相的全新建构。
样样都贵的冰岛，供暖倒不贵。第一堂冰岛语课，老师问大家知不知道冰岛有什么东西便宜，众人一致愤恨大喊：空气。老师默契一笑，说：“还有电和热水。”作为火山遍布的孤绝岛屿，地不能耕，荒野无际，地热资源成为苦寒中的一丝甜蜜。
二、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形象建构的话语特征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标准溶液（EDTA,0.02mo·l L-）1；乙二胺四乙酸二钠镁溶液（Mg-EDTA,0.04mol·L-）1；MgCl2溶液 （0.04mol·L-）1；BaCl2溶液 （0.02mol·L-）1；NH3－NH4Cl缓冲液（pH=10）；HCl溶液（1mol·L-）1；铬黑 T 指示剂（2g·L-）1；无水乙醇；SO24-标准使用溶液（1mg·mL-1），由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提供；其余试剂均购自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实验用水为二次去离子水；实验样品为市购海藻盐。
第一，革命话语。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潮因其顺应中华民族救亡的逻辑被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关注，受马克思主义那种彻底的革命理念的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人的认知模式天然地被覆上一层革命的面纱，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革命的身影日渐隐退，从革命视角审视问题的思维却依旧存留。在革命思维的引导下，革命话语自然地成为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类。五四运动本身是各种矛盾、张力的聚合体，但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敏锐地觉察到这场运动所蕴含的革命要素，运用革命话语对其言说。这里面除了有前述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思维惯性起作用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近代中国的革命浪潮下，谁能拥有对重大事件革命形象建构的主导权，谁就掌握了革命主导权，占领了革命高地。因此，当三民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或政治党派都纷纷加入对五四运动形象建构的角逐中时，中国共产党不遗余力地亮出其彻底的革命话语，力图主导对五四运动革命形象的建构，也就理所当然了。
研究组患者接受少腹逐瘀汤治疗，组方包括干姜3 g、五灵脂6 g、延胡索10 g、蒲黄10 g、小茴香6 g、当归15 g、赤芍10 g、没药10 g、肉桂6 g以及川芎10 g，上述药物用水煎服，指导患者少腹逐瘀汤月经来潮服用。一天2次，一次200 ml，连续口服5天，3个月经周期为1个疗程[4-5]。
通过剖析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形象建构的经典文本，可以概括出革命话语的重要特征。第一，革命话语强调反叛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嗅觉灵敏地捕捉到了五四运动散发出的反叛精神，随后这种反叛精神被极力张扬，从而得到凸显。早期陈独秀就曾指出这场运动的“直接行动”和“牺牲的精神”，此后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强调反叛精神，借此丰满五四运动的革命性面相。另外，革命话语下的反叛精神，带有主动性，而非一种被动的无奈的反叛。第二，革命话语内置以对抗为主导的思维框架。可以明显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形象建构的革命话语力求呈现出这场运动中多种力量的对抗状态，具体而言，就是下层与上层的对抗，国内与国外的对抗，新与旧的对抗，对立的色彩十分浓厚。第三，革命话语富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形象的建构本身具有革命号召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势必要诉诸情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唤起号召对象的情绪共鸣，使其参与到直接的行动之中。
第二，阶级话语。20世纪20年代，阶级斗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被中国共产党人普遍接受和认同，而后，这一观点蕴含的方法论即阶级分析法也被用于对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分析与判断。由此，阶级话语被融入中国共产党建构五四运动形象的全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阶级话语叙述下的五四运动可以被简单地看成已经形成分化的不同阶级产生了阶级冲突，最后引发了阶级间的斗争这一过程。这种阶级话语的叙述，建构了五四运动的革命性面相。因为阶级是符合某种属性的许多个人的集合，是一种集体概念，运用阶级概念描述五四运动时期的冲突与斗争，容易给人以一种宏大场面的观感，它不再是小群体间的而是阶级之间的对抗，突显了冲突的严重性和斗争的残酷性，是五四运动革命性面相的重要表现。不仅如此，这种阶级话语叙述也建构了五四运动的世界性面相。五四运动被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里的反帝就是反对国际资产阶级。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在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㉛阶级话语所反映的五四运动的阶级冲突与阶级斗争内在地吻合了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命题的核心缘由，进而赋予了五四运动的世界性面相。此外，我们不难发现，在这种阶级话语内部存在一种价值倾向，即对当时的中下层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的褒扬与期盼。从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形象建构的文本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五四运动时期中下层阶级联合起来反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行动所流露出的激动心情，这使他们更加关注中下层阶级尤其是广大的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也因此，五四运动的群众性面相得以建构。
