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权力资本化现象以权力阶层的经济人动机为核心，寄生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行政管理制度之中，通常表现为权力向资本寻租，权力主体之间相互寻租，权力向公共财政寻租，以及权力向劳动阶层寻租。从制度上摆脱相关体制病灶，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是根治权力资本化现象的根本所在。全面超越权力资本化需要通过管控权力和规制资本的双重路径来培育有效市场和打造有为政府，进而实现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
关键词：权力资本化；市场；政府；经济人；寻租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资本与权力之间的互动愈发频繁，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愈加紧密，权力资本化现象便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理论界对于权力资本化现象的成因、内在本质、外在形态和解决方案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从伦理学角度对资本阶层和权力阶层进行道德层面的批判，或只从资本角度进行制度分析，又或单方面从权力的角度进行研究。以上研究角度，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够全面，要想真正超越权力资本化现象，就必须对该现象的本质和形态进行重新界定和探索。
其中，所包含的控制变量与模型1相同，W分别以金融发展水平(FD)、技术进步(GDPperCapita)和资本形成额(K)加入方程。
一、管窥权力资本化的意蕴
权力资本化是指掌握公权力的群体或阶层利用其手中权力的政治优势，以各式各样的手段为中介，将权力转化为资本并为其阶层谋利。这种现象显然与公权力的本质属性相矛盾。公权力乃是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正如公共选择派理论代表人物布坎南所认为的那样，政府的存在乃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其中的一个重要作用便是弥补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不足，在提高市场运转效率的同时兼顾和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害关系。但现实层面的政治决策却通常与该要求相背离，甚至完全走向其对立面。毕竟公权力的具体运作是通过无数个作为“经济人”的个体来完成的，他们的决策及行为逻辑往往会被“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一原则所左右。于是，在政府（公权力的实际执行者）的日常运作中，就会很容易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行政成本不断提高的同时，工作效率却呈现出大幅下降的趋势。关于这一点，可以从频发的“寻租行为”中找到端倪［1］。“在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中，政府官员的经济人假设和成本—收益核算模式主要通过权力资本化过程表现出来，即在政治行为和经济财富之间，通过政治权利变现经济财富而实现权力自身的不断升值。”［2］由此可见，以公权力的私有化和以滥用的方式谋私利而被称之为“腐败”的现象，实质上是权力资本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现如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一切生产生活资料都可以作为商品来进行交换和流通。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那样，货币“作为目的被提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3］，这无形中也给了某些权力阶层人士一个心理上的错觉和暗示，即公权力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罢了。市场经济体制在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动力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为权力与资本间的设租和寻租提供了便利，并创造了条件。
权力资本化的现象并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只是单纯的权力阶层的德性堕落以及腐化，它实际上是权力在某种不完善的运作体系中产生的副产品。因此，权力资本化的现象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与否是紧密相连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权力资本化现象已不再是个别国家或个别地域的弊病，而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成就的中国，也并没能摆脱权力资本化这一厄运。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案例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官员腐败，都牵扯着一批商人和企业家。腐败，与其说是官员个体的堕落，毋宁说是权力与资本相互勾结的结果。唯有厘清权力资本化的各种表现形态，才有可能找到从根本上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
4）教师同专业人员协作开课。在教师参与培训的同时，专业人员可以参与课程、教学活动的设计，进行指导以及过程的监督。在初期，专业人员也可以进行相关数据的收集，便于对课程实时优化。■
2013年春，我们在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尚小杨家庭农场以韩国蜜梨、南水梨为主栽品种，建立矮化密植梨园14 hm2，采取拱棚架结构整形修剪技术和精细化管理措施，实现了梨树生产“早、优、稳、低”，即“梨树成形结果早、果实品质优、易稳产、劳动强度低”的高效经济栽培目标。定植第2年开始挂果，第3年进入初果期，亩产量500 kg，第4年达到2 000 kg，目前梨树盛果期优质果亩产量稳定在3 500 kg。现将梨树拱棚架矮化密植栽培技术总结如下。
二、蠡测权力资本化的形态
