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列宁指出，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苏维埃政权由于吸收大批旧专家和旧的管理人员到国家机关中工作，所以造成了国家机关庞大，并且造成了国家机关中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小生产者生产上、生活上的某些特性对于苏俄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的形成有着重要的联系。官僚主义将侵害无产阶级以及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官僚主义者会损坏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的形象；官僚主义者将严重影响党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关键词：官僚主义；国家机关；小生产；危害
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国家机关，是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按巴黎公社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是十分精简而有效率的国家机关。可是在国内战争过程中，苏维埃政权由于缺少管理人员，将许多旧专家和旧管理人员吸收到国家机关中工作。由于吸收的人员太多，造成机关庞大、人浮于事等现象，造成了国家机关中严重的官僚主义。鉴于这种情况，列宁把改革国家机关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任务提上了重要的日程，并形成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问题的系列思想。
一、关于苏俄产生官僚主义的原因
官僚主义原本是封建制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内生现象或事物，无产阶级国家不应该有这种现象。可是，苏俄由于历史传统影响太深，由于革命胜利时国内的生产方式的原因，由于苏维埃政权政策和措施上的失当，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旧社会才可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正确地认识苏俄产生官僚主义的原因，是有效地展开斗争的前提。所以列宁着力研究了此问题，形成和提出了重要的思想。
(一)吸收“旧专家”数量过多且这些人将旧作风带进苏维埃国家机关
十月革命胜利后，党和无产阶级遵循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基本原理，在摧毁沙皇俄国旧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了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的新的国家机关。在新国家机关中，全俄苏维埃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核心权力机关，同时新国家机关还设置了行政管理机关人民委员会等，总的来说，这些新国家机关具有精简和精干的特点。可是，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逐渐增多。在1918年春转变工作重心时，列宁提出必须启用“旧专家”以加强国家管理特别是加强生产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此后的国内战争时期，由于许多单位的共产党员领导者被抽调上前线以加强红军的建设，生产战线上的管理者严重缺乏，所以苏维埃政权再一次启用旧的管理者，以加强社会管理。由于这样的措施，苏维埃国家的管理者迅速增多，管理机构日益庞大起来。到1922年3月，苏维埃中央政府管辖的部级工作机关达到120个，莫斯科的国家机关人员达到24.3万人。而且旧的管理人员将旧时机构中的不良习惯和作风带入苏维埃国家机构，造成国家机构中官僚主义十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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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分析了国家机构迅速增大的原因。1919年3月，列宁在党的八大有关报告论及反对官僚主义时说：“在这里，我们苦于俄国资本主义的不够发达。在德国，大概这种痛苦要轻一些，因为德国的官僚机构受过充分的训练，它把官僚们弄得精疲力竭但是在迫使他们做事情，而不像我国办公室里的一些人那样，坐在安乐椅上安闲度日。我们已经把这种旧官僚主义分子赶走，加以清查，然后再把他们安插到新的位置。沙皇时代的官僚渐渐转入苏维埃机关，实行官僚主义，装成共产主义者，并且为了更便于往上爬而设法取得俄国共产党的党证。结果，把他们赶出门外，他们又从窗口飞进来。这里主要是由于有文化的人才不够。”[1]154这里的意思是，从历史上看，德国的官僚主义祸害远远轻于俄国，因为统治阶级往往以有效的手段迫使官僚辛勤地工作。沙皇俄国的官僚则不同，他们往往坐在办公室，安闲度日，养尊处优。无产阶级通过1917年革命特别是通过十月革命，已经赶走了旧官僚。可是苏维埃政权由于缺乏管理人员，不得不将旧的管理人员安排到各个单位上。这样旧的官僚主义者又回来了，而且他们将官僚主义作风也带进了苏维埃国家机关。列宁认为，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是苏维埃政权缺乏有文化、有能力的管理人员。
教师在学生分组制作过程中，进行巡查并指导，发现问题，记录下来。教师根据组与组之间互评和成果展示，在分组活动结束后，进行知识点的归纳，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并对收集上来的学习反馈表进行分析，查看是否完成教学任务，知识点薄弱环节在哪里，以便布置课后作业和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此外，对竞赛胜出的小组进行奖励，肯定小组的努力和学习态度，勉励其他组向其学习并继续努力，保持学生在学习上你追我赶的良好势头。
