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2018，性别话语的两场浪潮
2018年，国内关于性别的公共话语，前后有两次大的浪潮，并且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波澜壮阔的浪潮，恰恰从两个全然不同的方向涌出。
第一个浪潮的关键词，自然是“米兔”。从2018年年初开始，因好莱坞著名编剧人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事件（2017年10月）而触发的社交媒体运动蔓延到中国，引发了同样声势浩大的 “米兔”（“me too”音译）运动。第二个浪潮的关键词，则是“娘炮”。9月初央视节目《开学第一课》因上了4个“娘炮”艺人又唱又跳，而很快遭受到来势汹汹的舆论诟病（“少年娘则国家娘”“中国男性阳刚与血性被一软萌和娇弱取代”……），一个关于“娘炮”与中国命运的社会大讨论随即展开。
“奶娘踩罡”特有的独特舞步“独步舞”在宁德当地畲族歌舞团的好几部舞剧、舞蹈中都早有出现，宁德师范学院的舞蹈教师已经在编排以展现“独步舞”的适合儿童及成人演绎的不同舞蹈作品，卓有成就，但是不具规模和系统。以“独步舞”为代表的宁德畲族舞蹈不仅可融进学前教育专业的学前舞蹈基础、学前舞蹈创编以及音乐学专业的形体课中，甚至可以成为专门的畲族舞蹈课，将来有了表演专业还可以成立畲族舞蹈方向乃至畲族舞蹈专业。师资方面畲族歌舞团有多位优秀的舞蹈家，可以指导、配合校内舞蹈专业教师一起合作办学。这样通过一届届学生的学习，校内外舞蹈教师的钻研和编创，宁德的畲族舞蹈一定会大放异彩，成为独具魅力的艺术之花。
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在范围和声势上皆达到国内前所未有之程度的性别话语浪潮，在方向上却是恰好截然相反。“米兔”控诉，激烈地挑战男性权力结构；而“娘炮”批判，则恰恰是哀叹男性气质的沦丧。尽管这两个浪潮一先一后、彼此并没有形成正面撞击，然而仍然清晰可见的是，第二浪实质性地构成了对第一浪的逆动，正如美国“红脖子”们站在有诸多不尊重女性话语记录 （乃至性骚扰女性记录）的特朗普总统身后摇旗呐喊，来实质性地回应 “白左”们对 “米兔”的狂热支持。［1］
如果我们再把分析视野拉近，则会发现：方向截然相反的“米兔”控诉和“娘炮”批判，却恰恰根本性地分享了一个相同的话语生产机制。那就是：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 “米兔”控诉者们旨在打倒男性权力，“娘炮”批判者们旨在重新召唤男性气质，两者皆在同一个固化的性别框架下展开话语动员。然而，值得追问的是：身份政治真的是性别政治的有效载体？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张念的近著《性别之伤与存在之痛：从黑格尔到精神分析》，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在该著作中，张念对前述问题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身份政治是一个“僵局”。［2］
一、性别话语与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何以使得性别政治陷入僵局？张念提出：一旦性别政治采取“身份认同及其权利外衣”这套话语，社会性别的“批判力”就会耗尽，或者至少难以再维持其独立性，被搅拌进后殖民、种族、族群等对抗性议题中。［2］246-247在张念看来，“身份认同及其权利外衣”这套话语的关键问题就在于：
基于对身份政治与自由主义权利主体的批评，张念在其书中几近咬牙切齿地写道： “在公民社会中，女权行动在身份政治的暧昧性中，被当作浮皮潦草、鸡毛蒜皮的社会运动。”［2］281而张念的担心，实则也是齐泽克的担心：“女人的战斗，将变成一系列抗议（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反对生态威胁、反对种族主义、呼唤一种不同民主，等等）中的一个而已。”［4］12在身份政治与权利话语的框架下，女人的战斗被转换成众多抗议的一种，而在今天更是被进一步转换为无责任受害者在政治正确名义下做出的各种简单化、粗暴化的“无限制罗织”。那么，现在问题就在于：在拒绝身份政治及其所联结的权利话语框架之后，女权行动（女人的战斗）还是否可能呢，如果可能的话，会采取怎样的形式来展开呢？
