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事程序框架下的诉讼期间制度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刘静坤[1]（2021）在《如何防止无辜者被强迫认罪——兼论不被强迫认罪权的程序要素》文中认为防止无辜者被强迫认罪,是健全错案防范机制、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容回避的问题。基于错案的"冰山一角"观,无辜者被强迫认罪问题存在较大黑数。受有罪推定观念影响,侦查讯问方法存在内在的心理强制,犯罪嫌疑人认罪后容易固化有罪认定的程序偏见,潜在重刑威胁可能扭曲认罪自愿性,这些都是强迫无辜者认罪的制度成因。为建立无罪推定型刑事程序,应当将不被强迫认罪权作为权利基础,规范犯罪嫌疑人认定的司法程序和证明标准,构建以查明真相为宗旨的新型调查型讯问制度,健全识别无辜者被强迫认罪的梯次性核查询问制度,完善避免反向歧视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王崇[2]（2020）在《罪刑克制程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罪刑克制是一种理念,具体表现为公安司法机关对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可以继续追诉、定罪处刑而进行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刑罚轻缓化的处理。换言之,如果存在更温和的方式能够解决社会矛盾,定罪量刑需要保持足够的谦抑。强调程序的罪刑克制,就是要在实体法规定之外,通过程序授权和程序控制实现罪刑减让。罪刑克制理念通过程序机制和案件裁量得以践行。在刑事诉讼各阶段均应设置无罪化出口,在法律适用时应将宽缓化刑事政策作为基本导向,并将宽缓化刑事政策作为程序性裁量的决定性权重因素,同时对罪刑克制的裁量权运用进行有效的程序控制。研究蕴含罪刑克制理念的程序,首先要处理好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刑法对哪些行为构成犯罪,犯罪行为如何处刑的问题已有明确规定,程序法想要突破刑法预先设定的罪刑价目表似乎与罪刑法定原则有所冲突。但是,程序法的突破始终是朝着有利于被追诉人的方向,这与消极的罪刑法定存在价值融通。刑法谦抑性原则要求犯罪圈要不断缩小,避免出现“密不透风”的犯罪网;即使某种行为已经符合犯罪条件,还要在刑罚裁量时秉持“轻轻重重”的标准,尽可能避免重刑的适用。刑法谦抑性原则与程序的罪刑克制具有同向性,两者都是以罪刑轻缓为方向。强调程序的罪刑克制绝非要与实体法“分庭抗礼”,而是追求实体法谦抑之上的再谦抑,宽缓之外的再宽缓。目的刑论主张刑罚对罪犯的改造功能,很多在追诉过程中实现程序分流的案例表明,程序本身就能发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教育作用,它与刑罚一样,都能有效避免“未然之罪”的发生。当程序的教育作用能够充分发挥时,定罪处刑的必要性会明显降低。目前,世界范围内关于罪刑克制的法定程序和“非制度性实践”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尽管数量较多,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各种程序和“非制度性实践”影响罪刑的原因是不同的,在宽缓的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国家为追求诉讼效益的最大化,或是为满足迫切的、重要的利益,亦或是在协商性司法、恢复性司法的作用下,都有可能产生罪刑克制的效果。域外罪刑克制程序的总体特点是,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有程序分流的路径,各方主体间的诉讼合意能够影响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社会力量能够参与到追诉活动中,并发挥积极作用。相比较而言,我国罪刑克制程序的数量和种类仍相对较少,且“非制度性实践”大量存在。对此,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将其全盘否定,对他们的积极意义视而不见是十分武断的。在司法先于立法的情况下,司法经验会为立法完善提供可行方案。其实,很多国家的法定程序都是从“非制度性实践”逐渐演化而来的,如美国的辩诉交易、加拿大的刑事和解等,这种发展模式会为我国提供很好的借鉴。刑事法律的发展趋势是不断轻缓化,国家要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提供罪刑克制的空间,以此鼓励犯罪人主动降低现实危险,追求更好的诉讼境遇。目前,我国公安机关在立案和侦查时,必须坚持有罪必追。这种处理方式的直接后果是,构成犯罪的案件都要进入起诉阶段。如此一来,程序分流的阙如会增加后续办案机关的工作压力。如果在立案、侦查阶段,允许办案机关对符合条件的轻微犯罪进行非犯罪化处理,犯罪嫌疑人获得司法出罪机会的同时,有利于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酌定不起诉的裁量内容过于单一,仅考量犯罪情节和预期刑罚,与起诉便宜主义多元化的裁量要求存在冲突。犯罪嫌疑人只是不需要被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在规范层面没有要求具有预示现实危险性低的其他事由,就能够被检察机关不起诉处理,是缺乏合理性的。同时,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对象过于狭窄,适用条件过于严苛,直接导致我国的附条件不起诉率一直不高。对此,有必要改良我国的不起诉制度,以犯罪情节、预期刑罚、日常品行、事后表现、被害人意见等多方面因素确定不起诉条件;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类型和刑期限制要有所放宽,并扩大适用至成年人犯罪。惩罚企业犯罪可能引发的“水波效应”需要被足够重视,为避免股东、员工、债权人等无辜的人因追诉活动受到利益损害,检察机关选择暂缓起诉,并监督企业进行合规调整,是比较理想的方案。我国人民法院对于被告人,罪刑从宽的最远边界是定罪免刑,这就意味着,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只要被告人的行为符合犯罪条件,无论情节轻重,宣告有罪是法官的唯一选择。审判权的能动性要求法官仅仅消极裁判是不够的,还要在处理刑事案件时体现人的灵动,当法官认为案件无追诉必要的,应当有权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构建暂缓判决制度,就是为法官行使非犯罪化裁量权提供路径。与罪的克制不同,刑罚的克制集中发生在审判阶段,法官要在刑罚裁量时格外慎重,能够免除刑罚,或是判处非监禁刑的案件,就要选择最轻缓的方式。此外,罪刑裁量要时刻注意公益因素,办案机关发现刑事追诉与国家重大利益发生冲突时,无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与否,都要即时停止追诉。为鼓励公民为国家和社会多做贡献,增加社会福祉总量,有事前功绩的犯罪分子,或参与作证交易的污点证人,获得罪刑减让的程序机制应当合法化。
杨迪[3]（2020）在《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刑法自1997年全面修订以来,在20余年的时间里,立法机关通过多个修正案回应了社会对刑法和刑罚的期待。在逐步修订刑法的过程中,法网严密化和违法行为入罪成为一个显着的发展趋势。随着社会发展,犯罪态势和罪犯结构发生了变化,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暴力犯罪数量下降,性质和情节较为轻微的犯罪案件数量上升。因此,建构起具有我国特点的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内核的轻罪制度,能够较为准确识别轻罪案件和轻罪罪犯,实现刑罚配置和刑事处遇的分类施策,既成为司法实践的迫切需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看,包括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多个国家在内,均在其刑事实体法中或依照犯罪的严重程度为标准或以法定刑为标准或以宣告刑为标准,进行了重罪与轻罪的划分。与实体法上轻罪制度相适应,各国在其轻罪处罚机制上出现了轻缓化和多元化的趋势,在刑事诉讼程序上也建立了相应的特别化的轻罪处理机制。在刑事政策方面,西方国家也经历了调整的过程,逐渐形成了“轻轻重重”刑事政策。在“轻轻”方面,强调立法上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刑罚执行社会化和刑事诉讼程序简便化。在“重重”方面,强调对罪行严重或主观恶性较深的犯罪进行更为严厉的刑事政策调处。我国刑法中虽然并没有规定重罪与轻罪划分的犯罪分类制度,但无论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关区别对待和宽严相济的要求,还是近年来我国犯罪态势整体平稳、轻罪案件数量上升,刑事案件总体数量仍在高位徘徊和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仍然突出的现实状况,都要求建构起轻罪处理特别原则与机制,实现轻罪轻罚、重罪重罚。