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陕北说书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一种民间文化娱乐形式。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借助这一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表演形式开展群众教育活动、宣传抗战及党的方针政策以推动新文化运动，并形成了卓有成效的群众宣教模式。其中贴近群众生活选取说唱素材的群众教育模式、寓教于乐不断激发学习兴趣的趣味化群众教育模式、针对不同群众接受能力的分层教育模式和营造学习氛围的角色扮演群众教育模式等，对新时代开展党的群众教育活动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延安时期；陕北说书；群众教育模式
陕北说书是艺人采用陕北方言，手持三弦或琵琶自弹自唱、说唱相间叙述故事的一种民间喜闻乐见的传统曲艺表演形式，主要流行于陕北榆林、延安等地。[1]2因其选材贴近群众生活，唱词通俗流畅易懂，曲调丰富，地方特色浓郁，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借助陕北说书这一群众喜爱的民间曲艺表演形式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广新文化以教育民众。其别具一格的宣教方式，不仅使群众思想观念得到改观，而且达到了团结领导群众共同抗日之目的，并形成了独特有效的群众宣教模式。本文通过对陕北说书群众教育模式的解读总结出对当今群众教育的现实意义，为新时代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供借鉴启示。
一、延安时期陕北说书的发展历程
陕北说书历史久远，俗称陕北地域文化的“活化石”。传说三皇治世时，民间有三兄弟为便于乞讨，用蝎尾制成简易琵琶做乐器，走门串户说吉利话乞讨，后来逐渐形成一种民间曲艺形式——陕北说书。[1]4-5到明清时期，陕北说书发展为十分成熟的民间说唱曲艺，但内容多为“奸臣害忠良，相公招姑娘”等庸俗封建题材，说书艺人的地位依旧很低。1935年之前，陕北说书还处于萌芽期，只是一种小众文艺，富人娱乐、穷人谋生的方式之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也就是延安时期，人们不仅开始尊重说书艺人，说书内容也有了质的提升。
由图6(b)可见，掺入纳米氧化钙后，其孔径>1μm的孔隙向孔径0.7～1μm孔隙发展。纳米氧化钙在限制膨胀过程中，形成稳定的胶结结构，因此，约束卸除后，其孔隙分布几乎不会发生变化，孔径>1μm的孔隙缺失。
党中央来到延安后十分重视利用民间曲艺文化开展群众宣传教育工作。尤其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为了有效开展陕北说书改造活动，鼓励更多说书艺人改编新书，陕甘宁边区文协成立了说书训练班和说书组。林山任组长，成员有安波、陈明、柯蓝、韩起祥等，以说书艺人韩起祥等为代表的陕北说书艺人在新秧歌剧的鼓舞下开始编说新书。有了韩起祥的加入，陕北说书的改造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45年8月7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付克的《记说书人韩起祥》，描写了韩起祥编新书，唱新书的事迹(见图1)，自此韩起祥被更多人熟知，陕北说书正式崛起。[2]
读书，提升的是我们的认知，拓宽的是我们的视野，完善的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当它与人本身的经验相融合时，它就打造了一个人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
图1 《解放日报》刊登的关于韩起祥的介绍(1945年8月5日)
想要抗，无法抗，
如陕北说书《王丕勤走南路》中说书艺人讲到宪兵队残害百姓，搜刮民脂民膏时始终保持义愤填膺的神态，说到民众惨状时又面露愁容，哀叹一声，整个身体呈现出瘫软的状态，把故事中人物的神态表现的淋漓尽致。再讲到王丕勤家财粮被田队长等人抢掠后说书人扮演妻子高兰英，模仿女人的声音带着幽怨说道：“唉，把我的一百块钱、被子、我娘家妈妈陪的几件衣服都卷剥光了，张大嫂呦，你咋看坑定我一家子的命了。”[1]142三弦传出类似哭腔的“嘤嘤”声，仿佛妇女断断续续的抽泣声，观众很自然地被带入情境之中，顿生怜悯之心和对国统区黑暗统治的憎恶。对于环境的刻画更是直观生动，如讲到厮杀混战，狂风暴雨等紧张场面时，说书艺人“嗨—”一声开嗓，用武调唱腔将观众置于另一种情境中，如《宜川大胜利》中说到战场上红军积极抗战的片段，说书人使用武调，加快语速，表情严肃而自豪，激动时手舞足蹈：
