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迈克尔·弗里登的意识形态理论，旨在将意识形态从道德批判的工具转化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并在此基础上丰富政治理论的研究视野。意识形态以政治概念为单位，表现为具有开放、渗透、重叠和变化特征的概念系统，它主要包含“核心—相邻—外围”三层概念结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社会中特定群体对“政治语言竞争”的控制，是人们面对政治概念的模糊性和不精确性而采取的一种普遍的语言学解决方案。意识形态研究，则旨在以客观的、无偏见的态度，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形态学考察，破译或“解码”意识形态对政治语言或政治概念的不同配置方式，并综合考量影响该配置方案的逻辑、时间、空间和文化等多重因素。
关键词：迈克尔·弗里登；意识形态；形态学；政治概念
一、意识形态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首次出现于1796年。法国启蒙思想家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创造这一术语，以表示一种全新的“观念科学”或“思想科学”，①特拉西认为，观念学的首要任务是还原人们的直接感觉，破除宗教和形而上学迷信，获得真正的理性知识。一旦人类掌握了关于自身“智识官能”（intellectual faculties）的知识，那么“几乎所有的原则就能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所以考察观念的“形成、表达与结合”的学科，即关于人类心灵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的新科学——“观念学”，应成为头戴王冠的第一科学。参见Antoine Louis Claude Destutt de Tracy， A Treaties on Political Economy．trans．by Thomas Jefferson，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11： 10， 31．这也正是“意识形态”一词的字面含义——观念（idea-）学（-ology）。 对当代人来说，特拉西的这一定义已显得十分陌生，因为人们已习惯将“意识形态”与强制、歪曲、压迫等紧密联系，而“意识形态家”则指涉那些兜售谎言的作家或惺惺作态的政客，因此该词时常“激起人们强烈的情感反应”［1］1。对意识形态的负面印象，很大程度上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名的“照相机”比喻有关，②在马克思之前，“意识形态”一词已被拿破仑批判。拿破仑指责特拉西这批“空论家”（Idéologues）利用其“虚幻的形而上学”给法兰西带来灾难，其“观念学”是以一种不自然的方式，试图寻找根本原因，据此制定各民族的法律，而不是让法律去顺应“一种有关人类心灵及其历史教训的知识”。参见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版，第217-218页。即意识形态是上下颠倒的、扭曲的虚假意识，旨在为统治阶级服务［2］。曼海姆（Karl Mannheim）修正了马克思的上述看法：意识形态不是有意识的欺骗或政治武器，而是一种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下的偏见，是“一定的因果性决定因素的不可避免的、无意识的产物”［3］58，因此任何观点都无法做到把其他观点攻击为意识形态的同时，自己却能免疫于同样的挑战或指责［3］70。值得注意的是，曼海姆对马克思意识形态观的修正，依旧延续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负面评价及对真正知识的信仰：意识形态是一种局限的世界观，其“隐含的问题——什么才真正是真实的”［3］69从未消失过，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应通过综合与超越意识形态，获得真正的知识。此外，20世纪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也强化了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负面印象，并进一步将其与教条、封闭、强迫等联系在一起，例如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提出以开放的、宽松的“信念系统”（belief system）取代意识形态思想系统，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意识形态终结论”［4］、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5］等都主张意识形态为统治工具，是特定时期和阶级的产物，并坚信意识形态时代将被更好的社会所超越。
