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龙的发展历程，与中华民族多元融合的历史进程同步，而且还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龙本是农业文明的产物，随着农业生产方式从中原向四周的辐射，遂成为中华大地共同信仰的水神。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龙成为至高无上的神灵，被视为神话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化身，以三皇五帝为人文先祖的中华儿女，共同以龙的传人自居。节日文化中的龙仪式，最能展现龙的精神与活力，在各民族普遍流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最鲜活的见证。龙作为一种由鱼、蛇、鳄、牛、马、猪、羊、鸟等动物和云雾、雷电、虹霓等自然天象的局部特征模糊集合为一体而产生的神物，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也会发生变形、置换，但其基本含义与原型特征始终以文化基因的形式不断传承，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的构成特征。
关键词：龙；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龙的发展历程，与中华民族多元融合的历史进程同步。龙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层面，都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龙是原始农业社会的产物，最初是作为掌管农业生产需要的适时适量雨水的水神而被创造出来的。随着农业生产方式从中原向四周辐射，龙遂成为中华大地人们共同信仰的水神。以龙信仰为标志的农业生产习俗，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古老的文化之根。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龙成为至高无上的神灵，并被视为神话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化身，以三皇五帝为人文始祖的中华儿女，共同以龙的传人自居。随着龙文化向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渗透，衣食住行、岁时节令、婚丧礼仪、工艺美术等都融入了龙文化的因子。特别是节日文化中的龙仪式，最能展现龙的精神与活力，在各民族中普遍流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最鲜活的见证。古代有“龙生九子，种种不同”的说法，龙作为一种由鱼、蛇、鳄、牛、马、猪、羊、鸟等动物和云雾、雷电、虹霓等自然天象的局部特征模糊集合为一体的神物，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也会发生变形、置换，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基本含义与原型特征始终以文化基因的形式不断传承，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的构成特征。
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在村镇规划建设方面的步伐不断推进，在提升村镇建设质量的同时，也为其规划建设管理工作带来了相应的挑战，而面对这种发展形势，需要相关部门做好实际调查、统筹规划等工作，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落实各项操作，确保村镇规划建设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并且要从长远利益出发，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稳步推进，因此，需要针对农村规划建设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动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
一、行云布雨理水的龙——共同体古老的文化之根
在中原地区，自炎帝神农时代开始进入农业社会，炎帝神农是农业生产的创始者。《古今图书集成》《皇极典》卷七《帝王部》引《史记补·三皇本纪》：“炎帝神农氏……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炎德王，故曰炎帝。以炎名官，始教耕，故号神农氏。”《册府元龟》卷一《帝王部》也载：“炎帝神农氏……生帝以炎承木，故为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中国最早的农业生产发端于中原，农业生产的丰歉，对于原始农业而言，完全取决于雨水的适量与否。雨水对于农业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导致人们产生了操纵雨水神灵的幻想，从而创造出了掌管雨水的龙神，向龙祈雨成为农业生产最重要的习俗。由于族群的迁徙，人员的流动，中原农耕生产方式向四周辐射式传播，向龙祈雨习俗也随之传播，行云布雨的龙神遂成为中华大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们共同信仰的对象。在龙信仰的旗帜下，一个庞大的族群共同体逐渐形成。
