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越蛇信仰源远流长,两国都留存数量众多的蛇传说故事。这些故事有类似的人物、情节类型,展现相同的创生、降福、惩戒等意象,显示两国蛇神信仰的同源相承。然中越蛇神信仰又有一定的差别,表现在中国正统文化中蛇信仰逐渐被龙信仰边缘化,蛇形象甚至妖魔化,而越南蛇信仰中的蛇龙一直相伴相存,蛇仍居神位。中越蛇信仰中的同源性反映出两国文化、民族上的同源关系,两者的相异性则又表现出越文化与华夏正统文化的异质分流以及南北地域文化上的差别。
[关键词]中越蛇信仰;蛇故事;同源性;异质性
一、问题的提出
中越之间文化源远流长,两国许多民间习俗、民间故事都有同源关系。近年来逐渐有学者关注到这一现象并展开研究,如越南人信仰中的中越共同神研究(韦凡州,2010)、中越海神传说与信仰比较研究(陈新兵,2015)。然中越两国文化中的同源性远非局限于几种,而是广泛多样的,蛇神信仰即是重要一例。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近年来,胜利油田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要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实现持续发展,既需要大批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又需要大批懂经营、善管理,能驾驭企业的高素质管理人才。因此,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战略任务。
中国古代由蛇化龙的信仰属于普通民众的祠神信仰:上古时期的蛇图腾崇拜可以说是草根崇拜,而对龙的崇拜则涉及皇权。宋之前,蛇信仰与龙信仰之间联系紧密,其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张春芳,2016)。中国古代的龙蛇信仰在原始社会就出现,《列子》载:“疱牺氏、女娲氏、神龙(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山海经》里亦载“共工氏蛇身朱发”,轩辕国“人面蛇身,首尾交上”。越南蛇信仰也可以追溯到创世神话《鸿厖氏传》中,貉龙君与妪姬生一胞开百卵,一卵一男,“百男乃百越之始祀”①[越]陈世法撰:《岭南摭怪列传》(甲本),《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8页。。在两国早期信仰中,蛇与龙常相提并论,并没有严格区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的蛇信仰却逐渐出现差异:中国蛇信仰逐渐与龙信仰渐行渐远,形成代表正统与权威的“中华龙”形象,而蛇信仰却逐渐被边缘化,甚至于蛇形象由最初的膜拜而下降至“妖孽”。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称“南蛮,蛇种”“蛮亦称越”。越南早期蛇信仰中一直龙蛇混杂不分,直到18至19世纪,由于受中国龙形象影响日久,越南龙才开始向威严变迁,但龙信仰中始终摆脱不了蛇神崇拜的影子。通过文献查询,笔者发现,学术界同仁对中国蛇神信仰及中越的龙蛇信仰有一定研究,如白春霞(2005)对战国秦汉时期龙蛇信仰进行了比较研究。宋代笔记小说记载有许多蛇故事,从不同的方面展现了宋人眼中的蛇形象以及宋人观念里的蛇信仰,张春芳(2016)在这方面做了研究。雷丹(2019)则对《太平广记》中的龙蛇信仰也做了分类,而古代龙蛇信仰与古人的古圣先王方面,吉成名和雷建飞(2013)对此做了初步探讨。广西民族大学的农学冠教授(2005,2000)在中越文化交流上有独到研究,他认为中越两国人民同为龙种渊源长,中越两国的民间故事中都有蛇郎故事的传说,梁晓艳(2004)认为可能是文化传播的结果,她的研究成果《於越族蛇(龙)崇拜及与东南亚的关系》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值得一读,但纵观文献,笔者发现至今尚未见对中越蛇信仰有相关探讨。笔者认为,中越蛇信仰源远流长,两国都留存数量众多的蛇故事。中越蛇神信仰中有着极为类似的蛇故事类型,蛇也有相同的创生、避灾双重意象。越南蛇神信仰与中国有一定的差别,表现在中国正统文化中蛇信仰逐渐被龙信仰边缘化,蛇形象甚至妖魔化,而越南蛇信仰中的蛇龙一直相伴相存,蛇仍居神位。中越蛇神信仰中的同质性反映出两国人民文化的同源关系,两者的差异则又表现出中越民族、地域上的文化差别。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中越蛇故事比对,探讨中越蛇信仰之间的同源异流性,并分析其中的内在原因。
二、中越蛇信仰的同源相承
