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委托—代理结构上探讨国企经理激励机制（论文文献综述）
王洋洋[1]（2020）在《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文中指出投资是上市公司最重要的财务决策之一。对投资决策的重要性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解释。在宏观层面,投资依然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其重要性目前还难以被替代;在微观层面,投资可以推动企业未来现金流持续增加,促进企业成长,帮助企业实现价值的稳步提升。因此,我国上市公司一直尝试通过投资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最近几年来,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不够乐观,甚至持续低迷,较多上市公司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并且很难获得银行贷款,但上市公司没有停止扩张的脚步。为了实现产业链规模的扩张,较多上市公司走上了多元化经营之路,甚至还有很多公司已经或者计划把业务拓展到全球范围。产业链规模的扩张以及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势必会影响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并且会明显地提高上市公司的投资总额。但是,这样大规模的投资都是有效的吗?是否都能为企业的发展与成长带来积极作用?现实情况不够理想,在上市公司的大规模投资中,很多都是低效或者无效的投资,这给企业带来了显着的负面影响。究其原因,从公司层面看,管理层为了实现企业的快速扩张,往往倾向于规模较大的投资项目,但是却忽视了对项目风险、未来现金流、投资回报期等重要问题的准确评估。然而,上市公司本身的管理水平和财务能力难以满足大规模投资项目的后期需求,也就使得上市公司面临着较大的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在公司中,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主要由高管作出决策,对于股东与高管之间存在的代理问题,一直是通过薪酬激励机制来解决。然而,在现实中,股东与高管之间的代理问题并未被薪酬契约有效解决,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仍较为严重便是一种典型表现。那么,上市公司应该如何对其高管的薪酬激励机制进行设计,方能有效地发挥其公司治理效应呢?对上述问题的解决,突破点或许仍在高管团队之中,但并不是高管团队的全部,而是其中的“关键少数”。在企业中,CEO和高管团队中担任其他关键岗位的部分高管（以下称为关键下属高管）构成“关键少数”,高管团队中的这一小群体对公司的战略决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且每一位关键下属高管都充当着决策者与执行者的双重角色。不同于一般高管,关键下属高管是可能成为继任CEO的具有较高竞争力的潜在候选人,他们的行为决策与其他一般高管理应有所差异。薪酬差距是薪酬激励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鲜有文献从CEO与关键下属高管的薪酬差距视角研究CEO和关键下属高管的行为决策。本文则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基于CEO和关键下属高管组成的关键高管之薪酬差距视角,探究针对“关键少数”的薪酬结构设计如何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整体而言,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对关键高管在薪酬差距激励下的行为进行分析,厘清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具体影响、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并构建理论原型。其次,以构建的理论原型为基础,结合我国的资本市场环境及制度背景,梳理出相关的研究命题,根据研究命题建立假设,收集研究样本,建立检验模型。最后,以2006年至2017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根据实证检验结果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本文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得到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结论。第一,关键高管薪酬差距能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即CEO与关键下属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能够激励关键高管作出并执行更有效的投资决策。具体而言,一方面,关键高管薪酬差距促使关键高管更加努力地工作;另一方面,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加强了关键高管之间的相互监督。因此,关键高管薪酬差距越大,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抑制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来实现,对投资不足的影响不明显。这是因为企业高管通常具有过度投资的冲动,特别是CEO,很可能通过“经理人帝国”的构建来夯实自身的地位。那么,关键下属高管自然会加强对过度投资的监督,进而提升投资效率。通过比较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和整个高管团队内部的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的影响,进一步证实了关键高管对企业投资决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不同条件下,关键高管薪酬差距之作用的发挥存在差异。当关键下属高管薪酬低于行业内关键下属高管平均薪酬时,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具有显着的提升作用。但是,当关键下属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内关键下属高管平均薪酬时,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市场竞争是外部治理机制,关键高管薪酬差距是内部激励机制。当这两种治理机制同时存在时,二者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也即,当外部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没有显着的影响。除此之外,我国上市公司关键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有待提高,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支持锦标赛理论。通过各稳健性测试,得到的研究结论与主测试基本一致。第二,基于CEO变更视角,考察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机制。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公司业绩越差,CEO发生变更的可能性越大,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CEO变更具有推动作用,但是作用不明显。然而,公司业绩与关键高管薪酬差距的交乘项与CEO变更显着负相关。也即是,当公司业绩较差时,在薪酬差距的激励下,关键下属高管对CEO的监督作用能够得到更有效地发挥,更可能促使业绩低劣的CEO被更换。进一步研究发现,关键下属高管对CEO的监督作用,不仅受其监督意愿的影响,还受其监督能力的影响。当关键下属高管中存在董事会成员时,关键下属高管在董事会层面就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在与CEO之间薪酬差距的激励下,关键下属高管既有动力又有能力去监督CEO,当CEO任职期间的经营业绩较差时,CEO被更换的概率就更大。然而,CEO也会为自己任职期间较差的经营业绩进行辩护,外部环境的影响则是CEO可能寻求的一个理由。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更换业绩低劣的CEO发挥的作用较弱就证实了这一点。此外,在公司中,董事会对CEO的纵向监督和关键下属高管对CEO的横向监督同时存在,这两种监督模式相辅相成。董事会对CEO有效的纵向监督可以促进关键下属高管对CEO之监督作用的发挥。通过各稳健性测试,得到的研究结论与主测试基本一致。第三,基于盈余管理视角,考察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机制。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关键高管薪酬差距,也即CEO与关键下属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能够激励关键下属高管对CEO和其他关键下属高管进行监督,抑制CEO和其他关键下属高管的盈余操纵行为,进而降低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和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和整个高管团队内部的薪酬差距对盈余管理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关键高管对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此外,高管团队内部的其他非关键高管对抑制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也有重要作用。外部监督和关键高管横向监督在降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上存在替代效应。具体地,当上市公司由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关键高管的横向监督在抑制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上发挥的作用不再显着;在真实盈余管理方面,关键高管横向监督与外部监督均有显着的抑制作用。内部控制通过强化对管理层权力的制衡,抑制管理层利用激进的会计处理方法谋求私利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关键高管薪酬差距正是通过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来提高财务报告的盈余信息质量。因此,内部控制质量是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影响盈余管理的主要路径。通过各稳健性测试,得到的研究结论与主测试基本一致。第四,基于公司价值视角,考察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影响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的经济后果。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关键高管的薪酬差距越大,激励效应和横向监督效应越强,CEO与关键下属高管均将更加努力地工作,最终促使公司价值的提升。投资是提升企业绩效的重要桥梁,投资效率与公司价值密切相关,关键高管薪酬差距通过提高投资效率进而提升公司价值。也即,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影响投资效率产生的一个重要经济后果就是提高了公司价值。进一步研究发现,关键高管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和监督效应发挥如何,需要考虑关键下属高管的年龄问题。当关键下属高管整体较为年轻时,与CEO之间的薪酬差距产生的激励效应和监督效应就更强,更有利于提高公司价值。此外,在CEO层面,关键高管薪酬差距产生激励效应和监督效应能否提高公司价值,还要考虑CEO的权力。如果CEO权力较大,则很可能抑制关键高管薪酬差距的治理作用,也即当CEO权力较大时,关键高管薪酬差距难以增加公司价值。通过各稳健性测试,得到的研究结论与主测试基本一致。综上所述,本文对关键高管在薪酬差距的激励下所表现的行为进行理论分析后,推导演绎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运用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的具体影响、作用机制以及产生的经济后果,以期在关键高管层面丰富高管团队理论,并拓展薪酬激励领域的研究。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CEO和整个高管团队通常是公司治理实践中的主体,而高管团队中的“关键少数”却容易被忽视,但是在这一高管团队核心圈之间能更好地实现相互监督和权力制衡。因此,本文考察高管团队中的“关键少数”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丰富了高管团队方面的文献,为公司治理实践寻找新的突破点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其二,本文从企业投资效率层面研究关键高管薪酬差距的治理效应,有助于推动薪酬激励理论的不断深入。薪酬差距何时能够产生激励,何时不能产生激励,在哪些情况下薪酬差距的激励作用会相对更好?根据本文的研究,针对关键高管设定的薪酬差距比针对整个高管团队设定的薪酬差距更能产生有效的激励作用;在具备良好的外部和内部监督机制以及关键下属高管晋升动力较强的情况下,关键高管薪酬差距的激励作用更为有效;但是,由CEO权力和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晋升阻力,很可能损害关键高管薪酬差距的激励效果。本文通过对关键高管之间薪酬差距的研究,为上市公司如何通过薪酬激励机制来有效提高公司内部治理水平指明了未来的改进方向。其三,上市公司的股东与高管之间可能存在利益冲突,从而引发代理问题,同时这也是导致公司投资决策发生扭曲的重要因素。本文考察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为解决企业因代理冲突导致的非效率投资问题提供新思路,以期能够促进我国上市公司的高质量发展。
