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歌七十年
一
据多种数据表明，毛泽东第一次口头和书面发表的都是同一首诗——《七律·长征》。1935 年10 月初，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翻过六盘山来到甘肃通渭，在城东一所小学校里召开副排长以上干部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解了长征的意义之后，兴致颇高地亲口朗诵了这首诗。而据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讲，1936 年10 月他在陕西保安采访毛泽东时，“他为我亲笔抄下了他作的关于红军长征的一首诗。在他的译员的帮助下，我当场用英文意译了出来”。后来，斯诺把《七律·长征》收进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该书的第一个中译本于1938 年由上海复社翻译出版，并易名为《西行漫记》，其中《长征》一章，即以此诗结尾。从此，《七律·长征》走向了社会，走向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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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第二首正式公开发表的作品就是人们熟知的《沁园春·雪》。1945 年11 月14 日由重庆《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谭》发表，副刊编辑吴祖光还加了一段著名的按语：“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有客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毛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两天后《大公报》转载，随之重庆各报刊密集推出和词不下50 首，评论不下20 篇，词坛巨擘和国共两党要员柳亚子、郭沫若、陈毅、邓拓、张道藩、陈布雷等纷纷披挂上阵，上演了一出中国诗歌史上空前的文化大战。
或许是无巧不成书，或许是天意如此：毛泽东首次发表的诗和词——《七律·长征》和《沁园春·雪》，恰巧分别是毛泽东诗作和词作中的冠军。《七律·长征》因为记录了长征这一伟大历史性事件而本身也成为史诗，从而在毛泽东律诗中传诵最广、影响最巨当无疑问；而《沁园春·雪》则更是公认的集毛词气势磅礴、想象浪漫、文辞华美三大特征于一体的傲视词林的千古雄词。虽然，由于发表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机遇有别，两首作品的传播速度与影响覆盖也迥然不同。而且，自20 世纪40 年代始，毛泽东的长征诗（包括《七律·长征》《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等）和《沁园春·雪》等就以油印、手抄等形式在根据地、解放区悄然流传，初步铺垫出了毛泽东的大诗人形象。只是由于随之而来摧枯拉朽的三大战役、如日东升的新中国诞生以及震撼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接踵而至，毛泽东主要还是以一个大时代的历史弄潮儿的领袖形象闻名于世，在日理万机闲暇中吟咏的那点“诗词余事”（郭沫若语）就基本上隐而不彰了。
三是建立健全农村供水项目资金管理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建立健全覆盖项目立项、设计、实施、验收、管理等环节在内的整个资金运行全过程的管理制度体系，确保每项水利资金都有相应的资金管理制度，严格使用管理。对农村饮水安全项目的中央投资和省、市配套资金，在市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办公室设专户管理，实行市级报账制；县级自筹资金在县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办公室设专户管理，实行县级报账制。对妇基会的专项百事慈善资金加强管理，属于工程部分全部用于项目，采取水务局到妇联报账的管理办法。
二
真正把毛泽东作为一个大诗人形象推到历史前台的机缘还是《诗刊》创刊。20 世纪50 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战争终于结束，国内形势全面向好。1956年4 月16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在文艺春天讯息的鼓动下，6 月份中国作家协会就决定创办《诗刊》，调作协书记处书记臧克家着手筹备工作并准备出任主编。至11 月，臧克家为此专程拜访了郭沫若、冯雪峰等人，副主编徐迟走访了艾青、冯至等人。其间，他们大胆地突发奇想，要把社会上流传甚广的8 首毛泽东诗词收集整理并上书毛泽东，请作者亲自订正并授权《诗刊》创刊号正式发表！此一举动在当时不啻异想天开，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们绞尽脑汁，终于将他们的心里话想出了一个最智慧和诗性的表达——他们在把毛泽东视为伟大领袖的同时，更把毛泽东当作一个诗人朋友。他们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毛主席：
1956 年11 月21 日
曾在地铁站旁边遇到一位发须皆白的老人，手里拿着一支大毛笔，在旁边的水桶里蘸了蘸水，然后在地上一笔一画地写毛笔字，那字体颇有大家风范，可是不一会儿，那水就蒸发了，地面上了无痕迹。
注意，“诗眼”出来了——“诗人们自己的刊物”，说得多好啊！随后，提出了具体请求：“我们希望在创刊号上，发表您的八首诗词。”理由非常具有说服力——“因为它们没有公开发表过，群众相互抄诵，以致文句上颇有出入。有的同志建议我们：要让这些诗流传，莫如请求作者允许，发表一个定稿。”多么地有理有节啊。但且慢，这还没完呢——“其次，我们希望您能将外面还没有流传的旧作或新诗寄给我们。那对我国的诗坛，将是一件盛事，对我们诗人，将是极大的鼓舞。”最后表态：“我们深深感到《诗刊》的任务，美丽而又重大；迫切地希望您多给帮助，接下来要静听您的声音和您的吟咏。”