英国政治理论家迈克尔·弗里登①麦克尔·弗里登教授现为英国牛津大学荣休教授，也是《政治意识形态学刊》（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的创刊人与主编。他撰写了多部研究19世纪以来英国政治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研究的著作，其中The New Liberalism：An Ideology of Social Reform，已有中译本《英国进步主义思想——社会改革的兴起》，曾一璇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Michael Freeden）的意识形态理论，则试图扭转上述长期缠绕着意识形态的负面印象，并试图恢复该术语最初在特拉西那里的科学含义。弗里登认为，政治生活中最常见的问题是有关特定政治概念内涵的分歧与竞争，因此只要人类仍然存在政治社会，那么就必然存在某些个人或群体，试图通过控制社会中相互竞争的“政治语言”（political language）消除这些差异，以为社会成员的政治实践提供相对稳定、精确和整全性的理论框架与意义地图（map of meaning）。因此，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作为解决人类政治分歧的一种语言学方案而出现的，不应把它仅仅视为某种谎言或只属于特定群体、阶级的工具，而应从人类政治生活的本质出发，将其视为与人类社会相伴随的具有“行动导向”与“团体导向”（group-orientation）［6］106的普遍现象。从这一角度出发，弗里登提出了形态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定义，即“以特定图式组织起来的政治概念集群”（particular patterned clusters and configurations of political concepts）。意识形态对这些相互冲突的政治概念而言，首先是一种过滤和筛选机制，即决定从“概念池”中选取哪些政治概念作为其构筑理论大厦的材料；其次，它也是一种特殊的意义结构，规定了不同概念相互之间的关联方式，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原本含义模糊的概念获得了相对精确的特定含义，这一过程颇类似于语言学中语法对词语的控制方式。此外，意识形态也和语言一样具有结构性特征和群体性特征，反映并囊括了时间、空间及文化对该群体所施加的无意识影响，即常常使用“逻辑上不精确的、深受文化影响的方式对政治概念进行解读”等［6］45。 所以，“只要政治仍然在处理与权力、劝说、多样性管理、支持动员以及实施特定政治观点相关的问题”［7］，那么政治就不可能终结或超越意识形态。
二、意识形态的“形态学”
（一）“本质上可争议的”政治概念
政治概念是意识形态理论大厦的砖石，但政治概念的含义却常常模糊且不确定。人们不仅从未就平等、自由、民主、权利、正义等概念的定义达成共识，甚至经常用同一概念表达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观念。弗里登认为，这是由于上述概念是“本质上可争议的”（essentially contestable），即“对这些概念的合理使用（proper use），不可避免地会包含使用者对其合理用法的无穷争论”［8］。哲学家加里（Gallie）最早探讨了这一问题。加里认为，在政治、艺术、宗教和道德领域都广泛充斥着各种“本质上可争议的”概念：关于这些概念的争议，既不能通过经验观察也不能通过逻辑推理解决，它是这些概念与生俱来的特性。然而，承认这一点之外，仍需继续探讨两个问题：造成这种争议性的根源是什么，以及它导致的多元性和不稳定性是否能获得解决？加里认为，导致争议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概念的评价性特征，它涉及人类无法通过理性讨论以合理解决的价值判断问题。加里对于这种多元困境及其解决方案并未表现出乐观情绪，他仅仅暗示说，承认这一现象有助于人们逐渐学会理解彼此的立场，并丰富和提高各方针对议题的讨论水平。弗里登则认为概念的“本质上可争议性”之所以不可避免，不仅由于人们对概念价值好坏的评判存在分歧，还主要由于人们“无法就概念的目的、范围及其内在结构”［9］达成一致。并且，弗里登主张意识形态本身就是针对概念的“本质争议性”带来的多元化和不稳定等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尽管意识形态不能完全消除概念的争议性，但仍能一定程度上对其含义加以固定或精确。