这里的僵局是任何政治实践必须预先设定其政治主体，但这个主体的位置又和多元交叉身份相关，这些交叉身份之间又形成彼此的争议性，比如性别、种族和阶级。于是，一种怪诞的政治同情因此更偏好边缘身份的组装表述，比如黑皮肤+女同+底层劳工这样的身份组装，似乎比白皮肤+异性恋+女性精英这样的身份组装更具政治性，更多的边缘程度更多的弱势集合取决于更直观的政治想象，因此，女性主义的内在政治深度就在这样的身份平行移动与交叉之中消退了。［2］247-248
2）由于社会领域是造成城乡规划非理性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大数据时代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高效利用，逐步实现城乡规划社会领域的计量化，为城乡规划中遇到的社会问题的计量处理提供参考信息。
张念提出，身份政治的 “显著成果”是：通过中心／边缘的身份差异，锁定女人、性少数、少数族群这些边缘位置，然后建立起“政治正确的话语禁令”。［2］247然而，这种成果却恰恰生产出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那就是一种“边缘性竞赛，以中心主流为核准，谁比谁更边缘那么谁就更具备政治性”。张念把身份政治的这个陷阱，称作“任意的拼图游戏”。［2］248在这种拼图式的“身份组装”游戏中， “性别之伤”恰恰被抹消了——试想，当某种身份之处境比“女人”更边缘（或者说“更惨”），那么，转而为那种身份摇旗呐喊，便变得更为 “正确”（政治正确）。而在当代社会，比“女人”更边缘的身份，显然是一抓一大把（“女人”毕竟在人口规模上至少是顶了“半边天”）。这种“任意的拼图游戏”就导致了： “女人”只有主动去和其他身份组装，才能“更具政治性”（譬如黑皮肤+女同+底层劳工）。这种组装游戏，实质上已经取消了女性主义政治本身。
一旦把政治实践的主体确立在“身份”上，“身份”的多元交叉格局，便会将政治实践本身拉到一条荒诞的轨道上——迈上这条轨道上的女性主义政治（性别政治），势必将陷入消退之困局。
除了“身份组装拼图游戏”陷阱，根据张念的诊断，身份政治还包含着另外两个陷阱——她分别将其论述为 （a）“具体权利的获取”和（b）“受害者共同体的无限制罗织”。在现代性框架下，身份政治总是被联结到具体权利的获取上。然而，这却恰恰导致身份政治陷入另一种结构性僵局：一旦镶嵌在身份上的那些具体权利被“满足”，身份政治便立即熄火。张念在书中举了如下两个例子：黑人当总统，以及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在这两个例子中，身份政治在“目标”达成后立即就陷入僵局、无从进一步展开。［2］故此，权利话语实则同样实质性地抹消了 “性别之伤”，使之退隐不见：“我们发现‘性别’依然深深地扎根于启蒙以来的权利主体论，抗争的目的指向了一种服从。”［2］250要挣脱这种服从，性别政治只有拒绝扎根于“权利主体论”。
以“差异”对抗 “同一身份”（identity），无疑具有鲜明的德勒兹色彩，张念在著作中对此也并不掩饰，德勒兹被多次提到。然而，经过细致的阅读我却不得不提出，张念对“性差异”的阐述，实则同时混杂了两种彼此不能兼容的路向—— （a）德勒兹主义路向和（b）拉康主义路向。对于张念而言，“差异意味着理性主体的裂隙”。［2］272然而，这个论述既可以通向德勒兹，亦可以通向拉康。换句话说，关于“性差异”的两种理论路向，被张念未加分疏地统合在其论述中。下面就让我们对这两种路向以及张念的论述，做一个细致考察。
在其2018年新著 《像个白日贼》中，齐泽克分析了自由主义主体的当代困境：
