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竹君成长于富足无忧的家庭，却非不识人间疾苦的出尘女子，她的成就并未止步“中国的南丁格尔”的赞誉。身为近代中国的新女性，张竹君不仅用医术治愈身体的创伤，而且有超越性别的独特见解，用思想跨越性别的洪流，她用后世的眼光审视女性的社会地位并形成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女权思想，至今仍有研究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张竹君；女权思想；意义
被誉为“中国的南丁格尔”的张竹君出生于富足家庭，虽接受先进教育，却有别于当时的大多数女性，将一生奉献给医药事业而终身未婚，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艰苦奋斗。张竹君自小体弱，求助中医无果后转向西医，接受美国医生治疗的经历使得张竹君发现西医的好处，开始接触西方的技术和思想，先后就读于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校和夏葛女医学堂，1900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悬壶济世的女西医。在闺中密友徐佩萱(后改名徐宗汉)变卖首饰妆奁的资助下，张竹君在广州荔湾开办禔福医院并自任院长，专为贫民治病；两年后，二人先开办南福医院，后将南福诊所改名为育贤女学校，成为广东最早由中国人创办的女子学校。陈泽泓认为，张竹君“在广州开创了由中国人自办医院和女子任院长的先河”。
在行医和办学的过程中，张竹君逐步认识到中国女性的悲惨命运源于“不学”导致的思想不解放和人格不独立；缺少一技之长和无法创造经济价值导致女性经济不独立，无法获得与男性同等的话语权。故而，张竹君提出女性只有通过“求学”解放思想和建立独立人格，通过掌握一技之长获得经济来源，通过“合群”加强团结摆脱男性压制，最终获得社会认可，实现男女平等。
一、张竹君女权思想产生的背景
(一)时代背景
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更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富强的斗争史。“解放”一词贯穿中国近代历史，具有政治解放、经济解放、思想文化解放等多重含义，其中，思想解放最根本也最艰巨。马克思曾经说过，中华民族总在惨遭劫难之后才省悟奋起。近代史是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被迫走向世界以及中国艰难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在这一阶段发生了较大的社会变动，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国内生活到国际关系，均超出了过去所有朝代无法比拟的广度和深度。由于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开端，张竹君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能够感受到国家的困境和民众的苦楚，特别是广大妇女在男权社会饱经摧残，加之吕碧城、胡彬夏等女性纷纷寻求女性解放之路的影响，张竹君萌生了女权思想。
甘茂又告诉另一位使臣：“您回去，把出使的情况报告给武王，就说‘魏国听从我的主张了，但我希望大王先不要攻打韩国’。如果事情成功了，全算您的功劳。”
(二)个人经历
张竹君出身于十三行富商家庭，曾祖父张达才以经营私茶起家，故与外商接触频繁，子弟多接受中西兼修的教育，眼界开阔。开放式家庭教育使得张竹君没有被封建礼教束缚，早年得西医救治更使她醉心医术，进而不顾世俗眼光开办医院，她在救治妇女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女性的悲惨命运，如没有读书的权利、生病得不到及时救治，这种境遇使她萌生了女权主义。张竹君早期的女权主义比较激进，不仅强调男女对立，而且主张女性积极抗争以便从男性手中夺权和获得权益。张竹君的交际能力值得称赞，一方面，她与当地富绅太太关系融洽而多得资助，为她的医药事业与女权思想提供助力；另一方面，她与许多革命人士关联密切，依靠自身为革命事业奉献力量，比如，日俄战争爆发后，张竹君积极参加赤十字会，借助卫生讲习会传播医学知识，她还在1904年4月成立的“女子兴学保险会”中提出女性面临的11种危险，“欲联合海内诸女士为一大群，取数千年之恶习扫除而更张之，举此十一险者芟夷而平荡之，……修智育以求自治，习工艺以求自养，联同志以求自镜……”[1]。
