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研究
摘要:《管子》《荀子》“王霸之辨”理论不同于《孟子》,管、荀学派肯定了“由霸入王”的可能。“修礼”既是对“霸”的完善,也是实现由“霸”入“王”的途径。曹操的政治生涯受管、荀“王霸之辨”理论影响至深,存在着“由霸入王”“王霸兼容”的特征。曹操的王道政治理想,因为没有取得“政治一统”和“天下归心”而破灭,这也是曹操没有实施皇权嬗替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王霸之辨,曹操,王道政治
东汉末年,朝纲不举,外戚与宦官交替干政,土地兼并日盛,“民不堪命,起为寇贼” (《后汉书·超传》),地方豪族私蓄部曲,州牧拥兵自重,分裂势力抬头。军阀混战, “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后汉书·仲长统传》)。曹操生逢乱世,负济世之才,怀清平之志,历时二十余载,克定北方,史书赞其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三国志·武帝纪》)。对曹操政治生涯的评价,传统史学多冠以霸、法术论之。(《三国志·武帝纪》言曹操 “揽申、商之法术”。《晋书·傅玄传》说:“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文心雕龙·论说》 “魏之初霸,术兼名法”。)近年来,基于对曹操王道政治的钟情,有的学者提出了与传统史学截然对立的曹操思想儒家主干论,诸如柳轩、孙明君、王云林等持此论(1)孙明君:《45年来社会中思想史领域曹操研究综述》,《阴山学刊》1996年第3期。。我们认为学界关于曹操施政性质的争论(以法为主,还是以儒为干?是霸业,还是王道?)多囿于孟子“王霸对立”的理论框架,而忽视了主张“王霸兼容”的管、荀学派对曹操的影响。相应的研究也就忽视了曹操施政“王霸兼容”“先霸而后王”的特征。为了理清管、荀王霸理论对曹操政治生涯的影响,我们先对先秦管、荀王霸之辨做简要回顾。
一、管、荀王霸之辨的特质
王霸之辨发轫于春秋霸权崛起后,霸权政治与西周王道政治不同,激起了诸子对两种不同政治模式的思考,引发王霸之辨(2)李明辉认为王霸之辨为战国孟子“首揭”,此与基本史实不符。参见李明辉: 《孟子重探》,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版,第41 页。。不过春秋与战国“王霸之辨”在内涵上是有差异的。
《左传·成公二年》说:“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这里比较清晰地区别了王、霸的不同:王在树德,霸在勤王。杨伯峻注解说“‘王’‘霸’对言,与战国时‘王’‘霸’对言意义稍有不同。《管子·霸言》篇云‘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又云‘得天下之众者者王,得其半者霸’与此义尚相近。”(3)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798页。杨伯峻提到的《管子》王霸理论可视为先秦王霸之辨的源头,《管子》对王霸的界定基本是以春秋为时代背景展开的。春秋时期的“霸”指代诸侯之长,霸即伯。其使命是尊王攘夷,以勤王命。《管子·乘马》说:“为而不贵者霸。”又说:“审谋章礼,选士利械则霸。”前一句说:霸在勤王,而不能自贵为王;后一句强调:霸要尊礼,要精兵械利。春秋时期所谓王道政治,多专指西周王政。罗根泽云:“孟子之前,春秋之世,尤尊王室,不轻言王。晋候请隧,楚子问鼎,且见讥于世。”(4)罗根泽:《古代政治学中之“皇”“帝”“王”“霸”》,《管子探源·附录三》,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63页。
在企业成长能力方面,国内外学者们更多的是对实体企业(科技型企业、中小企业和高新创新性企业等)进行相关研究,而电子商务企业是一种新型的基于互联网的商务模式,对于这种虚拟企业的研究极度缺乏。
至战国,《孟子·公孙丑上》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霸”以力相竞,“王”以德服人,两者是对立的,存在着“以力”与“以德”的本质不同。孟子“贵王而贱霸”,所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上》)此外,战国时周王室已无复振的迹象,孟子所言王道,已不在专指西周王政,而是实行仁政的诸侯王。诸侯混战,民生困顿,民心向往仁政如旱苗盼甘雨,孟子认为当此时,谁能行仁政,谁就能“定于一”(同上),谁就是现实中的王道政治。萧公权说:“孟子黜霸,其意在尊王而促成统一。”(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3页。管、孟在王霸之论在内涵与指向上显然是不同的(6)胡家聪较早注意到《管子》《孟子》在王霸上“对立”,但胡家聪把《管子》的王霸之论置于战国说,值得商榷。参见胡家聪:《管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0页。。
