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著名理论家的密利本德因自己“工具主义”的国家学说蜚声于国际学界，与之相对的却是国内学界对其的长期忽视。这不利于我们全面理解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概貌。基于此，本文以政治学研究范式为理论框架，系统考察密利本德的阶级理论，明晰这一理论对于其国家学说建构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主义”的诠释，而是对于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的关注与思考。
[关键词]密利本德；工具主义；阶级
众所周知，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著名理论家，拉尔夫·密利本德以其“工具主义”的国家学说*参见陈炳辉：《米利班德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社会主义研究》1993年第5期，第48页。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工具主义”的这一理论定位，事实上它主要是以1969～1970年间密利本德与普兰查斯在《新左派评论》上所展开的激烈争论为标志的，这场被学界描述为“密利本德-普兰查斯之争”的学术事件往往又被理解为是“工具主义—结构主义之争”。不过，对于这一描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研究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具体论述可参见马丁·卡诺伊：《国家与政治理论》，杜丽燕、李少军译，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27页；Bob Jessop, NicosPoulantzas?偊fMarxistTheoryandPoliticalStrategy, Macmillan, 1985, pxiv；以及Class,PowerandtheStateinCapitalistSociety?偊fEssaysonRalphMiliband, edited by Paul Wetherly, Clyde W. Barrow and Peter Burn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08.闻名国际学界，然而多年来，我国理论界对他的哲学理论研究却呈现出零散且不够系统深入的特征。事实上，密利本德的思想并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学说，因为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的思想家，他在自己70年的岁月中，结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对国家、政党、阶级以及权力等问题进行了原创性的探索与研究，诚如伍德在给他的悼词中所说：“米利班德的信念之所以那么坚定，在于他明晰的辨别能力和独立的政治判断力。这就使得他能够摆脱盲目的热情和彻底的绝望，不会迷信一个政党并由于该政党的衰落从而放弃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不会执着于社会主义决定论的思维方式。虽然他热情欢呼共产主义世界中任何一项民主进步举措的实施，但他对改革的方向却持怀疑的态度。由于追求的是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因此他既能够自由地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性、种族和民族问题上的不足，又能够注意汲取‘新社会运动’的经验教训，但他始终都坚持用阶级的分析方法来认识作为一种整体性的资本主义。”*Ellen Meiksins Wood. RalphMiliband, 1924-1994,TheCommonSenseofSocialism. Radical Philosophy 68 (Autumn 1994), p.63.
显然，密利本德在自己的领域描绘着资本主义的政治面貌，且为社会主义的斗争指引方向，他的国家学说试图勾画出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与国家权力的结构——它建立起了一道抵制更人性化、更民主的社会秩序的壁垒，并压制任何可能反抗他们的力量，在这一意义上，对于阶级的政治结构的分析与考察，密利本德强调要从权力关系的视角出发，从而辨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权力构成及其变化，以对导致权力关系构成变化的基本要素与成因等进行研究，由此可见，他真正关注的是仍然是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一、阶级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建
密利本德在《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中论及“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时，曾开宗明义地提出“统治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中心思想”[注]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页。以及“斗争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核心”[注]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页。等命题，并认为“统治和斗争是阶级社会所固有的，是以具有明确、具体的特征的社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焦点始终是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注]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1页。。他认为，就政治方面而言，由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考量而产生的诸多问题中，首要的事情就是要力图澄清一个初步的但却是重要的问题——“被称为斗争中主要的或次要的对抗者(不管什么性质的斗争)指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尔后的马克思主义作家们，当他们说到‘工人阶级’时，指的是什么”[注]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页。，因为这个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重建的基础。
分化培养基：1/2MS培养基为基本培养基，添加不同浓度的TDZ、NAA等植物激素，形成不同的处理条件。T1～T9处理的激素添加的种类及用量见表1。
那么，密利本德何以要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呢？相较于英国新左派中其他的同时代人，密利本德的这一理论努力可以被视为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政治学的思想觉醒以及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在遭遇道德破产后的复兴，因此其理论建构的出发点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智识严密性和道德完整性”[注]Leo Panitch, RalphMiliband,Socialist,Intellectual,1924-1999,SocialistRegister 1995, p.9.。对他来说，之所以要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主要是因为：
