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军标语是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红军以毛笔、稻草笔等简易手段书写在墙壁、木板等各种物质载体之上的一种带有宣传鼓动作用的口号。作为独特的语言符号系统，其表现为物质形态“能指”与意识形态“所指”之间共同构成的统一整体，红军标语宣传手段的多样性所指向的是意识形态的唯一性。在宣传学视域之下，红军标语的研究重点将转移到标语宣传的发生过程、标语宣传的制度性设计、标语宣传的效果分析上来，把握由不同物质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类型标语背后的单一向度的驱动性力量。
[关键词]炎陵县；红军标语；意识形态；宣传模式
炎陵是湘赣苏区的中心地区，保存了大量革命时期的标语。炎陵县通过多方搜集和整理，建立了炎陵红军标语博物馆，是全国保存红军标语数量最多、最完好的地区之一。本文以炎陵红色标语博物馆内所藏之红色标语为分析材料，采取标语实物与文献互证的方式，从宣传学的角度对炎陵红色标语进行系统研究。即从宣传过程的发生考察构成标语宣传诸要素的特点，从宣传模式的制度性安排考察红色标语的历史功能，从宣传技巧的运用考察红色标语的宣传效果。
第三，闽商团队协作往往因为闽商注重逐利、讲求实用的经营观念而容易受到怀疑、歧视、排挤，影响团队整体形象和利益。闽商的商品经济意识较浓，具有灵活的商务头脑，强调实用主义，注重逐利。然而重商务实走到极端就是唯利是图和市侩哲学，一些闽商惯于利用政策漏洞求发展，对符合市场利益但违反法规的生意，向来不视为耻辱。在过去的某些时候，曾经有一些闽商铤而走险，越过了法律和商业道德的底线。这种将利益凌驾于法律、道德之上的价值观，向来为传统社会所不齿。而为了利益，甚至置基本的商业游戏规则于不顾，更加重了其它商人对闽商的抵制和歧视，影响了闽商团队的整体形象，损害了闽商的长远利益，也限制了闽商的发展。
一、宣传系统的构成体现标语宣传诸要素的特点
宣传是指“运用各种有意义的符号传播一定的观念，以影响人们的思想，引导人们的行动的一种社会行为，它的基本职能是传播一种观念（理论、方针、政策、伦理道德、立场态度）”。[1]50从宣传的定义上来把握，宣传是一种传播类型，包括构成传播活动进行所必不可少的诸种要素。因此，一项宣传活动的发生，要满足具有宣传主体、宣传介质、宣传内容、宣传对象这四个最低限度的要求。标语宣传作为宣传方式的一种，包含了上述构成宣传的四个必要环节。故而，可以宣传过程的系统结构为切入点来研究标语宣传诸要素的特点，具体来说，炎陵县红军标语具有如下特点。
（一）标语宣传主体众多，参与性强
党在革命斗争的初期，宣传工作沿袭国民革命军旧习，对宣传工作不够重视，每当红军经过某地，仅留下寥寥几张标语，以至于“群众毫不懂红军是什么东西，甚至把红军当土匪打。红军为了解决这困难，宣传才逐渐进了步。”[2]369此后，党加强了对宣传工作的重视，在1927年7月下发的《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的计划》中明确规定“应扩大党的宣传，勿失去各种公开宣传的机会”。[3]31同时，红军政治工作的规定指出“红军士兵不仅为战斗员，并应成为战地宣传组织人员”。[2]101为了使每个红军都能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对红军的政治教育内容包括，“早晚点名讲话与呼口号”以及开展识字行动，“简易的办法就是要士兵认红军的标语，认得每一个标语即将此标语包含的意义策略告诉他”。[2]366因此，通过党组织的教育，每一个红军都能参与到革命宣传活动中去，致使标语宣传主体数量众多。
（二）标语宣传介质多元，灵活性突出
红军为了在革命根据地迅速站稳脚跟，消除根据地群众对红军认识的不确定性，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巩固群众基础，在艰苦的条件下利用一切可能的宣传载体进行宣传，留下了多元丰富的宣传材料。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标语的书写工具，二是标语的物质载体。在炎陵红色标语博物馆中，现今保存较为完好的标语书写工具就有毛笔、稻草笔、棕帚、杉皮笔、笋壳笔等。另外，为了进行更为广泛密集的宣传活动，红军对标语载体的选择更是灵活多样，现存炎陵红色标语博物馆内数量最多的是书写在墙壁上的标语，除此之外，还有写在竹片上的标语、小红旗上的标语等。根据收集到的文献资料显示，除上述以实物形式保存下来的各种标语载体之外，红军有时为了让标语进入敌占区，“还会采用水漂木板、孔明灯的形式，让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方针得到广泛传播”。[4]
（三）宣传内容丰富，诉求重点不同