二、延安时期陕北说书的主要内容及代表作品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我党对多种民间艺术形式陆续开展改造运动，新陕北说书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迅速征服广大群众。[4]在党的帮助与指导下，韩起祥、杨生福、高永章、冯明山等说书艺人积极进行自我思想改造，迅速成为了“红色宣传员”“三弦战士”的领军人物，积极创编新书，广泛宣传党的政策方针以教育民众。说书改造会成立以后，大批说书艺人开始接受红色主流意识的改造，改编旧书，创作新书，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如《宜川大胜利》《反巫神》《张玉兰参加选举会》等，前后共改造旧书50多本，说书调也由4种增加到50多种。[1]143课题组搜集并整理了延安时期近百部优秀陕北说书曲目，现将富含教育意义的若干代表性作品罗列如下(见表1)。
表1延安时期陕北说书部分代表性作品
序号书目名称创编者创编时间篇幅主题备 注1刘巧团圆韩起祥、高敏夫1946长篇自由民主延川县曲艺队、解明生等传唱2张玉兰参加选举会韩起祥、林山1945长篇自由民主刘旭旺等传唱3时事传韩起祥、王宗元1945-1946长篇宣传抗战《解放日报》刊载4战斗英雄刘四虎韩起祥1947短篇英雄人物不详5宜川大胜利韩起祥、杨鸿章1948长篇宣传抗战党福祥、刘旭旺等传唱6狼牙山五神兵杨生福、高敏夫1946短篇英雄人物不详7中国魂韩起祥1944长篇歌颂红军剧本改编8三大胜利韩起祥1949短篇歌颂红军不详9刘志丹打延长常栓、石雄俊、刘子有等具体时间不详短篇宣传抗战不详10抗日英雄洋铁桶冯明山改编具体时间不详短篇英雄人物不详11西北时事传韩起祥1948短篇宣传抗战不详12血泪仇韩起祥1944长篇批判匪军剧本改编13打日本常栓、石雄俊、刘子有等具体时间不详短篇批判日军歌颂红军不详14劳动英雄李兰英杨生福具体时间不详短篇鼓励生产不详15红军打清涧的故事杨生福、高永章具体时间不详短篇宣传抗战不详16赶走何绍南常栓、石雄俊、刘子有等具体时间不详短篇宣传抗战不详17红鞋女妖精韩起祥1944长篇民主科学不详18四岔捎书韩起祥1944短篇宣传文化学习改编自小戏、安塞县曲艺队、解明生等传唱19王丕勤走南路韩起祥1945长篇批判匪军歌颂边区生活延川县曲艺队传唱20皖南事变常栓、石雄俊、刘子有等具体时间不详短篇宣传抗战不详21张家庄祈雨韩起祥、林山1945.8长篇民主科学《解放日报》刊登22胡匪暴行韩起祥1947短篇批判匪军不详23反内战冯明山改编具体时间不详短篇宣传抗战不详24吃洋烟二流子转变韩起祥1944短篇鞭笞恶习旧书改编25反巫神韩起祥1944短篇民主科学党福祥、李永发、刘旭旺等人传唱26卜掌村演义李季1946中篇民主科学《解放日报》刊载27阎锡山要款韩起祥1945年之前短篇批判匪军不详28平妖记陈明1945.2短篇民主科学不详29活捉鬼常栓、刘子有、石雄俊等具体时间不详短篇民主科学不详30蒋介石进犯边区韩起祥1946短篇批判匪军不详31黑白分明戈西记录具体时间不详中篇自由平等1945年《边区群众日报》刊载32王贵与李香香李季、韩起祥1949长篇婚姻自由1946年《解放日报》刊载诗歌33王五抽烟韩起祥具体时间不详短篇鞭笞恶习不详34张卫正请巫神韩起祥1946短篇民主科学在延安文协创作35王志成吃元宝韩起祥具体时间不详短篇教化群众不详
序号书目名称创编者创编时间篇幅主题备 注36求雨备荒韩起祥具体时间不详短篇反对迷信不详37自由结婚常栓、石雄俊、刘子有等具体时间不详短篇自由平等不详38乌鸦告状常栓、石雄俊、刘子有等具体时间不详短篇教化群众不详
资料来源：延安大学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及曹振乾《韩起祥文集》，中国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页、504页等。
说书人讲的兴致勃勃，观众也兴趣盎然，形象生动的抗战故事解读更加强了民众对党、对人民军队的信心与爱戴及对日寇和国民党军队的鄙夷与厌恶。宽松欢乐的宣讲氛围，诙谐有趣的唱段叙述，激发了群众的听书热情，使党的政策方针宣传更加深入人心，更易达到群众宣传教育的目的。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在备课时更多的考虑是怎怎样才能讲的到位，怎样才能让学生听明白听得懂。而合作学习的理论认为，教师备课时应该更多的考虑如何使学生更加主动的积极的参与学习，使学生学得更多更好。合作学习的实践成果是由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的特点决定的。所以，教师精心选择适用于合作学习的学习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要使合作学习进行得有价值有成果，教师首先就应该要吃透教材，在深入理解教材的基础上制定出具体的、适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结构的学习内容和学习任务。
