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 毅/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出领导干部要讲政德，并指出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政德思想蕴含在我国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先秦时期的“为政以德”等思想就是政德思想形成的重要基因。
一、西周时期的“敬德保民”和“明德慎罚”思想是政德思想的萌芽
周人将殷商灭亡的教训总结为“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因此要“王其疾敬德”。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在《召诰》中可以看出敬德与敬天命有关，是对商代天命观认识的深化，是周人获得政权的合法依据和其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同时，周人在敬德基础上提出了保民措施，将“怀保小民”与保有天命相联系，周公在《梓材》中明确地说：“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尚书》中“惠康小民”“用康保民”等都是保民的具体措施，由此可以看出，保民是周人对商人政治制度的重大转变，是政治伦理理性化的重要开端，是周人实施政治管理的主要特征和整个周代统治的总体指导原则。
在“敬德保民”的理论基础之上，周人提出了具体的“明德慎罚”的政治主张。敬德与明德之不同，主要在于敬德是对天命观认识的深化和理性化，明德是统治者对于道德功用的认识理解和实际运用，二者“德”的内涵稍有不同，前者强调认识论，后者注重方法论。随着西周时期理性化思潮的萌芽，作为精神品质意义的道德逐渐盛行，周统治者意识到自身道德修养对于统治的重要意义，明德就是加强自身修养，光大德行，以德化人，注重内在道德的引导作用。而慎罚则是对保民措施的延伸，是“托底”的政策，基于“慎罚”而建构的“礼”的治理体系，为西周政权的巩固和管理提供了外部保证。
二、春秋时期的“正德”和“重民”思想是政德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春秋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不断“催促”着西周时期德思想不断发展：一是德观念不断内化，注重修德教化的观念日益突出。二是德政治理念的下移和深化，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个时期是“为政以德”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
春秋时期出现了“三事”之一的“正德”思想。“三事”之说最早出现在《大禹谟》的记载中：“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左传·文公七年》说：“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可见“正德”说在当时比较流行。对于“正德”说，《管子》解释非常清楚：“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正德”思想的提出和实践，是当时的统治阶层注重修养道德，以“正君之德”来引导和管理百姓。
而“三事”之中的“利用”和“厚生”则是“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是春秋时期重民思想的体现。西周时期“明神而敬事之”，到了春秋时期，出现了“民，神之主也”的转变，提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观点。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的邾子迁绎的故事、《国语·楚语上》中“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关于君民关系的论述等，都充分体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重民安民、顺从民意的思想和实践。
第一个层次是为政者处理好自身道德的问题，这是从为政者道德楷模和引导作用上说的。孔子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为政者的德行具有风向标的作用，他提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因此，为政者首要的是修身正己。如何做到修身正己，孔子提出了“君子”“圣人”为理想境界的修身论，并且充分认识到修德对于理政的重要作用，在《论语·宪问》中提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是安人、安百姓等治政的基础，这一观点也被后世儒家发扬光大，倡导由“内圣”而“外王”，建立了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阶梯式理论。
三、孔子“为政以德”思想代表了政德思想的系统形成
孔子在为政上提出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观点。这是说相对于政刑，德礼的作用更好。道之以德就是加强对人们的道德教育和感化，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齐之以礼就是用现有的政治制度、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约束人们。孔子认为，从长远看道德对于巩固统治比刑罚和法律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也不忽视刑罚的作用。《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大叔为政，“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对于大叔的做法，孔子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孔子提出了“宽猛相济”的理论，“宽猛相济”就是指“德”“刑”二者相互辅助，“德主刑辅”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和谐。孔子“宽猛相济”的思想是其“为政以德”思想的来源，也是其“仁”核心思想在政治方面的运用。
一是富民教民。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是说为政者要关注民众的要求和期盼，尽可能满足民众的物质需要。要富民，就要“使民以时”“不违农时”，同时要爱惜民力，只有这样才能民富国强。
（一）宽猛相济的总体为政原则
孔子是真正系统提出“为政以德”思想的第一人。德字在《论语》里共出现39次，在儒家经典“六经”中也多次出现，反映了儒家重德的观念。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把道德置于为政首要和核心的位置。孔子提出的“以德治国”的理论是他为政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根本思想指引下，产生了他的系统政德思想。
孔子政德思想自成体系，其施政方法概括来讲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为政者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是如何管理庶民百姓的问题。
（二）不同层次的施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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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西周时期“敬德保民”和“明德慎罚”思想的出现到春秋时期“正德”和“重民”思想的转变，体现了政治制度更加科学和理性，反映了政治思想由重天命向重道德转变，政治治理主体由外在约束向内在觉醒转变。这些变化为儒家政德思想的系统形成奠定了现实和理论基础，是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重要源泉。
二是选贤任能。孔子认为，国家的兴衰、百姓的服从与否，关键在于能否选择有德才的人为政。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孔子认为选择人才的重要标准是贤，“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
第二个层次是如何管理百姓的问题，这是从为政者如何处理好与百姓之间的关系上说的。孔子认为，为政者应该把爱护百姓放在首位，《论语》中记载了孔子的民本观。在“爱民”思想的基础上，孔子提出一系列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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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修身论有两方面的做法：一是克己，即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想法；二是尚学，即不断学习以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克己的重要方法是自省，就是主体从思想、情感、态度、言论、行动等方面认知自己、解剖自己、评价自己、分析自己、调控自己。尚学就是不断加强学习，学习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如学习礼乐等规范、学习诗书等典籍、学习射御等技艺等等。孔子不但注重学，也注重行，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一个人道德品质的提高是在不断学习和实践中实现的。
三是和而不同。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还提出“和为贵”的思想。既要肯定差别，同时又注重和谐，在差别的基础上寻求和谐。同时强调与人和善还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103）刺叶羽苔 Plagiochila sciophila Nees ex Lindenb. 熊源新等（2006）；杨志平（2006）；李粉霞等（2011）；余夏君等（2018）
孔子讲宽猛相济、政刑和德礼关系是对西周“明德慎罚”思想的进步；孔子讲“政者，正也”是注重道德引导，是对春秋时期“正德”思想的延伸；孔子讲“爱民”的施政方法是对春秋时期“重民”思想的拓展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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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端于西周、丰富于春秋、集大成于孔子的政德思想对后世社会治理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秦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吸取秦“严刑峻法”二世而亡的教训，强调“仁义”“道德”在维护统治中的作用，强调“德主刑辅”，注重德刑并用，这一理念对于稳定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社会政治秩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先秦时期的政德思想孕育了后世“以德治国”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独树一帜的伦理政治品格，开辟了政治治理新的篇章，对于今天党员领导干部加强政德修养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政德思想发展与实践”（18CZDJ3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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