同时,我国历史上的“世重世轻”刑事政策,有关重罪区别对待的犯罪分类的雏形,区分刑罚轻重而设定的刑制以及轻刑案件特别的执行和处理程序,为轻罪制度的建构提供了文化土壤;刑事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则为轻罪制度的建构提供了制度土壤和实践经验。因此在我国建构轻罪制度,具有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是理性的选择。传统观念中,我国对于刑罚功能的强调偏重于惩罚和威慑,认为刑法规制的是最严重的危害社会行为。与这种观念相适应,我国刑法立法模式上对于犯罪行为描述采用的是“定性+定量”模式。性质和情节没有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违法行为,在过去不会进入刑法的评价范围。在这一前提下,过去对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犯罪行为的刑事被告人,适用隔离措施是必须和适当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形势发生变化,社会公众对于悖德行为和越轨行为的情感和容忍度也发生变化,对于刑法功能的期望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若再以过去眼光看待轻罪罪犯及其家属,要求对轻罪罪犯剥夺自由,对服刑完毕的轻罪罪犯及其家属歧视疏远,必将导致轻罪罪犯难以复归社会。这不仅不能适应轻罪治理的现实需要,还会带来社会对立的问题。因此,对于刑法功能、轻罪罪犯特征、轻刑功能和轻罪案件诉讼程序模式在认识上的转变,促动了从更新、也更贴近社会生活现实的角度对轻罪制度功能和轻罪案件处理的思考,也成为在我国建构并运行轻罪制度的观念前提。建构轻罪制度既涉及到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落实、刑罚配置的完善、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又涉及到现有轻罪处理制度的完善和现行规范无法通过改进方式解决问题情况下的新制度建构,是一个界分与选择的过程。为实现较为准确甄别轻罪案件和更好的轻罪治理效果的目标,轻罪范围的划分宜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比例原则和经济原则,在我国刑法所划定的犯罪圈基础上进行研究。相较于西方国家确定轻罪范围所采取的法定刑形式确定模式,我国刑法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轻罪的概念和范围,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过程中实际上总结了关于轻罪识别和界定的拟定刑模式。这种以法律规定为基础、由司法机关在法律规定框架内运用司法经验进行预判、尊重被告人程序选择权利并通过救济程序进行纠偏的模式,由于兼具法定性和裁量性,更加适宜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衔接,并可以向后观照案件裁判结果即宣告刑,故而更加适应我国现实情况下的轻罪认定和处理需要。在此模式下将依法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的案件作为轻罪案件,更适宜在我国语境下进行轻罪制度建构探讨。通过实践观察发现,我国部分轻罪案件处理出现了事实上的“轻罪不轻”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既有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刑罚配置原因,也有轻罪案件处理程序机制问题以及实施犯罪行为引发的责任体系内部责任叠加的原因。针对轻罪及轻罪被告人的特点,为实现更好的犯罪治理效果,以相对均衡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对我国轻罪刑罚配置进行检视,可以发现短期自由刑的配置仍然处于轻刑体系的核心地位、罚金刑作用发挥不理想、缓刑适用不精准等问题的存在。为实现轻罪刑罚功能的协调发挥,应当提升缓刑适用的精准性、有效配置和适用罚金刑、完善资格刑配置和适用制度及内容。在程序机制配套方面,轻罪治理问题不仅需要实体法上针对轻罪问题作出更科学的刑罚配置,刑事司法上作出更科学的量刑,也需要在刑事诉讼程序上进一步探索建立针对部分轻罪案件的处罚令程序和有条件的轻罪罪犯前科消灭制度。通过建构多元快速的刑事案件处理程序,真正实现刑事案件繁简分流,帮助轻罪罪犯复归社会、消弭社会裂痕。此外,随着法律制度的发展,实施轻罪行为的被告人不仅会因其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还可能要面对来自行政管理部门的处罚、被侵权人要求承担的赔偿责任,以及来自法律规定的机关或组织要求其承担的公共利益损害赔偿责任。环境犯罪领域即为较有代表性的例证。在环境犯罪视域下,被告人可能同时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侵权责任、公益赔偿责任等等。若仅将各种责任进行简单累加,不仅事实上加重了轻罪罪犯责任,难以做到罪责适应,还会因实际上对被告人科处责任过重,引发社会的质疑。因此,在责任体系的完善上应当坚持以犯罪治理为导向的体系化整合,坚持犯罪治理手段和刑罚方法的多元化,积极探索恢复性司法措施的应用,鼓励轻罪被告人自愿承担修复生态环境义务,以更小的刑罚成本和社会成本实现更好的犯罪治理效果。
吕子逸[4]（2020）在《检视与重构:试论刑事诉讼期间恢复制度》文中研究指明刑事诉讼期间恢复制度,是设置于刑事诉讼制度中,以诉讼期间为调整对象,旨在引起诉讼期间变更的制度。相较于其他期间变更制度而言,这一制度在对当事人权益维护等价值层面有着颇为明显的特征。然而,受制于这一制度立法规定的缺失、模糊以及与司法实务需要的脱离,期间恢复制度不仅在立法层面存在较大缺失,在实践中也颇受阻碍。因此,结合对这一制度设置价值的研究,在厘清期间恢复制度存在缺陷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动态平衡诉讼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方面的成果与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要求,可为这一制度的改进与完善提供较为可取的路径。
杜方正[5]（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文中提出我国国有企业面对刑事法律风险防控的现实难题,在犯罪论实践上的首要反应,当属建立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管理体系。上位法需求、合规制度的来源构成与行政监管要素是当前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现实境遇。合规文本模式导致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形式化、有效合规判定基准偏离刑事合规的预设轨迹以及法律程序性障碍影响刑事合规目的判定是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适用的主要问题。刑事合规本质上是由国家与企业出于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之共同目的,采取的刑事实体、程序性及企业内部风险控制手段在内的各项管理运行机制与措施。建构与完善企业合规制度是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与实现内部治理的潜在要求。国有企业开展刑事合规管理有着天然的法理基础与实践来源。风险刑法理论、情境预防理论以及刑法治理模式理论成为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国家法层面的刑事合规、国有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以及国资监管层面的刑事合规是国有企业三阶层刑事合规基本分类。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在于,国有企业是最为重要的合规主体,具有明显的法律拟制属性,刑事合规具有法治国企建设的内生动力。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取向在于实现犯罪预防的目的。实现现代企业治理则属于国家和企业共同的价值目标。刑事合规制度的风险防控既力求避免国家法层面的刑事法律风险,也对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风险识别与评估设置必要“警戒线”,不断探索适合自身的基础路径与合规风险传导机制。准确识别与评估刑事合规风险是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关键。刑事合规风险的识别与评估以审计监督、监察监督与专项合规管理为基础路径,主要针对商业活动与生产经营中的贪污贿赂型刑事合规风险、职权型刑事合规风险与经营型刑事合规风险。在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基理上,刑事合规管理体系是刑事合规传导阻断机制的基准阀门,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具有不确定性与跳跃性的基本特性。