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孙应鳌是王阳明第二代弟子，系黔中王门集大成者，一生著述颇丰，多达二十余种。《四书近语》是孙应鳌关于“四书学”和心学理论的代表作，在阳明后学中建立起颇具特色的“仁本”心学思想体系，包括“仁本论”“求仁论”“工夫论”。通过对《四书近语》一书的研究，具体探析孙应鳌“仁本”心学思想的内涵、特点，及其在阳明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黔中王门；孙应鳌；《四书近语》；仁本心学
孙应鳌(1527—1584年)是王阳明的第二代弟子，不仅是黔中王门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嘉隆万时期名满天下的理学大师，海内以“近世豪杰”“名臣大儒”誉之。[1]江右王门胡直称：“宇内讲明正学，楚有黄安耿公，蜀有内江赵公，黔有清平孙公，吾豫章有南城罗公，皆贤人也。”[2]348清初史家万斯同称：“奋起荒徼，以学行知名，为黔中人士之冠。”[3]500-501清末贵州著名学者莫友芝称：“以儒术经世，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即以词章论，亦未有媲于先生者。”[4]184-185以上学者对孙应鳌其人、其学、其政之评价，是为定论。
孙应鳌一生著述颇丰，多达二十余种，保留至今的尚有十余种两百余万字。[5]《四书近语》一书凡六卷四册，九万余言，是孙应鳌关于“四书学”的重要著作。王阳明宦游天下，所到之处与阳明后学交游讲学，故该书影响较大。东林党领袖、江右王门邹元标贬谪贵州都匀期间(1577—1584年)，曾亲到清平向孙应鳌请教问学，所至讲学必称先生；江右王门郭子章称该书：“发明圣学，具载诸书，立朝大节，他日国史当有大书之者。”[2]348清康熙贵州学者王枟称：“清平孙淮海先生，生有明盛时，得孔孟所以教人之指……著有《四书近语》，每发一论，亲切著明，与朱注相表里。”[6]王枟序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一书也提及该书，成为黔中王门唯一进入《明儒学案》的著述。(1)黔中王门进入钱德洪编《王阳明年谱》者有陈文学、汤冔、叶梧三人；《明儒学案》提及者仅有孙应鳌一人。见黄宗羲.明儒学案[M].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1021.可见《四书近语》在当时影响之大。以下通过对《四书近语》的研究，探析孙应鳌“仁本”心学思想的内容、特点，以及该书在阳明后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早餐后，阿东告诉阿里，他去上学了。阿里一向知道阿东是要上学的，便认真地“哦”了一声。阿东说：“你在屋里，一定要听话。爸爸腿不好，你得帮他。”
一、《四书近语》的缘起和版本流传
孙应鳌享年仅58岁，《四书近语》是他在47岁第一次居乡养病期间于“学孔精舍”讲学的讲义辑录，初刻于万历初年(1573年)，仅比谢廷杰编著的《王文成公全书》(1572年)晚出一年。该书可视为孙应鳌盛年期比较成熟的著述，是其“四书学”与心学思想的代表作。孙应鳌在《四书近语自序》一文中述该书缘由云：
余既以病废家居，得日与吾党二三子讲明孔门之学，随所论析，二三子各有辑录，已乃成帙。[6]
《四书近语》共六卷四册，卷一论《大学》，卷二论《中庸》，卷三、四、五论《论语》，卷六论《孟子》。该书用浅近的语言对《四书》进行解释，独抒新意，弘扬圣学，提出“即心是仁”“心外无仁”“识仁”“求仁”“成仁”“诚意”“慎独”等核心命题，建立起独具特色的“仁本”心学思想体系。这既是对阳明心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有助于挽救阳明后学空谈心性、陷入狂禅的弊病。孙应鳌广交天下学友而名扬海内。江右王门郭子章因平“播州之乱”而巡抚贵州(1600年)，曾亲访孙应鳌清平(今凯里市炉山镇)故居，特意记载孙应鳌著述，其云：
公所著有《学孔精舍汇稿》《易谈》《四书近语》《教秦语录》《春秋节要》《律吕分解》等书，共若干卷，发明圣学，具载诸书，立朝大节，他日国史当有大书之者。[2]384
郭子章认为，孙应鳌《四书近语》等书“他日国史当有大书之者”，可见其评价之高。大概黄宗羲也曾亲睹该书，其《明儒学案》引唐伯元《论学书》云：“近读孙淮海讲章，亦既明乎其解，视诸家较备矣。乃其紧要，归明心体，是本其所本，而非大学之本也，是解一人，而学又一人也。”[7]1021可见孙应鳌的思想与当时心学主流思想有所区别，故引起湛门后学唐伯元和王门后学黄宗羲的共同关注。
3.“心外无仁、仁外无心”
吾黔理学者孙文恭、李同野、马心庵三先生，各有著述。振起前修，彪炳六艺，未及百年，消沉过半……《近语》一篇，始亦束之见。自田山薑师抚黔，力事征栗，予始录于同里赵某家，既钞录，以应存有本草。未及三十年，予读《礼》归，始阅前本，又复遗其半，予滋惧焉，乃觅之清平公族裔，欲补成全璧，卒无以应会。张生维际盛子以寄《学孔精舍琐言》见复，如获拱璧。间又得《论语》下卷于施秉—顾孝廉进也。至武陵得《秦中教士》十六条于张太史志尹家，乃舍刻以行世。夫存其十一，可以见先生于羹墙矣。[6]