最后，密利本德通过“阶级”概念阐发并建构起自己的国家理论。一般来说，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中，大致有三种研究范式，即：一是马克思所创造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二是恩格斯所创造的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三是列宁所开创的政治学的研究范式。[注]三种研究范式主要是从不同视角提出和研究国家问题：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主要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探究国家的经济根源，它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国家是如何从一定的经济基础中产生出来的，其本质是如何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是从人类文明起源的角度考察国家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说明国家如何从氏族社会中演变出来，具有何种组织形式及其发展的历史前景；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则是从社会权力关系的角度分析国家的政治结构，揭示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权力构成及其变化，探讨引起权力关系构成变化的原因与基本要素，例如社会革命、政党和知识分子、领袖和群众等问题。参见何萍：《在社会主义入口处——重读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42页。可以说，密利本德正是沿着列宁所创造的政治学的研究范式，通过分析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的构成与变化，进而对国家的性质、结构与职能进行考察与说明，由此批判了英国的新修正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立场的倒退，认指出其理论缺失主要在于其国家观中政治学观念的匮乏。密利本德认为，自己所考察的思想领域的中心论题主要包括：其一，阶级政治的意义与重要性；其二，国家问题；其三，社会主义策略与工党；其四，一些具体事务性问题，如国防、外交政策等。之所以提出上述四个问题，密利本德认为，是因为它们对于工人运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见，在这里，密利本德对于国家问题的研究，已不再仅仅局限在内在的理论需要的层次上，而是有着直接的现实需要。因此，密利本德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内部发起这一问题的对话，而且还与同时代的学者与各色思潮保持开放的、必要的对话，更为重要的是，他始终将阶级理论与对国家现实的密切关注勾连在一起，解答的是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也是在这一意义上，密利本德被认为“是20世纪后半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主要贡献者，社会主义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大致而言是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注]Class,PowerandtheStateinCapitalistSocietyEssaysonRalphMiliband, edited by Paul Wetherly, Clyde W. Barrow & Peter Burn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1.。
第三，通过论述国家权力与精英政治之间的关系，密利本德认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对他而言，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是理解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谁才是实际上能够控制国家权力的人，其中，关于统治阶级统治的一个最直接标志就是，资产阶级成员通过政府、行政、强制与其他机构的相互作用以控制国家制度的程度，正如他所强调的那样，“国家权力正是存在于这些制度之中，权力的行使正是通过每个在这些机构中占据领导职位的人”[注]拉尔夫·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沈汉、陈祖洲、蔡玲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8-59页。来实现的。有鉴于此，密利本德十分重视国家精英的社会构成，这亦形成了他与自由主义多元论者在国家观上进行辩论的核心立场。一方面，通过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精英的阶级构成分析，密利本德证明了传统资产阶级依然还是权力精英的主体构成，同时，通过“资产阶级化”的方式其他非资产阶级的精英也开始进入到统治阶级内部，因为“在这些阶级社会中，国家首先不可避免地是在这些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的卫士和捍卫者。它的‘真正的’意图及使命是确保它的连续统治而不是妨碍它”[注]拉尔夫·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沈汉、陈祖洲、蔡玲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5页。。另一方面，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诸多政治行动(内部结果与外部结果)的剖析，密利本德认为，国家精英的阶级构成创造出一种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政治偏见”[注]Class,PowerandtheStateinCapitalistSocietyEssaysonRalphMiliband, edited by Paul Wetherly, Clyde W. Barrow & Peter Burn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91.，并使得政党、政府能按照符合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资产阶级意愿的方式——来运作，其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简而言之，尽管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在实现的形式上呈现出多样化、民主化的趋势，但却无法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统治的本质。
由上可见，他的国家理论是建立在其阶级斗争的分析框架之上的，试图通过考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与阶级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以对抗多元主义的国家观；另一方面亦强调国家会通过诸多途径(如经济让步、文化领导权的建立)以削弱阶级意识的生成，从而为理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斗争的弱化提供解释路径。由此，他阐发了“一种国家理论也是一种社会理论和在这个社会中分配权力的理论”[注]拉尔夫·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沈汉、陈祖洲、蔡玲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页。。换言之，倘若说列宁将一种政治分析的原则给予了资本主义社会，那么，葛兰西就提供了一整套的概念工具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密利本德则相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论题与概念结构是适当的，马克思主义需要的是更多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的经验的与历史的分析，从而赋予了这一论题与理论概念以具体的内容。”[注]Class,PowerandtheStateinCapitalistSocietyEssaysonRalphMiliband, edited by Paul Wetherly, Clyde W. Barrow & Peter Burn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87.显然，这里的“具体的内容”有着深刻的现实依据，对密利本德来说，他的国家理论正是建立在其对英国工党的著名批评之上，亦是思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表达，这是因为“在所有的国家中，都有这样或多或少的一群人，他们追求一种崭新的社会秩序，在那里，民主、人人平等与合作——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成为了社会组织的优先原则。他们人数的不断增加和斗争获取的胜利，成为了人类最美好的希望”[注]Ralph Miliband, SocialismforaScepticalAge, Polity Press, 1994, pp.194-195.。基于这一主张，密利本德提出：“统治阶级为了统治和保卫他们的权力和特权，有一系列众多的武器供他们使用。那么，怎样才能消灭这些统治阶级？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将如何建立起来？”[注]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7页。由此他明确提出了阶级与政党的关系问题，并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等的系统考察，阐明这一问题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对于革命进程的看法，且这一进程始终是与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讨论交织在一起的。
