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吕氏春秋》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记录有大量的关于自然灾害的内容。通过归类整理，较为清晰地反映了《吕氏春秋》记载的自然灾害的种类及成因，并且能够与其他先秦文献相互印证。《吕氏春秋》中还有自然灾害防治思想以及具体措施，构成了完整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与其他先秦诸子的灾害观念相比，《吕氏春秋》的防灾思想与措施博采众长，又自成体系，具有先进之处。
关键词：《吕氏春秋》；自然灾害；灾害书写；灾害防治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吕不韦及其门人集体编写的一部结构体系完备的著作。《吕氏春秋》成书于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时代，书中保存有大量各类自然灾害的记载。对此，今人已有所研究。李为《先秦诸子灾害书写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对先秦诸子的灾害书写作了梳理，其中有涉及《吕氏春秋》的内容。王星光《〈吕氏春秋〉与农业灾害探析》论述了《吕氏春秋》中的农业灾害与防灾措施，但主要立足于农业灾害，且对防灾思想与措施的解读有未尽之处。《吕氏春秋》中除了有关于农业灾害的书写外，还有一些在现在看来是非自然灾害的正常现象，今一并纳入考察范围。本文拟从《吕氏春秋》文本入手，梳理书中有关自然灾害的书写，并在王星光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吕氏春秋》的自然灾害防治思想以及防治措施，同时将其与其他先秦诸子的救灾防灾措施进行比较。
1 《吕氏春秋》自然灾害书写的背景
自西周起，关于水灾、旱灾、地震、蝗灾、瘟疫、霜灾、雹灾等自然灾害的记录明显增多。《中国救荒史》中提到：“我国灾荒之多，世界罕有，就文献可考的记载来看，从公元前十八世纪，直到公元二十世纪的今日，将近四千年间，几于无年无灾，也几乎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至称我国为‘饥荒的国度（The Land of Famine）’。”[1]1《吕氏春秋》书写的自然灾害在其他先秦典籍中亦多有描述。
旱灾是先秦文献中记载得最多的灾害。《诗经·小雅·雨无正》描写了周厉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间连续六年的大旱灾：“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2]438这场旱灾，直接动摇了西周的统治基础。《诗经·大雅·云汉》同样描写了一场严重的旱灾：“旱既太甚，散无友纪，鞫哉庶正，疚哉冢宰……大命将近。”[2]699-700根据文献记录，两周时期比较大的旱灾达到30余次。[1]16
先秦文献中关于风灾的记载亦多。《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十月，大霖雨，疾风，河水溢酸枣郛。”[3]206又载：“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孙爰率师伐我，围皮氏，翟章率师救皮氏之围，疾西风。”[3]208这两处提到的“风”应该是具有较大破坏力的大风。
为了进一步明确说明,表1列举了模型(11)—(15)与模型(9)—(10)的比较结果。由表1可知,提出的神经网络模型需要的神经元数少且层数少,因此其结构较为简单。
对水灾与雪灾的记录也常见于先秦典籍，如《左传·隐公九年》中记载：“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动，书始也。”[4]82霖，谓之久雨；震，谓之雷电。打雷闪电加上大雨，能得到“约其文辞而指博”[5]1163的《春秋》的记载，足以说明灾害规模之大。又如《左传·隐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4]81《左传·隐公十年》：“冬，大雨雪。”[4]385根据《中国救荒史》的统计，两周时期水灾达到16次，霜雪灾害达到7次。[1]15
蝗灾在先秦时期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蝗灾的发生与温度的高低、降水的多寡有密切联系，常发生于干旱时期。[6]《左传·桓公五年》记载道：“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大雩，螽。”[4]120《左传·隐公五年》：“螟。”[4]43又《诗经·召南·草虫》中写道：“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2]28这首诗本意是描写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但侧面上反映了蝗虫灾害的频繁。据《中国救荒史》的统计，两周时期蝗螟螽蝝灾害有13次。
综上所述，《吕氏春秋》成书时，自然灾害频发，种类繁多且破坏程度严重。卜风贤先生对这一时期的自然灾害进行了统计：“西周时期发生重大农业灾害8次，春秋战国时期发生重大农业灾害88 次，秦汉时期发生重大农业灾害281次。西周时期零星的灾害记录无法反映灾害的年际发生规律，春秋战国时期重大农业灾害平均每6.2年发生1次，秦汉时期重大农业灾害平均每1.5年发生一次。”[7]可见，《吕氏春秋》中的自然灾害书写是对其时代历史的折射。
2 《吕氏春秋》中自然灾害的分类考察
《吕氏春秋》中的自然灾害书写较为零碎，散见于《十二纪》《明理》《古乐》等篇目，其中以《十二纪》最为丰富。《吕氏春秋》对于自然灾害的记录形式颇为多样，除了《十二纪》以外，还有一些记录是以寓言和对话的形式书写的。《吕氏春秋》中的自然灾害书写，难免有不能突破时代局限的牵强附会之处，但结合成书时代，仍然可以窥探古人对于自然灾害的认识和理解。