今天的主体性之基本特征，难道不是如下这个奇异的组合：一方面是把自己体验成一种为自身命运彻底负责的自由主体，另一方面是却将自身言语之权威扎根到其作为环境之受害者的状态之上（这种环境超越其控制）？同另一人类个体的每一个接触，都被体验为一种潜在的威胁——如果他吸烟或者他垂涎地看了我一眼，他已经伤害了我。这种受害者化 （victimization）的逻辑，在今天被普遍化，完全超过性骚扰或种族主义骚扰的标准案例。……这种作为一个无责任受害者的主体概念，是被如下这种极端自恋的视角所驱动——从这种视角看出来，和大他者的每一种遭遇，都是对主体那摇摇欲坠的想象性平衡的一个潜在威胁；恰恰这样，这种主体不是自由主义式自由主体的反面，而恰恰是后者的内在固有的补充。在今天个体性的主流形态中，心理学主体的自我中心化宣称，悖论性地同将自身视作环境之受害者的察知相重合。［4］
在齐泽克看来，“受害者化”已成为当代自由主义式自由主体的内在固有补充：一方面是种种“自我中心化”宣称（包括各种身份的自我中心化），另一方面是种种“受害者化”宣称。两者不是彼此相对、互相排斥，而是恰恰彼此重合、互为补充。
齐泽克对当代自由主义主体的这段分析，实则揭示了内嵌在“米兔”运动中的悖论：一方面“米兔”运动以作为自由主义主体（权利拥有者）的“女性主体”为身份基座，而另一方面则同时建立在那种普遍化了的“受害者化”逻辑上。换言之，“米兔”实则正是典型意义上齐氏所说的“基于主体之受害者状态的政治正当化的另一个案例而已”。［4］11而真正的危险，在齐泽克看来，就是个人自由的意识形态已然悄无声息地被并入受害者状态的逻辑中，通过这种方式， “自由”被缩简成“将自己受害者状态发布出来的自由”。［4］12权利承载者所组成的自由主义社会，在今天正在转变成张念所说的“受害者共同体”——把自己当成无责任受害者。
如今这个时代，现实生活是一团糟，每个人都想逃离现实。这就是为什么哈利迪成为了我们的英雄。他让我们足不出户也能周游世界。你只需要有一台具有压力感应功能的全方位跑步机，便可以在整个虚拟世界中遨游。
安全风险的应对，影响着桥梁施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实力。桥梁施工企业要将安全生产作为最基本的企业文化，并在施工的各个环节做好控制工作。在安全行政部门下发了安全施工许可证之后方可开工，坚决抵制先开工后办证的行为。总施工负责单位要与各个分包单位签订安全生产的合同，保证每一个公包施工单位都具有安全施工的资质，每一位施工人员都持证上岗。对于特种作业，要求具有专业资质证书的专业人员实施，在施工过程中，反复检查人用设施，保证施工者的安全。
二、女人1：形成、游牧与肯定性
性别政治，必须使自身同身份政治划清界限，这是张念所坚持的核心主张。那么，摆脱身份政治的性别政治，又该采取怎样的话语形态呢？张念在书中提出了如下方案：以“性差异”取代“性别身份”。［2］251
有时修饰动词的状语很多，这时很容易将状语翻译为定语，而且状语顺序也容易忽视，要按照英语的顺序和习惯把状语放在合适的位置。
对于“受害者共同体的无限制罗织”，很可惜地，张念在书中仅仅只是匆匆一带而过，完全没有展开。［3］然而，在这里我恰恰要提出：这是一个重要的洞见。《性别之伤与存在之痛》面市时正如火如荼蔓延的“米兔”运动，恰好给这个陷阱提供了一个经验性例证。
伴有其他疾病的产后抑郁症患者，积极治疗相关疾病很重要，如失眠、躯体疼痛等，往往有些症状消失了，抑郁情绪也会迎刃而解。
在这段论述中，张念无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德勒兹主义者，以流动的性差异来对抗权利主体论， “主体自身必须流动起来” “男人可以生成为女人，女人可以生成动物”。［2］282、288在张念看来，女权行动“可以在多重位置上迁移，即一个女权主义者同时是劳工权益、族群权益、种族权益的捍卫者，哪里有边缘的位置哪里就有女权主义的身影”。［2］284她所呼吁的是，激进女权思想“在全球化与新技术时代，基于性别差异的伦理原则，用裂变的游牧主体论取代经典意义的同一论，冲出身份政治以及身份操演的游戏僵局”。［2］281
于是，“物自身”（thing in itself）就是 “差异自身”（difference in itself）；与之相应地，本体论不再是关于 “being”（是）的研究，而是关于 “becoming”（形成）的研究。［8］ “形成”，永远是 “形成—差异”（becoming-different）。德勒兹所说的“形成”，并不是指A到B的移动或转变的现实过程，而是差异的“永恒回归”。 “形成”产生自各种力量、因素、事件的彼此遭遇、深层触动，其中一部分涌上表面（被“实现化”）、可以被经验性地捕捉到，而远远多得多的部分仍然保持“虚拟”或者 “潜在”状态。 “形成”（形成—差异），就是创造（创造全新），或者说，不断创造的过程。