第四，密利本德借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揭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维护阶级统治合法性的新手段，即“政治社会化”——“通过这一过程，价值、认识和表征都得到知识化和内在化，通过这一过程实施的关于社会的政治准则得到灌输，无论有效还是无效，政治作用制度化并且形成政治意见的一致”[注]拉尔夫·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沈汉、陈祖洲、蔡玲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5页。。于是在这里，密利本德看到了国家在这种“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即在葛兰西的意义上，如果说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确立与存在被当作统治阶级的首要任务，并以此进行文化控制，那么领导权——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发达的“市民社会”的产物——就与国家一同承担起了主要是维持镇压和同意之间所需平衡的功能。密利本德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社会化”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介与教育的中介途径，并以政治代理人——政党、教会、民族主义与实业界——的直接作用得以不断推进的。
其次，密利本德对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进行了廓清，指出“对马克思来说，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条件的”[注]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5页。，具体而言：其一，马克思探讨了“工人阶级的‘客观’决定的一面”[注]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6页。，即阶级的客观性问题。对马克思而言，工人阶级这个重要的概念主要指向“生产工人”，即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人，这一定义方式使得工人概念扩大到了远超于产业的和工厂雇佣劳动者的范围[注]对密利本德来说，这种概念的扩大主要沿着两个路向展开：一方面，生产工人的定义同他生产什么是完全无关的，关键在于这个工人是否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就包括了一大批根本不参加工业生产过程的人们，例如某些作家；另一方面，生产工人这一概念的扩展与实际生产过程相关。参见拉尔夫·密里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6-27页。。但与此同时，这种扩大也给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与社会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主要表现在它“会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明显要求的那种区分成为不可能”[注]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7页。。于是，其二，马克思对“总体工人”与“工人阶级”的区分。密利本德十分重视《资本论》中马克思的“总体工人”概念，认为这是一套可能的区分标准，即“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2页。。这就意味着在描述性的层面上，工人阶级——作为“总体工人”中的那一部分人——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者，无论是在收入等级，还是在所谓“受人尊重的等级”中都处于最低等，他们始终居于一种从属地位。在这里，密利本德也清楚地看到了“阶级”概念自身之中的“不纯一性”[注]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8页。问题，即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一系列的差别致使工人阶级产生的层级化问题。所以，他强调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工人阶级的基本构成是产业雇佣劳动者、工厂工人和现代无产阶级。这种区分对密利本德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从政治战略和同盟军方面来看，它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注]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8页。。不仅如此，密利本德还对“总体工人”中的中间阶层与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的“中间的和过渡的阶级”、小资产阶级与大量日益增长的国家雇员以及资本家阶级进行划分。此外，他还就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现象进行了分析说明，认为其“在任何实质性方面都并不影响资本家企业的原理和动力”[注]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1页。。由此出发，密利本德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实现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具体剖析，指出，尽管近年来资本主义社会中传统产业部门工人数量出现明显下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新变化，但这不过是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的工人阶级重新组合的问题，只是这一重新组合在20世纪以加速度方式呈现出来，“无论如何，工人阶级的重新组合与它作为一个阶级的消失完全不是同一个意思。相反，完全有理由认为处于生产过程从属地位的工薪阶层的数量已有所增加，由于他们的从属地位，他们组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并由于他们的巨大人口数量，从而构成了工人阶级的最大部分。”[注]参见Ralph Miliband, TheNewRevisionisminBritain,NewLeftReviewI/150, March-April 1985, pp.5-26.可见，密利本德始终坚持阶级分析的视角，强调阶级政治，对新修正主义以及所谓的“告别工人阶级”予以了事实的反驳。其三，密利本德探讨了工人阶级与阶级意识(即阶级觉悟)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工人阶级在达至阶级意识的道路上必须克服巨大的障碍，因为“在冲破葛兰西称之为时代的‘常识’的迷雾中，存在着各种困难”[注]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6页。，而这种迷雾与困难表现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1页。。因此，为了回答为什么在危机四伏、矛盾重重甚至冲突不断的情形下，资本主义仍然能够维持住自身统治的这一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建是必要的。
从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林下套种中草药的栽培过程中，无论是方法层面还是技术层面，都必须在地区的考察与分析力度上不断的提升。第一，林下套种中草药的栽培开展，需要的营养较为丰富，而且不同林业与药业的结合，涉及到具体的产品功能与效用的差异性，此时必须加强大量的调查，并且在数据分析过程中保持较高的精准度，甚至是要提前几年开展勘查工作，由此能够对各类动态因素的转变做出良好的把控。第二，林下套种中草药的栽培考察过程中，对于一些特殊情况要做出深入了解，尤其是自然灾害的出现，以及动物对于林业和药业的破坏情况，都要保持在承载范围以内，否则很容易产生严重的损失现象。