《吕氏春秋》记录的灾害主要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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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法天地”以外，“顺时”也是《吕氏春秋》防治自然灾害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序意》云：“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8]363《吕氏春秋》指出，要想避免和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只有“天地人”和谐联动，才能够减少灾害的发生；只有“三者咸当”，才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反之就会“福日衰，灾日隆”。[8]363这种观念与道家的“天道自然”与“减欲止贪”思想有共通之处。“天道自然”在《太公六韬》中有所体现，如：“人主好破坏名山，壅塞大川，决通名水，则岁多大水伤民，五谷不滋。”[13]32道家要求顺其自然，以达到防治灾害的目的。除此之外，道家也要求减少非必要的贪念，《老子》云：“民之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14]292人民遭受饥荒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无止尽的欲望，只有顺应自然才能减少灾害，这一点在《吕氏春秋》中也有体现。
霜雪灾害也见于《吕氏春秋》，且时常造成严重的灾情。《孟春纪第一》云：“行冬令，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8]9《孟冬纪第十》云：“行秋令，则雪霜不时，小兵时起，土地侵削。”[8]281霜雪灾害往往伴随着低温、大雪、霜冻等，对农业生产会产生巨大影响。《开春论第一》中还记载了一则事例，侧面书写了雪灾之大：“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8]789魏惠王死，安葬的日期已经临近，但是天降大雪，雪势之大几乎能够埋住牛的眼睛，以至于葬礼推迟。《仲夏纪第五》中提到：“仲夏行冬令，则雹霰伤谷，道路不行，暴兵来袭。”[8]129冰雹多出现在夏季或者春夏之交，有时在夏秋之交也会发生。冰雹发生时往往压伤作物，砸死牲畜，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仲冬纪第十一》：“行秋令，则天时雨汁，瓜瓠不成，国有大兵。”[8]311“天时雨汁”是雨夹雪的灾害现象，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如果出现大规模的雨夹雪，无疑会对农作物造成极大的损害。
大雾成灾在《吕氏春秋》中的书写为：“仲冬行夏令，则其国乃旱，氛雾冥冥，雷乃发声。”[8]311此处书写的是夏季旱时大雾弥漫的场景，这种雾难以消散，遮蔽阳光，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
第二，水旱类灾害。水灾与旱灾是常见的自然灾害，在先秦诸子的典籍中常见，《吕氏春秋》也不例外。如《孟春纪第一》：“行冬令，则水潦为败。”[8]9《季夏纪第六》：“行秋令，则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灾。”[8]160“潦”在《说文解字》中的意思是“雨水大皃”。[9]234《庄子·秋水》云：“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10]468雨水连绵不绝在一定程度上常和洪灾相联系。洪水泛滥，寒气突然袭来，甚至还会引发敌国的入侵行为。《仲春纪第二》云：“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8]37《季春纪第三》：“季春行秋令，则天多沉阴，淫雨早降，兵革并起。”[8]70雨水过多会对民众生活造成不利影响，《孟夏纪第四》云：“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则草木早枯，后乃大水，败其城郭。”[8]100《季秋纪第九》云：“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窒。”[8]251除了对于洪灾的正面描写，《吕氏春秋》中亦有侧面书写，如《慎大》中有“江河之大也，不过三日。飘风暴雨，日中不须臾”。[8]472此处本来是描写强大之物不容易持久存在，用来告诫君主谨慎对待强大，居安思危，但侧面反映了暴雨之灾。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中还有治理水灾的文字，《古乐》：“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8]153
对于旱灾的态度，《吕氏春秋》视其为一种自然规律。《情欲》云：“秋早寒则冬必暖矣，春多雨则夏必旱矣。天地不能两，而况于人类乎？”[8]48《仲春纪第二》中说道：“行夏令，暖气早来，虫螟为害。”[8]37《仲秋纪第八》：“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大恐。行夏令，则国旱，蛰虫不藏，五谷复生。”[8]222《仲春纪第二》说：“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8]37仲春时节，本应该是万物生发的时节，但是如果行夏天的政令就会发生旱灾，而旱灾往往与虫灾相关联。除了对农业造成影响，旱灾还会导致别的灾害，引发疾疫，如《仲冬纪第十一》中云：“行春令，则虫螟为败，水泉减竭，民多疾疠。”[8]377除此之外，《吕氏春秋》还有火灾的书写。《孟秋纪第七》云：“行夏令，则多火灾。”[8]193高诱注云：“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火灾。”[11]157古人很早便意识到秋日之时需防火灾，体现了古人的防火意识。