权力资本化现象的外在形态是腐败，腐败的主要方式是寻租。这是权力资本化外部形式的逻辑主线，主要包括四种寻租方式，分别为权力向资本阶层寻租、权力主体之间相互寻租、权力向公共财政寻租以及权力向劳动阶层寻租。
（一）权力向资本阶层寻租
关于权力向资本阶层寻租，有一种更为通俗的说法，叫权钱交易。这一现象其实古已有之，撇开封建社会时期的买官卖官现象不说，作为商品经济开拓者的欧美国家，翻开他们的历史，权力向资本阶层寻租的现象可以称得上比比皆是。以重商主义时期的英国为例，作为当时国家公权力的最高代表的国王，也没能摆脱向资本阶层寻租的命运。在英国海外贸易和海外殖民时期，英国国王通过向私人公司出售皇家特许权抑或向商人出售爵位等方式，攫取巨额的财富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上行而下效，国王尚且如此，其他政府人员的腐败程度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民主制度的不断健全，在现今的欧美国家中，权力向资本寻租的现象表面上看似乎已有所缓解，但实际上只是变换了形态，其程度甚至变得更为严重。或者更进一步说，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本身就是权力向资本寻租的产物，是权力资本化在政治层面所形成的最高形态。一切的政治行为，无论有形还是无形，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已沦为资本的奴仆，而作为“个人”的政治家则通过这一过程，偷取物质或其他方面的“好处”。美国旋转门和电视剧《纸牌屋》便将这一丑恶的现象展现得淋漓尽致。权力资本化不仅在手段上变得更加隐蔽，在形态上也变得更加高级。权力向资本寻租不再只是某些“腐败个体”的行为,而是整个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运作法则。对这类国家而言，腐败与其说是某种现象，不如说腐败就是他们权力运作的本质。
权力向以市场主体为代表的资本阶层寻租（包括主动和被动形式）是主要的存在形态，权力主体之间相互寻租和权力向公共财政寻租也是一种自体性腐败的常态，而权力主体向劳动阶层寻租的现象具有基层性寻租的普遍性特点。这四种现象勾勒出权力资本化的基本形态。
由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保障了其权力核心本身无法被资本化，因此权力向资本寻租就只能通过个别的政府官员或由少部分官员组成的小团体的腐败来完成。这一点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虽然在不同的阶段权力向资本寻租的具体形态会有所不同，但其行为主体始终是个别的政府官员。比如，在物资较为紧缺的价格双轨制时期的所谓“官倒”，就是个别官员将国家计划的物资放到市场上进行倒卖，以赚取计划内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以及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深化，又有个别官员试图将大量国有资产以低价卖给私营企业以赚取巨额回扣；还有少数官员勾结某些私营企业，在承包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不正当的市场竞争环境等。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权力向资本寻租的现象始终是只能停留在少数官员的个体行为，而无法殃及国家公权力的核心本质。“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不曾沦为个人掠夺的工具，其领导层也没有出现过集体腐败的现象。只是个别高级别官员出现了腐败问题，只有党和国家内部的某些部门出现了类似于盗贼统治的状况。”［4］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腐败与改革如影随形的中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经济被有所侵蚀，却并没有伤及中国经济的“骨髓”和根本，改革的进程也依旧能顺利进行并继续取得更大的成就。
核密度估计是空间分析中常用的非参数估计方法，它借助动态单元格(相当于窗口)计算要素在其周围邻域中的密度[23]。核密度估计概念简洁、表达直观能清晰直观的表现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差异特征，其值越高表示农村居民点分布越密集，反之则分布的越稀疏。核密度估计的方程为：
（二）权力主体之间相互寻租
权力向劳动阶层寻租主要表现为“吃拿卡要”。所谓“吃”，主要是指权力主体接受群众的宴请；“拿”主要是指侵占群众物品；“要”是指主动向群众要钱要物；而“卡”主要是设置人为的障碍，其目的大都是为“吃、拿、要”设置寻租条件。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基层政府单位，面对的群体多以普通劳动者为主。具体来讲，就是权力主体在行使权力、服务群众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向群众索取好处的寻租行为。这种寻租背后的主要支撑也是基于权力主体的经济人动机，他们常常设置政策之外的人为障碍，为难来办事的群众，使公共权力异化为为己谋利的“私权”。这种现象不仅在古代较为常见，在现当代也时有发生，其主要原因是经济政治制度不完善，当然也跟官员道德水平紧密相关。
（3）决策气象服务的参谋作用还有利于一些大型社会活动的举办，这就需要加强其与社会活动的联系。比如在运动会或者博览会的举办上，好的决策气象服务能够通过天气预警而帮助相关活动不让天气影响，成功举行。同时还可以为一些小型社会活动提供参考作用，比如演唱会、校园运动会等，通过参考决策气象服务的信息来选择恰当的时间进行。
公权力之所以能被某些官员当作商品，其原因在于在这些官员的观念中，公权力被“私有化”。在这些人眼中，只有“权力”而没有“公权力”。“公权力”顾名思义乃是“公众”的权力，人民才是公权力的主人，官员实际上只是作为被公众雇佣和委托的权力的执行人。囿于封建官僚思维的桎梏，权力被腐败官员当作了自己的私有财产，权权交易在他们看来，乃是通过交换让自己扩大财富的“合理行为”。权力主体间的相互寻租，其背后的逻辑和规律正是资本的逻辑和规律。
从CR8的角度来看，北京、深圳和天津明显高于其他中西部城市，其中2017年成都CR8仅为21.11%，东、西部城市房地产市场集中度差距仍然较大。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受调控政策影响很大，2017年CR8均大幅下降。根据贝恩的市场结构分类标准，除北京、深圳外，其他城市历年数据均小于40%，市场仍属于竞争型市场结构。虽然北京和深圳在个别年度CR8超过40%，但都是刚刚跨过寡占Ⅴ型市场的门槛，而深圳在2016年CR8又曾跌破40%，退回至竞争型市场结构，市场集中度仍然不高，而重庆、成都等中西部城市更是如此，市场集中度仍属偏低水平。