因此，与加里不同，弗里登将政治概念的本质争议性归结于政治概念的结构性特征。他认为单个的政治概念主要由两部分构成：最内层的“不可剔除要素”（the ineliminable），以及附着在该要素上的各种变化的、具体的成分。前者是概念能够为人们所认知和理解的前提，也是概念内最低限度的、不能被继续分割的、最薄或最小的成分，例如自由概念的不可剔除部分是“免于限制”（non-constraint），而民主则是“人民的统治”（rule of people）。去除了这些成分，自由也就不成其为自由，民主亦不再成其为民主。但“不可剔除部分”的内涵空泛且不精确，尽管任何概念都不能去除它，但同时“任何概念本身也不能被化约为这个要素”［6］64，因为它只提供了关于概念的模糊印象或骨架，并无实质内容，要使概念定义相对精确充分，还需附加更多血肉。以“自由”为例，对其的几种主要定义——免于他人干涉、摆脱依附关系、自我潜能实现和解放等，都意味着自由首先是“免于某种限制”。但免于何种限制？身体的或意志的，内部的或外部的，理性层面的、道德层面的还是物质生产层面的？对这些的问题的回答都是开放和弹性的，不同理论能根据自己的目的为“自由”披上不同的外衣。为了更形象地理解这一概念，弗里登常用家具类比。例如“桌子”概念，其不可剔除的要素是一个可放置物品的“抬高的平面（raised level surface）”，即任何桌子一旦剔除这个平面，则随即失去被称为“桌子”的意义。但仅仅这个抬高的平面，还不足以塑造我们对桌子的完全认知，我们还需知道它有几条腿，由什么材料构成，以及它包含什么颜色、什么图案等等。正是凭借这些随具体情境变化的附加内容，人们才能在头脑中构建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桌子”概念。
总体来说，弗里登的看法是：政治概念内“不可剔除部分”的单薄性和不能独立存在的特性，导致概念含义的多样性和争议性，也使其能够在不同文化和语境中以各种形式获得完整性和精确性；同时，该部分又对这些附加内容施加了一种逻辑层面的“组织性控制”（organizing control）［6］73，使得这些附加成分虽姿态各异，却并非漫无边际、无矩可循。理解概念的这一特征，最重要的意义是提醒人们：并不存在界定某个政治概念的正确方式或固定标准，那些常被认为是某个概念内在的、必须包含的成分，很可能只是特定情境的产物，或概念中修饰的、可自由变化和取舍的部分。例如，民主可以和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宪政民主、商议民主等修饰词共同出现，尽管民主与其修饰词之间很可能存在内在张力，但它不可能脱离修饰词而存在，因为它只有被置于一个由其他概念所围绕的观念—环境（idea-environment）中才能被真正理解——不仅“纯粹的民主”概念是不现实的，而且正是这些不同语境中的修饰词，才赋予了民主精确含义的可能。因此，弗里登指出：“我们要学会把政治概念‘翻个底朝天’，把那些所谓某个概念的内在部分予以外部化（externalizing），并将其视为与概念不可剔除部分相互联系的‘自由漂浮’（free-floating）部分。”［6］73
（二）去争议化——意识形态的空间结构
外围概念则具有两层含义：它首先意味着那些与核心概念联系较为次要的、松散的成分。例如在某种意识形态中，如果“自由”意味着“不受任何外部力量对物理行动的干涉”，那么“权威”（authority）便可能在其中居于边缘地位。此外，它还表示在意识形态外围形成的意义边界，它限制着意识形态的变化范围和想象空间。这种限制，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化情境对语言的作用结果，例如古代中国的自由观无法想象现代“权利”，因而将自由定义为放任、散漫、无拘束，所以古代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便为自由概念设置了一个边界，直到西方思想进入之后，这种边界才得以重新调整和打开。因此，历史维度和文化维度在弗里登的观念形态学中十分重要，但须透过其对政治语言及其形态结构的影响以理解其重要性。
其次，要准确定位和辨识某种学说属于哪种意识形态，不仅要观察其核心概念，还需探究围绕核心的相邻概念组合。弗里登惯于用家具／房间为例来说明这种形态结构：假设桌子位于某个房间的核心，那么可以判定该房间不是卧室，但有可能是餐厅、书房或客厅。要获得更准确定位，人们还需观察环绕桌子的其他家具，若桌上放着花瓶、餐具，四周围绕着椅子，那么观察者就能明确知道这是餐厅［6］87。因此，相邻概念也如同这些花瓶、餐具、椅子一样，丰富和精确着核心概念的内涵，带来意识形态形式和内容的变化。弗里登强调，意识形态不仅包含逻辑的、有意识的成分，还囊括诸多无意识的、文化的、情感的、修辞的成分。因此，相邻部分也包含两类：逻辑相邻（logic adjacent）和文化相邻（cultural adjacent）。 逻辑相邻，主要由意识形态核心概念的逻辑框架决定，即在大部分情况下，附加内容都是核心部分的逻辑推演可能性之一；而文化相邻，则受特定时间、空间和文化的影响，决定了在诸多逻辑可能性中意识形态的不同选择。因此，尽管某些意识形态的观点看似存在逻辑冲突，但如果将其放置在其产生的特定文化情境中则是可以被理解的。这种情况属于文化要素对概念逻辑链的突破，它也说明具体的环境对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
