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Fei Faxian: The First Person of "One Belt, One Road"- Discussing with "Time People" Magazine
2016年第7期《时代人物》刊文《张骞 一带一路第一人》。但该刊紧接着在“阅读链接”中接着又说:张骞与郑和,一位汉朝博望侯,一位明代航海家,一位开辟了引领亚欧繁荣的“古丝绸之路”,一位开拓出史上最大规模的“海上丝绸之路”,为现今“一带一路”宏伟构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张骞与郑和都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伟大的探险家和文化使者,前者探出一条路,后者拓出一条带。一本国内较有影响的人物杂志,在不经意间就犯了一个“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其实更为严重的是湮灭了“一带一路”真正的第一人:东晋高僧法显。
法显(约公元337年至422年),东晋僧人、旅行家、翻译家。本姓龚,平阳郡(治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人,是中国僧人到天竺(今印度)留学的先驱者。他从陆路经敦煌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返回时则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海峡、印度尼西亚,最后从青岛崂山登陆,前后凡十四年,游历三十余国,带回很多梵本佛经,并著成《佛国记》(详见《辞海》第六版2009年第460页)。因此,法显实为“一带一路”先行者,只有法显才堪称“一带一路”第一人。
法显原有三个兄长,但由于连年灾荒,瘟疫流行,都早早夭折,他的父母担心“祸以及次”,在他3岁时就把他送到寺院做了小沙弥。20岁时,由三位戒师为他受戒,十分隆重。法显志明行敏,仪轨整肃,年纪轻轻就成了一名求思深湛而又异常虔诚的佛教徒。在长期的游历和诵经讲经活动中,他发现几经转译的佛经多有缺失,且多有谬误,不知所云。为了解决中国佛经这种混乱状况,他决定效仿先行者们,西行求法,到印度寻求戒律和三藏(经、律、论)。在他的号召下,同在长安修习佛学的慧景、慧应、道整、慧嵬一同前往。这一年是公元399年(晋隆安三年三月),法显已是63岁高龄。
1)单井增压注水技术。一个注水系统中,单井需要的高压注水比例低时,适当降低注水系统的压力,而对少数高于系统压力的注水井采用增压注水泵,是注水井增注和提高系统效率、降低系统能耗的有效措施之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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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取经回国,在崂山登陆后,受到长广郡太守李嶷的迎接,全国佛界高僧明侣奔走相告,惊叹不已。在李嶷太守支持下,当地百姓为法显集资修建了一座石佛寺,即现今崂山著名的“潮海院”。现在的潮海院系按照古样式重建,其正殿廊道还挂着法显的画像和法显西行图。院中四株古老银杏树,据说是法显当年所种。法显离开崂山后,途径江苏彭城(今徐州)还参与设计建造了龙华寺。后人记载说,法显“所持天竺二石,仍在南陆东基堪中,其石尚光洁可爱”。徐州龙华寺现已不存,但《佛学大辞典》一书曾称之“实乃中国第一佛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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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在斯里兰卡住了近4年,公元412年(东晋义熙八年)9月,法显要离开狮子国时,当地人以作隆重的礼节为他送行。法显乘坐的是中国的商船,这是一个有三条大船组成的船队。船队航行不久,因遭遇暴风而迷失方向,经过105天的艰苦航行,于公元412年12月底,到达一国,名叫“耶婆提”。法显在这里住了5个月之久,后经学者们研究,这个地方乃是中美洲洛杉矶到墨西哥的耶卡普尔科一带。也就是说,法显早在公元412年就首先到达了美洲,比15世纪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到达美洲要早1080年。公元413年夏天,法显再次乘船向广州进发,结果再次遭遇风浪,迷失方向,随风漂流,两个月后的抵达青州长广郡界(今青岛崂山一带),法显离开祖国近15年,终于踏上了故土。这一天是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的7月14日,公历是8月26日。青岛学者张梁先生(笔名东夷),多年情系法显研究,极力倡议将8月26日这一天定为国家留学生日,并连续多年在这一天举办法显思想研讨会。就在前不久,张先生又为我邮寄来不少宝贵的法显研究资料。
米兰古城遗址。法显等高僧,在西去天竺或东归的途中曾在这里讲法拜佛
法显一行从长安出发,首站到达乾归国(今兰州省西部),经历了西行的第一个夏坐(印度佛教和尚每年雨季在寺庙里安居三个月)后,5人行到张掖镇(今甘肃省张掖市),地方大乱,道路不同,他们与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相遇,组成10人巡礼团。到达敦煌时,他们得到了敦煌太守李暠的热情款待。离开敦煌不久,又有一位名叫慧达的僧人加入其中,组成了11人的西行团队。接下来的行程中,第一大难关就是如何渡沙河。沙河又名流沙,是敦煌之西延伸到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县)之间的一片大戈壁。据《佛国记》所载:“沙河中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以下所述沿途情况,均引自《佛国记》)
公元415年,东晋时最为著名的佛教活动家、净土宗始祖慧远大师(原籍山西娄烦),派人将法显迎到建康(今南京)道场寺,正在此研究佛经的130名博学鸿儒,为法显大师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南京5年间,法显将自己从印度访求到的6部24卷达百万言佛教经典,全部译为中文,填补了中国佛教的一大空白。直接将梵文译为中文,法显是创始人。
季羡林云:“法显之所以高出众人之上者,因为他是有确凿可靠证据的真正抵达天竺的第一人。”(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第46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