王枟离孙应鳌去世才一百余年，但他积三十年之功而收集整理的孙应鳌著述只“存其十一”，可见孙应鳌著述散佚之严重，《四书近语》能保留下来的部分，极其难能可贵。清乾隆年间，湖南学者戴嗣方(武陵人)在《四书近语序》(1715年)中对该书评论道：
嘉隆间，清平孙淮海先生为切问近思之学，窥知行合一之原，其于四子书，融会贯通，详说反约，著《四书近语》，务得圣贤大旨所存，不拘拘一章一句训诂。《论语》开章言学，未言所学何事。先生提“仁”字贯之，曰“学者学此而已。”今试取《论语》二十章反复玩味，何一非圣人教人求仁之事。论《大学》，则以“格致”为圣学之安身立命。论《中庸》，则以“慎独”为尽性之始终条理。而谓孟子一生之学为性学。故可以正人心、息邪说、回治道、端学术，尤为深切著明。虽其标新立异，不无一二，间与《章句》互异，然意在发明，实非抵牾。既有以得夫圣贤教人之旨归，则有裨于世道人心不少。[6]
①需严格按配合比配置泥浆，配制好的泥浆各项性能指标经自检合格后，静置24 h以上，使膨润土充分水化后方可使用。②泥浆配制池顶需搭设遮雨棚。③在成孔过程中，为保证护壁效果和桩身砼质量，必须对被置换后的泥浆进行测试，及时处理不合格的泥浆，直至各项技术指标都符合质量要求后方可使用。④施工过程中槽内泥浆面必须高于地下水位1.0 m以上，且不应低于导墙顶面0.4 m。⑤做好地表水的疏导，避免其流入槽内，破坏泥浆性能。⑥浇注砼时，不得使砼直接落入槽内泥浆，砼面4～6 m范围内泥浆应做废浆统一处理。
清光绪年间，贵州学者莫祥芝辑得《四书近语》《学孔精舍诗钞》等七种，合编为《孙文恭公遗书》，于光绪六年(1880年)在贵州独山刻印出版，但误讹较多；孙茂橿(孙应鳌的裔孙)加以校勘，作《正讹七十二条》，附梓书末，是为独山刻本。后来贵州学者黎庶昌在日本访得孙应鳌《督学文集》；宣统元年(1909年)，孙茂橿之子孙廻澜以《孙文恭公遗书》独山本加上《督学文集》一书，共八种，编为新版《孙文恭公遗书》，于次年(1910年)付上海南洋官书局铅印出版，质量较佳，是为南洋官书局本，孙应鳌《四书近语》等主要著述得以重见天日，继续流传。
《四书近语》是孙应鳌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在明末流传较广，济南府曾有版藏，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一书中亦曾提及。历代对《四书近语》的著录和版本流传情况清晰可查：郭子章《黔记》、毛在《孙应鳌遗稿序》、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莫友芝《黔诗纪略》，以及万历、康熙、民国《贵州通志》等皆有著录，均为《四书近语》，唯朱彝尊《经义考》著录为“《四书近指》七卷”，盖一书而二名也。目前，《四书近语》万历元年初刻本、王枟康熙五十四年重刻本均亡佚，今两个通行本分别为莫祥芝光绪六年《孙文恭公遗书》独山刻本和宣统二年南洋官书局铅印重版本。《四书近语》莫祥芝独山刻本在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残，一册四卷)、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图书馆有藏(均全，二册六卷)，竖排，有格，楷书，双框，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南洋官书局铅印本在贵州省图书馆等有藏，竖排，无格，楷书，双框，半叶十四行，行三十二字。
孙应鳌认为，“仁体”既然是无欲、无意、无必、无固、无我的廓然大公境界，那么“识仁”的途径就必须去除心中的欲望和意、必、固、我的纠缠，这是“尽圣人之学”阶梯和步骤。由于“识仁”是通过去“私欲”而复“心”之本体，所以“识仁”之后，不能停止，必须下切实笃行的工夫，只有去除心中各种欲望，才能恢复和保持“仁体”的本来面目。故孙应鳌又说：“心本无欲，有欲则失其心之本体矣。寡欲者，求复其心之本体，寡之以至于无，则心本体复矣。”[9]317又说：“圣人之心，其始也，任理而发，何意之有？其继也，顺理而行，何必之有？其既也，与理俱化，何固之有？其终也，与理俱止，何我之有？盖未感，只是一寂然之体，既感，只是一顺应之常，故无是者之累。门人记此，真尽圣人之学。”[9]231在此，可以将孙应鳌的“识仁”说概括为：圣人之学，始于识仁。孙应鳌“识仁”的提出，为学者为人和为学提供了明确方向和指引。
唯一能证明这一点的方法就是分析沉积物和岩芯。在1968—1969年的冬天，“格洛马尔挑战者”号在南大西洋以东和大西洋中脊的西部钻探了7个地方。海底火成岩和上面覆盖的沉积物的年龄与预测完全一致，这证实了大洋地壳是在洋脊形成的，而板块构造理论也是正确的。