弗里登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提出的形态学研究方法，是一种无偏见的、力图最大程度减少个人道德判断的研究。它将意识形态现象置于观察者的显微镜下，冷静地剖析其结构。这种剖析，以尊重并慎重对待意识形态的“行动导向”与“集体导向”特征为前提。弗里登将自己的方法视为对政治思考的解释性分析（interpretative analysis），区别于以政治哲学为代表的基于价值承诺的规范性分析（prescriptive analysis）。他认为，政治哲学研究面临双重任务——既要分析政治思想，还要进行政治思想的生产创作，而后一过程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对政治语言的选择以及对政治概念的组合、解读等，因而政治哲学研究本身就包含大量的意识形态成分，例如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个普遍前提，实际上就以多元文化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这一意识形态为前提。因此，政治哲学由于过度地参与到现实政治话语竞争体系，容易基于论辩目的，扭曲和误解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意识形态研究则试图避免以参与者的方式“政治地思考”（think politically），而以旁观者态度考察“政治思考过程本身”（think about political process itself）［11］，探究人们如何为竞争政治话语权安排其思考和话语体系。
（e）The reason why we can sell so cheaply is that we buy in bulk
政治概念的特征是模糊性、多元性和可争议性；而以政治概念为基础建立的意识形态，却是反多元主义的（anti-pluralist）。它是人们面对政治概念多元内涵的困境的解决方案，尽管它不能完全消除争议性，但仍能一定程度上对其含义加以固定，这一点是由意识形态与政治实践的紧密关系决定的。政治决策和实践需要精确性，即便宣扬多元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本身也在众多方案中选择了“多元主义”作为指南［10］117。 因此，出于控制公共政治语言竞争的需要，意识形态将概念置于特定的概念结构关系中以固定概念的含义。这一过程，被称为“争议性概念的去争议化”（decontestation of the contestable），意识形态就是“各种‘去争议化的’政治概念的集群”［6］76。 从这一意义上说，所有政治思考都包含意识形态成分。由于意识形态是众多概念的集群结构，因此弗里登的意识形态分析，亦在两个轴向同时展开：首先是纵向“微观—宏观”三层结构，它包括特定概念的组成部分、某个特定概念以及意识形态；其次是意识形态内横向的“核心—外围”概念结构，即核心概念、相邻概念（adjacent concepts）和外围概念。
这种“解释性分析”的可能性，受到杰拉德·高斯（Gerald Gaus）的质疑。高斯认为，弗里登这种 “二阶”（second-order）研究很难实现，实际上仍属于一种初阶哲学辩论。并且，弗里登理论的重要基础——“本质上争议的概念”本身也难以避免争议，因为凡是解释就必然要引入解释者个人的形而上、逻辑和哲学观点进行分析和判断，而这些观点都具有规范性特征。所以，解释和批判是分不开的，纯粹中立的解释性意识形态研究并不成立［12］。此外，还存在着一种相对主义的责难：如果不进行道德评价或者认为所有意识形态都有其产生的合理性，那么我们如何对待那些给人们曾带来巨大灾难的意识形态呢？
意识形态的“核心—相邻—外围”结构具有双重含义：它即表示平面距离（distance），也表示空间体积（volume）［10］125。 换言之，概念间关系不仅表现在距离核心的远近，也表现在每个概念在整个体系中所占空间的大小。如果一种意识形态过度强调某一种政治价值，那么就可能极大压缩其他政治概念的活动空间，例如一种过度强调民主的理论，就会侵占自由、权利、正义等政治价值的比重。在此意义上，弗里登强调意识形态是一个复杂的重要性分配工具（significance-distributing device），其主要任务是“分配和再分配构成意识形态的各种政治概念在其中的不同权重”［10］117。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形态作为一定范围内开放、渗透、重叠和变化的结构系统，虽然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围绕概念的各种争议，但是它对政治概念的“去争议化”只能以暂时的、不稳定状态出现，这是意识形态反映和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结果。即便僵化如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其概念结构也很难做到完全密不透风——随着时间的发展，它也会松动、修正和变化，因为越僵化越无法应对各种现实问题的挑战，而趋向于瓦解崩溃。20世纪中期的主流观点认为，意识形态与极权主义密切相关。但事实正好相反，极权主义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反常表现，“在这些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政治概念的含义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都已经被严重固化，缺乏弹性和变化空间”［1］93，而一个良好运作的意识形态结构必须能在弹性与僵化之间保持平衡。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研究的是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其它内生变量的影响，下面分别对股票价格和投资者情绪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具体结果见图2。
