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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兼具学术性与实践性的中央苏区研究，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央苏区研究学者具有显著的学术群体谱系特征，他们由文化自觉而文化自信，内生地推动研究范式从历史语境到现实社会的转变，为其直接参与原中央苏区社会建设奠定了学理基础。国家关于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相关政策的出台，是对中央苏区研究的学术生长以及中央苏区的社会历史问题的关切与回应，同时又不自觉地重塑了知识分子的“阐释者”角色。
【关键词】中央苏区研究；中央苏区；学术生长；实践指向
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和社会基础，同时，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实践发挥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作用。历时40年，中国社会科学正稳步构筑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有学者将中国社会科学的演进轨迹划分为“补课”“探索”“拓展”“提升”等主要阶段①杨清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演进轨迹与发展趋势》，《改革》2016年第1期，第6页。。但具体到苏区研究，改革开放后经历了怎样深刻的变革，有着怎样的生长态势和价值取向？
在灌水期间需要合理控制灌水量，促进日常温室中的番茄快速生根发芽。冬春期间番茄移苗、定植后和缓苗前要保水保墒，缓苗后，缓苗水为植株营造良好的生长环境。秋冬季节，移苗和定植期间气温和地温较高，需要结合植株生长需要适当增加浇水量，促进缓苗。在生长旺盛期间，适当增加灌水次数和浇水量。合理控制浇水时间，以晴天为最佳，尽可能避免阴天浇水，中午高温期间浇水可以有效提升地温。灌水后棚室密封处理，温度升高到30℃后通风换气，可以营造良好的温室生长环境。
中央苏区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兼具学术性与实践性的研究主题，具有丰富的理论张力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苏区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从单一学科到多元交叉、从断裂的历史语境到强烈的实践指向等多向维度的转变，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成果，是我国社会学科发展的一个切面和缩影。
总体方案设计遵循如下几项原则:①先进性和可持续性原则,要求根据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充分利用当前主流的先进技术,具备前瞻性和可扩充性,满足今后的扩展和升级需要;②可靠性原则,按照气象业务一年365 d、一天24 h不间断开展的要求,整个系统必须完全满足长期可靠运行的要求;③经济实用性原则,在保证系统先进、可靠的前提下,通过优化设计达到经济性的目标,整个系统具备结构合理、故障点少、操作简单、管理方便,具备无故障运行时间长、远期改造或扩容投资少以及运营成本低等特性。
一、作为“历史”的中央苏区研究
中央苏区，亦称中央苏维埃区域，被誉为“人民共和国的摇篮”，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治国安邦伟大预演的实践基地②刘孚威、余伯流：《治国安邦的预演 民主新政的初探》，《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第1页。。它起始于1929年1月，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进而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成熟于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终止于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
以丛书形式出版是中央苏区研究的显著特征，较为有代表性的有：林多贤主编的“中央苏区研究丛书”（8卷本，1999年）④分别是包括《中央苏区简史》《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央苏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中央苏区教育简论》《中央苏区审判工作研究》《中央苏区体育史研究》《中央苏区美术史研究》《长征起始阶段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蒋伯英主编的“中央苏区历史研究丛书”（6卷本，1999年）⑤分别是《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史》《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史》《中央苏区军事史》《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史》《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田延光主编的“中央苏区研究丛书”（10卷本，2009年）①分别是《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中央苏区政权形态研究与苏区社会变迁》《永恒的光辉——苏区精神研究》《中央苏区军事史》《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史》《革命与血缘、地缘：由纠葛到消解——以江西石城为个案》《中央苏区贸易史》《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史》《红旗下的乡村：中央苏区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动员》《中央苏区文艺研究：以歌谣额戏剧为重点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彭光华主编的“人民共和国摇篮丛书”（9卷本，2009年）②分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简史》《中央苏区党的建设》《中央苏区政权建设》《中央苏区军队建设》《中央苏区经济建设》《中央苏区法制建设》《中央苏区宣传文化建设》《中央苏区廉政建设》《中央苏区人物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瑞金市文联推出的“中央苏区文艺丛书”（8卷本，2017年）③分别是《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中央苏区歌谣集》《中央苏区歌曲集》《中央苏区戏剧集》《中央苏区标语集》《中央苏区美术漫画集》《中央苏区散文诗歌集》《中央苏区文艺研究论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邱小云主编的“苏区与红色文化研究博士书系”（5卷本，2016年）④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央苏区的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央苏区戏剧中的实践研究》《当代大学生红色文化传播研究》《苏区军事化结构与运行机制研究（1927-1937）》《鄂豫皖苏区文化动员与意识形态建构（1920-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除丛书外，专著的力作有《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何友良，1996），《生态、族群与阶级——赣南土地革命的历史背景分析》（饶伟新，2002），《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黄道炫，2011）等。