1996年，贵州师大刘宗碧教授等将《四书近语》等四种整理点校，合编为《孙应鳌文集》[9]一书出版，并收入贵州著名学者吴雁南先生主编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阳明学研究丛书’”(四种)之中。2013年，《续修四库全书》(一六0经部四书类)将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图书馆所藏莫祥芝独山刻本影印出版。2016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点校出版《孙应鳌全集》，该集收录《四书近语》一书，方便学界使用和研究。
二、孙应鳌“仁本”心学思想
1998年，贵州学者陈奇在《论孙应鳌的“仁”本心学》一文中，首次将孙应鳌的心学思想总结为“仁”本心学。[10]2003年，张明在《贵州阳明学派思想流变初探》[11]学位论文中，再次对孙应鳌心学思想(仁本论、求仁论、慎独诚意论)进行了探析。2008年，扈继增在《工夫与境界——孙应鳌的心学之路》[12]学位论文中，继续从“一贯境界”(万物一体之仁)和“明德工夫”(慎独诚意)的视角，对孙应鳌的心学思想进行了讨论。2018年，关春红《本体与功夫——黔中王门孙应鳌心学思想研究》[13]一文，对孙应鳌“仁本体论”“求仁论”“工夫论”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论述。这是目前仅有的4篇专门从“仁本”角度探讨孙应鳌心学思想的文章，各有侧重点。兹通过对《四书近语》的具体分析和研究，进一步综合探讨孙应鳌“仁本”心学思想的内涵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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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仁体论
在孙应鳌现存著述中，《四书近语》最能集中体现其“四书学”和“仁本”心学思想。孙应鳌“仁本论”具体包含“仁本”“即心是仁、即仁是心”“心外无仁、仁外无心”等重要命题。
1.“仁体”
2.“即心是仁、即仁是心”
清道咸同时期贵州著名学者莫友芝曾概括孙应鳌的为学宗旨，其云：“应鳌之学，以求仁为宗，以尽人合天为求仁之始终，而其致功，扼要在诚意、慎独。”[4]184莫友芝认为，孙应鳌之学是“以求仁为宗”，言简意赅，切中关键。具体考察《四书近语》一书，“心”出现七百余次，“仁”出现五百余次，而“良知”只出现十余次。当时王门空谈心体良知，已经引起学界反思，正如四川学者杨慎称：“迩者霸儒创为心学……而一时奔名走誉者，自扣胸臆，以惊人彪彩罔克自售，靡然从之。”[15]为了避免陷入“现成良知”的困窘，孙应鳌将“良知”替换成了“仁”。换言之，“良知”已经不是孙应鳌思想中的重要命题，而“仁”才是最核心的命题，并在《四书近语》一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表明孙应鳌作为阳明后学的重要人物，虽然继承了王阳明“心学”的传统，但已经将阳明心学的“心本体”(良知本体)发展成了“仁本体”。
进一步考察孙应鳌的“仁体”思想，可以看出，他在《四书近语》中开宗明义就借程明道和孟子之口指出“仁体”的重要性，他说：“明道先生曰：‘学者须先识仁，识得此体，以诚敬存之。’此三言者，《大学》之要领也。格得此身与天下国家共是一物而致其知，无有一毫疑惑障蔽，这便是识仁体……识仁则大，不识仁则小。”[9]165又说：“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是教学者先识此仁体也。”[8]1.3由此可见，“仁体”已经成为孙应鳌学术探索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他在《四书近语》中把“仁体”作为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本原和始基，要求“仁”(而非“良知”)回到“心”。孙应鳌终于以“仁体”为核心，建立了“仁体”心学思想体系。
“仁体”的观念，至北宋开始显发，来源于儒家在“万物一体之仁”。在北宋以前，儒家学者普遍认为天地万物的根本和终结的来源是“道”“气”“理”，可以分别称之为“道本体”“气本体”“理本体”。陈来先生指出，在佛道二氏的逼迫下，宋代理学“仁体论”被逼显出来，最早指出“仁体”的学者是北宋的程明道。[14]169-174王阳明也提到过“仁体”，但他“不是强调仁体的存在意义，而是强调仁体的工夫意义”[14]185。王阳明认为“心”(良知)是天地万物一体的本体和主宰，“心体”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本体论依据，王阳明将程朱理学的“理本体”发展为阳明心学的“心本体”。王阳明去世后，阳明后学因为对“四句教”的理解不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逐渐分化为“良知现成派”“良知归寂派”和“良知修证派”。