向龙祈雨的习俗仪式中，模拟龙的形象是最常见的祈雨方式，因为人们认为龙的出现会带来雨水。《山海经·大荒东经》：“应龙处南极，杀蚩尤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1］271又《山海经·大荒北经》：“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1］318较早的以龙祈雨是造土龙祈雨。《淮南子》载：“用土垒为龙，使二童舞之入山，如此数日，天降甘霖也。”［2］造土龙祈雨仪式至迟在殷商已出现。卜辞中有：“直庚，又（有）［雨］。其乍龙于凡田。”（《安明》1828）庚，可能指焚九王祈雨；乍龙，即作龙，造龙之意。裘锡圭先生认为：“‘作龙’卜辞与焚人求雨卜辞同见于一版，卜辞中并明言作龙的目的在为凡田求雨，可知所谓‘龙’就是求雨的土龙。《佚》219：‘十人又五□□龙田□，又（有）雨。’上引第二辞很可能就是占卜‘作龙于某田’之辞的残文。”［3］造土龙祈雨术在汉代大为盛行，还融汇了多种方法。汉人对造龙祈雨的道理也作出了解释，桓谭《新论》说：“刘歆致雨，具作土龙，吹律，及诸方术无不备设。谭问：‘求雨所以为土龙何也?’曰：‘龙见者，辄有风雨兴起，以迎送之，故缘其象类而为之。’”［4］以仿造的龙形来模拟龙的出现而祈雨，这是一种模拟巫术，此法一直延续到宋代。《文献通考·郊社十》说：“内出李邕求雨法，以甲乙日择东方地作坛，取土造青龙。长吏斋三日，诣龙所，汲流水，设香案、茗果、糍饵，率群官乡老日再至祝酹，不得用音乐、巫觋以致女弃。渎雨足，送龙水中。余四方皆如之，饰以方色，大凡日于及建坛取土之里数、器之大小、龙之广脩，皆取五行生成数焉。”［5］看来，宋代基本保留了充满阴阳五行色彩的汉代土龙祈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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蜥蜴祈雨，是以蜥蜴作为龙的替代物来祈雨的巫术。蜥蜴之所以能够替代龙，是因为古人视蜥蜴之类的爬行动物为龙的同类。《太平广记》卷四七七《蛇医》引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说：“王彦威镇汴之二年，夏旱。时表王傅李过汴，因宴。王以旱为虑，李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医四头，十石瓮二，每瓮实以水，浮二蛇医，覆以木盖，密泥之，分置于闹处。瓮前设席烧香，选小儿十岁以下十余，令执小青竹，昼夜更击其瓮，不得少辍。’”［6］蛇医，即蜥蜴。《方言》卷八说：“守宫……南楚谓之蛇医，或谓之蝾螈。”［7］让小儿轮流不停地击瓮，使瓮中蜥蜴不得安宁，不得降雨，这是一种要挟巫术。《全唐诗》卷八七四《歌》所记蜥蜴祈雨法，还配有咒语性质的歌谣。《蜥蜴求雨歌》序：“唐时求雨法，以土实巨瓮，作木蜥蜴；小童操青竹，衣青衣以舞，歌云云。”其歌为：“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雨若滂沱，放汝归去。”［8］蜥蜴祈雨法是造土龙祈雨法的变种。
唐代出现了画龙祈雨，也是造土龙祈雨的变形形式。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载：“唐开元中，关辅大旱，京师阙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祷于山泽间而无感应。上于龙池新创一殿，因召少府监冯绍正，令四壁各画一龙。绍正乃先于四壁画素龙，奇状蜿蜒，如欲振跃。绘事未半，若风云随笔而生。上及从官于壁下观之，鳞甲皆湿。设色未终，有白气若帘庑间出，入于池中，波涌涛汹，雷电随起。侍御数百人皆见。白龙自波际乘亡气而上，俄顷阴雨四布，风雨暴作。不终日，而甘露遍于畿内。”［9］所记画龙致雨，不可能是事实，只能理解为巧合加虚构的产物，却反映了唐代存在画龙祈雨的习俗。宋代也用画龙祈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了宋人用三国时期画师曹不兴所画龙图祈雨的故事：“吴赤乌中，不兴之青溪见赤龙出水上，写献孙皓，皓送秘府。至宋朝，陆探微见画叹其妙，因取不兴龙置水上，应时蓄水成雾，累日滂霈。”［10］到了清代，这一习俗仍有遗存，《帝京景物略》载：“凡岁时不雨，贴龙王神马于门，磁瓶插柳枝挂门之旁，小儿塑泥龙，张红旗，击金鼓……”［11］
舞龙祈雨至少在汉代已盛行。董仲舒《春秋繁露》载：“春旱求雨……以甲乙日为大苍龙一，长八丈，居中央；为小龙七，各长四丈，于东方……”“夏求雨……以丙丁日为大赤龙一，长七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六，各长三丈五尺，于南方……”“秋暴巫九王……以庚辛日为大白龙一，长九丈，居中央；为小龙八，各长四丈五尺，于西方……”“冬舞龙六日……以壬癸日为大黑龙一，长六丈，居中央；又为小龙五，各长三丈，于北方，皆北向……”［12］汉以降，舞龙逐渐由祈雨性质的祭祀向娱乐性活动方面演化。至宋代，出现了娱乐性的舞草龙活动。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说：“以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之状。”［13］15龙身内置有灯烛，通体透亮，因此，舞龙又可称为舞龙灯。舞龙灯多在春节期间举行，虽然为娱乐性的活动，但仍包含了人们在新的一年，对风调雨顺、五谷丰收的祈求。
朝鲜战争爆发后，缅甸政府提出请美国培训300名军官，以应对中国可能的入侵，但没得到美方的优先考虑。[32]随后，美国驻缅使馆多次向白宫汇报，否认中国入侵缅甸的可能性，[33]怀疑仰光在夸大中国的威胁，从而获得更多的英美军事援助。[34]