一方面，历史语境的变化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影响。如前文所述，二战后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长期对峙、交锋，使得各种危机频发(如局部战争、军事冲突、外交危机等)，并且以十分隐蔽的方式在理论与意识形态领域内展开斗争。可以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本范畴、命题与理论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一直不断受到质疑、挑战甚或是批判。此外，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亦极大地冲击了当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纷纷展开反思与批判，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思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多元化趋向。英国新左派的兴起恰恰就是在上述历史语境中展开的，其中对英国共产党的亲苏立场与极左路线的不满直接导致了7000余名共产党员在1956年11月前退党。于是，在此之后，密利本德对工党的政治走向保持密切关注，并在《议会社会主义》(Parliamentary Socialism，1961)中首次阐述了工党何以走向修正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注]在密利本德看来，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在事实层面，修正主义观点在党的历史上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当下语境中的修正主义的本质在于工人运动和当代资本主义之间大和解的内在不稳定性。参见Leo Panitch, RalphMiliband,SocialistIntellectual,1924-1994,SocialistRegister1995.。实际上，密利本德第一次明确表现出对国家问题的关注则是在《马克思和国家》(Marx and the State)一文中，他开门见山地指出：“长期以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抑或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并不能够被视为构成马克思本人观点的充分表达。”[注]Ralph Miliband, MarxandtheStateSocialistRegister, 1965, p.278.显而易见的是，密利本德认为所谓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不仅是对马克思思想中的模棱两可之处进行了过度简化的歪曲，而且还在总体上忽略了其国家理论中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并进一步系统梳理了马克思关于国家问题的论述。在这里，他十分清楚左派的全面失败──包括他提出的一个新的规划所面临的困难──与这项任务的困难有着内在关联，即最大的障碍就是统治阶级的实体的和意识形态的强大权力，以及运用这种权力保卫其战略利益的顽固性。由此，密利本德开辟了直接增进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恰当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方面的重要性，不仅指明了政治学的发展方向，而且超越了此前占据这一领域的多元主义、精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析。在资本主义权力系统的合法性丧失的进程中，密利本德不仅质疑了那些想要改变系统的人，而且表明了如何实施的根本性战略要点。
“国家权力和阶级利益之间的张力实际上是无法避免的”[注]Ralph Miliband, StatePowerandClassInterests,NewLeftReview,I/138, March-April, 1983, p.64.，那么密利本德又是如何来论证阶级、权力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呢？
其次，密利本德的国家理论的最简洁的概括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见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是一个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的阶级，它凭借给予它的经济权力这一优势，能够把国家作为它统治社会的工具”[注]拉尔夫·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沈汉、陈祖洲、蔡玲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页。，由此诠释了其工具主义的国家理论。概言之，在密利本德那里：第一，国家体系由五种要素构成，其中每种要素都与一系列的具体制度相一致并且构成相互作用的系统，这五种要素分别是：(1)政府机构。由民选的立法与行政机关在国家层面组成，它能够制定国家政策；(2)行政机构。由国家官僚机构、公共团体、中央银行和管理委员会等构成，它能够调节经济、社会、文化与其他活动；(3)强制机构。由军队、准军事的保安和警察力量构成；(4)司法机构。包括法院、监狱及刑事司法的其他组成要件；(5)各种次中央政府单位。例如州、省或部门，县、市级政府以及特区。可以说通过“这些机构——政府、行政机关、军队和警察、司法分支机构、次中央政府和议会——它们构成了‘国家’。而且，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构成了国家制度的形式”[注]拉尔夫·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沈汉、陈祖洲、蔡玲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8页。。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密利本德常被指责将国家还原为仅仅是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然而，实际上他强调的是国家制度作为必须特别注意的特定机构之间的一整套相互关系。
二、阶级与国家：一种工具主义的阐释？
毋庸置疑，密利本德在阅读马克思以应对结构主义与新社会运动提出的挑战时，留下了许多特殊的问题没有回答，但是“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阶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关键概念，只有工人阶级政党能够使得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注]Class,PowerandtheStateinCapitalistSocietyEssaysonRalphMiliband, edited by Paul Wetherly, Clyde W. Barrow & Peter Burn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9.。由此在论及国家问题时，他指出，在二战之后的西方主流学界，国家理论的发展变化主要是以美国的情况为依据来阐述发展的，其代表性的观点之一即多元主义的国家观[注]大致说来，多元主义的国家观主要源自古典自由主义，对西方世界尤其是英美影响深远。二战之前，这一学说主要基于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如个人主义等)以反对国家一元主义，积极捍卫个人权利，强调社团组织的自治、活动与多样性。参见Patrick Dunleavy and Brendan O'Leary, TheoriesoftheState:ThePoliticsofLiberalDemocracy, Macmillan Education, 1987.，“通过定义排斥了国家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制度，它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社会中特殊的掌权阶级的见解”[注]拉尔夫·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沈汉、陈祖洲、蔡玲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页。，实质上是对马克思关于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的学说的否定，亦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过时论的一种表达。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流行的多元主义国家观及其由此衍生出的各式各样的精巧的权力精英理论，密利本德始终坚持“对于权力的多元民主论最重要的替代理论仍然惟有马克思主义一家”[注]拉尔夫·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沈汉、陈祖洲、蔡玲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页。。
