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西学圣人
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由于甲午战败的刺激，中国知识界掀起了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之“新学”热潮，“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风气遍及全国。在这一热潮中，严复（1854-1921）并不是风头最健的人物，但在西学方面享有最高的声望，被时人目为“西学圣人”。
当时风头最健的人物无疑是梁启超，此公思想敏锐开放，文笔犀利酣畅，使得他的警世文章风靡海内外，在新学论坛上独领风骚。然而，这位维新派的主将对于严复的西学水平却是诚心服膺，赞扬严复“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
《天演论》译稿流传之初，梁启超的老师、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读后也誉为“中国西学第一者”，并叹息“眼中未见此等人”。
吴汝纶为《天演论》作序称：“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
胡汉民赞严复为“译界泰斗”，亦称：“近时学界译述之政治学书，无有能与严译比其价值者。”
黄遵宪在给严复的信中写道：“公于学界中，又为第一流人物，一言而为天下法则，实众人之所归望者也。”
其实，不必保守派阻挠，当时的新学人士对于习西文普遍存有畏难心理，因此都指望读现成的译本。正如严复所描述的：“自中土士大夫欲通西学，而以习其语言文字为畏途，于是争求速化之术，群起而谈译书。”严复自己以译书为业，反倒明白译书的局限，始终反对只靠译出的书来研讨西学。他反对的理由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气雾罐是带有喷射阀门和喷雾推进的气密性包装容器，要求罐体能承受一定的内压力，一般采用强度较高的马口铁、铝板等材料制造[20].铝质气雾罐因其质量轻、耐腐蚀、耐压性等优点，被大量应用于工业和家居产品、包装饮料、个人护理产品及其他消费品等领域[21-22].全球铝气雾罐行业在2016年实现了3%的增长，产量达到55亿个，其中个人护理品用罐量占80%，用于工业和家居产品的铝气雾罐占10%，用于药品领域的占5%[23].
陈宝琛为严复撰墓志铭，把中国一般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思想的起因归于严译的巨大影响：“所译书以瑰辞达奥旨，风行海内。学者称为侯官严先生。至是人士渐渐倾向西人学说。”并断言直到严复去世，“六十年来治西学者，无其比也。”
蔡元培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
万姐的家，比我想象的还要简陋，土坯的房子，坍塌了一半。我见到了她的女儿小洁，自从万姐去世后，她就一个人固执地生活在这幢破败的房子里。
胡适也说：“严复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周振甫在1940年出版的研究严复的专著中说：严复是“第一个动摇中国的旧思想，介绍西方的新思想的人”，是近百年中国思想界的“一位划时代的人物”。
所以如今工作都两年了，她不仅没有存款，还为了买鞋刷了很多信用卡。每个月都得紧巴巴地过，甚至欠了简东亮半年的房租了。
第一便是译才的缺乏和译书质量的低劣。“十余年来，中土人士始谈西学，大抵求为舌人，抑便谈对而已。至于西学，亦求用而不求体……”这些懂西文不懂学术的人根本就翻译不好，已译出的书往往“纰谬层出，开卷即见”，“夫如是，则读译书者，非读西书，乃读中土所以意自撰之书而已。”
第三，凭译本不可能领会原著的奥妙之处。严复引用英国约翰孙博士的话说：“民无论古今也，但使其国有独擅之学术，有可喜之文辞，而他种之民，有求其学术，赏其文辞者，是非习其文字语言必不可。文字语言者，其学术文辞之价值也。夫入市求物，不具价者无所得也，矧文辞之精，学术之宝贵者乎？”然后作譬说，西人若不通古汉语，就绝不可能从译书中揣摩《易》《春秋》之微言大义，赏析《离骚》《史记》之美妙文辞。中国人于西学也是同样道理，如果不通西语，则对西学中一些基本的名词概念也不可能把握。那些不懂西语的人之所以敢于大谈西学，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真正的西学是什么样子的。
医生用一百个理由劝说伤口还没有恢复，不能旅行，但她一意孤行，最后医生叹了一口气，拿出一张我们称为“生死状”的纸，写明发生意外不能告医院，向蒙妮坦说：“签。”