可是，应该怎样来认识小资产阶级及其涣散性与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内在逻辑呢?历史证明，小生产与自由贸易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条件。15世纪至16世纪，西欧一些国家或地区具备了这些条件，所以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反复地指出，在苏俄，存在着大量的小生产和存在着自由贸易，由此必然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断地增强资产阶级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力量。所以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敌对势力的顽强的、激烈的、拼死的战争。可以说，关于小生产不断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是列宁对十月革命后小生产的某一方面特点的论述。十月革命后列宁还在有关著作中指出，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政治上摇摆不定的阶级，在革命的形势有利于无产阶级阵营时，他们会倒向无产阶级阵营，站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下。当形势的发展对无产阶级不利而对资产阶级有利时，他们则会倒向资产阶级的阵营。他说，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就具有这样的政治特点。这是列宁对小资产阶级政治特点某一方面的论述。
列宁在“最后的文章和书信”中也反复地强调了这方面的情况。他说，外交人民委员部在我们国家机关中是一个特别的机关。我们没有让任何一个在沙皇旧机关里有点影响的人进入这个机关。这个机关里面全部有点权威的工作人员都是共产党员。因此，这个机关已经取得(可以这样大胆地说)“可靠的共产主义机关”的称号。它在极大程度上清除了沙皇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旧机关工作人员，而这是我们其他各人民委员部中“凑合利用”的那些机关不能相比的。他指出：“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3]337“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同时要记住，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3]382他的意思是，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以及其他一些问题，都根源于过去，即根源于国家政权在国内战争过程中大量地启用旧的专家和旧的管理者，使得这些人将旧的习惯和作风带进了苏维埃国家机关。然而将苏维埃国家机关视为旧事物的残余，甚至说它是“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这不能不说是列宁对当时国家机关及其存在问题的最严厉的批评。
(二)大量的小生产者是苏俄产生官僚主义的社会基础
利夫西住在美国佐治亚州费耶特维尔市。8月中旬，他在家中叫了一份中餐外卖，总价80.60美元。当送餐员欧文把外卖送上门时，利夫西掏出一张银行储蓄卡付账，不料刷卡机不认此卡。利夫西转而掏出支票簿，写了一张支票递给欧文。欧文表示，餐馆不收支票，只能把外卖带回餐馆。然而，此时利夫西家中的另外两人已经开始吃起外卖，导致这份外卖无法退回餐馆。利夫西与欧文发生争执，升级成肢体冲突。按照欧文的说法，利夫西曾掐住他的喉咙，推他撞到屋里的冰箱上。
马克思研究了这种政治现象。《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篇马克思针对小农生产和小农社会展开研究的经典之作。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针对小农的特征如下描述：“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4]762这里的小农就是指小生产者农民。他们人口众多，生活条件相同。可是他们的生产方式——即一家一户进行生产，主要以自己的生产工具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生产的产品主要供自己及其家庭消费，使得农民相互之间交往很少、合作很少。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使得这种状况更加严重。马克思说，他们之间是相互隔离的状态。马克思还说：“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4]762这一论断十分形象地说明了当时法国农民的分散性。这种分散性表现为：每个农民及其家庭生活在一小块土地上，农户与农户之前相邻，土地与土地相邻，但实际又相互隔绝。许许多多这样的农户和土地旧构成了一个又一个村子，这些村子与村子之间实则也是分散的、隔离的状态。许许多多这样的村子构成了一个省。一个省的地域也许有几百平方公里，甚至更为辽阔。它管治下的农民也许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可是实际上，无论是一个村子或者一个省，从农民的生活状态看或者从社会状态看，均不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它们如同一袋马铃薯中的一个个马铃薯一样。虽然一袋马铃薯中单个马铃薯的数量不少，但由于它们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所以不能将其看成为一个重量等同于一袋马铃薯的某一个物体。马克思接着指出：“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4]762-763这里是说，小农或者说小生产者，由于生产方式使它们相互隔离，使它们缺乏社会联系，不能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因此不能形成政治组织。