生于战国末的荀子对“王霸之辩”的论述,既有儒家“贵王贱霸”烙印,又与孟子不尽相同。《荀子·仲尼》说:“然而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畜积修斗,而能颠倒其敌者也。诈心以胜矣。彼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彼王者则不然。致贤而能以救不肖,致强而能以宽弱,战必能殆之而羞与之斗, 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荀子》延续了“贵王贱霸”的儒家论调,强调了“霸”以力服人,而“王”以义服人:“霸”假仁蹈利,“王”归于仁。后世中国政治“贵王贱霸”“王霸二途”,多受儒家此类观点的影响。
《领兖州牧表》:“是以将戈帅甲,顺天行诛。”此言自己率领士卒,按照皇帝意旨征伐。
9.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切实组织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对民营企业在中国法律服务网“群众批评——证明事项清理投诉监督”平台反映的问题、提出的批评意见,及时督促有关地方和部门抓紧取消违法设定的证明事项,切实避免民营企业办事难、办事慢、多头跑、来回跑、不方便等问题,对于普遍性问题,及时通过法定程序从制度上加以解决。2018年年底前,率先在司法行政系统通过告知承诺、信息共享等方式取消不必要的证明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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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文的简要学术总结,我们认为管、荀王霸之辨有两大鲜明特质:
建安十四年,曹操颁发了《存恤吏士家室令》:“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 ? 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三国志·武帝纪》)如果联系到建安十三年底赤壁之战曹军死伤惨重,我们大致可推测出该令用于提振军队士气的鲜明动机。存恤令一方面为自己兼并战争辩护;另一方面通过缅怀逝者,抚恤生者,激励战士继续为国效力。此种含义与《管子·侈靡》中恩宠死者,激励生者的“死教”(13)黎翔凤:《管子校注》,第664页。相通。
建安二十三年,黄河流域发生疫病,民生困顿,晚年的曹操发布了一道颇带仁政色彩的爱民政令。令曰:“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 (《三国志·武帝纪》)从这道诏令中我们明显感受到《礼记·礼运》所阐释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儒家仁政气息。如果淡化其功利,而从道义上去爱民,曹操施政自然有转化为王道政治的可能。
《述志令》:“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者,以其兵势广大,尤能奉周事也。”又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自我表白,表达自己勤王之心。
本文用管、荀王霸理论之“矢” 去射曹操施政之“的”,我们发现曹操开创性地继承了先秦管、荀学派的王、霸理论,把管、荀王霸之辨践行到汉末时局中。
一些后进生总认为自己是老师心目中的“破罐子”,于是就“破摔”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就与老师产生了对立情绪和疑惧心理。我们做教育转化工作就应努力消除后进生的疑惧心理与对立情绪。当然,一旦消除,可以大大增强转化教育的效果。
二、曹操的霸业情结与统一北方
曹操霸业梦想可追溯到初平三年其任兖州牧时,《三国志·毛玠传》:“玠语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太祖敬纳其言。”毛玠建议曹操立霸王之志,奉天子以讨不臣,这无疑是春秋霸业思想的再现。此后曹操 “挟天子以令诸侯”可视为对初平三年霸业夙愿的践行。建安元年,荀彧复以“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为例,劝曹操西迎汉献帝,誉曹操“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三国志·荀彧传》)。此外,曹操每每以齐桓、晋文自誉,似亦可说明曹操浓厚的霸、伯情结。
式(1)中,r(h)为半方差函数,h为分隔两样点的矢量,称为步长;N(h)为被向量h间隔的实验数据点对的数;Z(xi)和Z(xi+h)分别为区域化变量Z(x)在位置xi和xi+h处的数值。式(2)中,D为分维数值。样点方差在N-S(0°)方向变异最大而且有意义,因此选择此方向作为变异函数结构的分析。
《短歌行一》:“齐桓之功,为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正而不谲,其德传称。”(9)引文引自夏传才主编《曹操集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下标篇名。曹操期许齐桓公霸业的心情溢于言表。