李行[2]（2020）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与公司治理效果 ——基于云南白药的案例分析》文中认为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一直在稳妥推进。尽管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的很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例如大部分国有企业仍普遍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股权结构不合理、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制约了国有企业的发展,限制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进程。因此,通过在国企混改中注入民营资本的混改,会对企业的公司治理带来何种变化和影响,能否为国企注入活力、健全公司治理体系、提高国企经营效率等问题,都需要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中不断探索实践。基于目前的理论研究,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公司治理机制的改革成为了改革的核心;其中,如何权衡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混合比例又成为了国企混改方案设计的关键点。但目前的理论研究尚未对混改中非国有资本资本以何种比例进入这一问题做出回答,还需在混改的实践中摸索和总结。云南白药作为云南省国企混改的重点试点企业,创新的开创了“均衡股权”模式,且实施了“自上而下”的两阶段混改。基于此,本文选取云南白药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为案例,通过对云南白药混改背景及历程的梳理,对其混改后股权结构引起的公司治理变化简要分析,研究云南白药混改中“均衡股权”下的公司治理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通过对云南白药混改后公司治理的案例分析,本文得出了云南白药“均衡股权”思路下的混改对其公司治理有一定积极效应,且将有利于云南白药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结论。云南白药混改的最大创新突破点是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的“均衡股权”,该种股权模式的设计及实现过程都有一定的特殊性,打破了国有企业“一股独大”的旧模式,改变以往国有企业股权结构中国有资本绝对或相对控股地位,从一定程度上能解决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等公司治理问题。本文从混改路径中股权设计的视角为出发点,进一步分析了云南白药“均衡股权”对公司治理效应的影响,为当前国企深化改革的路径选择、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股权比例的设计问题等都提供了一定借鉴意义。另外,由于云南白药吸并上市的第二阶段混改正在推进中,本文基于目前已公告的相关数据及信息进行分析评价,并立足于目前的战略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和展望,存在一定短期性,这是本文的不足之处。
栗媛[3]（2019）在《高管限薪、代理成本与企业业绩 ——来自2015年“限薪令”准自然实验的证据》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四十年,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国有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一直占据重要位置。不过,近年来曝出的国有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引起了社会强烈关注,一些国有企业长期存在薪酬设计不合理、薪酬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此外,有部分国企的高管薪酬与其公司经营业绩严重不符,这些问题破坏了国有企业形象,也会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平等问题。本文以2015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简称“限薪令”）为基础,研究国有企业高管限薪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本文选取托宾Q和股票市场超额收益率两个指标来衡量企业业绩,从资本市场角度来观测企业市场业绩表现,选取“限薪令”政策实施前后三年即2012-2017年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将国有企业作为实验组,非国有企业作为对照组,研究发现,“限薪令”政策对上市公司的业绩有显着负向影响。为了探究薪酬管制导致企业业绩下降背后的作用机制,根据最优契约理论,本文选取代理成本作为中间变量,研究高管限薪、代理成本、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薪酬管制使得企业代理成本增加,进而导致企业业绩下降。本文进一步研究“限薪令”对企业业绩的作用时间效果发现,随着时间推移,政策实施对企业业绩负向的影响效果更加显着。本文还发现,“限薪令”对不同类型企业业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竞争性企业,低薪酬组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业绩相比于垄断性企业、高薪酬组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下降幅度更多。因此,未来国有企业需要建立与企业特征相适应的高管薪酬制度,促进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市场化改革,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张飞雁[4]（2019）在《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很难找到不存在国有经济的国家,承担国有经济的载体是国有企业,在不同制度下国有企业承担的功能和作用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为其政党服务,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是为人民服务,所以在不同制度下国有企业的发展路径不同。纵观国有企业演变历程,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国有企业都经历改革,在不同的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改革目的与路径必然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有其制度的必然性,而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改革必然不能走私有化的道路,这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所决定。中国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载体,在创造“中国奇迹”的伟大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取得巨大成就。回顾中国国企发展和改革路径,改革开放前30年,建成了“统购统销”、“统分统包”、“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后40年,中国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围绕国有企业控制权进行改革,从“简政放权”、“股份制”、到目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基本上具备现代企业特征的基本构件。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当前的国企再也不再是单一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已是产权多元化的现代企业组织,基本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但是,国有企业也积累一些问题、存在一些弊端,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并把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升到制度层面,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写进国家重要文件,这为中国国有企业未来发展提出明确的发展路径——混合所有制。文章就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问题进行分析,从国有企业发展改革的实践路径入手,对国企改革路径以及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借鉴中西方的相关理论,提出解释国企混改的理论框架,用以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中的问题,并结合国内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最终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优化方式。文章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描述性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分析法。笔者比较分析国内外国企改革的路径特点以及国外成熟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实践,为构建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与实践路径提供有益的借鉴。文章主要包括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即本文绪论部分,主要对中国国企混改的背景和理论与现实意义。对国内外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献和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总结既有的研究成果,分析现有研究的不足,理清本文写作可行性、目的及意义;确定本文的研究方法;明确本文可能创新点和难点。第二部分,即第一章,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理论,为分析国有企业改革奠定理论基础;其次,通过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改革的逻辑发现公有制制度前提下可以实现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理论上解决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融合的问题,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就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治理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即第二章主要梳理中国国有企业的来源、发展历程,以及从整体和局部对国有企业治理的现状、运行状况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从整体上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萌芽、形成、发展并不断向成熟推进的过程,在国有企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所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征。第四部分,即文章的第三、四、五章,这部分主要是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分析,首先分析现阶段实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几种主要路径的模式的内涵、特征,并从整体上对各种路径的效果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其次是分析对国有企业改革中两个典型案例和国外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改革实现路径中典型的模式特点研究,分析国有企业在实践的路径中出现的问题及国企改革的启示;第三,通过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模式和国内典型案例分析,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第五部分,即第六章,是在以上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国企混改优化的具体路径和政策建议,为国企改革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并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建议。可能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一）许多学者认为微观层面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国有经济主要载体和实现形式。笔者认为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并不仅仅通过国有企业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实现,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实现形式都可以是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二）实践中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点,笔者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的突破点要注重人力资本在价值增中的作用,形成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要素利益共同体。（三）学术界与理论界一致认为,混合所有改革的关键是市场化改革,引入市场化体制机制打破行政垄断,而没有指出切实可行的实现市场化的路径。笔者认为职经理人的市场化机制是实现市场化的重要方式,最主要是政府放弃对国有企业人事的行政垄断权,使职业经理人选聘完全由市场决定。进一步探讨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企业的运行需要市场经济驱动,但政府也要发挥作用,需要市场与政府二者共同协调。