比方说，无产阶级可以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可以组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小生产者则不可以组建自己阶级的政党，或者说不能组建长期存在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由于此阶级不能组建长期存在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所以它们不能通过革命政党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并且齐心协力地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斗争。这就是马克思说的，“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4]762-763马克思根据对小生产者生产方式以及所由决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的分析，得出结论：小生产者崇尚站在它们上面的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力，或者说高高在上的、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力是以小生产者为社会基础的。
苏维埃政权由于吸收大批旧专家和旧的管理人员到国家机关中工作，所以造成了国家机关庞大，并且造成了国家机关中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1919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这些专家，这些有本领在广大的全国范围内进行管理工作的人，十分之九浸透着资产阶级的旧观点和旧偏见，他们即使不直接叛变(叛变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常见的现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不能了解新的条件、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因此在各人民委员部、在各地都出现了争吵、失利和紊乱的现象。”[2]412他的意思是说，固然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看，苏维埃政权必须吸收旧专家和旧管理人员参与管理工作，但是应该承认这些旧专家和旧管理人员来自旧社会，而且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他们的思想里浸透着资产阶级的旧观点和旧偏见。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虽然不会走向反苏维埃政权的道路，可是他们对于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任务不可能有正确的理解，如果对他们没有认真的思想工作的话，则他们不可能自觉地为完成苏维埃政权的任务而努力工作。在这里，列宁分析了大量吸收旧专家和旧管理人员参与管理工作对国家机关工作带来的负面的影响。1922年3月，列宁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就这个问题再次提出：“最近把各种委员会清理了一下。总共有120个委员会。有多少是真正必要的呢？只有16个。而且这已不是第一次清理了。有些人不是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不是把决议提交人民委员会，也不知道自己对此负有责任，而是躲在各种委员会后面。在这些委员会里是一团混乱，谁也弄不清楚是谁负责；一切都乱成一团，最后作出由大家共同负责的决定。”[3]116这里他指明了国家机关庞大以及官僚主义的严重程度。
1921年3月，列宁在党的十大报告中指出：在资产阶级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通过掌握国家政权，形成官僚主义统治，压迫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我们这里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是另外一种：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涣散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缺乏农工业之间的流转，缺乏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5]218可见，在他的思想上，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涣散性、不开化和落后、缺乏流转、联系和协作，是官僚主义的根源。他还说，苏俄的官僚主义的产生，与国内战争有关系。在国内战争期间，苏维埃政权被四面封锁，被重重包围，与全世界隔绝，与南方产粮区、与西伯利亚、与产煤区隔绝。那时苏维埃政权不得不果断地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不畏最大的艰险，无论如何要捍卫住工农政权。尽管经济破坏空前严重，流转停顿，但还是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他指出：“我们的做法在一个被封锁的国家中，在一个被包围的要塞内曾是取得胜利的条件，然而正是到了1921年春，在最后一批白卫军彻底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领土以后，却暴露出它的坏的一面。在一个被包围的要塞内，可以而且只能‘堵塞’一切流转；由于群众发扬了非凡的英勇精神，这种情况可以忍受三年之久。此后，小生产者的破产更厉害了。大工业的恢复又往后拖，往后推了。于是，官僚主义作为‘包围状态’的后果，作为小生产者涣散性和受压制状态的上层建筑，就充分暴露了出来。”[5]218这一论断的思想是，小生产者本来是涣散的、分散的不开化与落后的，加上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势力对苏维埃政权的包围，国内的经济流转停止了，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没有了，劳动者之间的经济交流也没有了。贫困进一步向小生产者袭来，小生产者的涣散性、自由散漫性、无组织性、无纪律性、无政府主义倾向进一步发展，催进了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