在农村地区开展生活污水处理活动时，要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而选择最为合理的生活污水处理技术。农村地区因经济水平、气候条件、人口、地质等因素的不同会存有较大差异，因此在技术选择上要因地制宜。例如，对于经济水平较好或是用地有限的地区，可以使用厌氧与好氧相组合的处理技术，而对于用地充足、气候环境较好的地区，就可以选择人工湿地、稳定塘等处理技术。
德勒兹继承了吉尔伯特·西蒙东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论题：所有“个体”都只是“个体化”的效应。［9］而在德氏看来， “个体化”这个过程，就是“差异化”的过程。基于永无止境的个体化过程，德勒兹拒绝所有的二元论，也因此，他拒绝“关于性别的二元组织”（binary organization of the sexes）。德氏强调存在着n多种性别——存在着“一千种性别，它们是如此多的、无可控制的形成；性态 （sexuality），便是一千种性别的产物”。［10］性态，指向无穷多的奇点 （singularities）、事件；因而，性差异在德勒兹这里，标识着无穷多的“性别”。
正是基于这样的本体论，德勒兹正面拥抱 “性倒错”（transvestism）。对于德氏来说， “女人”并不是“男人”的否定，而是指向无数肯定性的（affirmative）、不断处于形成中的“流”—— “女人”本身就是异质性的多元样态，指向内在的差异化。故此，“女人”只是“游牧主体性”（nomadic subjectivity）的一种流动中的聚合体。“形成—女人”（becoming-woman），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差异化、不断创造的过程，并不存在任何一种稳定的、中心化的“女性性态”来形而上学地规制那些过程。
张念同样把“性倒错”视作女性主义的批判力量，并把它同晚近技术 （变性技术、生物医学技术，乃至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结合起来：
如今，人们目睹了变性技术的事实，这种跨性别的生命器官手术，对生命政治而言，才是最为激进的抵抗行动。一方面，变性术将批判的用力点拽回这倒错的身体现场。另一方面，从批判话语的现场，基因工程学、生物神经学以及医学技术成了性别意识形态的客观精神，是多元、奇异、再造和创生的科学预见，这时候性别差异才彻底摆脱了权利主体论。［2］257
德勒兹的一个核心哲学贡献，就是其差异理论，该理论激进地颠倒了差异与同一的本体论地位。传统哲学（形而上学）视差异为同一所衍生：“X不同于Y”，预设了“X”和“Y”各自具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同一性。［5］而德勒兹提出，所有同一性，皆系差异的效应： “相似、同一、类比和对立，除了效应——一个原初差异或一个诸种差异的原初系统的产物——外，不再能够被思考为任何东西。”［6］ “X”没有任何先在的、形而上学的同一性； “X”只是自身亦在不断流变中的 “X1”“X2” “X3”……之间的那个差异。譬如，“吴冠军”只是2019年1月1日那个“吴冠军”、2003年5月4日那个“吴冠军”、1995年9月2日那个“吴冠军”……之间的差异［7］；“吴冠军”就是所有“吴冠军”之间的那个差异（德氏亦称作“内在差异”）。
虽然生物表面活性剂的应用降低了化学淋洗技术的二次污染风险，但生物表面活性剂在生产中分离提纯过程复杂，导致生物表面活性剂价格偏高，提高了其应用在化学淋洗技术上的成本。
可以看见，张念清晰地以德勒兹主义性差异论述，来作为冲出身份政治之僵局的理论基础，用张念自己宣言式的话来说， “运动和变化，正是革命的女权主义的革命性别样的确定性”。［2］289
三、女人2：例外、非人与否定性