(一)歌颂共产党人英雄事迹
延安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战地英雄和模范榜样，为了宣传这些战斗英雄的感人事迹，文艺工作者协助说书艺人将此类故事改编成陕北说书广为传唱，使英雄人物更加具体形象生动化，通过陕北说书让他们的故事在民间传唱进而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如《狼牙山五神兵》详细描述了抗日战争中五名战士为了保护主力军和群众安全，将敌人引至山崖，宁死不降英勇就义的感人故事。《战斗英雄刘四虎》《抗日英雄洋铁桶》《劳动英雄李兰英》《女勇士》等都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而成，其中刻画的一个个鲜活的英雄形象都是广大人民群众学习的榜样，通过说书艺人动情地说唱表演和音乐氛围渲染，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和团结抗战的热情，坚定了人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二)宣传抗战揭露伪军暴行
陕北说书选材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宣传抗战，揭露国民党反抗战、搞摩擦分裂等行径。如《时事传》《宜川大胜利》《西北时事传》《红军打清涧的故事》《皖南事变》《赶走何绍南》等都是宣传红军和八路军积极奋战、抵抗国民党的英雄事迹。《时事传》讲述的是1945年毛泽东一行前往重庆谈判整个事件的始末。重庆谈判后不久，韩起祥就在文艺工作者帮助下创编了《时事传》，及时向人民群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搞分裂阴谋，明确我党革命意志。[5]453《宜川大胜利》详细描述了红军在宜川瓦子街一战中与国民党斗智斗勇，艰苦奋战，最后取得胜利的故事，歌颂了我军英勇抗敌不畏艰险的精神，激励团结人民群众共同抗战。1948年，韩起祥曾赴前线慰军，说书次数高达19余场，听众超过8000多人。[1]145说唱曲目有《宜川大胜利》《西北时事传》《三大胜利》以及《慰问词》等新书，歌颂了红军英勇战绩和边区和谐景象，与国统区腐败统治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军民团结抗战的决心，极大的鼓舞了红军作战士气，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
她会忘记的事越来越多，忘记关上冰箱门，忘记微波炉里热好的鸡蛋羹和洗衣机里的衣服。她还会在超市里给我打电话，因为把购物清单忘在鞋柜上。
(三)倡导民主科学自由平等
延安时期群众文盲率高，封建思想意识浓厚，为了广泛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破除封建迷信，陕北说书处处渗透着科学生产生活、男女平等、民主自由等新文化新思想。如《张玉兰参加选举会》讲述的是深受封建传统落后思想腐蚀的冯光清为了不让妻子张玉兰抛头露面，将之锁在家中，甚至做出一些滑稽的监视行为。后来张玉兰终于在选举会上挣脱束缚勇敢发言，帮助丈夫解决问题，最后夫妻平等共处的故事。批判了男尊女卑的陈旧观念，倡导男女平等，民主选举。[5]37还有《刘巧团圆》中对婚姻自由的呼吁和法治社会的推崇，《反巫神》中宣传科学反对迷信等。诸如此类的作品还有《红鞋女妖精》《自由结婚》《黑白分明》《活捉鬼》等，这些新书激励群众勇于挣脱封建枷锁，接受新思想新文化。
(四)引导群众向善革除陋习
陕北说书作为一种民间曲艺文化艺术形态存在，不仅只为茶余饭后娱乐观众，更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的审美、价值观和道德行为等。延安时期农村不少人沾染恶习，不仅损害身体健康，同时也形成一股不良风气。新陕北说书则增加了许多教化育人，劝人向上向善的教育题材。如《王丕勤走南路》详细描述王丕勤一家来到绥德后受到八路军和村长李自喜等人的热切关怀与照顾，和国统区黑暗统治形成鲜明对比，为人们树立了道德学习榜样。[5]115《王五抽烟》则是借二流子王五吸烟成瘾的种种危害，从反面教育引导民众积极向上，健康生活。还有《王志成吃元宝》《老蔓菁偷麦》《红鞋女妖精》等都揭露批判了群众生活中存在的不良现象，倡导与人为善，勤劳勇敢的品质，充分体现了陕北说书抑恶扬善、针砭时弊的批判功能，对群众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三、延安时期陕北说书的群众教育模式