宣传战线上的斗争作为红军革命时期各种斗争形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红军用来击溃敌人的“第二武器”。1928年6月19日《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特委及四军军委信》规定，“在前线上必须进行对敌军的宣传工作，形成敌军内部的倒戈”[2]13，是党以宣传的形式分化敌军势力、削减敌军力量的思想体现。标语作为一种宣传形式，起到了强有力的对敌统战功能，如“不杀敌军的士兵，只杀反革命的官长”（红五军；十都晓东曹家组罗国响家）、“欢迎白军士兵拖枪当红军”、“白军士兵要发清欠饷，只有暴动起来”（红三五一教青年七组宣）等标语一方面瓦解了敌军军心，不战而屈人之兵；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党优待战俘的策略，使敌军倒戈，化为红军兵源，扩大了红色队伍。
（四）宣传目标明确，针对性强
红军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革命队伍，壮大革命声势，标语书写具有极强的目标指向性，即在标语书写之前预设了各种宣传对象的不同阶级属性，并在此价值判断的基础上进行标语有针对性的书写。主要的宣传对象有：（1）贫苦农民。如“穷人不入守望队，穷人不当挨护团团丁”（二十八团宣；沔渡镇晓阳村何品亮家），“同合农民杀豪绅劣绅，大众暴动打敌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二十八团；十部镇小江村王纪云家）等。（2）工人。如“工人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红军第四军；井冈山行州村）。（3）敌人士兵及军官。如“不杀敌方士兵和革命官长”、“不杀敌方士兵和营长、连排长”（ 红军第四军；井冈山行州村）等。（4）商人。如“保护小商人”等。
二、完善宣传制度，保障标语宣传功能发挥
几个家伙把陈大勇按在地上，七手八脚捆得和粽子一样，又连拖带推押进一间黑不见光的房间。这时，一盏马灯亮了，陈大勇这才看清屋里有一张方桌，方桌边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刚才压低了嗓子的女汉子，另一个是穿了身灰衣服，戴着玳瑁眼镜的清瘦男人。
群众动员，在战争时期一直是党各项工作的中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由于湘赣边区人民思想禁锢保守，文化水平低下，不理解红军性质任务，甚至出现排斥驱赶红军的现象，群众基础薄弱。湘赣边界“二大”后，针对当地都是农民成分的弱点，确立在政治上“加强对广大党员的思想教育，努力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指导方针。[6]273与此同时，为迅速获得群众的认可，唤醒群众参与阶级斗争的反抗意识，各种形式灵活、书写方便的标语被广泛采纳，如“同合农名杀豪绅劣绅，大众暴动打敌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二十八团；十都镇小江村万纪云家）、“暴动起来杀尽贪官污吏”（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三团一营一连士兵委员会；井冈山行州村）等宣传标语在阐明党的中心任务的同时，刺激了群众心理，起到了鼓动群众进行暴力革命的历史作用。
（一）政治引导功能
宣传技巧是指在进行宣传过程中为实现宣传者预期意图而运用的一系列手段。有研究者认为，炎陵红色标语博物馆内馆藏数量诸多的红色标语表明红军的宣传工作“是一个物化了的渐进过程”[5]，因此，以“物化”的标语材料为基础，反推红军进行标语写作、运用标语进行鼓动宣传的技巧手段，是一种极具可行性的研究取向。通过对炎陵红色标语的初步考察，红军进行宣传的技巧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四种。
（二）鼓动群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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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敌统战功能
红军标语宣传的内容异常丰富，根据炎陵红色标语博物馆内馆藏标语进行分类，大致有如下几种。一是宣传党的纲领、政策类。如《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红骑丙青年第二组制；中村乡周家祠），“建立工农兵士的苏维埃”（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团；龙溪乡仙坪村木杓组）等。二是揭露国民党罪恶类。如“打倒祸国殃民的国民党”（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团；龙溪乡仙坪村杓组），“国民党十大罪恶”（红骑丙青年第二组制；中村乡周家祠），“消灭屠杀工农的国民党，打倒出卖中国的国民党”（红三五一教青年七组宣；水口镇水西组郭家大屋）等。三是倒戈敌军类。如“白军士兵都是工农，不要拿枪打工农”“白军士兵不要打红军”（红三五一教青年七组宣；水口镇水西组郭家大屋）、“白军士兵不要上前线打仗，不要（替军阀当炮灰）”（红三5.1政宣；中村乡联西钟家屋场）等。四是鼓动群众进行革命类。如“农民只有暴动起来打土豪，有田分穷人才有饭食”（红独一师；三河镇太和村）等。