随着经济的演化与发展,国有经济的运行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崭新的课题。进一步深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有助于解决公有制制度体系下国有企业发展的问题,揭示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龙靓[5]（2019）在《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联性研究：国企改革博弈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是国家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一种组织形式,是国家参与市场的一个渠道。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私有化浪潮大大降低了西方国有企业在实体经济中的比重。但是从21世纪以来,世界各地上市公司的国有产权却普遍存在（除美国以外）且呈显着增长趋势。各国在探索国家权利在企业中的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股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逐步出现与发展。过去四十年伴随改革开放,中国的国有企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企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诸多大型的国有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担当重任,为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国家竞争优势贡献力量,且在全球国际竞争中初露峥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事业获取成功的关键力量,是“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是“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明确新时代国有企业发展目标是“坚定不移做强做大做优”;强调“把混合所有制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但在实践中,国企效率相对低下的问题却也是客观存在的。本文试图从股权结构的多层次性视角研究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冀望发展和帮助理解所有制结构理论在国有企业层面的运用,正确科学评价国资管理体制和国企发展的演变过程,厘清“国”与“民”之间在企业层面的关系,并尝试探索下一步中国国资国企改革的方向及方式。本文首先对国有企业、企业所有权和所有权主体结构,特别是实际控制人等概念加以界定,系统性梳理了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的海量文献,主要包括股权集中度、股权主体结构（管理层持股、机构持股、国家持股、实际控制人持股）与企业绩效相关性两方面的文献研究。整体来看,除了机构持股外,基本上其他的所有权结构表征指标与企业绩效之间并不存在非常明确的、方向性的相关关系。接着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基于博弈模型分析了经典的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情况下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从单一股权结构下的委托代理的一般博弈分析延伸至股权分散条件下、实际控制人不同存在状态下的博弈分析,进而拓展到国企这类拥有特殊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下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试图刻画多方博弈在直接影响企业经营行为及决策后对企业绩效的间接影响。之后本文对提出的理论逻辑分析进行实证研究论证。在此之前先梳理了大量史实资料,运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案例分析,考察了国际上国有企业组织所有制结构的演变过程,主要选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私有化浪潮中的变革标的,包括发达经济体中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转轨经济体则选择了东欧、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考察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企改革的进程,详细梳理了中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政策走向与发展动态,盘点了中国国有企业自有系统性数据披露以来的企业绩效情况,主要从组织形式、吸收就业、资产规模、偿债能力、盈利水平及增长性等方面进行评价分析,并区分了不同隶属层级的国有企业情况。由于在所有权的链式结构中,实际控制人对企业经营绩效有着比较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实证部分先考察了中国A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演变（A股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公司占据了半壁江山）。接着,进一步构建GMM计量模型考察企业股权结构（包括股权集中度、股权主体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定量关系,并按照行业属性、公司属性、实际控制人属性等分类标准寻找各细分类型下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间的具体关系。实证研究表明A股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主体结构指标都与企业绩效存在正U型的关系,即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并不存在“最优解”,因此高度分散或者高度集中的持股结构可能更有益于国企绩效的提升。从行业来看,以电子、食品饮料、商贸为代表的竞争性行业的计量结果表现更为显着;从公司属性来看,外资企业和中央控股企业的计量结果表现更为显着;从实际控制人类型来看,实际控制人为国有属性以及具有共同实际控制人的计量结果表现更为显着。最后,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历史分析和实证分析结果对中国下一步国企改革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与不足。本文的创新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方面,一是对中国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对国企实际控制人持股变化、持股偏好、以及背后的原因都进行了细致分析;二是从更细分层次全面考察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考虑了行业分类、行政隶属层级分类、实际控制人分类等;三是指标运用上的创新,在股权主体结构变量上增加了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在企业绩效变量上增加了社会效益变量,如企业税收指标;最后在计量模型运用上采用了GMM方法,而非传统的OLS、2SLS方法,规避了传统模型对数据回归的强限制预设。本文的不足之处,一是选取的企业社会效益指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二是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只针对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样本未能涵盖全部国有企业。
孙多娇[6]（2019）在《激励目标异质性、高管激励与盈余管理 ——基于国企分类的视角》文中指出现代企业制度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引发了委托代理问题,为了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矛盾,激励契约可以使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利益趋于一致,激励管理层努力生产术经界营广表象的,为显了,性泛提关高注公的司问价题值。突激出励研及究以重晋点升并,和协同增论加认股为东保在证职数消据费规,为模代,表本的文隐的性激激励励方两式类主财高富管。但激如励何方设式计可行以之分有为。要本考文虑以货国币有薪企酬业效以的货激币励薪契酬约和是股S和作晋为升研激究实权务激界励和为¨2励对学代。以往无论对货币薪酬还是晋升激励的研究,其有效性的标准基本是提升企业财务业绩,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这基本符合企业的经营目标,但我国的国有企业除肩负企业盈利的经济目标外,还需承担政府的多重政治与社会目标,如服从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宏观调控、就业和维护社会稳定等,这些都会削弱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进而降低国企高管激励中业绩指标的重要性,导致高管激励与业绩之间相关性较差。同时,国企本身存在巨大差异,国企尽管都有国有资本控股或参股,但其规模、股权结构、治理结构、涉足领域、所在地域、经济地位存在巨大差异。尽管国企承担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等非经济目标,并不是每一个国企都承担所有的非经济目标,并不是每一个国企以相同的比重承担各个非经济目标,尽管都是国企,其承担非经济目标的情形也存在差异,这也影响了高管激励的效果。长期以来,设计良好的高管激励契约被认为是实现经理人目标和股东目标兼容的主要机制之一,可以激励管理层努力经营,提升企业业绩。但Watts&Zimmerman（1978）指出,绩效型薪酬契约很可能诱导高管实施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操纵会计业绩来获取最优私人利益,进而降低绩效型薪酬契约抑制代理问题的有效性。高管之所以要操纵盈余进行盈余管理,是因为其个人利益如股票期权、货币薪酬、晋升激励都与企业财务业绩挂钩,这符合国外的制度背景和微观环境。但由于我国的国有企业承担多重任务目标,高管激励与业绩关系比较复杂,因此对高管行为的影响可能也存在差异。企业经营目标构成了高管激励契约的基础（Gibbons,1998）,即激励目标。高管激励有效性的衡量标准应该是激励措施是否能促使高管完成企业的经营目标,我国国有企业承担多重任务目标,经营目标除了提升企业财务业绩外,还包括地方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社会稳定等。由于激励目标存在差异,则高管激励有效性衡量标准存在差异,高管激励有效性的考核指标存在差异,因此操纵财务业绩指标的盈余管理活动也应该存在差异。以往也有学者关注到国有企业的多重任务目标及其对高管激励效果的影响（刘青松,肖星,2015）,但不同国有企业经营目标是否各有侧重、不同国有企业具体的经营目标是什么,都没有明确的界定。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及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根据国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商业类国有企业按照市场化要求实行商业化运作,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目标。公益类国有企业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文件不仅明确了不同类别国企经营目标存在差异,而且清晰界定了不同类别国企的经营目标,这为我们基于目标异质性研究高管激励效果及对高管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契机。2016年9月国资委、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完善中央企业功能分类考核的实施方案》,2016年12月国资委又印发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这两个文件将分类考核的思想贯彻到国企高管考核领域,对不同类别国企高管设置了不同的考核指标,体现了激励目标存在差异,则高管激励有效性衡量标准存在差异,高管激励有效性的考核指标存在差异的原则。本文从激励目标异质性出发,基于国企分类的视角,以国企控股A股上市公司2003-2017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国企高管激励契约的有效性及经济后果,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和主要发现如下:第一,基于激励目标异质性验证不同类别国企薪酬业绩敏感性差异及作用机理。首先,验证不同类别国企薪酬业绩敏感性差异,结果表明,公益类国企薪酬业绩敏感性较商业类国企差;其次检验异质性激励目标对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公益类国企由于执行非经济目标（冗员负担和过度投资）从而降低了薪酬业绩敏感性。第二,检验不同类别国企高管晋升激励的驱动因素。本章基于国企分类的视角,采用配对样本的方法,以高管不变为基准,研究了财务业绩和承担非经济目标对高管晋升和降职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总体来看财务业绩和承担社会责任与高管晋升正相关,但公益类国企高管晋升只与承担非经济目标正相关,商业类国企高管晋升只与财务业绩正相关。其次,财务业绩和高管降职负相关,各类国企没有差别。公益类国企高管降职与承担非经济目标负相关,商业类国企与承担非经济目标不相关。本章研究表明公益类国企高管晋升的激励目标是实现非经济目标,而商业类国企高管晋升的激励目标是提升企业财务业绩,两类国企激励目标各有侧重。第三,检验不同类别国企高管行为差异。通过前两章的研究发现,基于激励目标异质性,不同类型国企薪酬契约的结构不同,激励措施的运用有所侧重。公益类国企高管更注重晋升激励,且更容易通过承担非经济目标达到政治升迁的目的;商业类国企高管更注重货币薪酬,因为受内外部市场制约,更容易通过提升企业财务业绩达成目标。