延安时期，在党的文艺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政策指引下，说书艺人创编了大量深受群众喜爱的陕北说书作品，既丰富了群众娱乐生活，又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受群众喜爱，通过寓教于乐教育民众取得了显著教育效果，并在宣教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群众教育模式。
(一)以群众为中心教育模式
这类具有指向性的说书故事更能促使群众对号入座，自我反思，使其接受新思想文化的洗礼，在后续的各类教育内容中逐渐改正自身问题。此外对于农村沾染赌博，抽洋烟等恶习成瘾的二流子，也有特定的说书作品对应教育。1946年5月25日，韩起祥去米脂说书，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十几个有不良嗜好的二流子在听了他的《吃洋烟二流子的转变》后均表示决心革除恶习。[12]韩起祥还去枣园为朱德总司令说了《四岔捎书》《刘巧团圆》和《反巫神》几部极具代表性和针对性的作品，朱总司令直夸他说书说的好，鼓励他学习陕北普通话，创作更有成效的说书作品。[7]88这种针对性教学模式的指向性，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促进群众进行反思，从而达到教育目的。
图2以群众为中心教育模式
如陕北说书《红鞋女妖精》是韩起祥在农村实地了解，频繁与村民交往沟通后发现的一个真实案例并改编而成的陕北所书。它就农村普遍存在的鬼神之说，利用群众身边一个典型的“捉鬼”实例更有说服力的破除群众封建迷信思想，以群众案例来教育群众，增加了故事可信度和可接受性，教育效果非同凡响。1946年，韩起祥为毛主席说书，在听书过程中毛主席不时的发出爽朗的笑声。说完后，全场掌声雷动，毛主席握着韩起祥的手说：“你的书说的是真好，但你这个三弦不行，将来全国解放后，好好给你买把好三弦。你的群众语言说的好，那么今后你还要长在农村，了解学习工农兵，编写工农兵，演唱工农兵，多带徒弟，有什么困难政府会帮你解决的。”[7]88随后毛主席还嘱咐警卫员：“他是农村来的，说书前也不敢吃饱饭，一会儿要好好给他做点吃的。”[7]88由此可以看出，党对民间曲艺的重视支持和对艺人的关怀与指导，鼓励艺术创作应源于生活，源于人民，这也是韩起祥一生扎根于农村，创作宣传群众的不竭动力。一切密切联系群众的文学艺术形式，其教育意义永远不会过时。此外，《刘巧团圆》《四岔捎书》《张家庄祈雨》《王志成吃元宝》《张玉兰参加选举会》等都是说唱群众生活的故事，深受广大劳动群众喜爱，取得良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二)趣味化群众教育模式
趣味化教育是指以人的心理情趣为导向，教育者通过趣味化的教育方式将复杂、抽象的教学内容以易于接受的方式传达给学习者，发挥艺术的教化作用，使受教育者在愉悦、和谐的氛围中轻松掌握知识。[8]1941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各抗日根据地群众鼓动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各种民间的公众的文艺形式，特别是地方性的歌谣、戏剧、图画、说书等，对于鼓动工作作用更大，应尽量利用。”[9]这些民间艺术形式的共同特点就是能将教育内容趣味化，而延安时期的陕北说书更是将其寓教于乐趣味化教育这一大优势发挥到极致，形成趣味化教育模式。陕北说书借丰富的三弦音乐及诙谐、幽默的唱词营造轻快、愉悦、和谐的宣教环境，吸引观众注意力。利用艺人与群众的言语互动，增强故事代入感，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引起群众情感波动，从而激发群众听书乐趣，使其在审美体验与感受中得到陶冶与教化，调动学习热情，消减学习疲劳，达到学中乐，乐中学的效果，由此形成了具有陕北说书特色的趣味化群众教育模式(见图3)。
如韩起祥的说书作品《张玉兰参加选举会》中，描写张玉兰坦诚在选举会上提出意见并得到村长赞扬后，书中用十分幽默的唱词表达了丈夫的态度：“我以前看你像朽木墩墩，没想到还是个金钟，叫我这土把你埋了。”[5]45这样的唱词让观众发笑的同时更激发了广大妇女争取解放的热情，传达了男女平等的理念。新书说唱新模式让延安群众也由衷的发出感叹：“尔格(现在)你们的戏一满(全部)都是事实，我们都解得下(明白)，越看越热闹啊。”[10]还有《宜川大胜利》中解放军包围国民党军官刘戡时对其状态是这样描述的：
哪里跑？哪里钻？
憋儿子掉进翁里边！
1.3 按蚊最大吸血量计算 统计35只未吸血按蚊和充分吸血按蚊的平均体重，按蚊最大吸血量=充分吸血按蚊平均体重-未吸血按蚊平均体重。