通过对全国代表性学者和上述研究基地的学术群体谱系分析，我们发现中央苏区的研究工作者存在几个显著特征：第一，教育背景集中在历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第二，以原中央苏区籍贯为主体的学者推动了该领域学术繁荣（2012年前），此后学者的籍贯明显多元；第三，存在较为良性的学术代际传承。
这两次活动未能改变原中央苏区的现实困境，却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中央苏区革命史料收集整理的意识。改革开放前后，各地党史办、地方文史工作者进行了“斗争史”形态的内部资料或史料汇编③包括《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内部资料，1968年；《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湘赣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等。，这为后期开展中央苏区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抗HCV治疗方案和疗程与单纯HCV感染者治疗方案相同，总体治疗效果相当。推荐使用直接抗病毒药物（DAAs）方案，应根据选择DAAs的不同，注意与HAART药物间的相互作用。EFV和LPV/r因与一些DAAs药物存在药物相互作用，应用DAAs前需详细评估药物相互作用对DAAs治疗的影响。如DAAs药物需与HAART药物同时使用，建议查询相关药物相互作用以合理选择用药。
二、中央苏区研究的学术生长图景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开始在一定范围内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历史学科研究工作者也逐渐摆脱单纯利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开展研究的桎梏，吸收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从而将叙事方式转向科际整合的研究阶段。中央苏区研究逐渐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并呈现出繁荣的学术生长图景。
（一）学术研究平台的搭建
1990年，赣南师范大学率先成立苏区研究所，随后，井冈山大学、龙岩学院、嘉应学院、三明学院等中央苏区所在的赣闽粤地方高校陆续成立了相关学术机构。赣南师范大学和井冈山大学是中央苏区研究的重镇，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3年，经教育部、中央党史研究室批准，两校分别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同时成为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学术刊物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后，中央苏区研究并无固定刊物或专门栏目，直至1986年6月，《赣南师范学院学报》率先设立“苏区史研究”专栏，2013年该栏目更名为“苏区研究”，刊发相关学术论文超过200篇，被评为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特色栏目。《中共党史研究》（月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办）、《党史研究与教学》（双月刊，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主办）、《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双月刊，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党史文苑》（月刊，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省中共党史学会主办）、《上海党史与党建》（月刊，上海党史报刊社主办）等刊物是中央苏区研究成果发表的重要平台。2015年和2016年，在国家对创刊审批严格、申办条件苛刻的背景下②2014年12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上报的6176种期刊进行审核，认定5737种为第一批学术期刊；2017年4月，公布了第二批学术期刊名单693种（公示712种）。，《苏区研究》《红色文化研究》先后获得办刊资格。
（二）学术研究成果的丰富
1991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成立，其下设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居于我国现行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中的顶层。据不完全统计，关于苏区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超过35项。以赣南师范大学为例，近三年就获得了9项关于苏区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含1项重大项目）③分别是：《中国红色文化百年发展史研究》（邱小云，2017，重大项目）；《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朱钦胜，2018）；《苏区体育精神研究》（叶云明，2018）；《中央苏区时期的监察制度研究》（谢建平，201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社会问题的治理研究》（曾小锋，2017）；《中央苏区形象的国际传播研究》（龙鸿祥，2017）；《中央苏区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研究》（钟小明，2017）；《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形态研究》（刘魁，2016）；《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伦理向度研究》（程小强，2016）。。
答：我刚才说了，3名中国游客不远万里，深夜刚刚抵达斯德哥尔摩，人生地不熟。瑞典警察把他们强行拉到的地方虽然有地铁站，但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坟场。你能想象他们在受到这样粗暴对待后，第一眼看到的是坟场，是什么样的感受？即使他们找到了地铁站，你们地铁深夜还运营吗？瑞典警察为什么不把他们拉到安全的地方？据我了解，在斯德哥尔摩的冬天，如果大街上有人喝醉了，警察有义务把他们送到温暖的地方，防止冻伤冻死。难道瑞典警察对这3名中国游客就这么不讲人权、不讲道德？况且3名游客手无寸铁，不可能对警察构成任何威胁。瑞典警察就这么残酷无情吗？