甲午之后，中国知识界有一批思想敏锐的人脱颖而出，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谭嗣同辈无疑都是具有思想家特质的人。可是，他们都不懂西文，未到过欧美，只能凭借传教士们的宣传文字和从日文转译的通俗书籍来认识西学。情形正如梁启超后来沉痛地反省的：“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相比之下，严复在西学上的优势就异常突出了。所以，一旦要谈西学，在这个从小会英语、对西方社会有切身体会、十多年前就开始读西方哲学原著的人面前，他们自然只好甘拜下风。
西学上的优势
严复一生的主要事业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名著的翻译和介绍，他的志向在此，他的声誉也在此。不过，当他着手这一事业时，他已经四十一二岁了。在此之前的二十多年里，他一直在海军学习和供职。其中，历时最久的是在李鸿章麾下主持天津水师学堂，先后任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计15年，到1910年卸任共20年。严复自己对命运替他选择的职业并不满意，但是，回过头看，正是把他送进海军的这一命运，仿佛在暗中准备了他日后的西学事业。
由于家贫，缺乏走科举道路所必要的经济支持，严复在13岁时考入了洋务派在他的家乡开办的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他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了五年，主课是英文和驭船术，旁及一些自然科学的学科。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了六年。然后，1877年，当他24岁时，被派往英国留学，先在朴茨茅斯工厂见习，后入格林威治海军学院，修高等算学、物理、化学、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建筑海军炮台等学科，历时两年有余。从后来治西学的角度看，严复青少年时期的这些经历最值得注意的是两点，一是使他具备了良好的英文基础，二是他通过英国这个窗口对西方社会获得了相当的感性了解。
3.2 加强田间肥、水管理，提高水稻抗病性：在培育壮秧的前提下，要做到早插秧、多施基肥，并做到早追肥，不要施用氮肥过多、过迟，科学地施用氮、磷、钾肥。要在平整土地的前提下，实行合理浅灌，分蘖末期进行排水晒田，孕穗到抽穗期要做到浅灌，以满足水稻需水的要求，有条件的地区设置晒水池，以提高灌水温度，有助于水稻生育与提高抗病性。
当然，这两个条件之所以能够在严复身上造成他日后的西学成就，又是凭借了他的某种个人特质。当时清政府派往西方国家的留学生人数不算少，在他之前，公派留美学生有120人，与他同时，船政学堂毕业的学生有三十余人被派往欧洲，其中12人留英，其余留法。然而，在这两批留学生中，除严复外，无人有思想上的建树。即使到了二十来年以后，留学西洋和通晓英语的人数翻了不下几十倍，仍然没有人认真接受西学并把它引入中国，仿佛偏要等此时已经年逾不惑的严复来做这个第一人。对此梁启超在严复译事之初即公正地评论道：“我中国英文英语之见重既数十年，学而通之者不下数千辈，而除严又陵外，曾无一人能以其学术思想输入于中国”；“海禁既开，译事萌蘖，游学欧美者，亦以百数，然无分毫影响于学界，惟侯官严几道，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等书，大苏润思想界，十年来思想之丕变，严氏大有力焉。”近二十年后，他再次称赞说：“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
这证明了严复本来就具有一个思想家的特质。无论在什么样的人群中，具有思想家特质的人总是极少的。思想家特质的表现是，对全局性问题有一种敏感和关注，能对之进行独立思考。一般留学生抱着为自己谋出路的目的，当然谈不上在思想上有所开拓。即使其中的优秀者，在当时也都摆脱不了洋务派的思路，只求学一些先进技术回来报效祖国。洋务派把严复这一批人送往英国，明确的目标就是培养海军的技术将领。
要实现军民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编码标准的融合，也就是说可以同时在民用测绘和军事测绘中使用，建立共同的分类代码原则以保证后期数据的顺利转换。但是鉴于保密安全、协调一致等多方考虑，建议将标准分为2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民用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其内容可对大众公开，民用测绘及军事测绘可同时使用；第二部分为军事特有的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其内容不对大众公开，仅供军事测绘使用。