常规型刑事合规风险传导与突发型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共同构成了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标准化模式。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逻辑起点体现在行政监管与刑事合规的零和博弈,两者难以调和的矛盾成为合规管理首要面对的难题。行政和解的引入具有法定意义结案机制的参考价值,是有效刑事合规前置径路的必经环节,更是刑事合规立足长远的借鉴之策。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逻辑构造则表现于对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体系的反思。毫无疑问,国有企业刑事合规上的突破与进展,必然需要对现有的刑事合规管理架构进行必要的整合与改造,创设与组建统一的综合性合规部门,统筹管理国有企业风险防控事项;合理协调监察与刑事合规职能关系,突出合规的前置刑事合规风险防控特征;突破西方产权理论束缚,完善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特殊合规激励政策机制;突破反腐败、反欺诈和反贿赂刑事合规领域,以刑事罪状论构建刑事合规职能视阈。刑事合规制度是否有效且得到充分地遵守与执行,关键在于合规管理运行机制的有效与否。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有效证成既遵循一般企业合规的客观规律,无一例外地围绕保证企业实现合法合规经营为根本目标。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有效性证成紧紧围绕刑事合规制度正当化与刑事合规制度的开放性展开。流于形式的刑事合规管理更是对企业有限管理资源的浪费与实质阻碍。正在走向成熟与完善的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应当力求在法律逻辑与司法实践中回避“故步自封”与“因循守旧”。作为迅速发展的一门科学,刑事合规需要有“海纳百川”之气度和“兼容并蓄”的气魄,敢于尝试、能够突破,于正当化基础之上实现刑事合规制度的“行稳致远”。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旨在建立以反腐败、反贿赂为中心的重点领域合规管理与合规制度体系。通过引入预防商业贿赂合规失职罪的法律适用,反商业贿赂立法应坚持主体身份的一致性、合规体系的衔接性与资产保护的平等性等基本要素,以非自愿的排除性、出罪功能的自治性与追诉权的裁量性等维度构建刑事合规出入罪机制。刑事合规激励制度是国有企业建立与完善合规制度与体系的动因,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合规管理体系上的程序性展现。提倡依托行政与刑事合规激励新机制,激发“先行先试”国有企业在实现合规管理有效性与风险防控上有所突破与日臻完善,为全面推行企业合规制度奠定坚实环境基础与提供行动范本。
郭天武,卢诗谣[6]（2020）在《刑事程序分流的演进与发展——基于两岸比较之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刑事诉讼程序在实现追诉和惩罚犯罪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刑事诉讼模式的演变、案件数量的激增,单一的程序设计已不能满足解决纠纷的现实需要。自1996年至今,大陆正通过三次刑事诉讼法修订以及司法改革的强大助力推动刑事程序分流的动态调整。与此同时,我国台湾地区以确立"改良式当事人进行主义"诉讼模式为契机开启的分流制刑事诉讼改革也已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如今仍在持续。两岸虽基于相似的背景启动改革,但在实际的分流效果、服务对象、指导思想、分流布局方面都呈现出较大差异。在审视两岸刑事程序分流机制的经验及教训后,大陆应延续制度设计的既有优势,实现刑事程序分流改革的再发展。
杨启慧[7]（2020）在《论我国现实语境下的检警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在理念和制度层面都越来越现代化。近年来刑事诉讼领域的司法改革更是十分密集,检警关系的理论研究面临着崭新的现实语境和时代背景。在多重的司法改革环境下,检警关系研究需对现实进行回应,密切关注到司法改革带来的变化和需求,在新的起点上,探析检察职能和检警关系的新格局。本文主要是以目前刑事诉讼领域的多重改革为背景,以检警关系的现状考察为实践根据,以世界范围内检警关系运行的内在规律和普遍经验为参考,探究我国现实语境下检警关系的完善路径。第一章,先分析目前的各项改革对检察机关职能和检警关系的影响。监察体制改革,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使检察机关的地位和权威受到冲击,检察职能再定位成为重要议题。“捕诉合一”办案模式改革对批捕权和公诉权的运行机制作出重大调整,可能会加剧审查批捕实体化、进一步导致审查起诉形式化等问题。而且,近年来检察机关内部机构改革频繁,案件类型化办理和“大部制改革”,使侦查监督部门不复存在,侦查监督如何行使面临难题。当然还有一直进行的“以审判为中心”诉讼体制改革,对检察机关的控诉标准和控诉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释放整个审前程序的案件过滤和分流机能,“以审判为中心”才具有结构上的和现实的可能性。第二章,对检警关系实践运行的现状进行考察,对目前检警关系存在的侦查权缺少约束、不利于保障人权,侦查质量难以满足公诉、审判的需求及检察机关引导侦查难、实质审查作用弱等问题进行简要的总结、归纳;接着从问题出发展开深层原因的分析,其一,侦查实际上主导着整个侦控环节。其二,侦查与公诉之间存在着“割裂”和权责失衡。其三,诉讼监督职能的“虚化”和“异化”。其四,公诉裁量权受限、审前程序过滤和分流作用不足。最后,对目前优化检警关系的改革实践进行反思,探究我国检警关系改革面临的主要困境。第三章借助域外考察的手段,分析主要刑事司法发达国家在法律制度的共性和普遍经验:其一,检察机关普遍具有侦查权、检警关系实践中联结密切、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具有主导核心地位,通过直接的指挥、领导或是公诉裁量权,来引导、约束警察机关的侦查活动,防止权力滥用。其二,对侦查权的控制最根本的还是需要中立的司法机关来进行,通过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来制约公权、保障私权是世界的普遍法则。检警关系具有天然的追诉倾向,需要司法机关的审前参与,才能保障诉讼程序的正当性。第四章,提出现实语境下检警关系的发展路径:首先,明确检察机关诉讼职能和监督职能的定位,提出完善我国检警关系的总体方向,即确立检察机关的审前主导,承担主导责任、发挥主导作用。其次,提出完善检警关系的近期举措,整合、分离检察机关的诉讼职能和监督职能。通过深化提前介入侦查、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审查体系、强化自行补充侦查和适当扩大公诉裁量空间,全方位加强检察机关公诉职能,对引导、制约侦查产生实质作用;同时,整合检察机关内部监督资源,构建专门的诉讼监督部门、探索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模式、制定监督程序、畅通监督信息渠道,使监督实现制度化、规划化和专业化。最后,从长远的角度出发,论述我国对侦查权进行司法控制的必要性和意义,并结合我国法律传统和现实需求,提出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初步构想,真正将侦查权“关进笼子里”,实现人权保障。
蒋士红[8]（2020）在《日本审前整理程序对我国庭前会议之镜鉴》文中研究说明庭前会议作为2013年《刑事诉讼法》中新设立的程序,着力于解决可能导致庭审中断的事项,提高效率,为庭审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1。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过于概括以至于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致使后来对庭前会议作出细化规定的多个司法解释等文件陆续出台。但即使如此,我国庭前会议中存在的适用范围不统一、法律效力不明确、证据展示规定模糊,被告人权利保障不充分等诸多问题并未因上述规定的出台而得到根本的解决。日本审前整理程序是日本的庭前准备程序,目的在于实现庭审的快速集中运行。鉴于中日两国程序在出台前具有相似的大陆法系特征和相似的法律改革背景,笔者认为日本审前整理程序对我国庭前会议的完善具有镜鉴的价值。笔者研究审前整理程序的内容并立足于我国司法理论及实践,通过对比分析我国庭前会议存在的诸多问题,分析审前整理程序对我国庭前会议改革的启示,提出完善庭前会议的多项措施。同时也注意并强调规避日本审前整理程序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庭前会议发挥实质性作用的同时,避免出现同日本审前整理程序相同的问题。除导论和结语外,本文按照以下四个部分内容进行分析:第一部分:对日本审前整理程序的内容进行简要概述,并论述我国庭前会议与日本审前整理程序进行比较法研究的基础。一方面,对日本审前整理程序进行简要概述。首先,明确了审前整理程序主要是围绕着证据和争点整理展开的。其次,程序推进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检察官立证、辩护人立证以及法院总结。