下面，让我们转到另一位重要的法国思想家：在性差异上，拉康奠定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德勒兹的理论路向。相对于德勒兹式包含无穷多“奇点”的性差异，性差异在拉康这里呈现严格的二元结构：“男性性态”（masculinity）与 “女性性态”（femininity）。然而不同于传统的性别二元论，在拉康看来，这两者并不是生物性的决定，而是指向两种截然不同的主体位置（subjectpositions）。
“男性”的位置，处于符号性秩序（整个现实世界）之内。“男根”（phallus）是在语言中构建出来的一个“主宰—能指”（master-signifier）。符号性秩序本身，便根本上是“男根的”； “男人”，彻底地被“男根功能”所决定。“女性”的位置，则正是处在该秩序的缺口上，即处在符号性秩序无法整合其内的深渊性—溢出性位置。这便意味着，女人并不完全被 “男根功能”所决定。拉康提出，“关于女人的性（woman’s sex），不存在符号化”。那是因为，不存在同“男根”这一“高度盛行的符号”相当的 “女性的等价物”。［11］故此，在德勒兹这里， “女人”是一种不断形成中的、肯定性的聚合体，而在拉康这里， “女人”是彻底否定性的，标识着“男性逻辑”的例外——现实世界这个符号性秩序总是 “男性”的／“男根”的，“女性”则是它本身的缺口／深渊，标识了它“绝非—整体”（not-all）。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性差异（男性性态VS女性性态）是“先天的”、结构性的。拉康有句名言：“并不存在性和谐这回事。”那是因为，男性与女性绝不是相反相成的“两极”（如“阴—阳”），绝非作为“互补结构”构成了 “人类”的总体；恰恰相反，“男性”本身已代表了 “人类”的总体 （在英语中，“man”本身就同时代表了“男人”与“人类”），而 “女性”则正是“非人的”，标识了现实世界本身的结构性缺口，标识了语言那总体性“符号化”工程本身的先天的失败。
故而，拉康主义路向上的性差异，就是纯粹的“两性差异”： “男人”占据普遍性的位置（“人” “现实世界”）；而“女人”则是普遍的例外（“非人”“现实世界”之外）。正是在世界之外的意义上，拉康说出了其另一句名言： “女人并不存在。”［12］
张念所阐述的性别政治，大幅度地透露出鲜明的拉康主义色彩。她声称：“女人这个词意味着她们几乎反对所有的制度”， “正好标记了国家／男权正当性的裂缝”；“女人天生就是这个世界的异乡人”“索要人权的女人就成了非人性的”；以及“女人的行动是从无开始的” “在语言刻写身体之前，行动已经进入世界” “女主体是话语结构的剩余物，是冲突的场所”。而下面这句话，更是彻底亮出了拉康主义精神分析的标签：“女权政治不是男权制度的对立面，而是男权中心主义破裂的症状”。［2］279-282、284
张念在上述论述中，将“女人”（“女主体”）放置在 “世界” “男人”“国家” “所有制度” “男权制度”“话语结构”的结构性缺口的位置上，标志着后者的例外 （“异乡人”“非人” “症状” “裂缝” “冲突”“剩余物” “无”）。这样一来，“女人”不再是流动中的肯定性，而是结构性的否定性。正是根据这种结构性位置，张念赋予了“女人问题”以本体论层面上的独特性：“女人和黑人等种族问题没有可比性，她们是无言的非族群的族群。”［2］280“无言”这一针对符号性秩序的激进否定性，便正是拉康主义“女性性态”的独特内核。前文已经提到，张念正是因为身份政治把女人拉到和黑人或其他“弱势群体”相等同的层面上，而批评它致使性别政治陷入“僵局”。拉康主义路向上那并不存在的、无言的、非人的、症状性的“女人”，便提供给了张念在本体论层面上独特化“女人”以十分强大的理论支持。
四、激进性别政治：拉康，抑或德勒兹？
在张念的这部著作中，“德勒兹主义性差异”和“拉康主义性差异”在相同页面里交织出现［2］279-284，然而这两种性差异论述——以及与之相关的两种 “女人”论述——却无法共存。这也导致分别基于两种论述之上的激进性别政治只能分头作战，却不能合二为一——两者恰恰哲学性地彼此抵牾。
就以张念本人的论述来进行分析。作为“这个世界的异乡人”“无言的非族群的族群”的“女人”（拉康主义“女人”），是无法在“多重位置上迁移”，无法同时成为“同时是劳工权益、族群权益、种族权益的捍卫者”。她们只有一种行动，就是否定性地抵抗一切既有制度与话语结构，而无法肯定性地捍卫任何一种群体权益。张念提出：“女人的斗争从来没有产生过女人共和国，但斗争本身的善不可抹除。”［2］279然而根据拉康主义视角， “女人的斗争”绝不可能是一种肯定性的“善”——它与任何符号性的 “价值”无关，而纯然是一种“症状”、一种否定性的“裂缝”。
