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任弼时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共事期间，既有支持与合作，也有矛盾和分歧。他们之间的合作与分歧，都对党的革命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且二人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是由多方面因素引起的，但两人都能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都具有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随着两人的矛盾和分歧逐渐消弥，加之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在战略决策上的大手笔，任弼时最终确立起对毛泽东的爱戴。
关键词：任弼时；毛泽东；中央苏区；“狭隘经验”；“富农路线”；肃反；右倾机会主义；“左”倾错误路线
1931年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闭会不久，共产国际远东局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中央从政治局起，将60%的干部派到苏区，军事干部则90%以上派到苏区，以充实苏区和红军的领导。为落实国际指示，加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同时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任弼时于4月上旬到达中央苏区，开始了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两年共事阶段。探讨这一时期两人的关系对于深化两位伟人以及中央苏区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两人合作与分歧的主要表现
任弼时与毛泽东在历史上曾有过多次交集。任弼时1920年赴俄留学，就是经毛泽东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介绍的，毛泽东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两人同时出席党的五大和“八七会议”。但两人的直接共事，却是于1931年开始的。这时，任弼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到苏区后，先后任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和苏区中央局副书记，毛泽东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区中央局委员。在两年的共事中，两人既有支持与合作，也有矛盾与分歧。合作与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反倾向斗争问题上，两人存在重大分歧，毛泽东主张“反对本本主义”，任弼时则斥之为“狭隘经验论”。
1930年5月，毛泽东写下《调查工作》(即后来更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反对凭借“本本”发号施令的“本本主义”。文章开头就提出一个重要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文章尖锐地批评党内讨论问题时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作风，强调必须把上级的决议、指示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结合起来。他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不对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注]《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112页。1931年4月初，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的通知中进一步写道，“我们的口号：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1931年4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268页。
任弼时对毛泽东这两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没有深入了解，却认为反对“本本主义”就是不重视理论，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理论教育，因此抛开毛泽东文章的历史条件和强烈针对性，片面地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和“事务主义”。1931年11月，由他主导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指出：“党内流行一种狭隘的经验论调，实际上是一种反理论的倾向而形成的一种事务主义的现象。”[注]《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1931年1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7页。大会通过的《红军问题决议案》进一步写道：“红军中狭隘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生了不小的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的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注]《红军问题决议案》(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87页。对于这一指责的背景，任弼时后来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回忆说：“听说他反对本本主义，所以我对反经验主义很合胃口。”[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页。
同时，任弼时还将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归结为“右倾”，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在实际工作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注]《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83页。
第二，在肃反、建政问题上，二人通力合作，互相支持，配合默契。
