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思想，kritische一词究竟是翻译为批判还是评判，直接关系到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旨趣的把握。从词源学角度看，将kritische翻译为批判可以说完全抓住了汉语、英语以及希腊语词根的契合点。追溯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踪迹，在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第一代理论家那里，批判理论主要表现为一种拒斥现实的理论姿态，对现代文明弊端的拷问和否定构成了其主要特质。相较于评判，批判一词更能彰显早期理论的否定性和革命性特质。到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理论家那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旨趣出现了明显的转向，相较于批判，哈贝马斯更加关注重建，早期理论的强烈否定性在其理论中失落了，而代之以交往和谐。如果仍把哈贝马斯置于整个批判理论谱系之中的话，将其称作评判理论是恰当的。
[关键词]批判；评判；法兰克福学派；否定性
“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关键词，将德文词汇kritische译介为“批判”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最新研究译著《法兰克福学派史—评判理论与政治》一书中，译者将kritische一词译为“评判”而非熟知的“批判”。译者还专门考察了kritische一词的名词kritik的中译法，认为kritik是一个中性词，意为分析、评判，既有批判、否定之义，也有建议、肯定之义，而将kritik译作“批判”只片面采纳了其否定的内涵，并且这种批判的内涵是其极端形式，翻译为“评判”则更可取。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就有必要考察我们何以选择“批判”作为“kritik”的汉语对等词并一直沿用至今？认为批判只是kritik的一种极端形式，是彻底的否定，这是否合理？对这些问题的探究，不但涉及kritik一词的汉译历史，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当代批判理论创始者的法兰克福学派到底在何种意义上使用kritik一词？批判和评判，到底哪一个词更能精确地概括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旨趣？
一、词源学考证
从词源学上看，名词critic来源于拉丁语criticus，意指法官、文学评论家，而criticus又来源于古希腊文kritikos，具有“有辨别或裁决能力”之意。根据词源词典，kritikos的希腊语动词为krinein， 具有分辨、决定之意。追溯kritik一词从希腊语到拉丁语的演变历史，我们不难发现kritik一词主要是评判、考察、分析之意，在最原初的使用上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否定、质疑之意，尽管这些意思包含其中，但绝不是其主要部分。进一步考察kritik的同源词，可以在其概念网络中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它的全部内涵。在英语语境中，critical的同源词主要有criteria和crisis。Criteria源自希腊词kriterion(标准)，由此可见，critical 还具有判断、考量之标准的意思，而标准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它是一切判断所必须，没有标准也就无所谓善恶、好坏之一切判断，因此，criteria是连接肯定和否定两层意义的切面。再看crisis(危机)一词，源于希腊文krisis，最初是一个医学范畴，意为疾病发展到关键时刻的转折点，决定了以后的方向是健康还是死亡，无论是医学还是其他领域，危机都意味着过程中的决定性时刻。危机既然象征着转折点，那么，危机必然与选择联系在一起，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危机一词的希腊语动词krino，意为“选择”“拣选”，引申为“做决定”“做选择”，而这正是英语语境中critic(批评家)的工作，所以，批判总是和危机联系在一起的，批判理论所面对的正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危机，没有危机也就无所谓批判。
通过考察critical一词的词源演变及其同源词汇，确如《法兰克福学派史：评判理论与政治》一书的译者所言，kritik一词主要是判断、辨别之意，既有否定、质疑，亦有肯定、赞颂，如果汉语词汇“批判”只单纯具有谴责、否定之意，那么，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译作“批判理论”确实有失偏颇。但是在下这一结论之前，我们必须进一步考察“批判”及其相关汉语词汇，前辈学者在翻译kritik一词时，何以在众多的汉语概念群中甄选“批判”一词作为其汉语对等词，这一选择是否合理？对此，我们不妨考察一下kritik一词的汉译过程。
钱多多正与谢娜煲着电话粥。钱多多与谢娜之间的关系只能用微妙两个字来形容。钱多多高中时代给谢娜写过热情洋溢的情书，那时的谢娜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原因是钱多多才貌都不出众，名字还特俗。高中毕业后谢娜考上了大学，钱多多没能考上，选择了经商，并由此发迹。再后来两人各自成了家，成了家的钱多多并未彻底死心，也不急于求成，就像一位经验老到的猎人，对眼中的猎物有着无比的耐心。