进而，张念在书中写道：
经由精神分析的提示，我们女人不仅仅享受菲勒斯快感，还可以把意符之外的东西化作生命的一部分。［2］287
女人既知道世界之大，同时也可以在意符链之外，将虚无的价值构成生命的一部分。［2］279
然而，“女人”却恰恰无法做到既“享受菲勒斯快感”，又身处“在意符链之外”——德勒兹主义路向允许“女人”在世界之大之内游牧，而拉康主义允许“女人”占据意符链之外的空无位置，然而 “女人”却无法“同时”做到这两者。用本体论——神学 （onto-theological）的术语来说，德勒兹主义路向是纯粹“内在性”（immanence）的路向，而拉康主义路向是 “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路向。在德勒兹这里，超越性以“虚拟”的形态存在；而“虚拟”又实则是内在性的一部分，是肯定性的而非否定性的：不断流变中的“现实世界”，就是“虚拟”的某一种“实现化”（actualization）。就这样，超越性实际上被德勒兹转化成 “内在性平台”的一个内在部分。
一整天，念蓉心神不宁。那个女人的脸在她面前晃来晃去，又顽强地钻进她的脑子，撕扯她的神经。一天里陆清浅过来三次，一次让念蓉将那三篇稿子排出次序，一次问半烟的插图画好了没有，一次问念蓉和半烟还有没有茶叶。半烟冲念蓉笑道：“他不放心你呢。”
在《内在性：一个生命》中，德氏写道：
一个生命所包含的，唯诸种虚拟。它由诸种虚拟、事件、奇点构成。我称作虚拟的东西，并不是缺乏现实的东西；毋宁是，当虚拟沿着赋予其妥当现实的那个平台，它就以形成的方式，介入一个实现化的过程中。……一个创口自身是一个在内在性平台上的纯粹的虚拟，引领我们通向一个生命。我的伤口存在于我之前：不是作为某种更高真实性的伤口的一种超越性，而是总是在一个环境（一个领域或一个平台）之内的作为一种虚拟性的内在性。［13］
在这段叙述中，德勒兹清晰地把主体性的裂隙（“伤口”）界定为内在性平台上的虚拟性，而非拉康那里超越的、具有 “更高真实性”的激进否定性 （拉康笔下的 “the Real”）。 “虚拟”的实现化，就是“个体化”过程，就是肯定性的生命展开自身的“形成”过程。
张念声称“差异意味着理性主体的裂隙”，如果这一主体性裂隙对应德勒兹主义伤口，那么确实可以通向“生命”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政治。［14］然而，这种政治却恰恰无法将纯粹否定性的“无”（张念笔下“意符之外的东西” “虚无的价值”）去“化作生命的一部分”——德勒兹主义作为“虚拟”的伤口，是实实在在肯定性的。齐泽克从拉康主义性差异论中演化出一种辩证结构（辩证法以 “正—反”题结构内的否定性为内核）［15］；但是德勒兹则拒绝任何的辩证结构，而主张一种彻底肯定性的激进政治。
［4］SlavojŽižek，Like the Thief in Broad Daylight：Power in the Era of Post-Humanity，London：Penguin，2018（ebook），pp.11-12.
张念以“性差异”取代 “性别身份”，来试图把性别政治从身份政治的僵局中拯救出来。然而，这个努力却随即面对一个关键性的理论性问题（同时也是实践性问题）：采取哪一种关于“性差异”的理论路向，拉康，抑或德勒兹？当激进地告别身份政治中的“女人身份”之后，“女人”究竟是被定位为世界之外的“异乡人” “非人”，还是在世界内“多重位置上迁移”、不断去地域化、再地域化、可以 “同时是劳工权益、族群权益、种族权益的捍卫者”的“游牧主体”？在全书结论处张念号召“像女权女人那样去思考”，然而关键问题却恰恰是：这个“女权女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张念所面对的这个关键问题，亦是当代激进性别政治所面对的根本性问题。
注释
［1］在“白左”们势力强大的好莱坞，韦恩斯坦、伍迪·艾伦以及凯文·史派西等被指控者，都立刻遭受事业滑铁卢。
［2］张念.性别之伤与存在之痛：从黑格尔到精神分析［M］.上海：东方出版社，2018：237.