（三）权力向公共财政寻租
权力向公共财政寻租主要通过官员贪污腐败、挪用公款、侵吞公共资金等表征方式呈现出来。这种寻租模式跟美国学者魏德安所谓的退化性腐败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退化性腐败也被称为“盗贼统治”，腐败行为把财富和资源从国家和经济体中搜刮出来，落入权力掌控者的口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抢劫行为，也被称为掠夺性腐败或自体性腐败。简单来讲，就是公权力掌握者掠夺国家财产和私营经济体。这种腐败形势往往对经济发展构成致命的打击，造成投资环境恶劣，致使资本和生产资料外流，直至经济被当政者榨干。在现当代历史上，多米尼亚共和国、尼加拉瓜、赤道几内亚等国家就比较符合退化性腐败的特点，这种腐败类型在人类历史上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近些年来，通过权力向公共财政寻租的贪腐现象时有发生，小官巨贪现象一时成了学界、政界关注的焦点。相比于权力向资本寻租和权力主体之间的寻租，权力向公共财政寻租对社会经济的伤害更为严重。如果说，权钱交易和权权交易还算得上是一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市场交易”行为，是利益的双向流动，那么侵吞公共资源本质上则是一种单向的利益流动，是彻头彻尾的“强盗”行径。这种寻租模式对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产生致命性打击。
不仅如此，权力向公共财政寻租还很容易造成“塔西佗陷阱”的尴尬局面，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加大执政成本。“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后被引申为政府彻底失去了公信力，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法得到人民的好感和信任。试问有谁会愿意将自己的财产交给一批强盗来保管呢？就像早前红十字会的善款被侵吞的事件被曝光后，不少人都开始变得不愿意相信任何慈善机构一样，同样的道理，当政府的公共财政被侵吞后，政府的公信力势必也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一天上午，我上课的时候突感身体不适，难受至极，苦挨到下课后直奔寝室睡了两小时。这是我当老师以来第一次不管不顾地睡过去。直到下午两点多，我到办公室继续奋战那还没有批改完的一摞摞试卷，时不时有学生进来问我好点了吗。我突然心头一震，回想这一年来，连调皮学生所给我的难堪，也都成了美好的回忆。
（四）权力向劳动阶层寻租
权力向权力主体寻租主要表现为权权交易，包括官员收受贿赂、贿选、买官、要官等腐败现象。虽然表面上看，这种权力主体之间的寻租行为似乎与资本并不直接相关，但这种权权交易的背后，却往往是资本的利益在驱使和主导。一方面，权权交易得以维系的基础是资本，资本是权权交易的中介和“货币”。权力通过从资本那里获得足够的资源，并以资本攫取权力；另一方面，权权交易的目的和动力通常也是资本。官员攫取权力很多时候也是为了能够更多、更方便地通过权力的运作获取资本。
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有着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可以避免这一权力资本化最高形态的发生，却也没能完全摆脱权力向资本寻租的腐败现象。在权力与资本相互勾结的具体形式上，也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在权力向资本寻租的形态中，有一种名为“官商两栖人”的特殊模式。所谓“官商两栖人”，即官员运用手中公权力，通过入股、控股、控制企业，在背后操控或帮助企业运作，以谋取私利。尤其是在运用公权力对国家资源进行分配的时候，这些官员既参与“切蛋糕”，又参与“分蛋糕”，官员与商人之间身份的界限也就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了，这实际上与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有关。例如，在国企和私企并存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很多时候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导致政商之间的关系比较模糊，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上述现象发生。
三、超越权力资本化的双重路径
通过深入剖析权力资本化的本质及其外在形态，可以发现，权力资本化现象主要体现为市场和政府在秩序上的失衡。就市场和政府的良序发展而言，政府治理现代化是调和资本和权力的核心制度力量，对权力的管控和对资本的规范、引导将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进程。唯有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分别在政府行政管理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完善其制度缺陷，才是实现超越权力资本化的根本途径。
（一）管控权力
既然中国共产党乃是团结全国人民力量的核心，那么全面从严治党，提升政府公信力，也就很自然成为超越权力资本化的重中之重。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态势，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的反腐败措施不断升级，其反腐形式并不仅仅只是“拍苍蝇”的模式，而是“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模式。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做到自身纯洁，其公信力才能得以保证，也才能够从根本上杜绝权力资本化现象的发生。