为了扩大陕北说书的群众影响，林山等人组织成立了“陕北说书改进会”。成员有高敏夫、韩起祥、王宗元、鲁加祥、贺茂等人。当时边区共有盲艺人483人，在说书训练班说新书的有273人，新书层出不穷。用韩起祥的话说：“新书已经遍地开花啦！”[1]143随后，韩起祥带头积极前往各乡村进行群众宣传教育，同时鼓励更多盲艺人说新书唱新词。1946年韩起祥为毛主席、朱总司令及周总理说书受到赞扬与鼓励。周恩来很有感触地对身边人说：“一个人，一把三弦，走遍了延安的山山峁峁，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的炕头上，这是一种多好的文娱宣传形式啊！”[3]
搞旅游项目开发及项目设计的潘先生告诉我，新建景区之所以要约请撰写景点故事，主要是为了解决景点的“出身”问题，籍籍无名，博不了眼球，所以，得让卖草鞋的刘备变成血统高贵的刘皇叔。潘先生说，景区的文创、演义、视觉系统，都是“毛”，它必须有一张可以依附的“皮”，这“皮”，就是景点的出身。看来，这景点故事的重要性，确实非同小可。
想要跑，也枉然！[5]151
由于时间久远，相关文献资料遗失，某些作品信息无法确定和考证。但纵观上表，仍然可以发现延安时期陕北说书的内容主题鲜明，多集中于歌颂共产党人英雄事迹、宣传抗战揭露伪军暴行、倡导民主科学与自由平等、引导群众向善革除陋习等方面。
图3趣味化群众教育模式
(三)针对性群众教育模式
针对性教学是指根据个别或一类学习者共同特点，运用适合其学习发展的特定教学方式与教学内容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教育，从而调动学习者学习主动性，促进其个性化发展，提升学习效果的教育模式。[11]延安时期群众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大多不识字)，党的文艺工作者意识到要使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落到实处，必须要分层教学，分类指导，做更有针对性和指向性的宣传教育，逐步形成了针对性群众教育模式。即首先深入群众，发现问题并了解分析教育对象(一个人或一类人)，将相应真实贴切的案列编入书中，针对相应教育对象进行专门的教育引导，对症下药，并做持续的跟踪教育，使教育内容及整个教育过程更具亲和力，提高受众主体意识，促进群众对教育内容的接受与理解，使其逐步进行意义建构，这种有的放矢、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使群众更加明确自身问题，提高其学习热情与积极性，从而调动主观能动性进行自我改正，促进群众全面发展(见图4)。
图4针对性群众教育模式
如《刘巧团圆》是韩起祥在农村发现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一部陕北说书，农村存在很多像刘货郎一样为了钱财不择手段的人，而像刘巧和赵柱那样敢于突破传统，努力追求幸福的人却不很多，《刘巧团圆》则是专门针对这类人的教育，批判贪图富贵，六亲不认的不良现象，提倡婚姻自由，解放思想。《反巫神》也是专门针对陕北地区当时浓郁的迷信之风而作，为农村文盲群众正三观，为愚昧百姓减轻鬼神邪说的精神束缚。
跑的跑，奔的奔，
以群众为中心的教育模式是指教育内容紧贴群众生活，以群众为素材和教育对象，满足群众欣赏品味，突出群众主体地位，进而提高自主学习积极性。[6]陕北说书的受众对象决定了其整个教育过程始终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宣传教育重点，故而形成了以群众为中心的教育模式。陕北艺人在创作说书内容初始必须深入群众生活，分析了解受众的认知水平与思想状态，寻找贴近群众生活的教育素材，将自身感受与发现的问题反映于教育内容。使用群众语言，倾听群众呼声，体会群众情感，并将所叙故事以通俗易懂又不失美感的方式传达给群众，从群众的反馈中不断改进完善说书内容，突出以群众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始终围绕群众生活展开教育，体现教育内容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让群众更有亲切感，提高群众主动性，激发群众学习动力，进而提升群众教育效益，从而形成具有陕北说书特色的群众教育模式(见图2)。
(四)角色化群众教育模式
角色扮演教育模式(也称情境模拟法)，是指教育者或学习者扮演与学习主题相关情境中的不同角色，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氛围，以便扮演者和观众更深刻、细致的理解学习内容。[13]陕北说书中艺人通过扮演说书故事中的人物让观众产生更加具体真切的情感体验，利用声情并茂的演技及其强大的感染力迅速抓住观众情感以便深入教育主题。陕北说书角色扮演群众教育模式即艺人利用变化丰富的三弦曲调创设需要的情境效果，巧用娴熟的口技模仿故事中的角色声音，模拟故事环境，通过不同的动作表情及细腻生动的唱词深化角色性格特征，形成一个个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尽量为群众提供一个完整、真实的问题原型。群众设身处地体会学习内容，增强故事的感染力，营造宽松、平等、自由的情感环境，吸引观众深入感知故事人物情感，内化教育内容，促进情感迁移和知情意行的统一与转化，从而有效促进观众认知目标与情感目标的达成(见图5)。