基于以上发现,本章同时以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为研究对象,基于国企分类的视角,全面考察了管理层激励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公益类国企,货币薪酬和晋升激励不会引发高管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在商业类国企,货币薪酬和晋升激励会引发高管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二者的差异主要是公益类国企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较商业类国企差,且公益类国企高管晋升与财务业绩不相关。同时,研究结果还显示,在公益类国企,货币薪酬对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不存在抑制效应,而在商业类国企,货币薪酬可以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无论是公益类国企和商业类国企,晋升激励都会引发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但公益类国企晋升引发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更高。本文的主要创新有:第一,定量研究了国企分类改革对高管激励契约结构、内容的影响。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由于其功能定位和经营目标的不同,必然在代理人的监管机制、考核和薪酬契约设计上存在着差异,而以往的研究只是定性地提出了分类治理的思路和建议,并没有从定量的角度对分类治理做出相关检验和分析。同时已有文献对高管薪酬契约的研究未考虑国企类别的影响,也未考虑由于不同类别国企激励目标异质性导致不同激励措施激励效果及高管行为的差异。本文在分类治理的视角,定量的分析了基于激励目标异质性,对薪酬契约结构、内容及有效性的影响。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不同类别国企薪酬业绩敏感性存在差异,不同类别国企晋升激励业绩敏感性也存在差异,不同类别国企应计盈余管理及真实盈余管理也存在差异,这是本文的创新点和贡献所在。第二,丰富了货币薪酬和晋升激励相关文献。已有关于国企高管货币薪酬的文献大都从委托代理理论、最优契约理论、管理者权理论、薪酬管制、薪酬与国企多重经营目标、多种激励方式等方面进行研究,本文基于国企分类的独特视角,探究高管薪酬契约结构、内容及有效性,并检验了由此导致的高管行为差异,丰富了高管薪酬契约方面的文献。对于高管晋升的研究,主要从高管晋升的影响因素、执行效果及经济后果方面进行研究,其中高管晋升的影响因素研究是其中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企业财务业绩、个人身份、所在地域、市场化程度等因素会影响高管晋升,但鲜有从国企内部差异性出发,着眼于激励目标异质性,分析不同国企高管晋升的驱动因素。本文研究发现公益类国企高管晋升只与承担非经济目标正相关,商业类国企高管晋升只与财务业绩正相关。其次,财务业绩和高管降职负相关,各类国企没有差别。公益类国企高管降职与承担非经济目标负相关,商业类国企与承担非经济目标不相关。丰富了晋升激励相关文献。第三,丰富了盈余管理相关文献。本文首先考察了两种高管激励方式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既包括显性激励方式货币薪酬,又包括隐性激励方式高管晋升,并考察货币薪酬和高管晋升交互作用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补充了已有文献只孤立研究单一高管薪酬激励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其次,本文基于国企分类的视角,考察了不同类别国企高管激励与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差别。再次,本文以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作为研究对象考察高管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特点也决定了不同类别、不同高管激励措施与不同类型盈余管理关系存在差别。本文从国企分类的视角,探究了不同类型国企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差异及作用机理,分析了不同类型国企晋升激励的驱动因素及激励效果,检验了不同高管激励措施对高管行为的影响差异及激励措施的交互效应对高管行为的调节,为国企分类改革提供实证证据,并为国企激励机制的完善及激励契约的设计提供了参考。
高璆崚[7]（2019）在《跨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战略调整问题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新兴市场企业跨国公司和传统跨国公司国际化的不断发展,跨国公司所处的经营环境所显示出的动态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特征,要求处在其中的跨国企业具备足够的战略灵活性。而国际化是跨国企业获取海外优质资源、强化现有优势或突破现有经营困境的一类战略选择,由于这种战略选择带有较高的资源承诺、布局成本、资产专有性等特征,组织在保持跨国战略灵活性、进行国际化战略调整的决策时面临很多挑战。因此,跨国企业面临国际化挑战时,战略调整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理论意义。本研究基于此,对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战略调整机制和传统跨国公司战略调整机制进行研究。并在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内部区分新兴市场服务业跨国企业和新兴市场制造业跨国企业。本研究共分为三个子研究,对跨国公司如何通过海外战略调整来应对国际化挑战的机制进行研究。具体来讲,第一个子研究为定性研究,从组织资源获取视角探究如何通过建立一个跨越边界的商业生态系统将以往国际化过程中不相关的“局限于某一区位的企业特定优势”转化成为生态系统平台优势。该子研究结论为,新兴市场服务业企业通过连接资源、杠杆式利用资源以及促进资源自我有机生长的机制跨越区位边界进行战略调整。上述机制能够通过全球网络、生态系统主体间的相互依赖以及跨区域的制度配置得以增强。这种国际化进程中的生态平台战略调整机制使得组织能够更好的应对国际化过程中的挑战。第二个子研究为定量研究,将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兴市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并进型战略调整方案进行整合,通过探索高管层激励工具如何影响中国跨国公司国际化的战略逻辑和路径,来帮助新兴市场制造业跨国企业更好的应对国际化挑战。该子研究结论为,高管层股权激励与新兴市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双元并进战略水平呈正相关。而对于高管层控制权激励而言,随着高管层控制权激励水平的不断提高,新兴市场企业将会获得更高程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并进平衡度。然而,当高管控制权激励超过拐点水平后,更高水平的高管控制权激励将会降低新兴市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进战略调整的程度。因此,通过对高管层激励水平进行合理控制,能够帮助制造业跨国企业进行战略调整,提升双元并进战略的平衡水平以更好的应对国际化挑战。第三个子研究为配置视角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对传统跨国企业进行高程度海外撤资战略调整的配置条件（即前因要素的组合条件）进行研究。以“战略三角”为理论框架,包含跨国公司国际化的资源条件、行业因素和制度环境,本子研究提出了三个“殊途同归”、具有战略等效性的因果组合,即（1）当跨国公司拥有海外业务网络并以此作为渠道、销售其优质技术资源,但同时面临明显财务压力时,跨国公司会逐步失去技术竞争优势从而导致优质竞争资源的枯竭,选择高程度海外撤资;（2）当跨国公司面临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带来的国际化障碍,导致其技术优势难以有效转移和应用,且跨国公司缺乏财务冗余资源来支持新的研发战略或其他非市场战略来克服上述制度障碍时,选择高程度海外撤资;（3）当跨国公司被东道国市场的发展潜力所吸引,但并不具备抓住和实现这些发展机会的财务资源和技术资源时,选择高程度海外撤资。上述三种前因要素的配置条件下,跨国公司会进行撤资调整来应对国际化挑战。最后,基于上述三个子研究的研究结论,本研究归纳讨论出了跨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通过战略调整机制应对国际化挑战的三个路径。路径一为通过“构建资源生态”、采用“平台搭建”的战略调整路径;路径二为通过“恰当高管激励”、采用“双元并进”的战略调整路径;路径三为通过“平衡战略三角”、采用“海外撤资”的战略调整路径。不同类型的跨国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来选择适用的战略调整路径,从而更好的应对国际化挑战。本研究对跨国企业国际化理论、国际化战略管理的研究有一定的理论贡献,也为国际商务领域和新兴市场的研究搭建了桥梁。同时,本研究也有较为丰富的实践指导价值。
侯婧[8]（2019）在《高管权力、企业创新及股价崩盘风险关系研究》文中指出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企业为主体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同时对于资本市场要“妥善处理金融市场异常波动,规范金融市场秩序,维护国家金融经济安全”。由此可见,企业创新驱动和资本市场稳定是目前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两个重要议题。从企业创新驱动来说,我国整体创新水平得到大幅提升,但实质创新能力有待加强。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高质量的创新不仅是自身发展的动力,更是在转型期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高管位于企业科层结构的顶端,是企业创新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其可能出于自身规避风险考虑抑制创新,也可能出于企业家精神促进创新,还可能把创新作为获取私人收益的工具,因此高管利用自身权力对企业内部的创新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从资本市场稳定来说,作为新兴的资本市场,股价暴涨暴跌的现象时有发生,而暴跌引起的崩盘对市场危害极大。学术界普遍认为企业内部代理问题引起的信息不对称是股价崩盘风险形成的内因,投资者的反应是外部推力。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为高管权力形成并不断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高管权力对企业内部的决策行为所生产的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加剧外部资本市场的股价崩盘风险。论文以此为契机,在我国企业高管权力不断膨胀导致较多代理问题、国家层面上呼吁企业创新但企业实质创新效果有限以及资本市场上股价波动剧烈的现实背景下,区分异质性产权,考察了高管权力、企业创新和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规律。对于制衡高管权力、提升企业实质创新能力、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选取了 2006—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在回顾了高管权力、企业创新与股价崩盘风险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根据契约观的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剩余控制权理论以及行为观的现代管家理论、过度自信理论,结合我国高管权力形成的制度背景,提出了高管权力、企业创新与股价崩盘风险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利用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OLS回归和Tobit回归、调节变量分析、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探讨高管权力对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规律、高管权力对未来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规律、企业创新行为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规律以及高管权力通过企业创新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传导规律。研究发现:（1）高管权力提升了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水平。但并不能将其全部归因于高管是维护股东利益动机和企业家精神的体现。在国有企业中,国企高管权力对创新投入具有挤出效应,与创新投入无显着相关性。相比于实质性创新,高管权力对策略性创新促进作用更显着;非国有企业可能面临严峻市场竞争环境和较少的政府干预,高管权力促进了创新投入和实质性创新,但也可能是受到“掏空”动机影响,将创新投入作为代理工具,从而促进了策略性创新投入和产出水平;以制度环境作为调节变量时,发现良好的制度环境约束了高管的自利动机、减少了政府干预程度同时提供了宽松的创新环境,从而对创新投入和实质性创新具有促进作用。（2）高管权力加剧了股价崩盘风险。在股权分散的非国有企业中,相对大股东起到监督作用抑制了两者的正相关关系;在股权集中的非国有企业中,控股股东的“掏空”效应加剧了两者的正相关关系;国有企业中高管规避风险动机明显,两者的正相关关系相比于非国有企业较弱;对上述关系规律进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高管权力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主因并非高管过度自信而是深层的代理问题;制度环境约束了高管权力的膨胀并增加了信息的透明度,从而有效抑制了两者的正相关关系。（3）创新产出减少了创新的不确定性抑制了股价崩盘风险,投资者关注的信心效应增强了两者的负相关关系;创新投入增加了信息不对称加剧了股价崩盘风险,投资者关注的信息解读效应减弱了两者的正相关关系;增加创新投入还可能成为内部人进行减持的工具,内部减持加剧了股价崩盘风险,投资者关注引起市场恐慌从而增强了两者的正相关关系。（4）在总样本和非国有样本中,高管权力影响股价崩盘风险在创新投入的路径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而高管权力影响股价崩盘风险在创新产出总水平和实质性创新中具有部分遮掩效应,而在国有样本中,无论是创新投入还是创新产出都无法实现高管权力对股价崩盘风险的中介效应。