一是在肃反问题上高度一致。在任弼时来中央苏区之前，红一方面军曾发生了在党内和军内影响重大的富田事变。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被逼供的假口供，派人到江西省行委和二十军中捉拿“AB团分子”，结果酿成了红二十军部分官兵武力对抗的“富田事变”。在对待富田事变的认识上，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和刚成立的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发生意见分歧。二十军因此派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由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的苏区委员会认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在即，还没有接到总前委的报告，单凭一面之辞，难以作结论。因此遵照政治局意见，由任弼时起草给总前委和地方党委的信，要求听候即将派出的中央代表团“全权调查解决”。任弼时率领的中央代表团进苏区的任务之一，就是“全权调查解决”AB团问题。但是，任弼时还在赴苏区途中。1931年3月27日，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就认定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暴动，总前委领导是对的”。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接受了远东局的意见。因此，在4月17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任弼时批评项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基本肯定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前委的工作，再次将“富田事变”定性为是由“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实际上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并继续肃反。
其一，任弼时刚到苏区时对毛泽东军事战略方针的支持，使中央苏区取得了第二、三次反“围剿”战斗的伟大胜利。1931年4月中旬，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到达之时，正值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关键时刻。当时，国民党正以20万军队，分四路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从江西赣江到福建建宁，构成一条800里长的弧形阵线。如果按照项英让红军主力跳出现有根据地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或者按一些红军高级领导人“分兵退敌”的主张，则不仅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甚至有丧失根据地的危险。毛泽东、朱德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任弼时及代表团的支持下，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然后自西向东横扫，从而奏响了“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凯歌，取得了歼敌3万余人的巨大胜利，痛快淋漓地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同样，由于任弼时及中央代表团的支持，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把战斗指挥艺术运用得出神入化，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把蒋介石亲任总司令、总兵力达30万人的敌军打得落花流水，再次取得歼敌3万的佳绩，并使赣西南和闽西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使中央苏区扩大到20余县的广大地区，进入辉煌时期。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任弼时及代表团的支持分不开，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全体会议上说，如果没有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注]《任弼时传》，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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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具体筹备工作主要落在后方工作的任弼时身上。为做好大会的筹备工作，任弼时不遗余力。7月，他在《战斗》报上发表《努力进行全苏大会选举运动》的署名文章，对选举运动提出要求。8月，他又在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出版的《党的建设》杂志上，发表《怎样完成区委的改造》一文，指出苏区党的区委最大的弱点是“缺乏独立领导全区工作的能力，对于上级党部的依赖性非常浓厚”，要求各级党组织把召开两个大会(即苏区党代会和全苏大会)列为“当前的中心任务”，8月份内完成选举和区委改造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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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毛泽东从前方回到瑞金后，由于临时中央已决定由他出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因此，他开始担负起筹备大会的领导工作。任弼时与毛泽东同住叶坪的一座小楼，共同筹备两个大会。经过精心筹备，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正式开幕。会上，任弼时与毛泽东通力合作，为会议圆满成功提供重要保证。作为既定的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并致闭幕词。作为大会主要筹备者，任弼时积极配合毛泽东的工作。譬如，他们一起检阅红军，一起参加开幕式；一同当选《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共同为《宪法》的制定献策出力。可以说，任弼时是毛泽东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得力助手。
第三，在军事战略问题上，任弼时对毛泽东既有支持也有打压。
1931年4月17日，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赶到宁都县青塘，和毛泽东、朱德、项英等见面，当即参加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时，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正在步步逼进，而中央局对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则出现分歧。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张红军主力跳出现有根据地，去建立新的根据地。一些红军高级领导人则主张“分兵退敌”，将红军主力分成几部分四面散开，分散和吸引敌人兵力。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两种主张，提出集中兵力在根据地内打击敌人。经过几次会议讨论，大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意见。