以龙祈雨的巫术仪式，发展到晚近，还出现了晒龙王、游龙王等要挟巫术仪式。一些地方遇天旱，人们便把龙王像放在阳光下暴晒，俗信认为龙王受不了烈日暴晒之苦，便会降雨，颇有上古暴巫祈雨的韵味。暴晒龙王之后，还要抬着龙王游街，游街之时，既有隆重的护送仪式，又有震耳欲聋的祈雨口号，大概是让龙王倾听一下受苦民众的呼声，早日降雨。《中华全国风俗志》记载了天津的求雨风俗：“天津农人遇天旱之时，有求雨之举。求雨者，有抬关壮缪之偶像出送，或抬龙王之偶像出送，前引以仪仗多件，锣鼓喧天聒耳，有如赛会一般……另有儿童等用长木板一条，塑泥龙于上，以蚌壳为龙鳞，粘其上，扛之向街中游行，口中喊曰：‘滑沥滑沥头咧，滑沥滑沥头咧。家家小孩来求雨咧。’或又喊之曰：‘老天爷，别下咧，滑沥滑沥下大咧。大雨下到开洼地，小雨下到菜畦里。’”［14］51
少数民族地区也广泛存在祭龙祈雨的风俗。在云南地区，雄楚彝族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属龙日为祈雨节，彝语称“门捏底”，其时正值干旱少雨季节，彝族村民在毕摩的带领下，选择寨子附近最高的一座山，到山顶向天龙祈雨；保山潞江坝等地的德昂族，在农历三月要择吉日祭龙，是日，村寨老少在佛爷带领下来到龙潭边祭龙，将画有龙的白纸放于水上漂浮，村民随之叩拜求龙王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宁蒗县普米族敬畏水潭，有祭祀水潭龙神习俗，认为水潭中有龙神，水潭中的龙神不仅主宰旱涝，而且主宰人们的疾病，祭祀分全寨公祭与家庭私祭两种［15］518。而“在苦聪大寨（拉枯族村），祭龙的第二天要举行集体性的撵山活动”，祭龙仪式中嵌入的狩猎活动，是拉祜族古老的狩猎生产方式的遗存，从中也可见拉祜族在接受农耕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接受了龙的仪式［16］。
可见，随着中原地区农耕生产方式不断向四周扩大传播范围，龙的祈雨仪式也不断波及中华大地上的东西南北，成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共同遵循的生产习俗，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原始基础。
二、人文始祖化身的龙——共同体始祖信仰
舜为颛顼后裔，为龙神。《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舜，姚姓也。其先出自颛顼。颛顼生穷蝉，穷蝉有子曰敬康，生勾芒。勾芒有子曰桥牛，桥牛生瞽瞍。妻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名重华，字都君。龙颜大口，黑色，身长六尺一寸，有圣德。”［24］舜母握登意感大虹而生舜，可见舜为龙神。帝舜以水神身份命大禹治水，丰功伟绩千古传颂。《淮南子·本经》：“舜之时，共工振滔鸿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涬溟，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决伊阙，导瀍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2］424舜帝时期龙神开始展现治水神功。
三皇之一的伏羲为雷神或虹神，两者均为龙神。《帝王世纪》载：“太昊帝庖牺氏，风氏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17］《三皇本纪》也载：“太暤包牺氏，风氏，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18］华胥感雷泽之巨人迹而生伏羲，这是说伏羲为雷神。《拾遗记》载：“春皇者，庖牺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州，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牺。”［19］伏羲母感虹而生伏羲，这是说伏羲为虹神。虹为龙的原型之一，犹言伏羲为龙神。
我国各民族龙的节日非常丰富。汉族的龙的节日主要有：二月二龙抬头节、端午龙舟竞渡节、五月二十日分龙日、六月六晒龙袍节等。这些节日不仅在汉族地区广为传播，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普遍传承，而且形成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端午节龙舟竞渡仪式在全国流传最为广泛，几乎有水的地方，端午节都要举行竞渡活动。龙舟竞渡本为振奋龙的精神，使其担负起行云布雨的职责，但其在各民族之间的传播，起到了促进民族认同的作用。
炎帝神农既为龙神，也为牛神，牛神为龙神原型。《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山之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17］《宋书·符瑞志》：“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山，生炎帝神农。”［20］《路史·后纪三》：“炎帝神农氏，姓伊耆，名轨，一曰石年，母安登感神于常羊，生神农于烈山之石室。”［21］《纲鉴·三皇纪》：“少典之君娶有蟜氏女，曰安登，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22］安登感龙而生炎帝，炎帝是为龙神之子。同时，炎帝神农为“人身牛首”，也为牛神，牛神为龙之原型之一，也可证明炎帝的龙神身份。