严复留英时，约翰·穆勒刚去世不久，达尔文还活着，斯宾塞和赫胥黎仍在创作的旺盛期。在当时的英国思想界，这几人的经验论和进化论哲学占据着上风，用德国唯心主义来与之对抗的格林不过初露头角。我们不知道严复当时涉猎这些思想家的著作的具体情况，但可以肯定，他正是在留英期间受到他们的思想氛围的熏陶，感觉到了他们的重要性的。他自己回忆，他初读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是在“光绪七八之交”，即1881年底1882年初，从英国回来刚两年多。我们可以想象，他留英归来时，行囊里是放着几本斯宾塞们的书的，准备回国后慢慢研读。我们也可以想象，在回国后到甲午的十多年里，他一直留心着在英国时所了解的思想家的动向，所以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刚刚出版，他就能够找来开始翻译了。
事实上，同行的其他人的确都把主要工夫用在了在军舰上实习，回国后则担任了舰长或海军其他实际工作，惟有严复一人在留英期间未尝到军舰上实习过。很显然，他那时已经不自限于洋务派要培养他的那个目标了。在胜任功课之余，他十分注意观察英国社会制度。后来，在所译《法意》的一则按语里，他回忆道：“犹忆不佞初游欧时，尝入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尝语湘阴郭先生，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为然，见谓卓识。”旁听英国法庭的审判以后，就失魂落魄好几天，是因为在内心中与中国的状况有一个太鲜明的对照，使得他对中国问题之症结的思考更趋于紧张。湘阴郭先生即清政府驻英第一任公使郭嵩焘，在英国时，他与严复相识，见而异之，“引为忘年交”，每逢休息日，严复就去使馆与他“论述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郭在日记中对这一段交往也有记载，说严复常到使馆与他“论析中西学术异同，穷日夕勿休”。可见严复当时的思考已颇有深度，开始在“中西学术异同”的层面上探究中西社会差距的更深刻根源了。
当然，在后来的许多评论者眼中，严复已经不再是“圣人”，对他的译著和思想的批评逐渐多了起来。但是，即使是最挑剔的评论者也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严复是第一个比较自觉和系统地接受并且向国人介绍西方哲学的中国人。评论者们大致还肯定另一个事实：在中国人接受西方哲学的早期，严复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和领会要比他的同时代人远胜一筹。也就是说，在时间上，严复是第一人；在与同时代人相比的水平上，严复也是第一人。
以电路参数R1作为可调参数,实验测量得到在v2(t)-v1(t)平面上的相轨图如图7所示。显然,实验测量结果与图5的数值仿真结果一致。
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海外也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英国的《每日电讯报》长期追踪和报道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思想。通过与海外媒体合作、召开记者论坛或峰会、以及加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可以进一步促进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从而逐渐消除西方媒体报道中对中国的一些误读或偏见，为中国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和发展环境。
通西语是治西学的前提
在甲午到辛亥的十几年里，虽然西学成了中国知识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是，真正把西学当作学术，对之下了一点学术上功夫的人可说绝无仅有，恐怕只能举出严复、王国维二人。当时，绝大多数谈论西学的人都不懂西语，严复是直接研读西文原著的人，当然会觉得他们不入流。在他看来，“既治西学，自必用西文西语，而后得其真”，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所以，他一面自己从事翻译，一面又在知识界大力提倡习西文，读原著，反对只读译书。