第一，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实践。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人民政府，无论是执政党还是政府的权力都是由人民赋予的。无论是作为个体的官员还是作为集体的政党及政府，都无权以任何借口和手段将权力私有化或市场化。政府和执政党都只是权力的代理人，只有人民才是权力的真正主人。因此，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只有真正将人民的利益作为其奋斗的目标，而不是被资本所裹挟而为资本和资本家服务，才能真正摆脱权力资本化的历史怪圈。关于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有着无可比拟的天然的政治优势，以中国为例，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多次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6］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无论是早期的革命战争还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是其奋斗目标，为人民服务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和灵魂。中国共产党一直奉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便是最好的例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7］19中国一直以来都把满足人民的需求和需要作为国家和社会建设的主要方向。无论是早期的“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还是最近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目前将“落后的物质文化”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变化作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实践，以及为人民服务的伦理指向。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将为民谋利、解民生之忧作为其最终的伦理旨归，才从根本上避免了其核心权力被资本化，不会像某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整个国家机器都只是资本的代言人。而中国之所以能具备如此巨大的政治优势，和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作为反抗资本化极为重要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着深刻而独到的洞见，马克思的《资本论》更是一语道破了资本的本质。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能从思想最深处对权力资本化有着足够的提防和警惕，并把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资本的发展置于国家发展的优先位置。
第二，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提升政府公信力。如果执政党和政府仅仅只是做到发展“为了人民”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做到发展“依靠人民”，因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持和信任，才能真正实现超越权力资本化的目的，否则，就有可能会面临整个国家领导层的集体腐败现象。比如日本和韩国，其领导层腐败的根源就在于其依靠的对象乃是由金钱和政治动机维系的发展型联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靠的对象则是垄断了国家主要经济命脉的资本集团。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力量的主要依靠对象都是资本集团而不是人民，那么超越权力资本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话。相比较而言，中国的领导层就从来没有出现过集体腐败的现象，也从未动摇过执政的根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依靠人民群众的主旨方针，把全社会多元化的政治利益联合起来，发挥出了强大的政治凝聚力。于是，只要保证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那么中国的国家根本权力就会紧紧地握在人民的手中，而不是某些资本集团的手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7］20。
权力主体之间相互寻租，其本质在于公权力的“市场化”和“商品化”。现如今，市场交换关系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这种建立在物物交换上的中介体系不仅改变着我们的物质生活，同样也对我们的精神和思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冲击。于是，在不少人的心中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和观念，即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被归为抽象的等价物。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说的那样，“抽象成为统治”，抽象的货币以及更加抽象的资本关系成了那个“诸神之上最高的神”！成了马克思口中所说的那个在“普照的光”，无差别地投射在世界的西方和东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阿多诺就曾言道：“交换规律成为了决定人类悲惨命运（Fatalität der Menschheit）的规律。”［5］原本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权力也没能逃脱这一厄运，在那些腐败官员的眼中，关涉公众利益的公权力沦为可以自由买卖和交换的商品。而商品之所以是商品，并能进入交换市场，就必然隐含有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件商品是某个所有人的私人所有物，公权力也不例外。