蛇信仰起源于原始崇拜,远古人类因生活环境所限,将蛇视为一种超自然体加以崇拜,还出现众多与之相关的祭拜活动。随后与蛇信仰相关的神话故事逐渐出现在口头与书面语的记述中。世界各地有很多地方都有与蛇信仰相关的传说故事,如在印度印度教的主神毗湿奴便躺在千头大蛇阿南塔的身上,印度神话中也随处可见Naga(蛇)的身影。在蛇信仰的传播过程中,蛇故事成为其载体之一。中越蛇故事有许多相似之处,表现在越南蛇故事中的故事人物、情节设置上有许多直承于中国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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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生与繁衍
在蛇神信仰中,蛇神创生与繁衍带有浓厚的原初崇拜色彩。中越有关原始初民的神话传说都与蛇神崇拜密切相关:在中国女娲造人的传说中,蛇身人面的女娲娘娘用泥土捏出了上等人,用柳条沾着泥浆甩出去形成下等人。在越南《鸿厖氏传》中,居于水府的貉龙君与妪姬结合后妪姬产百卵,百卵化为百男,一半归入水府分治各处,一半居陆地分国而治。在其后人类繁衍的故事中,中越两国有关蛇意象的故事依然保持高度的相似性。
中越蛇故事中,才智超群的人常有因梦感蛇神而孕之事迹。如《青山童子》中阮氏妻因梦见一个人身蛇首,遗气于怀,觉而心动,后产一男阮伯玲才智出众。后于元朝获状元。①[越]佚名:《越雋佳谈前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4页。《范敦礼事迹》中载:范敦礼母亲梦蛇吐玉精而后生范公。范公才学兼富,乡举至廷试皆第一。状元及第后,皇帝宠异非常,官至侍郎赠尚书。②[越]佚名:《异人略志》,《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11页。在中国蛇故事中,也有感蛇而孕的描写。据《路史·后纪一》注引《宝椟记》云:“帝女游于华胥之渊,感蛇而生,十三年成庖牺”,庖牺即伏羲氏,因而伏羲是人身蛇尾的形象。在中越蛇神信仰中,蛇与子嗣繁衍密切相关。越南有向蛇神祈子的记载。十四世纪陈朝文人李济川在《安池灵郎录》中载奉天府广德县安乐坊有一祠。陈圣宗(1258~1278)正宫明德皇后因年近四十尚未有出,常在其庙密祷子嗣。该祠在民间影响深广,所祠大王乃貉龙君之子,蛟族赤甲之长,号灵郎。“灵郎神,俗传水神也,民间祀事至七十二所,惟在河内永顺县守隶寨之祠最是灵应。”③[越]陈可法:《太平广记》,《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58页。明德皇后得子后,该子年三十六无疾而终,帝后于其所弃之处立昭殿,又名灵郎圣寺,再於平康驻所崇建祠堂。李济川称“至今灵应愈赫,历朝得霑隆祀典,预列上等最灵之秩云。”④[越]李济川:《新订较评越甸幽灵集》,《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55页。越南尊蛇神而祈子或者缘于其“蛇种”之念。《夷坚志》中“韩羽建墓”条载:韩羽建生墓,其妻夜梦二人授七枣延续子嗣,以求免灾。后韩羽在穴中见一蛇一龟。
在中越故事中,蛇有极强的复仇心理。人不能轻意地伤害或是杀戮蛇,哪怕是误伤、误杀,都会遭到蛇的报应。同时,蛇还报复人性的丑恶面。品性不端的人常会受到蛇的惩戒。在越南故事中《渎江》中记:一侍侯兵某,在江边乘凉吹笛时,见一红色小蛇在身边似听笛声。某便戏言要想听笛便随其回家。蛇随即爬上斗笠。在回去途中,时适众人吃酒,兵某也吃了不少酒,到晚上回去途中误杀蛇。是月管某侯在京疾笃,医药不效。某兵因误杀小蛇,致使其主管遭到惩罚。在《陶氏业冤记》中记名妓陶寒滩常往来行遣魏若真家中。魏妻无子而妒,以为陶氏与若真私通,就狠狠地鞭打了陶氏一番。陶氏衔恨,募刺客入若真家报复却又被擒。陶氏落难成到一庙中,与小僧无己私通。陶氏难产死,不久无己也去世。死后陶氏仍记恨魏妻,二人化为两蛇前往报复“若真夫人梦两蛇交啮,穿肋傍左腋,遂觉胎孕。生两男,乃命名长曰龙叔,次曰龙季。”③阮屿:《传奇漫录》,《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8页。而《南史私记》中记阮廌更因家人开垦荒园误杀三蛇子。蛇母便托世报复,致使阮廌受诛三族。在《太平广记》第86卷专记载与蛇有关的故事,其中“报冤蛇”条载岭南有报冤蛇,人要是触碰它,即使走了三五里路,它也要追前来报复。若是有人打死一条蛇,就会上百条蛇聚集来。另有“张镐”条载张镐修城时遇二蛇“一白一黑,头类牛,形如巨瓮,长六十余尺”“镐命逐之出,乃以竹蔑缚其头,牵之”。军人又伤小蛇十余条。“后七日,镐薨。判官郑从,南昌令马皎,二子相继而卒。”《夷坚志》“闽丞厅柱”条载:“薛之子尝见一青蛇入柱下,戏掣其尾,不可出”,以致后来天降大雨“附栋椽泥皆坠,碎土如爪迹”。
(二)降福与报恩
“知恩图报”本是人性中的美德。在蛇故事中,蛇也被赋予人性。人若施善于蛇,也必然得到蛇的回报。蛇与人的互动更像是人际关系的一种异化。在蛇报恩故事类型中,通常有蛇报以人福禄或是实物两种。
秀容川刚进门,老砍头就感觉到了,猛地回头,两人的目光就撞上了。老砍头随即低下头,往锅腔里塞了把草,问:“你是什么时候怀疑我的?”