图5角色化群众教育模式
解放后，韩起祥担任延安地区曲艺馆馆长，招收大量弟子，继续发展陕北说书，进行群众宣传教育。随后出现的说书艺人张俊功、解明生、张启发、高小青、曹伯炎等人对陕北说书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1世纪以来，陕北说书继续作为一种有效的群众宣传教育手段发挥其作用，如近年来非常有名的民间艺术家曹伯炎的《半碗饸烙》《看延安》以及2018年曲艺协会推出的最新作品《看今朝》等深受人民群众喜爱，且对群众教育意义重大。
1)作业过程中，导线未与横杆上凹槽或挂钩固定，较容易从凹槽或挂钩中脱离，悬在空中不受控制或与支架上部分金属材料短接，对作业人员造成安全隐患；
人一阵来马一阵，
明刀亮枪左右分，
4.其他素质。身心素质的主要控制点是体质状况c7，可以采用体育课的成绩获得。人文素质c8主要是具备其他知识的素养情况，可以采用选修其他专业的课程的平均成绩来计算（调研的高校均要求学生选修其他专业的课程）。
尽是年轻小英雄，
如活虎，赛蛟龙。[5]156
生动具体的描述了战场上红军的英勇姿态，使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激发群众抗战热情。《文艺报》的一个农村通讯员就曾这样描述当地艺人说书的场景：他们讲故事说到紧张的场面时，一点声息都没有，听众们都静静的望着他的嘴。唱到故事中人物要哭的时候，也装出一副要哭泣的模样，唱到英雄要生气时就挺起胸膛昂起头，张开两腿，握着带力的拳头，使观众看到这紧张的场面忘记他是说书人，好像他就是那个英雄一样。[14]尤其是韩起祥，他会用“男女老少，喜怒哀乐”各种声调说唱，更有带入感，老百姓评说道，说风是风，说雨是雨。这样的教育模式更能激发群众学习兴趣，将抽象的事物具体化，弱化时空界限，更便于人们理解掌握教育内容。
四、延安时期陕北说书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延安时期党利用陕北说书这一民间说唱娱乐形式教育民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新文化，取得了显著的宣传教育效果。文艺工作者开创的陕北说书群众教育模式，既为我国陕北说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又为新时代开展群众教育开拓新了思路，提供了历史经验及启示。
此外，除了英语缩略词，由于汉字本身有很强的表意性，因此抽取原词或词组中关键性词素所组成的新词也很活跃，如：控制软件→控件，网络管理→网管，缓冲存储器→缓存等。
(一)寓教于乐是实现群众教育的有效形式
群众最喜欢内容形象生动、形式灵活多样、通俗易懂且接地气的宣传教育方式。只有激发观众兴趣，增强其情感体验，才能吸引观众，更易达到宣教目的。因此，开展群众教育要重视教育内容的趣味性及表达形式的情境性。这方面，延安时期的陕北说书艺人给我们作了有益的探索，他们利用表情、声调、肢体动作的细微变化加上对故事环境、人物的细致刻画，就可以将战场厮杀的场面或一个英雄人物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群众在愉快轻松的氛围下，生动具体的情境中，更容易引起反思与共鸣，有效感悟与接受故事的教育意义。新时代群众教育应更加注重受众的情感体验，利用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将宣传教育效益最大化，即以娱乐的方式吸引群众进行无负担的主动学习，教育过程中注重情境建构，引导群众切身体会、感悟教育内容，引发情感共鸣。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更能激发群众学习积极性，情境体验式学习方式更有助于形成群众情感意志，群众有兴趣听，愿意听，才能听进去，才能真正达到群众教育的目的。
(二)精准送教是提高群众教育的直接手段
“精准”是指教育应有针对性，“送教”指主动给予教育。党在延安时期由于革命事业需要，说书艺人经常自行组织说书活动讲“公开课”吸引群众，或走村串户将新书主动宣讲给群众，或对一些有严重思想问题的人群及地区进行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这样被动式的特殊受教方式更能引起群众的关注并得到广泛青睐，有利于提高群众教育质量。这与我国政府现下推行的“送教下乡”相似，将优质教育资源主动给予有需要的地方人群，在农民家门口、生产劳动中进行教育。[15]当代群众教育应主动到群众中去送教下乡，哪里需要我们就要将教育推行到哪里，实现城乡一体化，并发现了解问题，针对特定的问题形成特定的解决方案，积极主动转达给群众，如此更能提升群众自我意识，主体意识。群众教育也可以充分利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定期推送各类教育视频，适应不同受众类型，因材施教，因地制宜。这种具有针对性的接受式教育模式更适合大规模的群众教育，更能拉近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并且保证了群众教育的质量和效率。