首先，密利本德明确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私人经济力量集中化的巨大的政治意义，包括它对国家的影响，是这里研究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注]拉尔夫·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沈汉、陈祖洲、蔡玲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页。也就是说，他一方面提出并确立了自己的理论思考主题即解决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问题，另一方面提出了如何解决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国家问题的具体路径问题。在这一层面上，密利本德提出了国家与阶级的关系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密利本德是沿着列宁的国家理论的研究范式来思考的，因为“国家问题，现在无论是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注]《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175页。。在这里，密利本德认为，国家问题的理论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理论甚至包括列宁的国家理论——已经被修正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与多元论者弄得混乱不堪，因此必须给予理论上的澄清；另一方面，国家问题的政治实践方面是指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工人运动等提出的社会主义政治的一系列问题，在这方面亟需重建适合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其中，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问题的理论基石是对阶级的理解。其中的原因正如前文已指出的，尽管在历史、传统、文化、语言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但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共同特点使得国家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即“首先它们都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其次，它们绝大多数经济活动手段都是私人所有和私人控制的”[注]拉尔夫·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沈汉、陈祖洲、蔡玲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页。，但它所引起的当代资本主义结构的重要变化并不影响它们在本质上仍然属于资本主义社会。换言之，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工人阶级在总体上的绝对贫困现象已基本消失，工人阶级的内部构成也存在诸多差别，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实际上造成其社会结构和阶级划分极其引人注目的相似性”[注]拉尔夫·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沈汉、陈祖洲、蔡玲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页。，从根本上来看，“在这些国家中，‘生产关系’的主要形式是资本主义雇主和产业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注]拉尔夫·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沈汉、陈祖洲、蔡玲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页。，因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仍然“首先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决定的，即由所有者阶级一方，工人阶级为另一方的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注]拉尔夫·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沈汉、陈祖洲、蔡玲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页。，同时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冲突极其有力地决定着发达资本主义的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趋势”[注]拉尔夫·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沈汉、陈祖洲、蔡玲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页。。这就是说，密利本德认为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与文化诸领域业已发生重大变化，但这些变化仍然是量变而非质变，所以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理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仍然具有当代有效性。
可见，基于MOOC视角下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设计，与传统的教学设计有了根本上的区别，教学设计本身就是“教”与“学”互动的产物。换句话说，基于MOOC和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改革给教师又提出了新的挑战。当然，这种教学模式改革也给学生提出了新的挑战，学生必须更新学习观念，重塑以学生为中心、以交互性为导向、以输出为驱动的新型外语学习文化。
第二，密利本德区分了国家制度与政治制度，进而驳斥了自由多元论者与激进左翼，认为二者的相似之处就在于“错误地认为‘政府权力的假设等同于国家权力的获得’”[注]Class,PowerandtheStateinCapitalistSocietyEssaysonRalphMiliband, edited by Paul Wetherly, Clyde W. Barrow & Peter Burn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90. 。于是，在经验的层面上，通过自己与英国工党的冲突，密利本德敏锐地意识到，在政府与国家之间进行概念区分可以对政治战略与策略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此意义上，他强调“政府以国家的名义说话，并被正式赋予国家的权力。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已有效地控制了国家的权力。”[注]拉尔夫·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沈汉、陈祖洲、蔡玲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5页。
据业内人士介绍，他见到过很多影视制作公司拿着一口袋甚至拎着一皮箱的现金，去和视频网站或者电视台的版权采购负责人吃饭，临走时，会把袋子或者箱子不经意地“落在”负责人身旁，其间不会谈及任何买剧相关的话题。