蛇报人以财物。越南故事《蛇知理》中蛇不仅恩怨分明,还知理懂人情,充分显现其中的人性。故事记述袁老家园后有一对白花蛇夫妻。某日,袁老见牡白花他出时穴中又有一黑花蛇混入同居之,便取杖来击,却误将白花蛇打死。牡白花归穴,见而衔恨,欲等至夜咬袁老以报妻仇。夜间偶听袁老述及日间事,牡白花方知妻有外情,乃释其怨而认袁老为恩,后以黄金一锭谢袁老②黎裕:《伦理教科书-人中物》,《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1页。。“隋侯珠”是与“和氏壁”一样在中国珠宝文化中居于重要地位。有关“隋侯珠”的故事在《搜神记》中有载:隋侯出行时,道遇大蛇。大蛇僵卧路上,因身上被人砍伤,血流如注,身体几乎被截为两断。隋侯顿生恻隐之心,取出随身药物为蛇止血疗伤。蛇慢慢爬走后,隋侯离去。翌年,蛇“衔明珠以报之”。
(三)惩戒与复仇
在人与蛇感孕这类故事中,人与蛇神都是通过“梦”来交互感应。这一特征不仅在子嗣的延续上有体现,其它蛇与人交流的故事也多是以“梦”来传达,如在越南故事《潘神娘玉谱》中,潘娘与江神的婚配及潘娘产子后,江神也是通过“梦”的形式告诉当地土人,并要求土人奉祀。在中国唐传奇《李寄斩蛇》的故事中,闽越庸岭之处的大蛇“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通过“梦”与人交流,传达自己的旨意。这充分表现蛇神崇拜中巫祝的神秘色彩。
蛇报复人类不仅展现在人类对其伤害上,也会表现在对人性丑恶的一种惩罚。如《太尉忠慧武亮公》中载:“一蟒蛇居祠侧柱孔中,每到朔望祭礼期,从基础下蟠屈而卧,民人来往,不为惊骇。若有邪秽人入者,多有所伤。”①李济川:《越甸幽灵集》,《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3页。蛇这一特性在中国蛇故事里也屡次出现,如《夷坚丙志》卷十三“长溪民”条载:福州长溪民入赘海上人家,其母因思念儿子前往探视。儿子却非常不孝,打了鳗鱼一条也不愿给母亲。后鳗鱼全部化为蛇。该民也被其中大蛇咬住喉咙而死。《夷坚支癸》卷六“舒七不偿酒”条载:鄱阳迎神会中,舒钱负约不稿较卒诸人酒饮,至七月晦日夜被大蛇缠身惊悸而死。
蛇报人以福禄。人把蛇养大后得到蛇的报答。在越南《马麟逸史传·伞山灵神传》故事中阮松行至麻舍见牧童打死一黑蛇,呼拽为戏,便以三十钱买之救治。黑蛇生还后腾空而去,江中分开水路,回至洞庭,以事奏帝君。帝君念阮松功德,立差太子与蛇龙都督往凌霜峒迎神师。由此,阮松得观龙王神书,成一方之圣。《冯渊龙神谱》中记述明永乐年间,慈廉州冯光邑有一左姓老夫妻,在渊畔丛间得一圆卵后,袖归后不久,壳破现一锦蛇。左氏夫妻养三四年余,那蛇长到数围许,长二丈余。因常于桌下偃卧导致乡邻与左氏夫妻远离。对此,左公叹而怨蛇。蛇忽举头作人言答曰:“我乃貉龙君之第四十六男也。因见公孤棲,寂寞无聊,故特来与作侣。盖怜其老迈无能,莫可以享洪禄,是以锡君余惠”。后来老夫妻所养之蛇化作黄龙腾空飞去,两夫妻挽攀两蛰,同时升天。①李济川:《新订较评越甸幽灵集》,《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30页。中国“陷湖”故事即为人养蛇多年,因蛇得冤,又受蛇报恩的故事。“陷湖”故事有多种记载,如《后汉书·西南夷传》邛都夷注李膺《益州记》曾提及,越巂郡的“邛都夷”中流传着一个角蛇陷湖的图腾故事。《广异记》中“担生”条载:某书生收养蛇,称之为“担生”。其后书生放蛇于范县大泽中。四十余年,人往大泽中常被吞食。书生因老迈途经此地,有人劝之改道,书生谓冬月蛇藏,坚持过大泽。不料书生还是碰到大蛇,书生从远处就识蛇即为“担生”。蛇见书生低头,良久方去。回到范县,县令以书生见蛇不死以为妖异,亦投之于狱,论当死。书生忿然说:“担生,养你一场倒令我死!”其夜,蛇攻陷一县沉入湖中,独县狱地方得免,书生获生。
(四)杀蛇除害
在蛇神信仰里,人常常表现得比较弱小,在蛇的神力之下常常束手无策,但人类也并非总是受蛇的摆布而无能为力的。在“杀蛇除害”这类故事里,人虽弱小却凭着勇气和智慧战胜了蛇的淫威。
在中国唐传奇《李寄斩蛇》的故事,大蛇“长七八丈,大十余围,土俗常病。东冶都尉及属城长吏,多有死者。”人在大蛇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只能以祭祀谋求平安。即使祭以牛养,大蛇仍是造祸,每年必要以年十二三岁的童女为祭。李寄虽年幼体弱,却不满于蛇的淫威,自请为祭,携带好剑和咋蛇犬。“先将数石米餈,用密麨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头大如囷,目如二尺镜,闻餈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啮咋,寄从后斫得数创。疮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蛇虽然强大,李寄却运用智慧和勇气除了大蛇。