《秋胡行一》:“正而不谲,辞赋依因。”桓公闻叩牛角夜吟之音而识宁戚。曹操借此表达求贤之心。
荀子虽承认王道高于霸道,然并未让二者截然对立,此又与孟子有别。荀子说:“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荀子·王霸》)字里行间,荀子对霸业的历史功业还是基本肯定的。在荀子理论中,霸与王只是“纯”与“驳”之别,而不是类的不同。“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荀子·强国》)这里粹即全用儒道,而所谓驳,则为兼采法术。冯友兰说荀子:“王和霸的不同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种类的不同。这也是荀况的王霸之辨。他的王霸之辨和孟轲是不同的。孟轲认为王霸的不同是种类的不同,是相互对立的。”(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32页。荀子没有隔断霸、王转化的可能与途径。我们进一步认为孟子从“性善论”出发,寄王道于君王“不忍人之心”;荀子从“性恶论”出发,寄王道于制度构建,此又孟子与荀子王道政治的不同。荀子说“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强国》)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礼法本是同源,这本身就蕴含着“由霸向王”转化的可能。
在常温下,钛与百里香酚蓝反应生成蓝紫色络合物。反应开始时,颜色发生明显变化,溶液静置10min后,络合物的吸光度达到最大值,并至少在120min内基本保持不变,说明体系显色完全。实验选择在室温下显色10min后测定。
综上,我们认为:没有理由臆测曹操初心不在兴汉室、建霸业。曹操迁汉献帝于许,史书说“自天子西迁,朝廷日乱,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三国志·武帝纪》)。这对延续东汉王朝后期的天下共主地位至关重要。自中平肇兴到建安十三年,曹操以尊王攘夷为己任,击破北方数个割据势力(袁术、吕布、张绣、袁绍等),远征乌丸,扫平袁绍余孽,解决边患,统一北方,救民于乱世,功莫大焉。从这一意义上说,曹操霸业可视为春秋“王”“霸”理论的再践行。当然,我们说曹操早期霸业具有春秋 “霸而不王”的特征,不等于说曹操霸业就没有孟子“以力服人”的色彩,在传统政治中也没有哪位政治家是纯粹实施仁政而能实现国家“定于一”的。
三、 曹操的“重法爱民”问题
曹操重法术前文已经谈到这是古人的共识,近人也有不少论述。我们在此只强调三点。第一,曹操重视法术,是基于对“刑乱邦用重典者也”(10)辛子牛:《汉书刑法志注释》,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的高度认同。《三国志·武帝纪》记曹操任济南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籍,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曹操凭借严厉执法,实现一郡清平。第二,曹操重法术,是对两汉儒术治国模式的突破与完善。仲长统历数前后祸乱,感叹道:“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难三起。中间之乱,尚不数焉。变而弥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后,可及于尽矣。嗟乎!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邪?”(《后汉书·仲长统传》)仲长统感慨治世无策,实质上是对汉代儒术治国的失望与悲观。把动荡的乱局稳定下来,开创一种新的治世模式,成为曹操所肩负的一种时代使命。王夫之说:“东汉之中叶,士以名节相尚,而交游品题,互相持以成乎党论,天下奔走如鹜,而莫之能止。桓、灵侧听阉竖,极致其罪罟以摧折之,而天下固慕其风而不以为忌。曹孟德心知摧折者之固为乱政,而标榜者之亦非善俗也,于是乎进崔琰、毛玠、陈群、钟繇之徒,任法课能,矫之以趋于刑名。”(11)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74页。王夫之敏锐地察觉出曹操任刑名之学意在纠正汉末儒学流弊。第三,曹操法术治国的探索充满矛盾。一方面他鉴于汉末儒术式微而致力于用法治刑名思维来重构秩序,为此他甚至不惜公开挑战“忠”“孝”“廉”“信”等这些儒家珍视的价值观(12) 参见曹操“求贤三令”。建安十五年令:“若必亷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建安十九年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 建安二十二年令:“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但他最终没有从法家理论中重构一套价值体系来取代儒学价值系统。相反的,曹操在实施由霸政向王政转移时,又不由自主地滑向“重儒兴教”的套路。任何人都不能脱离时代,两汉儒学治国对曹操影响至大。