苏俄是一个小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十月革命胜利后，农民分得了土地，成为小生产者农民。同时在城市，还有大量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等等。如同列宁所说的，当时的苏俄小生产者如同汪洋大海一样。在列宁的思想上，大量的小生产者，正是苏俄产生官僚主义的社会基础。正确地认识大量的小生产者是官僚主义的社会基础，要从马克思的有关论断和思想说起。在1848年法国革命过程中，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拿破仑在掌握政权时期，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即让当时的法国农民每家得到了一小块土地，并以法律的形式对其进行确认。于是法国农民对拿破仑感恩戴德，以致拿破仑在消灭共和制和建立帝制时农民投票予以支持。这种政治形象的实质是农民对于从上至下的强权表示了拥护和支持。
最大允许狗腿严重度为钻孔轨迹正弯曲或负弯曲的曲率半径宜大于钻杆钻具组合自由状态(钻具组合整体顺下孔壁通过弯曲段)的最小曲率半径。正弯曲段狗腿严重度允许值相对较高，最小曲率半径相对较小；负弯曲段狗腿严重度允许值相对较低，最小曲率半径相对较大。狗腿严重度指标可反映弯曲段对钻探钻井施工的影响，但不能用于评价整个钻孔轨迹对钻探施工孔内安全的影响。如钻孔轨迹由2个或以上弯曲段构成，其对钻探施工孔内安全不是单独影响的，而是具有关联性和叠加性的，将严重加剧钻探施工孔内安全问题；而且随着钻进深度的不断增加，孔内安全不断恶化。
列宁也论述了小生产者或小资产阶级的某些社会特点与苏维埃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内在联系。如前所述，马克思已经论述过小生产者崇尚站在他们之上的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力，认可和欢迎这种行政权力。即使这种行政权力造成对他们的危害，他们也甘心情愿。在苏俄，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无疑是一种行政权力，而且是一种不良的行政权力，它无疑会造成对人民群众包括对小生产者即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损害。可是苏俄的小生产者，由于它的涣散性和分散性，不能形成联合的、整体的、坚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不能以有力的政治力量去抗击来自上面的官僚主义。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苏俄的官僚主义才得以生长和得以发展。这样来理解苏俄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它与小生产之间的逻辑联系，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求得解释。这样的解释是列宁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值得指出的是，在列宁的思想上，小生产者生产上、生活上的某些特性对于苏俄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的形成有着重要的联系。从生产上看，小生产是分散的生产。小生产者一个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本家人以自己家庭的生产工具在自己家庭的土地上劳动，或者在自己家庭的作坊里劳动，劳动的成果归本家庭成员所有。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基本不同别的家庭发生联系。从生活上看，小生产者吃的是自己家庭生产的粮食，如谷子、麦子、马铃薯等等。他们用自己家庭生产的棉花来纺线、织布、做衣服，供本家人穿用。他们很少到市场上去买卖。如此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养成了他们涣散的性格，由于他们没有条件读书，文化水平低，是社会上落后的、不开化的群体。如果从社会生活或政治生活的视角看这个群体，它们的涣散性、分散性、落后性则表现为无组织性、无纪律性、自由散漫、无政府主义等等。如果社会上小生产者占人口的比例较大，那么毫无疑问，社会上的无组织性、无纪律性、自由散漫和无政府主义现象等将十分严重。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就经常处于这种状态。1918年春，列宁在有关著作中反复地强调，必须加强劳动纪律，必须加强国家强制的力量，否则自由散漫和无政府主义将严重损坏苏维埃建设事业。在国内战争过程中，社会管理不到位，乱象更多，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加强管理。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上的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和无政府主义渗透到国家机关中，就形成了苏俄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现象。官僚主义可能有这种或那种表现形式，但是根本的特征是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和无政府主义，即官僚主义者置党和国家的路线、政策、方针而不顾，我行我素，违背法纪，以权谋私。这说明，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与社会上的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和无政府主义现象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呼应的。
本文简述了以STM32单片机为核心的避障小车系统的设计，包含了电机驱动模块、超声波模块、红外模块等。本系统的设计意义在于使用简单的传感器进行自动避障，避障方案易于实现且方便移植，其对于开发多功能自动机器人具有借鉴意义，同时它也可以被用于智能玩具的开发。预留的LCD屏幕可以显示小车更多的状态，方便开发者对小车功能的进一步开发，比如给小车安装无线手柄进行人为遥控，并使用无线模块将小车状态通过单片机之间的通信显示在另一单片机的LCD屏幕上。