经过17个昼夜,他们跋涉了1500里,终于成功穿越了戈壁大沙漠,到达鄯善国,即楼兰古国。此后他们又用35天时间,穿越了东西长约1000公里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于公元400年春抵达沙漠南缘的佛教中心于阗国,那里寺院遍布、国富民乐。法显在这里阅读了多部中土尚未收藏的佛家经典,更加坚定了前往印度取经的决心。之后,法显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最后一道障碍,这就是“冬夏有雪”“又有毒龙”的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在历尽艰辛后,法显终于到达北印度境内的陀历国。这时,离长安出发时已整整4年,同行僧人同伴中,或亡或返,只剩下法显和道整两人了。法显眼中的印度,一切都是那样新奇,摩柯萨陲王子“舍身饲虎”和尸毗王“割肉贸鸽”让法显深受感动。法显遍游了北、西、中、东印度和恒河流域诸地,居留5年,学习梵语梵文,研究佛教经典,广寻圣地佛迹,深受当地人士和众僧的赞许。法显用梵文将搜寻到的6部经书全部抄录下来,公元409年年底,法显决定离开印度前往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时,同行的道整决定留居印度,携律而返的重担彻底落在了法显一个人的身上。
鲁迅先生用13个晚上抄写,曰全文12900余字(《鲁迅日记》1916年3月)。
义净法师说:“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慧远大师曰:“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政府相继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2013年和2018年开展了8轮机构改革。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认真回顾与总结政府机构改革的历程,继续加快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向纵深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笔者从文献计量的视角,通过CSSCI和核心期刊中检索得到与政府机构改革研究相关的文献数据,以知识图谱的形式展现了政府机构改革的研究现状、热点与发展趋势,力求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法显在译经讲经过程中,同时将他出国15年,经历31国的山川风物、社会民情等旅行考察,包括往返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气象、海况和全部航行日程记载下来,著成一部旅行记,于公元416年公诸于世。此书原名《历游天竺记传》,后人简称《法显传》,又名《佛国记》。这部书补充了印度古史、于填、龟兹史书的不足,详细记载了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成为一部集地理、历史、社会、宗教之大成的杰作,具有极高的价值。东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法显在荆州江陵的辛寺圆寂,终年86岁。发现的数百名弟子闻知后,痛苦不已,各地百姓也前来吊唁,接连多日,络绎不绝。法显高僧舍身求法,并著成《佛国记》,历代高僧大德及文化学者都给予极高评价。
故事叙述中,同一主题却采用正反两个故事或一个故事却有对比的不同结局、不同做法即为对比法。如在教授《集体力量大》一课中,教师播放两名小学生做值日的录像,一个认真细致,一个敷衍了事,对比鲜明,反差巨大,能够引导学生迅速找到讨论的切入点。
《辞源》云:“《佛国记》是我国现存有关海上交通最早而详细的记录。”
柏杨先生说:“法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而且最有成绩和最为成功。”
甘肃敦煌炳灵寺石窟第169窟的法显供养像
张梁先生指出:“法显之前,众人认为一阐提(恶人)不能成佛。法显归还后,将携回的《方等般泥洹经》译出,经云:‘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张梁先生书中还说:”儒释道,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源头。孔子老子法显,是传统国学的三位至尊。”
为什么说“一带一路”第一人是法显?因为从古至今舍身求法者,只有法显一人是从陆路出发而从海路返回,没有第二人。西汉张骞有“凿空”西域之功,而无航海记录。唐玄奘西行求法,同样是无航海记录,时间上也比法显晚了230年,玄奘法师曾说:“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吾当继之。”由此可见,法显在玄奘心中的地位。至于明代航海家郑和,虽七次下西洋,却也没有走过陆上丝绸之路。相比之下,法显不仅有穿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记录,同时又是开辟“海上丝绸之路”航道的探险者,《佛国记》一书还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对远洋航线航程的明确记载。法显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基础,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正如汤用彤先生说:“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返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2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今天,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明确法显“一带一路”第一人,学习坚定不移、舍身求法、百折不挠、虚心好学、眷念故土的法显精神,对于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繁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文化学者,第一、二届临汾市委联系的高级专家,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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