科研论文方面，在中国知网以“中央苏区”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显示，改革开放前的期刊论文总数38篇，此后的每十年的论文篇数分别是521、764、1386、4097，呈现出显著增长的趋势。其中，单篇引用最高达112次，下载2302次⑤石仲泉：《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1期。；总数562篇的学位论文中，近5年的就占比53.4%。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以“中央苏区”、“原中央苏区”为主题的论文数和被引数的动态分布图表的对比分析发现，中央苏区的学术研究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并在2012年呈现飞跃上升；2012年“原中央苏区”的研究快速增长，并在中央苏区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2012年以后中央苏区的研究呈波浪式浮动，但引用数呈下滑趋势。
实施“四化”建设标准化采购是油田改造和优化传统物资采购供应模式的一次重大变革，也是油田在开创高质量发展中，点石成金的“必备武器”和“胜利攻略”。
（三）学术群体的谱系特征
研究中央苏区的学者分布在各级社科院、党史办和以地方高校为主的科研院所，主要有中国社科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江西省社科院、赣南师范大学、井冈山大学、龙岩学院等。
根据“中国知网”引文数据库资料，以“中央苏区”为被引主题词进行检索，余伯流、凌步机、石仲泉、黄道炫、朱钦胜等学者在中央苏区研究中的学术影响力⑥学术影响力主要考察了学者被引文献总数、总被引数、篇均被引三个参照指标，依次对应分别是：余伯流：40-891-22.27；凌步机：29-748-25.79；石仲泉：20-197-9.85；黄道炫：16-269-16.81；朱钦胜：11-53-4.82。数据来源：中国知网引文数据库，2018年10月30日统计。居于前列。这些学者年龄介于48-8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65.2岁，学科背景集中在历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籍贯以江西赣州为主。为了更为全面真实反映中央苏区学者的学术群体谱系特征，我们选择赣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⑦需要说明的是，赣南师范大学的苏区研究机构分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央苏区研究中心（江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3年前者在后者基础上重新组建。两者有交叉但又各自保持独立，分属不同机构领导。进行研究，原因有二：该机构历史悠久，是全国高校第一个成立的中央苏区研究机构；该机构现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研究发现，该机构共有12名研究人员，年龄介于32-5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9.37岁，老中青三代年龄分布较为合理；职称富有梯度；教育背景同样集中在历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012年中央苏区研究大繁荣之前7人中，5人籍贯均在原中央苏区；此后引进的学者均为博士，且仅1人籍贯为原中央苏区，所占比例显著降低。
2012年6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1号），为原中央苏区提供了经济社会发展前所未有的重大战略机遇。此后，国务院及国务院办公厅下发10个文件，38个国家部委出台44个振兴发展具体实施意见或支持政策。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便是将纳入规划范围的108个县（市、区）参照执行“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
受战争长期摧残破坏的中央苏区，经济生活陷入极端困苦的境地。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状况并未立即发生改变，主要因为政府财力有限，不具备反哺中央苏区的条件。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和“原中央苏区”仅有两次关联：一次是1951年，中央政府派代表团携带毛泽东“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题词对中央苏区进行“慰问和调查”；一次是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
三、中央苏区研究学者的实践指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苏区研究呈现出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但其背后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具有显著学术群体谱系特征的学者在其中又扮演了何种角色？我们将从以下三个视角进行剖析。
（一）“中央苏区县”的确认
关于中央苏区的地域边界看似是单纯的学理之争，但“中央苏区县”话语体系的建构，实则指向的是国家对原中央苏区的政策支持，下文将详细论述。
学界认为毛泽东判定的“中央苏区县城”不能等同于“中央苏区县”、“苏区县”。基于这一学理基础，福建沙县、将乐县率先提交了重新认定“中央苏区范围”的报告，经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福建省老区办转报中央党史研究室，并于2008年2月18日获得认定性批复。这一批复随即引发了福建省其他县市区和江西、广东的强烈反响，他们也积极开展了申报中央苏区县的工作。2013年7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认定了赣闽粤三省的97个中央苏区县（市、区）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关于原中央苏区范围认定的有关情况》（〔2013〕51号），2013年7月23日。，其中江西省49个，福建省37个，广东省11个。
“一个国家学术上的话语体系与该国的物质基础相匹配”①张海鹏：《关于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点滴思考》，载《中国学术与话语体系建构（总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47页。，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前，由于战争创伤的影响，以及自然地理等多种原因，中央苏区人民并未从“历史情景”中走出，难以与现实社会进行有效勾连。这种严重的历史与现实割裂问题，逐渐成为学界的学术生长点，并催生了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
中央苏区的地域范围和边界，随着不同时期的革命斗争的形势变动而迁移调整，不能一概而论。1945年，毛泽东对中央苏区边界有一次明确的论断，他认为中央苏区包含赣、闽两地的21个县城①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页。。这一论断在一定时期影响着学界的研究框架，但又成为学界和地方政府一直试图打破并重新建构的核心问题。
（二）“苏区精神”的确立