任弼时、王稼祥等“中央代表团”成员也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任弼时到苏区两个多月，通过中央局扩大会议，特别是通过对第二次反“围剿”战争战略决策的争论和实际的指挥过程，由衷佩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后来他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回忆道：“未到中区前是有毛右倾的观念的，到中区后认为有独特见解，有才干。”特别是在国民党大军压境之际，毛泽东临机果断，指挥若定，使他深为折服。而代理书记项英则“犹豫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故有推毛为书记事”。[注]《任弼时传》，第258页。于是，中央局于5月24日决定，恢复1月间撤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统一领导作战及战区的地方工作。10月11日，又向中央报告：代理书记项英“工作能力不够领导，中央局决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请求中央批准。[注]苏区中央局致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任弼时传》，第258页。
但是，任弼时对毛泽东军事战略的支持是站在中央进攻路线的立场上来考虑的，当他发现毛泽东的军事方针不利于贯彻中央进攻方针时，便改变了态度。1931年11月初，任弼时主导的赣南会议撤销红一方面军建制，使毛泽东失去了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任弼时与毛泽东在军事战略上的分歧于1932年进一步加深。1932年1月，任弼时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否决毛泽东不打赣州的主张。在3月召开的江口会议上，又否决毛泽东关于放弃攻打中心城市、转向周边“出击求巩固”的意见。随后，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说服一、五军团向闽西发展，并于3月至5月间取得连下龙岩、漳州的重大战果。然而，苏区中央局却于6月在毛泽东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决议，指责这是“对于目前政治形势仍然估量不足”的“保守主义”[注]《任弼时传》，第287页。。
解析：A项,根据托盘天平的精确度,无法称量到5.85g固体,可以使用分析天平或电子天平进行称量,错误。B项,没有950mL的容量瓶,要选择大于950mL的容量瓶,应选择1000mL容量瓶,正确。C项,容量瓶使用前应检查瓶口的塞子处是否漏水,错误。D项,实验过程中出现加蒸馏水时不慎超过了刻度线,实验失败,应重新配制,错误。
第三方面，任弼时对毛泽东错误决策的支持与合作，加剧了错误的危害程度。譬如在反AB团和富田事变问题上，任弼时排斥项英的正确意见，支持毛泽东的错误决策。这种支持的结果是反AB团斗争的加剧和泛滥，直至1931年7月4日，苏区中央局为准备第三次反“围剿”发出的特别紧急通知中，仍在强调继续肃清AB团分子。这种混淆敌我的斗争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任弼时等不仅否定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方针，而且否定他的军事思想。譬如，他们指责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提出“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注]《红军问题决议案》(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86页。否定毛泽东关于红军三大任务(作战、筹款、做群众工作)的规定，要求“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务(当然不是说红军不做群众工作)，使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到白色统治区域去开展胜利的进攻”[注]《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6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2页。。
3.2.1.2 加强健康宣教及心理护理 护理人员对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病情较晚期者等高危患者术前要加强宣教，讲解手术后发生DVT的病因、危险因素及后果、DVT形成的常见症状等，使患者提高警惕，做好自我防护，并告知患者如有下肢肿胀、发冷、疼痛等不适及时告知医护人员。
第四，在土地政策及富农问题上，任弼时对毛泽东多有批评指责。
其三，对毛泽东军事方针的否定和撤销毛泽东的军职，导致红军军事行动的失利，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一分歧的后果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干扰了前方战略部署。任弼时作为留守后方的中央局负责人，多次来电指责和干扰毛泽东等前线将领的战略部署，以1932年9月下旬对前方关于赤化南丰部署的干扰为例，9月25日，任弼时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来电指责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26日，来电指责赤化南丰将失去“稍纵即逝”的战机，要求“我军均应向北移动，靠近边区，以保有迅速出击”。29日，来电指责朱德、毛泽东26日关于部队进行为期十天的训练训令“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应“暂时停止行动”。30日，来电重申分散赤化南丰河两岸“是对形势估计不足”。[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193页。这种没完没了的指责，既分散了前方的工作精力，又干扰了前方的战斗部署。二是造成前线军事行动的重大失利。1932年1月，苏区中央局讨论攻打赣州行动时，否决毛泽东不打赣州的意见，红军从2月4日开始围攻国民党军固守的赣州，战斗历时33天，结果是城未攻下，中央红军损失了3000多人。三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实践证明，毛泽东是党内军内最杰出的军事家，中央苏区几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都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前三次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四次是朱德、周恩来等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取胜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宁都会议剥夺毛泽东的兵权，否定毛泽东等创造的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听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有着直接的关系。
任弼时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交往，主要发生在1931年4月至1932年10月宁都会议的近两年时间，宁都会议后，毛泽东离开领导岗位赴福建长汀养病，直到1933年2月才被召回瑞金主持政府工作。任弼时则在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于1933年4月间被免去组织部长职务，派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
