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caal pieces
毛泽东早年的一则文化广告
1920年，毛泽东、彭璜、易礼容等人在湖南长沙组织筹建了一个文化书社，主要销售中外各种反映思想变革的图书报刊，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推动社会变革。书社开张后，如何扩大影响，打开销路，成为毛泽东等人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这方面，毛泽东是颇有头脑的，他拿起手中之笔，起草了多份文化广告加以宣传推广，其中，《读书会的商榷》一文很值得一说。
什么是“三等女”？是指工作和家务的机会要求与伴侣“平等”，年收入与伴侣相比较“对等”，身高、年龄与伴侣条件相当或“同等”的新女性。
出口边界：割草机出口设置为pressure-outlet，压力边界值p=1.3×105 Pa，即表压设为0 Pa，湍流强度为5%，水力直径为500 mm。
《读书会的商榷》全文不足500字，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读书会的好处，概括起来就是：图书共享，切磋讨论，集资买报刊。要知道，当时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主要靠书籍报刊，而印刷技术又远非今日之便捷，故而书报虽广受欢迎但价格不菲。由此也无怪乎时人哀叹：“在物价高涨生活困苦的时候，薪水收入拿来对付吃穿住都有问题，又怎能顾到不能补肉长肌的精神食粮呢？”自然而然，毛泽东的点睛之笔也落到了卖书之事上来：“若要备新出版新思想的书、报、杂志，则敝社应有尽有，倘承采索，不胜欢迎。”（摘自《学习时报》，樊宪雷/文）
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案例针对有机废水中的①3,4-二氯苯胺、②对氨基苯磺酸、③ 2,4-二硝基苯肼、④ 双酚A、⑤ 酸性橙、⑥间甲酚紫6种有机污染物，实验探究了不同温度下Fenton氧化降解有机物的去除率及反应动力学；在Fenton试剂过量、假定反应初期为一级反应动力学速率常数的基础上，通过Arrhenius方程计算获得6种有机物的Fenton反应活化能Ea。
余志远，原名张汉卿，1917年出生于乐陵县黄夹镇邸家村。抗战爆发时，担任当地某县立初级小学校长的张汉卿，参加了杜步舟的抗日救国军第六团，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许多人见校长都当了兵，也纷纷加入革命队伍。1939年6月，气急败坏的敌人把张汉卿的父母抓到黄夹据点，妄图借此威逼他投降。为保证他的安全，组织上把他调离，并谎称他已牺牲，从那时起，他取“志向远大”之意将自己名字改为余志远，继续抗日。
首先，学校要有管理制度，学院要有管理措施，实验室要有行为规范；其次，切实做到学校有具体安全环境管理部门组织监督，学院有实验室安全管理人员巡视监督，实验室有安全环保值班员现场监督；制定严格的奖惩制度，若违反规定，对学生可通过令其重新进行培训考试合格后再获准入、降低或取消实验成绩等加以规范，对于研究生则需停止相关实验重新培训获得准入资格，与奖学金、奖励评定资格等挂钩等加以要求；对员工则与年终考核等相关联提升其自觉性。
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在上海拉开帷幕。举行会议的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当时是李达的寓所。在为期8天的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9个决议案。
第二次暴动发生在茅家岭暴动的20天后。当时日本侵略军逼近上饶，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部一片慌乱，匆忙向闽北奔逃，集中营也随之转移。转移前夜，第六中队秘密党支部决定伺机举行暴动，暴动的领导核心由陈念棣、赵天野、阮世炯、王东平四人组成。
余志远数了数剩下的子弹，又把身上带的文件和笔记本烧掉。有三个敌人冲进院内，端着刺刀往屋里冲，余志远连开三枪，敌人当场毙命。然后，他咬破手指，在墙壁上写下了泣血革命诗篇：“生前不能孝父母，死后鲜血为国流。嘱我抗日众同志，踏我血迹报国仇。”写罢，他将枪口对准自己的胸膛，以身殉国。那一年，余志远年仅26岁。（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齐月娇/文）
在山东省乐陵市冀鲁边区革命纪念馆内，陈列着余志远烈士唯一的一张照片以及他的绝命诗。
中共二大的七个“第一”
1943年2月，日本侵略者调动沧州、盐山、惠民、宁津等地的敌人长途奔袭，对乐陵进行大规模的“铁壁合围”。4月，余志远带领部队转移到邢官庄时被敌人扫荡队包围。为了掩护同志们突围，他故意暴露自己，把敌人引到一座土房子里。
二大第一次提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制定了第一部《党章》，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第一次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至此，中国革命的形势向着更清晰的道路前行。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爆发的罢工斗争达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达30万人以上，工人的政治觉悟迅速提升，组织程度也明显提高，与此同时，党领导的农民、青年、妇女运动也展现出全新的面貌。（摘自《解放日报》，栾吟之 梁建刚/文）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女校