第三，建设话语。时代主题的变迁往往会影响人们对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审思视野，进而影响语言的表达，最终使话语发生变动。在中国共产党建构五四运动形象的话语中，建设话语是随着发展主题的日渐明晰和稳定而逐步出场的一套话语。除了与时代发展主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外，建设话语还表露着浓厚的发展意识，它将五四运动纳入现代化框架中进行宏观叙事与微观剖析，洞见了五四运动中的发展要素，发现了其中与现代化相联结的成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萌发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建设话语，在其产生初期不拘泥于革命主题的规制，创造性地对五四运动展开现代化叙事，虽然只是零星地进行，在当时也并非是一种主流叙事，但无疑具有前瞻性。正是具备上述特征的建设话语，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五四运动的现代化面相。
建设话语的出场有一个历史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时代主题虽然是革命，但是无论历史演进到哪个阶段，中国社会都内含有发展的价值诉求，况且中国共产党人在对革命与发展的辩证思考中，也正确地提出了革命只是一种手段，发展才是旨归的命题。所以，即使在革命主题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初步使用建设话语指出五四运动所追求的民主与科学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以后，时代的主题本应由革命逐步向发展倾斜，中国共产党虽然有提出使中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宏伟目标，对推进四个现代化等涉及发展的具体指示也日益不断，但是从时而发生的政治运动到之后长期进行的阶级斗争又逐步消解了发展的主题，由此导致了时代的主题摇摆不定。也因此，在这一时期对五四运动形象的建构中，建设话语时而出现，时而隐退。改革开放以后，发展主题的重新确立令建设话语得以归位。全面获得彰显的建设话语大张旗鼓地建构着五四运动的形象。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五四精神核心范畴的爱国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被注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之中；二是五四运动被看做现代化运动，五四运动干将们在当时的行动被视为对现代化的追寻。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伴随着发展主题的明确，建设话语在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形象建构的过程中越来越突出，遮蔽了革命话语的部分光芒，但仍始终居于从属地位，革命话语的支配地位并未因此而发生动摇。相应地，对五四运动的革命叙事是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形象建构的主流，现代化叙事作为顺应时势的重要补充而存在。这种关系的生成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宗旨的稳定与时代主题变动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形象建构的功能和影响
微课还可以将教师从实验教学中解放出来，更多的与学生进行互动。在进行实验教学时，先使用传统教学方式讲解知识点，让学生了解原理，再让学生观看微课实验视频。此时，老师可以走到学生中巡视，观察他们在看微课时的反应，及时为他们答疑解惑，针对实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从而使教学更加的有效充实。
笔者在长期的木雕创作进程中，试图在感知经验与实际技术这两者间，搭建一座深度沟通的桥梁，并通过对多样木材的理解，把传统木雕的精气神同当代雕塑创作的意义，进行融会贯通。在尊重传统的同时，挖掘当中新颖的层面，将自我的激情与想象力，不断地加以拓展与释放，把有限作品形态的空间意象，进行无限的延展。此外，在创作之外，也不断积累人生阅历,体悟世间百态情感，总结得失经验，从而将其“化作”各种灵感，并贮存在脑海的“大仓库”中。笔者认为，人与自然的情感，人生追求与外在物象的内在联系，是可以通过木雕的方式，进行多维度传递的，这就是一种恒定的艺术追求。
⑮何干之：《五四运动及其发展》，《北方文化》第一卷第五期，1946年5月1日。
这是从《全芳备祖》有关信息勾勒的大致经历，由于材料的稀缺，整个履历是极为模糊的。只能大致感觉到，他应属于当时的江湖游士一族，未见有科举、仕宦的任何信息，布衣终身，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江淮、湘赣、浙闽等地尤其是江淮之间漫游、客居。
第二，革命与建设动员。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主题，五四运动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时代主题是革命，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时代主题大体上是建设。时代的主题并非凭空而来，而是通过社会中的许多个人在复杂的实践中逐步获得揭示，当时代主题日渐明晰时，号召更多的人加入到符合时代主题的实践中就具备了必要性，这就涉及到社会动员的问题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对尽可能多的人进行动员。具备了动员的目标后，如何动员就是有待思考的问题。从增加被动员者的切身利益入手，固然是动员的常用手段，除此之外，由于五四运动作为近代中国的重大事件，其所具有的影响力本身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动员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就曾将五四运动作为动员的精神素材，通过展现这场运动的特有形象来调动多方力量以达到革命或建设的目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运动的革命性面相成为唤起各个阶级革命热情的重要动力源泉。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土地革命时期利用五四运动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形象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在抗战时期，也借用五四运动的革命性面相进行抗战动员。1938年，新华日报社在五四运动纪念日发表文章，号召全国人民“巩固国内团结，拥护政府，积极的参加抗战，以血肉头颅来换取抗战的胜利，来完成五四的事业——反对日寇侵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㉝除了革命性面相外，五四运动的群众性面相也被用于抗战动员。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群众性面相的建构，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清晰地划分了五四运动参与群体的阶级成分。