综上所示，《吕氏春秋》对于旱灾的书写，可以看作是对于治理旱灾的一种建议。《吕氏春秋》中众多水旱灾害的书写，侧面反映了那个时期水旱灾害的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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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疾疫类灾害。《吕氏春秋》中关于疾疫的书写较为丰富。如《孟春纪第一》云：“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逢蒿并行。”[8]9《季春纪第三》云：“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陵不收。”[8]70《仲夏纪第五》云：“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于疫。”[8]129《季夏纪第六》云：“季夏行春令，则谷实解落，国多风欬，人乃迁徙；行秋令，则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灾。”[8]160这里书写了两种具体疾病，“风欬”即咳嗽，“女灾”指妇女不能生育。《季秋纪第九》云：“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窒。”[8]251“鼽”指鼻子不通。《季冬纪第十二》：“行春令，则胎夭多伤，国多固疾。”[8]340《孟秋纪第七》：“行夏令，则多火灾，寒热不节，民多疟疾。”[8]193高诱注云：“夏主火……金气火气寒热相干不节，使民病疟疾，寒热所生。”[11]157高诱此注，可以看出古人认为疾疫的发生是因寒热失节所致。总而言之，《吕氏春秋》中关于疾疫的书写具有数量大、种类多之特点。
第四，地质天文类灾害。《制乐》中提到“周文王立国八年，岁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8]177书写了西周时期国都附近的一场地震。由于古人认识的局限性，往往将天文现象认知为与天命、政治有关的灾害，并且用五行学说进行解释。《明理》中记载：“其星有荧惑，有彗星，有天棓，有天欃，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有贼星，有斗星，有宾星。”[8]185古人认为这些星宿是妖星，它们的出现将会给人间带来无法避免的灾难。又如：“其气有上不属天，下不属地，有丰上杀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春则黄，夏则黑，秋则苍，冬则赤。”[8]185-186前面一段描写雾气的形态，后面四句书写了这些星宿所带来的灾害。依据古人五行之说，春色宜苍，夏气宜赤，季夏宜黄，秋气宜白，冬气宜黑，五行之“气”不合，灾害因此产生。
第三，动物类灾害。《明理》云：“其妖孽有生如带，有鬼投其陴，有菟生雉，雉亦生鴳，有螟集其国，其音匈匈，国有游蛇西东，马牛乃言，犬彘乃连，有狼入于国，有人自天降，市有舞鸱，国有行飞，马有生角，雄鸡五足，有豕生而弥，鸡卵多毈，有社迁处，有豕生狗。”[8]186从现代科学视角来看，这些动物类灾害的书写颇多荒谬之处，但当时人们将这种“异象”也视为灾害，且是君主不能遵循自然规律导致的，“上帝降祸，凶灾必亟”。[8]187同时，《吕氏春秋》中还有大量虫灾的书写，且虫灾种类繁多。《孟夏纪第四》写道：“行春令，则虫蝗为败，暴风来格，秀草不实。”[8]100《仲夏纪第五》中说：“行春令，则五谷晚熟，百螣时起。”[8]130螣是一种类似蝗虫的害虫，专吃庄稼的叶子。《孟秋纪第七》中说：“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8]193介，高诱注云：“介虫，龟属。冬，玄武，故介甲之虫败其谷也。”[11]157介虫指龟蟹之类有甲壳的动物，此处指带有甲壳的害虫。可见，《吕氏春秋》成书时，虫灾还是十分频繁的。
3 《吕氏春秋》的防灾思想与应对措施
《吕氏春秋》除了对自然灾害进行书写，还阐发了应对自然灾害的思想和措施。这些思想与措施大多较为零散，需要从整体上进行把握。《吕氏春秋》的灾害防治思想受各家影响，既有阴阳家的思想作为指导理论，又对儒、道、法等诸子学说有所吸收。因此，有必要将其与其他先秦诸子的灾害防治思想进行比较。
综上所述，西周燕国丰富的矿资源为其青铜铸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铸造工艺以浑铸法为主，并且采用较少量范块的原则，简化了工艺；铜器表面富锡涂层的外镀技术的广泛使用，以及榫卯、焊接技术的辅助运用，无不突显出西周燕国高超的铸造水平，与西周王室水平相当。
3.1 “太一”世界观下的自然灾害防治思想
基于DPSIR模型的东营市绿色经济发展评价 ………………………………………… 魏振香，周 晗（6．48）
《月令》：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猋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行；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12]298
第一，天气灾害类。《吕氏春秋》中有许多天气类自然灾害的记载，主要分为“风雨不时”、暴风大雨、霜雪、雾灾。因风雨失调、行令失时造成的自然灾害如《孟春纪第一》云：“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8]9《季春纪第三》记载道：“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陵不收。”[8]70古代农业生产特别重视节气，《明理》：“其风雨则不适，其甘雨则不降，其霜雪则不时，寒暑则不当，阴阳失次，四时易节……”[8]182若风雨失时，会对农业生产产生危害，这也是古人对节气和农事、阴阳四时的理解。