甲午以后，清政府曾在新式学堂中推行普及西语教育，遭到保守势力的抵制，而严复是最坚决地为普及西语教育辩护的人。保守势力反对的理由，不外乎是，其一，出自鄙视“蛮夷”的传统心理，认为学外语丢份。见多识广的严复针对此嘲笑说：“若以通他国语言为鄙事，则东西洋诸国当轴贵人，例通数国语言，而我则舍仓颉下行之字不能读，非本国之言语不能操，甚且直用乡谈，援楚囚之说以自解，孰鄙孰不鄙，必有能辨之者矣。”其二，出自狭隘的爱国情绪，认为普及西语会贬低国语，并替西人培养奴才。严复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国之所患，在于无学，而不患国语之不尊。”他承认习西语者中为西人奔走的浅薄之辈数见不鲜，但又宽容地表示，不能苛责急谋生计的学子，根本原因还是为上者不能量才用人，迫使习西语者相率而听外人之招。其三，反对普及西语的基本出发点还是中体西用之说，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一些洋务派人士只赞成在学堂中设西语为一科，以培养译才，然后一般教师读其译书，用汉语把西学知识教给一般学生。他们认为，倘不如此，体用就会颠倒，导致西学兴而中学废的后果。对于译书然后以汉语课西学之议，严复的看法是此路不通，因为“欲治其业，非夙习者不能翻其书，纵得其书，非心通者不能授其业”，译者和教者皆不能胜任。所以，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聘请洋教习来广教西语，以期从大量懂西文的人中涌现出通西学之材。
即使在世纪之交的新学热潮过去之后，岁月流转，国内治西学的人渐多，对西学的了解也渐广渐深，可是，无论谁回顾中国人接受西方思想和西方哲学的历史，严复必定是首先要提到的人物，他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西学第一人的地位没有动摇。
直到1989年，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还是说：严复是“中国第一个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思想家”。
第二是翻译在数量上有限，在时间上滞后，只读译书，对西学的了解就必然会被限制在一个可怜的水平上。“西书万万不能遍译，通其文字，则后此可读之书无穷，仅读译书，则读之事与译相尽，有志之士，宜何从乎？”“且夫欧洲之编籍众矣，虽译之者多，为之者疾，其所得以灌输中土者，直不啻九牛之一毛。况彼中凭藉先业，岁有异而月更新。学者蕲免瞠后之忧，必倾耳张目，旷览博闻，以与时偕极，今既不为其言语文字矣，则废耳目之用，所知者至于所译而止，吾未见民智之能大开也。”
美国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对严复的西学接受作了批判的研究，影响甚大，他也承认：严复是“认真地、紧密地、持久地把自己与西方思想关联在一起的第一个中国学者”。
严复受英国经验论的熏陶，在学术上重直接经验，重第一手材料，以求实求真为鹄的。他之反对只读译书，归根到底是从这一经验论立场出发的。他认为，要研究西方学术，最上是实地考察西方社会，其次是阅读西方原著，而这二者皆“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相比之下，“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
看问题的世界眼光
严复提倡学习西语，还有更深远的考虑。让我们读一读他的这段文字：
其中，pi表示第i个粒子；bj,i表示第i个粒子、第j个基函数中心；σj,i表示第i个粒子、第j个基函数的阈值；wj,i表示第i个粒子、第j个输出权值。将RBF神经网络误差评价指标，即式(3)所示的均方误差函数作为粒子优化适应度函数。
“其所以必习西文者，因一切科学美术，与夫专门之业，彼族皆已极精，不通其文，吾学断难臻极，一也。中国号无进步，即以其文字与外国大殊，无由互换智识之故。惟通其文字，而后五洲文物事势，可使如在目前，资吾对勘，二也。通西文者，固不必皆人才，而中国后此人才，断无不通西文之理，此言殆不可易，三也。更有异者，中文必求进步，与欲读中国古书，知其微言大义者，往往待西文通达之后而后能之。此亦赫胥黎之言也，四也。且西文既通，无异入新世界，前此教育虽有缺憾，皆可得此为之补苴。大抵二十世纪之中国人，不如是者，不得谓之成学。”