最后,分析审前整理程序在促进案件集中审理帮助裁判员裁判以及增强被告人防御权方面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首先,论述了两国具有相似的大陆法系特征,包括两者在刑事诉讼的理念上均具有发现真实和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以及促进庭审实质化、保障集中审理以及被告人防御权保障方面的程序功能。最后从两国的法律改革背景出发,论述了全案移送主义和起诉书一本主义导致的法院裁判方式异化、庭审效率低下,辩护方了解证据的权利受到限制导致控辩双方信息不对等。第二部分:本章从两国程序的启动方面着手分析。首先,从启动条件、启动主体、参与主体方面进行比较,得出两国规定用语的不同带来司法实践的差异以及被告人权利保障方式的不同导致权利保障程度的差异。其次,分析我国庭前会议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启动条件混乱、主持人产生预断、被告人的参与权和辩护权保障不充分等问题。最后借鉴日本审前整理程序的优势,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完善建议。第三部分:本章从两国的内容方面着手研究。首先,对比两国议题的具体事项,分别从程序事项和实体事项以及程序救济途径论述了两国的差异。其次,通过对比分析得出我国在议题事项、证据展示以及救济途径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明确议题范围、完善证据展示以及明确救济途径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同时指出审前整理程序存在审判长期化的倾向,提醒我国在借鉴相关内容时避免陷入相同的境地。第四部分:从两国的程序对庭审的效力方面进行比较。首先,在法律效力规定方面,两国均体现了应当对庭审产生一定的实质性效力,但是我国存在规范效力的法律文件位阶不足的问题。其次,从文义解释以及法理方面分析我国庭前会议的法律效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主要包括《刑事诉讼法》未规定庭前会议的效力,而《庭前会议规程》的法律位阶较低。最后,在效力完善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见解。
白元贵[9]（2020）在《故意犯罪中明知的证明困境与出路》文中研究指明犯罪论体系是刑事诉讼的“灯塔”,整个刑事证明就是围绕犯罪论体系展开的。而“明知”是故意犯罪中最重要的主观要素之一,因而而也成为刑事诉讼中必须要证明的对象之一。可是“明知”是行为人内心世界的认知状态,即使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旁人也根本无法借助现代技术或其他手段探知行为人的内心想法。这就给控方证明行为人“明知”某种行为或对象带来极大的难度。加之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理论及立法的种种制约,使得控方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行为人的主观认识状态“难上加难”。刑事诉讼过程中若无法证明“明知”,就会使许多应受刑法处罚的犯罪分子逃避处罚,逍遥法外。这既会导致国家刑罚权的落空,也不利于社会的有效治理。针对“明知”的证明难题,必须从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两个角度着手解决,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从刑事实体法角度来看,在理论层面要凝聚共识,在遵循责任主义原则的前提下,限缩明知对象的范围。亦即明知的内容应该局限于行为（行为的性质、方式、时间、地点）、结果（实害结果、危险结果）这两个要素,除此之外的其他客观要素不宜在纳入明知的内容中;同时在罪过理论中应引入“可能知道+要素分析”模式,即允许对同一犯罪中不同的客观构成要素匹配不同的主观要素。在立法层面,要适度的将司法解释中的“准法律推定”吸收进刑法分则的相关条文中,从而为法律推定的适用提供立法依据。从刑事程序法的角度来看,应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引入“以激励为主,以强制为辅”的取供模式,通过正向激励（实体优惠与程序优惠）、负向激励以及轻微的心理强制及时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进而打破明知证明的僵局。另外,要转变我国传统的印证证明模式,引入情理推断型证明模式,允许裁判者在认定事实的过程中通过常情、常理、经验法则进行推断。但是为使情理推断型证明模式能够在既定的轨道上平稳运行,未来既要允许环境证据进入刑事诉讼中,还要在参与式侦查改革、强化判决说理、继续推进庭审实质化以及将一审打造为彻底的事实审等方面完善相应的制度与规则。
陈彦羽[10]（2020）在《国际人权法视域下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研究》文中提出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两架飞机撞向纽约世贸大厦,如同电影般的灾难场景令世人震惊。随后,美国主导北约启动共同防御条款发动反恐战争。联合国通过第1373号决议要求成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全球反恐掀起高潮,各项反恐法律、政策、措施纷纷出台,其中最直接的方法是加强政府权力打击恐怖主义。然而,国际社会很快意识到,在美国反恐影响下,部分国家的反恐措施危及到基本人权,美国的无限期拘留、英国的限制令、甚至联合国安理会制定的资产冻结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人权原则。9·11过去十九年,美国反恐不仅没有彻底消灭“基地”组织、塔利班,反而催生了更多的矛盾。中东地区政局不稳,无数平民于战火中丧生。欧洲宗教冲突加剧,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隔阂加深。国际社会逐步达成共识:不惜一切手段的反恐必将越反越恐,反恐必须坚持尊重人权、基本自由和法治。论文以反恐刑事强制措施为研究对象,从国际人权法的视域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论文在研究内容上,选择与人身自由权、财产权、隐私权有密切联系的羁押、搜查扣押冻结、监听几种刑事强制措施,围绕着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对基本权利的干预,以及如何在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之间平衡进行研究;在研究思路上,论文遵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法解释学方法、价值分析方法及案例分析方法。首先,论文对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概念和特点进行分析,揭示出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干预基本权利的本质属性,并重点研究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对人权的干预及人权对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规制。由此得出,反恐刑事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之间相互制约且相辅相成的关系。其次,论文从人权法视角深入剖析几种具体反恐刑事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之间存在的问题。研究表明,9·11后,在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的关系中,存在降低羁押法定要件、强调预防性、对外国人采取无庭审拘留,不确定拘留等突出问题。在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的关系中,呈现出公共场所反恐搜查常态化、搜查扣押加剧种族歧视,安理会冻结制度不符合财产权保障的法律要求等问题。在反恐监听与隐私权的关系中,表现出混肴侦查监听与情报监听、降低隐私权保障标准、模糊监听范围、区别对待本国公民与外国人等问题。这些问题突出了反恐刑事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的冲突。再次,论文从人权法视角,以人权保障的价值、准则、目标为出发点,寻求解决上述冲突的方案,为具体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合理扩张提供有效路径。在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的关系中,应明确不同类型羁押的认定标准,完善反恐战争中人身自由权保障的法律规范,对外国人坚持平等与不歧视的原则。在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的关系中,必须坚持程序机制、限制搜查扣押中的自由裁量权,完善联合国安理会的资产冻结制度。在反恐监听与隐私权的关系中,必须厘清反恐监听与隐私权保障的关系、确定反恐监听中隐私权保障原则、明确反恐监听的隐私权保障界限、制定或完善外国人监听立法。复次,论文对我国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展开研究,分析了我国羁押、搜查扣押冻结、监听在反恐中的具体适用及差异性,并提出构建反恐未决羁押制度、将搜查扣押冻结定性为强制措施、完善宪法的隐私权防御功能、细化反恐立法等建议。最后,论文给出研究结论和启示。9·11后,主要国家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由限权到授权理念转变背后是国家在安全与自由之间价值博弈的结果。反恐刑事强制措施降低证据标准、扩大适用范围、简化法定程序,这些变化符合西方国家反恐需求,与此同时,人权法的确立及人权理念的根植确保了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授权免于失控。反恐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反恐执法必须遵守人权法,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不可克减原则、比例原则、平等和不歧视原则等人权原则,在具体实施中还应注意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倡导文明相容的人权观且立足于本国的反恐形势和法治水平。