测试分别在较低和较高出口压力条件下进行。出口压力较高时，通常催化剂活性降低。在对标催化剂的测试中便出现这种情况：出口压力较高时，需要更高的入口温度。然而在科莱恩新型催化剂的测试中，较高和较低出口压力所需的入口温度相差甚小。这证明了科莱恩新型催化剂无论在何种出口压力下都保持了良好活性，且显示出抵抗压力波动的优良韧性。
二、两人合作与分歧对革命事业的重大影响
任弼时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合作与分歧，都对党的革命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总体来说，合作与支持推动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分歧和打压则阻碍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具体来说，又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人们熟知的ofo小黄车也在这里度过了很多巅峰时刻：其年轻的90后创始人与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骑车畅聊；宣布冠名一颗卫星、合作小黄人；斥巨资签下当红明星鹿晗作为代言人，粉丝几乎包围了整栋大厦等等。当然，这背后是一轮又一轮的融资和国际化步伐。
第一方面，任弼时对毛泽东正确方针的支持与合作，使中央苏区的革命事业如虎添翼，蒸蒸日上。
二是在筹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力合作。早在1930年2月，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并于5月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大会准备委员会。随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破产，这一工作被搁置下来。1931年5月9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中共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再次把“建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与各区政府来对抗南京国民政府”作为“苏区最迫切的任务”。筹备工作改由苏区中央局负责进行。6月1日，苏区中央局发表《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宣布在8月1日召开大会。因为选举代表需要时间，加之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即将爆发，大会召开时间由6月下旬决定延至11月7日。
其二，将毛泽东根据中央苏区实际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斥之为“富农路线”，查田和重新分配土地干扰了土地革命工作，破坏了农业生产。1931年4月，代表团刚到苏区，既决定对于地主家属等“在原则上不分配土地”。于是，闽西苏维埃政府于6月颁布《重新分配土地条例》，决定“豪绅地主及其家属的土地彻底清查没收”，“富农的土地同样没收”而另外给以坏田。[注]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出版社1993年版，第351页。苏区原先正确的政策被推翻，据苏区中央局报告，8月21日苏区中央局通过《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后，“过去的非阶级的‘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路线开始纠正”[注]《政治决议案》(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53-454页。。1932年，苏区还为此开展了一场查田运动。6月中旬，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检查土地条例》宣布过去一切地主家里所分到的土地，以及他的房屋财产用具，一概彻底检查出来没收，富农多分的土地和所分的好田都要清查出来加以没收。这种否定过去正确土地革命成果的做法，不仅过度打击了地主、富农，还严重侵犯了中农利益，破坏了农业生产。
第二方面，任弼时对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批评与打击，使中央苏区的革命事业陷入困境甚至遭受严重挫折。
其二，任弼时对毛泽东担任全国苏维埃主席的支持及对筹备“全苏大会”的协助，促成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召开。计划于一年前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间一推再推，除了战争这一主要因素外，缺乏有力的实际组织者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任弼时挑起这副担子后，充分发挥“组织家”的才干，与毛泽东通力合作，确保了大会的如期召开。全苏大会的召开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在白色恐怖的国民党政权外公开树立起一面与之对抗的红色旗帜，扩大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全国影响和世界影响。同时，支持毛泽东成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提升了毛泽东在党内和革命队伍中的形象和威望，也扩大了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从此，“毛主席”便成为苏区和革命队伍妇孺皆知的称呼。这为毛泽东日后抗击“左”倾路线的错误打击，并最终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一步，按年份顺序整理出每年的大事，每年内又按月份时间排序整理，在熟悉当年大事基础上，将重复的内容合并。对时间表述不清晰的放在最后，用不同颜色标明待查。对缺失内容也要标明待查，如水库始建于1959年，1965年建成，但大事记是从1966年开始记录的，这就需要查补1959—1965年的资料内容。
其一，反对毛泽东“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甚至给他戴上“狭隘经验论”帽子，阻碍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形成步伐。《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1930年在抗击党内“左”倾教条主义打击时的发奋之作，文中批评教条主义者以为“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6页。，不仅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概念，而且形成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如果这一思想路线能够主导全党，对于开创中央苏区的革命新局面将会产生无可比拟的影响。然而经任弼时这么一批，不仅模糊了党内反倾向斗争的正确方向，进一步助长了教条主义的威风，使得盛行多年的教条主义进一步泛滥开来，也使刚刚萌芽的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偃旗息鼓，迟滞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主导全党的步伐。