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月令》与《十二纪》中的内容基本一致。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碍于篇幅，不再赘述。总而言之，《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编纂与《月令》渊源颇深，而《十二纪》中关注百姓生活、减轻百姓负担的措施，都与儒家学派以“仁”为总纲的救灾、防灾观念相吻合。
《吕氏春秋》：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8]9
我们应该遵照我们本性的意愿而生活，即应该追求过一种优美而高尚的生活，要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要促使自己的内在灵魂合乎自然地生长起来。但是，人是不能靠自己孤独的生活而促使内在灵魂的生长的，“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恶人。……这种人就仿佛棋盘中的孤子。”[2](P6)只有在政治共同体的活动中，人们才具有了过好生活的最终可能性。
《十二纪》对暴雨暴风也有详细书写。《孟春纪第一》中记道：“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逢蒿并行。”[8]9《孟冬纪第十》中说：“行夏令，则国多暴风，方冬不寒，蛰虫复出。”[8]281《孟夏纪第四》云：“行春令，则虫蝗为败，暴风来格，秀草不实。”[8]100《仲秋纪第八》：“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8]222《孟冬纪第十》亦云：“行夏令，则国多暴风，方冬不寒，蛰虫复出。”[8]281《季冬纪第十二》：“行夏令，则水潦败国。”[8]340此处书写的“疾风”“暴风”“风灾”之现象，不仅指突发性的大风，还可能包括飓风，以及引起沙尘暴的风暴灾害。
《吕氏春秋》还有正视万物变化、主动应对自然灾害的思想倾向。古代生产力相对较低，抗灾防灾的能力较差，那么，是否意味着面对灾害的发生，除了顺应自然就束手无措了呢？《知分》云：“凡人物者，阴阳之化也。阴阳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嗛废伏，有盛盈蚠息，人亦有困穷屈匮，有充实达遂。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数也。古圣人不以感私伤神，俞然而以待耳。”[8]749这里旨在讨论明辨生死之分，据义行事。天道本来就有衰微、亏缺、毁弃、隐伏，又有兴盛、盈余、聚集、生息；人也有困顿、窘迫、贫穷、匮乏，又有充足、富饶、显贵、成功。这些都是天道的规律，体现了《吕氏春秋》对自然规律的思考，也体现了阴阳家学说对其的影响。不能遵循“阴阳”规律就会“其风雨则不适，其甘雨则不降，其霜雪则不时，其寒暑则不当，阴阳失次，四时易节”。[8]182在面对灾害时，《吕氏春秋》认为应摆正心态，正视自然灾害。先秦诸子中，持有主动应对灾害思想的不在少数，如《管子》对于水火灾害的思考，“一曰山泽不救于或，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二曰沟渎不遂于隘，鄣水不安其藏，国之贫也”。[15]28再如墨家学派强调节俭，主张面对灾害时应该“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16]25这二者提出的防灾理念，都与《吕氏春秋》主动应对灾害的思想倾向不谋而合。
《吕氏春秋》将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看作“太一”的产物，在“太一”之下，自然中的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一个动态的有机整体。《大乐》云：“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8]132《有始》中进一步阐释这种世界观：“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8]366世间万物，虽形态不一，但其本质都源于“太一”。在“太一”世界观下，《序意》阐释了《吕氏春秋》的编纂思想——“法天地”。这种思想贯穿于《吕氏春秋》全书，也是《吕氏春秋》防治自然灾害的最根本指导思想。《吕氏春秋》将整个自然看作是有机的整体而不是孤立的个别现象，将应对自然灾害的方法与预防措施有机结合，这是《吕氏春秋》自然灾害防治思想最重要的部分。实际上，“太一”的概念并非《吕氏春秋》所独创。《礼记·礼运》云：“是故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12]437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云：“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郭店楚简的“太一”与《礼记》的概念一致，指的都是天地未分之前的混沌元气。《庄子·天下》云：“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10]935此处的“太一”指的是“道”，即天地万物运行的总规则。无论是作为混沌之气的“太一”，还是作为“道”的“太一”，《吕氏春秋》都受到了影响。另外，《吕氏春秋》在《十二纪》的编写与阐释自然灾害方面，深受儒家观念的影响。我们不妨将《十二纪》与儒家经典《礼记》中的天文历法篇章《月令》做相关对比：
同时，《吕氏春秋》在《贵因》中指出“因则功”“因则无敌”。“贵因”即是重视、凭借、利用外物，顺应客观形势的变化，“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8]507其后所举的例子，无论是禹“因水之力”治理洪水，尧“因人之力”禅让帝位，还是汤、武“因民之欲”建立新国，都阐释了需要善于凭借外物引导事物变化的思想。面对自然灾害时，根据自然灾害的规律，“因”其内势，探寻事物之间的联系，才能够“因者无敌”。