Kritik一词的汉译，经历了一个长期摸索的过程。较早可追溯至王国维，在《静庵文集续编》的《自序一》中，王国维曾将德文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译为《纯理批评》。此后至五四时期，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及康德三大批判，并将其译作“纯粹理性的评判”。1935年，康德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的第一个中译者——胡仁源将其译作《纯粹理性批判》，但贺麟对胡的译法提出异议，认为书名译作“纯理论衡”为好，并解释说：“普通的批评叫作‘批评’，系统的严重的批评，便叫作‘论衡’。康德的书名故以称为‘论衡’最为合适。余意‘批判’ 两字在康德不可用，盖批评，与怀疑相近，与下最后判断之独断相反，康德只可说是批而不判，或判而不断的批评主义或批异主义者。”[1]17郑昕在《康德的知识论》一文里也采用“论衡”的译名。张东荪则主张将“批判”译作“检别”。尽管众多理论家反对将其译作“批判”，但此后康德三大批判的各个中译本都沿用了胡仁源的译法。
第二，《启蒙辩证法》时期。20世纪40年代之后，面对充满危机和悖论的时代病症，批判理论开始疏离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转而开始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及整个西方文化展开批判。《启蒙辩证法》的发表标志着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升级到对整个人类文化内在逻辑弊端的检视，相比较之前的“批判的唯物主义”，这一时期的批判视域更加深广。《启蒙辩证法》的核心议题就是揭示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二律背反，根据卢梭、伏尔泰、康德等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观点，启蒙运动就是要将人类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确立人类的统治地位。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挣脱了外在自然枷锁的自我很快又被内在自然所奴役，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并没能带来人类的解放。也就是说，启蒙不仅没能把人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这就是启蒙辩证法。
重要的民俗资料提供者，通常属于村民心目中“会看事”“会办事”“会说话”的人，经常代表村民向外人述说“村落文化”。他们的话语，当然也会经过其自身的选择、加工，因而具有个人色彩。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分析——大多数村民会认同其村落文化代言人的角色吗？村民如何评价其话语？学者的到访，是促成了村民对其话语的接受还是相反？这些都需要格外留心。书后所附“重要民俗资料提供者简介”，意在呈现村落精英的个人基本信息，有助于对其话语的进一步分析。
首先，反思早期批判理论。在理论旨趣上，哈贝马斯转变了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从早期的激进立场开始向后退，从早期批判理论对人类文明的全面批判过渡到对晚期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局部诊断。在哈贝马斯看来，“《启蒙辩证法》并未妥善处理资产阶级理想中所确立并被工具化了的文化现代性的合理内涵”，“没有充分注意到文化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根本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摆脱目的理性的神话暴力”[8]131。也就是说，早期批判理论对现代文明的合理性缺乏合理性的考量，更为重要的是，在激烈的批判之后，却没能指出摆脱文明危机的出路。从批判启蒙理性的《启蒙辩证法》到拒斥一切同一性的《否定的辩证法》，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实质上完全摧毁了理性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在哈贝马斯看来，脱离了理性合法性根基的批判理论大厦终究会坍塌，要拯救批判理论只能重建批判理论的理性基础。哈贝马斯作为研究所后期的领导人物，最初虽然也自觉地继承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传统，但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为社会批判理论寻求一个规范性基础。
在西方哲学中，康德较早建立了批判哲学的体系，其三大批判致力于考察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并非直接来源于康德的批判理论，其批判概念主要是从马克思的理论中生发出来的。批判理论最早由霍克海默在1937年发表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提出并确立。霍克海默认为，批判理论和传统理论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传统理论从实证主义出发，致力于为既存社会提供理论辩护；而批判理论则对现存社会秩序持革命、批判的态度。霍克海默强调“真正的理论更多地是批判性的，而不是肯定性的”[3]229，由此可见，霍克海默是将批判放在与肯定相对应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强调批判所包含的否定内涵。具体来看，霍克海默领导的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既然如此，很多学者缘何反对将kritik译作“批判”？事实上，不少学者之所以质疑该词的汉译，主要是特定时代赋予“批判”一词的特定色彩所造成的。