客观地说，这是《诗刊》的一件大事，是新中国诗歌界、文学界乃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毛泽东创作生平中的一件大事。这是他第一次也是较大规模地一次亲自审定并公开发表自己的诗词。而且这18 首中除了和柳亚子的两首略逊之外，都堪称毛诗词中的上品。而且这时候，毛泽东的领袖声望正如日中天，享誉世界。当此之际，隆重推出这一批诗词意味着什么，将要产生何种影响，毛泽东应该心中有数。它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导向，变成一种风尚。但恰恰又是这一点似乎与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建设方向不甚合拍。正是忧患于此，毛泽东才专门给臧克家们写信，特别指出“青年不宜”，预先泼了泼冷水。但这只说出了一半，更深层的另一半，此后不久，他自己亲口对时任湖北省委秘书长的梅白说出来了，他说：“（给臧的信，前注）那是针对当时的青少年说的，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但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改造，要发展，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
中国作家协会决定明年元月创办《诗刊》，想来您喜欢听到这个消息，因为您一向关心诗歌，因为您是我们最爱戴的领袖，同时也是我们最爱戴的诗人……我们请求您，帮我们办好这个诗人们自己的刊物，给我们一些指示，给我们一些支持。
《诗刊》同仁接下来就是翘首企盼，一日三秋。因为1 月份的创刊号就要发排了，可年底还没有毛主席的回音。终于，新年元旦刚过，值班主编徐迟便接到了毛主席秘书田家英的电话，告知说，给主席的信收到了，并且同意发表他的诗词，问何时发稿。元月12 日，编辑部又接到电话，说中央有重要信件要负责人等候接收。不一会，中国文联总收发室电告中央急件送到，正在等候的刘钦贤跑去取回，徐迟开封，露出了毛主席的一封亲笔信和18首诗词，除了修订了那8 首，又加上了不同时期的10 首，让大家喜出望外。更让大家如获至宝的是毛主席的亲笔信。信曰：
此后，收到1962 年1 月5 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关于请求发表《词六首》（《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的来信后，毛泽东的处理方式就比《诗刊》来信更实际更爽快多了，有更洒脱的一面，也有更严谨的一面。更洒脱的是直接为《人民文学》五月号发表《词六首》写了一个《引言》，原文曰：“这六首词，年深日久，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搜集起来，要求发表，因以付之。回忆了一下，这些词是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文采不佳，却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作为史料，是可以的。”最后发表时，又删改为：“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寥寥数语，以少胜多，本来“通忘记了”，既然失而复得，那就发表吧，何其潇洒！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认为可以刊载，又可以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在本文的仿真试验中，仿真迭代次数为100次，其中障碍物和信息采集点随机设定，RFID读写器的信息射频识别距离为6 m(即6 m内的RFID标签都会被读写器识别)，其中取α=0.9、γ=0.9、F*=1.2、ε=0.5。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三
毛泽东向来就有逮住一个问题不轻易放过、一段时间集中思考的习惯。元月14 日，他又邀约臧克家和袁水拍等人到中南海颐年堂谈诗，从李白、杜甫一直到臧克家的山东老乡、明代诗人李攀龙、现代诗人王统照以及汪静之、陈梦家等，还明确表示了对新诗现状的不满意以及希望，认为新诗太散漫，记不住；应该精练、整齐，押大体相同的韵；出路在于民歌、古典诗词基础上的结合，言谈中明确表露了对古典诗词的偏好……涉猎甚广，思考匪浅，以至于臧、袁二位大诗人颇为讶异甚至难以应对。但臧克家反映《诗刊》创刊号因纸张紧张只能印一万份的忧虑时，毛泽东爽快地当场答应加印到五万份。
《诗刊》创刊号由于一下子集中推出了18 首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如梦令·元旦》《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十六字令·山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七律·和柳亚子》《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立刻就以它诗史合一的史诗品格和天风海浪般的磅礴气势，光昌流丽的华美文辞以及瑰丽奇谲的浪漫想象等艺术风范，征服了无数读者。创刊号一经面世便形成了群众排队争购、一本难求的火爆场面。加之随后郭沫若、张光年、臧克家们的赏析解读文章的推波助澜，毛泽东诗词第一次掀起了全国性的热潮。
落款：《诗刊》编辑部 主编 臧克家；副主编严辰 徐迟；编委 田间 沙鸥 袁水拍 吕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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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比较而言，我认为这一段话才是毛泽东真实而坚定的诗歌理念，也表明了他对中国古典诗词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自信，同时也包括了他对自己创作水平的清醒定位，也是这种信念支撑他一辈子笔耕不辍直至80 高龄还反复修改诗作（如1973 年还大改如重写的1923 年创作的《贺新郎·别友》）。