在越南蛇故事中也有人勇于和蛇搏斗之事,如《蛇泉记》中载:右陇县和乐社寒泉一带的深渊中多蛟龙,往来行客,常被其害,故名蛇泉。时邑有一老父,只有一女,常于夜间打鱼,将女同往。女儿却不幸被蛟所害……父不胜哀恸,归即谋捕杀蛟。“遂带二大利剑,并备取火之具,汆入渊深处。至于壑口……内有蛟龙无数,脱壳而卧,宛似人形睡着。父挥剑尽殄之,有二小蛟入壳而走,父追断得一尾,二小蛟因哀诉请命,今后不敢如此,父赦之。”②武芳堤:《公余捷记》,《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1页。自是蛟害遂息。《斩蛟除害》中记:黎时永顺县石块坊津次有潭,蛟龙居焉,常为人害。诏天下有能除之者,赐之官。黎天鬼性刚有异力,自谋请束身为饵,两手挟刀以绳系之,使军在岸上持其绳,乃投于河。蛟见而绕之。天鬼以刀刺蛟,蛟不能脱。军见绳动,齐力并吊上来,斩蛟。其害遂减。③佚名:《太平广记》,《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30页。在《渎江》中某人误杀蛇,某在被投江前却“潜以布缠其脐若膝,遍插刀刺,袴藏利刃。既至,抱柱,须臾滚入水去,没设其腹。约一更许,复缘柱上招舟,家人迎视之,掌血淋漓,观者皆为骇汗。少间复抱之,良久不坠,登岸而返。翌日,江中浮出蛟鳖死者,不可胜计,水为之赤。”④范廷琥:《桑沧偶录》,《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1页。
好好给我捻船,我一分钱都不亏你,从今天起,每天给你加一百。王鲶鱼说着,嘴里刁着一颗软中华,脚下喀嚓喀嚓几声,就消失在码头那边的阳光里。
综上可知,中越蛇故事有许多相似的类型特征。通过中越两国蛇故事的比较可以看出两国在蛇信仰中的同源性。越南蛇故事中对蛇性描写、人物及情节设置都直承中国,然在故事中所呈现出蛇信仰中对蛇的态度又稍有差异。这是中国文化南传过程中与越南百越文化的融合与冲突的体现。
这一天是7月18日,江城的七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而这一年更是遇到30年难得一遇的高温天气,太阳连续一个月高悬头顶,照得马路滋滋冒烟,整座城市如同一个巨大的火炉,人们最后连骂的力气也没有了,仿佛末日来临了般苟延残喘!
三、中越蛇信仰中的异质分流
在蛇信仰中,蛇这一客观物体通过信仰者的情感活动抽象升华出有深度的意象,蛇具有更多的象征意义。虽然中越蛇信仰中有许多相同之处,关于蛇故事的类型也大同小异。然两国蛇信仰中也有不同之处,在具体对蛇的态度与方式上又存在一定的差异。
蛇淫人妻女之事的描写方式有差异。越南侧重描述蛇神强掠(暴),而中国则重表达“蛇精祟人”。越南蛇故事中,蛇具有超常神力,多采用暴力将人掠走。如《传奇漫录》中有《龙庭对讼录》记:陈明宗时,郑县令妻杨氏,因貌美被蛟都督摄入水中。①佚名:《传奇漫录》,《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3页。在《南天珍异集·杜林潭记》中载京北倡优带玉妻“甫二十岁,姿色甚美。夜半,水涨至亭前,袭伊妻而退”。不仅平民百姓如此,甚至于皇帝妃嫔也难逃蛇口,在《海口灵祠古录》里所载陈朝时,睿宗携妃阮碧珠镇南陲之乱,却遇南溟蛟都督鼓波兴浪欲求皇帝妃嫔为伴。睿宗无奈,最后阮碧珠舍生取义,跳水息波。而在中国蛇故事中,蛇需要幻化,魅惑人类,如《集异记》中“朱勤”条记:逆旅主人的女儿常为鬼魅之幻惑,朱觑于深夜见一白衣少年入女房中,房内语笑甚欢。朱勤伺少年出,以箭射之,天明寻血迹找到一条雪色大蛇。《广古今五行记》中有“薛重”故事:薛重得假还家,夜至家,户毕,闻妇床上有丈夫眠声。四处寻找,见一蛇隐在床脚。《徐干民妻》亦为蛇化白衣男子于路拦截妇人,欲强与合的故事。在中国蛇精祟人故事中,蛇常以善幻化,迷惑人,且最大的特点便是淫荡,如《夷坚志》“蛇妖”条中记:建炎中民家少妇,在归宁路上被大蛇“绕而淫之”“尽夜至旦乃去”;田家胡氏妇,在饷田回家路上,被蛇追及“以身匝绕,举尾奉裘,其捷如手,装皆破裂,淫接甚久”“数日乃去”等等。
(一)蛇君:“蛇性多淫”——崇神?作祟?