五四运动前后，我国正处于批判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时代背景之下，选择“批判”一词来翻译kritik体现了敌我分明的战斗立场。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昂扬的革命斗志逐渐缓和，众多学者认为批判是一左派词汇，拒绝使用，于是开始采用与批判接近的汉语词汇来代替，以稍缓其战斗的口吻。殷海光在致徐复观的信中，就曾抱怨《民主评论》的编辑胡乱修改了他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的翻译，殷海光采用的是贺麟的“纯理论衡”，但编辑却将其改为“纯粹理性批判”。殷海光特别指出：“如果编者认为‘纯理论衡’不甚经见，改作‘纯粹理性批评’，光比大表欢迎，而居然译作‘纯粹理性批判’”。殷海光解释说：“‘批判’一词，系来自左翼宣传家，取自日本左派著作，基于思想与现实之理由，凡左派之名词，光必避而远之。光平生与此类‘邪名’作战不遗余力。尤于‘批判’一名，光恶之极深，盖火药气太大故也。”[2]11由此观之，批判理论之所以常常给人以否定、破坏之意，是由特殊的时代背景所造成的。每一个词汇都可能因不同的时代和情况而衍生出多重内涵，我们要做的就是对其不断解蔽，使其本真性含义得到显现。
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判理论
以上只是从词源学的角度对kritik和批判两个词语的相关词汇群进行了考察，具体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到底翻译为“批判理论”还是“评判理论”，词源学上的考证是远远不够的。特定的理论境遇和时代背景催生特定的理论形态，要从根本上澄清这一问题，关键是深入考察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资源和理论旨趣。
通过对“批”和“判”的考证，我们不难发现，批判的“批”字正好对应了kritik攻击、否定的内涵，而批判的“判”又恰好对应了kritik所蕴含的肯定层面，将kritik译作批判，不可谓不贴切。而“评判”一词的“评”，根据《南史·钟嵘传》“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引申为说出判断，发表意见。如果将kritik译作“评判”则缺乏其否定这一层意思。尽管从kritik的词源上来看，否定、质疑只是其诸多含义中的一个，但却是最基础、最核心的一个方面，之所以会产生判断，主要还是因为有否定和质疑，缺少了这一先决环节，一切评判都将不再可能。由此观之，“批”和“判”与kritik在词源上有相同的意思，将kritik翻译为批判可以说完全抓住了汉语、英语以及希腊语词根的契合点，企图根据kritik的词源来说明将其翻译为批判不恰当，至少在词源学上是不能成立的。
第三，《否定的辩证法》时期。为什么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自由、富足的同时却使人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为什么“被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6]1？现代启蒙精神的二律背反使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陷入了深深的悲观主义。《启蒙辩证法》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领导权转移到阿多诺手中，作为《启蒙辩证法》的延续，《否定的辩证法》更是将批判理论的这种悲观主义推向巅峰。否定的辩证法拒斥传统辩证法图式，尤其是反对黑格尔式的概念辩证法，它认为任何概念都不可能与自身完全同一，概念本身就包含非概念的东西。否定辩证法坚持以非同一性代替同一性，倡导反体系、反概念，其最终目的就是要终结包括二元论哲学、本体论哲学在内的一切同一性哲学。否定辩证法对理性的批判无疑是颠覆性的，如果说启蒙辩证法还只是对启蒙理性的否定，那么，否定辩证法的否定则是不包含任何肯定因素的否定，否定之外，再无他物，否定就是目的，就是一切。就如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中所言，“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7]4
很显然，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批判理论主要是一种“批判的唯物主义”，其理论家们仍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种自觉将自身看作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当然继承者，其批判理论仍然承袭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姿态。
事实上，众多理论家们之所以认为将kritik译作“批判”一词无非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误认为汉语批判一词注重否定性批评，而缺少了系统的分析，贬大于褒；二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并非是对理性的批评否定，而更多是考察、分析。第二个方面与本文谈及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关系不大，故只重点考察第一条理由的合理性。