列宁深谙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以及所由产生的政治政治态度的观点也十分熟悉。他在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国内战争过程中阐述了小生产者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与苏俄官僚主义相互关系的思想。1919年2月，列宁在起草的修改党纲草案中指出，无论在君主国还是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官僚主义总是无时无刻地将国家权力与地主和资本家联系在一起。现在俄国虽然已经摧毁了旧的国家政权，官僚主义的“堡垒”似乎已被摧毁，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官僚主义的活动就结束了。这是因为，一方面苏维埃俄国居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不够高的缺陷，另一方面城市工人中最觉悟的阶层正忙于紧张的军事工作，旧官僚利用这些机会“企图夺回一部分他们已经失去的阵地”。因此要使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获得成就，就必须将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随着这方面实践的进展，1921年3月列宁在党的十大报告中深刻地阐述了苏俄官僚主义得以产生的社会原因。他说：“官僚主义在我们国家制度中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脓疮，以致我们的党纲也提到了它，这是因为它和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及其涣散性有联系。”[5]26还说：“我们的党纲提出，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任务是一个特别长期的工作。农民愈分散，中央机关的官僚主义也就愈难避免。”[5]42这些论断足以证明，在列宁的思想上，苏俄的官僚主义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及其涣散性、分散性有密切联系。
二、关于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的危害性
苏维埃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对于苏维埃建设事业的发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巩固俄共(布)的执政地位，将形成直接的负面影响。关于这些问题，列宁阐述了下述思想。
列宁提出，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将对党的机关形成影响，并且将对全国各个地方的党的机关和国家政权机关形成影响。在当时的苏俄，党中央的高层领导人，同时担任着苏维埃政权的高层领导职务。许多的州、省甚至更下层的党的机关领导人，同时担任着同级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职务。这样的话，国家机关如果有官僚主义的话，则很容易传染到党的机关；上级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则容易传染到下级机关中。列宁对此有正确的认识。他1920年11月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显然，在苏维埃机关中复活了的官僚主义也不会不在党的组织中产生有害的影响，因为党的上层领导就是苏维埃机构的上层领导，这是一回事。这就是说，既然我们意识到了，旧官僚主义这种坏现象可能在党的机构中表现出来，那么在党的组织中有这种坏现象的各种迹象，就是很明显，很自然的了。因此，这个问题已经列入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议程，还引起了这次代表会议很大的注意，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全党代表会议决议所承认的党的病症，不仅莫斯科有，而且正在向全国各地蔓延。”[6]33他这里说的十分清楚，官僚主义病症不仅国家机关中有，党的各级机构中也有，不仅高层机关有，而且正在向全国各地蔓延，所以党的有关会议和苏维埃有关会议都十分关注这个问题。同一时期，列宁在其他有关会议上的报告中还指出：“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不能不渗透到党的机关里来，因为党和苏维埃机关错综交织，联系密切。反对这种坏现象的斗争现在可以而且应当提到日程上来，但是，不应当为批评而批评，而要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一斗争的方法，最好就在提出批评的同志们工作的那些机关展开真正的斗争，并且报道这一斗争的成果和教训。”[6]49这里他不仅强调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会传染到党的机关中来，而且要求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提上日程，在相关的单位进行严肃的有效的斗争。