下面我们重点谈谈曹操霸府的“爱民”问题。《管子·牧民》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这里的“予”就是爱民惠民,这里的“取”就是霸业。曹操施政的“爱民”施政导向,也暗合了《管子》上述理论。
建安七年,曹操行军至谯郡,面对故里因战乱满目疮痍,曹操下令曰:“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三国志·武帝纪》)霸业最初目的是除暴安民,然连年的战争却导致民众大量死亡,民生困顿。续绝、立庙,曹操对死亡将士的优抚政策不可谓不诚;授田、给牛,曹操对民生的扶持不可谓不实。单从这段文字看,即使说曹操爱民已近乎儒家王道政治亦不为过。
第一,在内涵上,尊王但不贱霸,肯定了由霸入王的可能。如果联系到《管子·牧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知名论断,甚至可以说在《管子》看来,霸政是实现王政的前提。
放电操作模式下,输入端为5节18650电池组,输出端负载电阻为30 Ω,保持输出端电压U1=30±0.5 V。记录输入电流I2和输入电压U2。则放电效率为:如表2所示。
第二,在实现途径上,重法但不排斥礼,甚至说礼更为根本,《管子》主张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四、曹操的王道政治理想
《管子·霸言》说:“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霸”着力于实现自我强大,而“王”致力于构建权威,匡正他国。两种政治范式的取向不同,其施政措施也有差异。“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审谋章礼,选士利械则霸。”(《管子·幼宫》)“王”重在德,“霸”重在强。不过《管子》信奉“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就决定了《管子》虽然主张王道重德,但前提必然是富国强兵。换言之,《管子》的王道政治似乎以建立富国强兵的霸业为前提。
谋取霸业,使曹操取得了经济、政治、军事、人才等方面的强势地位,并借此统一了北方。但当大规模的战事结束后,曹操在施政方向上有了明显向王道政治转向的趋势。《三国志·魏书·袁涣传》载袁涣进谏曹操说:“今天下大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视听,使海内斐然向风,则远人不服可以文德来之。”这段进言的王道政治意味很浓:兴先圣之教,文德以服远;教训成俗,以成风化。史称“太祖善其言”(同上)。我们下面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曹操的王道政治理想。
第一,天下归心,曹操的王道政治愿景。《对酒》篇说:“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班白不负载。雨泽如此,百谷用成。却走马,以粪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以黜陟幽明,子养有若父与兄。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这篇《对酒》堪称曹操政治理想的宣言书。在曹操的政治理想中君贤臣明,上下礼让,丰衣足食,政治廉明,老有所终,德政惠及草木昆虫。我们甚至可以从中读出《礼记·礼运》大同世界的气息出来。直至晚年,曹操仍念念不忘实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 的王道政治局面。
荀子霸、王转化的思路在《管子》中亦有阐释。《管子·小问》载“桓公问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对曰:‘公尝召叔牙而问焉。’鲍叔至,公又问焉。鲍叔对曰:‘公当召宾胥无而问焉。’宾胥无趋而进,公又问焉。宾胥无对曰:‘古之王者,其君豊,其臣教。今君之臣豊。’公遵遁缪然远,二三子遂徐行而进。公曰:‘昔者大王贤,王季贤,文王贤,武王贤。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辅成王而治天下,仅能制于四海之内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观之,则吾不王必矣。”这段文字非常直观的说明《管子》视王与霸可相互过渡的,桓公已霸而向往王道政治,而大臣们认为“由霸入王”在理论是可以的,但条件是“其君豊,其臣教”,黎翔凤引《说文》训“豊”为礼(8)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64页。,意指王政的实施需要君臣上下皆行礼。修礼,是对霸政的完善,也是霸政向王道的过渡的条件。此与荀子霸、王之辨内涵相通。