“仁体”是如何显示出来的呢？在孙应鳌看来，“心”必须通过“仁”来显现，因此，孙应鳌提出了“即心是仁，即仁是心”的命题，通过心仁合一、心物合一，达到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境界，从而避免了“良知现成”的困窘。孙应鳌说：“圣门之学，全在求仁。夫子称颜渊其心不违仁，提出个‘心’字与‘仁’字相粘，可见即心是仁，即仁是心；心外无仁，仁外无心。”[9]212换言之，“仁”成为“心”的广博而温暖的内容，“仁”既是天地之心，又是人心，天地之心与人心就在一个“仁”，“仁”是“心”的关键内容，除“仁”之外“心”别无所有。所以他说：“仁即天地之心。”“仁者，天地生生之德。”“天地以一阴一阳化生物，所谓仁也。”“仁者，浑然全体，纯是天理之心。”“仁即贯通乎万物毕备之全体者。”
王阳明晚年将“良知心学”融为一体，专门提出“致良知”三个字，即本体即工夫、工夫即本体。他说：“吾平生讲学，只在‘致良知’三字。”又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在王阳明看来，“良知之学”千言万语，其工夫的关键就在“致良知”的“致”字，要求人们即知即行，即行即知，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孙应鳌把“仁体”上升到天理和本体的高度，认为“仁”既然作为本体的存在，当然可以决定“善恶”和“心”的存亡，所以强调必须立志于“仁”，他说：“仁者天地之心，须时时以此激昂，不失了我的心，便不失天地之心。”又说：“好善恶恶，人心之公。不仁之人，此心全是私意，故好只是作好，恶只是作恶。惟仁人浑然天理，故有所好也，因其可好;有所恶也，因其可恶……人心本然之天理，本无不善，本无恶，所谓仁也，但患人不志于仁耳。志于仁便无恶，心存也；不志于仁便恶，心亡也。”[9]201可见孙应鳌的“仁本”心学思想是立足于儒家的正统学脉基础之上的。
与其他许多阳明后学论著的命运相似，包括《四书近语》在内的孙应鳌著述在清初遭到禁毁而散佚，故《明史》《四库全书》未见著录。康熙年间，贵州学者王枟(黄平县人)开始辑佚孙应鳌著述，积三十余年之功，仅收得孙应鳌《四书近语》《学孔精舍琐言》《秦中教士》三书，后加以整理，重新刻印。王枟《合刻文恭三书跋》(1715年)云：
孙应鳌何以将“仁”而不是将“良知”赋予“本体”的意义呢？这是因为在孙应鳌看来，“心是活物，出入靡常。如就规矩，则日精日微；任其放荡，则愈骛愈远。”[9]399为了避免“现成良知”的泛滥无归，必须用“仁”取代“良知”，通过将“心”提升到“仁体”的高度，从而使“心”找到挂搭处和落脚处，上学下达才有切实的工夫可寻。孙应鳌还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将“仁”落实到人伦日用之中，必须做踏实的工夫，如就规矩，一刻不可懈怠，天道才得以长存，仁体也才能够得以实现。孙应鳌正是将空洞的“心”注入了“仁”的力量，才使宇宙和人生提升了价值和意义。所以他说：“人心是一个仁，仁之本体全具于吾心。富贵贫贱，外物也，何能加损于心？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9]201“当理而无私心之谓仁，得其所安之谓仁，无一毫惜身为名之念以杂其心为仁。”[9]298他还说：“人生所禀之性，与天地同量，与民物同则，与万古同息，流行宇宙，至久而大，于穆不己，至精而深，昭旷旁达，至灵至明，粹然无杂，无有间隙，至纯至真，故圣名之曰仁。”[9]322
孙应鳌进一步认为，仁既是天地流行之真机，也是人“极美的种子”[9]311。因此，在他看来，知仁为仁者，则可见天地之真机流行，自然与道同体，自然与道同乐。所以他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这心体，大行不加，穷居不损，何尝不乐？不加不损，便是我心体之大处，只因常人不能见得此大，是以不能乐？所见既小、无一不在自己躯壳上计较，故虽处贫贱，不堪甚忧；即使富贵也，只是忧此心也，无一时能得本然之乐。周子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颜子之乐，惟见大耳，见大便是乐，非见大之外又有乐也。知众人之所忧，便知颜子之乐，非颜子之所乐，又有异于众人之心体之外也。”[9]214可见孙应鳌达到了天人合一、心仁合一的与“仁体”同乐的境界。
孙应鳌“心外无仁、仁外无心”的思想是对王阳明“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完善，特别是对当时阳明后学“现成良知”之弊的矫正。相对于王阳明的“心体”(良知)来说，孙应鳌强调的是“仁体”，他把“仁”提升到了本体的高度，认为“仁”是通天地，贯万物，同古今，流行宇宙，廓然大公，至久至大，至灵至明，至纯至真的本体。因此，在孙应鳌“仁体论”的视野下，天地之心与人心必然归结为一个“仁”字。他终于在继承王阳明“心即理”“心外无理”的基础上，依据自己的生命体验，进一步发展成以“即心是仁，即仁是心”“心外无仁，仁外无心”为命题的“仁本”心学思想。他归宗于仁，仁既是本体，又是立志的依据，心出于仁，依于仁，正于仁，简捷易行，“仁”成为孙应鳌学说的基础和核心。故王枟称孙应鳌“得孔孟所以教人之旨”而赞《四书近语》“与朱注相表里”[9]187。王枟序是为精准之定论。
(二)求仁论