于文成[9]（2018）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治理结构对双重任务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骨干力量,追求经济绩效与社会责任的双重任务明显,这种双重任务需求成了国企发展为具有全球竞争力企业的重要背景基础。与此同时,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社会资本加快了国企从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的转变。但由于股东的异质性,可能会形成社会股东与国有股东的利益争夺,导致在企业决策、任务选择的偏好以及对董事会、高管团队等业务管理层的干预,影响效率。此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深化国企改革的根本目标在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虽然多年改革,但国企“内部治理外部化”的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如何理顺并有效发挥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等国企内部治理结构的关系和作用刻不容缓。综上,本文基于国有企业多任务异质委托的理论背景,同时结合国企改革的现实情境,从核心治理机构中的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和管理层结构入手,分析国企混合所有制内部治理结构对于国企双重任务的影响,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发展国企改革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结论与创新性工作如下:第一,基于股东的异质性,理清了由国有股东、外资股东、机构股东和个人股东构成的国企混合所有制股权结构对双重任务的影响特征。研究发现:国有股东凭借其政府代言人的身份,基本上能够兼顾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的追求;外资股东凭借规范的管理理念能够提升企业社会责任,但其投资的特殊性和利益输出性仍然存在,进而会造成对经济绩效的短期丧失;机构股东和高管股东的“逐利性”和“经济人”特征相对更加突出,表现出对经济绩效的重视和对社会责任的排斥;股权混合程度的增加则主要削弱国有股东的作用,并逐渐体现出“重经济、轻责任”的作用与干预。该研究结论不仅理清了四类异质股东对于国企双重任务的直接影响,而且探明了每类股东在混合股权结构作用下的变化和偏差,更为全面和准确地解答了国企混合所有制股权结构对于企业的深层次影响。第二,基于国企董事的特殊经历与背景,一方面从资源视角考察董事社会网络资源对于国企双重任务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多样性切入判断董事会的不同功能偏好在异质股东与企业双重任务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政府官员型董事的社会网络更加偏重对社会责任的影响,而企业家型董事的社会网络则纯粹促进企业经济绩效的提升;董事会的运营决策功能偏好相比监督管理功能偏好而言在股东与双重任务之间更能起到中介作用,即偏好运营决策功能的董事会承担有更多的股东代理人戏份。该研究结论将高阶理论、社会类化理论与国企现状相结合,明确了国企混合所有制董事会结构下的董事资源、功能特征对于企业任务与决策的偏好,为国企董事会的选聘与设置提供了思路。第三,进一步挖掘管理层结构的特征,分析具有不同业务职能类型的高管团队对于国企双重任务的作用力度,同时,从经济激励与非经济激励两大类入手,综合判断高管激励方式的效果。研究发现:生产技术型高管团队只重视对经济绩效的实现,而管理服务型高管团队能够更为全面的促进双重任务实施;高管的任期和声誉激励偏好以实现企业社会责任为主,适当兼具对经济绩效的追求,而高管的薪酬和在职消费则基本只注重对经济绩效的实现。该系列结论不仅从业务功能角度给出了高管团队设置安排依据,而且给出了根据企业任务偏好而合理选择高管激励手段的方案。第四,针对国企分类改革的现实需求,同时也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对主要研究内容在商业竞争类和特殊功能类两类子样本内的再次检验,基本结论一致,但也发现:相比商业竞争类国企,由于特殊功能类国企中更强的政府控制力和更纯粹的企业任务需求,因此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所发挥的作用也集中在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结论进一步肯定了在进行国企混改时同时坚持国企分类改革的必要性。
左雪莲[10]（2018）在《高管薪酬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高管权力与职业生涯关注的双重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投资是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微观企业未来发展及价值提升的基础,然而,现实中宏观层面的高投资与微观层面的非效率投资并存。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非效率投资不仅损害了股东财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还阻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增长。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在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中,委托代理冲突是企业非效率投资的重要原因,由于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利益目标不一致,高管在“帝国建造”、“管理者防御”等动机的驱使下,通过非效率投资行为谋取个人私利。而高管薪酬激励制度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机制,被认为是缓解高管与股东之间委托代理冲突的重要手段。学者们相继通过验证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证实目前我国已基本构建了以企业绩效为基础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但现实层面,我国高管薪酬异象频发,“零薪酬”与“天价薪酬”并存,高管薪酬激励制度尚不够完善。那么,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制度是否对企业非效率投资产生了应有的治理作用呢?另外,在我国特有的经济背景和制度环境下,高管权力有着其特有的滋生土壤,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伴随着政府权力的不断下放,高管权力日.益膨胀,进而衍生出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高管权力膨胀导致了权力寻租的动机,企业投资行为一定程度上沦为高管权力寻租的“合理”手段。那么,高管权力是否加剧了企业非效率投资?而高管薪酬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治理作用是否受到高管权力的影响?然而,投资决策不仅受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及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决策者个人动机的影响,高管无疑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管决策动机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管投资行为,作为内部隐性特征的职业生涯关注对高管决策动机有着重要影响进而对高管投资行为产生作用,那么,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进而对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关系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理论界关于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总体来说尚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方面,尚没有形成系统的分析框架,大多从高管货币薪酬或股权激励某个单一指标来进行研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另一方面,在研究结论方面,尚未达成一致的观点,主要原因在于目前研究大多集中在“薪酬激励—投资行为”简单的二元分析框架方面,缺乏对相关情境因素的考虑,尤其是把高管看成是同质的,没有打开高管薪酬激励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操作“黑箱”与作用路径。基于此,本文采用2012-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综合委托代理理论、最优契约理论、高管权力理论、职业生涯关注理论,结合规范的实证分析,从高管外部治理特征高管权力及高管内部隐性特征职业生涯关注两个视角来系统研究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论文在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围绕以下五部分内容展开深入研究。第一,对关键概念进行界定,梳理研究的理论基础。本文将高管界定为代理人身份,主要是指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在内的公司执行层面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包括董事和监事层面的人员;将企业非效率投资界定为公司投资偏离最优投资水平的程度;将高管权力界定为在公司内外部治理及监督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高管所拥有的执行自身意愿的综合能力,主要是指能够对薪酬制定、企业战略决策等产生某种预期效果的能力。根据本文的研究所需,介绍了相关理论基础。第二,从理论上深入分析高管权力和职业生涯关注视角下的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形成系统的分析框架,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最优契约理论,从高管货币薪酬、股权激励、薪酬结构、薪酬的协同效应四个维度来系统阐释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机理。在高管权力理论的基础上,综合高管“代理人”和“管家”双重角色,从高管权力的三个维度,即高管所有权权力、高管结构权力、高管专家权力,深入剖析高管权力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进而对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在职业生涯关注理论的基础上,将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度划分为高、中和低三个阶段,来理论演绎其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进而对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并据此提出论文的研究假设。第三,变量的度量与模型的构建。变量度量方面,因变量为企业非效率投资,借鉴Richardson模型的残差来度量非效率投资;自变量为高管薪酬激励,包括高管货币薪酬、股权激励及薪酬结构;调节变量为高管权力与职业生涯关注,高管权力分为高管结构权力、所有权权力与专家权力,采用年龄作为职业生涯关注的代理变量;同时,选取公司成长性、企业业绩、现金流量、公司规模、管理费用率、大股东占款、产权性质作为研究中必要的控制变量,并且同时控制了年度和行业。根据上一章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构建多元回归模型。第四,实证研究。首先,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其次,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以初步验证理论模型构建的合理性;再次,采用STATA14.0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如下研究结论:从主效应来看,高管货币薪酬显着缓解了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呈显着的U型关系;高管薪酬结构有效抑制了非效率投资现象;高管货币薪酬与股权激励具有协同效应共同降低了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从高管权力的调节效应来看,高管结构权力加剧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并弱化了高管薪酬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治理作用;高管所有权权力也恶化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并抑制了高管薪酬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治理作用;而高管专家权力显着缓解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并强化了高管薪酬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治理作用。从职业生涯关注的调节效应来看,当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度高或低时,企业非效率投资现象越严重,并且抑制了高管薪酬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治理作用;当高管职业生涯关注度处于中等水平时,企业非效率投资现象得到缓解,并且强化了高管薪酬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治理作用。最后,对研究进行稳健性检验,采用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以控制内生性问题;替换变量进行检验,发现大部分检验结果与前文一致。第五,研究结论与启示。总结本研究得出的结论,发现研究的不足之处,并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提出完善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制度,强化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权力的监督约束与激励机制等相关建议,以期为我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提供参考和借鉴。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第一,丰富和发展了高管薪酬激励效应研究。从高管货币薪酬、股权激励、薪酬结构、激励的协同效应这四个维度深入剖析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产生治理作用的本质过程,是对高管薪酬激励效应相关理论研究的有益补充。第二,填补了高管薪酬激励到企业投资行为之间作用机理研究的空白,丰富和拓展了企业投资理论。摒弃以往关于高管薪酬激励与非效率投资的二元分析框架,从高管内外部特征的视角解释了高管薪酬激励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两条作用路径,系统构建了高管薪酬激励、高管权力、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统一分析框架,丰富和拓展了企业投资理论。第三,突破了高管权力“代理人”的研究视角,丰富和拓展了高管权力理论。通过把高管权力分为三个维度,发现高管各个不同权力维度发挥的作用不一样,高管在所有权权力和结构权力的驱使下往往表现为“代理人”角色,而在专家权力的驱动下则更多的表现为“管家”角色,研究深化和拓展了高管权力理论。