蛇(龙)好淫的渊源可追溯到远古蛇信仰中的生殖崇拜现象。英国学者哈雷克特涅研究认为“蛇象征色情,性欲,及性姿”(哈雷克特涅,1988)等。蛇头三角状与男性男根有某种类似之处,蛇一次可产多枚卵也象征是子嗣繁荫。在中越蛇故事中有蛇扰人妻女之事,但两国对待蛇的态度却迥然不同。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s)及计数资料[n(%)]分别利用 t检验和 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中国蛇信仰逐渐被龙信仰边缘化。中华龙在蛇图腾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何星亮,1996:359),唐代《博异志》中便写了龙由蛇变化的情形:“随云有赤斑蛇,粗合拱。鳞甲焕然,摆头而双角出,蜿身而四足生,奋迅鬓鬣,摇动首尾,乃知龙也。”但龙却慢慢取代了蛇信仰中蛇的象征意象,成为福瑞、威严、高贵、权势等的象征,形成与西方恶龙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涵。蛇的神性开始减弱,“恶毒”之面增多,如《宣室志》中载,天宝中有人见巨蛇责之因居于深山中“何为将欲肆毒于世?”宋代中国蛇信仰中蛇向邪恶偏向更多,虽然蛇有时还被视为小龙,如沈括《梦溪笔谈》载:“熙宁中,王师南征,有军仗数十船,泛江而南。自离真州,即有一小蛇登舟,船师识之,曰:‘此彭蠡小龙也,当是来护军仗耳。’”然宋代笔记小说中的“恶蛇”数量远远超过“善蛇”。唐宋以降,蛇在中原正统文化中逐渐被蒙上了恶毒、邪恶的外衣。
本系统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既需要跨部门、跨区域的协作,又要统筹好基础设施、应用支撑、业务应用等各个层面的系统建设. 因此,根据信息化建设的规律,需要对各部分建设内容进行统筹规划,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蛇淫人妻女之事的原因有所不同。宋人洪迈云“蛇最能为妖,化形魅人”,无论是化为美女还是郎君总因为妖会魅人、鬼怪作祟,给人带来厄运。《搜神记》中载:“有妇为魅所病,侯为幼之,得大蛇数丈,死于门外,妇因以安。”然越南人却归结因其本性“好淫”,如《传奇摘记》中作者借渔夫之口云:“吾闻龙性甚淫,与马交则产龙驹,与禽交则产凤凰,与豕交则产婆龙,与老猪交则产象。”②[越]佚名:《传记摘记》,《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1页。因此渔夫见有黑云垂白气,状如龙尾之时,命其妇身无片缕仰卧江津。随后渔妇便觉身若有物压。渔妇归告其夫时,渔夫还颇为高兴认为“今而后必生龙子”。蛇摄人妻女都为私欲,因为蛇居神位具有人无法与之抗拒的能力,即使贵为帝王,在蛇神抢自已妃嫔之事上也无能为力。人并非未因蛇祟受妖毒,而是因暴力抢夺受到伤害。
蛇淫人妻女之事的处理结果亦相异。在越南蛇君抢人妻女事件中,而是靠级别更高的神来将其治罪。如《龙庭对讼录》中郑县令入水参蛟都督“江水涨溢,前有十丈长蛇,碧鳞朱帻,浮而北徙,修蛇短蟒,从者百余”。《杜林潭记》:“其夫不胜愤惜,斋戒三日,作檄文焚之,奏于上帝。顷刻间,云雾四集,风雨雷电大作,霹雳声振数千里,打于潭内,大小鱼鳖尽为浮死。”“雨霁视之,见蛟龙大十围,长十五丈,头戴朱冠,抱伊妻而死。”③[越]佚名:《南天珍异集》,《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38页。《海口灵祠古录》中直至黎圣宗洪德年间,黎圣宗复镇边路过,在广利王前参蛟都督一本,蛟都督被逐它地。而中国故事中蛇多被佛、道人士收化,如《西湖三塔记》中奚宣赞受蛇妖魅惑,最后是其叔奚道人回来将蛇妖收伏镇入塔中。中国笔记小说中佛、道收伏蛇的故事更是不胜枚举,如《夷坚志》中“段氏疫疠”中段氏全家染疫,“二子继亡,婢仆多死,夫妇危笃不能起”,众僧诵《楞严咒》致使”蛇自举首击户限数十,流血而毙”;“武真人”条载张循王家婢过期不产,武真人以二符授,令焚后饮入腹中,后产一大蛇。《夷坚志补》载武当山刘先生道业颇高,以术令巨蟒死于岩下。
从以上可知,中越两国对蛇淫人妻女之事的态度是明显相异的。其原因在于蛇在中国慢慢妖化,而在越南蛇却依然居神位。
越南广为人知的人化蛇故事是灵郎传说。越南西湖的灵郎祠是典型的蛇崇拜现象。黎阮时期文人范廷琥(1766~1832)、阮案(1770~1815)又在《灵郎祠》中记载该祠来历:李朝(110~1225)有皇帝命驾游赏西湖时,见一漂女,悦而幸之。其后漂女产一男,年八岁时耆旧以事闻受召入宫。没多久发痘病危,国医束手。皇子临死前上奏,正当帝临问汉息时,皇子请奏希望得到皇恩眷顾,在去处构祠。皇帝许诺,其后“一更许,披帷省视,见蛟龙一躯,从褥下榻,蜿蜒而去。”皇帝传旨于该处立祠,“累封上等神,与白马祠并为都大城隍。”②[越]范廷琥:《桑沧偶录》,《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38页。越南人化为蛇的对象是皇子,且化蛇后被尊为神。这与中国故事中化蛇之人常是自身丑恶有明显不同。在越南《陶氏业冤记》中记有另一则人化蛇故事,陶妓受魏妻迫害只能寄身寺庙,后与小僧无己私通,两人相继去世。二人逝后托生为魏妻之子。二子刚长成人,却被丐僧识破本相,不久即被僧人收伏。二子死后化为蛇。这则故事中幻化人品性涉及不端,然故事中突出的是“业冤”中的蛇复仇的象征义,所化蛇的魏家二子“周岁能言,八岁属文”并没有体现出品性恶劣,甚至还被称为“美哉二丈夫”。陶妓本象也是被迫害的对象。这与中国故事中因人性恶劣化为蛇也有区别。
(二)蛇女:白蛇精——妖女?神女?