苏区精神是一种独立的革命精神形态，最初在1991年被作为学术概念使用③赖余芳：《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央苏区精神》，《老区建设》1991年第1期；刘亨江、邹鸿光、李晓明：《苏区精神的主要内容及表现形式》，《老区建设》1991年第1期。。2005年、2007年、2009年、2011年分别在兴国、瑞金、北京、瑞金召开了全国苏区精神研讨会。2011年11月4日，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习近平首次明确使用了“苏区精神”并进行系统论述。次日，《光明日报》整版刊发历次全国苏区精神研讨会的6篇文章观点④分别是《正确把握研究苏区精神的几个问题》（李忠杰）、《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石仲泉）、《苏区精神的时代价值》（张孝忠）、《苏区精神：中共精神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余伯流）、《论苏区精神》（凌步机）、《弘扬苏区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刘庭华），载《光明日报》2011年11月5日，第6版。。
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和《光明日报》的整版刊发，确立了“苏区精神”这一概念，明确概括了苏区精神的主要内涵，论述了苏区精神产生的实践基础，界定了苏区精神的性质、定位和意义，提出了弘扬苏区精神的要求。这标志着“苏区精神”从学术概念的建构上升为国家话语，为苏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激发了学界对中央苏区的研究热情。
（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提出
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是一首吊古伤今的短诗，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孤独遗世、独立苍茫的落寞情怀。深刻地表现了诗人怀才不遇、寂寞的情绪，语言苍劲奔放，富有感染力。
“原中央苏区参照执行国家西部开发政策”的提出，可以追溯到福建。2004年初，福建省提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构想。将战略构想转化为战略实施，其重要环节是上书中央的11位老将军、老红军。他们于2006年联名致信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建议“对原闽西中央苏区参照执行国家西部开发政策”①雷动和：《胡总书记倾听老红军建议亲切关怀福建苏区》，《中国老区建设》2010年第6期，第34页。。此后的2009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了“福建原中央苏区县参照执行西部地区政策”。
这一重大政策的出台，为原中央苏区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一个可期的前景，但也引发了福建省内和闽赣粤省际之间的不平衡。福建省内关注于“原中央苏区县”的重新界定，数量由2009年的20个增加至2013年的37个。而赣粤两省则强调“原中央苏区”的整体性，以及各自的历史地位、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以此论证应与福建一并纳入参照执行西部地区政策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这也就在客观上使得中央苏区籍学者打破行政界限，以“原中央苏区”为关键词的整体学术话语建构。2012年2月，江西省将“力争年内国务院批复《赣闽粤中央苏区振兴规划》”②《江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江西省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2012年2月5日江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江西日报》2012年2月6日，第A02版。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由上可知，中央苏区的话语建构有着明确的实践指向。具有显著学术群体谱系特征的学者，不再满足于历史研究，他们以“阐释者”③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角色论证了苏区精神、地域范围等基本学理问题，并通过已建构的解释性话语体系获得外部的理解和认同，参与并最终推动了原中央苏区振兴规划等系列国家政策的出台。
四、余论
中央苏区研究学者具有显著的学术群体谱系特征，他们秉持学术性和公共性原则，积极推动具有明确实践指向的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将历史学范畴的中央苏区研究引入到科际整合的原中央苏区研究。学术范式的转变为他们直接参与原中央苏区社会建设奠定了学理基础，他们以“阐释者”角色深刻反映了中央苏区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处境的不对等关系和脉络割裂问题，建构出一套获得国家认可的学术话语体系。
她问我你找谁？有事吗？我说，我他妈的说什么好呢。在这一辈子里，我还从来没有如此窝囊过。我为自己能够吃上一顿饱饭就得去乞讨？我还是个男人吗？
我们也应当看到，国家关于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相关政策的出台，是对学术生长、社会历史问题的关切与回应，同时又以“政治引领学术”的内在逻辑，通过科研基地设立、学术刊物批复等多种渠道，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学术研究空间，也不自觉地重塑了知识分子的“阐释者”角色，并最终作用于建设“学术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④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0页。。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苏区研究的学术生长与实践指向背后，是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坚持和运用，这也是国家出台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相关政策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切面和缩影，也是学者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生动实践，为检阅和审视中国共产党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提供一个独特场域。
We meet them in Finding Nemo.They are clown fish（小丑鱼）.Marlin is Nemo’s father.He doesn’t want to go into the big sea again.But Nemo is excited（兴奋的）about traveling（旅行）.
【中图分类号】D23；K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3-108-05
*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红色文化百年发展史研究”(项目编号：17ZDA007)阶段性成果。
（张自永，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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