三、意识形态研究与政治哲学
首先，在单个概念内部，处于中心位置的是“不可剔除部分”；而在多个概念构成的组合即意识形态结构内，弗里登将处于中心位置的概念定义为“核心概念群”（key concepts）。意识形态结构和概念结构的一个区别是：概念最基础的成分是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而意识形态最关键的部分是可拆分的、由若干概念共同构成的集群。例如弗里登认为，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并非只有“自由”，而是由诸如理性、自由、进步、个人、社会性（sociability）、普遍利益、审慎的“权力”概念等共同构成的组合；同样，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并非只有“平等”，而是以平等、集体、福利、劳动或生产力概念等构成的组合［1］78-94。但这些概念以何种方式组合、每个概念在内部占据多大空间或权重等并无固定标准，这是导致宏观意识形态内部继续分化的关键原因。
“这农产品套期保值还真是不错啊，还有风险防范措施。但是首先得是咱们种的粮食有市场需求才行啊，明年是种大豆还是玉米好呢？”课间休息时，种植户们你一言、我一语，谈论最多的是2019年的种植方向和农产品套期保值的具体应用。
面对此种批评，弗里登强调他提出的意识形态研究是一种“无偏见”（impartial）的研究，它既不等于中立性（neutrality），也不等于相对主义。毫无疑问，任何思考都会受限于它所处的时空与文化，所以意识形态研究也自然一定程度打上研究者所处社会状况的烙印。但是研究者通过尽可能地分离他作为社会成员（member）的角色与作为专业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角色，有望最大程度获得研究的客观性。作为社会参与者，他可以随意流露和表达自己的宗教、道德和政治偏好；但作为研究者或教师，他则应一方面不断保持对研究对象的好奇，努力“从理论的纷繁表象中发掘其背后的隐藏意义”［1］11，另一方面也尽可能在这一过程中保持自己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taking back of the material），避免传播自己的偏见或价值观。这是一种“同情式理解”，即研究者应该将意识形态放置在其所产生的特定时间、空间、文化之中，而不是将意识形态放置在研究者自己设定的价值观框架之内。因此，意识形态研究为人们作出更加客观和公允的政治和价值判断提供了充分的素材与理解基础，但它自身并不对考察的各种意识形态施加此种评判。
《习作T型台》依然是展示小朋友们习作的园地，习作的题材不限，可以是写人的，可以是叙事的，可以是抒情的，也可以是展现想象力的。不管写什么，都要求文笔优美、感情真挚。有指导老师的可以写上指导老师的名字。
意识形态研究采取有别于政治哲学研究和文本主义思想史研究的方式，在一种更加动态、综合和具体的视野中深刻理解人类政治思考。弗里登认为政治哲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它需要以有意识的理性说服论辩为核心，容易忽视人类政治思考中无意识的、情感的层面。一旦政治哲学承认其思考对象是具体的、受时空限制的，也就破坏了其追求的普遍性、逻辑性和准确性。因此，政治哲学倾向于“退居到一个其构建的远离政治现实的世界”［13］分析讨论，“即便它们的一些基本假设或不证自明的前提不一定能用理性来论证时（例如对于民主的提倡，就既包含了功利理性的考虑，也可能包含了情感倾向）”［6］30，政治哲学也不愿承认它的这种非理性倾向。意识形态研究则既强调理性和逻辑因素，也重视无意识要素和情感性修辞。研究者需认识到，其研究对象——意识形态深受不确定的现实政治实践影响，是“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结合体”［6］29。同样，意识形态研究也强调，对人类政治思想历史的考察不能被化约为对思想巨擘的哲学史考察或文本主义考察。弗里登认为，人们不应仅仅关注意识形态的生产创作，也要关注它的传播与消费，因为在语言转换过程中，创作者对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的理解，与接收者、消费者理解的含义，常出现不同程度的偏差。如果这些概念还需翻译，那么在不同文化和语言结构过滤下，概念的模糊性和差异性会更加明显。因此，意识形态研究重视特定时空中的传统与文化背景，以集体对话而非单个卓越思想家为核心关注对象，并且关注不同的讨论形式——有体系的文本，散落在期刊、杂志等非体系化文本中的零星讨论，甚至包含艺术作品、宣传画、视频、演讲等政治思想表达形式等。
结 语