第二,尊礼尚贤,曹操的王道政治实践。《荀子·王制》说:“子产,取民者也,未及为政者也;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者也。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在荀子看来,修礼是对“霸”的完善,也是实现由“霸”入“王”的途径。曹操曾用“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三国志·武帝纪》裴注)来为自己任用品行不端的人才辩护。建安十三年,曹操废除汉三公而重置宰相,并自任之,大约在此时,曹操施政理念有意转向“治平尚德行”。《三国志·魏书·毛玠传》载:“太祖为司空丞相,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扵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太祖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曹操出任宰相后,任用毛玠典选,重用廉洁之士,尊礼尚贤,成为曹操霸府用人的主导方略。鱼豢《魏略》专列《清介传》以记录曹魏霸府中的清介廉直之士,其中收录常林、吉茂、沐并、时苗等四人,此亦见曹操霸府重贤使能的用人导向。当时曹操府中享有清廉声誉者,尚有荀彧、袁涣、管宁、郭嘉、刘晔、陈群、田豫等,皆一时名士。
第三,重儒、兴教,曹操王道政治的教化理念。 曹操对儒学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要实现“以魏代汉”,现实中找不到一个光明磊落的理由,于是就转而去破坏儒家的忠孝观念,甚至是士子的廉耻观念。陈寅恪说:“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毁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 。”(1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5页。但另一方面曹操毕竟成长于经学治国的时代,无论其思想深处“天下归心”的王道理想,还是现实中 “尊礼尚贤”施政倾向,均打上深深的儒学印记。
建安八年,曹操下来一道“修学令”,其核心思想就是要复兴地方儒学,弘扬儒家教化理念。其文曰:“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三国志·武帝纪》)这道政令中提到的礼让之风,先王之道,无疑是儒家思想烙印。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乌桓,还途经过涿郡,派人祭奠一代大儒卢植。令曰:“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乃国之桢干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闾;郑丧子产,而仲尼陨涕。孤到此州,嘉其余风,春秋之义,贤者之后,有异于人。敬遣丞掾,修坟墓,并致薄醊,以彰厥徳。”(《三国志·卢毓传》裴注)这道祭奠令,对大儒卢植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为学之儒宗,国之桢干,字里行间透露出曹操对儒生的尊重。对儒宗的祭奠与尊敬,就是对儒学教化的认同。
曹操践行“俭德”,在知名的《寿陵令》(一作《终令》)曹操说:“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三国志·武帝纪》)择贫瘠之地,不夺民利;不树不封,不费民力,不耗民财。而《终令》明确按照儒家《周礼》的标准构建陪陵,此足见儒学对曹操影响之大。 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禹卑宫室,文王刑于寡妻,此圣人之所以昭教化也。”(15)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38页。曹操以俭率下,也可视为昭示儒学教化之举。
五、曹操王道政治理想的破灭
建安二十一年,曹操被进爵为魏王,二十二年“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三国志·武帝纪》)。礼仪与君王同,打破了汉家“非刘姓不王的”大法。然曹操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一个实现皇权嬗替的理由,尽管这个问题在建安二十四年已经在公开谈论。《资治通鉴》记:“侍中陈群等皆曰:汉祚已终,非适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正大位,复何疑哉?”(16)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第800页。关于曹操最终拒绝称帝的理由前人有不同的解读。
司马光说:“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 (《资治通鉴·汉纪》)司马光把曹操的隐忍说成是汉代教化的成功:曹操畏名教而不敢背僭越之名。不过我们认为司马光可能夸大了名教对曹操的约束力。对曹操来说,一方面他的施政带有鲜明的儒家印记;另一方面为了营造“以魏代汉”的舆论氛围(17)卫广来认为:“汉魏皇权嬗代,是在求才三令的政治引导下通过和平过渡的让贤方式完成。” 参见卫广来:《求才令与汉魏嬗代》,《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他又时常突破儒家的价值标准:盗嫂偷金,不仁不孝之徒他也给予“唯才是举”,这里哪有什么名教的约束!