二、刑事程序框架下的诉讼期间制度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刑事程序框架下的诉讼期间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如何防止无辜者被强迫认罪——兼论不被强迫认罪权的程序要素（论文提纲范文）
| 一、无辜者被强迫认罪问题现状的理性评估 |
| （一）错案的“冰山一角”观：美国司法实证研究启示 |
| （二）无辜者被强迫认罪问题的司法黑数：传统司法的制度盲点 |
| 二、无辜者认罪的制度成因：有罪推定的诉讼模式 |
| （一）侦查讯问方法内在的心理强制 |
| （二）认罪后固化有罪认定的程序偏见 |
| 1. 因犯罪嫌疑人认罪而形成的取证偏见 |
| 2. 因犯罪嫌疑人先前认罪而形成的确证偏见 |
| （三）潜在重刑威胁对认罪自愿性的扭曲 |
| 三、以不被强迫认罪权为基础构建无罪推定型刑事程序 |
| （一）确立无罪推定型刑事程序的权利基础：不被强迫认罪权 |
| （二）规范犯罪嫌疑人认定的司法程序和证明标准 |
| （三）构建以查明真相为宗旨的新型调查型讯问制度 |
| 1. 以查明真相为宗旨的调查型讯问：基本原则和讯问模块 |
| 2. 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程序功能和争议问题 |
| （四）健全识别无辜者被强迫认罪的梯次性核查询问制度 |
| 1. 识别无辜者被强迫认罪的风险指标 |
| 2. 建立识别无辜者被强迫认罪的梯次性核查询问制度 |
| （五）完善避免反向歧视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
| 1. 辩诉交易制度强迫无辜者认罪的教训反思 |
| 2. 避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反向歧视 |
（2）罪刑克制程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缘起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范围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难点与创新点 |
| 1.5.1 研究的难点 |
| 1.5.2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罪刑克制程序之基本问题 |
| 2.1 罪刑克制之概念 |
| 2.2 罪刑克制之程序化保障 |
| 2.3 罪刑克制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
| 第3章 罪刑克制程序之理论依据 |
| 3.1 罪刑法定原则之程序贯彻 |
| 3.1.1 罪刑法定之价值内涵 |
| 3.1.2 我国罪刑法定的双重含义 |
| 3.1.3 消极罪刑法定与罪刑克制的价值融通 |
| 3.2 刑法谦抑性之程序保障 |
| 3.2.1 刑法谦抑性之内涵分析 |
| 3.2.2 犯罪范围与刑罚限度之二分 |
| 3.2.3 程序的罪刑克制是刑法谦抑之上的谦抑 |
| 3.3 刑罚目的的程序载体 |
| 3.3.1 目的刑论强调刑罚对罪犯的改造 |
| 3.3.2 程序教育有助于刑罚改造提前实现 |
| 3.3.3 程序教育的方式多样性 |
| 3.3.4 程序教育的主体多元性 |
| 3.4 程序法具有独立的价值追求 |
| 3.4.1 诉讼经济 |
| 3.4.2 尊重人的尊严与主体地位 |
| 3.4.3 满足最大多数人幸福的功利需要 |
| 第4章 罪刑克制程序之比较法考察 |
| 4.1 程序出罪机制比较考察 |
| 4.1.1 警察对轻微犯罪的终局性处分 |
| 4.1.2 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处理 |
| 4.1.3 暂缓判决 |
| 4.1.4 作证交易豁免 |
| 4.2 刑罚减让程序机制比较考察 |
| 4.2.1 辩诉交易 |
| 4.2.2 刑事和解 |
| 4.3 罪刑克制程序之延伸:前科消灭 |
| 4.3.1 法国的前科消灭涉及实体法和程序法 |
| 4.3.2 俄罗斯关于前科消灭的规定比较完善 |
| 4.3.3 日本前科消灭表现为刑的宣告失效 |
| 4.4 域外程序对我国的启示 |
| 第5章 我国罪刑克制程序之既有状态 |
| 5.1 立案侦查阶段严格依照实体法罪刑规定 |
| 5.1.1 犯罪轻微不是不立案和撤案法定事由 |
| 5.1.2 认罪认罚案件公安机关无独立撤案权 |
| 5.1.3 刑事和解案件公安机关只能建议从宽 |
| 5.1.4 公安机关有罪必追的原因及后果 |
| 5.2 审查起诉阶段的程序性罪刑克制机制 |
| 5.2.1 酌定不起诉 |
| 5.2.2 附条件不起诉 |
| 5.3 审判阶段的罪刑克制机制 |
| 5.3.1 司法解释允许法官突破有罪必定 |
| 5.3.2 我国的犯罪记录封存与相关实践 |
| 5.4 合意机制中的罪刑克制实现 |
| 5.4.1 刑事和解 |
| 5.4.2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
| 5.5 有关的“非制度性实践” |
| 5.5.1 作证交易豁免 |
| 5.5.2 审辩交易 |
| 5.5.3 暂缓判决 |
| 第6章 我国罪刑克制程序之完善 |
| 6.1 侦查机关轻微犯罪处分程序 |
| 6.1.1 立案阶段不立案处理 |
| 6.1.2 侦查阶段撤销案件 |
| 6.2 检察机关的不起诉 |
| 6.2.1 酌定不起诉适用条件多元化 |
| 6.2.2 提高酌定不起诉适用率 |
| 6.2.3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适用范围扩大化 |
| 6.2.4 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 |
| 6.2.5 企业犯罪暂缓起诉 |
| 6.3 人民法院的罪刑裁量 |
| 6.3.1 审判能动性与非犯罪化的价值融通 |
| 6.3.2 法官接受量刑建议即时宽缓用刑 |
| 6.3.3 构建人民法院暂缓判决程序 |
| 6.4 公益因素的罪刑克制 |
| 6.4.1 维护公共利益是停止追诉独立事由 |
| 6.4.2 事前功绩影响罪刑减让 |
| 6.4.3 作证交易豁免的合法化 |
| 6.5 前科消灭程序 |
| 6.5.1 前科消灭的必要性分析 |
| 6.5.2 前科消灭的设想方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他山之石:何谓“轻罪制度” |
| 第一节 域外轻罪制度概述 |
| 一、大陆法系国家轻罪制度概述 |
| 二、大陆法系国家典型的轻罪与违警罪 |
| (一)侵犯人身的轻罪和违警罪 |
| (二)侵犯财产的轻罪和违警罪 |
| (三)违反社会公共管理秩序的轻罪和违警罪 |
| 三、英美法系国家轻罪制度概述 |
| 四、英美法系国家的典型轻罪 |
| (一)英国 |
| (二)美国 |
| 第二节 域外轻罪处遇机制 |
| 一、大陆法系国家典型轻刑制度 |
| (一)德国罚金制度 |
| (二)俄罗斯部分轻罪刑罚制度 |
| 二、大陆法系国家典型轻罪处理制度 |
| (一)法国轻刑制度 |
| (二)日本资格限制制度 |
| 三、英美法系国家典型轻罪处理制度 |
| (一)英国保护观察制度 |
| (二)美国社区矫正制度 |
| 第三节 域外轻罪处理程序 |
| 一、法国轻罪处理程序 |
| 二、美国轻罪处理程序 |
| 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的必要前提 |
| 第一节 “轻轻重重”刑事政策与轻罪制度 |
| 一、“轻轻重重”刑事政策概述 |
| 二、“轻轻重重”刑事政策对轻罪制度的前提性作用 |
| (一)“轻者更轻”观念与非犯罪化 |
| (二)“轻者更轻”观念与罪刑结构平衡 |
| 第二节 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的政策基础 |
|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概述 |
|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轻轻重重”刑事政策比较 |