文鳐鱼。《山海经·西次三经》载：“观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是多文鳐鱼，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苍文而自首赤喙，常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其音如鸾鸡，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见则天下大穰。”［1］37文鳐鱼的出现能带来天下大穰，说明这种神兽与农业生产所需的风调雨顺有关，是掌管雨水的龙神。
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三皇五帝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其中的炎黄通常又作为三皇五帝的代表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中华儿女遂以炎黄子孙自居。而龙又是三皇五帝的统一的化身，所以中华儿女又自称为龙的传人。由此可见，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祖先信仰体系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考虑到角钢塔具有尖锐棱缘，试验模型放宽了雷诺数、弗劳德数的模拟，重点保证了几何、Strouhal数、Cauchy数、质量等参数的相似。表1给出了输电塔原型和模型的一些重要参数。
颛顼为龙神之子，即为龙神。《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云：“帝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母曰昌仆，亦谓之女枢。”［23］“正义”引《河图》：“瑶光如蜺贯月，正白，感女枢于幽房之宫，生颛顼，首戴干戈，有德文也。”［23］女枢所感瑶光，即为倪虹，为龙神原型。可见，颛顼为龙神之子。
蠃鱼。《山海经·西次四经》载：“水出焉，南流注入洋水，其中多黄贝；蠃鱼，鱼身而鸟翼，音如鸳鸯，见则其邑大水。”［1］54蠃鱼的出现会使天下大旱，说明这种鱼为水旱之龙神。
尧为帝喾之子，也为龙神之子。《太平御览》卷八十引《春秋合诚图》：“尧母庆都有名于世，盖天帝之女……梦食不饥。及年二十，寄伊长孺家，出观三河之首，常若有神随之者。有赤龙负图出，庆都读之，赤受天运，下有图，人衣赤光，面八彩，须鬓长七尺二寸，兑上丰下，足履翼翼。署曰赤帝起，诚天下宝。奄然阴风雨，赤龙与庆都合婚，有娠，龙消不见。既乳，视尧如图表。及尧有知，庆都以图予尧。”［24］尧母庆都为帝喾的第三个妃子，出游观三河，遇赤龙而感孕生尧，这说明尧为龙神。
农业生产与雨水的密切关系，导致了掌管雨水的水神的产生。最初的水神是各种与雨水有关联的事物，主要是各种动物：或为水生动物，或与降雨相关的动物，如鱼、蛇、河马、水牛、猪、鳄、蜥蜴等；也有以气候现象为水神的：如云、虹、风、雨、雷、电等；还有其他人们想象的与雨水相关的事物，如青蛙、飞鸟、树木等。随着水神崇拜的发展，再加上祭祀水神仪式的需要，多种动物水神开始相互组合，这样就产生了幻想中的水神——龙。龙是掌管雨水与水域的集众水神之力为一体的幻想中的神灵，其力量在人们的心目中远远超出了其他所有水神。随着农耕生产的发展，龙的地位越来越高，以至于终成农业社会的至上神。龙的崇高地位，促成了其与远古帝王的联姻，龙于是成为远古帝王的化身，三皇五帝便具有了龙的身份。
黄帝既为雷神，也为龙神。《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载：“母曰附宝，之祁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生日角龙颜，有景云之瑞，以土德王，故曰黄帝。封泰山，禅亭亭。亭亭在牟阴。”［23］附宝感雷电而生黄帝，此言黄帝为雷神；黄帝“日角龙颜”，则又说黄帝为龙神。
三、节日仪式中的龙——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符号
在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与交融的过程中，龙作为农业生产方式的符号、帝王的化身，逐渐渗透进了各族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五花八门的龙的节日。各民族龙的节日，既有不同民族的特色，又有内在的统一性，即龙的始祖身份、龙的行云布雨神性等。龙节日的共享性，促进了各民族儿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诚如高丙中所说：“现代国家的节假日体系是反映一个国家根本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精神状态的文化指标。国家对节假日的制度安排应该考虑如何充分利用节假日作为社会文化再生产的机制，以便通过民族文化的生活传习来增强民族认同。”［25］
（4）增量成本‐效果（ΔC/ΔE），当治疗方案疗效好且成本高时，这时可考虑每增加一个效果单位所需花费的成本，是一个治疗方案相对另一方案对比而得，根据公式“（A成本-B成本）/（A有效率-B有效率）”计算。
