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幼卿任滁州刺史，助建琅琊寺，这与中国宗教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琅琊寺内，同时祀奉着释迦牟尼佛祖和玉皇大帝，这是佛、道宗教文化在滁州的汇集，体现出中华文化兼容并包的特征。琅琊寺依山抱水，风景秀美，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关键词:李幼卿；琅琊寺；宗教；文化
隋开皇九年(589)，“改南谯州为滁州”[1]6，历经废兴，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又“复滁州，领清流、全椒、永阳三县。”[1]7然而，由于滁州远离政治中心，地偏事简，来此主官的大家名流甚少。唐代宗大历六年(771)李幼卿以唐太子庶子任滁州刺史，他与好友李阳冰(当涂令)、独孤及(舒州刺史)等人的往来酬作，为偏远的滁州增添了不少文化气象。李幼卿在滁州期间，还帮助僧人法琛在琅琊山上疏泉建寺，并将新建的寺院命名为“宝应寺”，也就是今天的琅琊寺。“滁之寺，最古而有名者，琅琊、龙蟠、龙兴。”[2]如今，琅琊寺香火缭绕、人流不绝。
一、琅琊寺兴建的文化背景
琅琊寺的兴建，与中国宗教文化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上古的华夏民族是景仰“天”的，郑玄认为“上帝者，天之别名也。”[3]1163上帝派嫡子来人间统治民众，被尊之为天子。“天降神鸟，降而生商。”[4]说明商承载着“天”的使命。汤在伐桀灭夏时作《汤誓》：“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5]意思是替“天”行道。周更加直接，自封天子，与“天”是一家人。“天”虽然是高高在上的膜拜对象，但真正掌管天下的却是天子，皇帝(王)把人、神权利共集于一身，既是管理者，又是最高的祭祀者。至高无上的皇帝(王)之下，中国古代出现了“重世俗轻宗教”“宗教形态并不发达”的情况，并不奇怪。[6]284直到汉代，张陵在西蜀鹤鸣山创立了道教(五斗米教)，并在民间传播的同时，逐渐被统治者接受，经魏晋发展成完整意义上的本土宗教。
琅琊寺的主体是佛教。佛教远在汉代就传入中国，南北朝时期进入独立发展阶段。唐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忙于军事斗争，武德九年(626)，高祖“四月辛巳，废浮屠、老子法。”[7]，两个月之后，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乃纵禁苑所养鹰犬，并停诸方所进珍异，政尚简肃，天下大悦。”[8]21紧接着就又恢复了佛、道等宗教活动。高宗之时，永徽二年(651)，废玉华宫改为佛寺，乾封元年(666)，“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创造祠堂；其庙置令、丞各一员。”[8]61佛、道二教均得到最高统治者尊崇。至武曌，她是被高宗从感业寺召入宫中的，高宗对她宠幸有加，并将她立为“天后”，武曌成为高宗崩后唐朝的实际当权者，为美化自己登基造势，伪造瑞石，铭“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文于其上，公元690年9月9日，武曌登基称帝，改元为天授，第二年即“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8]81她执政的近二十年，广建寺院，对唐代佛教兴盛影响极大。至玄宗皇帝，崇尚道家。而代宗则倾向于佛，《旧唐书》有听经于资圣寺的记载，为佛教传播推波助澜。李幼卿是代宗大历六年(771)来刺滁州，在皇帝亲佛背景之下，助力修建琅琊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这个时期修建寺院的，也不是李幼卿一人，“截止唐武宗时，全国大中型寺院近5000所，小寺庙4万所，僧尼近30万人，拥有15万寺院奴隶。寺院经济迅速膨胀，竟达到‘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的程度。”[6]307可见，唐代佛教已经走向鼎盛阶段。
对于工程质量来说，施工原材料是施工质量最基本的保障，这就需要工程质量管理人员切实做好对原材料的监督管理。施工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相关的技术标准对原材料进行全面把关。因为原材料的选择对于工程质量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工程质量管理人员要建立相关的原材料管理制度并且严格执行管理标准，还有就是对半成品也要进行抽查，比如说混凝土的半成品等，确保原材料都是在经过检验合格后才进行相关作业的，避免以次充好的恶劣事件发生。
二、琅琊寺的兴盛是中华文化包容性的体现
宗教的相融、合流，正是我国传统文化包容性的体现，“在汉代，佛教在宗教观念上依附道术，在政治观念上迎合儒学；在魏晋时，佛教则着重依附玄学，由此而扩大传播。”[9]佛教在传播中与中国本土宗教文化相融合，寺庙合一的琅琊寺就是很好的典范。
真正能够悟彻佛家的“四谛”“十二因缘”“三法印”的人并不多，但佛学中的哲学思想，对人心理的影响还是不可小觑的。人在修炼中寻找真谛，获得心灵慰籍，常常为中国古代士大夫所用；佛教中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的社会功用也为民众所广泛接受，并得到历代统治者的认同；即使是现在，虽然科学知识早已普及，但仍然不乏去琅琊寺进香还愿的人。满足精神的需求，获得心理平衡，这是文化研究深层面的课题，琅琊寺在人们日常活动中，还是起到一些心理的依托作用，不过，如何发挥其进步、积极作用，还有待于有识人士去进一步研究。