在这一段文字中，只有第一点涉及西学，把西文看做精通西学的必要工具。第二点已显示出一种世界眼光，期待打破语言文字的障碍，使中国能够进入到文明世界之中。最值得玩味的是三、四两点及结语。由第四点和结语可知，严复不仅把通西语看做治西学的前提，而且把习西语和通西学看做中国学者在二十世纪从事任何学术包括从事中国学术的前提。这表明他不愧是中国最早具备现代学术眼光的人，知道西学所提供的不只是特殊的知识，更是具有一般意义的观念和方法。由第三点可知，他还认为，习西文和通西学的意义甚至不限于做学问，且关系到人才的整体素质。在另一处他把这层意思说得更清楚：“彼治西学习西语者，固不尽为人才，亦不尽及国民之平格，然使果有人才而得为国民之秀杰者，必不出于不通西语不治西学之庸众，而出于明习西语深通西学之流，则今日之厘然可决者也。”所谓“国民之秀杰”，当然不只是能够做学问了。
事实上，严复自己研究西学，最重要的收获未必是译出了几部书，而是获得了一种看问题的世界眼光。《庄子》内篇第一篇是《逍遥游》，第二篇是《齐物论》，严复对二者的关系有独到的解释：“学者必扩其心于至大之域，而后有以读一世之书，此庄生所以先为逍遥之游，而后能齐其物论也。”“拘于墟，囿于习，束于教，人类之足以闵叹，岂独法制礼俗之间然哉？吾国圣贤，其最达此理者，殆无有过于庄生……故其著说也，必先为逍遥之游，以致人心于至广之域，而后言物论之本富、非是之生于彼此。”也就是说，必须破除地方、习俗、文化的局限、通晓整个世界的情况，然后才能对是非作出判断。因此，他坚决主张开放国门，反对闭关锁国。“与人并立天地间而为国，有一公例焉，曰避敌以为固，未有能固者也。”长城历来被国人引为民族的骄傲，他却厌恶其把中国与世界隔绝开来的用意和作用，谴责道：“中国自秦起长城，而河山两戒，戍夏划然。更三千年，化不相入……谁生厉阶，至今为梗，论者以此为秦之功，吾则以此为秦之罪矣。”
在世纪之交的那一代知识分子里，严复是最没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人。无论是顽固派的排外，还是革命党的排满，他都看不惯。他指出：民族主义是宗法社会的特征，宗法社会的人民都排外。“夫民族主义非他，宗法社会之真面目也。”由于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宗法社会，所以民族主义深入人心。“是以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皆合。”他自己用相当超脱的眼光看民族的区分，知道“种界之性，人所同有”，把民族属性看做一种中性的客观存在，是用不着特别去追求和张扬的。在他看来，民族归属本身不是价值，相反，每个民族都要经受别的价值尺度的评判，那就是文明的尺度。
通过研读西人著作，也通过实际观察西方社会，西方的精神文明给严复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他形成了一个信念：中国和西方的根本差距在于文明的程度，唯有克服这个差距，中国才能成为世界的合格成员。他用一个生动的譬喻表达他的这一信念：
“五洲人类，既日趋势于大同矣，欧亚之各国，其犹一乡一阓之人家乎。今使有数十家之集镇，其中家家讲求卫生，崇尚通力，门庭各加洒扫，子弟各教义方。而其中独有一二家者，自以为其族姓最古，傲然弗屑，不求进步。致于此镇集之中，或以倒屋坏墙，为道路之大梗，或以诲淫诲盗，起械斗之纷绘。于是向之勤求进步者，相与谋曰：‘是不可忍与终古也，吾属盍取而代为之治平？此ー方众人之幸福也。’及其为此，彼傲然弗屑之一二家，乃叹息流涕曰：‘是真强权世界。’而不知合镇之人，方以此为深合于公理。何则？此不独强者之治弱也，抑且以智而治愚，以贤而治不肖故也。”
随着汽车的产量和保有量日渐提高，汽车行业已经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在为生活提供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油耗及污染等问题.
很显然，在严复看来，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的时代，闭国自守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一个民族倘若不能与世界文明潮流俱进，那么，就必然也理应被历史淘汰。对于他来说，文明是比民族主义更高的标准，他指出：“与其言排外，诚莫若相勖于文明。果文明乎，虽不言排外，必有以自全于物竞之际；而意主排外，求文明之术，傅以行之，将排外不能，而终为文明之大梗。”
（摘自《中国人缺少什么？西方哲学接受史上两个案例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版，定价：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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