在中国众多的蛇故事中尤以白蛇故事广为人知。《白蛇传》是中国经典的四大民间故事之一,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越南也有白蛇女的故事,虽然没有像中国白蛇故事作为经典传世,却也在民间有广泛传播。中国白蛇故事在文人记载中最早可追溯至《太平广记》所载唐传奇《李黄》。唐传奇中载两则李氏子因白蛇精丧命的故事。白蛇精所化之女,或“绝代之色”、或“姿容婉媚”、或“姿艳若神仙”,但男子与之交欢后,一人身体化水,唯有头存;一人脑裂而卒。至宋话本《西湖三塔记》中奚宣赞与白衣妇人交欢,半月时间就变得“面黄肌瘦”。明代冯梦龙整理的宋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亦妖亦仙,还有恶毒的影子。虽然清代方成培戏本《雷峰塔》(《白蛇传》)中白蛇形象中蛇性恶毒的性格已经向善良转化,“妖气”已有彻底的改变,但一提起是蛇精仍然令人生畏。许仙便是被白蛇本象吓死。在中国故事中白蛇女虽然变化为绝色佳人,却改变不了其妖怪的本性。
越南白蛇故事与越南知名历史人物阮廌相关。阮廌曾辅佐黎太祖得天下,名噪一时,最后却遭诬陷被诛三族。在越南各类传说中大都认为阮廌遭灭门的原因是蛇神报应。阮廌受蛇神冤报事迹在17~18世纪后黎朝众多的文人笔记如《老窗粗录》《南史私记》中《黎纪-太祖高皇帝》等书中亦有广泛记载。如《济文侯》中云:阮廌微时,在本社教学。学舍前有皂角大树,株中空朽。阮让门人来早削伐,以广学舍。是夜梦神女告,乞公许留产育,六七日后始伐。次人晨公尚寐,门人依命剪伐,见树内有三卵,触刀打破一卵,存二卵携入呈,复打破一卵,视之似蛇样。一卵留置七日,果生蛇子,日益奇异,放之。公夜观书,见一血点自屋脊滴下书纸,浸透三张,叹曰:“彼怨我三世矣。”其后阮公遇陆氏,悦而娶之,“十余年始觉脐中有鳞,知其龙物,疎之。及太宗继统,公已归休。帝屡幸第,见路意悦,密召入侍,暴崩。廷臣密召公处,拟加族诛。次及氏路,他乞就江一濯,即化为白蛇,入水而逝。始知公为蛇报之冤。”①[越]佚名:《南天珍异集》,《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07页。阮廌悦白蛇女并相处“十余年”,身体上却无受“妖毒”出现任何不适症状。
虽然越南白蛇女报怨与中国白蛇女报恩在佛家因果报应关系上有相似联系,但人物形象却有明显的差异性。越南白蛇女在起初即以“神女”身份示于众人,这与中国小说中的“妖孽”自不可同日而语。
(三)人化为蛇——褒乎?贬乎?
在汉文化圈中有较为深厚的精怪文化传统,在精怪故事里,异物与人常可相互变幻。在中越蛇故事中蛇变幻为人较为常见,然也不乏人变为蛇的现象。但对于“人化为蛇”的现象,中越蛇故事中对所幻化的人却有不同的态度。中国有许多人化蛇故事,如唐末王仁裕《玉堂闲话》“张氏”条:杜判官妻张氏寿过六旬而祖殁,后觉其秘器摇动,以为其还魂,剖而视之,见化作大蛇。《潇湘录》“王真妻”条中赵氏化一蛇,随少年所化之蛇奔突俱去,入华山。在中国“人化蛇”的故事中,人化为蛇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本身品性的丑陋,在死后化为异物。因而“人化蛇”故事中对所化之人常是贬义,如“兴元静明寺尼曰王三姑,亦于棺中化为大蛇。其杜妻,即晚年不敬其夫,老病视听步履,皆不任持,张氏顾之若犬彘,冻馁而卒。人以为化蛇其应也。”王真妻赵氏化为蛇也是因为私情被发现。《齐东野语》中“侯鲭录”条记载了张坦因“暴酷嗜利”化身为巨蛇。《太平广记》卷四五九“卫中丞姊”条载御史中丞卫公之姊“为性刚戾毒恶,婢仆鞭笞多死”,后得热病几日后化为大蛇。从中可见,中国人化蛇故事中常是贬斥化蛇之人的品性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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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对急性轻度脑梗死患者实施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治疗具有显著的临床效果,用药后可有效改善患者神经功能,患者预后更好。
通过中越蛇故事中人蛇转化中,蛇君、蛇女、人异化所体现出中越两国对在蛇信仰中对蛇的不同认知。蛇性多淫、白蛇等多种意象的差异性中可见越蛇信仰中同源后的分流。中越两国蛇信仰中的这些相异性,表现在中国蛇、龙信仰中,蛇的神性逐渐被龙所取代,而越南蛇信仰中的龙始终与蛇相伴相存,蛇仍被视为神明,居有神位。相较于中国龙蛇信仰中的变化,虽然越南蛇信仰在正统文化中也有龙蛇信仰变迁,尤其是至后黎时期尤其至阮朝,在官方正统文化中蛇有时也受到贬称,如郑平安王立皇太子黎维祺即皇帝位,改元为永祚元年,有时诗讥之“堪叹黎皇运蹇耶,神龙失势被妖蛇。”①[越]阮榜中:《越南开国志传》,《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4页。但却无法抹去越南浓厚的崇蛇信仰。
四、中越蛇信仰同源异流之因
越南自汉至宋经历长达近千年郡县时期都处于中国文化的语境之中,加之两国民族上的同源性及民众之间的迁徙,这些都形成中越龙蛇信仰的相似特征。因而越南蛇信仰中的故事模式总是与中国蛇信仰的情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原文化的正统地位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处于中国南部的百越文化逐渐被边缘化。越南由于偏远一隅,在宋朝时期丁部领乘中国积贫积弱之际开始走向独立自制,中国文化尤其是其中的中原文化的影响开始趋弱。越南统治者开始有意识的鼓励越南地域、民族文化的繁荣,但越南汉文化中始终带着中国文化的印记。