琅琊寺在后周显德年间即遭到毁坏，几经兴废，1984年被正式称作“琅琊寺”。琅琊寺不仅是宗教场所，而且也是滁州地域文化的一张名片，其文化意义非同一般。
也许是托皇帝之洪福，宝应寺建成后发展很快，时隔200多年后的欧阳修知滁时，曾造访琅琊寺，寻觅泉溪相连的佳景，然而溪水“今为山僧填为平地 ，起屋于其上。”[11]不得不怅怅而返。这就印证了佛教得到了较好的发展，琅琊寺的规模扩张，到了需要填溪建房的地步。琅琊溪源头虽然遭到掩埋，庶子泉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口水井的样子，当然会让人感到无比的遗憾，但是，只有这样，玉皇殿等文物方才能够得以保存，这也是两权相害取其轻了。琅琊寺佛教虽然振兴，但始终没有拆除、废弃原先的玉皇殿，不能不说，琅琊寺(庙)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李幼卿也没有利用职权，建寺灭庙，也折射出以李幼卿为代表的唐代士大夫的开明、兼容。
三、琅琊寺的宗教文化意义
唐代之前，从琅琊山东峰石罅中涌出的一泓清泉，聚汇成一道缓缓而行的溪流，绕过玉皇殿的山脚向外泻出，李幼卿来此助建琅琊寺，“因凿石引泉，酾其流以为溪。”[10]148并将溪命名为琅琊溪，泉称之为庶子泉。李幼卿与法琛溯溪建造了若干房舍，可能形成了琅琊寺最早的雏形。“宝应寺”，据说是唐代宗御赐之名，其实，中国的“宝应寺”还真的不少，这可能与唐代宗登基第一个年号有关。唐代宗并非肃宗张皇后亲生，肃宗崩，代宗逃过张皇后与越王係的谋害后，成功登上帝位，因楚州献有13件定国之宝，而楚王是代宗原有的封号，以此建元，将年号定为“宝应”，有顺天承运之意，可想而知，各地取此名，无非是投皇帝喜好而已。
然而，在实际边防战斗中，武警边防部队在准备充分和占有地形之利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对伏击战术运用不当，不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斗效果，还可能导致许多同志流血、牺牲，既浪费了财力、物力，又造成了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即便最后完成了战斗任务，也达不到最佳作战目的。这与对伏击战法认识重视不够有直接关系。如果能正确认识、运用伏击战术，其战斗结果将会大不一样，不但能更好地完成任务，而且能减少损失和伤亡，达到依法执行战斗任务的要求。
(一)文化内涵
一是尽快扩大中央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专项资金规模，建议2012年小型农田水利补助资金规模增加到300亿元；二是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改革试点全面推开，将中西部地区及粮食主产区补助比例提高到70%；三是允许在补助资金中提取适当比例用于农村水利组织改革、农民用水户协会的组建、开办等工作经费；四是引导农民抵押土地流转权借入信贷资金投入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五是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小水电项目建设，创新公私合作制、股份制或合伙制等多种形式；六是在小水能资源丰富的地区，鼓励由乡政府用集体资产提供无偿担保帮助农户贷款兴办农村小水电。
(二)心理依托
在佛教进入之前，琅琊山上已有宗教活动，传说玄武帝君曾途经此地，因此有人曾经在“二贤堂”后面山坡上，建造过玄帝行宫，不过早已毁坏，现有的行宫是1983年政府重建的。[10]1129琅琊寺建筑群中，现存最早的是无梁殿，据民国时期资料显示，为东晋琅琊王司马睿驻跸于此所建，真伪现在还难以考订。无梁殿又称玉皇殿，原先里面有一尊玉皇大帝铜像，有八尺之高，属于较早些年被祭祀于琅琊山的神明。玉皇殿座北向南，地理位置极高，登临时须经过头天门、二天门、三天门，与玉皇殿遥遥相望的是对面峰顶上的南天门，这其中一定蕴含着某些宗教文化含义，多数人认为是道教场所，但由于缺少足够的资料，一时还难以断定，不过，把它们当作宗教文化的产物，应当是可以肯定的。
揭示琅琊寺的文化蕴含，不能单从宝应寺(唐)→开化禅寺(宋)→开化律寺(清)→琅琊寺(当代)这一条线索中追寻，也不能仅仅站在佛家的立场上，去追究普渡众生、清规戒律，而是要以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视野来感悟，中国文化兼容并包，是琅琊寺宗教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琅琊寺(庙)中，外来的释迦牟尼和中国本土的玉皇大帝共同存在，两者教义并非完全相同，却共享奉祀，所秉承的正是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而在琅琊寺(庙)兴废和历代高僧坚忍不拔再建之中，也展现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迎难而上的精神和气概。琅琊寺(庙)还为滁州留存了大量的珍贵人文遗产，因为有了琅琊寺，才会有李幼卿、柳遂、皇甫曾、赵元阳等人的摩崖石刻，才会有独孤及的《琅琊溪述》、李阳冰的《庶子泉铭》、顾况、韦应物的诗歌，才会有宋代以来的大量人文活动和文化遗存。
(三)旅游胜境
琅琊寺景区约有近百处景点和古迹遗址，供奉释迦牟尼佛的大雄宝殿与奉祀玉皇大帝的无梁殿，都建造于连绵的山坡之上，两个富有特色的古建筑，构成景区的西、北两边，使得琅琊寺景区美不胜收。被镶刻丰乐亭亭壁的明代尹梦璧作的“滁州十二景” ，“琅琊古刹”就是之中一景，其诗：“南谯幽爽地，东晋翠华临。寺隐云中路，钟传岭外音。僧庐花作供，客座鸟同吟。偏引闲司马，斋心入慧林。”[10]266这种自然与人相通共融的体验，让来到滁州的游客们，几乎没有不抽出时间到琅琊寺畅游一番的。