居住在贵州清水江流域的苗族，称端午节为龙船节。当地苗族每年要举行两次龙舟竞渡，其中一次是在五月五日，在这一天要划龙舟，当地苗族划龙舟与农事活动密切相关。当天正是人们忙着插秧的时候，参加赛事的龙船往往只有十来条。此时举行龙舟竞赛，在竞技娱乐的同时，还带有驱旱祈雨、庆祝插秧成功、预祝五谷丰登的意义。贵州报京二月二为侗族接龙的日子，人们认为犀牛是龙的象征，能保佑人间风调雨顺、人畜两旺。在接龙这一天，全寨人要由丰收的方向进寨，芦笙队簇拥着一条小牯牛，进入寨子后，杀掉小牯牛，把肉平均分给每一户，名曰吃龙肉。其时，寨子里的人要互请喝酒吃龙肉，然后唱“龙王归位”酒歌。最后将一双牛角埋在犀牛潭底下，表示所接之龙归位了。湘西苗族从农历三月谷雨始，即开始过看龙节。头次逢辰日为“看头龙”；过十二天又逢辰日，为“看二龙”；如此继续，直到“看三龙”。每逢看龙日，人们都要休息一天，积极参加看龙活动，即观看舞龙。鄂西土家族有晒龙袍节，时间为农历六月初六，相传为土司覃垕遇难血染龙袍之时。是日，家家户户翻箱倒柜，将所有的衣物拿出来暴晒。又到摆手堂祭祀土王菩萨，蒸饭、杀牛，取牛的肉、舌、肠、心等十物各一份，称十全，用作祭品，随后村民齐聚开怀畅饮。云南河口大瑶山地区的瑶族既有龙母上天节，又有龙公上天节。前者为农历七月十二日，是日，当地瑶族村民祭龙，并送龙升天。后者为农历八月二十日，是日，瑶族村民祭龙，并送龙公升天。云南独龙族有龙节，他们把一年分为十二个节令，即十二种龙，并据此安排农事和其他生产劳动。如第一个节令，称得则卡龙，意为无农活可做，山上有雪，男子打猎，女子织布。第二个节令为阿蒙龙，意为草开始生芽，山上有雪，开始种小麦、小米、青稞。第三个节令为阿暴龙，意为地上有草，砍火山地，种洋芋。凡此种种，不赘述。
各民族龙的节日异彩纷呈，却又具有共同的龙文化符号，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的文化构成，既显示出中华各民族鲜明的特色，又表现出高度一致的共性，有鉴于此，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坚实基础。
四、龙的分布地图——共同体的地理范围
龙是中华民族统一的符号，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民族都烙上了龙的标志。《山海经》中，龙的形象就已经遍布东西南北中。当然，将《山海经》模棱两可的描述与具体的地理位置相对应，难以令人置信，但是也不能完全否定，诚如叶舒宪所说：“由于《山海经》所体现的是古人的神话地理或神话政治地理，其文化功能在于权力叙事和国家版图与物产的掌控确认，它既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地理描述，也不是纯粹主观幻想的创作产物，而是依托现实地理山河物产的实际情况加以整合再造的体系。”［26］可以说，《山海经》描述的地域模糊反映了华夏及周边早期地域范围，而正是在这一广大的地域范围内，均有龙的分布，说明早在《山海经》成书的时代，龙已成为连接广袤大地的精神纽带。
出险理赔阶段，在台风等恶劣自然灾害来临前，承包商还应做好相关防台工作，这即是履行保险合同义务，也是防止损失的最好途径，毕竟没有损失才是最好的理赔。防台加固后应拍照留底，以便出险后能够前后对照及时说明损失情况。出险后，被保险人应及时保护损失现场，并收集相关损失工程量及单价证明资料，提供的资料越详细，越有助于保险公估的核损，缩短理赔时间，使得承包商资金能够得到及时的补偿。
《山海经》所涉及地域多有动物组成的龙，有两种、三种及多种动物的组合，但以两种动物的组合居多，说明《山海经》中的龙多半还处于原始状态，因为龙是多种动物的组合体，组合的动物越多，越是趋于成熟，这也间接透露出龙的广泛分布年代甚早。
如两种动物组合成的龙：
城市和乡村是共同构成国家这个整体的基本单位，城市的发展依靠农民提供基本食物来源，农村经济又从城市发展中获得经验。城市经济发展或农村经济发展都不应以任何代价为前提，根据土地占用纠纷中出现的问题，国家应完善管理政策，对公益性用地与私人经济用地进行明确区别。
帝喾为黄帝曾孙，其神迹记载极少，零星的记载也表明了其龙神的身份。《太平御览》引《大戴礼》：“春夏乘龙，秋冬乘马，黄斧黻衣，执中而获天下。”［24］帝喾骑着龙与马出游，说明他为龙神或马神，马神也为水神。《太平御览》引《史记》：“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服从。”［24］日月风雨都由帝喾调配，说明帝喾为掌管水旱之神。其坐骑为马为龙，可见其龙的身份。
马首鱼。郦道元《水经注·温水》载：“有鲜鱼，色黑，身五丈，头如马首，伺人入水，便来为害。”马首鱼，实际上就是马首鱼身的龙。
龙马。陈仁锡《潜确类书》卷一一一引用《瑞应图》：“龙马者，神马也，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长颈，胳上有翼，旁有垂毛，鸣声九音，有明王则见。”马与鸟的组合，马装上鸟的翅膀，便有了飞天的神性，而且被称为龙马，龙马即为龙。凡此种种数不胜数。
《山海经》所属地理范围内不仅遍布龙神，而且几组山脉之神均被说成是龙神。《南山经》：“凡南次三山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龙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稰用稌。”［1］15南山系列山神皆“龙身而人面”，均为龙神。《西山经》：“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其上多丹木，其叶如楮，其实大如瓜，赤符而黑理，食之已瘅，可以御火。其阳多龟，其阴多玉。苕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砥励。有兽焉，其状马身而鸟翼，入面蛇尾，是好举人，名曰孰湖。有鸟焉，其状如鸮而人面，蜼身犬尾，其名自号也，见则其邑大旱。”［1］55此山神“其状马身而鸟翼，入面蛇尾”，也为龙神。此山为末尾之山，其神可谓西山系列山神之代表。
四海海神也被说成是龙神，说明龙已经遍布海内外，在中国的传播已经非常广泛。除《山海经》外，其他典籍有关龙的记载，也表明了龙的广泛分布。