列宁提出，官僚主义将侵害无产阶级以及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一些官僚主义者或者是混入国家政权机关和党的领导机关中的投机分子，或者是掌握了党和国家权力后经受不了物质利益引诱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化公为私，巧取豪夺，贪得无厌，严重损害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或者骑在人民群众的头上作威作福，违法乱纪，为所欲为，且不允许人民群众有任何反对的意见。官僚主义者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可是，在1920年底俄共(布)就工会的任务进行大讨论时，托洛茨基派提出保护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不是工人国家里的工会的作用”。他们认为，既然国家已经是工人国家了，那么就意味着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已经取消，就没有必要再谈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了。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苏俄，提出保护工人的利益是没有意义的。列宁批评了他们的言论和看法。他说：托洛茨基对当前苏俄的国家没有正确的认识，“不完全是一个工人国家，问题就在这里。托洛茨基同志的基本错误之一也就在这里。”“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这是第一。”“不仅如此。从我们的党纲……里已经可以看出，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我们不得不把这个不光彩的—— 我应当怎么说呢？—— 帽子，加在它的头上。这就是过渡的实际情况。”[6]207列宁的意思是说，苏维埃国家是“工农国家”，而不是“工人国家”，即它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两个阶级的国家，而非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国家。这是需要从理论上弄清楚的。从另一方面看，即从苏维埃国家机关当前的情况看，它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情况，是一个不能不引起人们重视的情况。他还说：“试问，在实际形成的这样一种国家里，难道工会没有什么可以保护的吗？没有工会，能够保护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吗？”[6]207这一论断虽然主要是强调工会保护工人群众利益的责任和必要性，可是它是以工人群众的利益会受到官僚主义者侵害为前提的。在当时关于工会任务问题的讨论中，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分歧意见很多，其中重要的分歧在于是否承认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者将对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侵害。列宁肯定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否定这一点。而且托洛茨基主张让工会国家化，即让工会取代国家的经济管理机关，行使管理经济的职能，并且对工会进行整顿，抽调那些善于使用强制手段的工作者去工会中工作，以便于从上到下加强管制。他的这个思想充满了浓厚的官僚主义气息。
列宁提出，官僚主义者会损坏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的形象。党的纲领规定，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苏维埃国家的法律规定，国家政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机关。鉴于此，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必须保持良好的、光荣的形象，即作为人民机关的形象。保持这个形象，要求它的工作者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体现出以人民的利益为上的工作作风。可是，由于官僚主义者混入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机关的形象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坏。1919年3月，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把旧官僚赶走了，但是他们又来了，他们自称是‘控产党人’，因为不敢说是共产党人，他们戴上红领章，想捞到一个肥缺。怎么办呢？要反复地同这种坏家伙作斗争，如果这种坏家伙钻了进来，就要清除他们，赶走他们，通过工人党员和经过长期了解的农民来进行监督。”[1]14-15他在这里描述了这样的现象，一些坏分子混入机关中，戴着红袖章，捞到了一个肥缺，即当了官，掌握了权力。况且这些人是十月革命时期被无产阶级赶出国家职员队伍的，是群众所知晓的。这样的人混入苏维埃国家机关，捞到肥缺，实在有损国家机关的形象。1919年12月，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人对我们说，也有人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证明，国营农场往往成了稍加伪装甚至不加伪装的原先的地主分子藏身的地方，成了官僚主义的巢穴，这种现象在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也同样屡见不鲜，—— 对于这些话的正确性我是从来不怀疑的。”[2]412-413这里描述的也是这一类现象：地主分子或者其他坏分子混入国家机关内，谋取到官位，成为官僚主义者。列宁说，在国营农场、中央管理局以及其他国家管理机关都有此类现象，并且他对于有这类现象从来未怀疑过。显然，这类现象也将严重损坏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的形象。因为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成为官僚主义者藏身的巢穴。