但远离灰尘的活动似乎很难找到。说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滚铁环就成了村子里孩子们的主要游戏。据说，滚铁环的场地最好在平坦的路面，或坡度不大的草坡。但我们可没那么讲究，从来都不挑选场地。有时候甚至就是在放学的路上，大家一路推着铁环你追我赶地滚动着，龙潭小学门口的沙土路上“哗啷哗啷”的声音响成一片，满头大汗的孩子们跑成一堆，踏起一蓬蓬的尘灰。
在土地政策上，毛泽东曾先后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和《井冈山土地法》。在1930年制定的《苏维埃土地法》中，他从中国实际出发，修改了之前土地法规中不适合革命实际的条款，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明确指出：“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家属，经苏维埃审查，准其在乡居住，又无他种方法维持生活的，得酌量分与田地”。[注]《苏维埃土地法》(1930年8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内部资料，1979年，第543页。任弼时却按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1931年8月21日主持苏区中央局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宣布今后“地主豪绅及家属、宗教事业者(和尚、道士等)都不能分得任何土地，富农只能分坏田”[注]转引自罗雄：《“留苏派”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是非恩怨》，《文史天地》2011年第2期，第6页。。随后，在赣南会议又批评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二七会议’虽然反对了露骨的富农路线，在土地问题上进了一步，但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这些错误，使农村中的阶级斗争与对阶级关系的认识模糊起来。”[注]《政治决议案》(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48页。
这种分歧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达到顶峰。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而毛泽东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参与指挥战事。为统一军事领导，周恩来建议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任弼时等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对毛泽东能否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心存疑虑，不予同意。由于周恩来的坚持，任弼时等才勉强同意毛泽东这一任职。但在如何打破敌人第四次“围剿”的策略上，临时中央和后方苏区中央局又不顾毛泽东、朱德等的反对，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向北出击，威胁南昌。为解决红军军事行动方针的分歧，苏区中央局于10月上旬在宁都小源召开全体会议，开展了“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斗争，打破过去迁就和平的状态”[注]1932年11月12日，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对宁都会议争论问题之说明。《任弼时传》，第297页。，斗争矛头直指毛泽东。说“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指责他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批评他“诱敌深入”的方针是“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308页。会议解除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彻底失去了军事指挥权。任弼时是这次会议的主角，他后来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说：“宁都会议上，我反对分兵准备战场，因此就把毛的军事领导撤销而以周替代”，“这是小资产阶级拼命主义的表现”[注]《任弼时传》，第300页。。
第四方面，任弼时对毛泽东缺点的批评，有助于毛泽东克服缺点，改进工作方法。譬如，任弼时指出毛泽东有“脾气大，个性强，有时杀偏风”[注]1943年11月4日，任弼时延安整风笔记。的毛病，这些意见都是十分中肯的。这些直接公开的批评，无论是对于帮助毛泽东克服缺点，还是对于培育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毛泽东后来也确实从这些批评与打击中变得成熟起来，贺子珍曾感慨地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有很大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注]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页。
8.描述绿色植物的呼吸作用（了解）。2013年到2018年每年都会出现呼吸作用的题目，考点主要是：呼吸作用的场所，呼吸作用的原理，呼吸作用的原料、产物，呼吸作用中的能量转化，呼吸作用的原理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
三、两人产生矛盾与分歧的主要原因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二人的这些矛盾与分歧呢？这些矛盾和分歧对他们日后关系的发展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产生矛盾和分歧的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两人经历不同，思考问题的方法不同。任弼时是学生出身，从17岁开始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接受系统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教育，回国后又一直在团中央工作，继而又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到苏区工作的时间很短，基本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尽管他很重视实际工作，曾强调“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注]《怎样布尔什维克化》(1925年)，《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但是，由于事务工作繁忙，他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调查研究工作，这从他向中央的报告中可见一斑。1931年7月8日，他向临时中央报告说，现在中央局只有弼时、稼祥、项英三人，“中央局的工作人员甚少，连技术工作都成问题”[注]《苏区中央局报告》，《任弼时传》，第260页。。