(三)整合创新是推动群众教育的有力助手
延安时期虽然环境条件十分艰苦，但说书艺人依旧努力创新。在形式上，艺人们博采众长，韩起祥偶然发现蚂蚱声和三弦的合奏可以产生绝妙的效果，随后其反复研究发明了沿用至今的“蚂蚱蚱”，他还将曲牌唢呐、道情、京剧等部分曲调以及生活中马嘶、鸟叫、和尚念经等声调都加入三弦曲调，并且摸索出了“喜怒哀乐、男女老少”不同唱腔，极大的丰富了陕北说书的音乐氛围。在内容上，增加新内容、新文化，既有红色文化意义又不失黄土文化根基。新时代群众教育环境比以前优越很多，但许多民间文艺却开始逐渐被人遗忘，有人说是因为民间曲艺过于陈旧，这确实是其原因之一。但就在今年出现了一台连续两次登上中央台的创新型曲艺说唱节目《看今朝》，将北方的陕北说书与南方的评弹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地区之间性格差异与人民之间感情的和谐充分在节目中体现出来。如此耳目一新的曲艺结合形式饱受好评，曲艺家协会主席姜昆赞不绝口。这个节目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民间曲艺仍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同时启示我们只有持续不断地创新，才能赋予传统艺术新的生命力。新时代群众教育需要大胆开创新形式、新内容，不能割裂传统，但也要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改进创新。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群众自主上网已成为开展农村远程教育的主要方式，群众教育模式应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创新，包括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等，使群众教育在大众协力创新推动下实现更长足的发展。
(四)群众为中心是开展群众教育的价值旨归
延安时期陕北说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始终坚持以群众为中心。使用群众熟悉的陕北方言，创作前深入群众生活发现素材，创作过程中进一步了解群众意愿，到最后将故事说唱给群众，自始至终都是为人民大众服务，以解决群众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为目标。[16]内容和形式均从群众生活中来，经过文艺工作者的加工改造，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17]群众教育更应该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中心，深入群众生活挖掘群众教育素材，了解群众所思所需，进行群众自我教育，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为核心开展群众宣传教育，充分体现群众主体意识，这样的教育形式才更具感染力、鼓舞力和号召力，更能激发群众的学习热情。
HIV/AIDS的实验室检测主要包括HIV抗体检测、HIV核酸定性和定量检测、CD4+T淋巴细胞计数、HIV耐药检测等。HIV-1/2抗体检测是HIV感染诊断的金标准，HIV核酸检测（定性和定量）也用于HIV感染诊断；HIV核酸定量（病毒载量）和CD4+T淋巴细胞计数是判断疾病进展、临床用药、疗效和预后的两项重要指标；HIV耐药检测可为HAART方案的选择和更换提供指导。
陕北说书作为一种民间艺术说唱形式贴近群众、贴近生活，雅俗共赏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延安时期说书艺人在党的领导下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民众、推广新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其在实践中探索出的群众教育模式，为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时至今日，陕北说书的群众教育模式所产生的文化感染力与教育影响力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