党的宣传工作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向自觉的演变过程，即从宣传工作的无组织、无系统性向有组织、有系统性转变。1927年10月8日《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一文提到关于暴动宣传的说明，暴动中的宣传工作，由“宣传部出每日煽动的小传单及歌谣、标语等”[2]33。1928年后，党对宣传工作的开展开始有了系统性的安排，1928年10月5日《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党通过了关于宣传工作的七点原则，指出“共产党是要在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并对宣传方式、宣传的组织性原则、宣传所希冀达到的效果做了系统规定。[2]192自此以后，党的宣传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宣传效率有了质的提升。1929年4月5日《红四军前委致中央的信》指出，在面对敌人的穷追时，红军采用盘旋式游击的方式，每到一地“先以广大的宣传（政治部属的文字宣传队和口头宣传队，均以连为单位每连二队，每队三人，路上行军及每到一处宣传就立刻普及），继之以散发财物然后进行组织。”[2]298再后来，红军制定了宣传兵制度，1929年9月1日《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现状的报告》对这一宣传兵制度做出了详细说明，“凡军队每一个机关（如连队、营部或政治部、卫生队等）均须派5个人担任宣传工作，这5个人不背枪，不打仗不服勤务名叫宣传兵。此5人分两组，一组为演讲队，担任口头宣传，凡红军所到的地方，红军时经过的乡村酒店茶店，或大市镇均须手持红旗，及标语传单向群众宣传……其外一组为文字宣传组，两个人每人提一个石灰桶，大小笔各一支，凡军队经过的地方，墙壁上要统统写满红军标语，写字要正楷，愈大愈好，要用梯子写得高，使反动派不能随便涂抹”。[2]369党的宣传组织的逐步完善并走向成熟，使宣传手段、宣传类型更趋多样化，此种特殊的组织传播模式，是标语宣传发挥其应有功能的前提基础，无组织架构、无效率保障的宣传手段，不可能集中反映宣传者的意图，更不可能发挥宣传功能，更遑论产生预期的宣传效果。具体来看，作为红军的一种独特宣传手段，标语宣传在历史上发挥了政治引导、鼓动群众、对敌统战三大主要功能。
三、宣传技巧的合理运用实现标语宣传效果
党在建设革命根据地时期，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宣传党的纲领政策，将党组织与其他各种反动势力割裂开来，以广大受压迫阶级利益代表的形象获得群众认同。1927年7月《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的计划》规定，在推进革命工作中要注意“输入‘反帝’‘反军阀’‘反唐拥农’的口号，及通俗的革命学说、革命纪律到他们面前，使之走上真正革命的轨道，而赞助土地革命”。[3]30与此同时，针对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党在宣传上时刻注意保持口号的鲜明性，例如，1927年10月8日《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指出，“民选革命政府的口号也已臭了（吴佩孚、赵恒惜都说是民选），所以现在不能用这个口号，现在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3]100从上述可以看出，党早期在宣传实践中时刻把握政治引导这个根本方向不动摇，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党的中心任务，彰显党进行革命斗争的先进性本质。
（一）密集法
即通过跨地区的宣传手法为革命活动造势，产生由局部到整体的联动效应。1927年9月12日发表于《中央通讯》上的《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第十一条规定，在各区暴动未发生之前，“在离城较远一点的乡村即应杀戮土豪劣绅反动的大地主，提高农民革命的热情，举行各区农民大会，多作群众的政治宣传，如发传单、演进、壁报、告示等”[3]63，为暴动提前预备，积蓄革命情绪由边缘向中心推进。1928年7月13日《湖南省委通告（第二号）》规定其他各地要扩大援助红军与湘东、湘南的暴动宣传，并要求各地用实际行动来帮助、宣传重要口号。[2]157炎陵博物馆内亦藏有此类具有联动效果的标语，如“打到遂川去，拥护全苏大会”（遂川县苏府制；策源乡黄草村圳湾组谷武全家）、“暴动起来建设全省苏维埃政府”（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三团一营一连士兵委员会；井冈山行州村）等。