|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的前提性作用 |
|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严密刑事法网 |
|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罚宽缓化 |
| 第三节 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的现实基础 |
| 一、犯罪形势变化与轻罪制度建构 |
| (一)新型犯罪表现突出 |
| (二)轻罪案件数量上升 |
| (三)犯罪形势变化对刑法运行的影响 |
| 二、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与轻罪制度建构 |
| 第四节 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的历史基础 |
| 一、“世重世轻”刑事政策 |
| 二、犯罪分类的雏形 |
| 三、轻刑制度 |
| 四、轻刑执行制度 |
| 第五节 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的制度基础 |
|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概述 |
|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 |
|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横向比较 |
|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的观念基础 |
| 第一节 刑法功能的再认识 |
| 一、刑法机能与刑法功能 |
| 二、刑法功能转变的动力 |
| 三、刑法功能变化与犯罪圈划定 |
| 第二节 轻罪罪犯的再认识 |
| 一、犯罪结构变化与罪犯 |
| 二、对于轻罪罪犯认识的转变 |
| 第三节 轻刑的再认识 |
| 一、刑罚功能的转变与刑罚现代化 |
| 二、轻刑价值的重塑 |
| 三、轻刑的朝向 |
| 第四节 轻罪诉讼模式的再认识 |
| 一、刑事诉讼合作模式的正当性分析 |
| 二、合作模式下参与沟通的各方 |
| 三、合作模式与我国轻罪诉讼制度改革 |
| 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轻罪范围的本土化界定 |
| 第一节 我国轻罪范围划定原则 |
| 一、轻罪范围的探讨 |
| (一)广义的轻罪范围 |
| (二)狭义的轻罪范围 |
| 二、轻罪范围的划分应坚持罪刑法定原则 |
| 三、轻罪范围的划分应坚持比例原则 |
| 四、轻罪范围的划分应坚持经济原则 |
| 第二节 我国轻罪范围划定标准 |
| 一、轻罪与重罪的界分基础 |
| 二、轻罪与重罪的划分标准 |
| 三、我国语境下轻罪范围的探讨 |
| (一)我国语境下确定轻罪界定标准的困难 |
| (二)我国轻罪范围界定的拟定刑模式 |
| 第三节 我国轻罪范围划定界限 |
| 一、轻罪重罪具体划分界限概说 |
| 二、轻罪范围划分的具体界限 |
| 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轻罪处理制度的实体建构 |
| 第一节 轻刑与轻刑配置 |
| 一、关于轻刑配置的一般分析 |
| 二、轻罪刑罚配置原则 |
| (一)相对均衡原则 |
| (二)成本——效益原则 |
| 第二节 轻罪刑罚配置检讨 |
| 一、短期自由刑配置仍处于核心地位 |
| 二、罚金刑作用不够理想 |
| 三、缓刑适用不够科学 |
| 四、影响刑罚配置因素的司法观察 |
| (一)关于轻刑配置的实践观察 |
| (二)实践观察结果的分析 |
| 第三节 完善轻罪刑罚配置的进路分析 |
| 一、提升罚金刑配置效能 |
| 二、提升缓刑配置精准度 |
| 三、提升资格刑配置规范度 |
| 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轻罪处理制度的程序机制配套 |
| 第一节 我国现行轻罪处理机制反思 |
|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价值被缩减 |
| 二、刑罚执行附随效果问题被忽视 |
| 三、责任叠加问题没有得到重视 |
| 第二节 处罚令程序建构 |
| 一、处罚令制度比较 |
| (一)德国处罚令制度 |
| (二)意大利处罚令制度 |
| (三)日本刑事诉讼简易命令程序 |
| (四)俄罗斯刑事诉讼特别程序 |
| (五)韩国简易命令和即决审判程序 |
| 二、处罚令制度的修正与借鉴 |
| (一)处罚令制度的启发 |
| (二)我国处罚令程序的制度设计 |
| 第三节 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建构 |
| 一、前科消灭制度考察 |
| 二、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建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三、我国轻罪前科消灭的制度选择 |
| 第四节 轻罪责任体系完善的环境犯罪视域管窥 |
| 一、环境犯罪视域的选择理由 |
| 二、环境犯罪视域下轻罪责任体系现状及反思 |
| (一)环境犯罪视域下轻罪责任体系构成 |
| (二)环境犯罪视域下轻罪责任体系检讨 |
| 三、环境犯罪视域下轻罪责任体系的完善 |
| (一)协调责任体系内部关系 |
| (二)完善犯罪治理为核心的轻罪责任体系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5）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制度现状及适用问题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现实境遇 |
| 一、刑事合规制度的法律评价 |
| 二、刑事合规制度的义务来源 |
| 三、刑事合规制度的行政监管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适用问题 |
| 一、合规文本模式导致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形式化 |
| 二、合规管理运行机制偏离企业刑事合规预设轨迹 |
| 三、法律程序性障碍影响刑事合规价值与目的判定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概念重构与法理探寻 |
| 第一节 刑事合规概念二元视角与基本立场 |
| 一、合规理论框架下的刑事合规 |
| 二、关键概念视角下的刑事合规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法理依据 |
| 一、风险刑法理论的合规导向 |
| 二、情境预防理论的合规指引 |
| 三、企业犯罪治理的合规维度 |
| 四、刑事合规阶层性分类理论确立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与价值目标 |
| 一、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目标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风险识别与传导规制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识别与评估的路径 |
| 一、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基础路径 |
| 二、刑事合规视角下贪污贿赂型风险 |
| 三、刑事合规视角下的职权型风险 |
| 四、刑事合规视角下的经营型风险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边界与规制 |
| 一、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国企边界 |
| 二、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基本原理 |
| 三、刑事合规风险传导标准化模型 |
| 四、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规制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行政镜像与治理反思 |
| 第一节 行政镜像: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零和博弈 |
| 一、国有企业行政监管的权力来源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公法属性 |
| 三、破解之道:行政和解稳步引入 |
| 第二节 治理反思: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体系的重塑 |
| 一、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制度形成与层叠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架构塑造与提升 |