孙应鳌以“仁体”为核心和基础，进一步形成了“求仁论”的实践思想。孙应鳌认为，“仁”既然是人与天地万物之心，又是人之所以成“仁”的根据，因此，“圣门之学，全在求仁而己”，“一部《论语》，圣人唯教人以求仁，学者学此而己。”[9]3.1在孙应鳌看来，为人与为圣之学，全在“求仁”两字，这是孙应鳌的“求仁论”实践思想。以下具体探析孙应鳌“求仁论”的三个维度和层次——识仁、求仁、成仁。
1.识仁之门径
通过原原本本向农民反复宣传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使他们对土地流转形式、流转程序、履行手续以及对自身权益的影响等问题有基本的认识。
听陈清夫妇说，我生完孩子之后，昏睡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中午醒来时，看着穿着消毒服的护士们抱着两个孩子来到床边时，我倚着床头，挣扎着坐了起来，看到孩子们可爱的样子，不禁泪流满面……
所谓“识仁”，就是体悟认识万物一体之仁的“仁体”，此“仁体”将此身与天下国家合而为一，且无一毫疑惑障蔽的本来面目。“格物致知”和“万物一体之仁”是宋明理学的核心命题，孙应鳌吸纳前人的观点并融会贯通，提出“格物致知”就是识得“万物一体之仁”，这相对于王阳明“格物致知”是“正心”来说，王阳明提出“格物致知”就是“识仁”。因此，孙应鳌在《四书近语》开篇第一段说：“格得此身与天下国家共是一物而致其知，无有一毫疑惑障蔽，这便是识仁体。由此着实下诚意工夫，以正其心，以修其身，这便是以诚敬存之。只此就是大人之学。识仁则大，不识仁则小。”[9]1.1孙应鳌认为，“识仁”是“格物致知”的精髓，是《大学》之要领，“识仁”就是“先立其大”(识仁则大，不识仁则小)。
1993年，今人所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录《四书近语》一书，其云：“明人讲章，大都宗朱，然拘迂空泛，鲜能自抒心得。应鳌是书，泛论大义，不为讲章；解句释与朱注互有详略，不肯苟同，亦不染讲章习套，似在其所著《易谈》之上。《四库》著录《淮海易谈》而不及是书，殆未见之欤！”[8]939传统认为，《淮海易谈》代表了孙应鳌心学与易学思想的最高成就，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反而认为该书价值超过《淮海易谈》，由此可见，学术界已经开始认识到孙应鳌《四书近语》在阳明后学中的重要价值和地位。
2.求仁之次第
2.沉淀法。用石灰、纯碱处理，使硬水中的Ca2+、Mg2+生成沉淀析出，过滤后即可得到软水，其中的锰、铁等离子也可除去。
孙应鳌认为，“求仁”有三个方面的内涵与次第：第一，求仁之道。孙应鳌说：“一部《论语》，圣人惟教人以求仁……学者学此仁而已。”[9]187又说：“圣门之学主于求仁……是教人不要在言、色上做工夫，当在为己求仁上做工夫也。 ”[9]188由此可见，孙应鳌将圣人之道定位在为己和求仁之上。他说：“求仁之道，只在一念人己之间，便可得人之心体。”[9]219在他看来，一念之公即是仁，无欲即是天理；去人欲，全天理，慎言慎行，就是求仁为仁，这是在身、心上做工夫，而不是在言、色上做工夫。因此他说：“圣门之学，身心之学也。”[9]254、“仁不出乎言行之外，慎言慎行，即所以为仁矣。”他又说：“程子体贴‘天理’二字，亦自‘无欲’体贴耳，故无欲就是天理。”“有了一分人欲，便没了一分天理，去了一分人欲，便全得一分天理。”[9]248第二，求仁之门路。孙应鳌认为，求仁之门路，在求之于我，求之于近，即近即我，就是一己之身心，通过一己之身心，由近取譬，可以寻得求仁之门路。因此他说：“圣人教人求仁，其言切近精实如此。曰近，则不必求之于远，而事即在；曰譬，则不必外之于我，而仁即存”[9]219。又说：“苟吾一念之立达，而推之于人，是即为仁之门路。”[9]219他认为，“仁”不离人伦日用，不在言行之外，所以从身心做起，从身边的实事做起，通过审己知人，推己及人，立人达人，以尽人合天，最终达到万物一体的本然状态，成就圣贤气象，这就是求仁的门径和道路；第三，求仁之功。孙应鳌认为，求仁之功，在“克己”。他说：“圣门求仁之功，通只在克己。”[9]262又说：“仁者，人也。人之所以为人者，都是成此一个仁，失此仁则不得为人矣。曰义、曰礼，都是成此一个仁。”[9]178在他看来，“克己”就是复礼，就是诚意、慎独；就是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就在正心、修身。他说：“孔子言克己，即是诚意也。克己之目，在非礼勿视听言动。勿之云者，即慎独也。非礼勿视听言动，可见一诚意，而正心、修身皆举之矣。”又说：“夫克己复礼，便可以为仁。则仁只是个心，而天下之人无不是一个心也，全得我之本心，即全得天下人之本心，自然万物皆吾一体，四海皆吾度内，故一旧克复，则天下皆归吾仁之内，此便是以有立天下之心……仁之体段与为仁之功用，此节己尽之亦。”[9]248孙应鳌将正心、修身的所有节目和工夫，全归于“克己”两字，可谓简易直截、畅快淋漓。
至于脉状矿床的分布则比较广泛，在隆起区与凹陷区都有分布。实际上它并不构成单一的独立矿床，而是与细脉浸染状矿床或矽卡岩型矿床构成一组矿床系列。
3.成仁之目标