（二）联动法
即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操作方式对一个地区进行高密度宣传。这种组织宣传方式“有助于标语宣传以爆炸式的效果出现，成为一种覆盖式弥散性的排布”[7]，密集法的采用是红军宣传制度充分成熟的标志。1929年红军宣传兵制度实施后，红军每到一个城市，“各连的宣传员由政治部或党代表分配宣传区域，并派人巡视以观勤惰。各连写的标语有标记不怕冒功或混淆，写错了亦易查出予以处罚，因此红军达到一个县城只要三小时，宣传工作可以普遍”。[2]369除此之外，宣传员还对途经之地的反动宣传品以及国民党标语进行破坏清理，因此，“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2]369到后来，“只要工农革命军战士把写有‘宣传队’三个大字的红旗一举，后面就形成一股人的洪流”[6]18。多样化的宣传形式的运用也是密集宣传法的一种体现，即穷尽一切可承载标语之介质进行标语书写，炎陵博物馆内所藏数量众多、形式丰富、保存完备的红军标语即是明证。
（三）贴标签法
即通过宣传手段给敌军贴上丑恶的标签，使人产生厌恶；给我军贴上好的标签，使人产生认同。贴便签法是标语宣传中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能以简短的词句迅速地传达信息的重点，在敌我对照鲜明的语境之下使群众的情感趋向我军，尤其是在群众信息接触贫乏的根据地内部，这种宣传手段的运用，产生了极大的鼓动效果。如 “国民党制造军阀，共产党打倒军阀”（独立一师一团；三河乡霍家村新屋组）、“国民党压迫士兵，共产党解放士兵”（红独一师；炎陵县霞阳镇东正街）等。
（四）宣传对象本位法
即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诉诸群众利益的内容进行宣传鼓动。在1927年9月27日任弼时给中央所做的《湘省今后工作计划》报告指出，要在农民中注意扩大宣传，“利用吃酒结拜的习惯与农民结合，尤须使工农军的兵士明了争斗的意义”[3]89。同时，红军还将豪绅阶级的罪恶编成戏曲歌谣来表演，“使群众对革命以响应而在兴趣中去求得认识”。[2]383除此之外，红军标语中诉诸群众利益的内容表现得最为鲜明，例如，“没收土豪家里谷米油盐给贫苦工农”（中国工农红军独立一师二团；炎陵县三河镇霍家村新屋组）、“不还债、不纳税、不派捐”（红军第四军；井冈山行州村）、“酃县工农赶快起来，瓜分土豪地主的田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军部特务连；霞阳马道村谭丰芷、谭万能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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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本文采取对炎陵红色标语博物馆进行实地考察与相关文献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式，舍弃传统研究注重红军标语产生的历史背景、内容类型的分析方法，从宣传学的视角对炎陵红色标语进行了系统研究，即从宣传过程的发生考察构成标语宣传要素的特点，从宣传模式的制度性安排考察红色标语的历史功能，从宣传技巧的运用考察红色标语的宣传效果。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红军标语宣传是随历史发展渐成系统的模式，具有“多元手段，一元导向”的本质特征。本文虽从宣传学的角度来对红军标语进行了相关针对性的考察，但由于红军标语具有异常丰富性的特质，总结不完备之处亦在所难免。与此同时，基于炎陵红色标语丰富存量与目前学界对其研究数量、质量不足之间所呈现出来的显然差距，以期为下一阶段学术资源的流动与学界研究者的努力起到一定抛砖引玉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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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73X(2019)04-0099-04
[基金项目]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创新课题“炎陵红军标语博物馆所藏红军标语研究”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邹禧乾（1997-），男，湖北荆州人，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学生；李媛媛（1996-），女，云南红河人，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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