首先,设计人员应该明确的是热料仓的级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受到装载机上料位置、引风机压力以及冷料含水率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而产生改变。作为生产配合比设计工作中的关键所在,热料仓级配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要在实际过程中避免热料仓级配出现问题,设计人员可以通过提升上料的次数,或者通过增加生产的流量来更好的确保取样没有任何问题。在确认热料仓级配稳定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设计多次取样并进行分析,确认材料的变异性之后再进行级配的设计,以此来达到最优设计。
也有人认为曹操之所以没有完成以魏代汉,是因为他在建安二十五的过早离世。这一观点实际上是构建在曹操打算在建安中“以魏代汉”假设之上的。正如前人早已指出 :“曹操一定懂得,任何‘对于汉帝的非分觊觎’将会削弱而不是加强他在帝国其他地方的地位。”(18)《剑桥中国秦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界出版社,2016年,第332页基于此我们认为:建安中曹操没有汉魏嬗替,不是因为天不假年,而是基于曹操对当时形势的明智判断。
江泽民同志1995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创新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新价值的创造,公共服务创新则要求为公众、为社会创造出更多、更大的公共利益,政府要始终以公共利益均等化为导向,把公共利益均等化实现程度的高低作为公共服务创新成果的一个重要判断标准。
近年来也有人把曹操没有实施汉魏皇权嬗替,归因于曹操受制于魏讽等谋反案所暴露的内部反对声音。但正如前文所谈,建安二十四年的公开讨论中,其实主张以魏代汉的声音居绝对优势,从现有的史料我们看不出内部反对以魏代汉的声音足以“触及其政权根本”(19)柳春新:《曹操霸府论述》,《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局面的出现。
综上,我们认为前人对曹操没有实施汉魏皇权嬗替的分析,虽然各有一定的道理,但均没触及最根本的因素。我们认为曹操没有实施皇权嬗替的根本原因还要从曹操信奉的管、荀“王霸之辨”的理论去分析。
在管、荀学派看来,“霸”与“王”是可以转化的,甚至可以说霸业是王道政治的前提。然而无论《管子·霸言》强调的:“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还是《荀子·王制》提出的“彼王者则不然,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此中均含有王道政治必须具备让天下归附,甚至是“天下归一”的大一统理念。而这一点恰恰是曹操终其一生想要达到却迟迟未能如愿的王道政治心结。与天下归心、九州一统的王道理想相背,曹操晚年发生的几件大事(20)一是刘备在建安二十四年取得汉中,彻底击碎了曹操通过统一战争来为皇权嬗替背书的梦想。二是上文提到的曹操内部的反对者发动的叛乱。建安二十三年,太医令吉本等在许昌叛乱;建安二十四,魏讽在邺都叛乱。虽然这些叛乱最终被镇压,但要实现让“天下归心”,对曹操而言遥不可期。三是孙权在挫败、斩杀关羽后,悉据荆州,实力进一步壮大。此对曹操而言,亦非福音。参考《剑桥中国秦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3页。,让曹操深感王政理想的破灭,我们认为这正是曹操没有实施汉魏皇权嬗替的根本原因。换言之,一朝没有实现“天下归一”的王道理想,曹操也就永不会篡汉。曹丕在曹操死后不出一年即废汉帝而自立,然曹丕自立,实质上反映出统一之无望,伴随曹魏政权的进取、锋芒消散,曹魏政权的王道政治理想也戛然而止。王夫之说:“曹操知其子之不能混一天下,丕亦自知一篡汉而父子之锋芒尽矣。”(21)王夫之:《读通鉴论》,第266页。此论一语中的,道出曹魏政权王道政治理论的消散。
中图分类号:B22;B23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3828(2019)03-0032-06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19.03.04
收稿日期:2019-05-27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号:AHSKY2016D216)、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项目号:SK2016A0472)、安徽省教育厅质量工程项目(项目号:2016JYXM0502)。
作者简介:崔兰海(1978—),男,安徽涡阳人,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文献与文化传承。
(责任编辑:谷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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