同时，由于形势紧迫，很多事情还来不及调查研究就急需他迅速作出决策，这就使得他容易理想主义地处理他不熟悉的苏区工作，从书本或上级指示中去寻找答案。毛泽东虽然也是学生出身，懂得革命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但他没有出过国，没有系统地学习和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愿意到大城市住高楼大厦，远离中央指导机关，长期在国内一线从事实际的革命斗争，从建党初期领导工人运动，到大革命时期领导农民运动，再到土地革命时期领导军事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一直战斗在革命斗争的前沿阵地。因此，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不唯书、不唯上，总是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再到开辟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不管形势怎样险恶，他从不放松对周围环境进行周密地调查研究，努力按照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行动方针，并且十分注意通过实践的检验来修正或充实原有的想法。两人经历的差异，导致思考问题方法的差异，最终导致工作上的分歧和矛盾。譬如，毛泽东对“本本主义”的批评与任弼时关于“狭隘经验论”的指责，就与两人不同的人生经历有关。而且，两人还存在较大的年龄差距，任弼时比毛泽东小11岁，1931年到中央苏区时只有27岁，而毛泽东已经是一位成熟的革命家，任弼时的经历远不如毛泽东丰富。
其次，两人身份不同，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任弼时到中央苏区的第一年，是以中央代表团负责人的身份来的，到中央苏区后，虽然只是担任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但主持中央局日常工作，其实际地位在中央局代理书记之上。譬如，他可以决定代理书记的人选，“以毛代项”的方案就是由他提出来的。1931年底，周恩来到中央苏区任书记后，任弼时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由于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他仍然在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的日常工作。按照中央规定，“中央局是中央在苏区的代表团，代表中央领导苏区一切工作。”[注]《任弼时年谱》，第175页。因此，任弼时在中央苏区的使命就是贯彻中央指示，并督促苏区执行。作为中央的代表，他必须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因而对中央的依赖性很大。同时，由于身处领导机关，对实际斗争缺乏深入了解，难以发现上级指示的错误。因此，当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发生错误的时候，作为贯彻中央指示的中央代表，就难免不犯错误。譬如，张国焘在鄂豫皖，夏曦在湘鄂西，都犯有严重错误，任弼时自然也难以独善其身。他与毛泽东的意见分歧，对毛泽东的批评，多是奉中央指示行事。譬如，集中打击毛泽东的赣南会议的几个文件，就是依据中共中央8月30日来信定下的调子，中央来信断言中央苏区“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任弼时等“完全同意”中央来信对中央苏区的批评，并从各方面加以展开。[注]《毛泽东传(1893-1949)》，第280页。任弼时本人也曾承认照搬中央指示的错误，1943年11月，他在延安整风时说：“在中区时期(二年)，我在政治上是接受四中全会后中央的路线，在军事上是主张积极进攻的，对于苏区红军发展的历史特点不加了解，不懂得战争规律……与毛的思想政策对立，以至于反对。”[注]《任弼时传》，第300页。他还说，“在苏党大会中，提出了狭隘经验论(似乎还有红军中游击习气)。我对于中央指示及指责狭隘经验论是完全同意的，这也就成为大会中心领导思想。”[注]《任弼时传》，第273页。毛泽东则不一样，他尽管也是苏区中央局成员，并曾一度代理书记，但他是中央苏区的创始人，他思考问题的角度，首先考虑的是苏区的生存与发展。对于上级指示，无论是来自共产国际，还是来自中共中央，他都得考虑是否符合苏区实际，符合的就执行，不符合的就要变通。许多被任弼时批评的错误之举，其实都是把上级指示与苏区实际相结合的创造。
再次，两人性格不同。任弼时出生于书香门弟，父亲是乡村教师，从小受到良好家庭教育，11岁赴省城求学，成长经历非常顺利，青年时期又到莫斯科接受严格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纪律训练，因此，养成了中规中矩、服从上级的性格。除了对自己深切感受到的陈独秀右倾错误有过斗争外，对于上级指示，他基本上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毛泽东则不同，他出生于一个农民加小商人的家庭，面对性情暴躁的父亲，从小就养成了反抗精神。这种精神延续下来，渐渐成为他的一种性格，面对不平和不公，不论来自何方，他都敢于抗争。在第一师范求学时，他就领导了反对校长张干的斗争。“五四”运动中，他又发动和领导了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斗争。参加革命后，对于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领导，无论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或者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他都挺身而出，坚决抵制。他也因此成为机会主义者打击的对象。譬如，1927年11月，他被瞿秋白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1930年6月，又被李立三点名批评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和“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的代表。[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因此，当统治时间更长、理论形态更完备、危害更大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后，毛泽东的斗争、抵制以及挨整都是不可避免的。譬如，他在收到苏区中央局转来的临时中央1932年4月14日指示信后，立马给中央局回电“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注]1932年5月3日，毛泽东关于对政治估量、军事战略和东西路军任务的意见致电苏区中央局。《毛泽东传(1893-1949)》，第301页。苏区中央局还没有谁能像毛泽东那样坚决顶住来自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批评。同时，由于“毛脾气大，有时杀偏风”[注]《任弼时传》，第258页。的弱点，容易给人以口实和把柄。毛泽东的这种性格自然也让循规蹈矩的任弼时看不惯，这也是引发两人矛盾和分歧的因素之一。