［3］它只是出现在张念的如下这句论述中：“身份政治不是一种任意的拼图游戏，也不是受害者共同体的无限制罗织，其目标也不是具体权利的获取。”同［2］，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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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齐泽克担忧 “女人的战斗，将变成一系列抗议（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反对生态威胁、反对种族主义、呼唤一种不同民主，等等）中的一个而已”时，他完全是站在一个拉康主义立场上，赋予 “女人”以本体论的独特性，亦即， “女人”是符号性秩序所无法符号化的那个伤口。齐泽克曾写道：“如果符号化两性差别是可能的话，我们将不会有‘两性’，而只会有一种性。”这一种“性”，便是所谓普遍的 “人性”（“男性”）。换言之， “存在有女人，正是因为人类（男人）并不是完全它自身”（there are women becauseman is not fully itself）。［16］只有“女人的战斗”，才是纯粹的否定性政治的实践形态。而在德勒兹主义视野下，“女人的战斗变成一系列抗议中的一个”根本就不是问题：在德勒兹这里，“形成—女人”和“形成—动物”一样，都是肯定性政治的具体的实践形态。当代奈格里和哈特那将各种“出走”（exodus）状态中的女人、黑人、工人等皆统合在内的 “诸众”（multitude），便是德勒兹主义路向上的典范性的政治主体。
［5］柏拉图的“理型”，就是这种形而上学同一性的典范论述。
［6］Gilles Deleuze，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trans.Paul Patton，London；New York：Continuum，2004，p.143.
当然，韩妆的回暖势必冲击到同属于大众线阵营的本土品牌。上述专业人士透露，虽然相较于韩妆而言，本土品牌利润空间更大，但本土CS渠道也不断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进行门店升级，引进韩妆爆品。加之，进口关税的不断降低，本土品牌的“价格升级”， 在消费者层面，本土品牌势必将遭受新一轮的碾压。“特别是高端面膜，潮流彩妆等品类。”
［7］上述时点还可以换成地点；而且并非时间或空间产生差异，而是纯粹差异使得时间性或地点性的差异变得可思考。
［8］国内学者把 “becoming”翻译成“生成”，然而“becoming”根本不是什么“生成”，毋宁是指“质变”（metamorphose）。
［9］对于西蒙东而言，个体性的主体，不是一个肇因，而是“个体化”过程的一个效应。现代哲学只关注个体性的原子，而恰恰重要的是永不终结的个体化过程，以及使个体化成为可能的“前个体性的场域”。个体化总是一个不完整的过程，总是保留一个前个体性的剩余，从而导致更进一步的个体化。在德勒兹这里，“虚拟”便是那“前个体性的场域”。
对“空气质量问题”的教学设计方案及部分模拟教学视频的分析表明，尽管不同职前教师的教学认知具有差异性，但从中可以辨认出能够刻画职前教师群体认知特点的、能反映其教学方法认知的教学“模式”．
［10］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trans.Brian Massumi，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4，p.307.
［11］Jacques Lacan，The Psychoses，trans.Russell Grigg，London：Routledge，1993，p.176.
［12］关于性差异的拉康主义路向，请进一步参见吴冠军. “只是当时已惘然”——对《色·戒》十年后的拉康主义重访［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13］Gilles Deleuze，Immanence：A Life，in Gilles Deleuze，Two Regimes of Madness，Texts and Interviews 1975-1995，ed.David Lapoujade，trans.Ames Hodges and Mike Taormina，New York：Semiotext（e），2006，pp.388-389.
［14］按照张念的说法， “生命政治在某种层面就是女性主义政治”。同［2］，第279页。
一是基础性实践，主要是帮助学生对旅游学原理及相关管理学景区规划基本概念、基础理论有能深刻的掌握理论知识，满足职场所必备的基本素质，如职业行为习惯、职场礼节、表达沟通能力等。这项实践内容通过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公益、专业形势与政策学习、旅游认知实习、观赏植物学实习、林业资源保护实习、野生动物学实习等方式培养学生基础实践能力。
［15］更进一步的论述请参见吴冠军.齐泽克的“坏消息”：政治主体、视差之见和辩证法 ［J］.国外理论动态，2016（3）；吴冠军.绝对与事件：齐泽克是一个怎样的黑格尔主义者［J］.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
［16］SlavojŽižek，The Metastases of Enjoyment：On Women and Causality，London；New York：Verso，1994，p.160；SlavojŽižek，The Parallax View， Cambridge，Mass.： The MIT Press，2006，p.390（n.3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现代主义哲学发展路径与新进展研究”（18ZDA01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跨学科创新团队项目（2018ECNU-QKT012）。］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 陈琰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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