如果说，毛泽东与臧克家、梅白们谈论诗歌，无论书面也好、口头也好，毕竟还是以个人或诗友身份，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到了1958年3 月的成都会议就完全不同了。一是形式不同了，在党中央的正式会议上作正式讲话；二是身份不同了，以领袖名义郑重“指出”：“第一条、第二条……”毋庸置疑，无可商量。在这次党中央重要的马拉松式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先是别出心裁地给与会中央委员们印发了如《蜀道难》（李白）《咏怀古迹五首》（杜甫）《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等历史上大诗人写四川的诗，要大家读点诗词，长点知识，并不乏风趣地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每人发几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AI写作。限期10 天收集，下一次会议印一批出来。”又在一次大会讲话中特地从民歌问题讲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问题，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显而易见，这番宏论绝非毛泽东的信口开河，而恰恰是《诗刊》创刊号约稿以来引发他回顾自己的创作经验并结合多方回馈而深思熟虑又高瞻远瞩地得出的关于中国新诗出路的明晰结论：形式是民族的。而它的基础“第一条是民歌”，强调的是源头活水，是大众化，是普及。这和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人民文艺观”是一脉相承的。甚至更早，在1938 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就提出了“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要求“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第二条是古典”，强调的是历史遗产，是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要分出一个文野、高低、粗细来。
同志的敬礼！
五
思考成熟、清晰并明确表达之后，毛泽东对发表、宣传自己作品的态度也由被动的应对一改而为积极主动的配合与支持。1958 年7 月1 日，毛泽东为了抓紧发表新写的《七律二首·送瘟神》，专门致信胡乔木——
“乔木同志：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然后，又亲自写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后记》供发表。过了不到半年，又破天荒地在文物出版社1958 年9 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逐首写下“作者自注”，并于1958 年12 月21 日上午10 时写下一段“批注说明”——“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下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云云。于此可见毛泽东对自己作品问世后的关注度，还颇有兴致与评家、注家和广大读者互动。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更严谨的是，当毛泽东5 月9 日看了郭沫若应邀为五月号《人民文学》写的《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一文清样后，竟然将其中关于《忆秦娥·娄山关》写作背景的一大段话全部删去，然后以郭沫若的口吻，重新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写作背景的近千文字！为他人捉刀给自己解词，真乃古今罕见也！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此时毛泽东对自己诗词的重视与自信已经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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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1963年12月，毛泽东70寿诞来临之际，他老人家亲自将自己较为满意的作品汇集起来，除了已经公开发表的27 首之外，又加上了10 首从未发表过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虽然这37 首诗词大部分都在国家大刊上公开发表过，但毛泽东在篇目的选择和编辑过程中还是如临如履，相当谨慎。首先，他十分认真仔细地校对了之前发表过的作品，给没有题目和写作日期的添加了题目和写作日期，对部分作品正文作了订正和修改。其次，专门为此授意召开了一个超高规格座谈会征求意见。毛主席为此用铅笔写了两张便条，一张写道：“我写的这些东西请大家议一议”；一张写着拟请出席座谈会的人员名单，计有：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周扬、田家英、何其芳、冯至、田间、袁水拍、臧克家等中央和文化口领导以及著名诗人20余人。会后还认真吸纳了会议的有关建议。在12 月5 日、6 日两天，还两次致信田家英，商量其中几首诗词是否入集事宜，等等。如此细致入微的工作在毛泽东诗词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毛泽东亲自参与自己作品的校对工作，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由于毛泽东本人的积极参与和出版社方面的全力以赴，《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终于在1963 年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同时推出，其中，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集宋字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又分为平装和特装，朱砂特装本用于毛泽东收藏和馈赠朋友。为了配合该书出版，1964 年1 月4 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用大号字刊登毛泽东新发表的《诗词十首》，并配发作者的大幅近照。此一版面安排，也堪称新闻史上的奇迹。1964 年元旦，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开始发售《毛主席诗词》，万人争购，洛阳纸贵自不必说。第一批发往各地的8 万册立即销售一空，马上又在原计划的50 万册基础上再加印30 万册。掀起了第二次全国性的毛泽东诗词热潮。