张竹君的演说会吸引了胡汉民、马君武等人，1911年，黄兴集合同盟会精英发动黄花岗之役，张竹君救治了受伤的黄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张竹君联络革命党人和士绅成立中国赤十字会，帮助黄兴、宋教仁等人化妆混进赤十字会躲避清廷搜查，从而及时抵达武汉。虽然张竹君倾力支持革命，但是她不赞同女性奔赴战场，她认为女性可以在战场以外发挥最大的作用，她在《论女子组织军队》中写到“综今日所编女子军队，俱能挑选合格，而就生理上切实言之，比较男子，相差终远。况今日之女子军队，半皆大家闺秀……而欲与强悍之北军，决斗于疆场，不必论其胜负，但默坐凝思，其危险之状，已有不胜惊恐者……苟欲勉强从事……吾恐别项军队，将不及为杀敌致果之用，且将翼卫我女子军队而不遑矣”[2]4。可见，张竹君认为女性柔弱的身体素质会在战争中成为累赘，不合乎参军的要求，她劝告女性同胞，男女平权目标的实现应该依靠女界“坚忍之道德，为中流之砥柱”[2]7，而不是一时杀敌从军的盲目冲动。士绅合作的加深使得张竹君的女权思想发生了变化，由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转变为实用的女权主义者，能够立足自身改造提高女性的地位，主张从注重“同男子争权”到“与男子合作平权”。
关于水上失踪目标的漂移轨迹预测问题，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上，预测模型主要包括CANSARP模型[3]、HACSALV模型[4]和Leeway模型等。[5]从研究方法来看，主要有基于实际场景试验获取观测数据的统计、实验室模拟环境下的漂移建模和基于模拟仿真的动力建模等3种预测方法。
“我们不应该……规定,生而为女孩而非男孩,生而为黑人而非白人,或者生为平民而非贵族,将终生确定其地位”[5]，这句约翰·穆勒的宣言打破了延续数千年之久封建礼教的正统性。因此，张竹君主张女性不应依附男性为生，而是掌握生存技能并在经济领域取得经济独立，女性若获得真正的独立必须依靠自身，掌握一技之长；女性只有经济独立，不再依仗男性存活，才能真正与男子比肩而立，通过掌握经济来源获得家庭和社会的话语权。为此，张竹君在1904年5月开办“手工传习所”，奉行产教结合的模式，开设手工课，使女性掌握一门不为生计担忧的技术；第一天就有数十人报名，半月后就学者“纷纷不绝”，因“校内讲堂地狭，不敷坐位”，她只得在沪北江湾重新租赁高大洋房，并更名为“广东育贤女工厂分院”。事实证明，开办“手工传习所”能够启发女界思考如何发达“实业之学”。张竹君凭借实业成绩赢得了舆论的溢美之声，《警钟日报》称其为“女界之张季直”。
二、张竹君的女权思想
近代中国涌现出许多女权主义者，张竹君是第一代女权运动的领袖之一，她的女权思想可以概括为“人格独立”“经济独立”“合群团结”三点。
(一)人格独立
张竹君主张通过求学改变女性不智的现状，提高女性的知识水平和思想境界，获得生存技能。马君武曾言“自耶稣教入中国以来，无中国妇人登讲台讲福音者，有之，自竹君始”[3]。张竹君历数中国女性深陷十一种“险境”，根源就在于“一由于不知学，一由于不能群，不知学故智虑浅薄，无以周知天下之故，不能群故痛痒不相关”[4]，为此，张竹君先在广州创办育贤女学，后于1902年创办私立公益女学，开创广东开办女校的先例，被称为“女界之梁启超”，在国外华人中享有盛名；她每逢周末演讲，向中国女性传播西方的思想，鼓励女性接受教育，解放思想，塑造独立的人格，主张通过学习获得生活技能。张竹君认为，“欲言救国，必先教育，欲先教育必先于女子”，传统社会中女性基本不接受教育，导致“全中国大半之人尽成废物”；近代中国屡被欺压，男权社会秩序受到冲击和挑战，经济危机引起家庭生存危机，女性不得不走出家门从事生产活动贴补家用，开始在历史舞台上找到自身的价值。
(二)经济独立
敦煌文献又称敦煌遗书、敦煌文书、敦煌写本，是对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一批书籍的总称。该批文献均为公元2—14世纪的古写本和刻印本，蕴藏着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学、语言、音乐、舞蹈、宗教、民俗、军事、科技以及中西交通等方面的信息，总数6万余卷，目前由于历史原因散落在世界各地。敦煌遗书兼具文物、文献、文字三方面的研究价值，蕴藏的研究信息量极为庞大［4］，是研究我国中古时期社会全貌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因此敦煌文献数据库建设一直以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研究机构及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特别是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数字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建设高质量的敦煌文献数据库成为可能，并且发展迅速。