| 三、应然之解:“综合合规职能体系”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有效性与证成轨迹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正当化的“抱朴守拙” |
| 一、法人替代刑事责任原则的演进 |
| 二、刑事合规形成机制的预防功能 |
| 三、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正当性原则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开放性的“行稳致远” |
| 一、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开放性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过程再溯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指引与激励的初步方案 |
| 第一节 重点领域刑事法律风险的合规指引 |
| 一、域外专项刑事合规的制度借鉴 |
| 二、反商业贿赂统一立法初步构想 |
| 三、国有企业反商业贿赂合规指引 |
| 第二节 刑事合规激励的刑事政策与行政指向 |
|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合规适用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激励的基础路径 |
| 本章小结 |
| 余论:企业合规布局的前提与范本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刑事程序分流的演进与发展——基于两岸比较之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大陆刑事程序分流改革的动态调整 |
| （一）起步阶段：散落的程序设计（1996-2012年） |
| 1．重新构建起诉裁量机制。 |
| 2．增设简易程序。 |
| 3．开启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探索。 |
| （二）全面发展：充实制度框架（2012-2016年） |
| 1．填充起诉便宜主义的制度空间。 |
| 2．优化简易程序的内容。 |
| （三）宏观把握：整体制度的动态调整（2016年至今） |
| 1．认罪认罚从宽的宏观站位。 |
| 2．明确简案快审的诉讼体系。 |
| 3．落实繁案精审的重要目标。 |
| 三、我国台湾地区刑事程序分流的进阶式发展 |
| （一）第一阶段：减轻负担———构建程序分流基本架构 |
| 1．增订缓起诉制度。 |
| 2．扩大适用简易判决处刑。 |
| 3．增订简式审判程序。 |
| 4．引进认罪协商程序。 |
| （二）第二阶段：明确方向———启动分流制刑事诉讼改革 |
| 1．明确区分疑案与明案的边界。 |
| 2．确定明案入浅流、疑案入深流的分流思路。 |
| 3．建立转轨机制。 |
| （三）第三阶段：金字塔型诉讼———刑事诉讼分流的目标 |
| 1．讨论侦查阶段前置分流程序。 |
| 2．构建简案识别及准备程序。 |
| 3．继续扩大分流程序的适用范围。 |
| 4．落实纵向分流机制。 |
| 四、两岸刑事程序分流的对比考察 |
| （一）服务对象同中有异 |
| （二）分流理念层次不一 |
| （三）分流标准各有优势 |
| 1．启动条件。 |
| 2．适用范围。 |
| （四）分流效果有所差异 |
| 五、大陆刑事程序分流改革的再发展 |
| （一）充分利用认罪认罚的制度优势实现多节点分流 |
| 1．重视审前节流的关键作用。 |
| 2．探索审判程序的节流模式。 |
| （二）深度激活多元诉讼体系的制度活力 |
| 1．适用范围的梯度。 |
| 2．简化内容的梯度。 |
| 3．审理方式的梯度。 |
| （三）重新组合以是否认罪为核心的分流边界 |
| （四）全力运用智慧司法为程序分流提供智能化支持 |
| 1．以科技手段提质增速。 |
| 2．以大数据支撑法律适用的标准化。 |
（7）论我国现实语境下的检警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多重改革背景下的检警关系 |
| 第一节 监察体制改革与检察职能之调整 |
| 一、职权转隶给检察机关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
| 二、检察职能的再定位 |
| 第二节 “捕诉合一”对检警关系的深刻变革 |
| 一、从“捕诉分离”到“捕诉合一” |
| 二、“捕诉合一”之于检警关系 |
| 第三节 “以审判为中心”对检警关系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
| 第二章 检警关系的现状考察 |
| 第一节 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侦查权缺少约束,不利于保障人权 |
| 二、侦查质量难以满足公诉、审判的需求 |
| 三、检察机关引导侦查难,实质审查作用弱 |
| 第二节 实践问题的成因分析 |
| 一、侦查实际上主导着整个侦控环节 |
| 二、侦查与公诉之间的“割裂”和权责失衡 |
| 三、诉讼监督职能的“虚化”和“异化” |
| 四、公诉裁量权受限,审前程序过滤和分流作用不足 |
| 第三节 现阶段优化检警关系改革实践及其不足 |
| 一、“检察引导侦查”改革实践的困境 |
| 二、“提前介入侦查”的局限 |
| 三、“捕诉合一”的实践效果和理论反思 |
| 第三章 检警关系运行规律的域外考察及启示 |
| 第一节 检察机关的主导核心地位及对侦查权的规制 |
| 一、域外考察 |
| 二、启示 |
| 第二节 司法控制原则在刑事审前程序的广泛应用 |
| 一、域外考察 |
| 二、启示 |
| 第四章 我国现实语境下检警关系的完善路径探究 |
| 第一节 总体方向 |
| 一、确立检察机关的审前主导地位,承担主导责任、发挥主导作用 |
| 二、检察机关审前主导的实质、前提和保障 |
| 第二节 近期举措 |
| 一、诉讼职能与监督职能的整合与分离 |
| 二、全方位强化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能 |
| 三、构建诉讼监督部门,完善监督职能 |
| 第三节 远期目标 |
| 一、建立侦查程序的司法控制:必要性和意义 |
| 二、构建侦查程序司法控制的初步构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日本审前整理程序对我国庭前会议之镜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的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创新性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审前整理程序与我国庭前会议比较之背景考察 |
| 第一节 日本审前整理程序简义 |
| 一、日本审前整理程序的概念 |
| 二、日本审前整理程序的主要内容 |
| 三、日本审前整理程序的意义 |
| 第二节 日本审前整理程序与我国庭前会议比较之基础 |
| 一、相似的法系特征 |
| 二、相似的法律改革背景 |
| 第二章 日本审前整理程序启动对我国庭前会议之借鉴 |
| 第一节 日本审前整理程序启动与我国庭前会议之比较 |
| 一、启动条件之比较 |
| 二、启动主体之比较 |
| 三、参与主体之比较 |
| 第二节 庭前会议启动环节问题检视 |
| 一、启动条件混乱 |
| 二、主持人未与裁判人员分离 |
| 三、被告人参与权保障不到位 |
| 四、被告人辩护权保护不充分 |
| 第三节 日本审前整理程序启动对我国庭前会议之启示 |
| 一、明确庭前会议启动条件 |
| 二、确定立案庭法官为主持者 |
| 三、强化被告人参与权 |
| 四、辩护律师全面覆盖庭前会议案件 |
| 第三章 日本审前整理程序内容对我国庭前会议之借鉴 |
| 第一节 日本审前整理程序内容与我国庭前会议之比较 |
| 一、程序性事项之比较 |
| 二、部分实体事项之比较 |
| 三、处理结果的救济措施之比较 |
| 第二节 庭前会议内容缺陷分析 |
| 一、法定议题不明 |
| 二、证据展示规定粗放 |
| 三、所作决定无救济渠道 |
| 第三节 日本审前整理程序内容对我国庭前会议之启示 |
| 一、明确我国庭前会议的议题范围 |
| 二、完善庭前会议的证据展示 |
| 三、赋予被告人异议权 |
| 四、避免日本审前整理程序弊端:审判长期化 |
| 第四章 日本审前整理程序效力对我国庭前会议之借鉴 |
| 第一节 日本审前整理程序效力与我国庭前会议之比较 |
| 第二节 庭前会议效力问题探析 |
| 一、“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语焉不详 |
| 二、处理事项缺乏效力 |
| 第三节 日本审前整理程序效力对我国庭前会议之启示 |
| 一、确定庭前会议对庭审的实质效力 |
| 二、区分庭前会议笔录及会议报告的效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故意犯罪中明知的证明困境与出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成果述评 |
| 1.3.2 国外处理类似问题的做法之考察 |
| 1.4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结构 |
| 第2章 明知的内涵与定位 |
| 2.1 明知的内涵 |
| 2.1.1 刑法总则中明知的内涵 |
| 2.1.2 刑法分则中的“明知” |
| 2.1.3 刑法分则中明知与刑法总则中明知的关系 |
| 2.1.4 明知的程度 |