通过“识仁”“求仁”的门径和次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那就是“成仁”。“成仁”有何奥妙？答案是：“成仁”没有奥妙，“不为不仁，就是成仁”。孙应鳌认为，既然“仁体”无时、无处、无事不流行显用于人伦日用之间，那么只要遵循本心之仁，则视听言动，学问思辨，忠信敬笃，义利礼乐，恭宽信敏等，无非都是识仁、求仁，一言以蔽之，就是“成仁”。在孙应鳌看来，“成仁”方法极其简易直截。他认为，不为不仁，便是为仁、便是成仁，也就是顺应仁体之流行，自然复我本有之仁，去我本无之不仁，以成本然之仁体。所以他说：“仁是我所本有的，不仁是我本所无的，不为不仁，即是为仁。”“圣门之学，全在自己身心上用功。但知学非难，好学为难”[9]211。在孙应鳌看来，“求仁”是极其简易的工夫，事事、时时、处处无一不可以体仁，因此，人人皆可以成仁。所以他说：“君子无一事而不体仁，无一时而不体仁，无一处而不体仁。取舍存养对待皆是。”[9]201他要求人们必须遵循仁的自然流行，服从仁的召唤，求得身心、家国、天下、万物本然和谐的秩序，从而实现一切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实现人个体生命、社会生命、自然宇宙生活的终极安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应鳌发明圣学之奥秘，大得圣人教人之旨，故“求仁论”成为孙应鳌的立学宗旨，乃是百世不易之言。
(三)工夫论
诚意、慎独是儒门正心修身的重要工夫。《大学》讲“格物”“致知”，强调“诚意”工夫；《中庸》讲“己发”“未发”，强调“慎独”工夫。宋明儒家对本体和工夫进行了热烈争论，提出各种“工夫论”。尽管王阳明也讨论过“诚意”，但他并没有将“诚意”当成工夫，只是笼统地称诚意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诚意是循天理”“诚是心之本体”“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可见“诚意”在王阳明那里还没有得到具体而明确的界定。
国家政府应该加大对女性就业的政策帮扶，通过政治手段和法律手段规范就业体制，完善对女性就业的权益保护；社会要发挥媒体的宣传效应，加大对女性就业的正面宣传，引导女大学毕业生更加自信更加清楚的面对社会客观形式，提高自身能力，保持清醒的意识，客观择业。各应聘单位一定要客观公平公正公开的进行合法招聘，避免性别歧视和人为设置“就业壁垒”，根据理工科女大学毕业生的特点为她们设定一批能够发挥她们自身最大商业价值的竞聘岗位。
由于样品组分的分离在先，离子化和检测在后，因而能够有效地减少干扰，诸如基质效应、离子化抑制、离子化竞争等，大幅度增加代谢物的鉴别数量和准确度。UPLC-MS除了分析速度快、样品无需衍生化等优点，UPLC的高分离度使得峰宽变窄、信噪比增强，从而提高了生物样品分析的选择性和灵敏度。因此，与传统HPLC相比，UPLC能获得中药更多代谢物的信息，对于复杂生物样品的分离具有显著优势，UPLC与MS联用在中药代谢组学研究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在王阳明去世之后，阳明后学就逐渐出现了以意念为良知的现象，认为良知现成，进而出现空谈心性、放荡无束、任心而行、率性而动的弊病，最终陷入狂禅。学界一般认为，这种流弊延及晚明，才由刘宗周重提“诚意”“慎独”来加以挽救。其实不然，孙应鳌早在刘宗周之前就已经专门提出了“诚意”“慎独”工夫和学术要旨。清代贵州学者莫友芝、黎庶昌都肯定了孙应鳌“诚意”“慎独”工夫的重要性。正如黎庶昌在《督学文集序》中所说：“其学以求仁为宗，以诚意慎独为要，以尽人合天为求仁之终始。”[6]在《四书近语》中，“致良知”一次都没有出现，而“诚意”出现了四十七次，“慎独”出现六十次。可以肯定，孙应鳌是阳明后学中较早专提“诚意”“慎独”工夫的重要学者，目的就在于挽救阳明后学空疏之弊。以下就“诚意”“慎独”工夫进行论述。
2.2.3 定期膀胱内化疗指导:膀胱腔内化疗是膀胱肿瘤手术后最常用的治疗。表浅膀胱肿瘤术后复发率高达80%,应用膀胱内化疗大致可能减少一半的复发率。膀胱灌注的治疗可使复发癌细胞的级别和期别降低[3]。膀胱灌注常用的方法:用生理盐水40-50ml加丝裂霉素40mg,经导尿管注入空虚的膀胱,15分钟转动体位使药物接触整个膀胱,原病灶部位可以适当延长,共2小时。初始治疗治疗每周一次,共6-8次,以后每月一次,共1-2年[4]。
1.诚意
王阳明说：“心之所发便是意”“心之是在便是物”，又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他认为，心就是善恶之心，就是是非之心。心之发动，有善有恶，有是有非，而其善恶是非则是人所能独知独觉的，此独知独觉就是良知。由于人人具有良知，因此，人应该在此心最初发动的“独知”之处顺应良知，去做“致良知”的工夫。孙应鳌继承了“意”有“善恶是非”的观点，但却放弃了“致良知”工夫，特意提出“诚意”“慎独”的工夫。孙应鳌说：
《大学》释诚意，上不连格致，下不连正心，以诚意乃《大学》关键所在也。格物、致知而不诚意，则格致是虚见；正心、修身而不本于诚意，心无由正、身无由修也……学不透此旨，不能入圣。[9]168