另一方面，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正如密利本德所尖锐指出的：“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试图系统地陈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实质和特点。”[注]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页。于是，这就使得“在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对政治理论的探讨不仅多半是不系统的和片断的，而且往往是其他著作的一部分(谈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主要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在不同水平上，还有罗莎·卢森堡、葛兰西和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注]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页。。造成这一状况存在着诸多原因，但对密利本德来说，他首先将之归因为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式的解读，这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对“基础—上层建筑”关系的关注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尽管马克思并不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长久以来的经济决定论解释直接导致了其在政治理论的系统建构方面的缺失。由此，密利本德提出，如果要对葛兰西之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在几十年间所发生的经验性事实进行解释，那么，就“需要对马克思本人和恩格斯的原著给予最优先的注意。这是最重要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学的唯一可能的‘基础’。只有在这样做了之后，再拿起列宁、卢森堡、葛兰西和其他人的著作才有用处；也只有这样，才能试图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注]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页。。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理论需要，即要求回归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中进行溯源性解读，并将之置于其思想整体中进行系统的理解；而且，这一重建也有助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客观现实的解释力，强调其方法论的意义。
在互联网高度普及的情况下，众多不良信息渗透到我国的高校校园当中。这些信息的来源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是境外的反华势力，常常对我国的内部发展指手画脚，部分西方伪专家针对我国的发展常常做出一些不负责任的批评，一些西方媒体，对于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十分忌惮，因此在网络中时常出现攻击我国核心价值观的言论，这样的言论将影响到大学生的思想建设。其次是部分反华势力与分裂势力不断联合，对一些具体事件不断歪曲，利用部分人的猎奇心理破坏社会团结。最后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因素，这些因素的存在也使得网络环境受到影响。
首先，“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中，阶级分析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就是说，它为进行社会和政治分析提供了一种十分强有力的组织原则；同样，它对构成历史记录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大量的不同数据进行理论和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提供了可能的最好的方式”[注]Ralph Miliband, DividedSocieties:ClassStruggleinContemporaryCapitalism, Clarendon Press, 1989, p.1.。所以，密利本德在自己一生的著作中，始终坚持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进行解读，以阶级分析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诸多矛盾与斗争进行探讨。他认为，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彼此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别，但却有两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方面，“它们都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都有着庞大的、极其复杂的、高度统一的、技术非常先进的经济基础”[注]拉尔夫·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沈汉、陈祖洲、蔡玲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译者的话》第3页。；另一方面，它们大部分经济活动资料都被私人所占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尽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中间阶级”，其实质仍然是出卖劳动力的被统治阶级与占有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两者之间相对抗的过程。
最后，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的经验分析与制度分析，密利本德重新论述了阶级的主体问题——它始终是与著名的“密利本德-普兰查斯之争”——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1969年密利本德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出版之后，普兰查斯旋即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题为《资本主义的国家问题》的评论，一方面肯定了密利本德的工作“有助于克服一个主要的空白”[注]Nicol Poulantzas, TheProblemoftheCapitalistState,NewLeftReview, 58, 1969, p.69.，也即尝试重建长期以来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忽视的国家与政治权力理论，从而系统地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国家与政治权力概念；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密利本德的理论错误根源于“所选择的论证过程——通过对具体事实的即时考察以直接回应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注]Nicol Poulantzas, TheProblemoftheCapitalistState,NewLeftReview, 58, 1969, p.69.。其中，在普兰查斯对密利本德的工具主义的批判中，他将主体问题定义为“一个社会行动者、即个人作为社会行为的起源的问题”[注]Nicol Poulantzas, TheProblemoftheCapitalistState,NewLeftReview, 58, 1969, p.70.。也就是说，如果个体或者群体被认为是社会行动者，那么对普兰查斯来说，理论研究就会从对阶级矛盾的研究转向“对建立在个体的行动者的行为动机之上的最终解释”[注]Nicol Poulantzas, TheProblemoftheCapitalistState,NewLeftReview, 58, 1969, p.70.的研究。基于此，普兰查斯认为，密利本德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的经验的与制度的分析常常给人一种印象，即“社会阶级或是群体在某种程度上被还原为一种人际关系，国家就被还原为构成国家制度的不同群体的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从而最后社会阶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被还原为了组成社会群体的‘诸个体’与组成国家制度的‘诸个体’之间的人际关系”[注]Nicol Poulantzas, TheProblemoftheCapitalistState,NewLeftReview, 58, 1969, p.70.。