二、从委托—代理结构上探讨国企经理激励机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委托—代理结构上探讨国企经理激励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1）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 |
| 2.1.1 委托代理冲突影响投资效率的研究 |
| 2.1.2 信息不对称影响投资效率的研究 |
| 2.2 高管团队及其权力的研究 |
| 2.2.1 高管团队构成及其影响的研究 |
| 2.2.2 高管团队权力及其影响的研究 |
| 2.3 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研究 |
| 2.3.1 薪酬激励影响投资效率的研究 |
| 2.3.2 薪酬激励影响盈余管理的研究 |
| 2.3.3 薪酬激励影响公司价值的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3 概念界定、制度背景与理论基础 |
| 3.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3.1.1 关键高管的界定 |
| 3.1.2 关键高管薪酬差距的界定 |
| 3.2 制度背景 |
| 3.2.1 我国薪酬制度改革的演进 |
| 3.2.2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制度 |
| 3.2.3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披露制度 |
| 3.3 理论基础 |
| 3.3.1 委托代理理论 |
| 3.3.2 激励理论 |
| 3.3.3 锦标赛理论 |
| 3.3.4 横向监督理论 |
| 4 机理分析框架 |
| 5 关键高管薪酬差距与投资效率之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1 理论分析与假设发展 |
| 5.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5.2.1 关键变量定义 |
| 5.2.2 检验模型构建 |
| 5.3 实证分析与结果描述 |
| 5.3.1 样本选择 |
| 5.3.2 描述统计性 |
| 5.3.3 相关性分析 |
| 5.3.4 多元回归分析 |
| 5.3.5 进一步分析 |
| 5.3.6 稳健性测试 |
| 本章总结 |
| 6 关键高管薪酬差距与投资效率之关系的作用机制检验:CEO变更视角 |
| 6.1 理论分析与假设发展 |
| 6.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6.2.1 关键变量定义 |
| 6.2.2 检验模型构建 |
| 6.3 实证分析与结果描述 |
| 6.3.1 样本选择 |
| 6.3.2 描述统计性 |
| 6.3.3 相关性分析 |
| 6.3.4 多元回归分析 |
| 6.3.5 进一步分析 |
| 6.3.6 稳健性测试 |
| 本章总结 |
| 7 关键高管薪酬差距与投资效率之关系的作用机制检验:盈余管理视角 |
| 7.1 理论分析与假设发展 |
| 7.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7.2.1 关键变量定义 |
| 7.2.2 检验模型构建 |
| 7.3 实证分析与结果描述 |
| 7.3.1 样本选择 |
| 7.3.2 描述统计性 |
| 7.3.3 相关性分析 |
| 7.3.4 多元回归分析 |
| 7.3.5 进一步分析 |
| 7.3.6 稳健性测试 |
| 本章总结 |
| 8 关键高管薪酬差距与投资效率之关系的经济后果检验:企业价值视角 |
| 8.1 理论分析与假设发展 |
| 8.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8.2.1 关键变量定义 |
| 8.2.2 检验模型构建 |
| 8.3 实证分析与结果描述 |
| 8.3.1 样本选择 |
| 8.3.2 描述统计性 |
| 8.3.3 相关性分析 |
| 8.3.4 多元回归分析 |
| 8.3.5 进一步分析 |
| 8.3.6 稳健性测试 |
| 本章总结 |
| 9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1 本文研究结论 |
| 9.1.2 未来研究方向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优化薪酬体系,合理设定内部薪酬差距 |
| 9.2.2 强化监管机制,提升治理结构的有效性 |
| 9.2.3 健全人才流动市场,完善信息传递机制 |
| 参考文献 |
| 科研成果 |
| 后记 |
（2）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与公司治理效果 ——基于云南白药的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第三节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研究 |
| 一、西方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研究 |
| 二、我国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研究 |
| 第二节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改中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委托代理理论 |
| 第二节 公司治理理论 |
| 第三节 现代企业制度 |
| 第四章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公司治理现状 |
| 第一节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状 |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演变 |
| 二、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推进 |
| 三、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探索 |
| (一)整体上市 |
| (二)引入战略投资者 |
| (三)资产重组与清理退出 |
| 第二节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下的公司治理 |
| 一、国企混改的必要性分析——以公司治理为切入点 |
| 二、国企混改中的公司治理问题 |
| (一)公司治理结构方面 |
| (二)公司治理机制方面 |
| 第五章 云南白药的案例研究 |
| 第一节 云南白药背景介绍及混改动因 |
| 一、云南白药背景介绍 |
| 二、云南白药混改动因 |
| (一)内在因素 |
| (二)外在推力 |
| 第二节 云南白药之混改案例 |
| 一、云南白药混改的方式及路径 |
| (一)第一阶段:引入民营资本,增资扩股 |
| (二)第二阶段:吸收合并母公司,实现整体上市 |
| 二、云南白药混改后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 |
| (一)股权结构的变化 |
| (二)董事会的变化 |
| 第三节 云南白药混改及其公司治理成效分析 |
| 一、混改前的公司治理机制分析 |
| 二、混改后的公司治理成效分析 |
| (一)决策机制方面 |
| (二)激励机制方面 |
| 三、混改后公司治理成效的表现 |
| (一)财务绩效方面 |
| (二)分红回报方面 |
| (三)经营战略方面 |
| (四)市场竞争力方面 |
| 四、混改后公司治理的不足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案例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案例研究启示 |
| 第三节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高管限薪、代理成本与企业业绩 ——来自2015年“限薪令”准自然实验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高管限薪与企业业绩的研究 |
| 1.3.2 高管限薪与企业代理成本的研究 |
| 1.3.3 企业代理成本与企业业绩的研究 |
| 1.4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 最优契约理论 |
| 2.3 研究假设 |
| 2.3.1 高管限薪与企业业绩的关系 |
| 2.3.2 高管限薪影响企业业绩的渠道 |
| 2.3.3 高管限薪对企业业绩影响的动态变化 |
| 第3章 研究设计 |
| 3.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3.2 变量定义 |
| 3.2.1 高管薪酬 |
| 3.2.2 企业业绩 |
| 3.2.3 代理成本 |
| 3.2.4 控制变量 |
| 3.3 模型设定 |
| 3.3.1 双重差分(DID)模型 |
| 3.3.2 动态效应的DID模型 |
| 3.3.3 PSM-DID配对样本模型 |
| 第4章 实证结果 |
| 4.1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比较 |
| 4.1.1 分行业高管薪酬比较 |
| 4.1.2 分省份高管薪酬比较 |
| 4.1.3 分产权高管薪酬比较 |
| 4.2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4.3 平行趋势检验 |
| 4.4 单变量检验 |
| 4.5 回归分析 |
| 4.5.1 “限薪令”对高管薪酬的影响 |
| 4.5.2 “限薪令”对企业业绩的影响 |
| 4.5.3 “限薪令”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渠道 |
| 4.5.4 “限薪令”对企业业绩影响的动态效应 |
| 第5章 异质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5.1 垄断性企业和竞争性企业分组回归 |
| 5.2 高薪酬组企业和低薪酬组企业分组回归 |
| 5.3 大规模企业和小规模企业分组回归 |
| 5.4 PSM-DID匹配检验 |
| 第6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一)混合经济思想 |
| (二)国外国有企业改革相关文献 |
| (三)国内国有企业改革相关文献 |
| (四)文献分析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文章创新与进一步研究的意义 |
| 第一章 中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来源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所有制、所有权和产权 |
| 二、混合所有制 |
| 三、企业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来源 |
| 一、马克思的相关理论 |
| 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 |
| 三、启示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分析框架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的基本逻辑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根本制度——产权制度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治理模式——公司治理 |
|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保障机制——监督机制 |
| 第二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的来源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过程 |
| 一、混合所有制萌芽阶段 |
| 二、混合所有制产生阶段 |
| 三、混合所有制的发展阶段 |
| 四、新时代混合所有制深化阶段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状分析 |
| 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整体运行状况 |
| 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行业与地区分布状况 |
| 三、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公司治理状况 |
| 第三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缘由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因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条件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路径分析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模式 |
| 二、并购和重组模式特点分析 |
| 三、整体上市模式特点分析 |
| 四、公私合营模式特点分析 |
| 五、员工持股模式特点分析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特点分析 |
| 一、推进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 |