民族同源是中越蛇信仰同源性的主要原因。越南成书于李、陈时期的《岭南摭怪列传》一书中收录《鸿厖氏传》记其民族起源于“百卵为百男”传说,从中可以看出越南民族源头为“百越”。越南民族作为百越文化的一支,与中国越民族有着共同的断发纹身、黑齿等民情风俗。《鸿厖氏传》中所记越南民族来源神话中貉龙君与妪姬所生的百男中,一半归入水府,一半居陆地。因而当民众渔于水中常为蛟龙所害时,“以墨刺画其身,为龙君之形、水怪之状,自是民免蛟伤之灾。”②[越]陈世法撰:《岭南摭怪列传》(甲本),《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8页。《白雉传》载周成王时雄王命其臣称越裳氏献白雉,周公问使臣短发文身的原委,越使答道:“短发以便山林之入,文身以为龙君之形,游泳于河,蛟龙不犯。”③[越]陈世法撰:《岭南摭怪列传》(甲本),《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3页。《史记》中载瓯越之民“前发纹身,错臂左衽”,越王勾践封于会稽“文身断发,披草莽而邑焉。”《淮南子·原道训》亦记:“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象鳞虫。”高诱注云:“文身,刻画其体,内墨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害也,故曰以像鳞虫也。”从史籍中可知蛇信仰是越民族最主要的信仰方式,因而许慎在《说文解字》说:“闽,东南越,蛇种”。可见,越南的蛇信仰直承中国百越文化信仰,民族同源是其最主要的因素。
民众迁徙是中越蛇信仰形成同源性的重要原因。越南境内分布的少数民族众多,其中有九个民族与中国境内属同一民族。越南第二大少数民族泰族系从中国云南迁来,与中国傣族同源且有着相近的民族特征。蛇图腾是傣族多样图腾文化之一,表现在傣族民间众多的蛇、龙图腾传说,以及蛇纹文身形态上。根据傣文历史记载,傣族部族神为人身蛇尾,“傣族的祖先是龙,世世代代都是龙变的。经书上说爱在河边水边生活的人是龙,为了不忘记老祖宗是龙,总是要把两条腿纹成龙壳(龙壳即鱼鳞状纹),镶金牙是龙齿”(李子泉,1987)。越南苗族系从中国的云南、广西迁来,时间距今仅二三百年。汉晋以后,中原大地上的战乱纷争,常引起华南地区的“大移民”事件。中国傣、越移民也将自己的蛇神信仰带到越南当地,与当地民族融合。
中越蛇信仰中的差异性既有双方地理环境上的因素,也有越南民族崇拜中自认龙子蛇孙的原因。越南雄王信仰非常广泛,据徐方宇在《雄王信仰研究》中称越南文化通讯部所统计的与雄王相关的庙宇亭祠达一千四百多处。台湾越南资料收藏家许璨煌曾收藏一幅越南民俗图中,雄王即是蛇形象。
一方面南北气候环境造成对蛇态度的差异。南北方人对待蛇的态度有差异。因南方多蛇,南方以神灵供奉;北方蛇少,人们较怕蛇,见蛇或避开或打杀。如河南民间俗语“见蛇三分灾”,北方民间又有俗语“蛇不打死害众人,虎不打死当祸根”。《夷坚志》“广府大蛇”条载中国南方多蛇:“南海地多蛇,而广府治尤甚”。越南地域常有大蛇出没,甚至于一些知名的地名都与大蛇相关,如越南现首都河内原称“昇龙”,在《昇龙城》中记述该城城市名称的变化:交州之始,有蛟龙蟠旋其中,故名“龙编城”。后至李太祖自华闾洞都大罗,舟泊江津,有飞龙见,因号“昇龙城”。然在《京城门》中载“京城四门,李太祖时所筑。近岁毁大兴外阙,才及其半,一蛇大如椽,黑质白章,掀砖石出,缘街坊屋脊,飘忽而去。获其三子,皆毙之。”①[越]范廷琥、阮案:《桑沧偶录》,《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3页。其后,中原文化中的蛇信仰又逐渐向龙信仰转化,龙的地位上升,蛇的地位下降,逐渐被妖魔化。“在汉魏六朝至隋唐时期,随着人们对蛇了解的越来越多,加之佛教中龙王信仰的传入,两者的区别越来越明显。龙蛇信仰就渐渐分离开来(杨青,1993)。”而越南民族中蛇神信仰却一直与龙的地位相等,虽也有一些蛇妖故事,但蛇为龙子的地位依然不变,为王则为龙。如《伞山灵神传》所载阮松在麻舍所救黑蛇“见黑蛇腾空上去,江中分开水路,回在洞庭,乃知其为龙子也”。从中可知,南北地理环境是龙蛇分流中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民族崇拜令蛇神信仰在越南更为广泛。越南地域临海,人们常会入水渔业,为了能“无相害”,越南民间信仰中对水神尤其信奉,“百神之中,惟水神最为灵异”②[越]李济川:《越甸幽灵集全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除上文所提灵郎神在民间有广泛之处,其它的水神也多为蛇形象。如谅山奇穷神是“南海水精灵蛇之伟气”;冯渊龙神为“冯渊伟气水族之蛇精”;蛇常在神祠前出没,或为该方保护神,或为地方神祇的下属神。在《回天忠烈威武助顺王》中记载:每月望常有蛇黄冠者,自江渊盘伏于祠中,村人尊为盟主福神。《幔川社庙神事迹》中载爱州雷阳人阮明因功业娶雄王朝睿王三女玉娘公主。公年来回乡,公主往小川沐浴,入水不返。七日后立于水上,自称为“水宫仙主”。公亦川处洗浴,虹光一带,唯留衣冠。民众上奏立祠事奉。黎中尉将兵平莫,行过庙前,有一大蛇当道,前军不敢行,中尉知是灵祠,立即亲往侯拜。将兵讨贼,所向风靡,卒成大功。“江有祠,祠有蛇,意者必是水神出世。”③[越]李济川:《越甸幽灵集全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1页。《霪潭穆公录》中记载:穆慎没后颇有灵应,帝命工司构建祠堂,塑起神像以奉之。祠之左侧,有一古枫树,约大百围,高千尺,根蒂屈如龙蛇形状。中穿成窖,深圆径大,里有锦文白蟒雌雄一双,长可三寻,巨可四寸。每朔塑蟠伏祠下,头目仰上,如朝拜之状,夜则回窑,至今犹为福神。《天幕都尉录》中李都尉死后受祠奉“每月朔日,常有修蛇短蟒,自江洲起,就于祠前庭下仰卧向内,如朝伏之状。”④[越]李济川:《新订较评越甸幽灵集》,《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84页。《幔川社庙神事迹》中载:黎中尉将兵平莫,行过庙前,有一大蛇当道,前军不敢行,中尉知是灵祠,立即亲往侯拜。将兵讨贼,所向风靡,卒成大功。中国笔记小说中也有关于蛇在神殿的故事记载,但多出现在宋朝之前的文献中。如《搜神记》中有《德阳殿上大蛇》《武昌大蛇入神祠》《临淄大蛇》等。宋以后的蛇故事记载中,龙蛇出现分流,龙居神位而蛇被边缘化,且逐渐妖魔化。