新的历史时期，在充分吸收传统说书优点的同时，应对陕北说书等民间文化艺术形式不断的进行改造和创新，与时俱进注入时代生机与活力，才能使陕北说书等民间艺术形式在党的群众教育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群众教育才能在实践活动中释放文化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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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heMassEducationModelofStorytellinginNorthernShaanxiduringYan′anPeriod
LIU Rui-ru1，2，HE Mei-yan1
(1.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Yan′an University；2.Research Center of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Cultural Resourc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Yan′an University; Yan’an 716000,Shaanxi)
Abstract：Northern Shaanxi storytelling is a popular form of entertainment for the masses.During Yan′an period,the Communist Patry of China carried out mass education activities,propagated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Party′s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with the help of this popular form of opera performance,and formed a fruitful mass education model.Among them,the mass education mode of choosing rap materials close to the masses′ life,the interesting mass education mode of stimulating the interest of learning by combining teaching with pleasure,the multi-level education mode of different masses′ acceptance ability and the role-playing mass education mode of creating learning atmosphere have certain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carrying out the mass education activities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KeyWords：Yan′an period; Northern Shaanxi storytelling; mass education mode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9)02-0066-08
收稿日期：2018-09-2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延安时期党利用影音艺术开展干群教育的历史经验研究”(16JJD770049)；延安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延安时期党的影音教育与习近平新时代群众教育关系研究”
作者简介：刘瑞儒(1969—)，男，陕西富县人，延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贺美艳(1994—)，女，陕西榆林人，延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齐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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