孙应鳌认为，心未发之时，无善无恶，心已发动时(即意)，便有了善恶，所以必须在“诚意”“慎独”工夫上加以修证。《大学》释“格致诚正修”诸条目，关键所在乃是“诚意”这一条。他明确警示学者道：“格物、致知而不诚意，则格致是虚见；正心、修身而不本于诚意，心无由正、身无由修也。”他特别强调“学不透此旨，不能入圣”，真有烈耀破迷、振聋发聩的效果。
计算得出第一册AWL覆盖率为4.30%介于1.4%与10%之间，更倾向于通用英语，由图1可知，第一册各文本AWL覆盖率在0.83%-7.28%之间波动，变化幅度较大，但该册教材各单元AWL覆盖率衔接性较为良好，考虑到学习者学习能力应呈逐渐增加的趋势，该册教材AWL覆盖率也出现逐渐增大趋势。
如何做到“诚意”呢？孙应鳌说：
诚意，只“毋自欺”一句尽之；“毋自欺”只是格得好恶，是天下同然之理。是非，是人心本然之公；真知好恶之至善，而实致其知而已。如恶恶臭，不欺所恶之知也；如好好色，不欺所好之知也。好恶之念，各得其正，此知之真而浑然与物同体，不与以一己之私，便是自慊。自欺、自慊，只在自己意上用功。曰“独”者，示人下手用功处也。盖意者，心之所发，正是独知之地，所谓几也；慎之云者，先见于善、不善之前，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使自欺之念不得以乘之，就是自慊；非于自欺、自慊处用力也，意即为自是独也。诚意，即“毋自欺也”，即是“慎独”也，非有三段、四段工夫也。[9]168
孙应鳌认为，“诚意”就是“毋自欺”，就是顺应天下同然之理、人心本然之公、真知好恶之至善，反身而诚，遵循天理，以求廓然大公，恢复心之本体。易言之，“诚意”就是“尽心”，就是“正心”，就是恢复和保持本心之善，这是恢复真实自我和实现真实自我的过程，并非有三段、四段的复杂工夫。
2.慎独
孙应鳌不仅要求在“心之所发处”做“诚意”工夫，而且还进一步立张在意念未发之前和已发之后做“慎独”工夫。他认为，人心是本然至善的、廓然大公的，但心的发动则有了恶和自欺的趋向。因此，他要求在心的发动时“毋自欺”，在己所独知独见时，诚其意，慎其独，也就是时时、处处、事事都遵循善心体之仁，表里如一，言行如一，知行合一。因此，他说：“宋儒有看未发以前气象之学，此亦方便法门，圣门真正尽性脉络只是‘慎独’二字。”[9]孙应鳌将“戒谨恐惧”与“慎独”连接在一起，他说：“戒谨恐惧便是慎独。复言慎独者，即戒谨恐惧之真几至精至一者言之也。慎独则尽性，尽性则廓然而大公，便是未发之中；物来而顺应，便是已发之和。未发不在已发之外，盖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是和之所统会，乃天下之大本也。”[9]
人的本质是趋利的，对“路灯”的追捧不过是一端罢了。我们很少想及一点：一个人处在什么位置不是永远不变的，有的可能现在风光无限，未来栽一个跟斗就什么也不是；有的可能目前寂寂无名，未来也许灿若星辰。有平常心，不趋奉“路灯”，不冷落“屋灯”，才是正确的为人处事之道。
在孙应鳌看来，“慎独”是动静合一的工夫，因此，“慎独”不仅是思虑未起(心体寂然宁静)之静时工夫，而且也是意念已发之后(心体发用)之动时工夫，通过未发已发、动静皆融，做到即知即行、知行合一。孙应鳌要求在人所不见、不视、不闻而己所独知独见时，慎其独，也就是在心体寂然不动或感而遂通之时，都要保持不离本体境界，真正做到此身此心与家国天下一体合道的状态，这是动静合一、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的修养工夫。所以他说：“慎独者，知行合一之旨也。”“知行合一，便是慎独，慎独仅是知行合一；不能慎独，只是外知为行，外行为知，非天命之本性也。”[9]孙应鳌尽管放弃了王阳明“致良知”的工夫，但通过他对“慎独”的解读，又重新回到了王阳明“知行合一”宗旨。孙应鳌的“慎独”，不仅突出了道德意识的自主，更突出了道德行为的自律，这对当时阳明后学知而不行、率性而为的空疏与狂禅流弊能起到一定的矫弊纠偏作用。由此可见，孙应鳌虽然对王阳明学说有所扬弃，但他在总体上还是坚守阳明心学的学说立场，其学问宗旨仍然没有超出王阳明的矩矱和范围。
四、余论
清康熙贵州学者王枟不仅称赞孙应鳌在当时是与罗近溪、赵大洲、耿楚侗等著名王门学者比肩并列的“理学”大师，而且称赞《四书近语》“每发一论，亲切著明，与朱注相表里”。这说明该书既有阳明心学的特点，也有程朱理学的特色，已经有了调和陆王与程朱的倾向。笔者通过《四书近语》一书，具体探析了“心外无仁”“仁外无心”“即心是仁”“即仁是心”“识仁”“求仁”“成仁”“诚意”“慎独”等核心命题，看出孙应鳌建立起来的“仁本”心学思想体系，其特点是不作玄虚之想，不为无妄之行，一意提倡简易笃实之学风，以求挽救“世道人心”之效果。这既与王阳明“龙场悟道”时感受到的贵州朴实民风有关，也与孙应鳌游历天下，与阳明后学交流讲学，得以洞察阳明后学诸多弊端有关。作为黔中王门的重要代表，孙应鳌融会各家之长，最终建立起“仁本”心学思想体系，这在明代中后期阳明后学逐渐陷于空疏狂禅的背景之下，别具特色，不容忽视。