值得指出的是，任弼时与毛泽东的这些矛盾和分歧并未妨碍他们日后友好关系的发展。在中央苏区两年共事的曲折经历，无论是支持合作，还是矛盾分歧，都成为他们日后关系健康发展的宝贵财富。由于两人都是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想信念一致，都具有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品质。为的是革命事业，没有任何个人恩怨。两人的矛盾与分歧是“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特殊历史时期发生的，根源在于中央路线的错误。一旦中央路线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种矛盾和分歧便容易化解。任弼时在离开中央苏区前已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认识，开始对“左”倾中央的路线方针持保留态度。1933年2月，他在《斗争》上发表《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对“单纯军事进攻”和普遍存在的命令主义提出批评，这为博古等人所不容，并在随后的政治斗争中遭到排挤。张闻天曾说：反罗明路线是“打毛排弼”[注]《任弼时传》，第306页。。
例如，在讲解《超重与失重》知识时，为加深学生对超重、失重的认识，教师在课堂上做了相关的演示实验.实验过程中认真观察学生的听课表现，而后走下讲台，询问学生实验掌握情况，结果部分学生非常渴望自己能够动手进行实验，此时，教师可邀请一位学生到讲台上做实验，要求其他学生认真观察，看学生的实验操作是否规范，以及实验中存在的问题，最终不仅获得了良好的实验教学效果，而且活跃了课堂气氛.
薄一波在《怀念任弼时同志》一文曾经提到：“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同志曾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打击，被迫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当时，弼时同志刚到苏区，许多情况不了解，甚至有些误解。不过弼时同志有一个长处，注重实事求是。这使他很快从实践中认识了这种错误。”[注]薄一波：《怀念任弼时同志》，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任弼时百周年纪念——全国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1页。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使党的路线走上了正确的轨道。这为任弼时改正错误，也为任、毛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政治前提。在这以后的每个关键时刻，任弼时都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正确路线一边。譬如，长征时期，在张国焘进行反党分裂活动时，任弼时坚决抵制张国焘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污蔑和诋毁，下令将张国焘送来的批判“毛、周、张、博”的文件销毁。抗日战争初期，当王明回国对中央抗日方针进行指责并觊觎中央领导核心地位时，任弼时受命到共产国际汇报，他如实报告毛泽东在党内地位形成的历史过程，获得共产国际的认可，从而巩固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后来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以及有关新民主主义战略的理论，他对毛泽东的认识进一步加深。特别是1940年回到延安后，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看到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策略的运用，整风运动中思想领导和各种政策的掌握，开始对毛泽东“爱戴佩服”，而且认为毛泽东之所以正确，是“基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注]1943年11月，任弼时延安整风笔记。《任弼时传》，第618页。。从此，任弼时心悦诚服地协助毛泽东工作，成为其得力助手之一。
综上所述，任弼时与毛泽东作为中央苏区的两个重要领袖人物，其合作与分歧都对党的革命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矛盾和分歧是在“左”倾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是由多方面因素引起的。由于两人都能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又都具有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随着党内正确路线的确立，两人的矛盾和分歧逐渐消弥，最终成为亲密无间的革命战友。
OnCooperationandDivergencebetweenRenBishiandMaoZedongintheCentralSovietAreaPeriod
LiuHuaqing
Abstract:Ren Bishi and Mao Zedong have not only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but also contradictions and differences during their work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Their cooperation and disagreement have exerte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Party's revolutionary cause. Their contradictions and differences were caused by many factors. Both of them could deal with problems from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had the ideological character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herefore, their contradictions and differences gradually disappeared. In addition,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Long March, Mao Zedong has made great efforts in making strategic decision. Ren Bishi finally established his respect and support for Mao Zedong.
Keywords：Ren Bishi; Mao Zedong;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Narrow Empiricism"; "the Route of Rich Peasant"; eliminat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Right opportunism; the wrong route of "Left" deviation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9.02.009
作者简介：刘华清，男，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教授。(湖南长沙 410006)
责任编辑：黄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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