于是普兰查斯批评了密利本德为建立在个体的行为动机之上的企业行为、国家精英与国家管理者所提供的解释，认为他未能理解社会阶级与国家是客观的结构，因此，它们的关系也是一种常规连接的客观系统，即作为“人”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作为“承担者”、“载体”的中介的一种结构与系统。显而易见，作为阿尔都塞最优秀的学生之一的普兰查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基于自己结构主义的立场对密利本德展开了强烈的批判。然而，密利本德与其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论传统，正如巴罗所指出的，尽管“密利本德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开展其理论工作的”[注]Class,PowerandtheStateinCapitalistSocietyEssaysonRalphMiliband, edited by Paul Wetherly, Clyde W. Barrow & Peter Burn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94.，并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实际上是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注]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2页。这一原则，但是与马克思一样，密利本德同样意识到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具有一种相对的自主性[注]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的相关论述，即他在对波拿巴主义国家的考察中已注意到了国家因为资产阶级内部的纷争而获得相对的自主性。。需要强调的是，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密利本德在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进行考察时，区分了阶级内部的不同成分与部分，因此即使在资产阶级内部也是有着利益冲突的。这就意味着，如果国家要对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冲突进行调解和调停，那么它必须要有一定的自主权；但与此同时，只要统治阶级并非铁板一块，那么它也就无法简单地将国家视为“它的”工具，由此甚至于可以认为“不同形式的国家具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性。但是，一切国家对一切阶级(包括统治阶级)都享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注]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0页。。事实上，密利本德从来没有使用“工具主义”一词来描述自己的国家理论，因此，密利本德的批评者将其国家理论表述为“工具主义”是一种曲解。[注]Class,PowerandtheStateinCapitalistSociety?偊fEssaysonRalphMiliband, edited by Paul Wetherly, Clyde W. Barrow & Peter Burn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105.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密利本德—普兰查斯之争”持续了十多年之久且十分激烈，然而就如列奥·潘尼奇(Leo Panitch)所指出的那样，“不要错误地理解密利本德与普兰查斯之争的理论意义与政治意义”[注]Leo Panitch, RalphMiliband,Socialist,Intellectual,1924-1999,SocialistRegister 1995, p.13.，即认为二者各自持有互不相容的立场。也就是说，在建构一种看似时髦的话语时将他们简单处理为工具主义者与结构主义者，这被证明是一种误导。
正是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密利本德在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过程中，一直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看作是分析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与政治现象的有效工具。这是因为：
三、对密利本德在政治学研究范式下所构建的阶级理论的评论
因篇幅所限，对于阶级、政党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问题，本文不再赘述。但是无论如何，诚如潘尼奇所说：“英国的新左派所创造的精神空间，为当代学术界留下了广泛而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在文化与政治意识方面，尤其是它对英国众多知识分子与学术圈外的激进主义分子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不过，这个理念也产生了一种新的实践，即去发现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政治。密利本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出贡献就是比任何其他人都清楚直接地阐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实现那样一种挑战。”[注]Leo Panitch, RalphMiliband,Socialist,Intellectual,1924-1999,SocialistRegister 1995, pp.10-11.当然，密利本德也一直受到诸多的批评与指责，例如有人指责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落入了自己公开批评的对象即多元主义、精英主义的概念框架之中，也有人批评他“是一个保守的阶级还原论者，敌视民主多元论。实际上，他的阶级和政党中心论将会导致极端的先锋队政治：特别是极权主义、男权主义、种族主义和亲苏的偏见”[注]TheGuardian. August 8, 1985.。对此，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英国新左派的研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与民族文化的激进化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较之老左派，新左派的失败在于它缺少组织化力量，其中，密利本德是极个别的能够认识到组织化力量、创造出取代僵化的左翼组织的杰出人物，但“密利本德是孤独的，他认为，放弃旧的左派政党就不得不提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现存的或者即将创造的何种组织才有可能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注]Lin Chun, TheBritishNewLeft,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xvi-xvii.。那么，究竟应如何看待政治学研究范式下密利本德所构建的阶级理论呢？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历史是思想的实验室。任何思想与理论的价值与合理性，都应放在岁月的长河中加以淘洗、淬炼，由历史来加以评判。真正有价值、合理的思想，无论在当时多么不被人们所理解、接受，甚至受到多么严峻的挑战和批判，都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呈现出自身的价值，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基于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密利本德的阶级理论的意义之所在。