尽管现代社会人们的责任要求也有一定的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是基于社会角色的不同，而非基于社会等级秩序中先天的和相对固化的伦理身份或政治身份，该差异的背后蕴含着现代社会权利和责任的对等，身份角色的平等、开放与可变动性。即使家庭中血缘亲情的天然伦理关系是恒常的现实，但现代社会家庭成员之间也从尊卑上下的关系转变为平等互爱的关系、从单向性责任转换为相互性责任。现代家庭和社会构建了新型的人际伦理关系，儒家的孝悌、仁爱等蕴含着差等秩序的概念都需经过内涵上的重新诠释和创新转换才能进入现代社会的道德话语系统。
吴越之地有古越人，以龙为图腾，并具有独特的断发文身习俗。《庄子·逍遥游》中有云：“越人断发文身。”［27］《左传·哀公七年》：“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祼以为饰，岂礼也哉。”［28］《淮南子·原道训》：“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人民断发文身，以象麟虫。”［2］《史记·赵世家》记越人文身之法“刻其肌，以青丹涅之”，断发，就是不梳冠，将头发剪短或剪掉，文身是在身上刻下图案，然后用矿物、植物的颜料填充图案。断发文身习俗向来有多种解释，如美饰说、巫术说、成年礼仪说、图腾说等。综合多种说法进行分析，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具有多种功能的习俗，其中的龙舟竞渡与图腾崇拜功能有关。东汉末期应劭还认为，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这说明在身上纹龙的图案是古代越人“习水”而避蛟龙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龙崇拜形式。当然，如果借助舟楫涉水，便出现了将小舟装扮成龙的模样，来表达对龙的崇拜的行为。鄞州云龙镇石秃山曾出土过一个战国时期的“羽人竞渡”斧形铜钺，器物上刻双龙，下刻龙舟，四人一排，双手持桨，奋力划动，这是关于越人龙崇拜仪式划龙舟的具体描绘。在岭南地区出土的铜鼓上，也发现了一些头戴羽冠的人划龙舟的图案，有可能也是古代越族龙舟竞渡习俗的记录，如石寨山型铜鼓上的图案就很有代表性。铜鼓上有划船图案，船首为鸟首形，船尾成鸟尾状，船身窄长，船头、船尾高翘。船上人物头戴羽冠，腰系吊幅，身体裸露，有执羽杖指挥、有划桨、有掌梢、有舞蹈，一般都各有固定的位置和行动的程式。他们前后坐成一行，动作协调一致，并具有强烈的节奏感。船下有鱼，表示船行水中。不少学者认为，铜鼓上的船纹是龙舟竞渡习俗的一种反映。竞渡之俗，在我国长江以南各民族中甚为流行。岭南的百越，远在原始社会就居住在有水地区，善于使舟，赛龙舟是他们水上生活的演习。写实船纹的铜鼓多为汉代遗物，百越龙舟竞渡也是端午重要仪式的源头之一。
西南地区又有关于龙的神话，称之为“九隆神话”。最早记载这个神话的史书是东晋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妇人，名曰沙壶（可能是壹之讹），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鱼自给。忽于水中触有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沈木化为龙出，谓沙壶曰：‘若为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惊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龙坐，龙就而舐之。沙壶与言语，以龙以陪坐，因名曰元隆，犹汉言陪坐也。沙壶将元隆居龙山下。（隆）长大，才武。后九兄曰:‘元隆能与龙言，而黠有智，天所贵也。’共推以为王。”［29］424《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也记载了这个神话［30］2848。明代杨鼐《南诏通纪》还有关于哀牢国神话的记载［31］337，这一神话反复见于典籍记载，说明龙的神话在西南地区盛传不衰，龙的影响历久不衰。
标准化降水指数是用以表征某时段降水量出现概率多少的指标，该指标适用于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尺度干旱的监测与评估。由于降水量的分布不是正态分布，而是一种偏态分布，因此采用Γ分布概率来描述降水量的变化，标准化降水指数是在计算出某时段内降水量的Γ分布概率后，再进行正态标准化处理，最终用标准化降水累积频率分布来划分干旱等级。SPI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干旱指数，其自身具有多时间尺度的优势，3个月时间尺度的SPI可以用于监测短时期内水分变化，与农牧业生产密切相关，其具体步骤参计算公式见文献[19]。
龙还以传说的形式广泛传播。在北方是以龙子为中心的故事，到南方则变为以龙母为中心的故事。东北地区、河北与山东两省流传着秃尾巴老李的传说，康熙朝《文登县志》载：“县南柘阳山有龙母庙。相传山下郭姓妻汲水河崖，感而有娠，三年不产。忽一夜雷雨大作，电光绕室，孕虽娩，无儿胞之形。后，每夜有物就乳，状如巨蛇攀梁上，有鳞角，怪之，以告郭。郭候其复来，飞刃击之，腾跃而去，似中其尾。后，其妻死，葬山下。一日，云雾四塞。乡人遥望，一龙旋绕山顶。及晴，见冢移山上，墓土高数尺，人以为神龙迁葬云。后，秃尾龙见，年即丰。每见云雾毕集，土人习而知之。因构祠祀之。后，柘阳寺僧取龙母墓石，风雨大作，雹随之，其大如斗，寺中尽黑气，咫尺不见。周围里许，二麦尽伤，独龙母庙内，花木皆无殃焉。”