中越蛇信仰中所表现出同源性是长期以来两国民族、文化等各方面的融合,而两者的差异则又体现出中越地域、民族文化的异质性。
中越蛇信仰是一个庞大的概念,涉及文化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非一文能尽述。从越南蛇信仰与中国福建、会稽之地具有共同性可见越南风俗信仰与中国越文化一脉相承。越南蛇信仰与中国正统文化中的蛇与龙渐行渐远不同,越南蛇崇拜中蛇依然与龙相伴相随居于神位。越南文人在蛇故事的情节、人物设置等方面,直承中国古代小说佚闻的书写方式。而在具体民族信仰上,越南虽借鉴于中原文化却保留了越文化中独特的地域特征。“‘南蛮蛇种’本身就是华夏人文视野中的‘他文化’话语,因此‘南蛮蛇’不可能是‘中华龙’”(吴春明,王樱,2010)。《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男子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山”。通过中、越蛇信仰中的同质性表现出越南民情风俗与百越文化的相承性,两者的分流则是越南汉文学中越文化与中原正统文化的差异。虽然百越文化与华夏文化的碰撞中逐渐被华夏文化融合而消失原本的特质,但在越南汉文化圈中却能更多地找到越文化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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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Homology and Heterogeneity of Snake Belief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YAN Yan
(Foshan University,Foshan528000,China)
Abstract:The snake belief in China and Vietnam has a long history.And in both countries,there remain a large number of snake legends and stories sharing similar characters and plot types,showing the same image of creation,blessings,punishment and so on,which proves that the beliefs of snake gods in the two countries are of the same origin and inheritance.However,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In Chinese orthodox culture,the belief of snake gods has been gradually marginalized by the belief of dragon,and the image of snake has even been demonized.While in Vietnam,the belief of snake has always coexisted with the that of dragon,and snake still occupies the position of god.The homology of Chinese and Vietnamese snake beliefs reflects their cultural and ethnic homology,while the differences show the heterogeneous diversion of Vietnamese culture and Chinese orthodox culture,as well as the regional cultures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Key Words:snake beliefs in Vietnam and China,snake legends and stories;homology;heterogeneity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179(2019)05-0084-09
*收稿日期2019-01-20
基金项目:广西高等学校高水平创新团队及卓越学者计划资助项目“传统·地方·国际交融的岭南与东盟文学交流互动研究”(项目编号:桂教人[2014]49号)。
[责任编辑 黄世杰][专业编辑 何 明][责任校对 袁诗筌]
[作者简介]严 艳(1980~ ),女,安徽滁州人,文学博士,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特聘青年研究员,研究方向:明清文学与域外汉文学研究。广东佛山,邮编:528000。邮箱:yanyanwendy@126.com.
标签:越南论文; 上海古籍出版社论文; 中国论文; 中越论文; 故事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神话与原始宗教论文; 原始宗教论文;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广西高等学校高水平创新团队及卓越学者计划资助项目“传统·地方·国际交融的岭南与东盟文学交流互动研究”(项目编号:桂教人[2014]49号)论文;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