母亲在我面前替父亲说好话。母亲说起那年那场大雪，父亲原是准备坐轮船去上海的，却得到我患病的口信，连夜往家赶。路上用他最钟爱的口琴换了两只橘子带给我。大雪漫天，没有可搭乘的车辆，他就一路跑着。过了江，好不容易拦下一辆装煤的卡车……
3.2 《吕氏春秋》中的自然灾害防治措施
《吕氏春秋》强调人们在进行活动的时候应该主动去适应规律。它将天地万物自然运行规律称为“圜道”：“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精行四时，一上一下，各与遇，圜道也。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8]90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中将《圜道》概述为“曰《圜道》，言天道圜，地道方，各有分职，主执圜，臣处方，贵各当其职”。[17]282无论是“天地”还是“君臣”，都应该恪守职位，只有依据规律而行，才能“其国乃昌”。在农业生产中，春种秋收，夏耘冬藏，这是人为的“圜道”，这种规律应该与四时的“圜道”相对应，即《圜道》中动、萌、生、长、大、成、衰、杀、藏的阶段。因此在《审时》中有：“凡农之道，厚之为宝。”[8]981“厚”即是重视之义，“之”字据陆玖之注应为“时”字之讹。[8]981此句即强调了笃守“天时”的重要性。如果不守“圜道”，就会造成“斩木不时，不折必穗；稼就而不获，必遇天菑”。[8]981《十二纪》列出了一年十二个月的气象以及事物变化的规律。如《孟夏纪第四》所描绘的规律是“蝼蝈鸣，蚯蚓出，王菩生，苦菜秀”。[8]95这是四月初夏的生物变化特点，因此必须有相应的措施与此节气配合，“是月也，继长增高，无有坏隳。无起土工，无发大众，无伐大树”。[8]98甚至天子也要行动起来，“命野虞出行田野，劳农劝民，无或失时，命司徒循行县鄙，命农勉作，无伏于都”。[8]98再如《仲冬纪第十一》云：“冰益壮，地始坼，鹖鴠不鸣，虎始交。”[8]301冬天是休养生息的季节，《吕氏春秋》将之称为“天地之房”，如果大兴土木，发动民众，则会“诸蛰则死，民多疾疫，又随以丧”。[8]308因此《首时》中云：“故圣人之所以贵，唯时也。水冻方固，后稷不种，后稷之种必待春。故人虽智而不遇时，无功。……务在知时。”[8]426对于那些不能够遵从时节的变化、逆天时而动的行为，灾害就会接踵而至。
巨大的差异还体现在维度3和维度4上。由表1中可以看出，《政府工作报告》呈现出极强的指代明确性，维度分值高达12．65，远远超越其他任何一种语域，高出指代明确程度最高的政府文件5．35分。该维度的高分值预示着语篇内容详尽、指代明确。其理解不依赖于场景、环境等非语言因素。
先秦时期的人们很早就懂得了当人类发展的需求与自然环境冲突时会产生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尊重自然。《吕氏春秋》在《十二纪》中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法，如季夏之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无或斩伐；不可以兴土功”；[8]159再如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导达沟渎，开通道路，无有障塞。’”[8]66季春时节，司空应对堤坝进行加固，以防止雨水过多，冲垮堤坝。这种积极防御自然灾害的举措在《十二纪》中比比皆是，构成了较为系统的防灾减灾体系。《吕氏春秋》在《圜道》中阐发的各司其职的思想与儒家应对灾害的思想有共通之处，《孟子》云：“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为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18]38《孟子》此处提出了国家要有所作为、官员也应该各司其职的观点，这对《吕氏春秋》的“圜道”思想有借鉴作用。
《吕氏春秋》中还有可持续发展观指导下应对自然灾害的措施。《长利》云：“天下之士也者，虑天下之长利，而固处之以身若也。利虽倍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安虽长远，而以私其子孙，弗行也。”[8]742这里阐发了“圣人”需要考虑长远利益，批判了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的现象。这种思及未来的理念对当今社会的防灾减灾仍有一定启发作用。在土地资源持续利用上，《任地》云：“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8]969这样耕作的结果就是“大草不生，又无螟蜮”。[8]969深耕轮作法，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并且有效抑制野草的生长以及农作物病虫害，还避免了土地肥力的枯竭。《吕氏春秋》中也有关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论述，《应同》云：“夫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龙龟不住。物之从同，不可为记。”[8]377再如《义赏》中雍季对晋文公劝谏道：“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8]432这些举措都是在强调人类必须有节制地使用自然资源，无节制地掠夺必定会导致自然灾害的发生。除此之外，《吕氏春秋》还有对消费观的阐释，《情欲》云：“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8]45《吕氏春秋》承认人类是有“欲”的，但圣人与常人最大的不同在于圣人能够“节”。因此，遵循自然规律、克制自身不合理的欲望也是预防灾害的重要手段之一。