在集中营的斗争中，影响最大的是两次越狱暴动。第一次是茅家岭暴动。1942年春夏之交，日军发动浙赣战役，进攻浙赣铁路。上饶集中营茅家岭监狱的难友通过串联，推选李胜、王传馥、宿文浩、吴越、陈子谷五人组成暴动委员会，以新四军干部李胜为总指挥，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周密计划与准备。5月25日下午，他们发现当天部分看守外出，当机立断，举行越狱暴动。共有20多位同志冲出了牢笼，经过无数的曲折，在1942年10月到达苏南新四军茅山根据地。
常见的利尿类药物有利尿酸和呋塞米，这些药物通过人体肾脏的时候会产生“保钠排钾”的作用，使人体血液中的钾离子含量明显降低，导致患者出现低血钾和低血容量等，如果长期服用此类药物，还会导致患者出现高尿酸血症等[4] 。
校长李达曾概括过平民女校的特点：“一、为无力求学的女子设工作部，替伊们介绍工作，使取得工资维持自己的生活，实行工读互助主义。二、为年长失学的女工设专班教授，务便于最短时间灌输最多知识。三、为不愿受机械的教育的女子设专班教授，使能自由完成个性。”因此，平民女校是我们党为争取妇女解放、培养妇女干部的第一所学校。
平民女校的教师阵容相当强大，早期的共产党人李达、陈独秀、高语罕、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沈泽民等都在学校任职。女教职员有高君曼和王会悟。
平民女校分别设有政治、语文、英文、数学、理化、经济学、教育学等课程，教育内容都是适应新思潮、启发革命觉悟的新教材。学校实行半工半读，设有缝纫班、织袜班和一个手工工场等，学生在课余从事缝制衣服和织袜劳动，以自己的劳动所得贴补学费和日常生活所需开支。
晚明官箴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这一时期对宋元及明中前期官箴书的刊刻与传播。《重刻合并官常政要全书》即收录有宋代的《昼帘绪论》《吕氏官箴》，元代的《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为政九要》，及明中前期的《初仕录》《居官格言》《蒋公政训》(即蒋廷璧《璞山蒋公政训》)。
由于平民女校的教师大多承担着繁重的党务工作，加上经费紧张，1922年底，平民女校停办了。但在平民女校就读过的许多学生，后来大多成了我党妇女工作的领导骨干。（摘自《档案与史学》，王慧青/文）
上饶集中营内的两次越狱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其第三战区司令部驻地江西上饶附近的李村、七峰岩、周田村、茅家岭等地设置了监狱，总称为上饶集中营。被囚禁在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干部，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他们入狱不久就筹备建立秘密党组织，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22年2月10日，党组织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3号A（今成都北路7弄42—44号）创办了第一所女校——平民女校。
MRI灌注成像技术分很多种，目前临床上最常使用的一种技术是对患者注射对比剂后行MRI灌注检查，之后利用后处理软件得到时间-信号曲线(TIC)、60 s内对比剂的浓度曲线下的初始区域(AUC)，进而计算包括达峰时间(TTP)、最大斜率(SS)、容积转移常数(Ktrans)、回流速率常数(Kep)、血管外间隙容积分数(Ve)、扩散系数(f)等在内的各个参数，以此评估MRI灌注技术在小胰腺癌早期诊断中的价值[18]。
1942年6月17日下午，集中营各队在重兵押送下抵达福建崇安县赤石镇崇溪，这里周边地形丘陵起伏，第六中队秘密党支部利用国民党宪兵班木船尚未靠岸，且黄昏天色已暗的时机，果断发起集体暴动。王东平唱起作为暴动准备信号的《义勇军进行曲》，霎时间，80多位抗日勇士如出了笼的猛虎，疾速越过稻田，飞快地向山顶森林深处冲去。除11人牺牲和部分失散外，剩下的同志都冲出了虎口。（摘自《人民政协报》，贾晓明/文）
爱国商人蔡智堪智取《田中奏折》
1927年4月，田中义一被任命为日本首相，他写成《田中内阁满蒙积极政策上奏文》，秘密呈给昭和天皇。这篇奏折简称《田中奏折》。作为日本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核心机密，《田中奏折》深藏于戒备森严的日本皇宫，它是如何泄露出来的呢？
获取《田中奏折》的是东北地下情报员、爱国商人蔡智堪。蔡智堪12岁随父亲赴日留学，他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在18岁时，加入孙中山在东京成立的同盟会。
1928年4月，蔡智堪正在家中宴请日本国会议员中野刚正等人，突然收到一个从沈阳寄来的小邮包，内装东北大饼一张。散席后，蔡智堪剖开大饼，发现里面夹有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公署外交秘书主任的王家桢的密信，要求他想办法获取《田中奏折》。
蔡智堪打探到，《田中奏折》遭到日本保皇派和民政党的抵制，日本内务大臣牧野伸显和保皇人士想将这一阴谋公诸于世，阻止日本军阀发动侵略战争。他利用自己在日本政界的关系，很快与牧野伸显达成协议。牧野伸显安排小妾的弟弟、皇室书库官山下勇秘密接应蔡智堪潜入日本皇宫。
1928年7月下旬，蔡智堪乔装成图书修裱师，由山下勇领路，进入皇宫的“皇室书库”。蔡智堪原想用照相机将奏折拍照下来，但是夜里光线暗又无法使用闪光灯，只好采取抄写的办法，他将碳酸纸装铺原件上，用铅笔描出了全文。
之后，蔡智堪专程从东京前往奉天（今沈阳），把抄录文件当面顺利交给了王家桢。（摘自《辽宁日报》，商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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