正是这种划分，为抗战时期动员资产阶级提供了历史资源。1937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景下，胡绳为动员资产阶级抗战，这样说道：“中国的布尔乔亚从战斗员的身份堕落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封建主义的友人，但是在目前的抗敌救亡运动中间，它仍然有资格做一员战斗员。为了争取它的独立的存在，它不能不在这新的客观情势下面唤回它已失去的‘五四’时代的战斗精神了。”㉞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四运动更多地被中国共产党用于动员人民参加社会建设，因此这场运动的现代化面相被进一步建构和广泛提及，甚至将五四运动视作现代化运动，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五四先驱们对现代化的探索精神，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之中。
第三，文化整合。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五四运动不仅作为政治运动而存在，同时也作为文化运动而存在。作为文化运动的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对其建构的形象，在日后开展文化运动和文化建设时，又被作为重要的论证支点、发扬对象亦或借鉴对象而使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形象的建构发挥着文化整合的功能。这里不妨以新启蒙运动为例作具体说明。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转变政治斗争策略，寻求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之相应的就是在文化上倡导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虽然是政治策略的转换在文化上的反应，但是，当时的运动发起者也同样指出了这场运动的兴起在文化层面的因素，这就是五四运动之后，文化上的复古潮流再次出现，五四运动所创造的新文化正在遭受着被毁灭的危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正在被麻痹。面对这样的文化危机，他们号召说：“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是五四以来更广阔、而又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五四时代的口号，如‘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的口号，仍为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所接受，而同时需要以新酒装进旧瓶，特别是要多面地具体地和目前的一般救亡运动相联结。这些口号的接受，也就是我们和五四时代的任务合作的要点。”㉟可以看到，在这里，展现出革命性面相的五四运动成为新启蒙运动之所以启动在文化层面的论证支点，以此为支撑，为新启蒙运动的发起提供了历史的合理依据，与此同时，五四运动的革命性面相也成为了这场运动积极发扬的对象。不过，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革命性面相并非只是简单地借用，而是在反思、扬弃中进行的。1938年，潘梓年在《新华日报》撰文提醒说：“五四运动中必须加以高扬同时又必须加以批判的，是那时反对孔教，反对旧伦理那一个狂潮……那时的打倒孔家店，太笼统了，把我国数千年来固有的文化一笔抹杀了，把孔教中某一些好的东西、值得吸收过来的东西都‘玉石俱焚’了，这未免太不科学……我们必须对固有文化的精义加以洗刷与陶冶……使我们自己的固有文化能在最进步的科学方法之下发出新的光彩，成为我们吸收外来的文化的细胞核心，建立起此时此地的中国人自己的新文化。”㊱对五四运动群众性面相的借助过程中，也透露着省思的成分。为推进新启蒙运动取得更好的成效，中国共产党人提醒说：“‘五四’运动的最主要一点成功是它把文化运动扩大为群众的广泛的运动，可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它所接触的群众是有限制的，它只唤醒了一小部分人的‘人’的自觉，它仍然把大部分的在多重的压迫下挣扎生存的人遗忘了……‘五四’运动已经告诉了我们，一个文化运动要得到成功，一定要它所提出的每一个要求、每一个口号都能和群众的日常生活密切地配合着。”㊲
四、结语
一百年来，五四运动以其巨大的历史影响力，吸引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关注。在与其他党派的激烈博弈中，中国共产党最终成功建构了五四运动的世界性面相、革命性面相、群众性面相与现代化面相。这四种面相在百年的时间长程里，陆续形成，久经考验，延续至今，占据着主导位置。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形象的建构有着一套鲜明的话语体系，其中革命话语、阶级话语与建设话语最为突出。由这些话语建构的五四运动形象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和影响。回望中国共产党建构五四运动形象的百年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时代主题的变动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五四运动形象的建构，因此，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需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的时代要求和社会变革，特别是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五四运动的新形象，进一步展示五四精神的新影响。
注释：
①《陈独秀在中国公学之演说》，《申报》，1920年4月22日。
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形象的建构是以语言为中介的，在特定的语言被言说之后，五四运动的形象才被逐步建构起来。在这一过程中，话语也就随之生成。仔细考究中国共产党建构五四运动形象的话语，可以发现，革命话语、阶级话语与建设话语居于重要位置。这些话语的产生和使用受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与时代主题的影响，共同建构着五四运动的形象。
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语言基础知识由语音、词汇、语法这三大要素构成。这三大要素贯穿于二语学习的整个过程之中。当二语学习者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受到母语的影响时也往往表现在以下方面:
⑧㉔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的特点》，《中国文化》第一卷第三期，1940年5月25日。