几乎与此同时，在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翻译出版英译本之后，1964 年1 月，毛泽东又应英译者的请求，就诗词中的有关词句一一作了口头解释，经整理成文，共计32 条，2000 余字。这都说明了什么？在我看来，此时的毛泽东，已不仅仅把诗词看成是他个人的立言，而是视为给中国革命立言，给中国共产党立言，给中国人民立言！事实上，这本《毛主席诗词》也基本上就是毛泽东生前看到公开发表的自己的全部诗词了（只有《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两首发表于1976 年《诗刊》1 月号；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诗词集》（67 首）则是在毛泽东逝世20 周年——1996 年9月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年版《毛主席诗词》基本上塑造与奠定了此后半个多世纪中毛泽东作为一个大诗人的形象、地位与影响。
其中，a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将（10）式代入（11）式，居民公共服务的消费需求函数进一步可变为：
六
据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及其丈夫保罗昂格的了解和专家们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 世纪末，毛泽东诗词的国内版本，包括汉文本、少数民族文本、外文本、对照本、手迹本、字帖本等，已达到300 多种。先后被译成英、法、俄、德、意、日、荷、西、葡、印度尼西亚、匈、捷、朝、越、泰、希腊、罗马尼亚、阿拉伯语等数十种语言文字，已经出售的毛泽东诗词集达7500万册，另有一说是“突破了四亿册”，完全比得上有史以来所有用英语写作的诗人的总和。事实证明，毛泽东诗词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以至他的敌人也为之折腰。它的风靡程度一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诗人诗作。如果说当年这种风靡程度确有很多非诗因素的话，那么，进入21 世纪以来直到今天，毛泽东离开我们43 年了，可他的诗词还依然频频出现在舞台、荧屏、教科书和文学、音乐、书画作品乃至酒店、客厅、会议室、农家乐、宾馆大堂和上至领袖人物下至普通群众的亿万人们的口碑中。若以耳熟能详的普及程度论，他的不少名篇警句仍然超过了李白的《蜀道难》《梁甫吟》《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代表作，基本上和《将进酒》、“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样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达到了同一级别（想一想《中华诗词大会》上的有关场景吧）。经过少则半个多世纪，多则近百年的时光淘洗，毛泽东诗词中的上乘之作（我个人认为约25 首左右）已然完成了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如《沁园春·长沙》面世已94 年、《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已84 年、《沁园春·雪》已83 年等等），作为晶莹璀璨的浪花汇入了瑰丽壮阔的中华文化长河之中。
就像《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刊·创刊号》卷首语所指出的：“纵观历史，没有哪一位诗人的作品能够像毛泽东诗词一样，在时代的剧烈变化中，如此普遍地成为人们精神情感的表达方式，持续焕发出新鲜的社会美学价值，与时代的社会风尚和理性追求相对接；它的经典诗句一再嵌入社会话语变迁的潮流，它的史诗精神一再叩问当代文化价值的走向。”2012 年11 月29 日，习近平率领新任中央常委参观大型摄影展览《复兴之路》后，面对央视镜头首次向世人宣示中国梦，引用了2句关键诗：其一，回首昨天，“雄关漫道真如铁”；（语出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其二，正视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语出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啊！
为什么？研究成果已经汗牛充栋，高论妙语也是精彩迭出，但我看来看去，还是觉得著名诗人贺敬之在1996 年8 月16 日北京首届毛泽东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致开幕词的一段话讲得好——“在一个产生过屈原、陶潜、李白、杜甫、陆游、苏轼、辛弃疾、龚自珍等伟大诗人的诗词古国里自铸伟辞，自开奇响，吐纳宇宙之物象，开拓万古之心胸的诗人，也只能首推毛泽东了。”
实验结果显示,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95.24%,要明显大于对照组的73.81%(P<0.05),差异具备统计学中的意义(P<0.05),详情见表1。
“毛泽东诗词之所以被中国人民视为精神上的珍宝，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这些诗词中，看到了近现代中国的活的姿影，看到了近现代中华民族在求解放、求富强的艰苦奋斗中锤炼出来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一个外国朋友曾经说过：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这句话为人们所乐于称引，这是因为这个诗人的诗魂，正是新中国的诗魂”……
诚哉斯言！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同时，也赢得了一个诗的中国！
责任编辑/兰宁远供 图/苏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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