弗里登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改变那种把意识形态等同于教条、封闭和隔离的观念系统的看法，重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开放、弹性的概念结构的特征。意识形态不再成为道德批判工具而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意识形态的形态学研究方法，亦极大地丰富和扩充了已有的政治理论研究路径：它不仅关注宏观时空环境对概念含义的影响，更从微观形态学结构的变化入手，探讨逻辑、历史、空间和文化对概念结构关系的共同影响。意识形态研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提醒人们：虽然传统的意识形态标签有助于政治决策和政治认同，但对研究者来说，轻易被这种标签俘虏迷惑，则是不审慎甚至危险的，这会导致研究者将某个理论家、某种思想贴上固定标签，或者削足适履地将其归入某种二分法如东方与西方、左与右、传统与现代、进步与保守等，而忽略了更关键的问题——这种理论如何定义和安排内部政治概念，什么因素影响了这些安排，以及这种安排如何进一步导致它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异同等。意识形态研究通过以政治概念为基本单位，考察人们如何为竞争政治话语权安排其话语体系，不仅能够避免这种僵化的思维模式，亦有助于揭开隐藏在环境与政治观念关系背后复杂动态的过程，为人们理解人类的政治思考与政治实践提供更加细致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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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n the Ideology Theory of Michael Freeden
WU Pan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Michael Freeden's ideological theory aims to transform ideology from the tool of moral criticism into the objec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o enrich the research field of political theory on this basis．Ideology is based on political concepts， and has a framework of“core-adjacent-peripheral”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enness， penetration， overlap and change．Ideology is essentially the control of“political language competition” by specific groups in society， and it is a universal linguistic solution that people adopt in the face of the fuzziness and inaccuracy of political concepts．Ideological research aims to decipher or“decode” the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ideology configures political language or political concepts in an unbiased manner，combining macro analysis and micro morphological investigation，and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logic， time， space and culture that influence the configuration scheme．
Key words： Michael Freeden； ideology； morphology； political concepts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9）03-0028-06
收稿日期：2018-12-10
作者简介：吴攀（1990—），女，湖南张家界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博士研究生（2016—2017），从事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
［责任编辑：张莲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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