第一，批判的唯物主义时期。霍克海默将自己理论称作批判理论意在表明自身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康德不同，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等著作所蕴含的批判思想主要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政治以及道德等诸方面的批判，霍克海默试图完成的就是恢复和继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强调其批判理论不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意义上的批判，而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批判。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中，霍克海默旗帜鲜明地支持唯物主义的批判，无独有偶，马尔库塞也将批判理论与唯物主义联系起来，他认为：“批判的社会理论就其对它的创始者的信仰来看，根本上是与唯物主义相联系的”[4]174阿多诺也指出：“唯物主义不仅同科学的‘传统理论’区别开来，同时也同对世界的笨拙解释区别开来。”[5]195
到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时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向。20世纪60年代初，哈贝马斯就流露出与早期批判理论家不同的思想倾向，自继任伊始，他就致力于对早期批判理论的反思和重建工作。对哈贝马斯理论特质的考察及其在法兰克福学派中的理论定位，也就自然而然成了考察“批判理论”与“评判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常规剪冲工艺，定子圆片冲制分为两道工序：(1)圆形片落料；(2)冲片经人工旋转一定角度冲制定位键槽。按照该工艺方法，工作效率低，工作量大，费时费力，而且容易出错，不利于产品流转。于是提出了将落料与冲槽两道工序合并为一道工序，设计可换位冲槽定子圆片落料模。该模具在传统落料模的基础上，增加了可换位键槽凸模，文中主要介绍可换位键槽凸模模块的设计。
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回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中坚人物的思考路径，我们不难发现，从“批判的唯物主义”到“启蒙辩证法”，再到“否定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力度不断加大，尽管理论家们对大众文化的态度有所不同，但占据支配地位的始终是否定性批判。在对kritik进行语义学考证的过程中，我们就已经明确，之所以选择“批判”作为kritik的汉语对等词，是因为批判更能与kritik含义中的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形成对应关系，尤其是更能彰显其否定性的内涵。通过检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早期理论家的文本，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将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理论翻译为“批判理论”是毫无疑义的，相较于“评判”，“批判”一词更能展现其理论的否定性特质。
汉语“批判”一词是否可以概括kritik一词的内涵同样需要从词源学上考证“批判”一词。汉语中最早有“批”和“判”两个词。批，动词，根据《说文解字》，手击也，后引申为打、攻击之意，如冯梦龙 《东周列国志》“乃以手批楚王之颊。楚王大叫一声。醒来箭疮迸裂，血流不止。”判，《说文解字》，分也，本义分半而合，即将分析对象分成两半或若干部分，从而发现其内涵，后引申为区别、分辨。《庄子·天下》中“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判就是这个意思。
研究称蚊子在地球的存在有上亿年，全球约有3500种。通常雌蚊以血液为食，而雄蚊以吸食植物的汁液。吸食血液为生的蚊子200种左右吸食人血（占少数），其他的则以鸟类、蜥蜴或小型哺乳动物的血液为食。
其次，创立交往行为理论，为批判理论奠定规范性基础。哈贝马斯并不是从西方理性传统的历史为批判理论寻找根基，而是转向语言和交往的普遍特征。在哈贝马斯看来，早期的批判理论之所以会走向悲观，主要是因为它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混同于主客体之间的工具关系，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早期理论家将对工具理性的悲观置换为对整个人类文明普遍理性的灾难，因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悲剧性的后果。哈贝马斯不再从孤立的主体而是从主体间的交互关系去理解。在哈贝马斯那里，社会批判理论邂逅了语言哲学，批判理论获得全新的理性基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依赖于语言，而语言的基本功能就是协调众多个体的行为，达成理解并产生共识，这就保证了主体间通过交往沟通不断朝向更加自由、平等的境遇发展，这种以语言的协商为基础的交往理性构成了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基础。
最后，对“批判”一词的再界定。通过将主体对客体的启蒙转换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沟通，事实上，哈贝马斯已经完全颠覆了早期批判理论的根基。在哈贝马斯那里，“批判”被界定为一种介于哲学和科学之间的认识形式，其目标是在批判理论和实证科学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在当时，批判完全是理性的同义词，它表达的是善意的评论和机智的判断，是寻求按照自然规律同正义的事情相一致的正确的东西的媒体；它像能量一样，无休止地和无目的地推动理智向前进，最终甚至让理智转向反对自己。”[9]259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批判已然丧失了早期理论家强调的否定内涵，而更多的是一种分析、考察。