| 二、以构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体为目的 |
| 三、资产监管方式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
| 第四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存在的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思维怪圈 |
| 一、概念认识误区:混合所有制概念的误区 |
| 二、围绕产权和控股权的争论 |
| 三、“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争论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制度缺陷 |
| 一、产权制度缺陷 |
| 二、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的缺陷 |
| 三、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缺陷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同产权主体的矛盾问题 |
| 第五章 国内外国有企业改革的典型路径及启示 |
| 第一节 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分析 |
| 一、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与改革方案介绍 |
| 二、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和效果分析 |
| 三、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意义 |
| 第二节 中钢集团案例分析 |
| 一、中钢集团并购重组简单回顾 |
| 二、中钢集团扩张过程 |
| 三、中钢集团并购重组分析 |
| 四、中钢集团重组给其他国企的启示 |
| 第三节 国外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分析 |
| 一、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 二、法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 三、英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 四、金股制度 |
| 第六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优化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突破口 |
| 一、重视国企的人力资本 |
| 二、分类改革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优化 |
| 一、优化的原则 |
| 二、适合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范围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骤 |
| 四、优化方案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应该注意的问题 |
| 一、要坚持增量改革,不轻易放弃控股权 |
| 二、国有资本要积极入股非国有企业 |
| 三、要注重员工持股公平公正与激励机制的建立 |
| 四、要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正确的定位 |
| 五、正确认识“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
| 第四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
| 一、加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改革顶层制度设计 |
| 二、打破“政企不分”的瓶颈方法 |
| 三、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向 |
| 四、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机制 |
| 五、完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保障机制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学习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5）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联性研究：国企改革博弈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 |
| 一、国有企业 |
| 二、所有权结构 |
| 三、实际控制人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 |
| 一、相关论 |
| 二、无关论 |
| 第二节 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绩效 |
| 一、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 |
| 二、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绩效 |
| 第三节 机构持股、国家持股、实际控制人与企业绩效 |
| 一、机构持股与企业绩效 |
| 二、国家持股与企业绩效 |
| 三、实际控制人与企业绩效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博弈分析 |
| 第一节 股东与代理人(管理层)之间的博弈 |
| 一、股东与代理人(管理层)的一般博弈分析 |
| 二、股权分散条件下股东与代理人(管理层)的博弈分析 |
| 第二节 实际控制人存在条件下的博弈 |
| 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博弈分析 |
| 二、引入小股东利益保护法律框架下的博弈分析 |
| 三、实际控制人可能存在情况下的博弈分析 |
| 第三节 企业实际控制人为政府的博弈 |
| 一、政府机构与国企管理层的混合战略均衡博弈 |
| 二、政府主管官员与国企高管合谋的精炼博弈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组织所有权结构的演变：国外私有化浪潮 |
| 第一节 私有化：有机发展战略与急速私有化战略 |
| 一、私有化浪潮(Privatization) |
| 二、私有化浪潮的理论基础 |
| 三、私有化的两种路径选择 |
| 第二节 发达经济体国企改革 |
| 一、英国国有企业改革 |
| 二、美国国有企业改革 |
| 三、法国国有企业改革 |
| 四、德国国有企业改革 |
| 五、意大利国有企业改革 |
| 六、小结 |
| 第三节 转轨经济体的国企改革 |
| 一、东欧国有企业改革 |
| 二、俄罗斯国有企业改革 |
| 三、巴西国有企业改革 |
| 四、阿根廷国有企业改革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所有制结构的演变：中国国企改革 |
| 第一节 中国国企改革历程 |
| 一、1993-200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抓大放小 |
| 二、2004-2012：深化推进股份制 |
| 三、2013-至今：以实现国企功能为导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二节 中国国企发展与概况 |
| 一、国有控股成国企发展新趋势 |
| 二、国企吸收就业空间趋近饱和 |
| 三、国有资产总量规模稳步上升 |
| 第三节 中国国企绩效评价分析 |
| 一、国企绩效评价体系 |
| 二、盈利能力 |
| 三、偿债能力 |
| 四、增长能力 |
| 五、其他指标 |
| 第六章 企业实际控制人变迁研究 |
| 第一节 数据与样本 |
| 一、样本选取 |
| 二、实际控制人类型 |
| 三、样本行业分布 |
| 第二节 实际控制人截面分析 |
| 一、实际控制人类型变动 |
| 二、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动 |
| 第三节 实际控制人个体变动分析 |
| 一、实际控制人变动行业分布 |
| 二、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动 |
| 三、混合化持股结构初现端倪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模型构建 |
| 第二节 样本与变量 |
| 一、样本选取 |
| 二、变量界定 |
| 三、描述统计 |
| 第三节 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
| 一、总体 |
| 二、分行业 |
| 三、分公司属性 |
| 四、分实际控制人属性 |
| 第四节 股权主体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
| 一、总体 |
| 二、分行业 |
| 三、分公司属性 |
| 四、分实际控制人属性 |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实证研究结论 |
| 一、实际控制人变迁 |
| 二、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 |
| 三、股权主体结构与企业绩效 |
| 第二节 国企改革政策建议 |
| 一、厘清国资管理边界,理顺委托代理 |
| 二、分类改革,相机混改 |
| 三、加强党建,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司监督体制 |
| 四、提高投资者保护,鼓励所有权结构多元化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激励目标异质性、高管激励与盈余管理 ——基于国企分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5 本文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2 文献综述 |
| 第3章 制度背景分析 |
| 3.1 国企改革的历程 |
| 3.2 国企分类制度背景 |
| 3.3 薪酬制度背景及薪酬状况 |
| 第4章 激励目标异质性和货币薪酬激励效果 |
| 4.1 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 |
| 4.2 研究设计 |
| 4.3 实证分析 |
| 4.4 研究结论和研究意义 |
| 第5章 激励目标异质性和晋升激励效果 |
| 5.1 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 |
| 5.2 研究设计 |
| 5.3 实证分析 |
| 5.4 进一步研究 |
| 5.5 研究结论和研究意义 |
| 第6章 高管激励和盈余管理 |
| 6.1 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分析 |
| 6.4 进一步研究 |
| 6.5 研究结论和研究意义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和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跨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战略调整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2.3 创新点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评述 |
| 1.3.1 基于新兴市场情境的国际化研究 |
| 1.3.2 国际化战略调整研究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与论文结构 |
| 1.4.2.1 研究方法 |
| 1.4.2.2 技术路线 |
| 1.4.2.3 论文结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新兴市场经济体中跨国企业的资源获取与战略调整 |
| 2.1.1 资源作为组织国际化的基础与战略调整 |
| 2.1.2 资源获取过程中的资源依赖与国际化战略调整 |
| 2.1.3 制度视角下的资源获取与战略调整 |
| 2.2 新兴市场经济体中跨国企业的高管激励与战略调整 |
| 2.3 跨国企业的海外撤资与战略调整 |
| 2.3.1 跨国企业的海外撤资 |
| 2.3.2 “战略三角”理论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新兴市场服务业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战略调整的案例研究 |
| 3.1 案例研究问题的提出 |
| 3.2 数据收集 |
| 3.2.1 案例选取 |
| 3.2.2 数据收集 |
| 3.3 数据编码 |
| 3.4 孵化器战略调整应对国际化挑战的案例分析 |
| 3.4.1 孵化器国际化进程中不同阶段战略调整的机制研究 |
| 3.4.2 孵化器国际化过程中应对资源依赖的概念模型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新兴市场制造业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战略调整的实证研究 |
| 4.1 假设的提出 |
| 4.2 研究方法 |
| 4.3 数据分析、假设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战略调整的配置研究 |
| 5.1 “战略三角”理论框架中的配置观 |
| 5.1.1 配置视角下的资源、制度和行业“战略三角”理论框架 |
| 5.1.2 资源、制度和行业“战略三角”理论框架内部的战略相关性 |
| 5.1.3 资源、制度和行业“战略三角”理论框架中配置的等效性 |
| 5.2 配置观的研究方法 |
| 5.2.1 研究设计 |
| 5.2.2 样本和数据来源 |
| 5.2.3 校准 |
| 5.3 数据分析结果 |
| 5.4 配置观下的情境方案 |
| 5.5 配置观下的情境方案讨论 |
| 5.5.1 情境方案1——资源枯竭情况下高程度海外撤资的战略调整方案 |
| 5.5.2 情境方案2a和2b——制度距离带来挑战情况下高程度海外撤资的战略调整方案 |
| 5.5.3 情境方案3——难以抓住市场机遇情况下高程度海外撤资的战略调整方案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及讨论 |
| 6.1.1 跨国企业通过“构建资源生态”、进行“平台搭建”战略调整应对国际化挑战 |
| 6.1.2 跨国企业通过“恰当高管激励”、进行“双元并进”战略调整应对国际化挑战 |
| 6.1.3 跨国企业通过“平衡战略三角”、进行“海外撤资”战略调整应对国际化挑战 |