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孙应鳌在当时“名满天下”，但由于孙应鳌后嗣乏人，加之贵州战乱频繁、清廷禁毁等原因，其著述在之后逐渐散佚。清康熙以来，贵州历代学者不懈努力，不断收集整理孙应鳌文献，取得重要成绩。特别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贵州省内外阳明学者经过四十年不懈辛苦研究(2)2018年3月，贵州阳明学界举办“纪念王阳明龙场悟道510周年暨黔中王学研究4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以孙应鳌为代表的黔中王门得到当今学界认同，围绕孙应鳌著述的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在当前王阳明和阳明后学研究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下，相信孙应鳌和黔中王门的研究将取得更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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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nalysisofSunYing-ao’s"Benevolence-Based"ThoughtofMindforWang-Yangming’sSchoolinGuizhou——A Case Study for the Book“Sishu Jinyu”
ZHANG Mi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Ethnic Culture，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Guizhou China)
Abstract:Sun Ying-ao was not only an important Wang-Yangminga’s second generation disciple but also a master of Wang-Yangming School in Guizhou, who wrote many books in his life, which is more than twenty. The Book “Sishu Jinyu” is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on the Theory of "Sishu" and the Thought of Mind that has established a distinctive system of "Benevolence - Based" Thought of Mind including "the theory of benevolence","the theory of seeking benevolence" and "the theory of Gongfu".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Book "Sishu Jinyu", 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un-Yingao's "Benevolence -Based" Thought of Mind, as well as its position and function in Wang-Yangming’s disciples.
Keywords:Wang-Yangming’s School in Guizhou; Sun Ying-ao; the Book “Sishu Jinyu”; "Benevolence -Based" Thought of Mind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6133(2019)05-0020-07
[收稿日期]2019-07-08
[基金项目]2015年度贵州省教育厅重点人文社科基地课题：“黔中王门孙应鳌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15JD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 明(1970-)，男，土家族，贵州印江人，贵州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夏威夷大学访问学者，贵州大学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阳明学、贵州地方史、教育学。
[责任编辑 刘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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