从宏观来看，权力阶层自身的道德缺陷和权力制度体系的不完善，是导致权力资本化的主要原因。因此，从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来讲，若要根治权力资本化的异化现象，就必须朝着打造有为政府的方向努力，从执政党本身和政府运行体制着手，通过大胆创新和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政治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加强治腐防腐体系建设,以法度制约权力。要想从根本上治理腐败和根除权力资本化的痼疾，就必须建立良好的权力运转监督机制，而不能全然寄希望于官员的德性和自律。权力的运行一旦缺乏有效监督，权力资本化的现象就有了生存土壤；而要想制约权力的运行，就必须在制度上予以充分保障，以“法治”代替“人治”。绝对的权力必将带来绝对的腐败，只有依法行政，确保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才可以保证权力不会沦为侵害人民权益的工具。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近些年来一直强调制度反腐的原因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就曾专门指出:“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7］67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7］19。”因为相比较于人治，法治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持续性和稳定性等一系列优势。法治就是以法制权的方法，没有法治主导，权力将无法被有效管控。一个健全的治腐防腐体系制度不仅可以防止不良分子作恶，同时还可以起到规范和教导的作用，使反腐的思想深入人心，真正实现从“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腐”的升级。
第四，全面提升公民法律意识，以权利制约权力。作为社会的组成分子，每一位公民都被赋予了不可剥夺的先天权利。然而，根据法律制定和实施的规律，公民的法律意识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它总是要等相关法律制定出台之后，才能慢慢地在普法过程中被认识并转化为自身的法律意识。在整个权力运作体系中，公民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同时能够起到监督权力的作用。在以往法律意识淡薄的时代，公民在遇到不良权力主体的侵害时，往往难以正确把握和合理运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或者以法律武器实施监督权力主体的行政行为。再者，公民作为社会的主体，其影响范围极广，能够弥补“权力监督权力”的弊端和真空，亦即权力监督权力的范围相对狭小，大都局限在公权力运作体系之内。因此，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对监督权力的运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规制和引导资本
权力资本化现象显然是一个国际性难题，这种现象不但在资本主义世界根深蒂固，同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构成极大的挑战，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从市场经济体制方面来讲，以规制和引导资本作为治理权力资本化现象的重要手段，达到培育有效市场的目的，是对其进行超越的另外一种治理路径。
第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控制权力寻租的制度条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可谓是中国首创，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从实践中探索，从探索中提升，进而推进理论的突破，再反过来指导实践。经济体制改革关键是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其中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在不断因势变化，形成了一条相对完备的科学发展体系：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市场和政府之间关系的认识在不断深化，相关理论在不断创新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尤其重视经济体制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因此进一步确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个是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科学论断，适应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政府职能和消除腐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指全部作用，而必须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党和政府的引领中，更好地发挥其作用，而不是像西方具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自由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等模式，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积极优化市场环境和培育企业家精神。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在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加快创新等方面面临重大挑战，因此在市场方面保护产权、维护契约、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着力营造统一透明、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等成为中国改革事业推进的重要工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厉行法治，以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重点，确保市场主体充分享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权利。只有把市场充分放入由法治作为保障的良好环境中，让市场主体依法行事，资本依法追逐本应追逐的正当利益，才有可能最大程度上避免权力资本化的现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8］关于民营经济的作用，庄聪生根据其贡献和历史数据，用了一串生动的数字进行总结性的描述：四五六七八九，即50%的税收、60%的GDP、70%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研发、80%的就业岗位以及90%的企业数量［9］I。