(三)合群团结
总之，张竹君认为，男女平等的第一步是兴女学，使女性获得知识与技能；第二步是女性依靠一技之长获得求生职业和经济独立；第三步是女性团结起来获得社会的认可。
“合群”是女性“自立”的保障。1904年4月底，张竹君发起“女子兴学保险会”，她在宣言中列举女性因不能“自立”而导致的种种“危险”境遇。在张竹君看来，女性生利少而分利多，不能自养，即便“有子可恃”，若“子长而浮荡”，亦终致倾覆其家；即便“生而富贵”，若遇“悍戾之舅姑，或遇浮薄之夫”，也所处至难也；即便“阀党名门”，而猝遭兵灾，难免“流为娼妓，则尤有不忍言者矣”。况且，缠足之风久矣，平时女子赢其体、残其肤，“猝有水火盗贼之变，非含辱偷息，则自经于沟渎耳”。造成上述“女子之险”者，“半由于男子之压制，半由于女子之放弃”；至于后者，盖女子“一由于不知学，一由于不知群”。因此，张竹君提议联合海内诸女士为一大群，以“女子兴学保险会”为联络之名，“严于自治，以成一己，勇于合群，以结团体”，只有女性团结起来并形成一个群体，才能发挥巨大的力量。
正当我们欢呼数码摄影的胜利，总结牛顿式—传统摄影向量子—数码摄影的世界观转向时，批评家约翰·伯格的提问又一次回荡在我的耳畔：“相机是否已经取代了上帝的眼睛？宗教的式微和摄影的兴起同时发生，资本主义文化是否已开启望远镜将上帝置入摄影术中？”[8]55伯格认为：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世俗化的过程里，把上帝的审判给省略掉，而以“进步”为由改采历史的审判。民主和科学变成了这种审判的代理人。摄影被认为是这些代理人的助手，摄影因此拥有“真实”之美名。[8]56-57
三、张竹君女权思想的影响
第一，张竹君身为中国女权主义的先驱，她在理论与实践并举的经历中从激进的女权主义转变为注重实效的女权主义，她将女性放在男性等同的位置，认为女性应当有自己的事业和独立人格，为此，女性需要借助教育改变个体的精神世界和提升自我，获得生存之道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特别在社会动荡时期努力为祖国的独立自强而奋斗。第二，张竹君是一位先觉女性，她将自己的事业与国家安危紧紧联结，在当时也是少有的果断，创办医院和女校、演讲、组织赤十字会等行为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能量。第三，有别于秋瑾的“革命论”、胡彬夏的“改良家庭伦”，张竹君的女权思想以“兴学”“自立”“合群”为主要内容，关注并深入挖掘女性本身，通过发挥女性
的力量获得社会认可，她创办的育贤女校为全粤女校之先声；她批评时政，鼓吹女权，被称为“妇女界之梁启超”。
综上所述，在大发国难财、庸碌无作为、举家逃难等小人物的反衬下，张竹君以一己之力救国救民的形象更加光鲜高洁，她的女权思想在当时拯救了许多身世悲惨的女性，使许多女性重获新生并找到自己的位置，对现代女性解放也有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张竹君.女子兴学保险会序[G]//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327.
[2]张竹君.论组织女子军队[J].东方杂志，1912，(8).
[3]张朋.近代女杰张竹君的媒介形象考察[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4]宋珏岚,俞可.张竹君教育家的多重角色[J].今日教育，2016，(6).
[5][英]约翰·穆勒.论妇女的从属地位[M].汪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8.
[作者简介]郭阳(1993-)，女，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D44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23(2019)02-0066-02
[收稿日期]2018-11-26
[责任编辑：县晓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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