经过哈贝马斯改造的批判理论，如果仍能被称作批判理论的话，它显然已经疏离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开创的批判理论传统。早期批判理论中的批判性在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中失落了，代之以交往和谐。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是否仍属于批判理论的框架？对此，罗尔夫·魏格豪斯曾指出：“阿多诺的死代表了批判理论的终点，无论批判理论是多么不统一，它都很特殊地汇集在社会研究所这个外在形式之下，汇集在一种植根于反资产阶级情绪和承担批判社会之使命感的发现欲望之下。”[10]856阿多诺死后，研究所的年轻成员纷纷离开法兰克福，研究所内部也发生了分离，批判理论开始出现断裂。尽管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交往行为理论为批判理论重新提供规范性基础，但经过共识和普遍一致性调和的理论已经失去了批判理论应有的批判性姿态。事实上，哈贝马斯更多地以其社会交往理论而为人们熟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将哈贝马斯排除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之外。
至此，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究竟译作批判还是评判，我们可以做出明确的回答：将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第一代思想家的理论翻译为“批判理论”是毫无疑义的。其批判理论与其说是一种旨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功能性理论，毋宁说它是一种抗拒既定秩序的姿态。这种姿态对现代文明弊端的拷问更多的是一种否定性的批判，当然，这种否定中必然蕴含着分析、考察，否则就成了廉价的批判，就成了胡说。将这种以否定性为主的分析考察翻译为“批判”，不论从词源学还是理论旨趣上都合情合理，“评判”则没有理论革命性的特质。但经过第二代旗手哈贝马斯转向的交往行为理论，我们认为称为“评判理论”或许是恰当的。尽管哈贝马斯自继任伊始，就自觉地将自身置于法兰克福学派传统之中，但其交往行为理论已然游离了批判理论的传统。相较于批判，哈贝马斯更加关注重建，相较于强烈的否定性，哈贝马斯更加关注交往、沟通。如果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仍属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谱系的话，将其称为评判理论更为恰当。概言之，如果能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转向有一个明确认识的话，kritik一词的汉译也就明朗了。而《法兰克福学派史：评判理论与政治》的译者笼统地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译介为“评判理论”显然缺乏学理上的考量。
“批判”，“评判”，其理论侧重各有所指，究竟是“批判”还是“评判”，从根本上来说是翻译过程中如何界定源语言与目的语之间关系的问题。不同语言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源语言和目的语不可能完全对等，每一种理论都是特定语言与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对于不同语言之间的译介，不仅要从语义学层面作语词分析，更要将理论放置在历史中进行个别考察，探讨特定概念的历史境遇和理论旨趣。翻译不全然是单纯的文字游戏，更是理论的再创造，两种异质的语言碰撞在一起，有助于彰显在源语言中处于遮蔽状态的理论特质。故对Kritische Theorie的汉译不仅要雕琢其语言学维度的精准性，更为重要的是汉译对等词是否能释放出理论内在的能量。
1978年春，为满足“文化大革命”后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学教学的需要，五所院校共同编写了一本教育学教材。当时的教材编写主要注重对“文革”时期的教育思想与举措的拨乱反正和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的新形势需求，很少反思“文革”前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是否存在问题，更谈不上去研究和提出自己的教育学教材编写的教育观。由于受苏联教育学的影响比较大，出版后受到的批评意见主要表现为“没有跳出凯洛夫《教育学》的框框”。
4.2.1 柴油凝点检测区分性 将安庆0#车柴和齐鲁 -10#车柴按照 3∶1，1∶1，1∶3 的比例调和，每种调和油样进行两次重复性试验，以两次试验的平均值作为该种油样的凝点检测结果，表10为各调和油样凝点的试验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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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5-05
[作者简介]吴照玉(1987—)，女，安徽滁州人，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A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307(2019)04-0062-05
[责任编辑：张林祥，陈慧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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