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已成大势，作为市场主体，企业家的作用和价值被提到历史新高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的社会，企业无疑是市场的主体，而企业家精神则是企业健康运行的软动力。因此，要规避权力资本化现象，就必须注重打造合乎时代的企业家精神，实现时代发展和企业家精神相配套的良性互动关系。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主要包含创新创业精神、履行责任的担当精神、专注品质追求卓越的精神等。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强调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7］31。
四、结语
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项优势也是超越权力资本化的核心引领力。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性质优势、自身的自净能力和反腐防腐的决心为超越权力资本化奠定了坚实的后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确保权力按照其本身应为的责任运转，是保证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之所在。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借助资本的强大力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样需要资本的支撑，但资本却像一匹野马，如果没有驯服这匹野马的先进政党和政府，引导其为人民服务，那么资本就很难走向安全稳健的发展方向。在政府治理层面，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控制权力寻租的制度条件、积极优化市场环境和培育企业家精神，实现规制和引导资本的目标，则成为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从权力资本化现象的本质和危害来讲，管控权力和规制、引导资本，应成为当前政府治理体系建设的双重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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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l Path to Overstep Capitalization of Pow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of Government
Yan Ruifeng Hu Chao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Beijing,100091)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power capitalization centers on the economic man's motivation of the power stratum and parasitizes in imperfect market economy system and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system.It usually manifests itself in power seeking rent from capital,power seeking rent from each other,power seeking rent from public finance,and power seeking rent from the working stratum.To get rid of the institutional focus and improve the government's governance ability i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eradicate the phenomenon of power capitalization.To overstep the capitalization of power in an all-round way,it needs to cultivate an effective market and build an effective government through the dual paths of controlling power and regulating capital,so as to realize the goal of modernization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power capitalization;market;government;economic man;rent-seeking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权力、资本、劳动的制度伦理考量研究”(11AZX011)。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章编号］1673-0186（2019）05-0071-009
［文献标识码］A
［DOI编码］10.19631/j.cnki.css.2019.05.008
作者简介：闫瑞峰（1987—），男，汉族，河北邯郸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伦理、比较伦理；胡超（1990—），男，汉族，浙江金华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
标签：权力论文; 资本论文; 公权力论文; 寻租论文; 现象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国家理论论文; 国家行政管理论文; 《重庆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权力; 资本; 劳动的制度伦理考量研究”(11AZX011)论文;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论文;