| 2.2 明知的定位 |
| 2.2.1 犯罪构成视野中的明知 |
| 2.2.2 证据法视野中的明知 |
| 第3章 明知证明的困境与成因 |
| 3.1 明知证明的困境 |
| 3.2 明知证明困境的成因 |
| 3.2.1 实体之维的成因 |
| 3.2.2 程序之维的成因 |
| 3.2.3 学科壁垒增加了明知证明的难度 |
| 第4章 明知证明困境的出路 |
| 4.1 实体之维的探索 |
| 4.1.1 明知内容的范围应限缩 |
| 4.1.2 要素分析模式之提倡 |
| 4.1.3 刑法中应适当增加刑事推定规范 |
| 4.2 程序之维的探索 |
| 4.2.1 “以激励取供为主、强制取供为辅”的取供模式之提倡 |
| 4.2.2 情理推断型证明模式之引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国际人权法视域下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重点、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反恐刑事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 |
| 第一节 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概述 |
| 一、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概念 |
| 二、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特点 |
| 三、反恐刑事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
| 第二节 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干预基本权利的本质属性 |
| 一、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干预基本权利的理论分析 |
| 二、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干预基本权利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人权保障对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一般性规制 |
| 一、反恐刑事强制措施核心理念必须坚持人权保障的价值 |
| 二、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基本原则必须遵守人权保障的准则 |
| 三、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制度设计必须实现人权保障的目标 |
| 第二章 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 |
| 第一节 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的界定 |
| 一、反恐羁押 |
| 二、人身自由权 |
| 第二节 反恐羁押干预人身自由权的法律实践 |
| 一、国际法律实践 |
| 二、典型国家法律实践 |
| 第三节 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保障的困境 |
| 一、降低反恐羁押法定要件削弱人身自由权保障效果 |
| 二、强调反恐羁押的刑事预防性提高人身自由权保障风险 |
| 三、混淆反恐模式凸显人身自由权保障漏洞 |
| 四、违反平等与不歧视原则造成人身自由权保障差异 |
| 第四节 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保障的平衡 |
| 一、明确不同类型羁押的认定标准 |
| 二、发展战争模式的反恐羁押 |
| 三、合法合理区别对待外国人 |
| 第五节 我国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保障 |
| 一、我国反恐羁押的具体规定 |
| 二、我国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保障的困境 |
| 三、我国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保障的平衡 |
| 第三章 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 |
| 第一节 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的界定 |
| 一、反恐搜查扣押冻结 |
| 二、财产权 |
| 第二节 反恐搜查扣押冻结干预财产权的法律实践 |
| 一、国际法律实践 |
| 二、典型国家法律实践 |
| 第三节 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保障的困境 |
| 一、公共场所反恐搜查常态化引发人权担忧 |
| 二、反恐搜查扣押加剧种族歧视 |
| 三、安理会资产冻结制度难以实现财产权的有效保障 |
| 第四节 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保障的平衡 |
| 一、反恐搜查扣押必须坚持程序机制 |
| 二、限制随机搜查扣押中的自由裁量权防止种族歧视 |
| 三、安理会资产冻结制度应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 |
| 第五节 我国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保障 |
| 一、我国反恐搜查扣押冻结的具体规定 |
| 二、我国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保障的困境 |
| 三、我国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保障的平衡 |
| 第四章 反恐监听与隐私权 |
| 第一节 反恐监听与隐私权的界定 |
| 一、反恐监听 |
| 二、隐私权 |
| 第二节 反恐监听干预隐私权的法律实践 |
| 一、国际法律实践 |
| 二、典型国家法律实践 |
| 第三节 反恐监听与隐私权保障的困境 |
| 一、混淆情报监听与侦查监听增加侵犯隐私权的风险 |
| 二、反恐监听降低隐私权保障标准缺乏正当性与必要性 |
| 三、隐私权天然的开放性使反恐监听更为复杂 |
| 四、本国人与外国人不对称的隐私权保障 |
| 第四节 反恐监听与隐私权保障的平衡 |
| 一、厘清反恐监听与隐私权保障的关系 |
| 二、确定反恐监听的隐私保障原则 |
| 三、明确反恐监听的隐私权保障界限 |
| 四、确立对外国人监听的隐私权保障立法 |
| 第五节 我国反恐监听与隐私权保障 |
| 一、我国反恐监听的具体规定 |
| 二、我国反恐监听与隐私权保障的困境 |
| 三、我国反恐监听与隐私权保障的平衡 |
| 第五章 考察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考察结论 |
| 一、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强调授权功能 |
| 二、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授权并未失控 |
| 第二节 启示 |
| 一、单一的执法手段无法彻底消灭恐怖主义 |
| 二、反恐国际法律框架所确立的反恐措施应遵守国际人权法 |
| 三、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应维持安全与自由的平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刑事程序框架下的诉讼期间制度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如何防止无辜者被强迫认罪——兼论不被强迫认罪权的程序要素[J]. 刘静坤. 政法论坛, 2021(03)
- [2]罪刑克制程序研究[D]. 王崇. 辽宁大学, 2020(07)
- [3]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研究[D]. 杨迪. 吉林大学, 2020(03)
- [4]检视与重构:试论刑事诉讼期间恢复制度[J]. 吕子逸. 湘江青年法学, 2020(01)
- [5]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D]. 杜方正. 东南大学, 2020(02)
- [6]刑事程序分流的演进与发展——基于两岸比较之视角[J]. 郭天武,卢诗谣. 闽台关系研究, 2020(03)
- [7]论我国现实语境下的检警关系[D]. 杨启慧.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8]日本审前整理程序对我国庭前会议之镜鉴[D]. 蒋士红.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9]故意犯罪中明知的证明困境与出路[D]. 白元贵. 湘潭大学, 2020(02)
- [10]国际人权法视域下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研究[D]. 陈彦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