《吕氏春秋》的防灾治灾措施在那个时代是有先进之处的。与墨家“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孰，六畜不遂，疾灾戾疫，飘风苦雨”，就需要“率天下之万民，斋戒沐浴，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16]82相比，《吕氏春秋》不讲鬼神，只讲自然规律，带有明显的唯物主义色彩，这在缺少科学概念的战国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综上，《吕氏春秋》将儒、道、法、阴阳、农等诸子百家学说熔于一炉，内容博大精深，反映在自然灾害书写上亦是如此。通过对《吕氏春秋》中自然灾害书写的梳理可以发现，虽然《吕氏春秋》对于自然灾害的书写存在局限性，但其中也表现出古人对自然灾害的清晰认知。《吕氏春秋》的防治灾害思想受到诸子学说的共同影响，却又独具特色，其先进之处对现代社会仍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诗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5.
[3]李民，杨择令，孙顺霖，等.古本竹书纪年译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4]左丘明.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2.
[5]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6]李钢，王乃昂，李卓仑.中国历史蝗灾动态的社会影响及生态环境意义[J].地理科学进展，2010（11）：1375-1384.
[7]卜风贤.周秦两汉时期农业灾害时空分布研究[J].地理科学，2002（4）：463-467.
[8]吕不韦.吕氏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1.
[9]许慎.说文解字[M].长沙：岳麓书社，2006.
[10]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8.
[12]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7.
[13]曹胜高，安娜，译注.六韬·鬼谷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4]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5]刘向.管子精解[M].北京：海潮出版社，2012.
[16]孙诒让.墨子闲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7]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M].长沙：岳麓书社，2010.
[18]方勇，译注.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0.
Natural Disasters inLü’s Commentaries of History
SUN Weixin
（School of Literature,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Guizhou,China）
Abstract:Lü’s Commentaries of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classic in the pre-Qin period,which contains rich content about natural disasters.By sorting out,we can clearly understand the types and origins of natural disasters and compare with the pre-Qin literature.In addition to the writing of natural disasters,Lü’s Commentaries of History also contains the idea of natura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specific measure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disasters,constituting a complete natura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Compared with other scholars’disaster concepts and measures in pre-Qin period,the thought and measures of natural disaster prevention inLü’s Commentaries of History have a myriad of advantages by developing into a self-contained system,which are relatively advanced.
Key words:Lü’s Commentaries of History;natural disaster;disaster description;disaster prevention
中图分类号：B2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14（2019）05-0014-06
收稿日期：2019-06-10
作者简介：孙伟鑫（1994—），男，广东湛江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文献。
标签：春秋论文; 吕氏论文; 灾害论文; 自然灾害论文; 先秦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杂家论文;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论文;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