| 6.2 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
| 6.2.1 理论贡献 |
| 6.2.2 管理启示 |
| 6.3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高管权力、企业创新及股价崩盘风险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高管 |
| 1.2.2 高管权力 |
| 1.2.3 企业创新 |
| 1.2.4 股价崩盘风险 |
| 1.3 研究方法、内容及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创新点 |
| 1.5 本章小结 |
| 2 文献综述 |
| 2.1 高管权力问题研究 |
| 2.1.1 高管权力的衡量 |
| 2.1.2 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相关研究 |
| 2.1.3 高管权力的研究评述 |
| 2.2 企业技术创新问题研究 |
| 2.2.1 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2.2 高管权力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 |
| 2.2.3 企业创新问题的研究评述 |
| 2.3 股价崩盘风险问题研究 |
| 2.3.1 股价崩盘风险形成动因的相关研究 |
| 2.3.2 高管权力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研究 |
| 2.3.3 企业创新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研究 |
| 2.3.4 股价崩盘风险的研究评述 |
| 2.4 本章小结 |
| 3 理论基础、制度背景与分析框架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委托代理理论 |
| 3.1.2 剩余控制权理论 |
| 3.1.3 现代管家理论 |
| 3.1.4 过度自信理论 |
| 3.2 高管权力形成的制度背景 |
| 3.2.1 国有企业高管权力形成的制度背景 |
| 3.2.2 非国有企业高管权力形成的制度背景 |
| 3.3 高管权力、企业创新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分析框架 |
| 3.4 本章小结 |
| 4 高管权力与企业创新关系实证检验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1 高管权力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2 高管权力、产权性质(内部治理)与企业创新 |
| 4.1.3 高管权力、制度环境(外部治理)与企业创新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4.2.2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4.3 实证结果 |
| 4.3.1 描述性统计 |
| 4.3.2 相关性检验 |
| 4.3.3 单变量分析 |
| 4.3.4 多元回归分析 |
| 4.4 拓展性研究 |
| 4.5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
| 4.5.1 替换代理变量 |
| 4.5.2 改变估计模型 |
| 4.5.3 重新构建子样本 |
| 4.5.4 工具变量法 |
| 4.6 本章小结 |
| 5 高管权力与股价崩盘风险关系实证检验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1.1 高管权力与股价崩盘风险关系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1.2 高管权力、产权性质(内部治理)与股价崩盘风险 |
| 5.1.3 高管权力、制度环境(外部治理)与股价崩盘风险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5.2.2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5.3 实证结果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相关性分析 |
| 5.3.3 单变量分析 |
| 5.3.4 多元回归分析 |
| 5.4 拓展性研究 |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
| 5.5.1 替换代理变量 |
| 5.5.2 改变估计模型 |
| 5.5.3 延长预测期 |
| 5.5.4 Hankman模型 |
| 5.6 本章小结 |
| 6 企业创新与股价崩盘风险关系实证检验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1.1 企业创新产出、投资者关注(信心效应)与股价崩盘风险 |
| 6.1.2 企业创新投入、投资者关注(解读效应)与股价崩盘风险 |
| 6.1.3 内部人减持、投资者关注(恐慌效应)与股价崩盘风险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6.2.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3 实证结果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相关性检验 |
| 6.3.3 单变量分析 |
| 6.3.4 多元回归分析 |
| 6.4 拓展性研究 |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
| 6.5.1 工具变量法 |
| 6.5.2 倾向得分匹配法 |
| 6.5.3 进一步控制其他因素影响 |
| 6.5.4 替换代理变量 |
| 6.6 本章小结 |
| 7 高管权力、企业创新与股价崩盘风险传导分析 |
| 7.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7.2.2 变量定义和模型构建 |
| 7.3 实证结果 |
| 7.3.1 描述性统计 |
| 7.3.2 多元统计分析 |
| 7.4 拓展性研究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制衡高管权力以发挥高管权力积极作用 |
| 8.2.2 引导实质性创新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
| 8.2.3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
| 8.2.4 提高投资者素养以加强识别信息的能力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8.3.1 研究不足 |
| 8.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国企混合所有制治理结构对双重任务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变量注释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6 创新点 |
| 2 国企混合所有制治理结构与双重任务的理论分析 |
| 2.1 国企多任务异质委托情境的形成:基于委托代理理论 |
| 2.2 国企多主体治理框架的延伸: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3 混合治理结构下决策者的行为解释:基于心理学理论 |
| 2.4 国企混合治理结构与双重任务的关系机理 |
| 2.5 本章小结 |
| 3 国企混合所有制股权结构与双重任务的实证分析 |
| 3.1 混合股权结构与双重任务 |
| 3.2 混合主体股权制衡与双重任务 |
| 3.3 股权结构与双重任务的结论启示与政策启示 |
| 3.4 本章小结 |
| 4 国企混合所有制董事会结构与双重任务的实证分析 |
| 4.1 董事社会网络特征与双重任务 |
| 4.2 董事功能偏好中介下的异质股东与双重任务 |
| 4.3 董事会结构与双重任务的结论启示和政策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5 国企混合所有制管理层结构与双重任务的实证分析 |
| 5.1 高管团队职能背景与双重任务 |
| 5.2 高管激励方式与双重任务 |
| 5.3 管理层结构与双重任务的结论启示 |
| 5.4 本章小结 |
| 6 研究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10）高管薪酬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高管权力与职业生涯关注的双重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非效率投资的动因 |
| 2.1.1 委托代理冲突与非效率投资 |
| 2.1.2 信息不对称与非效率投资 |
| 2.1.3 风险承担与非效率投资 |
| 2.2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相关研究 |
| 2.2.1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 |
| 2.2.2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
| 2.3 管理者特质与企业投资行为 |
| 2.4 高管权力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
| 2.5 职业生涯关注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
| 2.6 文献评述与启示 |
| 3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3.1 关键概念的界定 |
| 3.1.1 高管薪酬激励 |
| 3.1.2 企业非效率投资 |
| 3.1.3 高管权力 |
| 3.2 相关理论基础 |
| 3.2.1 委托代理理论 |
| 3.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2.3 风险承担理论 |
| 3.2.4 最优契约理论 |
| 3.2.5 高管权力理论 |
| 3.2.6 职业生涯关注理论 |
| 3.3 本章小结 |
| 4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 理论分析框架 |
| 4.2 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分析 |
| 4.2.1 高管货币薪酬对企业非投资效率的影响 |
| 4.2.2 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
| 4.2.3 高管薪酬结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
| 4.2.4 高管货币薪酬与股权激励的协同效应 |
| 4.3 高管权力视角下的高管薪酬激励与非效率投资 |
| 4.3.1 高管结构权力视角下的高管薪酬激励与非效率投资 |
| 4.3.2 高管所有权权力视角下的高管薪酬激励与非效率投资 |
| 4.3.3 高管专家权力视角下的高管薪酬激励与非效率投资 |
| 4.4 职业生涯关注视角下的高管薪酬激励与非效率投资 |
| 5 研究设计 |
| 5.1 研究假设汇总 |
| 5.2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3 变量定义及度量 |
| 5.3.1 因变量及其度量 |
| 5.3.2 自变量及其度量 |
| 5.3.3 调节变量及其度量 |
| 5.3.4 控制变量及其度量 |
| 5.4 模型构建 |
| 6 实证研究 |
| 6.1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6.2 相关性分析 |
| 6.3 多元回归分析 |
| 6.3.1 高管薪酬激励对非效率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2 高管权力对高管薪酬激励与非效率投资的调节效应 |
| 6.3.3 职业生涯关注对高管薪酬激励与非效率投资的调节效应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滞后一期处理的结果 |
| 6.4.2 替换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7.2 研究贡献 |
| 7.3 政策建议 |
| 7.3.1 完善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机制 |
| 7.3.2 强化高管权力的监督和激励机制 |
| 7.3.3 从职业生涯关注的视角完善高管选聘机制 |
| 7.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 附录2 致谢 |
四、从委托—代理结构上探讨国企经理激励机制（论文参考文献）
- [1]关键高管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D]. 王洋洋.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2]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与公司治理效果 ——基于云南白药的案例分析[D]. 李行.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3]高管限薪、代理成本与企业业绩 ——来自2015年“限薪令”准自然实验的证据[D]. 栗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7)
- [4]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D]. 张飞雁.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联性研究：国企改革博弈视角[D]. 龙靓.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6]激励目标异质性、高管激励与盈余管理 ——基于国企分类的视角[D]. 孙多娇.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7]跨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战略调整问题研究[D]. 高璆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8]高管权力、企业创新及股价崩盘风险关系研究[D]. 侯婧.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9(08)
- [9]国企混合所有制治理结构对双重任务的影响研究[D]. 于文成. 山东科技大学, 2018(02)
- [10]高管薪酬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高管权力与职业生涯关注的双重视角[D]. 左雪莲. 浙江工商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