其次，尽管批判地继承了列宁的政治/权力分析模式，但作为当代英语世界具有领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密利本德是置身于英国这一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思考问题的，所看到的是西欧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给社会主义事业乃至世界历史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这是因为“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民族的过程，而是整个世界的过程。这个巨大的过程——在今天首先是资本主义体系的解体——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确实的过程，仅仅就它的史无前例的规模而言，显然不可能在一天里达到目的地”[注]Lucio Colletti, FromRousseautoLenin:StudiesinIdeologyandSociety, translated by John Merrington & Judith White,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p.226.。因此密利本德是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提出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问题。显然，他所得出的结论较之于置身于经济、政治和文化落后的俄国的列宁是有着显著的差异的，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既然密利本德的理论是由其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问题所决定的，那么，人们就应该结合其理论创造的历史背景、所面临的问题对之进行研究，思考其所提出的问题，进而发掘其中有价值的东西。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杰出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密利本德在建构自己的阶级理论的过程中，其在理论态度上，一方面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主张回到原典文本，厘清基本理论问题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继承了英国实用主义的哲学传统，面对社会历史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他始终积极推进开放的、灵活的、平等的对话，力图在原则性、准则性与灵活性、机动性的辩证的有机统一之中达成有关社会主义的基本共识。在方法论上，他一直坚持以阶级分析方法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勾画资本主义社会下阶级和国家权力的结构——这一结构建立了一道抵制更为人性化的、更民主的社会秩序(即社会主义)的壁垒，并压制任何可能的反抗力量，从而为社会主义的斗争指引着方向，这是因为对他而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模式认为能够为大量看似不同的现象的理解提供一种组织原则。尽管这一原则容易受到还原论的滥用，然而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注]Ralph Miliband, Counter-HegemonicStrategies,SocialistRegister 1990, p. 363.。在理论创造上，他通过扬弃列宁的国家理论研究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权力结构，以辩证的思维阐发了他的阶级理论与国家理论，由此说明了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只是资本的国家，更是霸权的国家。毫无疑问，“我们社会主义者进行反对霸权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主义成为‘时代的共识’”[注]Ralph Miliband, Counter-HegemonicStrategies,SocialistRegister 1990, p. 363.，也就是说，既要“激烈地批判现行的社会秩序”[注]Ralph Miliband, Counter-HegemonicStrategies,SocialistRegister 1990, p. 348.，也要“证明一个基于完全不同基础的全新的社会秩序不仅是大家可期待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实现的”[注]Ralph Miliband, Counter-HegemonicStrategies,SocialistRegister 1990, p. 348.。事实上，密利本德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权力结构及其变化的分析，是一种阶级的分析，它对于分析全球化的话语领导权，构建新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密利本德的理论创造尤其是与普兰查斯之间的争论，使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界日益开始重视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完整英译本在1973年的出版，促发了英国学术界研究《资本论》的高潮。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理论研究再度复兴，并重新强调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对阶级研究的意义。于是，“对于一个阶级的觉醒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源自于各种形而上学支点的唤醒或启蒙，而是在历史客观矛盾运动基础上的经济关系调整或变革”[注]唐正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下遇到的三个理论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第46页。，在此意义上，密利本德的阶级理论又一次充分证明了“阶级理论的中心议题，并不是阶级为什么在死亡，而是阶级为什么会如此顽强地继续存在”[注]戴维·李、布莱恩主编：《关于阶级的冲突》，姜辉译，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页。。
王宇[10]等借助焓差试验台测试了5个不同环境温度条件下空气源热泵热水器的非用水及用水过程能效系数，并按照标准年日平均温度分布划分了5个温度区间，分别以已经测试的5个工况中用水加热阶段的能效表征每个温度区间的运行性能，考虑日用水制热量和寒冷程度对用水频率的影响，评价了寒冷地区、夏热冬冷地区及夏热冬暖地区的全年运行综合能效。结果表明，夏热冬暖地区空气源热泵热水器最具适用性，寒冷地区同样具有应用潜力。
可以说，由密利本德所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阶级理论的政治学研究范式，是对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时代问题的回应，亦是对理论上从马克思的“强阶级理论”到韦伯“弱阶级理论”置换之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理论衰落的一种理论对抗——“一方面是正本清源。另一方面则是奠定基础，这一基础正如他自己曾指出的那样，是‘一种长期缺乏、即在政治学研究中作为一种根本性的、批判性的与祛魅化的原则’”[注]Leo Panitch, RalphMiliband,Socialist,Intellectual,1924-1999,SocialistRegister 1995, p.1.。尽管这种理论对抗在整个新自由主义占据上风的时代语境中仿佛是不合时宜的，但恰恰是这种不合时宜使密利本德能够并不悲观地坚信社会主义是值得为之奋斗且是最终可以实现的。对我们而言，密利本德所实践的这种开放的、富有想象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力地证明了，今天那些指责经济主义、决定论抑或极权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所固有的东西的思想“不过呈现为最拙劣的陈词滥调、最粗鲁的滑稽模仿的一种复归”[注]Leo Panitch, RalphMiliband,Socialist,Intellectual,1924-1999,SocialistRegister 1995, p.1.。
Leech in his book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published in 1983 defines politeness as forms of behavior that establish and maintain com
收稿日期：2019-01-25
作者简介：方 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9]03-0019-09
(责任编辑：周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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