⑱《张昆弟记毛泽东的两次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39页。
④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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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⑦⑰㉛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699、699、700、668页。
⑥瞿秋白：《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0页。
②⑩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新青年》（季刊）第四期，1924年12月20日。
⑨㉓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558页。
⑪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2页。
⑫⑳双林：《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向导》 第一百十三期，1925年5月3日。
⑭⑯陈伯达：《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月刊》 创刊号，1937年6月15日。
不同学者从各个角度对组织承诺的内涵做了介绍，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态度说，认为组织承诺是员工对组织的一种内心倾向，包括乐于接受组织价值观、乐于投入精力到工作中和作为组织成员的内心自豪感三个方面；另一种是行为说，认为组织承诺是员工为了不放弃现有工作位置和福利待遇而不得不留在组织中的一种承诺。各国学者对组织承诺的定义具有以下共同点：第一，着眼于员工心理和行为的研究；第二认为组织承诺具有多重维度；第三，认为组织承诺可以测量；第四，考察组织承诺产生的自发性与强迫性。
第一，政治区分与合法性获取。以政党形式存在的政治群体，必然带有专属自身的政治标识，否则不仅党外人士难以辨识该政党与其他政党的区别，就连党内人士恐怕也会缺乏对所属政党的认同而产生政治身份的模糊，更严重地，甚至会对该政党的合法性构成威胁。这种政治标识，当然可以通过确立和宣布政党宗旨的方式获得，但在近代中国，各种政治事件频频上演，在报刊等公共话语空间对某些蕴含重大意义的事件建构特定的形象往往成为展示政党自身政治标识的重要环节，但由于任何政治派系都有建构事件形象的权力，因此对这类事件的形象建构权也就成为各个政治派系竞相争夺的对象，因为只有彻底获得形象建构权，才能使该事件真正具备展现自身政治标识的功能。五四运动就是这样一件重大的革命事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五四运动的形象建构展现了自身的政治立场与追求。由于当时不同政治派别都在基于自身价值观建构五四运动的形象，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形象建构常常是在与这些派别的对话甚至论战中进行的。比如，胡绳在阐明写作《“五四”运动论》一文的旨趣时表示：“因为过去（也许是至今）许多人对于‘五四’运动的理解常是歪曲的，片面的，因此对于‘五四’运动理解的再批判更是必需的了。像为‘五四’时代的健将的胡适先生始终把‘五四’运动看做是几个人的事情……这种理解显然是对于历史的歪曲。”㉜经过与其他党派的激烈较量，中国共产党最终赢得了五四运动的形象建构权，其所建构的五四运动形象最终占据社会主流。可以说，五四运动所彰显的世界性面相、革命性面相、群众性面相和现代化面相，均在不同程度折射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价值理念。换句话说，借助于特定形象的五四运动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标识得以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不过，这并非简单地向外界传播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政治区分，进一步来看，由于五四运动在国人心中逐步沉淀的深远意义和价值认同，加之传播过程中也述说着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继承关系，因此在政治区分功能发挥的基础上，也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合法性的增益。
③⑬㉕太雷：《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中国青年》第七十七、七十八期，1925年5月2日。
⑲瞿秋白：《自民族主义到国际主义》，《上海大学周刊》第一期，1924年5月4日。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到,“石榴裙”“饭碗”“柴米”“花灯”等本来都是常见的事物名词,语言中实际的指称对象都很明确,意义具体明晰。由于语境的变化,语言交际中使用范围的变化,人们依赖这种具体明晰的意义,使其他一些事物与之产生了特定的语义关联,借以指称代替其他事物。这样代替指称所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在一个常用意义的基础上,又各自产生了一个新的借代意义。
㉑㉗华岗：《“五四”的来由与历史的鞭策》，《新华日报》，1942年5月4日。
㉒解放日报社：《发扬五四的启蒙精神》，《解放日报》，1942年5月4日。
㉖㊱潘梓年：《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新华日报》，1938年5月4日。
㉘《在建设和改革的新时代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人民日报》，1989年5月4日。
㉙《发扬五四精神，推进改革和现代化事业》，《人民日报》，1989年5月4日。
在狂欢节上，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就在其中生活，而且是大家一起生活，因为从观念上说，它是全民的。[3]
㉚《为民族复兴奏响青春乐章——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人民日报》，2009年5月4日。
㉜㉞㊲胡绳：《“五四”运动论》，《新学识》第一卷第七期，1937年5月5日。
㉝新华日报社：《纪念五四》，《新华日报》，1938年5月4日。
㉟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新世纪》第一卷第二期，1936年10月1日。
作者段治文，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帅，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杭州 310028）
责任编辑 余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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