随着浮选运转时间的增加，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浮选精煤灰分偏高、选煤厂循环水系统内浮选泡沫多等。集团公司组织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和选煤专家对浮选系统进行了研究。在降低灰分方面主要进行了以下改进：
(四)民俗盛节
“古历正月初九，宗教传说是玉皇大帝的诞辰之日。多少年以来，每逢此日，众多的香客信士来到寺院烧香拜佛，无论阴晴雨雪，人们不计路遥，奔赴寺院进香结缘，祈祷平安。”[10]297正月初六伊始至初十，琅琊山庙会上人海如潮，人群从四面八方摩肩接踵而来，并非全部都是信男信女，更多的是赶会的人们，各路商家此时也云集道路两侧，各类广告牌子琳琅满目，各种小吃汇聚成市，真是热闹非凡。“琅琊山庙会”已经成为经久不衰的民俗盛节。
四、结语
琅琊山是以琅琊命名。琅琊是上古之神，“自古而有之”，[3]1169被皇帝(王)祭祀的，有确切记载的是秦始皇在位三年，他在封禅于泰山之后，又到渤海间的一座小山上，祠祀琅琊神，琅琊台因此而得名。历代以琅琊为名封王的竟有许多。然而，光阴荏苒，苍海桑田，琅琊神的眷顾、驻足，让江阴淮阳、林深壑美的“摩陀岭”，散放出不一样的光芒，被冠以琅琊之神名，誉为“蓬莱之后无别山”。琅琊寺就是镶嵌在其上的一颗璀璨的宝石，既是美不胜收的宗教胜地，也是中国思想文化包容特征的代表之一，可深挖、可探究的东西还非常的多。
[参 考 文 献]
[1] 《滁州历史文化遗存》编辑委员会.滁州历史文化遗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
[2] 滁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滁州志(下)[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1652.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 金启华，朱一清，程自信主编.诗经·商颂·玄鸟[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855.
[5] 罗庆去.尚书[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4：49.
[6] 李平.中国文化概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
[7]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12.
[8] 刘昫. 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9] 王宁.中国文化概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40.
[10] 琅琊山志编纂委员会.琅琊山志[M].合肥：黄山书社，1989.
[11]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2243.
The Religious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Li Youqing’s Help to Build the Langya Temple
Liu Shujian, Chen Xuejun
Abstract: Appointed as the provincial governor of Chuzhou, Li Youqing helped build the Langya Temple, which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ligious culture. The statues of Sakyamuni Buddha and Jade Emperor were enshrined inside the temple, which was the result of Buddhism and Taoism gathering in Chuzhou and also embodied the all-embracing Chinese culture. The Langya Temple is situated at the foot of a mountain and beside a stream. Its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are expect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Key words:Li Youqing; the Langya Temple; religion; culture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794(2019)03-0014-03
作者简介：刘树俭，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大学英语、传统文化；陈学军，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安徽 滁州 239000)。
基金项目：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SK2017A0772)
收稿日期：2019-03-02
责任编辑：李应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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