四川的龙母传说突出表现母子情深以及龙子报恩尽孝之美德，讲述了相依为命的母子两人，因财主抢夺儿子在山上发现的宝珠，宝珠误入儿子口中而化身为龙。这个故事流传到岭南地区包括广东广西，则变为以龙母为中心的故事，即龙母传说。龙母是一位奇特的女子，其父系广西藤县人氏，姓温，名天瑞；母亲系广东德庆县悦城人氏，姓梁。龙母能预知人间祸福，精通各种医术，经常救死扶伤，成为岭南一带人们信仰的女神。传说龙母拾卵豢龙而成名，一日，温氏到江边洗衣服，突然发现水中闪闪发光，细看有一颗像“斗”那么大的巨蛋，非常喜欢，将其抱回家收藏。经七月又二十七天，蛋裂，从中窜出五条活蹦乱跳蛇状蜥蜴，性喜水。温氏如母育儿一样精心喂养，蜥蜴长大后成为五条小龙。小龙为报答养育之恩，常常衔鱼孝敬温妇，并合力帮助温妇与水灾、旱灾、虫灾、兵灾抗争。温妇故事影响极大。西江流域的百姓及远涉东南亚一带的华人，世世代代崇拜龙母，不断建造龙母庙，年年祭祀龙母，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岭南龙母故事，既有表彰龙子感恩孝敬龙母的内容，更有赞美龙母丰功伟绩，表达对龙母崇拜之情的主题。龙母故事从北到南，由讲述龙子报恩的故事发展到表现女神崇拜的故事，表现了南北不同的地域环境与地域文化对世俗化的龙神略显不同的接受，体现了中国龙神世俗性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多元一体的特性。
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要打好基础，提高能力。口算是一切计算的基础，只有基本口算达到非常熟练的程度，才能使学生过好计算关,形成良好的计算能力。数学计算，就是得反复操练，举一反三，不能的练习才能很好的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通过对各种知识的灵活运用，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归纳理解能力，在以后更深入的学习中可以对计算方法进行适时的优化。
综上所述，龙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性符号，可谓当之无愧。因此，保护传承龙文化，是保护民族文化特色的需要，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山海经［M］.袁珂,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2］淮南子全译 上［M］.许匡一，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3］裘锡圭.说卜辞的焚巫九王与作土龙［M］//胡厚宣.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仲长统等.仲长统论桓子新论物理论金楼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7］扬雄.方言［M］.郭璞，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
［8］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2011.
［9］郑处诲.明皇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4.
［10］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
［11］刘侗，于弈正.帝京景物略［M］.孙小力，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2］董仲舒.春秋繁露［M］.周桂钿,译.北京：中华书局，2011.
［13］吴自牧.梦粱录［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4］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15］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编委会.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
［16］杨文安.祭龙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2001（6）：229-233.
［17］皇甫谧.帝王世纪辑存［M］.北京：中华书局，1964.
［18］司马贞.三皇本纪［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0244 册.
［19］王嘉.拾遗记［M］.萧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
［20］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1］罗泌.路史［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22］吴乘权.纲鉴易知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4］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5］高丙中.节日传承与假日制度中的国家角色［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5）：27-31.
［26］叶舒宪.河出昆仑神话地理发微［J］.民族艺术，2016（6）：23-34.