列宁提出，官僚主义者将严重影响党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国内战争结束后，苏俄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大通过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决议，它的历史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可是在这一时期，国家机关内和党的机关内的官僚主义者不努力贯彻党和国家政权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路线和方针，不愿意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出一把力，而是远离基层，远离实践，不做实事，不停地开会，成立新的机构，制定新的计划，发布新的文件，等等。这些人的行为就是官僚主义，它严重地影响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开展。1922年3月，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已经一年，“应当指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至今还表现出神经过敏，几乎是一种病态，我们制定各式各样的计划，作出各种各样的决议。说到这里，我想谈一件事。昨天我偶然在《消息报》上读到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政治题材的诗。……他在这首诗里尖刻地嘲笑了会议，挖苦了那些老是开会和不断开会的共产党员。诗写得怎样，我不知道，然而在政治方面，我敢担保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确实处于大家没完没了地开会、成立委员会、制定计划的状态之中，应当说，这是很愚蠢的。”[3]12在这里，列宁批评了那些一味开会、制定计划、成立新机构的官僚主义者，认为他们是“很愚蠢的”。并且列宁将这些官僚主义者比做俄国某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奥勃洛摩夫(这是一个不思进取、懶堕、变态的地主)。列宁说：“俄国完成了三次革命，但奥勃洛摩夫们仍然存在，因为奥勃洛摩夫不仅是地主，而且是农民，不仅是农民，而且是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工人和共产党员。只要看一下我们如何开会，如何在各个委员会里工作，就可以说老奥勃洛摩夫仍然存在，对这种人必须长时间搓洗敲打，才会产生一些效果。”[3]12-13他的意思是，不思进取和不积极工作的人，在农民中、知识分子中、工人中也有，但是它们对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进展的影响不大。在共产党员中和机关干部中有一批这样的人，则将对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展开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所以必须长时间对其进行敲打，使他们改进工作作风。同一时期，列宁在某刊物上发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他说，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刊物，应该成为一个战斗的刊物，成为一个唯物主义的刊物，可是现在有的刊物显然没有达到党的这一政治要求。这就是他所说的：“这个杂志应该是一个战斗的无神论的刊物。我们有些部门，至少有些国家机关是主管这个工作的。但是，这个工作做得非常软弱无力，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看来是受到了我们真正俄罗斯式的(尽管是苏维埃式的)官僚主义这种一般环境的压抑。”[3]25这里的意思是，由于党的机关或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的影响，使得有些刊物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不明朗，战斗力不强，这方面的工作需要大大改进。这一时期，列宁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在讲到党内的官僚主义问题时说：“如果拿莫斯科4700名负责的共产党员和一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领导谁呢？说共产党员在领导这堆庞然大物，我很怀疑这种说法。说句实话，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3]97-98还说：“任何一个经过资本主义大企业训练的店员，都会办这种事，而百分之九十九负责的共产党员却不会办，并且不想懂得自己没有这种本领，应该从头学起。如果我们不懂得这点，不进预备班重新学习，我们就无论如何解决不了作为目前全部政策基础的经济任务。”[3]107他的意思是，共产党员或者担任党内的领导职务，或者担任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职务，可是实际上，在日常经济工作中，他们因为不善于做经济工作和管理工作，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不法资本家把他们推到前面做挡箭牌，自己躲藏在后面干违反国家法律法令的事。所以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员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然而，有些共产党员还不知道自己不善于做经济工作，不愿意学习做经济工作，甚至对于派他们做经济工作有抵触情绪。这就是“骄傲自大”的态度和作风，是官僚主义的作风。列宁严厉地批评了这种态度和作风，认为它影响了党和国家有关工作的顺利进展。
参考文献：
[1] 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 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6] 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9)03-014-020
基金项目：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列宁十月革命战略思想及其进程中的两次重要转变”(17BKS007)。
作者简介：俞敏，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责任编辑：黄 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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