［27］庄子［M］.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28］李梦生.左传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9］常璩.华阳国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4.
［30］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1］杨成彪.楚雄历代诗文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
The Multidimensional Levels of the Dragon and the Formation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Xiang Baisong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ragon is contemporaneous with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have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dragon is the product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s mod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adiate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o surrounding areas, it gradually becomes the water deity of the common faith of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 and the country, the dragon turns into the paramount deity, and is regarded as the incarnation of the Three Sovereigns and Five Emperors in the myths and legends,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reat the Three Sovereigns and Five Emperors as humanity ancestors, and consider themselves as descendants of the dragon. The dragon rituals in the festival culture can best show the spirit and vitality of the dragon,and are popular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become the most vivid testimony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dragon is the deity which vaguely combines the local features of a fish, a snake, a crocodile, a cattle, a horse, a pig, a goat, a bird and other animals with the cloud and mist, the thunder and lightning, the rainbow and other natural phenomena, in different eras, regions and nationalities, it also undergoes deformation and replacement, but its basic meanings and prototype features always inherit in the form of cultural genes, reflecting the forming features of the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dragon；Chinese nation；community；pluralistic integration
中图分类号：K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19）03-0024-08
收稿日期：2019-0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神话活态传承形式与民族文化记忆研究”（15BZW18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向柏松，男，文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430074），主要从事神话与民间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申 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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